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的保守與進步

著作權的保守與進步
—我們怎麼理解台灣的情況

許躍儒

為什麼這麼普遍

跟各個先進國家比較，台灣普遍存在的盜印書籍現象，顯得十分突兀。比較美國、英國、日本，因為價格因素而影印整本或半本有版權書籍的現象，其實非常少見。並非他們執法嚴謹或是道德比較高尚，而是因為影印的費用跟購買的費用幾乎相等，所以鮮少有人這麼做。其實這不難理解，在台灣，也很少有人影印整本中文書籍。也是因為成本不符或是不會差太多。但是一本美國、日本、歐陸等國民所得較高國家的書籍，按照他們國家可以接受的定價轉換成台幣之後，卻讓台灣的人實在買不下手。因為同樣一本書，價格卻是台灣本地書籍的2～3倍。在書籍售價與影印成本相差非常大的狀況下，普遍影印外文書籍就不難理解了。

難以建立的道德觀

當然，純粹用理性的計算價格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這樣的情況。譬如有時偷竊符合理性的價格計算，但是我們的道德卻會阻止我們這樣做。道德其實有強烈社會建構的成份，譬如以前決鬥殺死人不算是違反道德，現在卻被認為罪大惡極。隨著社會條件的不同，也建構出不同的道德觀。我們該問，是否台灣人缺乏對於著作權的道德感，因此並不會阻止大家盜印的行為。（註：沒有也不算什麼，這裡沒有任何評價的意圖。）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個道德觀念並不是台灣生長出來的。首先，著作權的概念本來就難以建立。著作權保護的是作家，但我們一般人卻大都終其一生都不會出本書。就算我們僥倖寫了一點東西出版，能夠有人看就很高興了，根本不想阻止盜印。我們距離作家的角色過於遙遠，難以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道德觀來體認到這件事。因為我們並非靠版稅吃飯，自然認為傷害別人的版稅算不得什麼。

但角色的差異過大並不意味著這項道德的必然失敗。事實上，在分工日益細緻的社會中，我們需要道德將不同角色的人們也能夠協調運作。譬如大部分的人終其一身都難為官，但我們都堅信反貪腐的重要。著作權在台灣的難以建立，跟這個法律觀念來自西方有密切相關。歐美發展出的洛克「經由勞動變為私人財產」的深刻內涵，並不被我們所體會。因此我們認為盜印並不非大錯，還振振有詞的以「美國帝國主義」「學術自由」等辭辯護而不覺羞愧，原因就在於：這個道德觀並非出自我們的文化，也還沒有深根。

著作權的進步性

但我並非鼓吹著作權沒有意義，事實上，我們必須肯定著作權的進步性。因為他保障了以心智勞動作為一種生產手段，讓從心智勞動的人願意從事更多的創作。有人會反駁：「沒有著作權的保障，依然有許多偉大的作品出現。」「偉大著作是為了人類的偉大智慧而發，何必在意區區小錢。」這派人援引孔子做春秋、莫札特創作音樂，都沒有人付給他們版稅為例，辯稱著作權只是出版商的詭計。
我認為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社會條件。事實上過去西方作家雖然沒有版稅，但卻有貴族加以贊助。只要把作品獻給貴族，就能獲得豐厚賞金。或是這些作家根本就出身貴族世家或修道院，衣食無虞下才從事創作。但現在沒有這樣的社會條件了。有許多的作家沒有貴族贊助也沒有豐厚遺產，他們必須仰賴版稅維生。這是著作權在我們時代的進步性，他一定程度上允許了靠筆吃飯的存在。

著作權的保守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著作權卻很保守。人類的智慧累積，從來就非一個人獨創。若非有康德，何來黑格爾？沒有人的著作是完全他一個人所獨創，必然有許多前人的影響。但是著作權只保護一個人，其他在創作過程中有貢獻的人，都不能受到保障，都不能分享版稅的利益。換言之，消費者花錢買了本書，卻只有作者與出版商獨得，其他對這本書有貢獻的人卻被忽略了。

在政府不斷強調（或抹黑）盜印書籍違反道德時，我們是否注意道購買力的明顯差距呢？或許我們可以建立更多的二手交易制度，但這並非終究的解決之道。我並非完全否定著作權的必要，但我們在指責他人盜印不道德時，卻不該忘了問一句：他到底在保護誰的智慧？誰的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