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常觀照陰影——情緒／精神困擾的除魅

◎陳亭瑄　林庭葦

從鉅觀制度到微觀互動

　

　　情緒困擾者在求助前，常要經過一番猶豫，一段獨自承受情緒之獸嚙咬的時期。踏入醫院診所，便會被用醫學量表上的標準線逐條審視，然後被歸類於某個診斷標籤下。你可能獲得幫助，卻也被簡化成醫學眼中的一個病例，並自此成為大眾眼中歪斜的人，與偏差、危險被畫上等號。即便心輔老師常強調，心輔中心不是醫療而是輔導諮商單位、服務對象不只是生病的人，可能蒙上的汙名仍使欲求助者退卻。

　　十八世紀末的歐洲，因著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恐懼，大量精神收容機構出現，將這些不受社會歡迎的人，隔離至一個眼不見為淨的角落。隨人道主義日漸抬頭，相關工作者也努力使收容／治療／諮商工作切合助人的理念、並致力於精神障礙者的去汙名化，但仍難讓助人工作與隔離、控制的身世完全脫鉤。

　　視野拉回校園，也能看見心理輔導制度中「支持」與「控制」的難分難解。例如台大的獎懲條例，視學校有控管學生行為品德的義務，若校方認定學生言行偏差，便得以在申誡、記過等處分之外附帶要求學生接受輔導[1]。心理輔導對於走到絕境而犯錯的人，或許是種社會支持，是最後一張能接住他的網子，試圖了解其身心狀況，但心理輔導被放在懲處的法規中，意涵變得複雜，是進步的關懷，也是意在矯正行為偏離常態者的附帶處分；是「為了他好」，也是為了學校的聲譽和秩序好。

　　以上並非針對校園裡辛苦的心輔工作者，而是想與體制保持一定的距離，加以反思。改善情緒困擾者的處境，不可能只仰賴醫療或心輔制度，更需要人們瞭解並學會如何與他們在生活中相處。建立相互理解的基礎，便能將社會支持分散在他們日常所能接觸的人群網絡裡，而不只是依賴上對下的、或體制對個人的力量；這層相互理解的基礎，也能使對精神困擾者的隔離或控制，在制度上的正當性能夠被挑戰、鬆動，而帶動鉅觀制度之改善。因此，以下文章將先轉向另一個重點——日常生活的互動，從微觀的互動著手，是本文對上述種種艱難議題的初步解答。

因不理解而生的恐懼

　　長期以來，社會將「精神疾病」與「暴力」畫上等號，大家害怕他們、希望他們被隔離起來。事實上精神疾病和暴力絕非因果關係[2]，這種錯誤的連結使他們難以被社會接納，因而無法擺脫生活困境，症狀得不到緩解，進入惡性循環。

   即便在台大對情緒／精神障礙者的惡意不那麼強烈，聽到同學「去心輔中心」或「被診斷為某疾病」時，大家仍會莫名不安，和聽到「去健保中心或耳鼻喉科診所」的反應就是不同。

   恐懼出於不理解，不知如何和他們相處（他會不會做傻事？會不會有攻擊性？是不是我說錯甚麼，他就會失控？），於是敬而遠之。但情緒困擾其實近在每個人身邊，就像咳嗽打噴嚔一般普遍，沒甚麼好奇怪的。「正常／異常」或「有病／沒病」的分界也並非那麼理所當然，真要說的話，每個人都在不同的面向上帶著一點「病態」。不可否認，比起咳嗽打噴嚏，和有情緒困擾的人相處有時需注意較多細節，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病態」之處，不也在時時練習彼此磨合和相處？

　

失控的正向思考

　　精神疾病的標籤與污名，使得有情緒／精神困擾者難以被社會接納。但即便身旁的人接受了這樣的事實，人們仍然會在某些時候對「病人」有去脈絡化、忽略社會成因的理解。當人們看到情緒困擾者身陷憂鬱的泥淖，面臨生活困難、工作效率降低的問題時，經常會有特定的反應：例如否定他們的情緒感受（「你想太多了！」），或者一味地給予正向勵志的話語（「加油，想開一點就好了！」），甚至質疑情緒困擾的真實性，將其視作怠惰偷懶的藉口。如受訪者所透露，即便是最親近的家人，往往也無法諒解情緒困擾所伴隨的生活失序，認為其可能是在「裝病」、「逃避」或是「擺爛」，卻沒有深入瞭解造成情緒困擾的壓力來源是什麼，是生理因素、課業壓力、人際關係，抑或是社會的結構性因素？這些不諒解的反應背後，其實是將情緒個人化、單一的歸因思維，而沒有理解到有些心理狀況可能有很複雜的成因，不是情緒困擾者自身所能控制的。當人們將困境的成因、處理責任完全堆到情緒困擾者身上時，將使他們更加難以開口說出煩惱，害怕向外求援受挫。

　　在強調競爭和效率的現代社會中，人們被灌輸要積極向上、勤奮工作以追求成功，帶著這種信念於日常軌道上繁忙、規律、有秩序地運行著。然而，一個人再怎麼樂觀積極、有抗壓性，也無法像生產線上終日運作無誤的機器，一旦他不慎偏離這條軌道，或墜落到名為勤奮的標準線之下，很容易在這些現代社會施加的狹隘標準中，被視為故障、不合格，從此「壞掉」了。這些所謂正常的「標準」便可能反過來成為壓迫，使他進一步陷入失序與失敗的焦慮深淵。

　　當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前仆後繼地朝著「光明的成功」湧進，倘若有人於此時落後腳步、失足跌跤，周遭的人便向其呼喊「要有抗壓性」、「克服逆境」，卻不願讓跌倒的人停下來喘口氣休息——這是許多情緒困擾者的艱難處境。這種正向思考強迫我們忽視所有負面情緒、面向光明，並將克服困難的責任完全歸諸個人，忽略了情緒困擾的複雜成因，無異於落井下石。如果黑暗面沒有被傾聽、宣洩或理解，縱然面對著陽光，憂鬱依舊會像陰影，在我們身後緊緊跟隨。

溫柔理解情緒的陰影

　　從情緒困擾者本身的角度出發，其願望往往只是想要自己的處境能被理解與接納；相對地，對於情緒困擾者身邊的親友而言，他們或許也感到困惑、戒慎恐懼，不知道該如何和情緒／精神困擾者互動，或給予適當的協助。這些疑惑，也許可以從一位受訪者的話語中獲得部分的解答：「被責備或不被瞭解的時候，會覺得很失落；但是，這些想法在頭腦裡一直亂轉時，真的會很希望有個出口可以停下來。」

　　這個出口，可能是一點關心、一雙準備好傾聽的耳朵，或是一個暫時依靠的肩膀，讓糾結於混亂思緒中的人得以喘息片刻，並意識到有人正嘗試瞭解自身的掙扎。否則，若在情緒／精神困擾者困於負面感受時加以責備，或高姿態地給予指導和意見，都會加深其挫折感，以及為社會所拒斥的感受。此時，世間無立錐之地的孤立感可能就會籠罩情緒困擾者，並引領其走向毀滅。

　　重視與瞭解情緒困擾，僅是出於一個非常單純的理由——作為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被瞭解，可以在社會互動中感到自在。人難免在生活上遭遇挫折，而必須處理自己的黑暗面，於此時刻，若有他人能理解自己的困難，也許就更能與蟄伏心中的情緒之獸共處，明白身在黑暗中掙扎的自己，並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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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台大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二條所制定的學生個人獎懲辦法第三條提到，學生個人之懲處方式包含書面告誡、小過、大過、勒令退學、開除學籍。為前項懲處時，得建議行為人接受心理輔導或精神治療之附帶決議。

[註二] 有研究認為精神疾病和暴力行為無顯著相關；有研究則認為雖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為風險較一般人高，但若接受穩定治療則和一般人無異，且很難斷定這樣的風險是精神疾病造成，還是低社經地位、負向社會環境等其他因素所導致。此外，這類研究大多針對症狀較為嚴重的思覺失調症患者，而非較輕微的情緒或精神困擾。（參考自http://goo.gl/BWWlY1、http://goo.gl/pYieZp）

從「心」認識——淺談心輔中心的角色與現況

◎李姿穎、楊松凡

　　漆黑的木造涼亭，在支架處搭上黃色封鎖線，斗大的吊死鬼標題橫列一旁，這似乎是大多數人對台大管院營事件的鮮明印象，但是在你我看不到的背後，有一群人在事發的當晚立刻趕到了現場，處理與安置學生幹部們，也在學生不幸身亡後在醫院陪伴家屬，並在後續的日子裡為管院營的參與者進行團體諮商。這群人是台大心輔中心團隊。

　　隱身於研一舍旁的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以下簡稱心輔中心），在樹木的遮蔭下並不明顯。也許有人每天與之擦身而過，卻不曾踏入大門一步。然而其實在每位大一生和轉學生進入學校填寫身心健康普查問卷開始，就已與心輔中心結緣。這次意識報訪問心輔中心的諮商心理師林伯聰、社會工作師陳威宇和臨床心理師連玉如，期待透過他們的觀點完整描繪心輔中心在校園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目前面臨的困境與期望。

　　心輔中心提供了個別諮商、心理測驗、成長團體、資源教室等服務，目前提供的服務量，以人數而言大約是學生人口的3%到4%，一年七、八千人次，每個人次一個小時，寒暑假持續進行。連玉如說：「在這棟房子的一樓和二樓，每天都有很多故事在上演。」我們不禁好奇，到底是誰是在聽我們的「故事」？如果我們有故事想說，要如何去心輔中心找聽眾呢？

圖／心輔中心臨床心理師連玉如受訪照

攝／傅彥龍

專業分工與內部交流

　　

　　心輔中心主要是由中心主任、專任老師、兼任老師、行政人員與工讀生等所組成，而專任老師當中包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社會工作師，大部分心輔中心提供的服務都是由他們負責，又以個別心理諮商與同學互動最為密切。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社會工作師各自有其專業。諮商心理師對於一般的個案較擅長，例如較輕微的情緒困擾、關於自我成長的問題；臨床心理師則同樣可以做談話性的諮商，但因為多了醫學背景，對於生理問題、疾病症狀會更敏感；與擅長處理個人的兩種心理師相比，社會工作師會將人與環境視為一個系統，在輔導的過程中會更關注學生和他身邊人事物的互動，也傾向運用周邊資源提供學生協助。雖然有訓練背景的劃分，林柏聰說，自身累積的工作經驗、在職進修或者與同事討論都能幫助他們學習不同背景的觀點，所以大部分的個案心輔老師都可以處理。連玉如也指出，她和同事同為臨床心理師，她比較重視動力的改變，同事則比較強調認知、想法的改變。即使是受相同訓練，每個人的應用方式、取向仍有差異。

 　此外，心輔中心透過督導制度，請資深老師帶領資淺老師，提供經驗上的協助。每個月辦公室也會有重點個案討論，若諮商面臨問題，老師們可以在同儕間獲得幫助。連玉如說：「你手上的任何學生都不是你一個人的，他是所有輔導中心老師們的學生」這就是目前心輔中心的「團隊運作」方針。

　　行政人員的業務包括處理行政事務，例如核銷、補助申請、活動場地申請等，工讀生則負責櫃檯的諮詢和引導服務。他們雖然不像專任老師們受過專業的輔導訓練，但也必須對輔導的原則有所認識，最重要的就是對學生資訊的保密。就法規[1]或和同學的信任關係上，若是有單位或個人想取得諮詢同學的資訊，即使是出於關心，心輔中心還是會保障同學的隱私權，連有沒有來過心輔中心都不能透露，更別提同學的諮詢內容。除非是像家暴跟性侵這兩個特殊情況，在法規[2]上心輔老師是責任通報人，也就是無論個案學生是否同意，老師一定要通報。在一般個案中，行政人員和櫃檯工讀生一方面對學生的諮詢詳情並不清楚，不太會有洩密的疑慮；另一方面扮演外界與心輔老師們的溝通橋樑，告訴外界心輔中心無法提供任何資訊，避免造成心輔老師的為難。為了讓前來求助的同學覺得被尊重與友善對待，他們也被要求以自然、不過份熱情的態度應對，倘若遇到認識的同學也應裝作不認識。

　

主動與非主動的介入

　　在心輔中心眾多服務中，諮商是最大宗的業務，根據心輔中心與同學的互動關係可分為「非主動介入」和「主動介入」。學生自發性地向心輔中心尋求協助便屬於非主動介入，一般由學生上網預約登記初談，並繼續隨後的個別諮商就是典型的例子。若是由心輔老師主動連絡學生提供協助則為主動介入，例如心輔老師在得知性侵或家暴個案並通報後，即使學生無意願接受輔導，仍會主動介入。除了性侵家暴案，心輔老師還有其他必須判斷學生是否需要中心主動介入的情況，大致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透過開學的身心健康普查問卷，整理出比較需要協助的同學，負責個案管理的老師便會根據個案狀況主動聯絡。第二種是當外界向輔導室通報的時候，像是有同學因成績不理想導致嚴重情緒低落，系上會通知中心，或是有人看到同學想輕生的臉書發文後向中心通報，老師們都會主動聯絡同學是否需要談一談。第三種是只要學生透露有自殺、傷人的傾向，老師考量同學的生命安全，會關心同學，並盡可能告知他身邊有機會照顧到他的人。

　　然而即使主動介入出於善意，也可能不符合學生的需求而引起排斥，這時心輔老師無法強迫，除非是精神衛生法[3]規定的自殺、傷人個案經專業醫師評估後，才可以強制送醫。陳威宇也提到，對於還沒有準備好的同學而言，強迫他面對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因此需要讓同學有沉澱的時間。主動介入的意義在於提供能幫助同學的資訊，讓學生知道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情緒，如果有需要可以隨時到心輔中心求助。林伯聰表示：「我們還是會站在一個聯繫和建立關係的角度。」連玉如則說：「我們會盡我們的力量去努力聯繫，如果都一直沒有辦法聯繫上，那我們也只能尊重你們的決定，但是如果有高度自殺的可能，我們會跟家長聯繫一下狀況。」她也提到假設同學今天在臉書上發動態表示想自殺，老師們當然不能假裝沒看到，因為關注是很重要的。

　　當有需要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個案學生時，中心會與其他單位聯繫，詢問系上、宿舍、生輔組同學的情況。倘若透過電話無法清楚知道全貌，就會藉由聯合輔導會議面對面討論如何協助學生，會議可能會討論出共同的方式來協助同學適應，並視情況協助學生連結一些校園的資源，若有需要也可能會協助轉介到精神科診所、臺大醫院。

　 第四種則是當校園有重大事件發生，教官會評估心輔中心是否須主動介入，但大部分的情況是心輔中心在事件發生後都會馬上出動。除了跟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同學會接受輔導，中心也會尋找相關人員，界定需要關心的「高關懷學生」以提供協助，並持續追蹤。以今年初管院營夜教活動後學生意外身亡的事件為例，心輔中心老師在事發後趕至現場，協助當下人員穩定情緒，以及現場幹部的協調、處理與安置，隨後找來現場目及者、參與營隊的活動人員與幹部、當事者的同學等，帶「悲傷輔導團體」活動，讓這些人有機會去說、去問、去釐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悲傷的情緒有一個抒發出口。在悲傷輔導團體活動結束後，心輔中心安排老師們輪班陪伴上課，讓受影響的同學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快速找到老師尋求協助。另一方面，在謝姓同學不幸腦死後，心輔中心老師也到醫院幫助家屬處理情緒，並且聯繫相關同學，安排後續的悲傷輔導團體活動，並持續追蹤與協助到告別式結束。

圖／心輔中心社會工作師 陳威宇受訪照

攝／傅彥龍

心輔中心的挑戰

　　台大心輔中心已行之有年，在多年的運作下更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運作模式，但是在這套運作模式的背後是人力資源匱乏的窘況。依據學生輔導法[4]，一間學校的諮商輔導人力與學生的比例是一比一千二，如果以台大來說，台大有三萬兩千多名學生，所以大約需要二十七到二十八名心理師。目前台大學生輔導中心還缺六到八名心理師，才能符合學生輔導法法規，因此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限制了校園中可以接受到服務的同學比例，同時心輔中心老師還必須運用寒暑假時間，持續幫助同學進行心理諮商服務，才能勉強消化完目前的需求量。但是對心輔中心而言，除了提供各類團體活動、個別諮商、追蹤個案，他們還必須承辦行政雜務，在龐雜的職務重擔下，壓縮了學生諮商服務的質與量，更導致心輔中心難以擴大服務人數，以及缺乏人力推廣更多輔導活動。

圖／心輔中心諮商心理師 林伯聰受訪照（左一）

攝／張禎晏

「心」出路

　　近年來台大心輔中心在面對人力困境時，仍試圖提出替代方案，例如：推廣開放式團體，專門協助問題不是那麼急迫，只是需要團體討論以獲得更多資訊的同學，而團體內容共有壓力管理、問題解決策略、自我肯定的表達三個系列，以幫助同學有更多資源與力量面對生活困境。除此之外，心輔中心更從去年（2015）開始實施「NTU PEER（台大皮兒）培訓計畫」，期望培訓同學發揮同儕間保護及傾聽的功能，當同學有困擾時，成為拉住同學一把的生命援手，遇到真的不能處理的狀況，再轉介到心輔中心，讓心輔中心轉變為後援的角色，共同支撐起台大的心靈防護網。

　　目前台大的輔導系統是每個院分配一個輔導老師，作為學生與心輔中心的聯繫管道。反觀台師大，於2014年建立「專責導師制度」，導師每個學期負責和院系學生簡單約談，藉此了解同學狀況，並先行處理一般性問題，若有較複雜、危機性的情況發生時，再轉介至學輔中心，以利資源利用最大化。由於台大缺乏人力過濾學生狀況，因此不管學生的狀況危急與否，全都由心輔中心統一處理，龐大的個案量使得有些學生無法透過線上預約系統得到及時協助，他們只能直接到中心求助，有時可能會與原先預備給緊急事件或是狀況較急迫嚴重的同學的人力衝突，造成中心人力動員的惡性循環。

    

　　在台大心輔中心人力不足的條件下，如何使得資源被充分利用，並擴及更多同學，以符合學生需求與因應時代變遷，仍是未來有待思考與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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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學生輔導法第17條指出，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不在此限。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益。

[註二]：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指出，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等，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性侵害防制犯罪法第8條指出，社工人員、教育人員等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註三]：

精神衛生法第41條指出，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註四]：

學生輔導法第11條：「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一千二百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超過一千二百人者，以每滿一千二百人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為原則，未滿一千二百人而餘數達六百人以上者，得視業務需求，增置一人。」

情緒顯影——三位情緒／精神困擾者的告白

◎尤鈺昕、吳研嘉

同學C

　　我因為在下學期才進入台大就讀研究所，突然面對陌生的環境，我感到不適應而求助於心輔中心。由於大學時期參加過學輔中心[1]的活動，對校園心理輔導機構有一些認識，不特別感到排斥，另一方面也覺得台大資源比較多，在心理輔導方面可能也較制度化，因此願意嘗試，而沒有先尋求其他管道協助。

　　身為高敏感性格的人，我對於很多他人認為的小事可能會特別注意，也常被認為想太多。陷入緊張情緒時，我會一直想像糟糕的事一定會發生，自己又該怎麼應對，因而墜入情緒迴圈，無法做下一步，可是這世界還是一直前進，所以我必須相信自己，讓自己繼續走下去。

　　在諮詢過程，由於我比較沒有具體待解決的問題，因此諮商心理師需要陪我核對、釐清現況。很多時候會變成像聊天，我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因為平常沒有人可以跟我談，我就利用這個管道和老師聊天。我一開始難以讓自己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再現特定情緒。有時我在某個節點遇到很難解決的狀況，會很希望某個人聽聽自己的想法，分擔困難，可是通常那時我必須自己面對。我必須要等到排定的那個時間點，才能透過敘述表達。

　　很多人向心理輔導機構求助，都是想要解決問題，而非解決情緒。心輔中心很重要的限制是他們無法代替你或告訴你該怎麼解決問題。對我而言，雖然諮詢無法解決我的困境，但能夠和我一起面對問題，協助梳理我的情緒，使我從情緒困擾脫離出來。

同學H

　　我會向心輔中心求助，一方面是在進入大學這個新環境，有種無法融入大家的感覺。但更主要是由於自己男同志的身份，在使用交友軟體經驗中，我因為想要認識別人所以好好打理自己，但別人只是因為我的身體而想要認識我，這讓我討厭自己的身體，好像我自己只剩下肉體，其他一無所有。這個感覺大概持續一個月，我覺得自己狀態越來越差，有時吃不下，自己一個人時會偷偷地哭。

　　我的直屬建議我可以使用學校的資源，所以我開始去心輔中心諮商。諮商過程中，諮商心理師和我花很多時間解決「性」相關的問題。他主要和我談談我最近的狀態，我告訴他我最近發生什麼事情。當我特別低落時，他會傳一些網路上流傳的那種勵志小語給我，雖然我想像中覺得他應該要是個很像醫生的角色，但幾次下來，他比較像協助者。儘管和想像不同，給我的影響是好的。

　　由於諮商心理師和我說過，若我想解除低潮的狀態，盡量讓別人知道會比較好，距離感會較低。所以我比較傾向讓別人知道，比如只要有人陪我一起走路或和我相處，我就會順便講一下自己的狀態。

　　諮商之後，我在身體方面的煩惱解決了，也可以和寂寞相處了。一開始我覺得我跟外面的交流有問題，但好像我和我自己的交流才是真正的問題。我處理好和自己的關係後就幾乎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了。

同學M    

※同學M雖非台大學生，但其經驗可以讓人深刻了解精神困擾者的處境。

　　大家都以為情緒困擾由特定的壓力事件引起，但其實基因和其他因素也會導致生病，像我就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事情。當然，外在的壓力也對病況有影響。

　　我有強迫症和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長期在家附近的醫院精神科就醫。強迫症有「強迫思考」和「強迫行為」兩方面的症狀，其中強迫行為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像我拔頭髮或拔眉毛就會被歸為強迫行為。這些行為我無法靠理智控制，如果要壓制這些衝動會使我焦慮、激動或是生氣，但是我拔到一整塊禿頭，別人會覺得很怪。所以，我現在出去會用戴頭巾或戴帽子來掩飾，讓大家覺得這可能是一種裝扮。

　　家人除了擔心我可能傷害自己，或是我過得不好，未來無法獨立之外，也很擔心別人看到我的這些行為會懷有敵意或恐懼。有次因為強迫行為的驅使，我走在路上一定要有規則地走地磚，走不對又會倒退重走，我媽媽就罵我：「你不要再這樣走了，人家會以為你是神經病。」那次我印象很深，很受傷——自己非但不被外人接受，連平常相處在一起的、應該比較了解自己的家人都因此討厭我，覺得我丟了他們的面子。

      強迫思考，則是腦海裡會有一個念頭或畫面不斷重複，自己知道那不是真的、是有問題的，你很討厭它卻無法停下來。例如我走在路上看到路人經過，就常常莫名其妙覺得他下一秒可能會被車撞，車子會從哪裡衝來，撞了之後他如何受傷和骨肉分離，經常覺得是我自己不好的「氣場」害他受傷。當下其實很害怕，但我又不敢跟別人講，因為我擔心別人覺得我很奇怪而不想跟我接觸，我也怕受到責備：「這都是你亂想的，你幹嘛在那邊鑽牛角尖、胡思亂想！」被責難或不被瞭解的時候，會覺得很失落，但是這些想法在頭腦裡一直亂轉時，真的很希望有個出口可以停下來。這種狀況我從國中就一直持續到現在，強迫思考的出現會有很多種形式，只是我最早是以這種形式開始。

     上大學後，因為學校離家遠，曾經試過學校附近的醫療體系，但是我無法適應，最後是在家附近的醫院拿慢性處方箋，只利用放假回去和醫生討論。起初我不想要那麼依賴醫療系統，想轉而尋求學校同學等社會支持系統，但因為我不想要麻煩人，也不想嚇到人，所以我有需要時不敢向同學求助，也傾向不接受同學幫助。我在學校被鑑定成特教生，但分配到的特教老師不一定是心理專業，像我的特教老師是物理治療背景，雖然很熱心，但不一定知道我需要什麼。

　　至於心輔中心，我一開始覺得自己離家後不會隨時能找到資源，應該要學習獨立，所以我一直硬撐了很久才去找臨床心理師。那時我已經混亂到不知道該討論什麼，所以我覺得幫助有限，不過就是有一個人聽我講話。在學校裡比較挫折的經驗是學長姐的不諒解：他們覺得我不配合參加活動，可是我有自己的原因，溝通無效之後，我在班上就漸漸被言語霸凌和關係霸凌。

      父母一開始覺得我壓力太大，叫我不要想這麼多，後來想去就醫時他們有很多擔憂：「幹嘛要吃藥！這樣會不會成癮？」、「以後會不會依賴？好像吸毒或是被毒品控制。」他們想辦法說服我可能只是失眠困擾或自律神經失調，不是憂鬱症。發生很多事之後，他們慢慢知道我狀況不好，不是我要擺爛，是因為我真的有困難需要幫助，但他們在心理上還是無法完全接受我是個需要看精神科的「憂鬱症（情緒障礙）病人」。

     後來我選擇休學。我知道自己狀況很嚴重，可是在學校沒辦法跟任何人講，跟家裡講又怕他們擔心，所有的東西都悶在自己身上，也不能傷害自己或自殺。這樣的我真的不適合留在學校，在學校待不住，上課對我沒有太大的意義。我也許可以及格，但這樣子強制把自己關在學校根本是浪費時間，所以我選擇把自己從學校裡隔離出來。休學後，剛開始會覺得自己是家庭的累贅，既無法工作也無法唸書，連幫忙做家事都不行，甚至會因為小事與家人起衝突。我對這個家沒貢獻，讓他們討厭又帶給他們麻煩，就會想：既然在哪裡都沒有歸屬，又沒能力，乾脆不要留在這個世界上好了。

　　現在，我會努力幫自己安排一些非正式的活動，讓生活要有一些規律，不要一整天什麼事都不想做，也不要讓自己因為沒接觸人群、沒事做而持續退化。可是有時還是會覺得，自己真的是個徹底沒用的人，甚至連有危險時去看醫生，或是憤怒到想要傷害自己都沒有力量。我知道，要回歸正常生活（回學校或去工作），還有很大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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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相當於台大的心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