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vacy is crime！ Really?

Privacy is crime！ Really?

2007年9月，一名台中大學生因為盜印教科書，遭判刑緩刑兩年，罰款2萬元。面對價格是一般書籍2.5倍的原文書，學生去影印店複印整本書籍或部份章節是常見的現象。到底盜印書籍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本期意識報帶你從歷史、法律、國際方面來省思這件事情。

著作權的今與昔

　　著作權法是一個完全移植自歐美的觀念。在中華歷史中，假託名人名義發表文章的案例層出不窮（如古文尚書），何來「這本書是我寫的，是我的財產」的觀念呢？因此有必要先對歐美如何發展出這樣的觀念作一番考察，並探討其在台灣施行的狀況。

手抄本的時代

　　在活字印刷尚未發明的時代，歐洲的書籍必須藉由手抄本的方式流傳。造價昂貴，有能力收藏的人並不多。在13世紀時，創作者通常選擇將作品獻給沽名釣譽的某位君主或貴族，如果能獲得垂青，除了獲得大量物質報酬外，還可以讓自己的作品大為風行。作家也可能將作品交給抄寫員製造數份謄本求售。但首刷完後，作者對本書的權利即用罄。謄本之謄本的售價與獲利，取決於手抄本的擁有者。

　　大學也約莫在這個時候興起，由於教師授課、學生上課都需要用書，因此大學發展出專門的抄寫員和書籍管理者。由於書籍昂貴，通常在學生與老師間，一代一代地轉售這些書本。這些書籍管理者除了確認抄寫的品質外，更重要的是保管、售出、回收這些書籍。

印刷術的普及

　　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使得書籍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大量發行。因需求量逐漸增加，印刷事業蓬勃發展。一開始由於缺乏法律規定，同一暢銷作品可能有數個出版商（其實就是不同的印刷鋪子）同時發行。15世紀的威尼斯，開始有書商請求國會的保護。該書商可於法定時間內，享受該書的獨家印刷權。不久後更規定，只有「新的作品」才能接受官方的獨家保護。

　　該制度到了後期，發展成「官方審查」制度。所有的出版品必須經過官方的文字審查，才允以獨家印刷權。特別在普魯士，成為官方控制言論的重要手段。（譬如鼎鼎有名的康德，被認為言論冒犯聖經，而遭到書籍檢察官的恐嚇。）

作者的確立

　　在印刷業蓬勃發展之際，一些作者開始不再把作品獻給知名人士尋求贊助，而是將作品託付給某印刷商出版，再從中抽取報酬。但是在這個時期，著作權的擁有者是書商，作者並沒有扮演重要角色。遲至1710的英國安妮法案，作者的權利才受到明確保護。安妮法案規定，作者為其作品的擁有者（而不是出版商）。後世認為，這是賦予作者重製、販賣等排他權力的濫觴。

　　這巨大的變革，跟洛克財產權概念密切相關。當時的倫敦出版商，希望把一定時間的排他印刷權延長至無限。他們援引洛克的理論：「經由自己勞動的成果，個人可以享有對其絕對且排他的權利」，認為「書籍是經由作者勞動而得出的產品，也擁有這種權力」；「書商經由作者轉交的權力，可以永久排他印製」。雖然他們延長期限的企圖失敗了，但是「作者是其著作的擁有者」遂確定下來。

國際公約與台灣

　　安妮法案後，不少歐洲國家也確立相似的法令。1886年，簽訂了國際性的伯恩公約，處理跨國的版權爭議。1974年，聯合國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1993年，GATT（WTO的前身）制定TRIPs協定，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其他貿易綁在一起。2002年台灣加入WTO，開始受到TRIPs協定的規範。
台灣的著作權法制定於民國17年，但並沒有嚴厲執行有關盜版書籍的部份。外國的著作在台灣，除非該國有簽訂特別貿易協定，否則不受到任何保障。遲至1990年代初，都還可以在火車站或校園看到小發財車，販賣各種盜印書籍。（特別在「禁書」嚴厲的時代，這些書籍雖然印刷品質低劣，卻是十分搶手。）1980年代，影印機在台灣普及後，由於買不到原版書籍、書籍遭查禁，或價格因素，個人私下盜印書籍開始普遍。

　　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外國書籍一律受到保障。該年發生成大mp3事件，政府也開始查緝盜印教科書事情，並宣傳智慧財產權的觀念。現在，檢察官於開學時至大學附近影印店搜索，已成為每年上演的劇碼（主要為美國教科書，也有少數中文書籍）。2007年，出現第一宗控告學生盜印書籍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