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快訊:台港青年撐港抗中記者會

 
◎黃脩閔、陳柏翰、李奕慧、黃玉真 



▌背景簡述:為甚麼要制定香港版國安法?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以往於三月召開的人大會議與政協會議(俗稱兩會)延至五月下旬,其中激起討論與爭議的莫過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的草案制定(以下簡稱香港版國安法),全文共七條。

  綜觀中港澳三地立訂國家安全法的歷史,澳門立法會在2009年1月便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則在2015年7月通過了新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兩者內容均包括串通外國勢力、國家間諜、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等。由於中國政府新版的《國家安全法》提及港澳地區,香港特區政府對此表示:有關法律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但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維護國家安全之責任,且此責任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通過本地立法履行。[1]

  細看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條,寫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外國於港進行政治活動等。雖然二十三條提及應由香港立法會完成相關立法,但其立法卻引發民間極大的反彈,至今仍未完成。2002年北京曾要求特區政府為二十三條立法,但在2003年7月1日,香港回歸6周年之際,「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二十三條立法,主辦估計約有50萬人上街參與遊行。如此反彈的民間聲音讓立法會不得不暫停二十三條的立法,且至今都無再提交。

  在22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表示,由於二十三條立法自2003年被有心人士汙名、妖魔化,恐有長期擱置之疑慮,再加上去年反送中以來,部分港人反中亂港、境外國際勢力介入的考量,須採取強硬且有效的措施,並依法懲治,因此由中央透過兩會,直接訂立二十三條的相關法案。[2]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中國法律並不能在香港執行,但基本法第二章第十八條則寫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與「而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外交、國防、與不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細看基本法附件三的條文,均是適用於中港澳三區的「全國性法律」,例如國籍法、國旗法、國慶日決議、外交特權與豁免等。香港大學法律學者張達明則指出,附件三本身是指條例在全國實施,並且包含香港。而這次人大的做法僅是制定一條「只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法律」,這恐違反了附件三的原意。因此此舉被批評北京插手香港政治、一國兩制的死亡。[3]


▍現場狀況:台港青年發言

  早上十點,於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一樓,在滂沱大雨中,聚集了台港青年及媒體朋友,包含香港邊城青年、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臺灣學生聯合會、 行動山棧花、政大野火陣線、北大翻牆社、東吳難容社、中原灼言社等學生與青年團體。期盼在人大開會前,譴責中國強推國安惡法,也呼籲教育部於考量防疫疫情下,讓滯港的香港學生來台復學,要求台灣政府必須明確落實庇護機制。

  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 Justine於記者會上提到,如今仍有三千多名滯港的香港學生,原本已經錄取台灣的學校,卻因為疫情因素仍不能來台,在已有居留證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可以透過專案專簽處理,利用一定的標準,在防疫考量下,讓香港學生基於教育需求來台。「台灣應該積極守護作為抗中的精神堡壘。」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秘書長張育萌認為香港與台灣的關係唇亡齒寒,疫情過後,下一波的瘟疫,就是中國的獨裁。

香港青年秘書長 Justine 發言

  行動山棧花談起台灣也曾經歷過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等歷史,曾經有過因思想而家破人亡的擔憂,台灣應該記得那段歷史。「今天台灣所擁有的,可以大聲表達自己立場的自由有如何的得來不易,我們就有多不願意看到香港的手足被剝奪這樣的權利。」從同理做起,歷史有可能重蹈覆徹,價值也需要持續被辯證。中原灼言社也強調,台灣國際地位特殊,在民主與自由的陣線上,台灣從不缺席。「我們的前輩在『島內異議份子』與『海外台獨份子』分進合擊之下,為我們創造了現在的自由。」因此,「我們更應該協助港人能受到生而為人理應擁有的人權與自由。」

  文化大學候任學生會長及港生陳維聰,於記者會上也提到:「這一年來,黑警的暴力,制度的暴力,香港人用血淚告訴全世界,自由民主終究與極權中共的意識基因相沖。」從反送中到反國安法,雖然造成了許多生命的凋零與無力,但香港人對未來的願景也會愈來愈清晰。事實上,「香港的未來不應該由那些出賣香港的愛國假香港人選擇 ,更不應該由政權代替人民選擇,當我們香港人繼續在街頭追求我們的未來時,期盼台灣政府以及台灣人民能繼續撐香港,提供更有效的政治庇護以及實際的人道救援專案。」這是港生的期許,也是台港必須攜手前進的方向。
文化大學候任學生會長及港生 陳維聰


  實際上,香港情勢極為險峻,在台灣還在考量是否對港澳關係條例18條中的「必要之援助」進行具體化的明文及落實、又是否針對同法第60條暫停部分條文適用,陸委會仍在制定4原則下(政府主導、陸委會跨部會整合、政府成立法人機構執行整合民間跨部門的公私協力、政府編列預算挹注經費)香港人道救援行動方案的同時,人大已於今日下午,以2878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訂定香港國安法的決定草案,並授權人大常委訂立香港版國安法。在立法、審法後,將把相關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後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實施,且僅須徵詢特區政府與基本法委員會意見,不須經立法會同意便可在香港實施。


▍反思:台大港生的回饋

  今天我們在現場看到青年的高聲疾呼、看見倡議者的臉孔,面色凝重、不屈不撓。青年的發聲始終有價值,他們凝聚眾人的聲音、聚集大家的目光,最大幅度地試圖改變現況。但當細聽他們的聲明,便察覺當今在台的青年,很一致地重複著:「呼籲台灣政府」、「呼籲台灣人」。這些倡議語彙的重複,似乎也暗示了青年倡議手段的有限性。除了呼籲政府之外,在台灣的我們還能提供的幫助,顯得有限。

  就算有限,也絕不渺小。我們向在現場的兩位就讀台大的港生詢問到:在香港人眼中,像這樣的台港青年串聯活動,有何意義?一名港生答道,香港與台灣處境相近,這樣的聯合不僅是要請台灣青年看見香港的現況,更是要從台灣的角度去檢視香港的走向。這一年間他觀察到:台灣人在總統大選過後,認為處境已安全;PTT上偏向認為香港人來台會產生社會問題,對台灣並無好處。對此他認為,香港人並不是那麼汲汲營營地想移民台灣,而台灣民主也並非牢不可破,香港人想要的是爭取自己的未來、也希望台灣人守護已有的民主價值。他向我們說:「中國用香港作為第一個,之後就會到台灣,而香港是一個借鏡。」

  我們追問,若國安法通過,港人未來的抗爭路線將會是如何?其中一名港生分享了他的觀點:首先就時間層面來看,通過國安法到實際執行中間仍有一段時日,他預想在正式執行前、大約七月、八月之時會是聲勢最盛之時。尤其七、八月適逢暑假,在港的學生更能夠響應倡議行動。倘若這一波的抗議仍然成效有限,港人或許會訴諸國際遊說,透過移居國外的港人(以避免被中國以國安法拘捕)去和他國建立網絡、藉由國際遊說形成影響。同時,許多的抗爭也將地下化。自反送中運動以來,抗爭者藉由Telegram上公開「香港人抗爭日程表」來召集民眾聲援、遊行。但警方卻也依據日程表來提前部屬、加強警力,導致抗爭運動效果受挫。甚至Telegram群組管理員也因此被捕。於是許多抗爭開始以非公開的形式進行,不再於公開平台發表資訊,而是以類似「快閃」、「臨時集結」的模式進行倡議,使被拘捕的可能降低。受訪港生認為,儘管這樣的模式讓人數變少了,但同時行動力也將提高。

  反送中至今已一年有餘,如前述的許多改變逐漸發生,我們於是好奇港生的立場、心境是否有所轉變。受訪的兩位港生表示,包含他們在內的許多港生,自始至終都相當關心抗爭。但他們也有耳聞不同的聲音,有人支持港警;有人認為自己選擇在台灣發展便不顧香港事務;而時間拖長了,也有人開始感覺蒼白無力。同是在台港生,卻有著百百種不同的立場和情緒在鼓譟著。從兩位受訪者的反饋中,我們得知港人的心聲、念想。仍然令人感佩的是,多數的香港年輕人,在歷經一年來的耗損與拖磨,依然始終堅毅果敢地站穩了腳步,踏實地為自己的城市和未來抗爭。


▍小結:一年前、一年後的我們

  2019年6月9日,意識報也曾來到該辦事處,針對反送中與港台的串連撰文:快訊: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反逃犯條例請願;一年後,香港情勢變本加厲,當時的逃犯條例,其立法權還是在香港立法會手上,需要透過立法會通過,然而,香港版國安法的通過,將使得未來人大常委得繞過立法會,制定任何有關他們所認定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外國勢力干擾香港」等法律,與設立相關執行機關。

  一年前、一年後,情勢並沒有好轉。5月27日,香港《國歌條例草案》恢復二讀,預計6月4號表決。香港網民號召響應「5.27 大三罷」、「和你慢駛塞車」行動。警方出動6個總區應變大隊,共3500警力,裝甲車、水炮車在港島戒備,並於金鐘立法會、政府總部進行嚴密佈防,警務處長鄧炳強也到了現場。最終統計,警方拘捕超過360人,涉及罪行包括藏有攻擊性武器、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非法集結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大批示威者主要出現在中環、銅鑼灣和旺角等地,警方為了驅散人群,開胡椒球槍,暴力制服示威者,亦有學生無故被捕,期間更有許多民衆被濫權搜查。爾後,警方亦強調行動乃採取嚴謹克制的態度。記協表示,中環地區警方多次刻意阻礙記者採訪拍攝,並截查大批記者,唯持有記協證的記者才可放行,警察公共關係人員在截查記者位置附近,卻沒有協助。

  人民受到大圍捕、媒體的紀錄將更困難,加上通過香港版國安法後,願意倡議的人民將會受到更嚴厲的思想管控,關於未來的方向,除了國際社會將如何表態、制定相關立法外,台灣的庇護專案將如何開啟亦是關鍵,台港兩岸的民間組織與青年,未來將如何串聯、採取的論述主張會不會改變,亦是值得關注的下一步。
左至右:香港青年秘書長 Justine、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秘書長 張育萌、文化大學候任學生會長及港生 陳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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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府:新國安法不在港實施。鳳凰衛視。http://news.ifeng.com/a/20150701/44082299_0.shtml?_hj_reload_&1435757017605

[2]【港版國安法懶人包】國安法Q&A告訴你內容重點 有何爭議?香港經濟日報。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652436/

[3] 香港《國安法》:你想知道的六個問題。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767088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108-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候選人3號楊子昂

 
台大意識報 

108-2聯合選舉將於5月28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3屆學生會會長3號候選人—楊子昂。


一、參選動機與政見

:請問您這次的參選動機與理念為何?能否談談過去參與學生自治帶給您的學習與啟發?

我是醫學系出身,身邊同學非社會科學相關背景,對同溫層所談論的議題相對不熟悉,對他們來說,學生會是個遙遠的存在。因此,我的第一個政見主軸是「有感」,我過去一年在福利部處理的交通、Ubike2.0問題等,算是有感、貼近生活的學生自治層面。

有感是貼近學生的第一步。再來是「共感」,學生會推動價值議題時,大家可能覺得要支持某些價值才是政治正確的,但像推動轉型正義、富振本土語言等,更可能是出於同理——我們可以主動看見結構底下的人和他們的處境,提出解方改善處境。推動價值議題不是為了標榜自己很進步,而是出於理解、共感,然後由學生會去改善。

我過去有參與學生自治的經驗,在高中辦過獨立學生報。我認為第一要看見學生和學校權力結構的不對等。第二,過去倡議議題時可能覺得很理所當然,但不是該領域的同學可能不那麼了解議題脈絡,因此我希望帶給學生的是:我們可以一起同理、共感處境。


(追問)醫學系背景是否帶給您參與學生自治、推動議題時不一樣的視角?

身處在非同溫層環境,真正要推動議題、和大家溝通時,就會知道大家不懂的點在哪。


Q:您去年在福利部擔任副部長,參與過程中,有沒有看見學生會在運行上的任何問題?未來您又希望如何改進這些問題?

就我的觀察,在論述的選擇上,過去學生會採用較強硬的論述方式,預先設定了議題目標,想要達成它,給學生的感覺就是目標明確、立場堅定;但相對少了教育、倡議的這一塊。我同意在議題上我們要踩穩價值,堅守某些立場,但我認為和同學溝通、教育的過程也是很重要的。

以廢除學業退學制度為例,師大是首先廢除的學校,當時的情況是有一位女生提起申訴,學校覺得她很可憐,便順勢廢掉學業退學制度。雖然目的達成,但學生完全沒感受到制度的不合理之處。我認為達成目的很重要,但教育的過程也同樣重要。


 Q:您的經歷中,大學是從大三才開始參加學生自治,會認為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不足嗎?或是有什麼是你認為應加強的面向?

我過去一年業務範圍包含教務(廢除學業退學制度)、學務(住宿組,曾擔任宿舍管理委員會委員)、總務(交通議題),涵蓋多數和學校溝通的部門,也做了很多練習。不足的是和學代會的互動,過去我是副部長,沒有參與學代會的質詢,比較不了解學代會的文化和人際連帶。可以從熟悉學代會的運作模式開始補足,但人際連帶的部分就要慢慢培養。


 Q:您覺得您參選的優勢與劣勢在哪?

我在高中參與過學生自治,也是這一屆台大學生會福利部的幹部,有比較多跟學校交涉和校園運作的實務經驗。但是身為現任學生會幹部也意味著承接大家對現任學生會的評價,也包含大家對這一屆的批評。


(追問) 您認為自己採取的論述方向會跟這一屆學生會不太一樣,但同時您也身為這一屆學生會幹部,您會怎麼回應大家對你不會帶來改變的質疑?

很多人對這屆學生會的批評是都在做價值議題而忽略對學生有感的政見。但我不太能認同這種批評,因為我過去一年在福利部就做了很多有感的生活政見,只是沒有被大家看見。另外,選舉時的形象塑造會影響當選後大家的評價,現任會長凃峻清從競選開始就帶給大家非常關注價值議題的形象,而我一開始在競選過程中就採取了與他不同的論述選擇,相信大家看得出差別。


Q:您強調讓學生在「有感」之後也能與學生會「共感」,為非主流群體發聲,積極看見學習場域中的權力與結構。對於處境較為弱勢的學生,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見,您認為學生會可以提供什麼優於以往的應對方式?而某些對學生會的質疑提到學生會在推動議題時忽略「弱勢」或是並非照顧到全部台大人,您的想法是什麼?

過往學生會推動廢除學業退學制度,每年被退學只有二、三十人,占非常低的比例,但他們不是真的很混,他們確實就是需要被幫助的弱勢。學業退學制度廢除雖然影響全體台大生不大,卻對他們個人生命影響很大,學生會也花了非常多力氣照顧這些弱勢族群。

弱勢族群種類很多,包含國際生、轉學生、性別弱勢等。我覺得學生會是站在想要積極照顧弱勢的立場,但一定沒辦法做到全面。可以努力的是,當他們覺得權益沒被學生會看到時,能向學生會反映。


(追問)如何塑造可近性高、讓弱勢學生願意求助的學生會?

第一是形象的豎立,要讓大家知道學生會是可以共感弱勢處境的。再來是執行方式,像推行廢除學業退學制度時,我們是用表單募集願意和我們聊聊的同學,以對談形式進行,讓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他的生命經驗,和問卷填答的形式就不一樣。


Q:考量到校園中不同群體的性需求,您提出於合作社加賣指險套、潤滑液等商品,然而,事實上在推動女宿放置保險套時,就有以下質疑:包括效益不足(比起花費建置的成本,最後僅在部分女宿有販賣機)、疑似鼓勵婚前性行為、開放式關係等,導致最後並未普遍放置,而指險套、潤滑液若面對質疑,或是被合作社拒絕販賣、被生治會否決時,您會如何因應?

首先我們在合作社賣,非在宿舍設置販賣機,不會遇到生治會的問題,也不會有效益問題,合作社可以自己評估進貨量,避免成本問題。再來是鼓勵婚前性行為的批評。「鼓勵」的邏輯有點奇怪,像我們設置吸菸區並不是鼓勵吸菸,而是真的有需求,婚前性行為現象也確實存在,我們可以做的是避免可能的危險後果。個人覺得婚前性行為和開放式關係沒有什麼好道德譴責的。

若被拒絕,則要看合作社拒絕的理由。如果是反對婚前性行為,我們可以把它塑造成一個議題,因為已經有具體事件,可對合作社代表倡議,對外說為什麼合作社不讓我們販賣這些商品,是不是社會還存在什麼禁忌之類的。如果是效益問題拒絕,這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還是不行,那就和校園中的便利超商合作,便利超商比合作社能負擔的成本更多,先從校園中的便利超商著手,沒辦法的話,可考慮和校園周邊的藥局簽特約,或是整理資訊讓學生知道。


(追問)您提到塑造成議題的手法,有些對於學生會的看法指出,學生會在處理問題時常把事情放在衝突的框架中理解,並質疑這樣的作法實際能和學校達成的協商空間、爭取的權益有多少,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要注意的是,學校和學生確實是在對立面,對學生進行控管、介入。這是事實,必須要呈現、正視,假裝看不見不代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不存在。但你說一味要產生衝突,我認為達成目標有很多手段,可以跟對方遊說,就是一種比較合作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校務會議中抗議,就是較強硬的手段。要視情況決定採取什麼策略。



二、校內議題與學權推動

Q:在3/21的校務會議中,立場各異的學生代表與校方針對校務會議能否直播、誰能直播、校務會議是不是一個公開的場域進行了討論和投票,最後的結果是以後的校務會議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直播,對此決議贊成和不認同的意見各執一方,請問您對於此事件的結果看法為何?您若上任,將會如何處理直播與媒體採訪的問題?

我可以理解學生代表當時提出的邏輯,但我也許不會做同樣的選擇。原因是因為這件事很難宣傳,它與你的理念有斷層。學生會提出要禁止媒體直播,雖然本意是想讓學生也能直播,但傳出去後就會被視為學生會反對媒體直播,中間需要花很大力氣解釋,通過之後犧牲的代價也很大。在目前禁止學生與媒體直播的情況下,學校會在校務會議後召開記者會,造成校務會議的討論和結果全都由學校詮釋。我們未來一定會持續提案開放直播與採訪,但提案不一定會通過。我們還可以做的是召開學生會自己的記者會,用學生會自己對校務會議的詮釋去對抗學校單方面的詮釋。


(追問)老師們上次已經覺得討論很冗長,你會如何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已經討論過的事項提案,況且提案開放採訪的部分甚至直接與之前的提案內容相反?


這一屆學生會在校務會議採取的是強烈抗議的方式,以引起大家關注(例如一直提出秩序問題)。但其實有另一個可行的手段:我們可以在會議前就準備好,比如說在會前遊說校務會議代表。這一屆學生會在退學跟大學國文等議題就是採取會前遊說、爭取校務會議代表支持的方式。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從組織章程來看,學生會與學代會要互相監督,但學生會的目的是要代表學生抗衡學校,還是希望尋求學代會的認同,以一個整體面對學校。我會努力爭取學代的支持,在教務會議的議題上會有更多互動,例如在ubike 2.0上學生會與學代會就保持合作關係。和這一屆學生會比起來,我比較缺乏在學代會的人際連帶,因此會在兩邊的溝通上多做努力。


Q:總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2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應該改進的地方?

我認為廢除退學制度和改革大學國文應該繼續推動。過去32屆學生會清楚地指認出哪裡權力結構不對等(例如學校運作、中國因素等等),而且站穩立場,堅定地往他們設定的議題目標前進。我認同這樣的堅持,但我也認為論述選擇上有可以補足的地方。學生會的論述應該要更著重與全體學生的教育、連結、倡議,讓學生能與學生會關注的議題產生連結,並暸解這些議題的重要性。


Q:您認為學生會在向校方爭取學權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學生在校務會議代表席次只有一點點,讓學生需要花費很多的力氣去說服其他代表。如何讓學生成為主體,是長久以來的命題,長期以來學生學校的權力就是不對等的,我也不認為自己在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撼動這個結構。那麼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是積極遊說校務會議代表和開記者會,畢竟台大學生會由台大學生投票選出,我認為學生會比起模擬政府,更像學生工會,一群學生組織起來反映意見力量會更大,也具有一定聲量,開記者會有記者願意來聽。目前可以用這些方式去撼動學校的決策體系。



三、校外議題參與

Q:去年,學生會長凃峻清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關於反送中立場以及守護台灣民主的言論,之後學生會也參與了聲援香港各大學的聲明,這些與政治明顯相關的舉動也引起一些討論,包括學生會能代表學生到甚麼程度。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會如何回應?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

我認為學生會可以針對各種議題更積極地做論述。有些人覺得學生會應該要比較中立,看多數學生想表態什麼就表態什麼。但我覺得學生會可以主動去看到不同處境的人、然後去改善這些人的處境。舉例來說,多數學生不一定支持廢除退學制度,但我們可以透過論述去告訴大家為什麼應該廢除退學制度。我也會闡明我身為一個台大學生會長觀察到什麼、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價值立場。


Q:對於校外議題,如勞權議題、轉型正義議題或性別議題、同婚議題、國族問題,您在當選後會表態嗎?您認為學生會應該在社會議題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台大學生會長可以不用把自己限制在台大校園內部,而是多多關注青年世代想要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比如學生會可以說我們想要一個開放、性別多元、民主自由的社會,所以我們要推動這個可能較具爭議性的校外議題。每個議題都會有社會尺度和校園尺度,比如說性別議題之中的同婚是社會尺度的議題,在校園內尺度上也可以推動許多不同的性別議題,我政見也有推動。


(追問)在學生會長選舉投票率不高、校內代表性不夠的情況下,您要如何代表青年針對議題去做論述?

我覺得看一件議題不能單純以支持數量來決定是否正確,很多正確的事並沒有主流民意支持。例如同婚議題在公投的時候被多數人反對。另外在學生會長選舉的過程中,每位候選人都會傳達出自己在性別議題、勞權議題、轉型正義等等議題的價值立場,既然當選了就代表當選人對議題的立場得到學生認同,只要沒有違背自己在競選時的形象與立場,就具有一定代表性。





108-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候選人2號梁聖宇

 
台大意識報 

108-2聯合選舉將於5月28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3屆學生會會長2號候選人—梁聖宇。

一、參選動機與政見

:在經過去年的落選經驗後,是什麼促使您再次投入學生會長選舉?參選的動機與理念為何?

我覺得在台大生活的期間,對於週遭環境或這塊土地會漸漸有情感,開始有想要改變的事情。每年候選人都會提不同的政見、想法,希望能促成改變,可是其實很多事情都應該被區分為:想要做和能夠做。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一年裡真正能夠做什麼、改變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的參選也是希望未來學生會可以有更加多元的聲音,如果可以藉此機會鼓勵更多不同身份、角度的同學參與學生自治,我認為是很好的一個方向。


Q:去年您在選舉期間似乎遭受不少抨擊,如擔任政治系學會學術部幹部時讓江宜樺來演講,或是被認為不能夠強硬地表達訴求等,請問您對這些評價有什麼想法?這次會如何回應或化解這些批評?

當時確實受到非常多的批評,落選對我打擊很大,我也非常難過。但後來我卻蠻感謝當時的落選,因為這樣的過程才讓我看見更多不一樣的自己。回過頭看那些批評,當中確實有很多是善意的,或是真心希望我看見這樣的問題。

例如你們舉例的江宜樺演講事件,當時我覺得社會對話是有可能的。但是,過去一年發生的反送中事件,還有落選後的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台灣這塊土地過去所承載的歷史,嘗試理解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轉型正義等。在聽完江宜樺對三二三的看法與表態後,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前提下認同他講的話,我意識到講師與學生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平等的。過去發生的我沒辦法改變,我只能記得、背負這些東西,用我的言說、行動去回應每個人。

至於不能強硬地表達訴求的部分,其實對過去的我來說,確實是蠻大的挑戰。但在落選與這段生命經驗中,我不斷地成長。我嘗試盡我所能,我選擇的是站出來,在我有限的資源下,回應台大學生會長要面臨的問題。


Q:您在去年的選舉中特別呼籲校園對僑生處境的重視,也在政見中強調對於各類弱勢學生的關懷。因此,具體而言,您認為目前哪些弱勢族群的議題是沒有被學生會關注到的?應該新增哪些機制協助校園弱勢族群?

雖然過去有外務部,現在則有國際事務部,但長年以來並沒有打破僑外生跟本地生社群的隔閡。許多國際生來台灣是希望了解台灣的歷史、認識這塊土地,但在實際的情況下,更多時候他們還是選擇依靠自己母國社群。

又舉例來說,疫情發生後有許多課程轉成遠距,我們作為語言優勢的族群,可以輕易地達成轉換。但是,對於經濟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學生,他們有無資源能夠配合制度的轉換呢?大家雖然認為學生會已經關注各種不同的弱勢議題,但是實際上,校內決策往往無法在第一時間關照弱勢族群的問題。因此,我希望利用SDGS的框架去盤點,聽見不同族群、性別、經濟等弱勢族群的聲音,讓他們能夠平等地被涵蓋。


 (追問):剛才也提到許多本質性的問題,例如身心障礙、語言的隔閡等,除了要聽見他們的聲音外,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政見?

其實台大學生會與校方的作用就是必須處理這些本質性的問題,學生會應該作為一個橋樑。在語言政策的方面,希望能建立一個語言交換的平台,透過學校的力量推廣這份資訊,讓需要學習中文的國際學生,能夠與想學習英文或異國文化的本地學生,建立一個互助的關係與機制。
至於身心障礙族群的政策則大致分成兩個面向。身障者的部分,雖然我只與少數幾人訪談過,但已明顯發現少數族群的配套措施在疫情中延遲的問題。未來也希望透過他們增加更多樣本,更深入了解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問題;而心靈問題的部分,我則提出設立福利部心理健康小組,進行去污名化的工程。我還在與許多不同相關背景的學生請教,希望未來能成立社會支持的同儕團體,透過工作坊、諮商師設計好的輕鬆談話形式與陪伴,讓身心狀況欠佳的同學知道他們是有人在乎的,並且可以在這裡交朋友。


 Q:您在政見中提到加簽的熱潮,因此希望熱門課程班次加開,想請問實際執行可能性?像是老師不願意?或是增聘師資困難、教授已達授課時數,此時要如何向校方要求?您也提到「並不能僅由修課人數評斷,更應該由初選人數或欲加選人數做出進一步的評估。」但台大學生往往一開始就是狂填課程,加開班次之後真的符合實際需求嗎?

這部分主要談論的是語言、通識、教育等全校性的課程,聘請新的教師或增開課程的難度會相較院系課程低,像是語言、體育等課程就有這樣的加開空間。希望未來教務處在開課時能將欲加簽人數納入考量,在教師同意的前提下,擴增教室規模,或是轉變成線上課程、非同步錄影,讓更多人得以享有這些資源。

確實可能有些學生因為缺學分就狂填,但比例不一定高。我認為在選課時填在前面志願序都是重要籌碼,因此,在進行欲選課程人數評估時,可以統計該課程被放在志願序前面的比例。


Q:您在轉型正義相關政策中,提到將「持續辦理講座、展演、電影播映」進行「受害者圖像釐清」、「國際經驗的交流」,了解屬於臺大的白色歷史,並進行相關團體的合作與諮詢。想問一下除了這類校內外已有不少組織都有在推動各種講座、電影放映等形式,台大學生會有無跳脫這類方式的可能?或是如何更結構性地要求學校必須建構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納入校史、校園規劃議程等?

現階段而言,舉辦講座、電影放映是比較可行的,我們也會繼續進行。同時,我們希望能透過更多元的形式,思考如何在活動中融入相關的元素、降低了解議題的門檻,像是今年共生音樂節、台大歷史週的實體或線上互動遊戲。

此外,我們還希望與外部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小組培訓。期望未來轉型正義小組有更強的論述能力,繼續耕耘校內。甚至有能力理清台大其他未被揭露的白色恐怖歷史,並要求校方納入校史。


Q:您在本土語言的政策中,有提到希望學校重視本土語言課程的需求,加開台語、客家語、原住民族等本土語言課程,以及使用本土語言授課的學術類課程。過去台大曾鼓勵教師以本土語言進行教學,但仍面臨教授普遍缺乏開設動機、備課困難,甚至缺乏師資等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呢?又,在台大本土語言使用人口極為稀少的情況下,又希望如何進一步推動本土語言的保存與教育?

我認為可以做的事情是盤點校內教授使用語言的習慣,並在彼此同意的基礎下鼓勵有使用習慣的教授在課堂中使用本土語言。透過學生會了解開課的問題並嘗試解決,加上學校的補助鼓勵政策。

台灣的本土語言使用習慣面臨斷層危機,我們希望推動的方向是:讓更多的大眾知道本土語言的歷史脈絡,鼓勵他們去學習、了解語言本身的內涵與文化,透過語言認證的獎學金機制提供誘因。

我認為將本土語言小組稱作本土文化小組更為貼切,若只關注語言的面向太過單一。我也希望利用小組推廣本土語言的使用,例如前往部落學習語言、與當地居民互動,了解部落的歷史與文化等。



二、校內議題與學權推動

Q:在3/21的校務會議中,立場各異的學生代表與校方針對校務會議能否直播、誰能直播、校務會議是不是一個公開的場域進行了討論和投票,最後的結果是以後的校務會議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直播,對此決議贊成和不認同的意見各執一方,請問您對於此事件的結果看法為何?您若上任,將會如何處理直播與媒體採訪的問題?

對這個結果蠻難過的,原本校務會議中的學生席次就甚少,案子通過後,將導致學生的意見更難被聽見,甚至把權力交給校方。至於學生提案禁止媒體,我知道那是為了凸顯校方雙重標準,沒想到卻通過,一方面社會可以看到台大校方規避媒體監督的誇張程度,但一方面也導致學生失去了媒體傳播的管道。因此學生代表應該積極倡議讓校務會議能夠公開透明,無論花多少年都必須拿回這個權利,如果校務會議代表強硬、溝通不成,我們不排除校內連署與社會倡議,造成校方壓力。


(追問)所以若當選,會重新在校務會議提案開放媒體採訪或直播嗎?爭取策略上有先後順序嗎?


會覺得應該分兩個階段,分開提,這樣至少有一個會成功,先後順序還沒有想好。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學代會與學生會的衝突在所難免,有監督制衡與相互協助校務推動的關係,希望在組織文化中能更合作,突破學生自治的困境,但一方面學生會掌握的資源很多,需要適度被監督,否則就會發生之前十幾萬浪費的情況,最重要的是,不應該因為政治派系鬥爭而質詢,應該是因為校務發展,我會傾向多溝通得到學代的認可。


Q:整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2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事項應該被改進?

每一屆的作為都有褒有貶,要放在不同屆次的比較才能比較出來,我經歷過30屆、31屆與32屆,在社會議題面向,三屆都有發聲,32屆學生會的特色是看到許多對於轉型正義或本土語言復振的部分,未來可以持續推動。可是有些面向推動進度緩慢,像是永續、國際事務、轉學、身心障礙者等業務,有些現在才進到可行性的評估,故我認為面對廣泛議題的重視,30屆、31屆做得比32屆好。

還有一個矛盾的點是:這屆學生會以「學權式的學生會」進行號召,作為當選的原因,但當選後活動的預算費用非常龐大,甚至擠壓到各種議題性部門的費用,像是轉型正義、永續、性別,這些費用是不均等的。我覺得這是未來學生會可以改善的,這也是我在資源分配、心力分配、政策撰寫時最大的考量。


Q:在與校方爭取學權的部分,您認為學生會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我認為最關鍵原因是因為學生支持度不夠高,無論是投票比例或是話語權,這件事無法短期改變,須透過兩種方式,一方面讓學生知道他們的意見有影響力,一方面則是推動政策,不只是對社會議題表態,也要讓他們有感,讓他們知道投票有作用,藉此提高參與意願,制度性改革也要持續推動,像是吳奕柔前會長提過的學生自治組織有自己的ntu mail信箱、行政會議的參與權限、各種會議的席次代表,要求校方改善。



三、校外議題參與

Q:去年,學生會長凃峻清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關於反送中立場以及守護台灣民主的言論,之後學生會也參與了聲援香港各大學的聲明,這些與政治明顯相關的舉動也引起一些討論,包括學生會能代表學生到甚麼程度。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會如何回應?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

我認為無論是反送中、守護台灣的言論,這些問題跟台灣乃至於台大都息息相關,台大學生會的表態也會影響社會的改變,針對代表性的部分,縱然投票率低,仍是法定代表,我會盡可能尋求共識,在無法時時測定大家看法的情況下,我會選擇在選舉期間表達我對每個議題的立場,也會在未來積極跟大家討論。

針對表態標準,我認為反送中代表的是正義與否、良知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普世性的問題。其他諸如環境、性別、勞動議題也是,都會積極表態。


Q:接續上題,不可否認的是,台大學生會長久以來與台灣的社會脈動有相當的關聯,也扮演了推動台灣社會進步、改革相當關鍵的角色。想問您作為僑生,無論是在準備選舉或是準備政見論述的過程中,你認為自己的僑生身份會對這份角色產生什麼影響?

很多人會覺得作為國際學生好像是過客,但隨著生活在台大愈來愈久,發現很多問題真的是普世性的判准,像是勞權、性別、環境等議題,不會因為身份而改變,即使是轉型正義這類很直觀跟身分政治有關係的議題,在努力了解、嘗試與同理後,增加的信念是:這些議題沒有真的這麼遙遠。

作為外國學生,身份上的適任本來就有很多的詮釋角度,做為社群的少數,我沒有要用這個身份去規避任何我需要負責或瞭解的表態,我也是台大社群裡當然的學生,也有權利可以選舉。蠻有意義的是:這個身份提供我關懷各種不同的少數,體現多元性與象徵性存在。







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108-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候選人1號陳怡安

 
台大意識報 

108-2聯合選舉將於5月28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3屆學生會會長1號候選人—陳怡安。



一、參選動機與政見

:請問您這次的參選動機與理念為何?

我覺得學生會雖然很有組織,但不夠團結緊密,我想像的團結緊密是像是校外的工會,有明確的共同目標。學生會權力不大、關注的人本來就不多,學生會要記得自己對抗的是有權力的學校,因此要有更高的組織動員感。比如說,學代會監督學生會各部,但監督的時候會有點忘記自己要對抗的應該是有權力的學校,學代會只是有限度地防止學生會不要濫權而已。


(追問)你覺得學生會與學代會要更密切的合作?

不只是合作,而是思考如何定位自己。學生會不只是提供很多資訊的平台,或學生與學校的橋樑,學生會與學代會要去盤點自己手上的力量,試著去想這些力量可以做什麼事情,而不是爭奪權力,把學生會當成小規模的政府去演戲。


Q:您在參選之前並沒有在學生會相關部門任職過的經驗,您覺得這對您來說是優勢和劣勢?

我不覺得沒有自治經驗是劣勢,我有很多團隊經驗是可以複製過來的,比較重要的是有想法和時間。另外,我用潔白的角度看組織,有機會審視其中有沒有不合理的結構。


 Q:你對另外兩位候選人的政見有甚麼看法?

另外兩組候選人政見上的大方向很多我都是認同的,他們很細心地找出台大學生生活機能上不夠便利的問題。我思考的方向則是學生會如何才可以更有活力,我想把組織弄得更深化、團結,讓更多人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生自治空間。

其中,我對梁聖宇提的遠距教學政見特別有感,遠距教學可以在任何地方執行,還能省去學生的通勤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很多老師還沒準備好,現在採用遠距教學只是因應疫情的緊急措施。不過,我認為遠距教學是長期趨勢,我們要鼓勵老師使用遠距教學,並逐步改善品質。另外,我們還要注意,有些同學沒有足夠的設備可使用,硬體條件有沒有辦法因應遠距需求也是一大問題。



 Q:在您的政見之中,有一項是推動「共享會長」制度,這項政策具體而言要如何執行呢?

共享會長的理念是,我想找有創意、領導力、影響力的同學加入學生會。我不可能對所有的領域都很專業,所以想找很多不同的人經營不同的領域,讓更多厲害的人一起加入到領導的位置上。


(追問) 那麼對於有校園改革想法,卻不願意直接加入到學生會中的學生,您們又會如何接收、討論他們的意見呢?

有想法不一定要進入學生會也可以發揮影響力,這讓我想到陳翠蓮老師說過的一段話:「不願意跳入試煉場的人,沒有資格說話嗎?我的看法是,拒絕權力誘惑、不願入場分享、能夠堅持價值,就是一種重要的選擇。握有龐大資源的權力者容易收編、消音,正常社會需要有些人不沾權力。」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角色,他們沒有一定要加入,只需要大聲說話,而我們在旁邊認真聽他們說話。


Q:集結有困境的同學以及占卜社團創建「陪伴社群」也是和其他候選人很不一樣的政見,這個陪伴社群創建以後,和學生會之間的關係會是如何?能請您大致說明這個社群的運作樣態,以及學生會在這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政見背後的想法是,我從大一進來就知道想要預約心輔中心的初談要等十四天,且只有寒暑假比較有空間。每一屆的候選人都會講到要增加心輔資源,但這問題一直沒被解決。我如果能夠上任,優先想要做的就是看心輔資源能否有更多經費。解決的上策是爭取到足夠的初談老師,但可能不會成功,其他的方法是參考輔導室的培力計畫,培養提供學生簡單計畫和支持的人。學生會可以找組織以確保品質,就可以支持同學、幫忙建立社會連帶,這雖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可能比較務實。


(追問)所以陪伴社群是創立一個新的社團嗎?

比較像是組織一群人,讓同學能對接到這個地方。最粗糙的方法是問說有沒有同學願意幫忙,但我們無法監督裡面的人沒有其他居心,所以如果學生會可以負責面試、篩選、了解成員背景,可以讓學生比較放心。


Q:關於體育大平台的政策,您可以詳細說一下具體而言如何施行嗎?

這個政見比較像是把練球當一個群眾組織工作在經營,如果要爭取更多空間、權益,就要建立大家合作、聯繫的機會,深化大家對活動的情感,之後才能動員更多的人去向學校反映問題。一開始可以調查學生在運動過程中遇到哪些困境、讓教練之間互相認識、舉辦活動時有更明確的介紹、建立對接窗口等。體育大平台的重點是尋找在乎這些運動的人,把他們接起來形成一個社群。


Q:從開學至今,學校頒布了多項防疫措施,其中關閉校園和刷卡入館的政策引起許多爭議,包括「誰有權力進出校園」、「學生的隱私權被侵犯」等,有看到您在臉書上提及自己的看法,請問您作為學生會長候選人,將會怎麼處理此事??

關於誰有權力進出校園的部分,我覺得雖然我們是台大學生,但不是校園的主人,學校是一個公共資源,怎麼能說別人就是不能進來。學校可能在防疫上有行政、宣導、人力成本的需求,那個時候也是大家還很害怕的時候,封口有必要的考量,但我能想到比較不傷害大家的作法,例如:實名進出,或是要求排牛奶等人群聚集處保持社交距離。關於留下紀錄的隱私疑慮,它的目的是有同學確診的話要回溯經過的地方、掌握可能的接觸者。我覺得十四天以前的紀錄要刪掉,十四天以內的也應該只有他被確診後才能拿出來做檢查。


Q:未來學校制定防疫政策上,學校應不應該在制定防疫政策時,和學生有更多的溝通?

第一部分是學校要說明它要做哪些限制,第二部分是它要限制到什麼程度,但這部分難以明確定出,如果疫情指揮中心的指令很緊急,延遲也不好。但就這次疫情看起來,學校在做這些決議時,可以至少比照校務會議去邀請學生會代表,一起討論有沒有更輕微的做法。我認為學生的意見是珍貴的,老師想的層面跟同學不同,學生可以用不同角度看事情、想到更多細節。


Q:您在粉專提到,「每學年耗費超過一百萬舉辦大型活動。每次舉辦大型活動,不僅排擠原本可以投入推動學權的預算,更建立在全體部員無償接受動員。」但大型活動往往是觸及最多學生的機會,在大型活動與一般學權議題推動上,您認為要如何取捨?會希望經費投入學權的預算,並增加部員薪資嗎?

大型活動不是接觸最多同學的方法,公共關係的經營、針對不同社群的活動才是。舉辦校慶的第一個問題是,有多少人知道是學生會辦的?第二個問題是,一個晚會花到一百萬,對於同學來說,是離學生自治更近還是更遠?我覺得不一定要花這麼多錢。但也不是說要砍掉全部的大活動,像是夜宿臺大其實是收支打平的,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學生會活動。如果我們只辦兩個夜宿臺大,說不定可以省下一百多萬,又有不錯的成效。另外,我不是要增加部員薪資,而是希望他們專心做自己有興趣、跟學權比較相關的事,然後找人以薪資的方式分擔其他瑣碎、枯燥的業務,讓學生會在學校的影響力大一點。


Q:政見當中提及要推動研究生的權益,請問您提出此政見的理念是甚麼?

研究生有繳學生會費,學生會本來就有義務幫助他。研究生協會的工作內容跟學生會差不多,一樣是幫研究生爭取權益,只是研究生的參與度比較低、人力資源比較少,有限的經費也主要是靠學校的補助,因此舉辦各式活動時較容易面臨各種困難。但是我不會想要分開收取大學部與研究生的會費,因為大學部更多人是有時間參與學生自治的。我認為研究生是會員,研究助理的相關勞動權益,在次序上可能比不是會員的清潔工還要重要,我們要優先關心研究生的權益。



二、校內議題與學權推動

Q:在3/21的校務會議中,立場各異的學生代表與校方針對校務會議能否直播、誰能直播、校務會議是不是一個公開的場域進行了討論和投票,最後的結果是以後的校務會議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直播,對此決議贊成和不認同的意見各執一方,請問您對於此事件的結果看法為何?您若上任,將會如何處理直播與媒體採訪的問題?

這件事有兩個爭議,第一個是學校應不應該讓學生直播,第二個是學校禁止所有媒體直播對自己是好事還是壞事。以往學校可以選擇透過何種媒體發聲,學生卻不被允許直播,雙方的話語權不對等。如今禁止所有的媒體進入校務會議後,校方與學生都能對外發布文字稿,兩者的起跑點變得一樣。另外,學校太保守也是一個學生會可以攻擊的點。如果我們可以利用上述兩項優勢,就有可能提升學生的話語權。


(追問)學生會之後還會提案開放直播嗎?


學生會未來有三個解決方法。第一個是先觀察一學期,把不能直播的壞處都講出來,再看要如何處理;第二個是讓主流媒體回來;第三個是不只讓主流媒體回來,也開放學生直播。後兩個做法比較不可行,因為是學生自己提案讓主流媒體消失。我們或許可以找出有創意的解決方法,例如用對話框做訊息的文字直播。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我覺得學生會可以用類似內閣制的方式運作,邀請學代旁聽學生會各部門的會議,讓學代在部門會議的階段就提出意見,先溝通,這樣案子的爭議比較小,最後案子就比較容易通過。可能有人會擔心學生會因此缺乏監督或制衡,但我覺得學生會本來就沒什麼權力,我們需要先讓它更有效率。


(追問)但是目前台大的法規規定,擔任學代就不能擔任學生會會長、部長,甚至當部員都有點爭議。那你剛剛講的內閣制的構想會不會有干預行政的問題?

我要先做到會長層級,然後說服學代,才能避免這樣的爭議。另外,其實參與學生自治的人不多,有人適合擔任部員的同時也適合擔任學代,如果整合的話就可以避免人力浪費,也不會限制學生的發展。


Q:整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2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事項應該被改進?

現在的學生會在議題的倡議上,比較大的問題是如何引起原本沒有在關注此議題的人的注意。我覺得學生會可以針對每個族群設計行銷策略能讓大家更有感,可以辦很多不同的小活動去target不同族群。


Q:在與校方爭取學權的部分,您認為學生會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學生會與學代會、其他學生自治單位之間的關係要改變,學生會要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很小,需要盤點資源讓大家更團結,並且一起看見學校對我們的壓迫,讓動員的力量更大。



三、校外議題參與

Q:去年,學生會長凃峻清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關於反送中立場以及守護台灣民主的言論,之後學生會也參與了聲援香港各大學的聲明,這些與政治明顯相關的舉動也引起一些討論,包括學生會能代表學生到甚麼程度。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會如何回應?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

反送中議題沒有偏離台大主流民意太多,而且凃峻清是民意選出來的,本來就有責任反應民意。我認為學生會會長在基本人權、守護民主的議題上有義務要做一些表態,但學生會沒有對全台灣所有的議題表達立場的責任。至於如選舉這種比較狹義的政治議題,就要考量是否有責任表態、表態以後會不會被認為是某政黨的打手。


Q:對於校外議題,如移工議題、勞權議題、轉型正義議題或性別議題、同婚議題、中國因素、國族問題,若當選後會表態嗎?您認為學生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我大體上會延續這屆學生會在議題上的立場,只是議題推動的方式會試著更深入不同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