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毅全
清大社會所畢業的誼珊，自2015 年開始已經在Buklavu 推動課輔班運作兩年多，與部落裡的媽媽合作，在小學放學後到六點之間來陪伴小孩。誼珊大學時代曾投入服務隊，但漸漸感覺到這些外來服務隊對小孩幫助有限，或太多的團隊只來一次後就離開，反而在分離時傷害到小朋友的情感。直到後來以「藝術下鄉」為碩論主題，觀察紙風車劇團在鄉鎮演出兒童戲劇的過程，發現每個鄉村用來辦活動的募款機制都不同，有些成功集資的案例是因為當地有中介者，將外面的話轉給村莊，例如說把藝術下鄉的理念，轉化成「小朋友在這個晚上會很開心」這種屬於村莊的語言。這個中介者的角色給了誼珊重新思考部落外的人能為部落做什麼的契機。
誼珊認為，傳統的「下鄉」觀念有時候是都會區的人，把自以為部落需要的東西帶到地方，卻因沒有花時間認識部落真正的需要，因此對於自己的定位，她認為類似中介者，擁有都會所習慣的那套語言，理解行政文書的操作，如果花長時間適應部落的生活，更能把外界資源轉換成在部落裡可以引起連結和發揮效果的形式。透過訪問誼珊，我們除了更瞭解武陵課輔班的定位，同時也能看到Buklavu 近幾年來部落工作的面貌。
契機與策略
課輔班的成立，可以從四年前一位教會的姊妹和一些族人發起的關懷工作說起。當時的關懷工作包括愛心廚房和課後輔導，愛心廚房提供一個二手商店讓無業的媽媽來顧店，雖然收入不多，但一份工作可以讓人慢慢找回自信，另外也有給需要的人可以聊天、諮詢的關懷空間，一直到現在愛心廚房依然持續運作著。而課後輔導本來是兩位部落裡的青年，在畢業後的空檔教小朋友功課，後來其中一人為了收入跟國家簽約從軍，另一位則是去準備教師考試，課輔的工作也因而暫停。直到誼珊住進部落後，和部落裡的夥伴再一次建立課後輔導的工作。
課輔班從最初12 個小孩，兩年後成長到三十多位，最多曾同時提供三位全職老師的薪水，以及教授音樂、文化生活課程的鐘點教師六位。有些政府、機構在審核計畫時假設照顧工作應該有無給薪的志工來做，但誼珊認為缺乏經濟基礎的關懷難以創造就業留住族人，部落以外的人又總有離開的一天，只有部落的人才能一直的照顧部落，並發展和原有文化連結的照顧模式，因此課輔班成立一開始就希望每項工作由部落裡的人來做。
雖然課輔班要求孩子寫作業，減輕父母的負擔，不過課輔班最重要的目標並非提升課業成績，而是陪伴孩子。在部落裡，需要課輔班的孩子情況比較像是父母都出外工作、單親家庭等等，陪伴工作的效果一方面是提供孩子一個可以好好寫作業的環境，像是有孩子在回家之後需要照顧弟妹，只要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寫作業的環境成績就能夠進步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離開部落後成績太差，也往往會對自己失去自信，因此，課輔班雖不像一些重視成績的基金會那樣子追蹤小孩的成績有無進步，但還是會要求孩子完成作業。在寫作業之餘，也設計了一些音樂、文化生活課程來培養小孩的興趣和自信心。
這些文化生活課程，也和誼珊的另一項目標成立立案的協會有關。文化生活課程包括認識石版屋、織布、小米播種、進倉等，不僅要讓小朋友認識布農文化，族人在教授小朋友課程時，也試著培養自己接待旅人的能力，希望以布農文化為核心，同時推動小朋友的教育和對旅人開放的體驗觀光，例如族語老師曉玉的老公Biung 家經營的卡那歲農場，是一些課程舉行的場地，也持續舉辦過打工換宿的活動。部落的永續協會運作至今（2018），除了協助課輔和接待旅人之外，也舉辦過幾場布農耆老的訪談，或是參加與其他部落合作的培力課程。文化復振、部落經濟和照顧這三者在誼珊的期望中，未來應該是要能夠互相連結的。
小孩、家長與青年
談到部落家庭對小孩的照顧，誼珊表示：「以社工的標準來看，這樣的家庭或許條件不好，小孩跟阿嫲有國語和母語的代溝，但像是下大雨時，那個小孩的阿嫲可能就會默默拿傘送到教會給她孫子，小孩在聚會禱告的時候，可能也會說感謝阿嫲幫他煮飯...... 你知道這個孩子需要更多的愛，可是我不會評斷說，他的家人就沒有給他愛。」
單親、隔代教養等父母缺席的現象，反映當代原住民中年人生活的艱困，這些人疲於工作，或者已經損耗殆盡，如誼珊提到台大的山地服務隊曾辦溯源活動，帶著六十歲的老山服隊員回到第一屆服務的部落，這群來自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還健在，當年跟他們一起玩的小朋友卻有多半已經過世。低於平均壽命的狀況表面上是酗酒與職災（部分族人從事做板模、鷹架等勞力工作）對身體的傷害，背後則是競爭的高壓以及難以言喻的失落。這也是部落小孩前方的隱憂，快樂的童年結束之後，遲早將與主流社會相遇、離開部落：不斷地離家，最快小學，最慢高中畢業後就要離鄉求學或工作，而且很難有回到家鄉的工作機會。就算碰上挫折選擇回家，看到的也可能是藉酒消愁的家長。
不過，近來布農青年的返鄉，似乎讓人看到另一種可能。誼珊告訴我們，三、四十歲在部落都算是青年，有些是回鄉照顧年邁的父母卻沒有辦法在部落找到工作，於是希望能發展自己的產業，有的是當完二十年兵後回來經營副業，例如部落裡的早餐店或民宿老闆，也有人是在外闖蕩後，發現開店總是被錢比較多的同行吃掉，唯有身為布農族這件事無法被取代。這一兩年部落成立布谷拉夫部落永續協會，也是在誼珊與返鄉青年共同推動下完成。其中多少有對土地的情感，誼珊提到有族人希望孩子也能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長，如果那塊地上有與自己的父親、祖父共同活動的記憶，孩子長大後就不會把土地隨便賣掉；協會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雖然覺得文化不能當飯吃，卻也會擔心部落的記憶、知識會隨著長輩離去而消逝。
此外，誼珊認為一些鄰近部落（桃源村等）的新生代返鄉青年有很強的原鄉意識，例如東群部落學校的理事長克緯，就是東華大學原民院的第一屆；或者是我們訪問過的Dahu 大哥，他出身於近來每年都會回到內本鹿地區一趟的霍松安家族[註一]，年輕時在外從事過許多工作（先是在基隆港做工、後來被白牧師找去布農部落文化園區工作一段時間），因緣際會下也參與過原運的抗爭。如今Dahu 戲稱自己是「自由業」，沒有固定的職業，但卻有做不完的事情，靠著年輕時在山中與田地累積的生活經驗，包含狩獵、農業、建築工程相關的知識，把布農文化、山林智慧教給小孩和其他的部落工作者。
部落工作充滿挑戰性。誼珊提到，未來要將寫企劃書、做簡報等行政文書的工作交接出去，慢慢的由部落裡的人接手。這類中介性質的工作，像是如何將課輔資源轉換成陪伴和自信，從文化復振發展出微型產業的可能性等等，在部落和外地人相遇時仍要不斷進行下去。
誼珊認為，傳統的「下鄉」觀念有時候是都會區的人，把自以為部落需要的東西帶到地方，卻因沒有花時間認識部落真正的需要，因此對於自己的定位，她認為類似中介者，擁有都會所習慣的那套語言，理解行政文書的操作，如果花長時間適應部落的生活，更能把外界資源轉換成在部落裡可以引起連結和發揮效果的形式。透過訪問誼珊，我們除了更瞭解武陵課輔班的定位，同時也能看到Buklavu 近幾年來部落工作的面貌。
契機與策略
課輔班的成立，可以從四年前一位教會的姊妹和一些族人發起的關懷工作說起。當時的關懷工作包括愛心廚房和課後輔導，愛心廚房提供一個二手商店讓無業的媽媽來顧店，雖然收入不多，但一份工作可以讓人慢慢找回自信，另外也有給需要的人可以聊天、諮詢的關懷空間，一直到現在愛心廚房依然持續運作著。而課後輔導本來是兩位部落裡的青年，在畢業後的空檔教小朋友功課，後來其中一人為了收入跟國家簽約從軍，另一位則是去準備教師考試，課輔的工作也因而暫停。直到誼珊住進部落後，和部落裡的夥伴再一次建立課後輔導的工作。
課輔班從最初12 個小孩，兩年後成長到三十多位，最多曾同時提供三位全職老師的薪水，以及教授音樂、文化生活課程的鐘點教師六位。有些政府、機構在審核計畫時假設照顧工作應該有無給薪的志工來做，但誼珊認為缺乏經濟基礎的關懷難以創造就業留住族人，部落以外的人又總有離開的一天，只有部落的人才能一直的照顧部落，並發展和原有文化連結的照顧模式，因此課輔班成立一開始就希望每項工作由部落裡的人來做。
雖然課輔班要求孩子寫作業，減輕父母的負擔，不過課輔班最重要的目標並非提升課業成績，而是陪伴孩子。在部落裡，需要課輔班的孩子情況比較像是父母都出外工作、單親家庭等等，陪伴工作的效果一方面是提供孩子一個可以好好寫作業的環境，像是有孩子在回家之後需要照顧弟妹，只要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寫作業的環境成績就能夠進步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離開部落後成績太差，也往往會對自己失去自信，因此，課輔班雖不像一些重視成績的基金會那樣子追蹤小孩的成績有無進步，但還是會要求孩子完成作業。在寫作業之餘，也設計了一些音樂、文化生活課程來培養小孩的興趣和自信心。
這些文化生活課程，也和誼珊的另一項目標成立立案的協會有關。文化生活課程包括認識石版屋、織布、小米播種、進倉等，不僅要讓小朋友認識布農文化，族人在教授小朋友課程時，也試著培養自己接待旅人的能力，希望以布農文化為核心，同時推動小朋友的教育和對旅人開放的體驗觀光，例如族語老師曉玉的老公Biung 家經營的卡那歲農場，是一些課程舉行的場地，也持續舉辦過打工換宿的活動。部落的永續協會運作至今（2018），除了協助課輔和接待旅人之外，也舉辦過幾場布農耆老的訪談，或是參加與其他部落合作的培力課程。文化復振、部落經濟和照顧這三者在誼珊的期望中，未來應該是要能夠互相連結的。
小孩、家長與青年
談到部落家庭對小孩的照顧，誼珊表示：「以社工的標準來看，這樣的家庭或許條件不好，小孩跟阿嫲有國語和母語的代溝，但像是下大雨時，那個小孩的阿嫲可能就會默默拿傘送到教會給她孫子，小孩在聚會禱告的時候，可能也會說感謝阿嫲幫他煮飯...... 你知道這個孩子需要更多的愛，可是我不會評斷說，他的家人就沒有給他愛。」
單親、隔代教養等父母缺席的現象，反映當代原住民中年人生活的艱困，這些人疲於工作，或者已經損耗殆盡，如誼珊提到台大的山地服務隊曾辦溯源活動，帶著六十歲的老山服隊員回到第一屆服務的部落，這群來自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還健在，當年跟他們一起玩的小朋友卻有多半已經過世。低於平均壽命的狀況表面上是酗酒與職災（部分族人從事做板模、鷹架等勞力工作）對身體的傷害，背後則是競爭的高壓以及難以言喻的失落。這也是部落小孩前方的隱憂，快樂的童年結束之後，遲早將與主流社會相遇、離開部落：不斷地離家，最快小學，最慢高中畢業後就要離鄉求學或工作，而且很難有回到家鄉的工作機會。就算碰上挫折選擇回家，看到的也可能是藉酒消愁的家長。
不過，近來布農青年的返鄉，似乎讓人看到另一種可能。誼珊告訴我們，三、四十歲在部落都算是青年，有些是回鄉照顧年邁的父母卻沒有辦法在部落找到工作，於是希望能發展自己的產業，有的是當完二十年兵後回來經營副業，例如部落裡的早餐店或民宿老闆，也有人是在外闖蕩後，發現開店總是被錢比較多的同行吃掉，唯有身為布農族這件事無法被取代。這一兩年部落成立布谷拉夫部落永續協會，也是在誼珊與返鄉青年共同推動下完成。其中多少有對土地的情感，誼珊提到有族人希望孩子也能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長，如果那塊地上有與自己的父親、祖父共同活動的記憶，孩子長大後就不會把土地隨便賣掉；協會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雖然覺得文化不能當飯吃，卻也會擔心部落的記憶、知識會隨著長輩離去而消逝。
此外，誼珊認為一些鄰近部落（桃源村等）的新生代返鄉青年有很強的原鄉意識，例如東群部落學校的理事長克緯，就是東華大學原民院的第一屆；或者是我們訪問過的Dahu 大哥，他出身於近來每年都會回到內本鹿地區一趟的霍松安家族[註一]，年輕時在外從事過許多工作（先是在基隆港做工、後來被白牧師找去布農部落文化園區工作一段時間），因緣際會下也參與過原運的抗爭。如今Dahu 戲稱自己是「自由業」，沒有固定的職業，但卻有做不完的事情，靠著年輕時在山中與田地累積的生活經驗，包含狩獵、農業、建築工程相關的知識，把布農文化、山林智慧教給小孩和其他的部落工作者。
部落工作充滿挑戰性。誼珊提到，未來要將寫企劃書、做簡報等行政文書的工作交接出去，慢慢的由部落裡的人接手。這類中介性質的工作，像是如何將課輔資源轉換成陪伴和自信，從文化復振發展出微型產業的可能性等等，在部落和外地人相遇時仍要不斷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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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1929 年日本政府發行的台灣地圖中，大約在現今高雄、台東、屏東中間有一大塊空白，也就是日本政府力量尚未深入的地方，被稱為「內本鹿地區」，人類學者黃應貴形容內本鹿為「研究台灣歷史的窗口」。一直到1932 年大關山事件後，日本政府才透過集團移住將內本鹿的居民遷移下山，延平鄉的布農人過去大多就是來自內本鹿。霍松安家族從2006 年開始回到內本鹿重建家屋，至今每年都會重返內本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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