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台大學生公共論述為何走到這個地步
—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許躍儒

不斷上演的劇碼

　　2005年新生籃球場改網球場。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版上出現大量抱怨籃球場不見的文章。2005年新生停車場收費，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SA版上出現大量抱怨停車場收費的文章。2006網路加退選新制上路。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新制很難使用的文章。2008實施提早一週退選。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現不知道退選提早的文章。

　　只要改掉議題內容，發生的模式永遠一模一樣。到底我們還要忍受多久這種爛劇碼？而且上述議題，雖然事後有所爭取，但大多學生權益已遭到傷害。該是時候讓我們思索，為什麼這種現象不斷地發生？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

　　對20年前的關心公共議題的學生來說，一個校園議題的大概有幾種處理策略：a.在報刊上大篇幅刊載討論　b.椰林大道示威、綁黃絲帶　c.舉辦座談會、街頭演講　d.透過學代會形成決議，向學校施壓。這裡面的主要行動者，就是議題性社團、學代、學生會等。在面對重大議題時，彼此串連、商討策略是常見的情況。

　　我們不應該誤認所有台大都這麼熱血青年，事實上參與示威人數非常有限。我們不該對他們的行動有玫瑰色的憧憬，而應該體認「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與我們不同」。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是集體性的，是以一個個次級團體去參與公共事務的。

　　相較來說，現在台大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轉變為個人性的。如同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BBS上，以次級團體身份發表的文章變少了，以個人發表的文章變多了。我們也發現，現在仍有在參與公眾事務的（廣義的）學代們，其得票數也非常低迷，換言之，他們代表性也越來越不足，跟一般積極的個人越來越無差別。而少數的熱烈公聽會上，也多是以個人身份的參與者。

媒介的轉變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的原因，跟信息流通方式的改變有重大關係。在過去，信息的流通必須透過次級團體來進行。不管是必須透過參加次級團體，才能夠取得一手的情報；或是發言必須透過次級團體的報刊才能夠表達。因此不僅次級團體的參與人很多，也是主要的行動單位。

　　但在信息快速流通的時代，不僅取得資訊不必然要透過次級群體，甚至個人可能蒐集到比次級群體更多的資訊；發言也不用透過次級團體，可以直接把信息交給學生會或學生。媒介的轉變，造成了我們對於參與者想像的改變，從集體性的轉變為個人性的。

學生會的角色轉變

　　當學生可以直接跟學生會直接溝通之後，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議題的零碎化。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一些原本只是私下抱怨的事情，提到一個公開的場合討論。在NTUSA版上，討論「走樓梯要靠右邊」「球場照明不夠」等議題。這些議題的討論方式是很片面的，通常只侷限於少數個人的經驗。因為這樣程度的議題就可以被學生會處理，不必像以前透過次級群體而放大為一個整體性的層次來討論。這使得這些議題雖然得到處理，但會是「個別化的處理」，而鮮少被放大成制度性的改革。

　　以新生停車場收費事件為例，這個問題被侷限於新生停車場，而不是探討整個學校公共設施的收費政策。而當問題被侷限時，接納一個「價格優惠政策」作為折衷是很合理的，因為單從個案來看損失並不大。但是當我們把整個過程放到學校的收費範圍一步步擴張時，就難以接受這樣的妥協。

　　反過來說，當大量的校園議題變得零碎化時，學生會的自我認知也產生改變。他不願意、也無法再去處理廣泛性的校園議題，如科系間資源的分配等。因為當問題的範圍越大，就需要越高的處理層級，就越撼動學校的既有結構。不是說學校的既有結構不能撼動，而是它需要越大的學生能量。但是在次級團體消失時，學生的能量無法被有效集中，就越沒有辦法處理這類事情。

議題性社團的出走

　　學生會、學代會、院學生會等廣義的學生代表因為制度而不斷在範圍內自我再製時，原本校園內的議題性社團卻正在出走。以大學新聞社為例，自2000年之後出刊頻率不斷下降，探討的議題也越來越跟校園議題無關。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台大校園民主日漸成熟後，過去「校方是萬惡大魔頭」的二元對立思考已逐漸無法使用。很多時候我們討論必須更細緻，爭取的部份可能很細微。但是這樣的思考對於一般個人來說是有進入障礙，難以讓一般人容易瞭解的。又時值野百合後的校際網路逐漸成型，這些議題性社團的討論範圍逐漸從台大撤退，而進入到「政府是萬惡大魔頭」邏輯依然很有用的社會中。他們的支持對象主要來源，也從台大校內逐漸轉向校外。

　　過去這些議題社團藉由刊物所創造的公共領域，隨著這些社團的出走而逐漸崩解。一方面是網路的興起，新的信息流通模式取代了原本的報刊；另一方面是校園民主化的影響，使得議題性社團的戰場發生了轉變，也越來越無在台大發行大量刊物的必要。同時，校園民主化也造成了公聽會、校務建言系統的興起，使得個人能直接的與學校溝通，促成殘留的學生會、學代虛級化。

個人身份參與的公聽會

　　首先，公聽會與說明會不同，公聽會是事情尚未決定，各方意見都有被參考的可能。我並不認為公聽會是給一般人參加的，因為校園議題的複雜性，需要事先情搜、討論、研擬提案，而不是給一個毫無準備的個人參加。但是因為公聽會不限制任何人參加，給予了大家「每個人都有參加公聽會的義務」的奇怪想像。如果我們不去參加公聽會而權利受損，我們會被指責「事先不關心事後才抱怨」。藉由著這種罪惡感，在發生重大議題時，因殘存次級群體的渲染，可以促使大家踴躍參與公聽會。

　　譬如94學年下學期的網路加退選公聽會、96學年下學期社科院遷院說明會，因為事先的廣泛討論，使得這些公聽會是少數爆滿的幾場。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公聽會來的人都是個人，就像在網路上發言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這些個人們沒有事先協調，哪些是主要訴求，哪些是底線，都沒有共識。事實上，這些公聽會都亂哄哄的，很難達到什麼結論。

　　問題的關鍵在於，公聽會所需要的長期追蹤與情搜，絕不是一般的個人能夠負荷。只有次級團體才能夠辦到這件事情。因此這些公聽會雖然有少數幾次可能爆滿，但是絕大部分僅存次級群體的代表參加。但如之前所述，這些次級群體逐漸虛極化，代表性日益減弱時。那麼他們能發揮的作用，自然就非常有限。

次級團體消失的公共領域

　　現在我們能夠明白，為何會不斷發生：「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學校開始實行，學生再來抱怨」這樣的劇碼。公聽會本來就不是給一般的個人參加，而是給事先有準備的次級團體參與的。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並不用訝異，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結果並沒有在學生之間充分的討論。這是因為由於信息的快速流通與校園民主化，使得次級團體要嘛出走，要嘛代表性越來越微弱。他們跟學生越來越疏離，讓他們不知道要找誰討論，不知道怎麼把消息散佈出去。特別在BBS公共領域使得議題變得零碎化時，更沒有一個合適空間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不要指責學生們都不去參加公聽會，問題不是在那裡。唯有讓關心校園議題的次級團體再度活躍，讓次級團體去參加公聽會，讓次級團體把資訊整理後告訴大家，讓次級群體研擬策略。讓我們，重建台大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