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者專題】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從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可能與侷限

　

◎王紹孺、陳湘渝　

    每日在台大校園內外穿梭的台大學生，其實並不難以察覺到無家者的身影，從公館捷運站、水源市場至東南亞秀泰影城一帶，都有著無家者、街賣人士的身影。他們有些跪在窗明几淨的連鎖服飾品牌前，面前擺著一紙凹折的紙碗等待路人施以援手；有些蹲坐在連鎖餐飲前對經過的人群開口要著零錢；有些無論是頂著炙熱的陽光或是迎著狂風冷雨，都舉著一盒口香糖亦或是一籃手工餅乾販賣。雖然我們不清楚這些人的生命故事與在街上的原因，但我們依然可以看見社會不平等確實存在，並且就反映在我們身邊。作為每日經過這些地方的學生，我們又能否做些甚麼呢？

    來往的人群中，未因此景停下的人，可能是出於習慣而不甚在意、匆匆經過；也可能有過上前關心的念頭，卻不知該如何開口，所以選擇撇開頭路過；或是多數時候想著「我也不能做甚麼吧」，便繼續向著目的地前進。但是這些不經意的察覺和心中微小的在意，其實都能成為進一步了解這群人，甚至是親身投入改善這般貧窮困境的契機。我們作為個別學生，不似政府擁有制定法規、擬定福利政策，與建造收容所等的權力與能力；相較之下亦不如芒草心等具有一定規模的團體，擁有相當的物質資源、人力與號召力，我們也許無法長期經營如街遊、石頭湯等的大型計畫與活動，但是除了偶然地對街上遇見的無家者給予金錢或是食物的幫助以外，是否亦可以在無家者議題的其他面向著手施力？　

    本篇文章以台大校內的「無家者服務社」為訪談對象，試圖從他們的行動、理念與未來發展看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推進力量、面臨的難題，以及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最後試圖反省自身的參與。

靠近與理解無家者的行動者：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的前身，是一群社工系學生組成的「請街友吃飯」小組。小組成員基於幫助無家者的理念聚集起來，發起「請街友吃飯」行動。起初，小組用便利商店的點數兌換食物到台北車站周邊發放，後來也進一步開始發放冬衣。自109-1學期開始，小組為了方便團隊傳承、釐清團隊內的責任與分工、重新定位方向，並擁有對外的正式名稱，改組為無家者服務社。成為社團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的問題，也可以使團隊在議題上的影響力更大、聚集更多對無家者議題有興趣，或是想一同上街幫忙的同學們，使團隊在無家者議題上更加深耕。

    無家者服務社的社課內容包括上街發餐、發放冬衣，以及社員培力課程。上街除了包括到街上發放餐點或是衣物給大哥、大姐，更希望參與者能夠坐下來與大哥、大姊聊天，在對無家者的既定想像之外，看見大哥大姊更多元的生活樣貌。如同副社長向洋提到的一次上街的經驗：社員們遇到了一位大姊，大姊說他會定期回彰化找她先生，她和先生的感情相當和睦，因為那次的經驗，使得許多社員看見了無家者的不同面貌，他們並非如想像中那樣的無依無靠，亦有著自己的情感聯繫。向洋表示：「當你在書上看的時候，或是當你聽別人講的時候，他就永遠是一個客體，他就永遠是一個陌生人，但你後來去聊天之後，他就變一個主體了」，藉由上街與無家者接觸，社員能夠面對面的與無家者相處，使無家者作為一個又寫有肉的主體被理解，去看見無家者更為多元而真實的面貌，而這也是社團的期待——不是先透過別人的口中來認識無家者，而是透過無家者本人來認識無家者。

    除了上街以外，本學期的社員培力課程也以不同的方式帶領社員們理解無家者，包括閱讀無家者議題相關的研究論文、邀請人生百味來演講、進行小遊戲模擬無家者的一天等等。這些課程是為了使參與者能夠想像、模擬與體會無家者的生活，從中看見刻板印象以外的生活樣貌。向洋表示，社課內容不是為了要求社員必須在上街以後對無家者有特定的想法，而是希望社員們至少能體認到上街時與無家者聊天、互動的必要。上街與其他的社元培力課程相輔相成，試圖讓參與者能夠突破生活中與無家者鮮有交集的日常，從貧窮議題的角度切入，看見無家者背後的結構限制，並在上街時與無家者聊天，感受在「無家」的標籤底下一個個真實的人。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學生在無家者議題中的角色

    對於作為所謂優勢階級的我們學生而言，在無家者與貧窮議題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許礙於身分與資源上的限制，我們無法和許多的非政府組織與專家學者那樣，更具規模地協助無家者，或是深入鑽研這個議題中的複雜向度，然而，學生仍能在這個議題中付出一些心力。向洋提到，對於學生而言，「多看多理解」或許就是最好的參與這個議題的方式，並藉由自己的人際網絡，使得對於無家者議題的關注與知識得以傳播。由於無家者議題在現今的社會中仍然是一個較為邊緣的議題，而無家者亦是深藏在這個社會角落中的人，藉由這樣的知識傳播，能夠讓無家者議題獲得更多的關注，也能讓這群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

    此外，向洋亦提到學生這個身分在與無家者們接觸時的優勢，即是學生給人的感覺較為無害，使得我們更能夠與無家者展開對話，在談話中切入其生命經驗，進而更立體地認識這群人。

    除了無家者服務社，台大內部亦有其他嘗試拉近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的活動，如2020年聖誕節由社會系學會與芒草心協會合辦的真人圖書館活動，亦是希望藉由與無家者的實際接觸，以更了解其生命故事。也許接觸、聆聽看似微不足道，但對於初入議題的學生卻是相當重要的一步，使他們能有更豐富而正確的認知，也以此做為下一步行動的基石，讓這個邊緣的議題與這群角落的人們能夠被更多人關注。

展望未來：學生看無家者議題的困境與無家者服務社的下一步

    談到現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面對無家者議題時的缺失，向洋認為這應該是一些很現實的情況。首先，關注無家者議題的非政府組織在經費上通常較為欠缺，自行籌措資金困難而常需要申請政府專案，然而也因為這樣的狀況，使得這些組織在行動上有時會綁手綁腳，許多時間為這些行政事項佔據，而無法全心投入實際的執行。再者，許多非政府組織提出的行動與方案，儘管十分有創意，但由於經費與資源上的欠缺，經常容易中斷而難以長久續行。這樣的狀況是政府將無家者相關的事項「外包」給體制外的非政府組織的結果，由於非政府組織本身容易出現不穩定性，如資源上的欠缺與人員的流動，使得這些方案儘管有突破性，但無法如體制內的方案依樣穩定存續。最後，最為根本的問題或許仍是「無家者議題的邊緣性」，如在2020年總統大選各候選人的政見裡，有關貧窮議題的政見與議題基本上都不為各候選人與大眾所重視 [1]。向洋直截了當的說：「無家者沒有影響力」，因此少有人去監督政治人物在無家者議題上的推動狀況，在議題推動的排序上也常位居末尾，使得這個議題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才導致前述的無奈現狀。

    而前述的延續性的問題，也是無家者服務社一直在反思的。除了社員內部的分工與和學校之間的往來之外，社團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設計一個貫穿整個社團的明確目標與活動，將每一屆的成果累積，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斷。社團目前在構想製作一個「需求報告計畫」，原意是希望更明確地瞭解無家者的物資需求狀況，使物資能夠更精準地發放，但後來考量到社會局對於發放物資的一些限制加上考量到方案的彈性，將計畫的方向轉為將社員分成數個小組定期上街與無家者大哥大姊們建立關係，探究自己想要理解的問題。這個計畫仍在構想階段，對於其成效也有許多未知，擔憂與無家者間的連結可能沒有極大的成效，然而向洋仍然抱持著較為正向的態度，認為這件事的意義本來就難以量化，如果能在一些與無家者接觸的夜晚能聽到一些有趣的故事，並藉此讓台大學生更了解無家者，也未嘗不是一個珍貴的收穫。

    在前面的討論裡，我們能夠看見學生這個角色在貧窮議題與無家者議題中的侷限性與可能性。我們被校園生活的節奏所拘束，加上能力有限，很難去做長期、大規模的方案，然而學生的身分亦具有潛力和優勢，使我們更容易去接觸無家者，真正聆聽他們的故事，並藉由自己的人際連帶，將這些隱身在社會角落的聲音傳達給更多的人。最後，無家者絕不只在萬華、北車，在我們生活的台大校園周邊，亦常能看見無家者的身影。如何將我們在北車與無家者接觸的那份感動與經驗，帶回我們的生活之中，關心我們的日常中這些邊緣的身影，或許是作為台大學生的我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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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順民，2019，〈總統大選極度忽略的議題－台灣貧窮圖像與想像〉。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1/21836，最後取用日：2021年1月17日。

【無家者專題】民間組織的無家者服務與行動：專訪芒草心協會

　

◎魏辰安、盧丹云　

無家者服務在民間

    1923年的艋舺，一位總督府的職員——施乾——辭去工作，創建了收容乞丐的機構，名為「愛愛寮」。不同於以往地方組織的慈善事業，施乾親身調查、記錄並分析當時乞丐族群的生活背景，並據此逐步建構可行的策略以解決社會上的乞丐困境。愛愛寮提供各種多樣而彈性的救助，比如在那個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施乾請來醫生義診，而在生活方面，施乾引進如製作藤椅、雞毛撢子等家庭手工業，讓能夠勞動的院民學習技能持。協會也更近一步擴展到臺灣的其他地區，收容其他地區的乞丐，或者協助其他地區建立類似的機構。

    在近百年之後的今日，這片土地已經歷社會、經濟、政治層面的各種變遷，光鮮亮麗的現代都市地景之中，無家者也在這繁忙而巨大的體系裡尋找生活的方法。前文中，我們分析了現代政府體制對於無家者有什麼相關的法規及資源，而本文將專注於梳整民間的無家者服務組織，描繪目前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無家者服務網絡以及其他相關團體的倡議主軸。無家者議題具有相當多重的面向，各種民間組織也有各種切入以及著重的不同角度，筆者在此粗略將這些民間組織服務分為三種面向一一討論，第一種是站在前線提供無家者直接服務的單位；第二種以倡議及政策監督工作為主；第三種則著重無家者以及貧窮議題探討，並嘗試多元創新的方案，以社會溝通、去污名為目標。我們也訪問芒草心慈善協會，深入了解芒草心慈善協會直接服務的方式以及「街遊Hidden Taipei」專案的嘗試。

無家者服務：社會工作的面向

    萬華社福中心之下，設有全台唯一的「遊民專責小組」，小組定期進行外展[7]以及夜訪的工作，通常在第一線接觸無家者，對於他們的狀況或者身份有較多資訊，負責統合各方緊急資源。若是無家者有進一步的住宿需求，專責小組會聯繫收容單位並開始共案關係。其中收容是無家者服務重要的工作之一，提供安定生活最需要的居住需求，更希望能夠讓無家者走向「脫遊」的生活，連結起協助就業、自立的穩定服務。針對經濟困難的入住者，社工會協助規劃就業、儲蓄、租屋的方案，並邁向經濟自主之路，而針對身體或者年紀已不適合進入勞動市場者，社工將協助取得相關的福利資格。在早期，各地收容機構大多是由政府公辦公營，直到1990年代出現民營化的趨勢，開始有公辦民營、契約委託，以及民間自營形式的收容所。民間申請補助方案者，可獲得政府一定比例的資金，剩餘款項自籌，這種方式讓民間單位一定的財源基礎，也有相較於公辦公營或者公辦民營者較大的彈性。

    以芒草心慈善協會為例，自2014年開始運作整合性的「自立支援中心」是執行直接服務的部門，以申請台北市社會局的夜宿方案補助，加上自行募集自籌款，經營配有專業社工陪伴、引入資源的中繼收容據點。在台北市高昂的租金以及有限的資源之下，尋找合適的宿舍地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共同居住的生活摩擦也挑戰機構的管理，相較於公辦公營的收容中心，自立支援中心給予居住者的彈性較大，比如沒有門禁管制、也沒有限制生活作息時間。這點也和收容機構的容納人數有關，因為公辦公營的收容機構收容人數相當多，傾向以較嚴格的規範維護機構的秩序。

    而在方案服務規劃方面，公辦的收容所通常以政府政策為導向，只要符合資格即可入住，需要工作者將與就業服務站媒合工作機會，對於較難投入工作者，也可作為中長期的收容處；但民間的收容單位通常以就業為導向，希望能配合一定的處遇計畫，也有居住的期限。芒草心工作人員告訴筆者，並非所有無家者都能入住收容據點，在實際運作上，入住者須有自理能力，也必須有意願與社工配合處遇計畫以及工作目標，在過程中，中心人員會與入住 者定期溝通評估，檢視計畫以及目標的完成度以及困難，若發現待在收容據點並非現階段最適合的方式，無家者也可能搬出據點。

    入住自立支援中心的無家者若在期間順利找尋到工作、獲得福利資源，累積足夠的資源能夠租屋，就開始了尋屋之路。協助無家者尋找租屋處需要相當的力氣以及運氣，許多房東不一定會願意承租給經濟狀況較不穩定的無家者，而當真的順利租到房子，租金也容易佔據無家者收入過高的比例，使得無家者一旦面臨收入降低就又必須離開租屋處的處境。許多無家者在外租屋面臨租屋排斥的問題，或者獨自租屋之後反而又與原本的人際網絡斷了聯繫以及互相支持的系統。有鑑於此，芒草心開始規劃一種「友善宿舍」的住宿方案，希望作為在免費短期的「收容」以及昂貴的「租屋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的形式。友善宿舍計畫由協會尋找合適的家戶並簽約承租，媒合無家者承租居住，這種方式可以讓無家者擁有穩定租屋的機會，而社工也可以繼續維持和無家者的關係，提供即時的資訊或協助。

民間組織的倡議行動

    除了提供直接服務的民間社福單位之外，另一類型的組織專注於無家者的權益爭取以及倡議工作，這些組織以監督政策為主，面向涵蓋無家者的生活空間、居住政策的討論。比如在2011年，「當代漂泊協會」召開記者會，公開當時市議員應曉薇主張對萬華遊民潑水的言論引發社會譁然以及強烈批評。近日，當代漂泊也針對台北車站的「集中管理行李」政策進行檢討。集中行李管理政策是近年來鐵路局與社會局合作的計畫，希望可以解決台北車站周邊無家者行李堆放雜亂的問題，這個計畫發給露宿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一個黑色大袋子，在白天，無家者需要把家當放入袋子中，並且集中放置管理，到晚間才能領回，但是許多無家者反映這個袋子並無法裝下所有家當，在集中管制區的雨淋問題也容易造成行李潮濕出現異味，更加難以入睡。由此可見，政府認為是美意的政策並不一定能符合無家者真正的需求，甚至可能造成更多生活上的不便，而關心無家者的非政府組織彙整這些資訊，並對於需要改善的政策提出修正建議並持續監督，這股力量對於無家者的生活環境以及各種權利都十分重要。

社會溝通的價值——芒草心的街遊專案

    由上而下的政策方向影響甚巨，關心無家者處境的第一線工作者以及支援團體透過媒體以及公眾輿論力量監督、建議政府機構的政策方針。然而，對於主流社會而言，這些倡議及政策內容並不是優先議題，也甚少獲得更深入的討論及關心，「無家者」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個面目模糊、不想多有接觸的身影，他們的真實處境並不容易令人理解，或者僅能以自身在社會階級上的優越性對其作出直覺的貶抑評價。這樣的不理解可能加深無家者面對的社會排除，除了經濟層面的貧窮，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資源以及權利取得也逐漸落入更不利的惡性循環，在實質的資源之外，無形的負面眼光也沈甸甸地壓在無家者的身上，這些狀況都並非以政策或者資源挹注就可以改變。

    許多民間組織注意到了這個層面的問題，並選擇做出新的嘗試，第三種民間組織工作即以社會溝通及連結為目標。例如芒草心協會的「街遊專案」嘗試訓練無家者成為城市導覽員，帶領走訪無家者生活的場域，「真人圖書館」讓無家者講述自身經歷以及生命故事，「艋舺走撞」則是一個真人實境遊戲，讓參與者在極度有限的資源之下，體會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些活動都在嘗試讓無家者不再隱形，或是僅作為研究者代言的客體，提供讓無家者講述自己的經歷的機會，使更多的一般群眾與無家者能有交會的可能。

    然而，「社會溝通」的理念說來美好，執行起來卻充滿了挑戰。以「街遊專案」的誕生為例，這個計畫最初受到倫敦的Unseen Tour無家者導覽啟發，希望在台北也做出類似的創新導覽活動。但彼時，台北已經有了歷史故事、文化地景等各種主題導覽，要在這些專業的導覽之中，吸引到對於「無家者導覽」有興趣的民眾，又要從無到有尋找合適的導覽者，並訓練他們導覽員的各種專業知能，這個計畫必然得一面嘗試、一面推進。比如，街遊專案的夥伴之一冠冠曾想要培養一位住在台北車站的大哥成為講者，然而那位無家者沒有手機，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所在地址，光是要聯絡到本人已是難題，只能嘗試用寫紙條的傳統方法。結果，紙條送出了兩三次，那名大哥卻從未按照紙條上的時間出現過，這一次嘗試也就無疾而終。不穩定的生活是許多無家者的日常，工作人員發現不是所有無家者都適合成為導覽人員，因為導覽工作其實需要大量的心力、體力投入，也需要與人互動、侃侃而談，有時許多無家者生活的不穩定，難有餘裕投入如此複雜而需要長時間準備的工作，或者對於「談論自己」感到退卻，而街遊專案的工作人員逐一克服導覽者以及受眾兩端的各種難題，並把這個理想中的導覽計畫化為現實。

    2014年，「無家者導覽」活動首次推出，在媒體的報導下，無家者導覽的創新理念吸引許多民眾報名，許多人們因為好奇而相約參加導覽，每個月的導覽次數達到二十幾場。這樣的創新導覽也引發了正反的討論，有論者質疑無家者導覽或者體驗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商品，主辦單位宣稱的社會溝通價值究竟能處理多少真實的問題，活動是否會呈現另一種刻板印象，又是否會流於導覽參加者的投射以及滿足中？經濟面向而言，因為上述的門檻，無家者導覽確實無法成為一個提供許多就業機會的新工作，然而街遊確實花費最大的努力使得活動真實連結起參與者以及導覽者。目前固定的街遊導覽行程是阿強的「酒水芳華」路線以及賈西亞的「北車迷城生存指南」，兩位口碑佳也十分上手的導覽員皆已脫離「無家」狀態，導覽的工作的收入之外，也領有補助以及從事販售大誌雜誌的工作，得以穩定租屋生活。街遊導覽的收入並不多，兩位導覽員卻都堅持不懈，與人互動以及被認真傾聽更是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而對參與者而言，走在無家者奮力求生的街頭巷尾、傾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是理解無家生活、無家者處境的一步。這樣的互動是滴水穿石的社會溝通，緩緩使無家者的處境以及故事現身。 

織一片接住無家者的網

    在時代變遷、社會景氣波動以及個人境遇的交錯之下，一個原本普通的人成了「無家者」，而經濟、健康、人際等狀況的惡性循環，使無家者要重新踩穩腳步、離開街頭，並不容易。服務無家者的民間組織提供實質的幫助，為無家者的權益發聲，也嘗試創造新的機會與連結。這些努力促成了大大小小的改變以及連結，當這些連結越來越多，或許能夠慢慢織成一片網，使得街頭上的無家者不只能夠「活下去」，還能擁有更多的可能以及選擇，在繁榮而匆忙的城市之中，覓得一個生活的軌道，活出自己肯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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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江臺（2014），《人道關懷與文明社會~日治時期施乾的乞丐撲滅事業》

[2]林萬億（2012），《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

[3]林萬億（2013），《社會福利》p.507

[4]陳大衛（2000），《台灣遊民問題的結構分析》

[5]陳靖怡（2019），《遊民收容所經營模式之比較》

[6]張獻忠（2014），《臺灣遊民收容安置探討─以臺北市遊民輔導為例》

[7]外展：意即主動指派人員至社福機構外的服務或工作。

[8]當代漂泊協會，〈以為潑冷水，就看不見窮人〉

[9]當代漂泊協會，〈北車街友限留「一袋行李」其餘淨空？民團呼籲社會局改良政策〉

[10]李易駿（2006），《社會排除：流行或挑戰》

[11]卞中佩（2017），報導者，〈貧窮體驗可以有更基進的想像〉

[12]巫彥德（2017），報導者，〈不只是飢餓而已──體驗貧窮者的流浪〉

[13]黃克先（2014），〈能體會幾分街友漂泊：寫在流浪生活體驗營後〉

【無家者專題】政府法規與制度

　

◎詹皇璽、賴紫葳　

    在川流不息的大馬路旁，一整排雨傘包裹著一個個瘦小的身軀。一名穿著破舊衣服的62歲阿伯蜷縮在地板上，他的周遭放著一些生活用品、一個乞討的碗、和一個極易倒塌的塑料凳子。明明只是一個稀薄的布料，卻把他們與外在分割成兩個世界。他們是無家可歸的人，沒有固定的居所，只能逡巡在城市的角落。

    無家者一直存在於台灣各個角落，而在社會中也不乏幫助無家者的團體，諸如宗教、慈善團體等都持續救濟或收容這群無家可歸的人，其中最官方也最具有義務性質的是政府。政府制訂法條保障無家者的權益，透過社福單位提供物資、設立收容所、給予津貼等等方式改善無家者的生活品質。

    在本專題的第二篇文章，我們將會介紹法規中對無家者的稱謂、保障無家者的法條及其內文、提供無家者社會福利的政府單位，以及無家者是否能藉由政府這些措施來改善生活。

法規中對無家者的稱呼

    「遊民」、「流浪漢」，是過去眾人對露宿街頭者所賦予的稱謂。在已廢止的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中第四條曾提到遊民是指流落街頭或棲宿於公共場所、行乞，無家可歸而有收容輔導必要之人。在新聞媒體中曾報導少數遊民所做的偏激行為，使得這群人被放大檢視，並被廣大民眾批判和檢討，其形象在過程中被扭曲和誇大。這也導致大眾對遊民一詞容易聯想到許多負面意象：骯髒邋遢、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等，但人們心理上的這種解讀跟實際狀況有所差距。一個人不得已流落街頭可能是因薪資過低無法給付房租、有意願工作但因產業變遷而失業、與親人關係斷裂等。而近幾年提倡的「無家者」則為較中性且反映現實的代稱，較可以描述他們迫切面臨的困境，而非將焦點放置在外部形象。近年民間團體試圖破除社會大眾對無家者的刻板印象和誤解，以「無家者」一詞代替以前的「遊民」。但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法條仍沿用「遊民」代指此群體。如此作法會使媒體在引用相關法條時，法條內文中的「遊民」一詞將會藉媒體不斷暴露在大眾面前，加深百姓對遊民的印象和誤解。當民間推廣「無家者」並改善百姓對其印象時，法規中過時的名稱是否會阻礙此群體去汙名化?

無家者相關法條列舉以及處理無家者事項的政府單位

    政府制訂法律以保障無家者。中央法規中主要關於無家者的法條有兩個：社會救助法和住宅法，本文將略為介紹這兩個條文。社會救助法：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之遊民……應通知社政機關（單位）共同處理，並查明其身分及協助護送前往社會救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安置輔導……。有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此外，住宅法明定可給予遊民補助及部分名額入住社會住宅。負責無家者相關法規推動以及計畫訂定的政府單位則是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許多具體施行方式則是交由地方政府訂定及管理。地方政府管轄之社會局、警察局、衛生局、勞動局等市政機關予以無家者安置及各種服務。在就業方面，勞動局負責遊民之就業輔導及職業訓練等事項，而在安置、轉介、醫療補助、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則由社會局負責。

針對無家者住宅部分的救助措施

    根據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十條第三款第十目，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民可申請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第七條第三款第十目也提及，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民可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此外，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七條第五款第十目保障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遊民申請承租社會住宅。

    法律上，無家者經主管機關核可便可享有補貼或承租權。然而實務上，補貼或承租權對無家者而言幫助不大。根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5 年度委託辦理的「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47.9%的無家者表示目前有工作，其所從事的工作以「臨時工、雜工」 佔最高比例，其次為「舉房屋廣告牌」與「派（送）報」。對於這群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的無家者，微薄的補貼並不能解決無家可住的現況。

    即便政府已有設置遊民收容所提供無家者居住，仍有諸多考量阻卻無家者選擇居住於收容所。首先，是收容所的分布問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的遊民收容所位於新北市的中和區，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遊民收容所則蓋在林口和萬里。以原本在萬華生活的無家者為例，位於中和的遊民收容所地處偏遠，靠口耳相傳取得的工作或透過當地工頭介紹的派工機會，都會因為被安置於中和而消失。由此例可知，距離無家者生活圈太過遙遠的收容所能給予的幫助不大。此外，收容所內部較差的居住品質、生活公約的規範等，都讓無家者對於遊民收容所的接受度不高。

針對無家者就業部分的救助措施

    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例，藉由與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合作，經由社工員轉介或無家者自行前往辦理求職登記，於就業服務台提供就業媒合服務，協助無家者就業。然而對於無家者而言，之所以原先在就業市場上成為弱勢可能源自於沒有固定的住址、體能條件劣勢等等，政府提供媒合管道固然能提升媒合機率，但對於無家者而言若無法改善其求職條件，具體能得到的幫助可能不大。

針對無家者實物給付部分的救助措施

     以衛生福利部為例，透過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弱勢民眾專案計畫，給予無家者實質幫助。計畫內容包含熱食站及臨時收容處的提供、禦寒保暖衣物及睡袋的發放等等。以地方政府而言，同樣以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例，具體救助措施為禦寒衣物的提供及臨時避寒處所的設置等。109年初經過社會局與臺北車站協商後，臺北車站更釋出南側廣場的兩處空間規劃為「街友友善專用置物袋放置區」。

政府法規制度的缺失

    以政府的角度而言，涵蓋住宅、就業及實物給付的救助措施已試圖在各個層面給予無家者幫助，然而無法根據個案作細緻的調整是政府救助措施必然的侷限性。在政府制訂法條保障無家者的權益之虞，也期待各種民間組織補足政府制度上的缺失。希望藉此改善無家者的生活品質，讓台灣各個角落更加溫暖。

【無家者專題】街頭的人生百味：無家者的生命故事與困境

　

◎洪誌謙　

    本專題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聚焦於無家者本身，淺談台灣無家者的現況，再深入了解他們的生命脈絡如何使他們無家，以及目前無家者面臨的困境是什麼。 

台灣的無家者現況

    在深入了解無家者之前，可以先從政府的數據資料來看台灣無家者的現況，依據行政院的遊民統計資料庫[1]，到2019年底，列冊的無家者人數為3040人（包含街頭無家者與安置收容的無家者），大部分無家者集中在六都，其中又以台北市的無家者數量最多。近年城市景觀塑造的討論興起，無家者的聚集被視為城市與國家門面的阻礙，如2017年時台北車站曾禁止無家者在公共空間堆放物品，引起了無家者相當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政府不僅沒有積極協助他們安穩的生活，甚至要在他們唯一能安置的空間清理掉他們生活的必需品，是一種變相的驅趕[2]，但礙於無家者的身分處境，這樣的行動較難獲得社會大眾的共鳴和支持。無家者議題的討論在台灣沒有間斷過，但大多集中在「如何」幫助才能有效果，主要達成的目標是及時的溫衣足食以及如何改善城市景象，卻較少從更大的社會結構來分析無家者的困境，也未把無家者當成主體討論現行制度的缺失。

無家者的生命故事

    無家者何以成為無家者呢？無家者面對生活的態度並不如社會大眾想像的那麼消極──認為他們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沒有努力工作或找工作，才會流落街頭，無法把自己照顧好。實際上，大部分的無家者白天是有工作的，要真正了解無家者無家的原因，需要放在更大的社會結構與個人的生命歷史來看，才能在理解和解決問題時有更全盤的觀點。

    從無家者的個人生命故事來看，不是社會上每個人的人生都那麼順遂。舉例來說，有些人可能本來是「人生勝利組」，卻因為遇人不淑或是意想不到的疾病而衝擊了他的人生。《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書中有這樣的故事：阿新本來是電纜回收公司的大老闆，卻遭到倉庫班長陷害，被鐵路局控告貪汙，阿新為了請律師花了高額的訴訟費，沒想到在看守所時又被牢友背叛，老婆跟人跑了，出了看守所後向牢友報仇，卻被當場逮捕，仍然敵不過服刑的命運。出獄後的他一無所有，便在艋舺開始了流浪生活，正好遇到貴人相助得到派報社的工作，有責任感又品行好的他受報社青睞，協助更多無家者可以有這個賺錢機會，即便一個月已經有了四萬多塊薪資，他仍堅持在公園內照顧其他人。「因為大家都是艱苦人」，阿新抱持著這樣的信念，簡單而溫暖的生活下去。[3]

    而有些人則可能是因為更大的社會變遷或重大變故導致收入來源或生活狀態崩壞，又找不到能夠臨時依靠的管道，使他們不得不流浪街頭。在我們和台大無家者服務社一起去台北車站發放餐點時，和一位無家者聊天時聊到他的過去：賴伯伯來自南投，本來在做工和送報紙，之後又到梨山種水果，沒想到遇到921大地震，在山上工作的他逃過一劫，但家人驟逝、房子倒塌，政府補助金又不足以支撐生活，無處可去的他只好隻身上台北找工作。然而由於賴伯伯沒有什麼教育程度，微薄的薪水讓他只能睡在台北車站。過去年輕的他或許還能做點體力活，如今年邁，在長期體力工作的傷害和生活環境不佳的影響下，身體能負擔的工作愈來愈少，年紀大也不受就業市場青睞。現在他的生活就是白天走到萬華，晚上再走回北車睡覺。

    無家者無家的原因不盡相同，可能是個人面臨令人措手不及的變故，也可能是成為社會在大時代變遷下的被遺忘者，不論如何，背後必定有個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上面故事提到，阿新出獄後「坐過牢」的標籤，讓他很難迅速回歸「正常」的生活；賴伯出生在社會的底層，面臨災難又使狀況雪上加霜。這些生命故事使我們反思，或許正是因為我們的結構或制度無法去接住這些人，才讓他們不得不踏上流浪的生活。

無家者真正的困境

    在了解無家者的背景和故事之後，無家者真正面臨的困境是本文欲討論的核心議題。目前政府對於無家者的政策都是以「安置」為出發點，例如設置收容所、轉介各種社會福利機構與職業訓練等等，其目的都是為了讓無家者能自力更生或是有個歸屬，不必再流浪街頭。但安置之後的無家者又該何去何從呢？有些進入收容所的無家者因為不適應，又再次流落街頭，而有些無家者就算取得了工作，仍然無法擺脫貧窮的命運。有了居住的地方和工作後，無家者便能安頓嗎？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貧窮不會只是個人的問題。

    以物質生活面來說，無家者首先面對的是「居住、工作、健康、財務」的惡性循環，他們因為各種原因無家之後，還是得藉由勞動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但能提供給他們的工作機會，不是具有高度危險性的工地工作，就是薪水微薄的舉牌或發傳單的工作，兩者對於他們的基本生存狀態都很難有大幅度的改善，甚至更可能對健康有負面影響（因為工地工作受傷，或是薪水不足以維持溫飽），再加上不良的生活環境，令他們無法脫離貧窮，身體狀況愈來愈差，也就很難繼續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最後終究得依靠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協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家者也在努力求生存的過程中再製了社會的不平等，一些無家者因為過去社會經驗的影響，認為只要努力工作便能翻身，所以不斷地服從工作中的權威（老闆），不論在工作中如何被剝削，依然堅信有朝一日必定能變「黑手頭家」。但在現代社會下，悶不吭聲便有可能繼續被壓迫，這些無家者缺乏了足夠的社會資本與權威對話與協商，只能努力工作，卻看不到光明的未來。社會不平等持續擴大，無家者很難脫離貧窮的框架，他們為了生存而努力，卻又無法對抗強大的社會結構而繼續無家。[4]

    以心理層面來看，最主要的議題是處理社會的「汙名化」。無家者被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籤（不努力、骯髒、破壞市容等等），過去的成長經驗（人要打拚才會贏傳統觀念的灌輸）讓他們默認這些問題都是個人問題時，便失去了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無法訴諸更大的社會結構，只能由個人努力來解決。而在無家者的社群內，他們因為密集的互相接觸而看見了各式各樣的生存的困境，卻只能把這些困境歸因於個人時，就會有很強烈的無力感，發現不管再如何努力，還是無法脫貧，造成身心狀態不穩定。另外，則是無家者社群內的衝突對心理層面的影響，無家者因為過去的社會背景或生活經驗而可能有不一樣的生存方式，有些人喜歡投機取巧，掌握各種獲得利益的機會，有些人則是努力工作，並嚴守道德紀律，避免自己在貧窮之外被貼上更多標籤，後者為了和前者劃清道德界線，兩者間就可能產生衝突，且各自都處於不穩定的生活狀態，情緒突然爆發而產生肢體衝突，對雙方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心靈傷害。[5]或者是無家者之間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階級與權力關係，亦會對一些無家者造成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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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遊民處理人數-列冊遊民人數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Query.aspx?sn=7dMjIu4ek4xGDZnVT%2FlrMw%3D%3D&statsn=zuy%2ByTV8QLmnR0Atnpl%2BSw%3D%3D

[2] 北車提升國家門面、驅趕遊民家當 民團呼籲：置物點與市容可兼顧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70228

[3] 李玟萱，2016，《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台北：游擊文化。

[4] 黃克先，〈「𨑨迌人」、「做事人」與「艱苦人」：台灣無家者場域內的行動主體〉，《台灣社會學》38期，頁63-114。

[5] 同前註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編輯的話

◎陳湘渝　

　　本專題為「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旨在探討無家者的處境、梳理當今政府、民間組織對無家者困境的改善方針，檢視其貢獻與遺憾之處，最後回歸學生身分，試著看見在此身份位置上，我們能夠如何發揮比個人更大的力量參與議題，並且當今的參與又面臨何種問題？本專題所指稱的「無家者」為自2010年起，台灣民間團體推行使用的名稱，定義涵蓋政府法規中的「遊民」、居住於收容單位或不安全的住所的人。

　　此專題的發想源於我們觀察到台大校園周邊不乏無家者、街賣人士的蹤跡，我們卻鮮少能夠參與在改變無家者處境的行動之中，對議題的認識也略嫌稀少。無家者議題無疑龐大且複雜，它牽涉教育體制、勞動條件、都市營造、福利政策與法規，以及社會氛圍等面向，這些面向各有導致貧窮以及使階級複製之處，各面向又彼此重合、相互牽動，使無家者議題的拆解和改善極不容易。本專題首先嘗試大致描繪無家者的生活狀況、困境與以街角為家的背後故事，再來檢視政府的相應法規與政策，討論政府著法規的不足之處，接著討論民間組織的長期耕耘，分析其成效與面臨的困難，最後本專題訪問校內的無家者服務社，透過該社在議題上的行動，看見學生在議題中能夠努力的方向、擁有的力量以及反思尚未做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