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客的理想

過客的理想

　　論述（discourse），傅科花了一生的時間探討其與知識、倫理與權力的關係，對他而言論述可以產生言論主題，並且這個主題有定義與提供對象的能力，這些關於這主題的言論也可以被有意義地探討與思考。舉個眾所皆知的例子—綠卡事件：總統候選人持有綠卡表示對國家忠誠度不夠，因為總統候選人是美國公民就會讓他對台灣的愛國心不夠…。

　　在這樣的言論中，主題「綠卡事件」討論了一連串總統國籍與國家認同間的問題；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能夠透過言論定義哪個總統候選人比較愛台灣，並且提供了對象「馬英九與謝長廷」。茶餘飯後，我們談論著：哪個候選人比較愛台灣、為什麼有綠卡就不愛台灣…等等，認真也好，玩笑也好，我們都可以理解我們所談論的是什麼。

　　以上只是個幫助大家理解的例子，實際上，論述就是那些將事實論說成為事件的言論。但這些並非「公共論述」，公共論述之於個人論述，是被大眾認為有意義、被大眾接受、承認的論述，而這樣的論述在大眾間產生了一致的訴求與觀點，就變成了一股社會力量來追求一個社會的生活、價值觀、理想…等等。

過客

　　少部分欲罷不能的熱血青年不斷地希望校園內再度出現公共論述，但每次冷清、空盪的公聽會已證明時代的轉變拋下了傳統公共論述的想像，更在根本對於「大學校園」的想法上有了轉變。

　　在文憑風氣過剩的台灣社會中，不管是哪所大學，多數學生進入校園為的是文憑與就業，「大學生」這個身分無法再給予他任何特殊的地位與社會責任，而大學也不再被學生們視為一個團體，如同一個社會。漫遊在椰林大道上的，是單個的獨影，而非部分的群體；學生們以過客的身分穿梭校園，不認為這所學校除了文憑與就業保證外還能為自己留下些什麼；也不認為自己需要為學校留下些什麼。就算在公共領域，這樣的思想也遍佈學生間。

　　若校園已不再被當作一個團體，如同證券交易市場般，人潮穿流但你我間、我與交易市場間都不存在責任關係；我不需要對朋友你負責，我更不可能需要對證券交易市場的興衰好壞負責。我來到這，拿走我想要的。這就是標準的「由你玩四年」。雖然並沒所有學生都帶著清楚地「工具性目的」來到大學，但顯而易見地，團體的認同不可能由部分的疑惑產生，而那些疑惑太過模糊讓我們無法形塑出論述來談「大學生公共領域失焦」。

政治動物

　　亞里斯多德說：「人天生就是政治性動物，因為人本質上群聚而居，會選擇自己的團體去認同，並且與團體中的其他成員共同追求整體的進步。」但在我們這個繁複絢麗的時代，我們有過多的團體讓我們選擇歸屬為其中一員；有些走進了社團，與社友共同追求社團進步；有些走進了虛擬世界的團體，與戰友同仇敵愾；有些走出校外，成為校外各式各樣的團體中的一員；有些走入社運團體、政治團體…等等。在這校園中，幾乎每個人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舞台與並肩奮鬥的夥伴；而在每個自我認同的群體中，大家心甘情願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去達到整個團體共同的進步與光榮。憑什麼，我們必須認同校園作為團體，共同努力求取那看似不可能的進步？

　　不管什麼樣的群體，只要我們認同，在群體中我們就有著共同的目標並分工地發揮自己的所長，而每個不同的身份也給予我們不同的職責。在我們這個偌大的校園中，校園已不被視為共同的團體，在這之中我們就沒有了身分的差異與身分所給予我們的責任。學生會長、學生代表等校內自治組織成員有著他們的職責，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付擔起這個責任，不管他們真的認同校園作為一個大社群團體，要實踐自己的理想，還是為了一張證書所能換取的社會資源。在這樣只剩形式的團體中，我們已經無法建立起倫理，因為團體中人與人間、人與團體間沒有責任，更不可能讓成員們感受到他們有任何「應該」要履行的義務。就算是關乎自我權益的公聽會，也因為大家並不相信藉由參與就能改變、就能保障自我權益而被學生們忽略。

出路？

　　退選事件過了，大家因為受傷的權利而憤怒。但退選事件會不斷地重演，因為我們還是不被自己認同為一個團體，公聽會還是將會空蕩蕩的，那些權利受傷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參與公聽會。我們在這校園內對於公眾權利還有出路嗎？

　　過去的大學，作為一個培養社會人才並且教育學生成為社會中的一員的團體，是隸屬於整體大社會下有著某種特殊分工功能的團體，所以學生們普遍認同自己做為國家的一員，要在校園這個為國家培養人才的環境中對社會負擔起身為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時代轉變了，事實上由校園中學生心態可以看出的，並非只是團體多元所以學生們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團體，而是更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國家認同問題被政治吵爛了，被大家認為是族群問題、是當我介紹自己時我會說「我是台灣人」的問題。但台灣真正面臨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年輕的一代普遍來說沒有國家意識。也許有政治黨派意識或者族群意識，但大學生以下這一代有意識到自己身為國家的一份子，要為國家盡公民責任或者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已經是極少數了。而台灣所真正面臨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年輕一輩國家意識的消失而非天天電視上吵著的族群、省籍、名稱…等認同問題，而這個現象若持續下去，我們將擔心的就不是大學生公共論述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人心分崩離析的問題。

　　這是個大環境所產生的問題，我們甚至無法直接在校園內用任何方式做轉變，甚至無法讓學生們相信：校園作為一個團體，而所有社團尚與學校間有著機能不同的分工關係，讓我們為了學校這個大團體努力。事實上，在民主的社會中，分工機能愈是強化就一定會始大家對國家的共識減弱，但若這種共識將漸漸地消失直到完全沒有，這個國家就會面臨一個過客型島嶼的窘境。雖然法律還會維持人們行為的秩序，但不會有愛國心、社會責任、團結等等再存在。

　　我們是不是不再相信社會了？那些骯髒污穢是不是讓我們不想正視、甚至刻意地鎖住了對於那些的所有想法？雖然我們的社會感覺不到理想，政治也感覺不到理想，但這個社會並不是由既定的公式所決定我們終將跑到那個終點，而我們尚有能力再跑到那可怕的終點前轉向，需要一點信心、需要一點理想、需要一點無償付出的理想。要有這樣的轉變，不管是只在學校中或者擴散到整個大學生社群，進而影響整個社會，都需要太多的能量與信念讓我們在失敗中走下去。

　　我們，還有信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