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疫情專題】前所未有的杜鵑花節

 
黃禹翔、郭學云、黃玉真、吳品云 

2020年2月,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到日韓等國,各級學校延後開學,也影響到杜鵑花節等大型活動。

2月17、18日,校方通知各系所杜鵑花節將從台大綜合體育館(新體)的室內場地,轉移至椰林大道上擺攤,以避免室內密閉空間造成群聚感染。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表示,該系系學會2月18日收到預告杜鵑花節要改為實體與線上雙軌並行,再加上先前已有規劃。便著手製作線上高中生專區。不過,多數學生還是期待杜鵑花節能如期擺攤。但隨著疫情威脅越來越大,校方最終在2月24、 25日決定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改為線上展覽、社團博覽會延期舉行。校方在2月26日即對外公開宣佈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改為線上舉行。

雖然校方在開學前一週即作出決定,但每個系所單位之間的溝通效率不同,系學會在2月24日起才陸陸續續經由系辦接到正式的email或公文,而哲學系甚至始終沒有收到正式通知,而是經他系負責人口中才知道杜鵑花節無法擺攤。而且公文只有提及杜鵑花節改為線上,並沒有告知系學會線上杜鵑花節採取的形式。政治系和園藝系等系所在2月27日就收到線上杜鵑花節的施行細節,也有系所如人類系、外文系一直到3/2開學才接到消息。獸醫系系學會則指出,學校共寄兩份公文,有醫學系的負責人未收到「杜鵑花節改成線上舉辦」的消息,獸醫系系學會則沒有收到第二份公文,偶然從植昆系得知線上舉辦的方式。日文系系學會也提到,這次杜鵑花節公文正式發布和訊息流出時間的落差,使大家總是從其他人口中聽到校方的新措施,難以確認真假。

校方要求選擇預錄影片的系學會在3月10日之前繳交13分鐘以內的影片,很多系學會在第一時間卻沒有接到消息,也因為連假和延後開學等因素沒辦法即時跟內部或系辦溝通,導致部分系學會只有不到兩個禮拜可以準備。3月12日校方才針對線上直播進行網頁貼文宣導,因此,亦有對杜鵑花節有興趣的高中端學生表示他們對於線上杜鵑花節的舉辦方式並不知情,亦產生活動宣傳及觸及成效的質疑聲音。

3月14、15日,Youtube 頻道「NTU Campus 校園.臺灣大學 EDU 頻道」從早上九點開始依照節目表輪番播放各系趕工出來的預錄影片或直播。各系學會也在Facebook或Instagram開直播回答高中生的問題。有些系準備了懶人包,也有系學會架設杜鵑花節網站。

這次杜鵑花節改成線上進行,因與以往實體的校系博覽會舉行方式不同,又因時間相當倉促,準備過程中也衍生了許多問題。意識報透過訪問二十個學系的系學會,由訪問中整理學生認為校方端應該改進之處,希望藉此促使今後遇逢重大活動辦理方式的修改,能改善這次的亂象。


各學系因應措施及困難

許多系早在學校通知改為「線上」杜鵑花節之前,已就實體杜鵑花節的部分做了許多準備,有了各式各樣的構想,包括場地佈置、人員分配、道具製作等。例如:很晚收到通知的人類系,原計劃是將杜鵑花節攤位規劃成探險家的書房,擺放世界地圖、人類學相關書籍、籤筒(分別是人類學是什麼、出路、課程)讓有興趣者自行抽籤;始終未收到官方通知的哲學系,原本的計畫除了製作手冊、招募說明人員,用類似就業博覽會的形式去對有來參與的高中生做介紹,甚至還約了一些友系合作了解謎遊戲,準備好了獎品跟題目內容供高中生進一步瞭解各系。

因應疫情,各系基本上按照學校要求,提前錄製系所介紹影片,放在學校提供的YouTube平臺播放。並且在各系的臉書粉絲團直播,進行學長姐經驗分享,以及開放Q&A時段為高中生自由提問。

在預錄介紹影片的部分,對許多系來說亦是一項艱難的挑戰。首先是時間不足的問題,各系收到正式通知的時間大約在2月25日至2月28日期間,影片上交至學校的截止日期是3月10日,也就是說只有約兩個禮拜的準備時間中,各系人員需要討論影片內容架構、拍攝、剪輯,還要約教授進行訪談等。由於時間倉促,影片的品質也只能盡力達到預期效果,加重負擔外,亦有一些遺憾之處。除此之外,各系影片製作能力不一,也為影片品質帶來很大的影響。農化系為了使影片生動有趣,主要以動畫、加上旁白解說農化系的所學以及招生資訊,讓高中生對農化系產生興趣,並大概認識農化系。有些系還在影片中加入一些特效,使影片氛圍活潑,吸引大家眼球。反之,有些系因為缺乏應對人手,來不及找有相關專業的同學,只能由幹部硬著頭皮去做。此外,先前準備的實體展品、福利品都無法用上,系學會要在一到二週內從頭開始規劃影片內容、借器材、找受訪者、拍攝、剪輯,也有哲學系學會因眾多因素而無法準時交出影片。很多同學沒有拍片剪片的經驗,一到兩週的時間內也沒辦法對影片企劃多做討論,只能硬著頭皮跟時間賽跑。時間壓力也讓各系沒有餘裕可以檢查錯誤。獸醫系在交出影片後發現影音輸出有問題,也因為一早就要直播而沒有時間修正。

臉書粉絲團的直播幾乎各系都有準備。中文系本次準備了四場不同時段的直播,分享學長姐自己的經驗,也開放高中生自由問答;資管系還特別加入了教授採訪的環節,讓高中生可以更深入瞭解該系的課程;獸醫系則事先收集高中生對獸醫系的疑惑及幻想後,統整成28道題目。並將題目寫在白板上,用紙張將題目遮著,用隨機抽題號的方式回答問題。不但如此,眾多學系如心理系、法律系等則準備文字懶人包,放在臉書粉絲團供大家參考。

除了學校要求的影片介紹、臉書直播以外,許多系(例如昆蟲系)還自行架設了杜鵑花節的網站,以介紹該系所為主,並放了入學資訊等,供大家參考。比較特別的,例如地理系,將原本做成海報板的摘要優良課堂報告、撰寫地理新知專題,以及採訪系上研究所學長姐、畢業系友的內容,放入網站中。


線上進行的成效

在播出之後,有一些科系回應到觀看人次少的問題,園藝系與社工系學會就提到影片跟直播的觀看次數極少,遠遠不如過往實體參觀狀況;而地理系的同學也感受到不同於過往的人潮,會點閱的幾乎都是自己系的師生,或是真的有興趣的高中生。實體面談對於大學生而言不僅是面對面的談話,更是讓高中生更靠近專業的機會,例如對於化工系而言,杜鵑花節還有宣傳營隊的用途,沒有實體的接近,許多宣傳機會也有所限制;過往不同的科系讓高中生接觸科系內容也不限於解說,例如歷史系可能會透過桌遊來讓高中生接近自己的專業,但是急促的線上影片卻讓這樣的巧思無法展現。觀看次數少,反應的不只是高中生沒有來看自己的系,更重要的是杜鵑花節被「分化」了。對於許多科系而言,杜鵑花節實體化的意義,就是讓自己的專業被認識,但是分化後的杜鵑花節,失去了實體展演自己的空間,他們被認識的機會被剝奪,因此會閱覽的人往往是本來就清楚這個科系內涵的學生。

什麼樣的高中生會走進虛擬化的杜鵑花節?對學生而言,學校告知的時間太短,過程也太粗糙,可能有高中接到了消息但還來不及發送、或是即便高中端知道線上杜鵑花節,卻沒有一個指引手冊告訴他們資源在何方。高中生也許有自己想要問的問題,但也沒有人會想要花三個小時看同一個科系娓娓道來,他們變成搜集資訊的搜尋者,而不是在一個被整合的空間當被給予知識的漫遊者。高中生已知的資訊可能是在升學場域赤手可熱的熱門科系,這些科系也有相對豐富的資源讓高中生接觸到自己的粉絲專頁;而對於資源獲取相對邊緣的學生來說,可能根本不知道台大有這樣的科系、這些科系有什麼樣的系學會粉專,也沒有學長姐分享資訊,對於這樣的高中生而言,他們的杜鵑花節無疑是取消了。學校通知過程對於系學會端來說能整理資訊,構思如何透過線上的解說就服務到所有高中生的需求太過倉促,以至於不論是系上或是對於高中生,今年的杜鵑花節都有可惜之處。

但另一方面,線上的杜鵑花節也開啟了不一般的對話。社會系的同學就提到,透過線上播放影片跟直播,反而消除了原本實體攤位的限制,也讓原本沒辦法參與實體互動的人有加入的可能。例如他們邀請了一個時段是系主任主講,而透過影片的方式也讓系上老師參與杜鵑花節的意願提升。線上直播看似讓對話便的片面單一,但是身為發言方仍然有許多方式可以產生對話,儘管高中生對於這些科系的想像可能是粗略的,觀眾的回饋是未知的。但是這場線上互動,變成不再只屬與學生之間的經驗補給,也可以是窺探到大學教授發送知識的輪廓。

另一方面,線上的好處是資訊的傳播獲得了延續效果,這些被整理好的資訊可以被儲存,給予未來需要用到的高中生重複觀看的機會、也有科系因為這樣的政策,為自己梳理出完整的懶人包,更利於往後的網路形象經營。科技的意義不僅在於跨越空間上的藩籬,也讓這些專業的整理可以跨越時間,這些學生期待的專業價值能不輕易被遺忘。

最後,我們該如何評鑑杜鵑花節線上化的成效?「線上形式」可能方便了更多地區的高中生。但是,許多系所的相關負責人也提出,事實上不論是介紹影片,或是臉書直播的觀看人數不盡理想。外文系則表示:杜鵑花節改成線上運作後,看似會比較多觸及人數,事實上卻沒有。昔日杜鵑花節的高中生們,即便是路過駐足觀察一下,也是讓不同興趣的學生多了一個可以多看多嘗試新系別的機會。然而改成線上後,一開始若沒有想到要觀看外文系直播,便不可能有機會跟他們介紹本系,換言之,來看該系直播的人大多數是對該系有興趣並有些許研究,而我們準備要介紹給各式各樣不同的同學的內容,對他們來說並不是新鮮事物。

社工系的同學提到,評估成效並不只能看直播上面的閱覽人次。當我們互動的對象不再是實體,而變成不斷變化的數字,背後的評等競賽便不難想像。改成線上的用意除了防疫的安全,更應該是可以透過科技讓資訊變得更加彈性與自由。但只計算直播人次為一個科系的宣傳成效,回應到最上端可能是技術的差異,也可能是一個科系可以被了解、取得高中生共鳴,產生互動的方式就有所不同。

我們活在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中,追求成效評估成本的思考模式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杜鵑花節的意義是為了讓不同的專業有彼此互動、產生被看見的可能,要求不同專業的價值要用同一種僵化的技術體現,可能這才是線上化的杜鵑花節最大的限制。


改善方向

首先,最多學系的系學會所提出的問題是:準備時間不夠。各系系學會在二月底才陸續收到改為線上舉行的通知,但預錄影片的繳交期限就在3月10日,造成各系只有一、兩週能構思及產出影片。開學前幾週又正是跑加簽、社團新招說明會的尖峰期,原先就相當繁忙的學生們需要趕緊抽出時間製作影片,許多系的系學會都覺得很趕、很累。

第二,許多科系的系學會都覺得校方決策機制有問題,多次更改政策,使學生無所適從。例如杜鵑花節一開始改為戶外,後來又改成線上,「公布線上舉行」的通知亦沒有同時公布「實際施行方法與細項」,使學生相當無所適從。雖然學生多體諒校方隨著疫情發展修正政策、難以預估未來疫情因此採「滾動式修正」,但仍有許多系學會在訪問中表示,希望學校的政策可以一次到位,並且應儘早說明施行細則,避免學生端來不及因應。亦有學生認為,既然這次杜鵑花節已改線上舉行,應考慮直接延後杜鵑花節舉行時間,給系學會更充裕的準備時間。

第三,在政策宣達的過程中,資訊流通也出了問題,經過意識報的訪問,各系系學會收到訊息具有時間差,因此產生了各系準備時間的差距。本報訪問的科系中,大多科系都在2/24陸續幾天收到系辦轉傳的通知,但也有多個科系因系辦不清楚學生端負責單位或訊息轉達較慢等種種問題,造成比其他系更晚得到通知。

資訊流通發生的問題使許多系學會負責人感到相當徬徨失措,問題出在校方沒有成立杜鵑花節群組,亦沒有直接登記各系系學會杜鵑花節的負責人,無法直接聯繫學生。校方與學生代表間有成立一個防疫小組,但由於各系負責杜鵑花節的單位並非校務會議中的學生代表,主要資訊傳播並不是靠防疫小組,而是先把訊息給系辦,再由系辦轉告。然而,繁複的傳播途徑使資訊流通狀況混亂,意識報透過訪問得知,各系辦與系學會負責單位之間的資訊傳達速度不一,甚至導致某些科系的系學會並沒有收到資訊。

由上往下的政策宣布過程出了許多問題,由下至上的意見也難以傳遞,校方僅由原本的校務會議群組得知學生意見,但校務會議群組的學生代表並沒有包括各系學會會長,最多只有院學會會長,但院學會並不負責杜鵑花節,無法如實反應負責單位所遇到的問題給學校。

第四,許多科系的系學會覺得校方可以給予更多支援。例如,許多科系系學會沒有具製作影片、直播經驗的成員,今年遇到一些技術層面的困難,希望校方除了宣達這次杜鵑花節更改為線上,也應提供系學會技術層面的指導和支援。除此之外,也希望校方能盡可能協助學生排除其他方面的困難,例如日文系系學會指出並不是每個系都有適合的直播場地,因為文學院大樓還在建造,某些科系沒有適合的空間可以使用,希望校方可以幫忙協調。

第五,這次改成線上舉行,許多學生認為台大校方對高中端的宣傳不足,校方遲至原訂杜鵑花節的幾天前(3/12)才首次在粉絲專頁上貼文宣導杜鵑花節改為線上直播,使許多高中生匆忙退票或誤解杜鵑花節直接取消,產生校方活動宣傳及觸及成效不彰的質疑聲音。學校最後只以直播觀看人數作為評鑑指標,似乎也不夠全面。單純以觀看人數和往年實體舉行的參加人次對比,這次觸及人數大為下降,但畢竟線上推廣不僅侷限於當次直播,其他各系學會做出其他形式的宣傳(例如各系學會網站的懶人包、其他介紹影片)也應當被納入評鑑範圍中。

最後,學生提出校方應該更加活用線上舉行的彈性,彌補觸及人數比往年低的問題。例如,社工系系學會提出建議,校方除了原先架設的杜鵑花節網站,也可以給各科系的獨立頁面,並在網站中提供點選的連結。如此一來,各系用心製作的資料,不會像現況一樣散亂無章而使高中生難以查詢。也有學生認為乾脆捨棄杜鵑花節限於兩天的傳統,也許會有更好的成效。

各系系學會對這次杜鵑花節提出相當多可改進之處,但在訪談中,大多學生也相當體諒校方因應疫情的不易。希望吸取這次「杜鵑花之亂」所發現的問題癥點,下次面臨重大活動的緊急應對,在各方面都能有更好的成果。




【疫情專題】COVID-19下的台大

 
鄭心穎、黃脩閔 


║ 前言

自去年(2019)年底中國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開始,截至本文完稿之日(4月29日),全球已超過300萬人染疫,並造成20多萬人死亡。而同一時間,與疫情爆發國僅僅隔著台灣海峽的我們,則維持在400多個確診案例,且多屬於境外移入,並未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

台灣能夠享有這樣的防疫成果,與政府於各個時間點所做出的決策習習相關。在校園方面,台大校方亦隨著疫情發展和政府最新決策,而作出了各項因應管理措施,對身處台大校園中的學生帶來了生活上的影響,因而引發了諸多討論與回饋。

關於疫情的討論,已有眾多報導與專題。本文將從台大出發,探討校方決策與疫情發展、政府決策的關聯,同時也探究校方因應措施下所面臨的爭議,包含超前部署的正當性、措施標準的一致性與否、溝通的過程發生的問題。



║ 疫情發展時程


時間
疫情發展
政府決策
校方決策
一月
1.  0103日李文亮醫師被以「傳播謠言」傳喚至派出所訓誡。

2. 台灣0121日首起確診病例。

3.  0123日中國武漢宣布封城。

1. 120日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 122日觀光局禁止旅行社至湖北旅遊。

1. 131日成立「校級防疫小組」
二月
1. 中國上海、北京、廣州等主要城市皆採取「半封城」措施。


2. 二二八連假期間,疫情在日本及韓國延燒開來。
1. 0202日指揮中心協同教育部,決議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延後兩週開學。

2. 0207日外交部針對14日內曾入境或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外籍人士,採取入境限制及簽證管制。

3. 0227日指揮中心提升至一級開設。

1. 0203日台大宣布延後至32日開學。


2. 226日校方宣布今年杜鵑花節改為線上進行。



三月

1. 0301日至0305日台灣每日新增確診個案至多為2人。
1. 0305日指揮中心公布「COVID-19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1. 0302日台大開學。

1. 以義大利、伊朗為首之全球疫情嚴重爆發,境外移入個案相應大幅增加。

2. 0318日台灣總病例數正式突破三位數。

0318日單日即新增23例確診病例。)

1. 0318日宣佈從0319日起,所有入境者須全面實施居家檢疫14天。
1. 0318日校內各館舍,開始實施結合門禁與體溫量測之數位管制追蹤系統。

2. 0316日公告0323日起暫停100人以上之活動或集會。

3. 0317日開始,新體及舊體除上課及校隊訓練外暫停開放。


1. 中研院爆發群聚感染
0320日:1人、0322日:3人、 0323日:1人)

1.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各機關擴大管理,指揮中心都會予以尊重,但個案部分將由指揮中心公布。
1. 0323日宣布交通車停駛兩週,且兩週內曾搭乘過交通車或曾到過中研院之學生皆須自主健康管理14天。(批評中研院未提供確診者足跡。)

2. 03月25日當天公布社團活動暫停兩週,下午即實施。

3, 0330日校園開始實施嚴格出入管制,禁止校外人士進入,並縮減至四個出入口。

四月

1. 擔憂清明連假(0404-0407) 引發的出遊潮可能爆發群聚感染。
1. 0401日公佈「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人與人之間,在室內應保持1.5公尺、室外保持1公尺之距離)。

2. 0404日對去過14個公告景點的群眾發布細胞簡訊。

3. 若曾出入人潮密集的觀光景點,須自主健康管理14天。

1. 0406日百人以上課堂開始進行遠距教學。

2. 0408日開始,在教室上課一律配戴口罩。


1. 台師大爆發群聚感染
0330日:1人、0409日:1人)
1. 0409日台師大停課,為全國首件大學停課改遠距教學。
1. 0330日校方與台師大聯絡,台大有2名學生至台師大與確診者同修一門課,被要求從最後接觸日起2週內不得到校上課。

2. 依台師大提供的校園健康管理名單,限制名單所列人員進台大。

1. 敦睦艦隊群聚感染
(0418-)
0419日單日新增21例)


2. 連續六天零確診
0426-0501日)
1. 0420日針對到過確診者停留超過15分鐘以上地點者發布細胞簡訊。
1. 0422日公告針對收到簡訊,或曾與敦睦艦隊成員在同個時間地點出現,且14天內出現相關症狀者,自接觸日起14天內不得到校上課上班。

2. 0423日公告社團得開始申請辦理5月份活動。



║ 防疫期間台大超前部署?

於疫情期間,雖然全國性的防疫政策是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頒布,然而各大學基於大學自主性而擁有決定校內防疫規定的彈性。於台大方面,校方早在全球疫情尚不嚴重的ㄧ月底,即成立校級防疫小組,來負責將相關會議決議以及應變措施向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宣達,可看出學校對於疫情所可能帶來的影響的重視。在後續隨著疫情變化而推出的各個管制措施上,則可以看出校方經常採取比同時期疫情指揮中心更為嚴格的措施,這些措施雖然立意良善,皆是為了校內教職員工之權益而出發,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卻衍生了不少的爭議,而招致同學間耳語批評。我們將從以下幾個實際例子來作討論:



1.公眾集會的標準

校方在全球疫情深溫的三月中旬(3月16日),公告3月23日起暫停100人以上之活動或集會,低於100 人之活動,除正常上課外之非必要活動應予取消。同時期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COVID-19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則規定適用對象為,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群眾集會只要聚集人數在1.000人以上,足以影響社區/地區/國家公共衛生因應量能,無論集會活動為計劃性或自發性均屬之。從人數上的規定,可看出台大之規定明顯較指揮中心嚴格。

另外,中央的疫情指揮中心亦有提供集會的評估標準,台大雖也有按照此指標建議,要求各社團應填寫防疫應變資訊方可申請,卻直接在3月25日硬性規定全數學生社團活動暫停舉辦2週,學生缺乏緩衝時間,其全面取消亦未適用中央所制定的評估指標,意即以是否能掌握參加者資訊、活動通風換氣資訊、參加者之間距離與活動期間,來判斷是否應延期、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



2.因應中研院群聚案,學生自主健康管理標準

3月22日時指揮中心公佈之新增病例,其中3例為過去3月20日公佈之中研院院生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有鑑於中研院發生群聚感染事件,台大校方於3月23日宣布,與中研院來往之交通車停駛兩週。另外,根據統計數字在過去兩週內與中研院有接觸的教職師生人數就高達732名,校方原希望進一步索取中研院確診者足跡資料,卻被中研院告知,衛福部疾管署不允許揭露這些資訊。因而片面決定擴張須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之對象至「兩週內曾搭乘過交通車,或者曾到過中研院之學生」。

然而,這些兩週內曾搭乘過交通車或曾到過中研院的學生,並未被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接觸者,依照中央之規定,並未說明應對其採取何種措施,校方之決定因而引起部分學生質疑。同一時間,校方卻選擇在臉書專頁上抨擊批評者,內文表示「少部分人士因不理解本校措施的積極性與重要性而率爾批評,本校深表不以為然。」由此可以看出校方對於校園防疫安全採取了一種極為謹慎的立場,然而卻對學生及部分外界社會人士所質疑的「校園防疫政策比起指揮中心規定更為超前部署」的正當性,以強硬態度認為這些人是「率爾批評」。既未能削減受影響學生之疑慮,校方發布的聲明用詞亦使部分學生更加不滿。



3.遠距教學標準

台大教務處早在3月15日晚間即因應當日北部有1名高中生確診,通知各學院教授於4月6日之後,100人以上的班級一律遠距教學。校方認為此舉可將疫情所帶來的危機化做機會,加強遠距教學以確保無論未來疫情如何發展,學生學習都能夠不中斷。同時期指揮中心之規定為,若該校有一名確診者,則同班級學生停止實體上課二週。若同ㄧ學校達到兩名確診者,則全校停課二週。相較之下,台大校方決定施行線上授課時,校內仍尚未有確診者,因而普遍認為校方是基於校園防疫考量,而超前部署採取遠端上課。



║ 防疫標準是否一致?

校方雖再三發表聲明強調防疫期間嚴謹為重,因此有許多措施較為硬性與直接,然而我們仍可以發現,其面對防疫標準卻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1.學生活動vs遠距課程vs校外人士

若比較同ㄧ時間校方對於學生活動、對於課程實施遠距教學、以及對於校外人士是否進入校園的管制措施,則會發現校方的標準並不一致。

百人以上活動之禁止在3月16日公告後隨即於一週內執行,百人以上之線上教學卻推遲到清明連假後才實施。兩者同為百人以上的群聚活動,於疾病可能傳播之風險上應無太大差別,能夠理解遠距教學之建置需耗費一定時間,然而既然校方能給予課堂教學一定程度緩衝時間,則對於活動卻未以相同標準來執行。校方若以防疫漏洞的緊急性作為標準,卻未能拉出對於學生活動禁止與教學現場的區隔,便使得學生質疑校方決策選擇先拿學生活動來開刀,而未以相同標準來套用在課堂教學。

況且,對於社團活動(含非百人以上)的禁止,更無提供任何緩衝期,於行政會議開會決定後,便於3月25日立即公告暫停兩週社團活動,且當天直接實施,本文並非否認防疫期間的緊急性,然而學校所為標準與措施實有待商榷。

更甚者,禁止校外人士進入學校的措施,台大則遲於3月28日公布會於3月30日實施,且有實施不力的問題。對比學校對自身學生的限制(諸如3月23日限制曾去過中研院的學生進入校園/3月25日限制社團活動暫停兩週)都是立即且當天實施,自然引起學生不滿,並因而以此為素材創作許多迷因,來諷刺學校雙重標準的做法。

若以學校立場而言,可以理解學校以防疫小組作為決策單位,可能有諸多考量,包含限制校外人士所需要搭配的配套可能較多,因此較晚實施,或是遠距教學需要的緩衝期可能比社團更有需求,然而決策單位並無任何學生代表的參與,難免會讓人質疑學校作為的正當性,學校亦只針對其措施發表任何模糊的價值判斷,卻未解釋具體的標準決策過程、判斷方式、或針對同學質疑處回應,同學僅能憑藉校方的發信與粉專發文,依照規定行事,因而產生眾多質疑。



2.中研院案例vs師大案例vs艦隊案例

在中研院爆發三起案例後,校方早上緊急決議,下午即發信,要求有進出過中研院者都必須禁止到校兩周。不少人皆質疑院區範圍過大,與真正發生案例的當事者可能根本並無接觸,校方則以中研院未提供確診者足跡作為理由,認為對於這些未被掌握之潛在接觸者仍可能有一定風險,於是依然選擇採取此措施。

然而,在師大也爆發案例後,校方卻未採取相同的標準,僅要求兩名有至台師大與確診者修同一門課的學生兩周內不可到校上課,校方提及的理由是因為師大有提供確診者足跡,然而,若按照前述的標準,出入師大的台大生亦有可能間接或直接地與確診者有所接觸、或處於同一空間當中,卻沒有按照中研院案例的標準要求所有進出過師大的同學必須禁止入校兩個星期,也遭人質疑究竟校方之標準何在。

於四月連假過後,政府於周一上課時發簡訊提醒有跟艦隊確診者在同一區域的民眾,台大也於當天率先發信要求請收到簡訊的同學不得到校上課兩周,然而此二周為期中考周,且同樣涉及範圍過大的問題,後來在教職員生強烈反彈的狀況下,才改變其措施為有不舒服症狀者才不得到校,此次校方決策亦遭批評思慮不周,校方已非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卻仍未建置出一套標準措施。


║ 未給學生充分時間因應、未納入學生意見、各處室間未能良善溝通

學校在公告頒佈當日(3月16日)即強行實施暫停百人以上活動,導致如藥學之夜(原訂3月17日舉行)、電機之夜(原訂3月18日舉行) 等之夜,活動之籌備皆已趨近完備,卻被活大於3月16日通知因應學校公文,第一活動中心怡仁堂即日起不開放使用,而被迫取消所有活動。學生於準備過程中所付出的金錢和時間精力,皆因學校一只公文而付諸流水。縱使學校給予部分紓困補助,但仍沒有辦法完全彌平其損失。

然而經部分學生詢問後,活大場地組於3月18日回覆,活動人數若為99人以下,只要簽切結書保證不超過99人,則可以繼續租借怡仁堂。在此之前卻有之夜曾嘗試要透過減少人數來繼續舉辦,卻被拒絕導致活動直接停止舉辦。當日下午學校立即發布修正公告為「100人以下之活動,亦應嚴格遵守防疫相關措施」。學校之政策不明確,再加上各處室間給予學生的回覆並不一致,導致舉辦活動的學生無所適從,而直接蒙受不利益。

其他的社團活動亦是如此,於3月25日當天學校公布暫停社團活動兩周且馬上實施,直到4月才公告得以重新申請活動,但只核准有實體開會必要的社團。這些與學生切身相關的決策,都是立即性的實施,同時間,決定出這些決策的校級防疫小組卻未納入學生意見。學生會亦於粉專上呼籲台大校方應在決策的過程就事先納入學生,而非多次引起學生困擾或反彈後再收集學生意見亡羊補牢,同時也應盡力給予緩衝與宣導期間,而非宣布後立刻執行。

綜上,在這些隨著不同時序而做出的不同決定中,往往跟當下政府公布的確診病例、社會的恐慌程度有關,校級防疫小組的決策過程與標準,仍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去省思。


【中生專題】面對中生:民主的敵人還是可能?

 
陳湘渝、歐孟哲、吳品云 


被連儂牆擋住的人們

台大連儂牆,其設立的初衷是各地為了給予身處烽火連天的香港反送中群眾的無聲支持。這道以文字築起的高牆,卻也另闢起一片屬於台灣人與在台中生的陣陣喧囂。

2019年10年7日, 兩名來自中國的觀光客,撕毀了台大學生會在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活大禮堂)設置的台大連儂牆,兩人被當場移送法辦。大多數的台大學生對於這起言論自由被剝奪的事件,感到憤怒而不能理解,部分的台大中生也因此遭受集體斥責的池魚之殃。
連儂牆的撕毀,造成了台灣與中國的溝通破口以及情感矛盾。連儂牆最初出現在199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正值蘇聯政權垮台之際,民眾以張貼約翰藍儂與披頭四的歌詞來宣洩對共產政權的不滿。這樣的歷史脈絡讓連儂牆不僅僅是一個保障言論自由的平台,更具有對共產獨裁政權的反抗之意。

台灣與中國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使連儂牆於台灣的意義更加複雜,它不單是對於專制政權的反動,更來自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價值疏離以及對立心態。但對於身處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籍同學而言,連儂牆散播的不僅僅是對其所屬政府的不滿、更多是台灣人對他們自身的國家認同的質疑,進而延伸成對「中國人」的排斥與不友善。


中生如何看待現有的連儂牆?

意識報訪問了台大中生對於連儂牆事件的看法,絕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即便可以理解連儂牆對個人身份認同造成的壓迫,動用暴力、撕毀也沒辦法為自己的立場取得正當性。「確實有必要對中國大陸的人傳達一種資訊:民主不是你可以貼我可以撕,而是你可以貼我也可以貼。這是啟蒙的概念。」一名同學引用了康德的《何謂啟蒙》書中的哲學理念,說明了對台灣人而言自然而簡單的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一種陌生且模糊的輪廓,有時候並不是惡意作對,而是沒有先備知識形成的誤解;另一名同學表示,暴力是解決問題最糟的方法,他發現中國大陸這幾年的輿論對於不同意見的容忍度變低。

但許多中生認為,連儂牆並沒有具體地展現言論自由。一名同學表示,他認為真正具有深度、平等的對話空間並不會發生在這樣的場合。確實,「台大連儂牆」這個空間的設置也許是在展現民主自由的可貴,但本質上也是在為某一群體的處境發聲而誕生,因此這樣的形式其實是在倡議,而不是在訴諸雙邊對話。

這樣的倡議形式有其必要性,因為從實質上的社會局勢看來,香港與台灣的處境以及民主政體是需要時時警惕並特別守護的,但對於在台灣的中國大陸學生而言,這樣的倡議只是在提醒他們在台灣背負的意識形態原罪,並且凸顯沒有人理解他們處境的孤獨。兩岸情感的矛盾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他們在台灣,必須時時感受到外界對於自小受到規訓的挑戰,並且是對他們存在身份的質疑。

連儂牆-右

中生愛國言論在台灣的政治性

從連儂牆事件可以見到,儘管台灣標榜言論自由,中生在連儂牆、網路上的部分言論卻引起眾多台灣民眾的反彈和批評。這些言論的反對態度來源於何?

中生在連儂牆上的言論包括「支持祖國」、「我愛我的國家」等等,這些言論可能出自對國家的保護心態、對家鄉的熱愛,但這份支持在反對中國政府鎮壓行動的情境之下,呈現的意義就是支持中國政府繼續施行國家暴力鎮壓示威者。在連儂牆以外的空間,中國政府欲統一台灣的意志已相當明顯,國際事務上頻繁的打壓、威脅也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政府產生抵抗、排斥的心理。此時,那些捍衛中國主權的言論,和其背後統一兩岸、否定台灣民主自由的政治目的對於中生來說可能極為平常、合理,對於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政治現況、擁有相異價值觀的台灣人民而言,這些言論無論在連儂牆或是其他言論自由的場合中的發表,都是對台灣民主自由的一種侵害,在情感上也傷害到擁抱台灣民主自由價值的人民。

對於台灣人民而言,從專制到民主是艱辛的路程,當中國對於台灣的政治壓迫與統戰持續發生,台灣人民很難不提高警覺,把對中國政府的敵意、捍衛心態建立在中生以及其他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及群體之前。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到中生在台灣社會中,依然是被政治犧牲的弱勢群體,從前兩篇文章可以看見中生在台面臨許多制度上的限制、日常互動中因身分受到質疑、在特殊議題或兩岸人民的衝突問題上必須小心翼翼地隱身等等。中生面臨的壓迫真實而重要,提倡民主的台灣人民不該將對中國政府的看法不理性地加諸在中生之上,反對中生爭取應有的基本權利。如果我們要抵抗的是專斷、壓迫人民的政權,便不能同樣以壓迫、限縮的手段使中生的人權被侵犯與剝奪。中生真正需要的,也許不是一片「屬於中生的連儂牆」,而是能聽到他們矛盾、真正屬於中生的對話空間。連儂牆若沒有強大的公民意識作為背景,不過就是一片脆弱的紙板;民主若沒有堅強的公民群體扶持,也僅是一條脆弱的廊道。台大的連儂牆,呈現了長期在中生身上的陰影,而體現台灣民主自由有很多種方式,他們的噤聲,不應、也不可能是成就民主的一種必然。


不理性的反中情緒

在與中生的訪談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中生只想安穩地度過大學生活,在網路和日常生活中低調應對政治相關的問題,也不想參與兩岸的政治角力,甚至擔憂台灣與中國政府、少數遊客的大小衝突事件會連帶延燒到自身群體。以下以兩個例子說明台灣社會對中生的不理性敵視如何展現,以及帶來什麼樣侵害人權的影響。

首先,以爭執許久的健保制度爭議為例,當中生要求享有和其他外籍生或港澳生相同的健保福利時,多數民眾的反應便是拒絕與反對,甚至進一步斥責他們「中生」的身分。全體社會的態度會影響政府的作為,前幾代來台的中生曾努力爭取過健保待遇,不過他們逐漸體認到台灣與中國的政治對立現實和民眾的反中情緒,讓大陸學生要享有公平的健保制度成為難以完成的事,於是之後來台的中生即使會對社會運動和公民不服從的現象感到好奇,也不會想要投入其中或以類似手段爭取權益。若檢視民眾反對中生納入健保的原因,其中有一項是認為中生並非本國人,因此不能享用國人日積月累的健保成果。但是仔細檢視這項理由,會發現當我們把中生視為與我們不同國家的人民,來台就讀的這些中生不就應該比照其他外籍生,被納入健保制度並享有相同的補助政策嗎?對於中生而言,不能被納入台灣健保,卻又不能有和外籍生相同的保障,這使得他們往往產生出「不知自己的定位為何」的飄零感受。

除了健保制度的爭議以外,前陣子爆發的COVID-19(新冠肺炎)和隨之而來的中生回台就讀相關問題也引發不少爭議。台灣教育部於1月26號為了因應COVID-19和開學季頒定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以下簡稱為<工作指引>)[1]。該工作指引要求2月9號以後回台的中國學生必須採集中監測管理14天,若無法一人一室隔離監測,則以多人間放置屏風或床位相隔一公尺以上的替代方式實行監測管理。部分中生對於工作指引提出反對,共同發表了一份連署函,內容包含此種隔離方法可能是交互感染的溫床、學業進度將被迫延滯、隔離學生未有心理支持的幫助等[2]。儘管中生提出的部分條件,如應採取比照醫療標準的隔離措施、學分費須考量缺失課程酌情減免、各校應要為無法上課的中生提供學業上的幫助……等等實屬合情合理,但社會輿論對於這些聯合表態的中生多是責難與攻擊,許多攻擊性的言論如「中生應該向中國而非台灣的政府要求人權」、「病毒來自中國,中生還敢對台灣政府有所要求」等等,都揭露台灣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對立情緒已延及來台求學的中生,且民眾不論情況與事件,對中生一味地反對、攻擊。

除了上述的連署聲明,中生孫宇凡在工作指引公布後,則在自己的臉書寫下對教育部、衛福部、台灣疫情流行指揮中心的抗議信[3]。他認為工作指引的內容要求自中國入境台灣的學生必須集中監測管理,而不能採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定隱含對中生的不平等對待,且影響中生在台的學習權益和精神健康。他要求上述三個部門向中生道歉,並修正隔離作法。在此抗議信發出後不久,孫生於網路上的個人資料被起底,關於他曾任職於中國政策智庫、黨政部門,並是中國共青團[4]團員的身分在網路上掀起更多的輿論風波,許多台灣民眾的回應直指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批評他為「間諜」,或是要他「滾回中國」。對於這些因孫生身分而群起憤怒的民眾而言,孫生因背負著與共產黨的關係,且站在政府防疫政策的對立面,無論他提出的抗議信內容為何,他必定是錯誤且充滿敵意的。自此,少有人將討論焦點移回抗議信的內容本身,更遑論帶著醫學與公共社會的眼光回頭探討防疫方針。在此事件中,孫宇凡的海外學生身分、中國人民身分,相連且沾染負面意味,甚至連帶擴及其他中生,禁止中生來台的想法在網路空間上變得合情又合理。

從上述的健保和COVID-19爭議事件,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中生群體有著不理性的排斥態度,這種態度將來台求學的中生排除在台灣社會以外,讓他們無法切身感受到台灣珍視的民主自由,且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與保障。

連儂牆-左

從「吹哨人之死」看中國人的覺醒

如何更進一步的理解「不理性的反中」?即使出自成長環境的落差,中生對於自由和民主概念的理解僅止於形式,但我們依然有必要重新思考的一種迷思是,將中生視為「沒有能力自由」的、獨裁政治的附屬品。今年的2月26日至2月27日那一晚,被視為武漢肺炎爆發「吹哨人」的李文亮醫師傳出逝世的消息,卻隨即又傳出李文亮醫師「還在搶救中」,一時令人真假難辨,但又更懷疑,單純的死,何以出現兩種消息。也在當晚,中國互聯網出現疫情以來最大的一次輿論,人們紛紛在各個社群網站哀悼李文亮醫師的死,更進一步出現要求政府道歉,甚至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根據端傳媒的報導,截至2月7日凌晨6時,微博話題#李文亮醫生去世#收穫了6.7億閱讀,73.7萬討論;#李文亮去世#收穫了2.3億閱讀、20.9萬討論;話題#我要言論自由#收穫了286.1萬閱讀、9684討論。

有人說,這或許是中國的「車諾比時刻」——一次的災難暴露出獨裁政體的弊病,人民則終於被迫去看見經濟與安穩生活表象下的死亡威脅。同時,這個時刻也象徵著中國人「覺醒」的可能。在民主國家中,常見的媒體宣傳是透過人民去襯托獨裁政體的顢頇,像是常見對於北韓的報導中,出現北韓主播播報新聞時激昂而誇張的聲音和肢體表現,或是人民崇拜領袖時與現實物質條件不符的幸福神情。這些報導都是以一種近乎獵奇的眼光,去揭露政權下的瘡疤,同時卻也暗示,獨裁政體下的人民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只是接受政治現實的客體。而在台灣與中國網友的激烈筆戰中,也常出現一種比喻:「在籠子裡長大的鳥,認為飛是一種病。」這種比喻也傳達相同的意涵,而在筆戰的脈絡中則成為一種資格論的排除,強調中國網友「不懂自由」,因而意見是不可信也不可靠的。

但李文亮逝世激起的風波,正說明了民主與自由並非對於某些人來說不可能,而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支持。台灣在2011年首度開放中生來台,但是制度上卻將中生與港、澳、僑生分開,加上諸多限制的同時,也將他們排除在健保制度之外。來台的第一批中生中,就有人發起爭取中生納保的倡議,像台灣人一樣,在立法院開記者會、走上街頭做這場關乎中生權益的「社會運動」。這些來台的中生,沒有在自己國家發起同樣行動的經驗,卻有辦法在台灣為自己爭取權利,這反映出的是民主實踐的可能與方式:民主並不來自於「民族性」或「奴性」的本質,而是來自學習,正如每個台灣人都在基礎教育中學習民主制度、在政治運作中學習社會行動和公共參與,關鍵不在於中生的身份,而是在於社會是否提供條件去支持這樣的學習和實踐。



結語:政治抵抗下的民主實踐

台灣在面對中國與中生時,出於中國的侵略意圖,首要考量或許是國家主權的維護和民主防衛的急迫,但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方向與目標,是否必然等同於將中生從制度與公共討論中排除。這個問題也同時是在要求我們重新思考,開放中生來台就學作為一個國家或大學政策,其意義何在?排除的思考,是來自主權對外的視角,將中生視為必須防衛的對象;但另一種思路是,當我們在政策上選擇開放中生來台就學,中國的侵略危險即成為民主社會內部的分裂可能——在面對分裂時,排除的做法往往只是加劇,正如當我們取消了對一個群體的平等承諾,便不可能有理由要他們相信與我們同樣的社會價值。這並不是要說,以民主和自由去影響中生是容易的,而是要說,當我們放棄平等的承諾,便也放棄了民主社會對人的預設和改變的可能。

面對中生是個艱難的課題,但其艱難不只在於中國對台灣的壓迫與野心,更是來自當國家間的對峙從一道海峽之隔,壓縮成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時,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民主社會承擔衝突的方式與可能。過去,台灣在戰後對抗「內部的中國」所帶來的威權統治與文化壓迫,在反對運動與本土思潮的抵抗中一步步建立了對於自由的理解、持續發展與修正民主政治,並從中嘗試重新命名自己;如今,我們面對隔了一座海峽的、「外部的中國」,與全球化帶來的遷移,是時候重新思考,我們希望讓他們看到的,是一座什麼樣的島嶼。

連儂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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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https://initium-asset.s3.amazonaws.com/media/attachment/2020/01/33fb3257c5184d8aa4d8197e53d3deef.pdf

[2]【意見函】關於1月26日教育部文件稱陸生限制入台後須再實施14天集中監測管理的意見反映https://initium-asset.s3.amazonaws.com/media/attachment/2020/01/df7462d5441941b79aabf6c3815ee6c8.jpg

[3]孫宇凡抗議信,擷取自上報<【武漢肺炎】陸生不滿「集中監測管理14天」 要求教育部公開道歉>。取用時間:2020/4/5。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0291

[4]中國共青團全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目的為培養青年的愛國意識,使青年成為符合黨意、以富國強民及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宗旨的未來黨幹部。




【中生專題】無法留下的遠方——中生在台適應與身分認同探討

 
陳泓瑋、張嘉芸、李秉純 

在介紹了中生制度層面的種種限制後,本文將進一步分析中生在台的生活經驗,綜合巨觀的制度與政經文化背景之結構性因素,以及微觀的社會互動與團體之影響,探討中生如何詮釋台灣經驗並予以回應、中生與台灣人的交流形塑了何種認同框架;透過爬梳其適應與認同的複雜過程,深入了解台大中生的處境。


想像破滅:政治與文化的落差震撼

「主要在政治和社會文化方面,他們覺得台灣離大陸太遙遠。」一位受訪者如此說明其父母對他來台唸書的擔憂;即便地理上可以快速抵達,政治與文化的差距,的確帶給甫來台的中生不少驚奇和衝擊。許多受訪者來台前對於台灣的了解都非常稀少,來台是因為考量到自己不適合中國的教育體制,例如:大學環境仍十分競爭高壓而台灣學風較自由,或是純粹把台大作為整體中國大學的一部分,「分數到了就來了。」來台前,對台灣的認識多屬於「中華文化保存完整」,但來台後卻發現台灣人並不是很在乎他們所渴盼的「中華文化」。

初來乍到,對於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差異,中生雖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卻仍有不少意料之外的衝擊。來台灣不久,中生們便會察覺,某些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在台灣竟似乎「不合時宜」。


兩岸議題政治意識衝突

中生從小在對岸接受的教育,高舉民族主義的精神,將台灣問題刻畫為統一大業的必然進程,乃中華民族重新奮發、百年復興的重要指標,加上官方和民間的輿論動員,導致民眾皆傾向認為,支持台獨的人僅是少數「激進份子」。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原本「不知道大家都不支持統一」,是到了台灣後,才意識到大家都使用「中國」而不是「大陸」,而台灣人在國族認同上大多也並不認為台灣屬於中國。

除了兩岸問題的認知差異外,中生與台生對於政府體制、社會面貌到個人與國家關係,由於中國與台灣在歷史道路上分歧的脈絡,而發展出相當的落差。在民主化後出生的台灣學生,權力制衡、政黨政治等民主精神已經深植心中,而中生從小接受的教育,則告訴他們「國家政府和共產黨是一體的,面對美國帝國主義等外敵的威脅,其他的情感可以擱置。」有受訪者用非常生動的例子比喻:「一起去看電影《返校》時,台灣同學們是為了受害者哭,大陸人民如果哭,則是為了那些努力讓國家更好的人哭,大陸大部分的人會比較相信政府。」除此之外,他也觀察到,冷感、或刻意保持距離,是大多中國人民面對政治議題的態度,相對而言,台灣人比較容易受到政治的影響,政治與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每個人都會投入關心。

理念層次的分歧,卻也可能在實際交流層面產生影響。一位受訪者表示:「我原來會『求同』,大家有相同的文化語言文字,交流上會順暢方便一些。但來台灣後發現『異』(政治)被放大了。剛進系所後,台灣本地生和我交流,感興趣的就是政治方面的,可能大家都盡量用模糊語言去表示。但從他們的語言上,還是有對來台陸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另一位受訪者提到,在與某些台灣學生相處的過程中,會感受到他們基於民主自由的信念,在言談當中展現出不自覺的優越感:「(台灣學生)不是以罵中國人為目的,但那種高人一等的感覺還蠻明顯的,就是我從小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那我就是比你厲害。」或者交流時需要先針對特定議題表態,甚至被預設立場,而遭到同學有意的試探:「有時候自己的立場會被預設會覺得困擾,可能跟別人聊天的時候他會問你『香港怎麼樣呀?』用一種奇怪的語氣,我就覺得,我就跟你一樣啊,怎麼了?」基於類似的理由,某些受訪同學在參加普通活動時不會強調自己中生的身分,因為表述身份了反而會遭到台灣人以中生的框架看待,甚至審核其言論、質疑其說詞。

不過,較為政治冷感、或有意識對相關議題保持距離的學生,較不會有類似的困擾,他們發展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解框架與適應方法。針對兩岸問題,接受訪談的中生當中有不少表示尊重台灣人對於國家前途的看法,認為這不是中國人可以代為決定的議題;也有中生在了解台灣的歷史脈絡,例如民主運動的歷程、中國對台政策的其他面向後,「反對以前的自己」,轉而理解台獨的立場。而對於台灣民主體制的想法,中生們則呈現更為分歧的評論,有肯定,也有負面評價。可以看出來的是,中生並非組成與思想齊一的群體,然不少受訪者認為,其內部的異質性容易被忽略,尤其體現在平時生活的互動過程當中,常會被概括為簡單劃一的群體對待。


社會互動的友善與惡意:被概括而排除的他者

受訪學生中,大部分的人表示與老師同學互動的經驗是好的,並沒有感受到排擠或惡意;若觸及敏感話題,同學也會顧及中生想法、詢問其感受。在修課經驗上,有受訪者提到修習中國相關課程時,老師下課後還會徵詢班上中生的意見以對講課內容做修正,即便是立場不同,老師也會尊重課堂上的中生,先提醒上課的內容有些敏感,並針對可能造成的矛盾與不適道歉,讓中生同學認為:「我自己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整體而言,台大中生感受到的課堂氛圍是友善的;至於台大專責處理中生事宜的僑陸組,受訪者也紛紛提到他們對中生已十分照顧,然而,有些過於細瑣的事情還是需要陸生會學長姐的協助;至於交友圈,則不一定侷限在中生群體,有許多人自認歸屬於台灣人居多的小團體,也有不適應台灣生活的中生「抱團取暖」——基於生活經驗與價值觀相近而互相訴苦。

「感受到環境變壞,是來自於日常的惡意開始累積。」相較起面對面的衝突,受訪者表示平常感受到的敵意通常是來自網路爭執,或是在陌生環境無意間聽到他人以負面字眼討論中國人。

最層出不窮的是NTU交流版上對於中國遊客、中國政府的批評。在交流版上,眾人對中國的不滿都予以傾瀉,但在這個封閉的平台中,並無法將這些對中國政府、中國部分遊客的不滿傳遞給當事人,能看到這些輿論的只是同有中國籍的台大中生,不論是因為留言的炮口莫名轉向中生,或是基於被一概而論的感受,這都使部分同學感到受傷、挫折。尤其是台大連儂墻事件時,受訪者表示陸生團體「很害怕槍口轉移到自己身上。」無差別的謾罵引起其恐慌,事實上,也有一定數量的中生並不贊同「小粉紅」[1]的行動,但是不敢發聲——因為身分造成本質上的排除,很可能招致更多台灣人的質疑。一位受訪者為此下了註腳:「有一個學姐在UCLA念完博士班,回來說白人的話語很強,亞裔很難融入。我說我在台灣已經提前適應了。會有被隱隱區隔開、被針對的感受。」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中生們對於公眾事務保持噤聲,因為從過去溝通上的挫折經驗,他們知道無論自己發表甚麼言論,都會被貼上標籤、不被公正看待,受訪者無奈地說:「興許不需要把一群想要跟你交流的人趕到對立面上去。」即便自己試圖想要溝通,但大環境呈現的反中情緒仍讓中生寧可沉默。這樣的失聲也可反映在權益爭取上,許多一、二代中生會向政府表達對健保體制排除的不滿,但是中生爭取權益的運動在遭受種種挫折後也音量漸消,現在許多人的反應是無奈而接受現狀。


中生汙名導致的脆弱感

除了網路上不友善的氛圍,中生身分帶有的汙名性質在現實生活中也會帶來壓力。除了前述提到台灣人高人一等的表現令受訪者難以應對,處在陌生環境時,有受訪者會刻意模仿台灣腔、在公眾場合看微信時把螢幕亮度調低,以免遭遇被指認而出的尷尬,或是被迫直面未知的敵意——無可避免在公開場合聽到有人責罵、批評中國人。

多位受訪者提到一個疑惑:「其實大陸人很喜歡台灣學生,但談到政治雙邊又會水火不容。」原本在國族情感上不覺得自己會與台灣人隔閡,也在來台旅遊時對台灣的人情味保有正面印象,但是來台求學後,台灣人對中生的態度跟原本想像中有明顯的落差;另外,某些中生對台灣抱持著民主社會的想像,卻在網路衝突的經驗中受挫,進而認為民主並不一定是好的,將這樣的不愉快的溝通經驗理解成台灣「太過自由」。未預期遭受的指責混雜著落差情緒,確實造成中生集體的脆弱感。

這幾年來,隨著民進黨政府上台,以及全球反中浪潮的延燒,使得兩岸關係日漸緊張,也影響陸生在台就學的學習氛圍。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警惕與敵意,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與對立情勢,需要放在更深層的脈絡中理解。然而,對於中生來說,他們感受自己被放進一個被概括化的群體,在網路上受到任意的污名化以及惡意攻擊,因此,他們將台灣社會普遍的敵意跟兩岸政府的關係連結,視之為公權力的結果,影響對台灣民主政治體制的負面評價,而認為台灣民主是失敗、不成熟的。

同樣的,一位受訪者分析,基於兩岸特殊的形勢,台灣人將對於中國的複雜情感投射到了中生身上,產生了敵意和仇恨,而忽視了中生在台灣無論是制度上抑或主流論述當中,其實才是真正的弱勢。

(以下摘錄兩位受訪者對話)

A同學:現在有沒有辦法和那些情緒(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敵意)和解?

B同學:沒有辦法和解,他在仇恨你,我沒有仇恨他。

A同學:是因為他沒有要跟我和解,所以我必須跟他和解。

B同學:就是因為他沒有要跟你和解,所以你跟他和解沒有任何意義,永遠不能只有單方向。在這個社會我們是minority,他沒有要理解你,那就是沒有辦法。我認為釋放善意是雙方的,不是單方面的。

兩位受訪者皆是對於台灣的歷史背景有相當掌握的中生,但對於能否融入台灣、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與想法,卻發展出相異的理解與適應模式。從中也可以看出,中生在台灣,面臨同樣的處境與限制,仍會產生不同想法,該如何思考中生——作為擁有異質性的群體——值得我們深思。


多重感受上的異鄉人

即便在校園的人際互動中多能融入台灣生活,然而兩岸特殊、緊張的情勢,也影響了中生在台灣的求學環境,包含制度上不利的待遇與地位。「中國人」的身分對於在台中生而言就如那頭房間裡的大象,不是被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就是成為眾人目光唯一的焦點。受訪的幾位中生,在來台之前或對台灣抱有好感、或沒有特別的印象,在來台之後,他們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自身與台人國族認同的巨大差異。再來,社會輿論對中國極端而刻板的想像、容易引來一陣尷尬的政治話題、對北京政府與政治體制的敵意、三限六不、健保制度、獎學金的限制,觸及政治、歷史、經濟、福利等等領域的日常互動經驗,則更加強了「中國人在台灣不受歡迎」、「被刻意區分排除」的感受。「中國人這麼喜歡台灣人,為什麼台灣人這麼討厭中國人?」的困惑孳生,影響了彼此的互動與理解。

台、中兩國複雜的政治糾葛、近年台灣人反中聲浪的高漲、媒體平台常見的種種誇大/獵奇的資訊,這些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國族的差異,化為網路和日常互動中針對「中國人」身分本質論的貶抑排除,就如受訪者所言,「無論選擇多溫和,只要立場站歪、背景有任何問題,第一個指責就是指責背景,說你是中國人。」中國身分帶來的種種有色眼光與標籤,在台中生首當其衝,「過客」的心態普遍見於受訪學生的訪問中——不論之前對台觀感與想像如何,台灣對他們來說都不再是值得久留、費心思耕耘的地方。受訪者們經常提到選擇來台念書的主因是有更多到國外念研究所、接觸的機會,而這樣的說法,除了功利主義以外,我們也該看到他們在台灣經驗到的種種意見衝突、身分貶抑、制度化的差別待遇,加上最根本的法令限制(畢業後不得留台發展),讓來台的中生注定只能是過客。

一位來台前頗喜歡台灣的受訪學生分享他在台灣待了幾年的心境,「覺得自己是個異類、邊緣人,跟大家不一樣……待完四年趕緊走就好。」從迥異甚至衝突的台、中兩種國族框架,衍伸出涵蓋日常生活眾多面向的制度規範與認同論述,形塑出對中生極不友善的環境。不管原先覺得台灣是自由民主之島或是保留民初遺緒與中華文化之地,種種將中生區隔、差別待遇的制度,讓喜歡台灣環境的人難以久留,加上容易放大檢視中國人身分的輿論環境,更讓部分終生視台灣為無法生根久留的漂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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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描述立場偏向民族主義的網友的用詞;同時也用來指涉受到中國共產黨旗下共青團指揮或影響,而自發維護中國共產黨權威的一群人。




【中生專題】前言、中生的雙重困境

 
◎李秉純、陳恬靖、簡子云、盧丹云 


誰的自由民主樂土?台大中生的在台經驗與台生的反思


前言

2019年6月開始的香港反送中運動跨越海峽延燒至台灣,引發台灣社會廣大迴響。在高舉自由民主旗幟的這片土地上,中國學生因為立場不同而與港生及支持港生立場的台生發生衝突,甚至出現中生對港生掐頸的暴力行徑[1]。同年11月7日,兩名中國遊客於台大第一活動中心撕毀連儂牆一事是為導火線,引爆自2011年中國學生開放來台後與台生間長久積累的矛盾。校內台生、中生針對此事在NTU交流版上各抒己見,一來一往的辯論中,暴露出兩者的意識形態差異。在普遍共情香港人並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脈絡下,中國學生的國籍令不少台生為其預設立場,並予以言語攻擊。

在一般台灣學生的印象中,可能會認為每每遇到事件就跳出來為自身族群爭取權利的中生是在無理取鬧,其政治立場也常被先入為主,認為中國人皆是服膺中共黨國教育。然而,事實真的是我們所想的嗎?中生的樣態是如此扁平的嗎?奠基在想要彼此了解以達溝通、轉換思考模式的原則上,我們試圖理解中生在台經驗——生活習慣、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與台灣學生不同時該如何因應;是否曾經懷有過對台生的偏見,以及是否感受到來自台生的偏見;在台學習須遵守的規定(包含成文及不成文的規定)、涉及中生權益的制度是如何影響他們對台灣與自身身分的認知。

我們梳理了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的相關法條與限制,並採訪了九位現在就讀於台大大學部和研究所的中國學位生。希望透過制度與社會互動層面讓讀者了解中國學生在台處境,也試圖討論背景差異如何造成中國學生與台灣本地生的意識形態衝突,而彼此在這樣的結構下又發展出怎樣的應對策略與態度。最後,我們將帶回台灣學生的視角提出反思的論點。

專題名稱「誰的自由民主樂土?」是對於台灣自傲的民主概念之叩問。以自由民主為榮的台灣人,面對中生時展現的卻是刻板印象、身分審查、排除他者,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廣納多元的民主嗎?面對中生時,我們似乎無法落實自己所定義的民主;另一方面,這也是中生的疑惑,是對於台灣抱持民主想像的中生來台後所感受的落差——原來這就是民主嗎?如果他們所想望的民主其實是針對自己身分的無差別攻擊、不願意理解其處境與生命史而將他們均質化成一個與中共政權畫上等號的群體,那這樣的自由民主樂土是不是有些令人失望?

本文將會以「中生」簡稱中國來台留學生,不過,我們也會依照文章脈絡及受訪同學說法來使用貼合語境、忠於原文的稱呼(陸生、大陸同學等)。

此專題撰寫時間跨度稍長,在出刊過程中也發生了中生因疫情而無法回台上課、中國政府禁止下一年度中生來台等事件。雖來不及納入本刊討論,但透過本專題,希望大家下次在看見這類新聞、看見網友出現獵巫行為時,能多加換位思考兩者互動的可能,而非流於對他群的妖魔化。

最後,這篇專題的完成,最感謝的是受訪同學們,謝謝你們願意分享來台的私密感受、所思所想,讓台灣人得以更加貼近地了解你們所經歷的疑惑和困擾、了解你們看見的世界,謝謝同學們的信任與善意。




(一)中生的雙重困境——在台灣與中國制度的夾擊下求生
◎陳恬靖、簡子云 


從過往新聞中可見,台生多半對中生來台就學的情形缺乏了解,抱持著不以為然的看法。甚至有認為中生來台就讀會佔據台生的升學名額、搶走台人工作機會等錯誤認知。以下我們將爬梳中生來台就學的背景與其所受的制度面限制,比較台生對中生的想像及實際情形的差異,並說明制度面的限制如何影響中生對於來台就學的意願及感受。



中生來台就學背景與適用法規

早在1990年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時,便提及:「文教交流應在兩岸交流中優先規劃。」同年,兩岸教育交流計畫從此列入國家政策規劃。[2]「是否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於2006年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提案後引發大量討論,當時為民進黨政府執政,在考量兩岸政治環境下,暫緩該提案。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馬英九政府希望透過經濟文化交流減緩兩岸的緊張關係,並透過引入陸生生源,來解決當時因少子化導致多所私立大學招生名額不足的問題。馬政府提出開放陸生來台就學的三大優點:

一、吸引大陸年輕優秀學生來台,可招收一流大陸學生,刺激台灣學生良性競爭,提升學習競爭力,對台海未來發展有所幫助。

二、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提供兩岸的學生彼此交流與認識,讓兩岸青年學子及早交流,增進彼此了解,有助於未來的和平。

三、陸生來台就學,讓台灣的大學增加生源,解決目前台灣部分大學招生不足的問題。[3]

同年《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通稱為陸生三法)送往立法院審議,引發執政黨與在野黨長達兩年的攻防戰,中生來台就學如何實踐儼然成為「意識形態之爭」。民進黨立法委員堅持讓「三限六不」入法,教育部則希望保留彈性。而後雙方在多次爆發肢體衝突後妥協僅將「一限二不」入法,「三限六不」則作為施政原則輔助進行。由於「三限六不」的涵蓋面較廣,涉及中生在台就學的各個層面,「一限二不」亦包含在內,因此本篇主要以「三限六不」進行討論。 國民黨政府為了與中國政府打好關係,大力開放兩岸的政經交流,馬政府所提的開放中生來台就學的效果仍有可議空間,不過在當時台灣政策取向和社會情境下,中生來台就學法案勢在必行。於是在法規與配套措施成形後,2011年政府始開放中國籍學生報考台灣的大學,起初國立大學僅開放研究所名額,於2014年修改為大學部與研究所。由陸委會作為中生在台的對接單位,在台大則由僑陸組作為負責單位。

中國則由「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陸聯會)作為唯一辦理中生來台就學的主管機關。中生來台就學報名資格限定為於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及遼寧 8 省市設有戶籍之大陸地區人民,參加當年度該省分夏季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方可報名,高考總分未達該省市本科二批分數線(指省屬一般普通院校在中國高考第二梯次招收學生時,參考的學科成績門檻)亦不予錄取。[4]



制度面限制與回應

在詳述中生受到的制度限制前,首先要說明陸生三法中最基本的限制原則──「三限六不」。

「三限六不」可說是一條無形的繩索,滲透進生活的各面向,限制中生的許多選擇。三限六不同時也意味著中生從來台前到在台灣就讀後,在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倍受限制。

以下簡介陸生三法中的三限六不。「三限」為限校、限量、限域,也就是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學歷,僅認可學術聲望卓著、辦學品質績優的大陸地區高等學校;限制來台中生總量,以全國招生總量的 0.5-1 %(約 1,000-2,000 名)為原則;限制醫學學歷採認領域,限制大陸地區所有涉及我國醫事人員證照考試之學歷採認。「六不」則是指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台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正式入法的「一限二不」,分別是「限制醫事學歷採認」、「不允許打工」、「不能參加國家考試」。[5]正式入法的一限二不為當時修法決議的共識決定,須嚴格執行。而未入法的三限六不仍有彈性的處理空間,例如因中生乃外加名額,因此「限量」的規定並不具實際約束力。

在此次的受訪者中,有受訪者認為台灣對於中生方面的限制不會對自己有太大的影響,並表示從未聽過「三限六不」一詞,但也有受訪者表示系所和招收學生名額的限制在當初申請時造成不小的壓力,且在雙主修及轉系上只能選擇隔年有開放中生名額的系所,部分受訪者在想要打工時也礙於制度限制而無法如願,無法領獎學金及申請擔任助教也是採訪過程中被提出的限制點。對於這些限制,受訪者的感受多半是覺得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在台灣除了文化圈、生活圈上的隔閡外,還得面臨制度帶來的區隔及排外感,受訪者們雖能夠理解限制的存在與台灣中國間的政治關係情勢有關,但仍覺得學生們為此須承受這樣的對待是不合理的,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雖然陸生不是台灣人,但是既然都是在台灣唸書的學生,理應不該受到學術面的限制。

部分中生雖然認同執政黨的政治考量會影響到學校內對於中生的相關條令制定與實行,但是台大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學,受訪者認為學校的作法應對全球學生一視同仁,學校為保護本地學生的就業而對於外國學生有不同待遇,卻將陸生特意與一般外籍生分開依不同原則辦理,例如:選擇系所的開放限制,讓陸生產生一種被特意排除的感受。想要打工的陸生也受法律禁止、無法享有勞保保障,甚至可能因偏離來台就學目的而遣送回國。有受訪者坦言這樣的限制存在著歧視,讓中生對於強調民主人權的台灣有期望落空之感。

對於大學部的中生而言,在大學課程或是之後的研究所課程修業結束後是否仍要留在台灣並不是必須立即決定的問題,但是有受訪者認為對於就讀大學部及研究所的中生來說,只有台灣的民間企業及在陸台商認可台大的學歷效力,未來就算在台參與了實習等活動,但因為中生來台的申請名目是「就學」,而無法在完成學業後直接在台灣留下從事相關工作,即使台灣民間企業認可學歷也無用,在台灣教育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卻礙於中台雙方制度限制而無法將所學回饋於台灣,感覺也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浪費。

另一位受訪者早年曾參加過中生學權的爭取運動,此位受訪者坦言中生的學權不平等與中生在台的法源依據有關,因為根據陸生三法,陸生在台的身分為停留(等同於遊客)而不是居留,常常會被質疑身分合法性,例如像台大健康中心規定非本國籍學生要在新生健檢時出示居留證,中生因為沒有居留證所以之後還得再跑健康中心重新健檢一次,且中生持有的停留證不是在每個地方都有效用。我們發現此次的受訪者多半對制度改善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是實質參與,且初期的中生曾嘗試爭取自身權利,然因中生無法在台長期耕耘,而推動制度的改變是長遠且緩慢的進程,若是參與者沒有保持對推動學權爭取運動的熱情,爭取權利這件事很容易就失去其關注度且失去必要性,所以後來積極於爭取學權的中生也逐漸減少了。



感受上的區隔--以全民健保為例

中生納入健保與否不僅關乎個人健康權益的保障,其中亦涉及複雜的國族問題。在2011年開放中生來台後,行政院即試圖推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條文修改草案,將中生列入外籍生納保名額。而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規定,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外來人口需在台居留滿6個月方可納入健保。不過《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將中生在台就學期間歸為「停留」身分而非「居留」,故不在全民健保納保範圍,中生需自行投保商業保險。[6]

陸委會於2015年起多次推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條修正草案,希望使中生來台就學期間的身分比照僑外生改為「居留」,令中生來台就學滿六個月後納入全民健保。2016年10月24日總統府對外發言人亦明確表示「基於人道考量與人權價值,中國大陸學生比照僑外學生納入健保體系」的立場。[7]不到一個月後,執政黨黨團提出健保法修正草案,經立法院決議後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2017年立法院進行健保法修正草案之政黨協商,在無法達成共識的情形下,修正草案未進入實質審議法案條文內容。

為什麼中生納入健保的修正草案延宕不前呢?首先,反對者認為健保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社會保險政策,應以國人利益為優先考量。若使中生納入健保將造成國家經濟的負擔。但依據103年健保資料統計,外籍生作為健保第6類第2目被保險人身分參加健保,自付保險費約1.02億元,使用醫療費用約0.45億元,其自付之健保費已足以支應其醫療費用,加上中生作為青壯年族群,並不會對台灣的健保體系增添負擔。[8]

曾經參與中生權益爭取運動的受訪者表示,推動中生納入健保的運動時發現,若是中生納入健保可能將會使得中生被迫承擔台灣人焦慮的投射,儘管健保虧損其來有自,但作為台灣社會的外來者,中生缺乏話語權與相應的社會背景能和社會大眾的質疑抗衡。除此之外,中生本身的參與意願低也是推動納保運動最後未果的原因之一,受訪者中有人提及學校方也會提供團體商業保險供學生選擇,覺得這樣的保險選擇雖不如健保全面但也已經足夠了,另一位受訪者表示中生納保已經變成了政黨作為靶子的話題,在考量政策時也不會諮詢中生本身對於制度改善可能方向的看法。

中生權益團體為何要推動中生納入全民健保體系?其原因除了前述提及的「人道考量」外,更因為中生目前可投保之商業保險並不完善,例如醫療費用需先行自付,於事後方可請領保險給付。商業保險給付涵蓋範圍遠較全民健保少,如遇重大傷病或意外,商業保險給付有限(例如:同一次住院係以12萬元為限)。且不同於全民健保,還有洩漏個人隱私的風險。[9]

台大陸僑組提供中生兩種保險選擇──參加學校的團體保險或是自行投保。團體投保為國泰人壽保險,每學期3000元,於學雜費中一同繳納。受訪者之中認為這些保險措施在他們因傷病而需要就醫的後續報銷帳目上有幫助,提供安全感。受訪的中生部分表示沒有健保對在台灣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多實質上的影響,也對台灣的醫療體系持有好感。不過他們關注的不僅是生命財產保障的權益,還有希望能被台灣社會接納,在制度上不被差別對待。除了明文規範的法規,中生亦表示在日常生活中與台生相處時,談到醫療安全時會再度認知到自己無法和台灣人一樣享有健全的健保保障。

一位受訪中生坦言:「因為制度而有了排外感受。看病時的一句『我沒有健保卡』,背後是覺得跟大家不一樣、自己好似異類的感受。」另一位受訪中生則表示中生應該要比照僑外生的待遇,希望能夠跟僑外生一樣以「居留」身分待在台灣,只要在台居留時間滿6個月即可申請加入健保,中生不該成為兩岸對立下的犧牲品。依照中華民僑務委員會頒布《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僑生係指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該辦法第三條定義「海外」為「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港澳生則適用於《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10]

政策制度區隔中生與僑外生,根本在於兩岸起伏不定的情勢,以及牽涉廣泛的國族問題。若將中生納入健保,其以「外籍」身分被保障時將挑起兩岸緊繃關係的敏感神經。若堅持不將中生納入健保,台灣作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卻難以保障中生權益,更涉及人權價值與道德問題。在兩相消長之下,中生納入健保依然是一條漫漫長路。




總結

在爬梳制度脈絡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最初開放中生來台就學的目的為促進兩岸文教交流、刺激台灣大學競爭力同時解決台灣大學招生不足的現象,且不論其中是否有馬政府對中國開放交流的政策取向。對於以來台求學為目的的中生而言,以「三限六不」為首的限制使得中生在台灣社會始終作為外來者的角色,無法真正融入台灣社會,對於台灣一直提倡的民主自由價值感到困惑。受訪者之一提出雖然台灣強調自由風氣,但有時在網路上發言時仍須因為自己的中生身分而謹慎回應,否則很容易就會招來語氣強烈的批判,「感覺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也有受訪者提及在台灣的學習經驗雖然有收穫,「但是差異所造成的矛盾感會讓我想趕快在四年結束後就離開」。其中也不乏有為了自己的權利而嘗試爭取的中生,無奈最終因無法在修業結束後在台持續推動運動,且因為多數中生皆認為不去爭取權益也不會對自己的就學進程有太大的實質影響,所以無法確保是否有後繼參與者,最後中生學權運動也逐漸式微。

中生作為兩岸關係折衝的載體,台灣人將對中國的仇恨和複雜的情緒投射在中生身上。足可見中生作為制度下的受害者,以及台灣社會的他者,在基本的制度面都無法受到保障的情形下,導致中生無論在學習方面、人際關係、經濟生活、社會參與、健康保障等社會互動層面,皆受到無形的束縛及限制。我們仍須反思台灣社會在高舉民主自由旗幟的同時,該如何顧及那些被忽視的少數群體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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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大校園貼反送中貼紙 陸生掐港生脖子還潑水辱罵》
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90918/DMC7EFOYF6SVMBRJVG6LAXGA6Q/
[2]吳榮鎮,〈兩岸教育交流政策文化價值觀之評析〉,《「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 年 10 月,頁 181-182,摘錄自: http://ct100.chihlee.edu.tw/ezcatfiles/b012/img/img/107/a011.doc。
[3]劉慶中、林立生、羅栩淳,2011,〈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政策之發展〉。《屏東教育大學、廣州大學 2011 兩岸教育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2-213,摘錄自:http://ir.nptu.edu.tw/retrieve/12146/209.pdf
[4]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2019 年大學校院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簡章〉,https://rusen.stust.edu.tw/cpx/B/2019/20190520-Brochure-4B.pdf,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5]同註3
[6]《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
[7]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政府基於人道考量與人權價值推動陸生納保〉,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B383123AEADAEE52&s=0F1FC577CAEC4253,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8]社會保險司,〈基於人道、公平考量,將陸生比照外籍學生納入全民健保〉,https://www.mohw.gov.tw/fp-2650-19807-1.html,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9]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陸生納入健保〉,https://www.mac.gov.tw/cp.aspx?n=B2C9ACBE62E87999,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10]全國法規資料庫,《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下載日期:2020年5月19日。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105目錄





編輯的話/黃脩閔

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105刊的總編脩閔。

本刊的專題生成,自上學期開始,從問題意識的形塑、受訪者的確立,到內容的討論與來回的校稿,105刊於焉完成。這其中,有編輯與許多新進社員的作品,在處理各個龐雜的議題時,感受到價值的辨析探討,以及如何用一篇篇文章分野拉出專題架構的艱辛。

本刊共有四個主題,由「人社班」、「108課綱 」、「司法與媒體」三個專題,及「人物專訪」所組成。

「人社班」專題,從人社班總計畫談起,探討其與人社營的關係、所欲達成的目標,進一步討論專班vs分散後的人社班轉型及其中的利弊考量、真正落實到課程架構後的學生觀感,此外也探討了教學資源的分配問題,從老師與學生的不同觀點切入。此專題的作者群,幾乎也都讀過不同學校的人社班,透過訪談與撰稿的過程,也像是在跟人社班制度與自己的高中就讀經驗對話。

「108課綱」專題,從課綱的課程架構談起,探討制度設計的原意與理念,並透過訪談第一線的高中教師,理解制度落實的真實樣貌,其中,更針對國文的文白比爭執、歷史課綱內容的爭執撰文,新課綱如何影響大考、對教育不平等產生的影響、課程轉型如何落實,這些都是攸關教育制度設計目標的核心問題,透過此專題,試圖構築108課綱的完整樣貌。

「司法與媒體」專題,透過司法端與媒體端的互動,試著剖析現今司法教育與媒體報導司法議題時面臨的困境,因此兩篇文章分別從司法與媒體兩端出發。第一篇訪談了在不同媒體業做司法議題的記者與自媒體經營者,從他們的角度看自己如何寫帶有法律議題的報導,媒體業又面臨了怎樣的結構性壓力與現今的轉型;另一篇則從司法端的發言人談起,他如何銜接判決書與媒體之間的距離,讓艱深的法律條文與判決過程,透過媒體而傳達給大眾。

「人物專訪」設計,則是效仿意識報過往的「校園意語」專欄,將視角轉移到台大學生身上,紀錄其生命故事、社團生活,甚或關注的議題、倡議行動等等,本刊採訪的是在2020總統大選前爆紅饒舌歌曲《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的作者--楊舒雅,她目前就讀台大政治系二年級,同時也是台大嘻研社幹部,從她的創作動機、對饒舌圈的觀察開始,也擴及性別與政治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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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班專題】回首來時路--人社班緣起、轉型與學生就讀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