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7日 星期一

百大維新宣言


百大維新是學生會福利部主辦,意識報等其他社團協辦的一場學生評鑑,用意是要反省台大「前進百大」的政策,並且試圖提出屬於學生的理想。詳細資訊請見百大維新官方網站
百大維新宣言

自從教育部的「頂尖大學計畫」以來,台灣大學便以「進入百大」作為目標。在校長的每次致詞、在校門口的倒數計時器、在舊體兩側的布條,「百大」如同夢魔般迴盪在行政人員的腦袋。每次的「上海交通大學」「英國泰晤士報」的評鑑報告公佈時,就好像小學生等著發期末考考試般,擔心考不好會沒辦法跟父母(教育部?)交代。

但台大真的想進入百大嗎?翻開台大頂尖大學報告書,裡面洋洋灑灑寫著各種目標與方案。一個個仔細檢驗,卻又發現裡面矛盾重重:劃定了校園永久綠地,卻又不斷打破規則蓋大樓;要落實社會責任,但是服務課程卻還是在掃校園;說看重體育活動,但排球場的練習牆拆除了;說要建制校園安全系統,卻又放任駐警隊人數降低。

這或許並不是口是心非的問題,而是缺乏核心價值的問題。校方提出來了很多口號,提出了很多的提案。但這些口號並沒有成為真正的價值,因此他們又輕易地被再推翻、再被重寫。

缺乏核心價值的「前進百大」,就只會變成盲目的「符合標準」。校方提出了「挖角他校優秀學者」、「給予獎金鼓勵發表」、「提高獎學金吸引國際學生」等。數字就算進步了,實質內容有任何改變嗎?更慘的是,我們可能因為這些政策付出代價:鼓勵SSCI的發表造成本土問題的拋棄、男十三舍舍胞失去了住宿的地點。

我們空拿著百大假裝做為我們的方向。但我們誰都知道那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我們內心都明白形式主義的追求指標是無意義的,但是我們也講不出什麼才是真正該追求的。但被虛假的百大幽靈纏繞的行政高層們,卻因此喪失了面對真實問題的勇氣。面對校園內實實在在的各種議題:學生對於體育場地的抱怨、通識教育過於零散、服務課程淪為清掃校園,校方都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因為,這並沒有列入評鑑項目!

我們憂心的,是沒有方向的校園,已經根本喪失了反省的能力,反省我們這座校園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自己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自己最清楚。唯有反省與自我要求,而不是虛幻的名次高低,才能帶給這座校園成長。

百大維新就是以學生為主體的一股反省力量!我們提出跟學生切身相關的六大議題:運動場地、社團活動、校園安全、綠色環境、通識教育、社會責任。我們自己來對台大做評鑑,看這些項目上台大有什麼問題、得幾分。我們也不形式主義,將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要求校方做出改善。

這是第一次學生自辦評鑑。透過這場評鑑,提出我們學生的觀點。批判形式主義的百大幻夢、反省這座校園的問題、提出可能的前進方向。學生意見不是唯一,但是個開始。

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意識報020刊目錄(04/10/2009)



發刊日期: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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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社論
評鑑需要的是反省,不是排名

意識校園
進入台大的「遊客」(施力麒 蘇致亨)
聽見被忽略的聲音 —台大附近的NGO (簡永達)
打造夢想大學城 —社區與學校的新想像(馬安奇)
沒有攝影棚的電視台—專訪海島新聞(李問)

異式論壇
專題編輯的話(孫有蓉)
澎湖的博弈之路(祝愷信)
豪賭一把--公投程序是否正當(簡惠茹)
澎湖未來洗八豆(李俊達)
化外之地—賭博為何選擇特區內合法化而非全面合法化?(孫有蓉)
無「私」的公投--政府如何運用公投法(孫有蓉)

藝世副刊
離魂(吳孟翰)
樂園荒蕪(黃羊川)
一齣喚醒窮鬼的寫實劇(韓絜光)

議事廣場
還「有機」一個公道(杭舒黛)
Da Ma Svon Vongo--蝴蝶的家(自然保育社 陳誼珊)

意識廣場 長期徵稿

從校內到校外,種種議題需要我們一起來思考、討論、碰撞。在你所看見的視界中,有哪些行動值得大家一起來努力?意識報是一個開放的對話空間,不論你對我們刊登的文章有意見想要回應,或是自己有文章想要發表,都歡迎一起共襄盛舉。

稿件請寄至cpapercontribution@gmail.com個人文章限1500字以內,如果有團體(如社團)希望特別發表長篇的專題,或是系列文章,歡迎跟我們聯絡、討論。



意識副刊 長期徵稿

1.創作類
長期徵求散文、新詩、極短篇、短篇小說(2000字以內)

2.專題類
你對某些藝術領域情有獨鍾,卻苦於身旁無人能解,想將它介紹給旁人?你想告訴大家「現代主義小說」或「紅學」究竟有何引人入勝之處?歡迎您投稿,在意識報和大家分享您所鍾情的藝術領域。

3.評論類
若您對任一藝文類別、或是藝文界之生態有所觀察與感觸,歡迎提出自己的想法。

評鑑需要的是反省,不是排名

文/意識社論  (本文刊載於意識報第二十期)


最近的校園不太平靜。大一女豪享來餐廳被承包商(昇香有限公司)提前終止合約,引發1400多位同學連署抗議。由於昇香有限公司也在大一女販賣蓋飯或麵,有球員兼裁判的嫌疑。在3/26、27,還分別有同學至大一女舉牌抗議,要求拒吃蓋飯。

豪享來事件剛過,又發生男十三舍社胞被強迫搬遷事件。因為學校爭取到國家理論中心、粱次震宇宙學中心(LeCospa)進駐台大,於是在未經校規小組以及住宿生同意下,要求男十三舍社胞暑假過後強制搬離。社胞與學務長協商,最後不歡而散。4/1校長在校園規劃小組的陪同下巡視校園,又有學生以快閃行動的方式,向校長「上書」。除了男十三舍拆遷之外,還提出:校車不夠、排球練習牆不見、新體借不到等議題。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收到校方具體回應。

愚人節當天赫然在PTT的NTU板上看見「台大進百大」的新聞,煞有其事地說德國某評鑑將台大評比為第89名,後來證實為惡作劇一場。然而看見這則諷刺新聞,再對照到校園內的各種事件,更是凸顯了百大政策的荒謬。在這些追求大學學術排名的標準中,有納入學生的住宿、飲食、體育項目嗎?有列入學生對這座校園的感受嗎?這些國際評鑑標準列入了「得了幾個諾貝爾」、「發表了多少論文」、「有多少國際學生」……不能說不妥,但總是過於狹隘。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台大以「挖角他校優秀學者」、「給予獎金鼓勵發表」、「提高獎學金吸引國際學生」的方式來達到這些標準。數字就算進步了,但實質內容有任何改變嗎?

在盲目追求形式標準的背後,令我們憂心的,是台大缺乏自身的反省力量。豪享來事件過後,校方有反省包商球員兼裁判的問題嗎?在男十三舍事件後,校方有檢討平價宿舍的消失嗎?更擴大來說,這幾年不斷有教授批評「追求論文數目」的方向,又可曾看到校方對此的具體回應?

學生與教授的聲音與意見,不再是這座校園中的規範性力量。他讓位給遙遠的、陌生的、「國際化」的評鑑標準。學生對於百大政策的各種冷嘲熱諷,並非來自於學生的利益因此蒙受多少損失(事實上百大政策對學生很輕鬆,沒有任何要求!)。而是從根本上,校園內的聲音就不曾被納入百大政策的考量。

平心而論,「評鑑」本身不見然一件壞事,好的評鑑就像是一次健康檢查,提醒我們有哪些不足之處。可是,評鑑的出發點應該是要反省自身的問題,而不是每看到一項新的「國際權威」就去盲目地跟從。台大校方應該要自己去發掘學術界的困境,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進而改善整體的學術環境。

而學生也該一起檢視校園議題,進而要求自己——我們的通識教育為什麼淪為營養學分?我們的宿舍和體育場地有哪些制度上的問題?我們有做好校園環保嗎?我們對台灣社會,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沒有去做?——種種問題,都需要大家花時間去討論、碰撞,才有可能提出新的理想。

進步的力量,來自於反省與自我要求,而不是虛幻的名次高低。我們有沒有成長,自己應該要有最深切的感受。唯有如此,這個學校才能從「百大大學」,成為真正的「台灣大學」。



編輯註:截稿後,關於排球場問題的上書,校長已指示將要求請體育室協同營繕組處理。

進入校園中的「遊客」

文/施力麒 蘇致亨


一大清早,當學生都還在夢鄉時,台大的一天早已由總圖前一群打著太極的爺爺奶奶們,替我們揭開。之後,才是趕著上課的學生,騎著車沿著椰林大道,分散至學校的各處。中午時分,活大餐廳、鹿鳴堂,小小福、小福,早已大排長龍擠滿剛下課的學生,與趁台大地利之便而於此處洽公會面的社會人士。再晚一點,趕著農產品的最後一次出爐,農產中心裡除了學生,還多的是附近的居民,看誰買到最後一條土司。校園另一頭的運動場,更常見的還可能是,搶在學生未下課就先來佔場的附近住民。而天高氣爽的周末,校園裡恍若一座大公園,學生、民眾,一起享受這都市裡難得的綠地。於是,大致和諧的互動裡,偶而夾雜些無甚緊要的小緊張,這彷彿早已成了民眾與校園都各安一方的相處模式。

在上一期,我們回顧台大逐漸擴張的歷史脈絡,以及台大學生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本文接續探討在校園開放後,一般民眾來台大造成什麼影響?校方又是如何因應?


豐富的生活學習機能

一般民眾來台大的主要原因是為運動休憩、校內餐廳用膳、購買合作社(小福、小小福)與農產品推廣中心產品等生活機能,或是參加藝文活動、旁聽課程、校園參觀等學習機能。因為台大本身含納的豐富機能,不僅是周圍的七個里,整個大台北都與台大密不可分。

這樣的關係一直都在,所以校內商家所經營的顧客,原本就包含了學生與民眾。而由校園的生活與學習機能所連結起來的民眾關係,因為這幾年的校園總體營造與開放政策而愈發蓬勃。我們可以說,民眾與校園間所建立的默契,是早於一切政策的,降低的圍牆也只是這份關係的催化,其中的本質並未改變。


台大負擔的成本

然而上述除了有申請運動場地或校園導覽服務以外多為個別散戶,校方難以做到完善控管。而因為校園開放造成的問題,就清潔問題方面,事務組清潔股許翔太組長表示學校的確有因為遊客增多而提高維護成本,但也只是搖搖頭笑著說「這些都是必須付出的」。除垃圾處理與場地維護成本上升等清潔問題外,校園安全也是一大問題,台大竊案頻傳,對於校內駐警隊而言,校園做為開放空間,駐警隊總不能整天駐守定點,也只能建議同學自己多加注意並妥善保管。此外,運動場地的分配管理以及台大農產品如紅蘿蔔吐司等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都難以讓台大學生與校外民眾兩全。遊客喧鬧吵雜的安寧問題更是校內同學特別是住宿生有所詬病之處。


訪客中心的成立

學校似乎想在這樣的關係上做點改變。時間來到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校園訪客中心落成。根據目前中心內的唯一職員──楊松翰先生表示,原先校方就有和國外大學一樣成立訪客中心的想法,但苦於沒有空間,一直停留在初步討論的階段。遲至新生停車場動工,而地面建築物除了農產中心和新月台餐廳外仍會釋出一個小房間。藉此,當場地有了著落,訪客中心才應運而生。

目前訪客中心所負責的業務主要是校園導覽,結合了校園導覽社與修習導覽服務課的同學,為校外學生團體、國外學者,作校園景觀與歷史的介紹。然而,據楊先生表示,由於目前人力分配上只有他一名正職人員,空間上也不足,因此即便他有與社區積極結合的打算,客觀來講時機仍未成熟。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台大試圖與社區結合,成立了訪客中心,不過卻也只能被動地接收來自社區外的民眾,作一場又一場的校園導覽,而面對周遭的居民,也只能依著過往的「默契」繼續下去。與社區結合這件事,正如楊先生所表示的,「卡在資源太少以至目前仍無法積極的將依些學院裡比較倡議型的想法,與社區民眾溝通,也沒有那個機會讓校園成為周圍鄰里的公共討論空間。」

聽見被忽略的聲音-—台大附近的NGO

文/簡永達


以美國華爾街為震央引發的金融海嘯,嚴重衝擊全世界,台灣當然也不能倖免。渾沌的時局,迷失的靈魂找不到出口,教育商品化的結果,學子對未來充滿徬徨,大學教育變得沒有意義。「藉由服務,我找到了接納我的社區,找到了有意義的公民精神,也找到了尋覓多時的人生方向。」美國總統歐巴馬的一席話就像暗夜中的星芒,重新喚醒蛰伏已久的公民精神。

在金融危機爆發後,華爾街頓失光芒,美國哈佛商學院的教授藍根,要讓他們的學生知道他們可以發揮的舞台比想像中更寬廣,推出有關「社會企業」的課程,他鼓勵哈佛商學院的學生運用他們的聰穎,為社區和世界服務。我國教育部更將「結合社區社會,善盡社會責任」列為高等教育的首要發展工作,企盼引導學子善盡公民責任,積極服務社區與社會。從這些看來,大學與社區服務,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反觀台大現今的發展,真是如此嗎?


(殘障聯盟)

座落在寧靜的溫州公園旁,門口僅掛著楷書寫成的「殘障聯盟」四個字,「彼此之間沒有管道,學生不知道該如何介入?」現任殘盟行政組長的張嘉玲劈頭就是一陣抱怨。通常暑期會有社工相關科系學生來協會實習,但是近年來殘盟也越來越強調資訊的流通,很需要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來協助架設網站,也可以讓這些學有專精的同學也有實戰經驗,彼此互惠。提到可能互動模式,雙手在空中揮動,一邊說著理想「希望學校能有一個統一窗口,NGO需要甚麼資源服務,可以透過服務學習的方式尋求學校協助,另一方面,學校需要NGO提供實習和服務,也都可以在上面交流。」


(呂旭立文教基金會)

和殘盟同樣覺得台大與NGO脫鉤的還有呂旭立文教基金會,你可能不常聽過呂旭立基金會,但只要提到歐曼•讀夢工作坊可能就有些印象,基金會服務範圍包括心靈諮商、個案輔導等等,當接到意識報詢問電話時,話筒靜止了三秒,接電話的史小姐才笑著說「要不是你打這通電話來,我們都沒想過自己跟台大真的沒有接觸耶。」很多NGO團體面臨同樣疑惑就是:根本不太清楚學校需要甚麼服務?或台大可以提供我們甚麼資源?像呂旭立基金會主要在服務心理衛生的推廣,除了對一些特殊境遇的學生可以免費諮商外,也可引薦講師到學校辦工作坊或是提供進階諮商的課程,甚至是幫忙帶成長團體的活動。史昭君小姐認為「互動是彼此互惠的方式,可以促進資源交流。基金會有資源可以提供,可是卻沒有對立窗口,打電話去也不到可以找誰?」


(耕莘文教院)

從羅斯福路轉個彎,位於辛亥路的耕莘文教院早期和台大的關係十分密切,不僅協助成立台大社會系,當時也有神父在台大任教,但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語,現任耕莘文教基金會秘書鍾幼琪就憂心地表示「和台大沒有所謂的溝通平台,和學生聯繫幾乎脫軌。」現在耕莘存在的社團都是各自招募,自己PO上網去招生,很多課輔志工反而都招不到台大的學生。諷刺的是,在台大與NGO團體脫軌的同時,鄰近的師大與指南山下的政大卻積極向國內NGO招手,耕莘就表示,暑假時政大會來耕莘實習,師大的教授和耕莘就常有合作機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將場景拉到新生南路,不經意地拐進小巷裡,台灣人權促進會就隱身於其中,身兼師大學生以及台權會政策倡議部主任的黃佳平表示,「最近幾年和台大的接觸僅限於法律系一些法學導論的課程,談到蘇建和案時會邀請台權會演講,其他方面就比較少,就連實習都很少,好像是台大社工系不接受來實習吧!」相對地,和師大的接觸就頻繁的多,之前還在師大舉辦為期一個月的人權影展,邀請師大老師與談,在校內獲得學生與老師的好評。他也表示「沒有一個互相溝通的平台,可以協助議題推廣和資源利用,不知道該如何組織雙方資源。」


(珍古德協會)

溝通的落差、組織與大學的脫鉤,非政府組織與大學資源無法互相利用,是不少組織感到惋惜的部分。珍古德協會不同其他NGO,在台大裡有根與芽社的成立,就是希望從根與芽小組,開始關心周遭的人事物,關心自己關心的事物,也比較切身。像之前,台大根與芽社推動”把免洗筷趕出校園”,努力一陣子後也成功了;之前還有推動回收舊物、二手市集、回收紙的活動。周麗淑小姐談到台大根與芽社說「他們會思考議題,想清楚自己的目標,自己去實踐,經營的很成功,是讓我們覺得很驕傲的,他們的活動力很強,不需要不斷去push他。」也因為協會和學生關係密切,所以在去年暑假全世界各地珍古德協會可以推薦人選到美國參與珍古德總會舉辦的青年高峰會,台灣這邊就推薦台大根與芽社參加和世界各地來的國際青年接軌,「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我們對於能夠推薦台大學生去參與也很高興,」周麗淑開心地表示。珍古德協會就為學校與NGO資源結合做了最好示範。

「每一個世代,都有利他主義者出現,但很多八零年代出生的『千禧世代』,尤其展現出一股迫切想要改變社會的決心。」華盛頓郵報觀察到這一世代年輕人的特質,台大學生正是擁有這樣的特質,不論在國內外,走出課堂,投身社區服務的大學生愈來愈多。不管哪一種專業,現在都鼓勵年輕人投入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或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參與和自己專業相關的社區服務,將課堂所學,與現實世界的體驗結合,帶來更大的效益。畢竟,做學問不該是終日困於象牙塔中,讓課堂的知識與實際生活經驗脫節,投入社區服務,提供學生尋找方向,找回熱情,我想每個良善靈魂都會渴望別人因自己的幫助而過得更好。

打造夢想大學城-—社區與學校的新想像

文/馬安奇


如果你記憶猶新,上一期我們從歷史進程回顧了台大校總區的地貌擴張,過程中附近原有的居民與建物陸續被以「妨礙發展」為由,遭到冷漠的剷除;也將目光拉回這個時空,關注和你我最切身相關的社區互動,你是否訝異,「台大」與「社區」隨著時空變遷,互動看似更為頻繁,但心理距離卻反而愈加遙遠?如果你認為這層斷裂來自現代社會的漠然與疏離,我們只能視而不見或者束手無策,那麼在這一期,我們企圖尋求其他可能,共同擘畫另一種藍圖。


扭轉想像

你以為「大學」與「社區」是兩個孤立的主體,大可以老死不相往來嗎?其實大學既以師生為主,師生們又是連結兩者的重要中介,早就使得兩者緊密相依,唇亡齒寒。社區中的居民與商家需要台大滿足各種需求,台大也不能沒有社區的滋養,否則可能成為空中樓閣。


人人都有苦衷

不過提到與社區互動,你可能對另一種景象感受更深:校園綠地每逢假日就湧現驚人的人潮,騎著腳踏車還要小心突然衝出來的小孩與寵物。台大秘書室表示,學校其實非常注意和社區的關係,有活動會通知里長、也讓附近里民享有停車優惠,但是做為都市稀有綠地,學校已經為人潮帶來的噪音與垃圾,額外負擔了一筆的環境維護成本,言下之意似乎是:台大並「沒有拒絕」社區進入校園參與事務,而且開放校園與社區互動已經是「額外」的良心。

附近的里長覺得很無奈,社區要容納學校釋出的生活起居有時也會造成困擾,例如過多亂停的腳踏車阻礙行人,亂騎的腳踏車撞到老人等等,但卻只能跟公關室吐吐苦水,等到台大採取改善動作還要再經過一段時間,一來一往浪費時間也沒辦法好好溝通。

對師生而言或許也有很多不便:停車位就是這麼少,動線就是如此規劃等等。但是大家真的都束手無策嗎?學校雖然每個單位都「心中有社區」,可是現實情況是這些短期接觸並不會讓學校、社區與師生三者之間,產生更加深刻的認同與信任關係。


他山之石

光是呼籲改革並不能號召更多人響應,也會有人質疑具體實踐的可能性,我們就來看看其他大學的實作經驗。

位於高雄西子灣畔的中山大學進行了「哈瑪星大學城希望工程」,學校在社區租屋成立「社區服務中心」,此中心具有社區人力銀行的功能,學生可以在實體中心或哈瑪星社區網站,取得家教機會、優良租屋、社區義工招募和社團服務管道等訊息;而一般民眾可以從這個中心得知在職進修、留學資訊、電影欣賞或電腦義診等活動消息,它提供了學生與居民更為便利地交流資訊與共享資源。

中山大學與哈瑪星社區的交流,可以從九O年代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看起,由大學教授發動,提供專業知識培訓地方熱心人士,作為社區意識的種籽,而學生提供充足的創意與人力,例如以哈瑪星的海、船意象及歷史切入,進行一些很有特色的社區活動,吸引居民參與,他們不僅增進了彼此互動、為社區帶來活力,也促使學校與社區成立資訊整合平台,更重塑了哈瑪星高雄第一的印象,讓住在這裡的人覺得溫馨而驕傲,一同培育了社區共識。

我們回頭檢視台大人的生活經驗:若想在附近社區享有價格合理、環境安全的租屋品質,只能仰賴極少數耕耘已久的第三部門力量,例如崔媽媽基金會;想在學校附近享有安全衛生的飲食環境,只能自己冒著神農嘗百草的風險一一試驗,並且在過程中健全市場機制定律和腸道抵抗力;想為社區盡一份心力,卻不知道接觸管道,如果不是社工系學生,根本不曉得一項有理想的社區營造正在大安區進行,可惜了台大高密度的NGO、NPO所能提供的豐沛實驗能量。

另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是向來與附近社區互動密切的政治大學。政大校門口混亂雜沓的大三角地令校方和附近社區頭痛不已,但礙於土地權限70%屬於政大,30%是民間私有地,使雙方多年來想更新發展都很困難;更有甚者,因附近殯儀館落塵量大大影響生活品質,經教授向學校爭取,日前總務處提出一個「大學城建設計畫」,特別納入「校方」、「社區」與「捷運局」三方需求,重新量身打造政大周邊的交通動線與環境景觀;在這個計畫中,社區居民還可以參加學校即將成立的「創意學習中心」,共享學習資源。

我們可以看出若校方有心推動,整合學校、社區為都市發展一環改善難題並非不可能,相較於舟山路納入台大領域的高效率,新生南路的自行車動線與車位規劃卻不那麼受重視。長期經營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議題的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這麼舉例:「新生南路那裡的警察開了很多張騎機車穿越斑馬線的罰單,裡面一定很多都是台大學生,但如果校方主動關心學生需求,改善動線缺失作更人性化的規劃,其實不會讓這麼多人因為疏忽,把辛苦錢通通拿去繳罰單了。」他表示,台大並非獨立於周遭社區而存在,舉凡食衣住行育樂,都需要社區的貢獻,所以理當負起社會責任,主動積極地增進學校與社區的良好互動;因此無論負責單位是總務處、學務處、營繕組、住宿服務組或是公關室,都應透過與社區合作,為師生把關,塑造更健康安全的飲食、衛生、交通與居住環境。


價值的優先性

政大與中山大學因為地處偏遠,與大多數市民活動疆界有明顯區隔,使得大學和社區只能自立自強仰賴共生關係發展;而台大和附近地域社區,相對於其他地區,活動疆界區隔比較不明顯,例如師生租屋範圍除了大安區,甚至擴及木柵及中、永和。但這不能作為推諉責任的藉口,因為背後隱藏的問題關乎價值優先性。校方表示校園資源分配已經很拮据,行政單位根本無暇也沒有必要思考:學校與社區還能如何進行更有系統的互動。

但美國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卻有不一樣的想像:不是以大學為主體企圖打造「大學和社區」,反而因為「大學在社區」之中,所以2001年公布的校園總體計畫(Berkeley General Plan)目的在於「建構與維持柏克萊成為一個擁有高度社會公平、環境品質與經濟繁榮的永續性社區」。在這個計畫中,發展學校獨特性、維持生活品質、環境保護、維持當地產業基礎處於同樣重要的位階;更重要的是,「此計畫將經由市議會、市政委員會、市府職員、柏克萊居民與企業所有者的共同參與來執行,它會隨著當地的情形與社區優先考量而變動,依照法律,將由計畫委員會每年檢討並作必要修正」,保障了所有行動者的意見,都能納入正式決策程序中運作。

在歷史脈絡上,台灣與國外相比固然處境不同:國外大學得向社區買地,因此一直都有專門單位負責社區業務,然而台灣大學一開始就擁有自己的校地,自然無此顧慮。但欲尋求更完善的可能性,不是只靠台大獨自埋頭苦幹、或嚴格要求學生個人個人良心就能解決,有必要將「社區」這個主體一起納入考量,一同坐下來溝通,進行參與式規劃。


當務之急在於成立整合溝通平台

在價值優先的思維下,整合社區能量納入校園總體發展,引導產出更全面的經濟效益。從積極面來說,台大有必要依據學校、師生、居民三方需求,成立「整合溝通平台」專責管理「大學在社區」的相互關係。例如成立社區事務委員會或功能小組,納入學生代表、社區居民為參與主體,創造三向對話管道。唯有透過良好的交流下,才能培養彼此的信賴,也才能有效進行整合性規劃。

這樣的平台可以提供十分積極的功能,但也有人質疑規劃再好總有便宜行事之人破壞秩序怎麼辦?我們換個角度想,校方既握有大權,理當運用整合性資源與力量主動為學生謀福利,改善了制度、結構與環境的缺失,學生才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而不是任憑個人遭遇風險。校方面對大學與社區間的斷裂,應該更有能動性,做為學校主體的師生,也有權利要求校方主動打造更為合理、安全、環保、衛生、便利、舒適的生活環境。

沒有攝影棚的電視台--專訪海島學生電視台

文/李問


「如果你去看美國youtube的點閱人氣排行榜,那些最多人觀看的影片都是網友自己製作的節目。可是台灣大家都放一些電視節目節錄下來的現成畫面。」提到這一點,海島的製作人楊緬因(人類二)長嘆一口氣。他表示,現在不論是設備或是剪接軟體,只要有心,其實都可以自己做出精緻又有創意的影片。

  四月一號出的最新一集海島新聞分為兩個部分:校園新聞(大一女豪享來事件、吸煙區設置、百大廁所評鑑)和國際新聞(薩爾瓦多專題),全長約二十分鐘。

  楊緬因表示,大家向來覺得台灣的媒體極度缺乏國際新聞的報導,於是從大一開始便召集三五好友,做國際新聞的整理、評論。他把男一舍當作攝影棚,自己穿西裝、打領帶、報新聞,更在播報內容中融入一些部落格碎碎念一般的笑點。就連配樂也是他自己寫的。「拉低海平面,抬升新島嶼」是海島的標語,代表了對台灣媒體生態提出一種進步價值的期許(英文名字Sitnalta News是亞特蘭提斯Atlantis倒過來拼)。

  這座海島本身,也經歷了風化與蛻變。海島新聞在去年出了四集之後,停頓了一段時間,在上個月又整裝再出發,擴編成擁有20人團隊的「海島學生電視台」。從原本楊緬因一個人當主播,到兩個新任主播;從原先的專注於國際新聞,到加入台大校園新聞。其中許多團隊成員,是去年的忠實觀眾,例如網友呂佳燊就是在網路上看到海島,現在投入剪接、後製的行列。

  國際新聞延續過去的內容,整理近期內的國際新聞事件,並且附上自己的分析評論。新任的國際新聞主播張中宜(政論二)認為,電子媒體的好處在於有畫面,而且是用口語表達,可以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讓觀眾認識國際新聞。可是他也認為,海島應該要避免一般電子媒體粗淺的報導,所以每一期只做單一一個主題,用較長的篇幅來做專題式的報導。楊緬因表示,目前國際新聞特別想要專注於兩個方向,其一是國際上抗爭事件的訴求內容,特別是民間團體發起的社會運動。他說:「現在的媒體都著重於報導會議場內的妥協與河蟹(和諧),卻聽不見場外的聲音與憤怒!!!」

  另一方面,海島新聞也希望報導一些與台灣有關的國際事務,比方說這一集薩爾瓦多的專題報導,就有提及到台商在當地惡性倒閉、工人自救的故事(援引紀錄片《薩爾瓦多日記》)。楊緬因說:「其實本土化與國際化不必然衝突。」國際上發生的事情,許多都與台灣有密切的關係,只是要能夠看得清楚其中的連結。從去年便開始參與海島新聞團隊的陳宗延(醫學一)便提到,台灣關係法今年邁入第三十年,希望可以做特別報導進行討論。

  而校園新聞,則是對台大校內事件的整理報導,並且加入人物採訪。比方說,「豪享來事件」的整理報導中,就有剪輯3/27的抗議行動畫面;而吸煙區設置的問題,則是採訪了學生會福利部的葉書宏(社會四)。另外,校園內也有許多好玩的題材可以發揮,這一集的「百大廁所評鑑」便由「小紅」和「小綠」(人類三的簡婕妤和謝依伶)實地走訪校內五個大樓的廁所,從味道、地板、衛生紙、大小、和間數來進行評鑑。

「那你們跟台大學生電視台的差別是什麼?」

「應該是沒有攝影棚吧!」

  楊緬因說,其實他也希望把一些有趣的小單元融入新聞內容,或者跟校內其他社團一起合作製作節目。負責撰寫國際新聞專題的馬安奇(社會四)提到,擴編之後的這一集笑點好像變少了,以後希望可以慢慢加回來。「我們希望以後可以實驗各種不同的元素,像是國際新聞諷刺脫口秀等等。」秉持著這種「自己動手製作」的精神,海島學生電視台希望以後可以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

博弈條款專題:編輯的話

文/孫有蓉


意識報第二十刊,異式論壇決定將前陣子通過的離島發展條例修正草案中的博弈條款作為專題的討論主題。博弈條款的通過在台灣引發了不小的騷動,3月15日的反賭大遊行更因為大批的宗教人士上街而引起社會注目,但媒體呈現下的博弈條款似乎只剩下了道德問題、社會成本問題,大眾只留下了意識形態式地反賭主張,鮮少注意到對博弈在台灣發展適合與否的論述。

在此專題開始時,本社成員就和大部分的人一樣認為反賭人士都以道德層面、社會問題層面作為訴求,但在訪談以後,卻發現許多反對博弈特區設置的人贊同發展觀光博弈。但因為對台灣國際條件、離島個別條件與政府態度的評估後認為只有在一定條件達到以後,發展觀光博弈才是可行的發展措施。本期博弈專題將以澎湖作為討論主軸,把整個澎湖地方政府要求發展博弈的脈絡、這次官方在推行博弈公投的態度與對澎湖當地博弈特區發展的評估納進討論,希望讓讀者對博弈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澎湖的博弈之路

文/祝愷信


澎湖自從國民政府以來的經歷,是一趟悄悄的沒落。新來台的政府對澎湖的重視純以軍事考量為主,未能針對島內的條件去開發。自民國59年以來島內的人口長期呈現負成長;以農林漁牧業為經濟主軸的離島,未能蒙受工業轉型的利益,居民所得多滯待在本島的三分之二。蕭條的事實似乎和景致優美的環境形成了衝突,也突顯了中央政府對台灣偏遠地區的忽視。澎湖縣政府想要開放賭博來尋求發展不是第一次,早在民國85年便有所動。

當年的澎湖縣縣長高植澎聲稱,若不允許離島觀光賭博的開發,島民只好“硬起來”,以公投方式獨立,再開放賭博。高縣長痛陳,澎湖子弟多往台灣開發、幫台灣人服務,自家卻被搞的經濟拮据;必定要開發觀光賭場,讓澎湖人回到自己家內打拼,發展才有希望。高縣長還樂觀的表示,到了公元2000年澎湖人的所得就能破兩萬美金。

但澎湖真的有這樣的發展條件嗎?博弈是合乎當地經濟考量和道德標準的產業嗎?行政院和立法委院內部意見歧異,法案擱置了十四個月後,才在民國86年一讀通過。「離島開發建設條例草案」中給予離島設賭場的權利,內文指出「為繁榮離島經濟,增進財源」之名,可讓「地方政府可自訂辦法劃設特區經營觀光博弈業,且免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但營利所得之半數將投資於地方建設。

到了民國87年澎湖設立賭場的爭執仍在進行;一方面中央的內政部長黃主文和行政院長蕭萬長皆以治安考量反對設賭,而另一方以澎湖縣長賴峰偉與地方立委林炳坤帶著大批民眾到行政院陳情,要求開發。中央與地方聲音的落差格外明顯。

這樣的僵局要到了民國89年才突破。「離島建設條例草案」在持賭立場立委讓步之後,刪除博弈相關條款,三讀通過。但觀光賭博的聲浪並未停息,經建會隨即在同年十月召開「博弈事業由離島先行試辦處理政策案」的會議,並在月底邀請以色列SFK集團總裁雪恩和The Venetian集團總裁安德森前往評估。兩者均表達高度興趣,還提醒台灣官員要趕在中國駐海開放以前設賭。乍看澎湖的的觀光博弈似乎已成定案,但民國90年又陷入膠著。陳水扁總統發布聲明,撤回之前「贊同」的言論;經建會指稱決議必須要交給內政部執行,而內政部則稱需在半年的評估,最後提案便不了了之。

不論未來觀光博弈通過與否,澎湖島的案例都在提醒我們重視離島需求;不再以核廢料的掩埋場,或虛幻的歷史場景來視之。

豪賭一把?--公投程序是否正當

文/簡惠茹


2009年3月31號,澎湖商業會將第一階段的博弈公投連署提案交至澎湖縣政府,這次的提案總共有973人連署,達到公投法門檻(最近一次縣長選舉公民數的千分之五以上),經過縣府通過後、行政院核可,再經過第二次民間團體連署超過3521人次,公投便可依法舉行。

澎湖縣長王乾發原本預計在四、五月舉辦公投,爾後改口六月,依照公投法第29條規定:「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應附具文件、查核程序及公聽會之舉辦,由直轄市、縣 (市) 以自治條例定之。」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澎湖縣地方性公投辦法尚未出現,公投如何舉行?

澎湖縣反賭場聯盟的藍紫芸表示,澎湖縣政府急著將公投通過,希望在年中或年底舉辦公投,一方面是為了掌握和中央談判的籌碼,向中央表示澎湖人的積極,希望能從中央取得更多資源的分配,因此希望能盡快完成公投,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希望儘早完成廠商的招標。


地方、中央程序錯置

立法院通過之離島建設條例第十條之二博弈條款:「開放離島設置觀光賭場,應依公民投票法先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應經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投票人數不受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限制。」與原公投法中第30條相背離,該條指出:「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 (市) 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中央政府說明,因考量離島地區人口外流嚴重,認為原本的公投門檻過高而修改此規定。

一方面中央修改公投結果的門檻,另一方面有澎湖縣政府積極推行公投連署,雙方各持不同的意圖卻因此達成推行公投的共識,但是舉辦公投,澎湖準備好了嗎?


立法細則未定,導致說明會模糊不清

首先,在2009年1月12日,立法院通過離島建設條例,其中包括開放賭博合法化的博弈條款。在獲許可以開放博弈特區的前提下,澎湖政府積極推動公投法的施行,在37場的下鄉說明會中,官方像澎湖居民提出的說明是一份理想中的藍圖,其中宣稱經過推估澎湖的觀光人數可達500萬人次、保守估計可有1萬名就業機會、也可向中央爭取地方分配稅收22.5億元,此外,又向民眾勸說會依照各地區公投贊成人數來分配資源比例、保證提供居民補助金等等。但是計畫書內容只是澎湖地方政府的推測、猜想,因為中央尚未有任何細則的訂定,地方政府的說明書其實沒有法律效力,一旦公投通過,澎湖確實表達出他們想改賭場的意見,如果中央政府之後的立法並未達到遠本地方政府的預期,卻又不能抵觸公投的結果,這是政策程序上的錯置造成進退兩難的局面。


說明會中正反方資訊不對稱

此外,在37場的下鄉說明會中,原本只有向居民說明贊成建設賭場的理由、可能帶來的利益,卻忽略了讓反對賭場設立的一方表達意見,之後在反賭聯盟的爭取下,在每一場次的保留十分鐘給反方,僅僅十分鐘的時間,反方只能大略說出建造賭場可能產生的影響,難以向居民呈現詳細的資料,在正反雙方資訊不對稱的條件下,居民如何做出選擇?


公投?澎湖準備好了嗎?

除了上述的政策疏失,在欠缺環評的條件下,又如何能讓居民清楚了解建造賭場對原本居住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挾利益的情況下,忽略了政策施行時的程序問題,也造成居民對建造賭場可能面臨的實際問題認知上的誤解,紫芸指出:「我們想提供一個資訊平台,不管是支持、反對,抑或是有條件的支持等等,重點是要讓資訊可以流通,才能讓大家做出選擇。」先不論設立賭場可能帶來的效益或是問題,只有詳細的向居民呈現出各種可能的發展,讓當地居民經過討論、考量後作出決定,這樣的公投才能真正具有代表性。

澎湖未來洗八豆

文/李俊達


早在 1994年,澎湖地方就有了設立博弈特區的聲音出現,至今許多地方人士仍不斷地爭取,甚至到了去年總統選舉時期,馬英九政府也將離島設置賭場列為其「愛台十二建設」的政見之一。在多年的爭議未果之後,立法院終於在今年一月,通過了離島建設條例修正案中的「博弈條款」,將離島地區博弈除罪化。該條款使離島地區在透過地方政府辦理公民投票,只要有效投票超過二分之一的同意,就得以向中央申請設置觀光賭場,惟該賭場必須附屬在國際觀光度假區內。

長期以來,倡議在澎湖設立賭場的理由都是經濟發展,認為賭場能夠吸引人潮,帶動當地觀光與經濟發展。在經濟建設委員會的相關報告中,也認為離島地區遊憩品質低落及基礎建設不足,藉由博弈特區的設立,能夠將國際的資金帶進離島地區,吸引國際觀光客,提昇離島觀光的品質。對於澎湖在地的倡議者而言,這也是解決地方缺乏資源與建設,觀光發展。這樣以經濟發展為訴求的說法,也獲得大部分在地民眾與業者的支持。對於中央而言,在離島設立博弈特區,可以發展經濟,同時也以地理上的隔離效果,來減低對青少年及社會治安等衝擊。

此條例通過之後,許多人士以道德為由反對博弈特區的設立。同時,也有許多的團體與在地人士則是同樣以地方發展為由,表達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澎湖有許多的發展可能,像是更進一步發展澎湖具有生態資源的特色,發展生態觀光,未必需要採取設立博弈特區的方式來發展。

「我要賭博就直接從台北飛到澳門跟拉斯維加斯就好啦,到澎湖做什麼啊?」引述朋友說法的澎湖縣反賭場聯盟藍紫芸認為,如果澎湖要藉由賭場來發展,就必須要面對與亞洲鄰近地區的競爭。發展博弈業一百多年的澳門,不僅具有包括全世界最大的賭場在內的十餘間賭場,也具有相當詳盡的法規條例來加以管制。新興的新加坡,預計今年將開放兩座賭場度假村,擁有米高梅等十九份的賭場承包計劃書,具有豐厚的國際資金投注。在這兩個地方之外,已經或預計要開放賭博合法化的亞洲國家,還有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柬埔寨、緬甸。

澎湖如果要興建賭場,又要怎麼與這些對手競爭?首先,在交通方面,一個國外的觀光客要到澎湖賭博,還必須先飛到桃園國際機場,再想辦法轉機到澎湖,可能還得要再轉船才能抵達;對於國內的旅客而言,只需要比飛到澎湖多花一點時間,就能夠抵達澳門;再加上澎湖島間的交通時程,澎湖在交通上具有相當的劣勢。再者,假使真的具有大量的旅客到了澎湖,是否能夠有足夠的水電、廢棄物處理等基礎建設來因應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國際間資金為什麼要投資澎湖,在澎湖興建一個具規模、能與澳門、新加坡、韓國競爭的賭場?目前在澳門與新加坡都有著鉅額投資的金沙集團,已經放棄了在澎湖投資賭場的計畫(該集團主席認為設立在台灣本島的主要縣市才比較具有投資吸引力)。澳門賭王何鴻燊也不認為澎湖能夠對於澳門產生競爭壓力。換句話說,這些投資者都不覺得澎湖具有發展賭場的潛力。

那麼博弈特區到底能為澎湖帶來怎麼樣的經濟發展呢?經建會在報告中的評估是一年能夠吸引到500萬人次,博弈的總收入為500億元,觀光相關產業總收入也有500億元。藍紫芸舉出幾個數據來質疑這樣的說法:台灣本島一年800萬人次遊客,澎湖則是50萬人次;她質疑經建會所提出的評估是依據什麼而來,單憑賭場,又要怎麼能夠吸引比目前多了十倍的遊客?並且發展觀光要考量的並非單純的人次數,而是人會不會回流,會停留多久;如果到澎湖跟到峇里島、澳門的交通費用差不了太多,為什麼想要觀光客要來澎湖而不是選擇其他地區的賭場?這些都是政府必須進一步去考量的。

整個澎湖設立博弈特區的計畫,預計在六月進行公投,但是目前詳細的規劃、地點、相關的配套措施都沒有出爐,藍紫芸質疑如此急促進行公投的背後動機為何,為什麼不等到有了一整套完善的規劃措施之後再進行公投。另外一方面,這樣的規劃反映了澎湖縣府的執行、管理能力,她認為這樣的能力無法讓博弈特區的設立帶來當地居民的利益。

在資源相對弱勢的地區,地方發展常常與建設案綁在一起(與地方派系、廠商的關係當然也密不可分),但是這樣的建設案常常是與地方的需求與條件脫節的。然而,在長期缺乏資源與建設的狀況下,任何的大型建設案或投資,都很容易吸引當地居民的支持。於是在民意對於發展的渴求之下,特別是在政策資訊不透明的狀況下,一個可能還具有爭議與問題的建設案,很容易由地方政府的推動與大多數民意的支持下,成為地方唯一的政策導向,蘇花高速公路是一個典型例子。澎湖博弈特區的設立,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在詳細的規劃出現之前就要民眾做選擇,政府給予的資訊則是一面倒地往支持設立博弈特區傾斜,就像是灌鉛的骰子一般;不論通過之後結果如何,也都得要民眾自行承擔:六月公投,下好離手。

化外之地—賭博為何選擇特區內合法化而非全面合法化?

文/孫有蓉


博弈在各個國家中幾乎不是全面禁止,就是被政府歸類為特許行業,鮮少聽聞博弈在一個國家中全面合法化、除罪化,更未曾有國家一開始就視賭博為合法並且不受道德批判。這種現象的緣由何在?而賭博全面合法化與特許在影響上又有何差別?

在反對博弈合法化的相關論述中,道德上的價值觀與博弈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是最常被提及以反對賭博合法化的論證。先不估計賭博所帶來的經濟收入,社會普遍對以貪婪為出發點、投機取巧式的活動予以負面的價值判斷,這是普遍存在所有社會中的現象。這種價值判斷會普遍出現在所有社會以及它的起源,並非本篇文章要討論的重點,而統計數字或者任何方式所嘗試論證博弈所帶來的高社會成本也並非本篇文章要討論的重點。本篇文章重點在於,先將道德與社會成本擺為次要問題,選擇特區式合法化與全面合法化到底有何差異?還是特區式博弈合法化單純在於統一管理可能更安全、更能減低社會成本?


自由競爭與寡占

特許行業,代表政府以公權力讓某些團體得以經營某些行業;而特區,即代表只有在特區內得以享有某些遊戲規則,且並非所有人得以進入特區。這兩種形式都具備著相同的特徵:非自由競爭。因為獲得營業許可,或者進入特區享有某些遊戲規則,都不是競爭下的結果,而是被第三者給予,不管是任意給予或者用評比制度決定資源分配。舉例來說,政府今天只允許一家廠商獲得營業許可,那獲得許可的廠商就壟斷了整個市場;有限但並非只有一家廠商獲得營業許可,即形成寡占。

在這樣的運作型態下,先不考慮獨占廠商或寡占廠商所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與成本,決定誰有資格獲得許可證就變得可操作,而且是可被政府操作。這樣的情形直接導出利益分配問題,更進一步引發官商勾結的可能與操作空間。若開放賭博全面合法化,政府一樣可以抽取較高的稅金,同樣的管理辦法,而設立賭場與否變成營業者本身對風險與成本的判斷,也自身承擔經營失敗的後果,看似權責清楚而風險不需全民買單。但,卻鮮少有政府選擇讓博弈進入自由市場。為何?


三點因素

首先,各個社會對賭博所賦予的負面價值判斷如今依然普遍且深植人心,使得政府害怕全面開放賭博合法化引起社會動亂。其次,賭場與高犯罪率或者其它社會成本在經驗上時常伴隨出現,而集中管制代表只需要一套管理系統而全面合法化意味著為數眾多的管理系統,所以博弈特區內合法化,在經驗上成為控管其高社會成本的較佳途徑。第三,政府政策的推行一直以來都會造成利益重分配,而利益分配的操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政策得以推行的條件,因此,對政府來說,也許與其全面開放合法,還不如將利益分配的權力掌握在政府手中,以換取籌碼。

也許以上三點無法窮盡博弈之所以鮮少全面合法化的原因,但三點因素仍然為理解博弈全面與特區內合法化提供了一些整體性的理解,使我們能夠多觀點地探討博弈合法化問題。

無「私」的公投—政府如何運用公投法

文/孫有蓉


  澎湖發展觀光博弈、設置博弈特區的公民投票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準備,地方政府主辦三十六場說明會,預計今年就舉行澎湖縣公投,並打算在民國102年啟用澎湖博弈特區。觀察近幾年出現有公投爭議的案例與國家推行的公投案例,發現其中規則多變,讓人無法理解「公民投票」為何限制繁雜到無法理出其中的原則依歸。舉例來說,決定澎湖縣是否設置博弈特區已發展觀光博弈所依循的公投法並非所謂「公民投票法」,而是在離島建設條例修正草案所新通過的博弈條款內所修訂的公民投票辦法。這樣的投票辦法通過門檻比公投法所制定的門檻相對低很多,使人對於離島發展博弈特區公民投票的特殊性何在,為何遵循的法律依據為另外增修的條款。另外,前陣子對於核廢料是否放至於澎湖一案的公民投票,與設置博弈特區一樣,其涉及地方利益,此案卻以台灣全體公民為投票對象進行投票。而最近充滿爭議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不僅涉及全台灣經濟型態,更涉及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關係的調整。ECFA不僅不需要通過立法院,更在學者提出公投需要時,被陸委會主委賴幸媛駁回。

  而在這些公投的案例中,政府不但任意對公投辦法增訂與修改,公民投票的選項本身也由政府一手推動。公投案中,沒有討論空間、沒有異議、沒有其他意見,全民在公投的執行下跟著政令走,公投似乎成為達成中央或地方政府達成目標的手段,而與「公民」脫節。


台灣的公民投票

  民主國家旨在保障公民參政的權利,這種權利又可分為兩類:消極的選舉、投票權與積極的創制、複決權。台灣直到近年才開始對於創制、複決權有所討論與行動,而公民投票,就是執行公民創制、複決權的相關法源依據與辦法。所謂的創制權與複決權,就是提供人民擁有參與制定法律與同意或否決某些法條的權利,基本上帶回民主精神,就是要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這個國家的公領域和個人之間的交互關係,其中亦隱含了自治的原始精神。

  公投法最初為立法委員蔡同榮在1993年提案,此提案公投法內容包涵「不設限條款」,允許人民就主權、領土、國號、國旗國歌等進行公投,但這部公投法最終沒有通過。在幾次的政黨協調後,最後,立法院所通過的版本為:

適用範圍:(1)法律複決、立法原則創制(2)重大政策複決創制(3)憲法修正案複決;

提案權:(1)行政機關不得借用任何形式對各項議題辦理或委託辦理公投事項(2)公民提案時應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人均數千分之五以上……連署人數應達百分之五以上;

審議機關: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為之……委員會委員21人,任期三年,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席次按比例推薦,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

  在這個版本中,公民提案成立的門檻很高,而台灣公民普遍對於自己權利意識不足,導致從外在看來,公投往往為政府所提案,以一種上對下的方式出現,成為一種證成政府行為合法性的手段。在這種狀況下,民意只在數字上反映,而「積極參與」的意義完全被弭平,使「公」投只具有官方意見,而完全不讓「私」人意見有所展現。


程序正義問題?

  這些官方主導的公投,看似沒有正當的程序來限制官方在公投上操作的任意性。因此,為了要求政府的程序正義、使其對公投的操作具有合法性,我們應該制定新的法條或者新的機構,用來制定在各種情況下該如何進行公投程序或者不需公投?若是落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上,我們將發現這個法條或者機關本身的合法性又成為下一個問題。而不斷以法條或者機關來證成其合法性,似乎只是落得無限倒退的窘境或者一個不要求證成合法性的停損點。

  由此可見,制定法條或者成立機關不應是面對台灣公投問題的態度。根本上,面對公投成為政策,甚至政治操作、利益分配的手段,有待台灣「市民社會」的養成,在國民所擁有的參政權上形成更內化的共同意識,問題才能有所改善。「民主內化(深化)」看似空泛,而要求程序正義vs內化參政權意識的二分解決方法也過於粗糙。事實上,公投法的制定本身就作為程序與精神的中介,一套在實質上對人民友善的公投法,能夠在選舉之外,給予約束政府與深化公民參政新的可能性。反之,一套將分殊公民意見斥之為私人意見,並以此加以排除在外的公投法,反而無法在「民意」上長出「共同意見」,使公投法淪為政府政策的操作工具。在這不友善的公投法下,其執行與運作將面對與公投法的立法目的相互背離。

離魂——獻給那異地的樓蘭女子

文/哲學三 吳孟翰


我淒切地凝視
那水晶棺裡的笑容
環伺者指點驚呼
來訪者匆匆步過
嘈雜聲喧天 掩蓋
大漠裡的傷慟

沙河在腳下流過
你沉睡在幽冥的小舟裡
等待另一個承諾
期盼那深情的一吻 撒下
新世界的種
只是耳翼早已剝離 不聞
城牆的崩落
意識綑綁住信仰 屹立
頹傾之木塚

希冀自繭破便瞬間殞落
銀刃出於科學 卻斬斷
堅定信諾
心懸之柱已碎裂倒臥
只餘下敗亡的粉塵 記憶
夢裡巴別之冷漠

藍色的蓮花長在靜脈
窒息的靈魂無法語言
唯鎮墓者瞪大雙眼
檢視涓滴成河的啼血
沉默介於棺內與棺外 而
死不能成眠
待人影與燈光淡去
何處能響起箜篌之樂

樂園荒蕪——悼她的後半生

文/黃羊川


圖一.【非拾穗婦人】

落葉爬滿地面
淘氣有時紛飛有時受風聚攏在路邊
竹編的掃把刷刮地面
竹編的畚箕搭配盛裝

一雙老嫗的手還彎七十五度的腰
袋袋落葉兀立在旁
與一溜煙的輕風乾瞪眼
裝滿難以計算的數量與其它紛飛的重量
窸窸窣窣的景緻

 轉
飛  舞
落葉落到風中到地面   
落葉落到風中   到天空
落葉落   到地面到天空
落到風中到地面到天空
落葉落到風中到地面到天空
構成一幅:落葉拾撿老人
——「非拾穗婦人」

彎腰和刷刮地面的間歇喘息
埋藏在秋風中—呼—呼——呼的

圖二.【銀髮族如她們】

她們小跑步/助跑
騎上淑女車後由腳踏板帶動腳
緩慢的速度補充速度
銀髮族如她們
          抖動
        虛晃
            的
——流連在車陣中

紅燈時相約停下相約下車
——她問她的孫子長得像誰
等待綠燈,再一起助跑
——眼神與臉輪相互寒喧
車陣間,
也顫抖與慣性的搖擺
前後與左右互相徘徊
速度趕上了緩慢的速度
車陣間——
她們走她們的方向;一起/分歧
大車走快車的方向;一起/分歧
尚不同時……

(——卻偶然相遇)

圖三.【斲輪老人】

心臟跳跟著心電圖躍
呼吸道持續從氧氣管延伸
牆上重覆的刷白
臉上也發白
血管上的針與膠帶與點滴與心事重重的皺皮
佈置成現成生活的一點一滴
哄——躺著的那個人的手的腳的
那張臉的斑點紋路
妝扮成斲輪老人

對時間調整時間
面對重疊的白色不知為什麼
對著鏡子照直到發呆
雙手撐住身體的重量
找不到一隻有空的手
抓一抓散團糾結的頭髮
整一整長時間躺臥的紊亂
與斷續不見的掌紋
陰影逐漸隨時間躺去
一片發白的殥來訪
來自鏡對面的那個人的睛瞳與
長時間躺臥的凌亂頭髮
一根一根的不知怎麼的
失焦的著起火來。

一齣喚醒窮鬼的寫實劇

文/外文二 韓絜光


寫於《窮鬼》幕啟之前

「天下熙熙,皆為利趨。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這是收於〈史記‧貨殖列傳〉的一段先秦歌謠。公元前600年的先秦時代至二十一世紀,一代代天下人和歷史並逝,但放眼人間,依舊熙來攘往。值此自由市場大開、消費主義至上的今日,金錢早已由行為的媒介轉為目的,價格成為價值的量尺,人們不只追求錢財,更已悲哀地必須透過錢財來尋找自己的位置。但在每一枚收進荷包的銅板和每一張遞出的紙鈔上,在每個滿足欲望的時刻,我們曾經意識到自己心中的真實嗎?

由「野墨坊」編導、演員共同努力,即將於四月中旬在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演出的劇作《窮鬼》,便試圖透過生活中共有經驗的呈現,提醒本來存在於每個人心中,對價值、生活,乃至生命的意識。他們,為這齣戲作了這樣的引言:
「錢」是人類社會共通使用的概念,然而卻沒有固定的存在狀態。儘管如此,這個概念卻能輕易地將人類定位在某個階級。當M型社會結構奮力崛起,無法掌握錢的個人與團體,紛紛迅速地成為窮鬼。為了拯救人類、保護地球、邁向宇宙世紀……這些瞎扯的藉口,我們必須試圖擺脫窮鬼的身分。野墨坊─—這個根本買不起旗與鼓的窮鬼表演團體,於是決定重整旗鼓,與窮鬥法,揪出「錢」的真面目。

處在商業社會裡,「錢」幾乎已與我們唇齒相依,這也使得個人面對巨大的經濟系統,常有身不由己之感。可大可小的「錢」的主題,如何在劇場有限的時間空間中,簡潔又不失深度的呈現,絕非易事。野墨坊團長,也是此次《窮鬼》的導演陳世文選擇了「演員劇場」的形式,將表演的自由創意交付演員,將思索和感受的自由交給觀眾。他表示:「一場演出最重要的兩個元素,絕對是表演者跟觀賞者。導演應該跟劇本、燈光、音樂、舞台、服裝……等元素一樣,盡力地支援表演者,而不是支配表演者。」

嘗與世文導演就文藝創作及其他觀念進行討論,筆者以為「演員劇場」以至於「觀眾劇場」的出現,表現的是導演退居次位的思想解放潮流,不再將絕對單一的思維加於群眾,繼而期待觀眾積極參與感知與詮釋創作的過程。此一文藝思潮在西方已是努力的進程,但據世文導演所言及筆者親身的體會,台灣的劇場多半仍停留在「導演劇場」的階段,台灣觀眾也習於被動接受作品外顯的情緒和說理,將文藝視為娛樂消遣,而缺少體會和思索作品內蘊的意願。大眾習慣如此,自主意識低落,文藝價值亦不受重視,即使創作者有心啟發,也常淪於有志難伸、乏人聞問的落寞景況。《窮鬼》的主題和形式,能不是一條辛苦的途徑嗎?

「看著『名牌』引領潮流的世界,我自認沒有吸引觀眾的名氣。也就是說,也許辦了座談,參與者卻寥寥可數。不過,我願意從一場只有一個觀眾的座談開始。」
書信來往中,世文導演曾如此說道。聽來為之心酸,但也正由此看見一位藝術創作者的識見與器量。作為文學院的學生,與文本為伍的生活中,亦常思考個人作為讀者觀眾的定位為何,作為群體中的個體呢--是否有責任放下自己,而以更宏大的「人」的視野觀察思考? 是否應抬起緊盯著「現在」的目光,看向更悠廣的時空維度?

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寫過這麼一段話:「那是明知制服上的鈕扣是黃銅做的,卻硬要說是黃金打造的時代。一旦明白黃銅終究是黃銅時,我們脫下制服赤裸裸地跳進俗世中。」走過青年放懷而歌的過往年代,理想的熱情沉寂了,這也許也是一種「錢」的現實效力,實用社會的壓力下,這一代的你我可還有勇氣改變、挑戰既存的種種? 謹作此文以拋磚,祈使有心人、有緣人願意一看《窮鬼》,或能在汲汲營營中靜心片刻,從而以深刻思考和細膩感受為新的趨往方向。


野墨坊‧第八號戲劇作品《窮鬼》
台北/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實驗劇場
2009年4月17-18日19:30、4月18-19日 14:30

還「有機」一個公道

文/杭舒黛(讀者投書)


評「買『有機』還是買『有機認證貼紙』」及「他律有機農業下,僵固認證標準的必然」

在這兩篇文章中,可以很清楚看見貴社對於「有機」的明確觀點。大致上來說,貴社認為,「有機」代表了和生產者不連結的消費者的價值觀。有機認證也就成了以消費者立場出發的認證標準。貴社認為,這樣的認證標準是「僵化的」、「他律的」。整體上看來,貴社似乎認為「有機」是一種商業中炒作出來的行為。

對此,我要敘述一下我看完這兩篇文章中,對執筆者「僵化的」、「他律的」認知的淺評。

首先,在「他律」一文中,提出了「事實上消費者都要和生產者接觸是不可能的,不依靠認證又該如何?」此項疑問。但在通篇文章中,我只看見了對於貨幣經濟批判以及都市對於鄉村的壓制。但是,到底這項問題應該如何解決並沒有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建議。在都市中的消費者想要買到健康的食物,但是目前有沒有相當完善的和農民直接面對面的管道,消費者能夠尋找的途徑,不就是必須透過具有公信力機構的認證而取得對產品的信心?

在文末對於此項問題的解決方式也太過空泛,就算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有了溝通的橋樑,但消費者也還是會在此一基礎下尋求具公信力的認證標準,就像在此文中也表示的:鄉村和都市的認知差距很大。在這樣的前提下,要怎麼簡單的讓產銷之間相連結,轉換消費者對於有機產品的認知?

並且,問題或許並不是出在消費者─因為消費者並未對有機有如此嚴厲的要求;而是出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認證機構。認證機構具有何種權力,不同的認證機構也對有機有不同的認知,因而對有機產品的界定、對有機的態度也會有所不同,在認證機構的變異和性格影響下,認證的中介或許比貨幣經濟更實際且明顯地影響認證標準。

而在「有機貼紙」一文中,我更是看見許多偏頗的觀點。首先對文中「…從有機產品中間商可以得知有機認證的有效性壓在生產者的誠信上,而在極高風險下的生產者生產專注於通過標準而非使產業對環境友善」這點來說,似乎暗示了農民生產有機產品是一種「異化」的行為,農民和「有機」沒有關聯。請問貴社有訪問過三個以上的生產者嗎?不然何以在此段話中顯現出如此強烈的批判語氣。從頭到尾,我似乎只有看到一位生產者,而他的觀點完全落在對有機抱持負面的一端上。或許貴社看見的是農民專注於通過標準,但相同的事情在農民看起來,卻是他們盡其所能回報環境以及對消費者負責的方法。

另外,在此文的第二段「台灣在民國八十年代開始由農政單位推出農產業永續經營、產業維護生態等等的政策,約於民國八十年代,主婦聯盟開始推廣『有機』食品和食品安全的概念」。這一段文字對讀者來說,有產生誤解。似乎台灣的有機農業是由政府開始推動的。其實不然,台灣的有機產業一開始是由民間團體自發形成的,而後來陸續出現了幾種民間認證標準,到了發展一陣子之後,政府才想要把有機收歸到政府的政策規劃之下。

此文中「台灣有機農業的相關標準、規範都是從上而下、從消費者而生產者,導致真正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並沒有『有機』的概念,更沒有將『有機』是為環境保護的意識」。以及「…利益導向的生產者從未考慮誠信問題。」從這兩段文字中,我很明顯的感受到執筆者認為生產者只不過專注於伴隨有機而來的利益。執筆者用如此斬釘截鐵的口氣攻擊鄉村中的生產者,試問:執筆者難道不也是那與鄉村距離遙遠的都市人?要如何真正了解在嚴格標準下,農民為何要堅守有機認證的各項規定。

總體上來說,我認為「有機貼紙」一文中,過多以偏概全、偏攻擊性的論點。「他律」一文中,則是流於形上學的討論,讓「他律」及「僵化」的原因受到侷限。

Da Ma Svon Vongo--蝴蝶的家

文/自然保育社 陳誼珊


  濁口溪蜿蜒過的高屏交界,幻色紫蝶有如應允著與魯凱下三社群族人的隱形承諾,年年都會回到茂林的山野間翩翩起舞。彼時,朝霞總催促著閃耀的獵戶趕緊回去山的那頭歇息,晨曦則負責喚醒蝶翼承載的另一片星空,而每年冬季,保育社的我們也一次又一次的隨紫斑蝶自寒冷的北方南徙,來到大武山下美麗的Svon Vongo──蝴蝶的家。

  季節變化之際,部份生物由於氣候、食物的原因,會選擇遷徙到其他地方生存、覓食、繁衍後代,如候鳥、鯨豚……等。在昆蟲世界中,也有部份蝶類擁有遷徙的習性,蝴蝶為了避寒在冬季遷入的群聚之處便稱為「越冬型蝶谷」。與因環境、氣候、食草極適合作為蝴蝶棲地的「生態型蝶谷」,及蘊有蝴蝶生長所需物質而形成蝴蝶攝取養分時之移動區域「蝶道型蝶谷」有所不同,「越冬型蝶谷」只在冬季時才會有特定蝶類大量聚集,這樣類型的蝶谷較前兩者稀少許多。至今,全球發現最大的兩處越冬型蝶谷,一為墨西哥的帝王斑蝶谷,另一便是台灣南部的紫蝶幽谷。

  紫蝶幽谷內,顧名思義聚集了大量紫斑蝶。台灣常見紫斑蝶分別為小紫斑蝶、圓翅紫斑蝶、斯氏紫斑蝶和端紫斑蝶,四種紫斑蝶大小特徵各有不同,初學者可依口訣「小紫點一邊,圓翅透兩面,斯氏有三點,端紫亂亂點」認蝶。但無論是否有能力一一細辨,都不減在紫蝶幽谷中望著數十萬隻蝴蝶漫天飛舞的衝擊與震撼。當陽光灑落在樹蔭間,紫斑蝶幻色的翅膀隨著光線和角度的變換,顯現著深淺不一的藍紫光澤,有如梵谷所繪的星空閃閃發亮,而蝶群間不時有青斑蝶混雜其中,青亮的水色散染在蝶翅之上,更顯夢幻。

  五年前的冬季,保育社的學長姊們為了一窺幽谷內群蝶飛舞的美麗、探尋紫斑蝶遷徙的秘密,隨著紫斑蝶研究者詹家龍先生來到了茂林,並協助標記工作。蝴蝶遷徙前後居住與經過的地方稱為蝶道,標記可以說是以土法煉鋼進行尋找蝶道的一種方式,以最不會傷害、驚擾蝴蝶的手法,對紫斑蝶使用八字法網撈、放入蝴蝶密度經控管的蝶帳、輕夾翅基再以簽字筆小心寫上標碼、並輔以蝶種辨認與紀錄、再放牠歸隊,之後若於他地再捕獲,便能作為蝴蝶飛行路徑的一筆證明,如青斑蝶的飄洋過海、振翅於台日之間,便是經由標記和再捕獲證實的著名案例。

  經過長久努力,「紫蝶密碼」終於在近幾年逐步破解。紫蝶每年於高雄、屏東、台東的山區越冬,其中又以高雄茂林鄉、屏東春日鄉、和台東大武鄉為主要的越冬地區,直到初春漸暖才又北返,在中北部繁衍產卵。隨著保育意識增長、紫蝶蝶道解密,紫蝶相關的保育政策與建設也更加完善,茂林的路旁立上了有蝶出沒請車輛慢行的立牌、竹南風力發電因影響紫斑蝶繁殖地而停建、國道施行紫斑蝶遷徙過一定數量便封道處理的政策。尋找出正確的蝶道對紫斑蝶的保育工作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只有保護住生存、繁衍與遷徙的環境,紫斑蝶才有可能安然無憂的自在飛翔。

  魯凱圖騰中,蝴蝶代表部落內擅長跑步的勇士,在魯凱族人的心中,紫斑蝶絕非只是一年歸來一回的嬌客,而是與部落、環境緊緊鑲嵌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者。但民國五、六十年代,台灣蝴蝶被大量捕捉,製成標本及蝴蝶畫出口外銷,雖贏得了大筆外匯與蝴蝶王國的稱號,卻對台灣的蝴蝶生態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捕蝶對蝴蝶數量造成了直接衝擊,雖然捕蝶行動隨後逐漸消失、禁止,但在這之後,以開發之名造成的另一波傷害又緊接而來。當漢人進入部落,以各式方法獲取、購買原住民生存空間及週邊土地,甚或是政府單位欲將這些區域行其他更加「有效」的利用,這些交換、交易與後來的開發、使用,不僅改變了原住民原先與土地的相互尊重的對待模式、傳統的部落生活型態,同時,也毀壞了許多生物的棲地環境。

  以茂林紫蝶幽谷為例,茂林鄉行政區內茂林、萬山、多納三村間不僅原有數個大型蝶谷,當冬日降臨,紫蝶也常飛舞於村落之中,部落中的長者曾與我們描述茂林過去紫蝶來臨時的盛況,洗衣、裝水的泉源旁,皆充滿著翩翩起舞的紫蝶。但當現代化的道路與設備慢慢進駐村落,除了因應族人本身需要,部落內也開始興建其他給予外來者或遊客使用的場所。當時環保意識尚未在台灣興起、紫蝶蝶道的秘密也尚未釐清,幾個大型蝴蝶棲地就這樣被剷伐、夷平,更改為其他建設,其中變化最為顯著的,即是現今進入茂林村前會看到的大型停車場。除直接將蝴蝶棲地作為其他開發用地外,近年來颱風不斷、土石成災,不僅摧毀了茂林地區交通網內的吊橋系統及好幾個公路段,也造成了多處蝶谷崩陷。

  人災天禍不斷,棲地破壞使得紫斑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而部落的現代化及對外的聯繫與依賴逐漸增加,造成的不僅只是自然環境改變、生物棲地破壞,同時也迫使魯凱族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必須隨之更改。環境與部落、蝴蝶與族人間的關係皆產生改變,接續著生態破壞與土地開發,「保育」與「觀光」又為茂林帶來了一個新的難題。

  1999年,茂林國家風景區正式成立,風景區的設立多多少少代表一個地區人文自然資源將被更加重視、維護,同時也意味著觀光建設與遊憩人口的進駐,這也讓茂林在單純處於都市邊緣地帶做投資報酬率相對低的開發外,擁有了另一個選項──結合當地自然文化資源,發展部落觀光、增加收入。乍看之下,這是一個雙贏的選項,但正如許許多多寄望以觀光化增加收益的鄉村與部落,現實並不如想像。

  在自然保育與魯凱文化產業方面,政府投注的資源縱然有心,但相對於民間自發團體卻更為無力,台灣各級政府對於自然與文化的保育和保護政策本處發展階段、尚未成熟,亦缺乏由上而下改善社區、建立或促進在地產業的經驗,儘管興辦大型紫蝶祭、辦理當地小小解說員等活動,但往往宣傳不足、成效不彰、欠缺深度助益。此外,隨著交通網的越發便利發達,茂林已不再是過去連最靠平地的部落都需步行一小時才能到達的地方,一日型的觀光遊客和汽機車大幅增加,外來企業決定以不見得能增加在地就業機會的大型飯店進駐風景區。而茂林當地固然擁有紫蝶生態、多納溫泉、魯凱藝術,卻多非消費型資源、也欠缺遊客過夜理由,國家風景區的設立,不僅未為茂林帶來收入助益,反而引來髒亂和更多的生態傷害。

  自然保育社來到茂林的原因,一開始是為了協助紫蝶標記工作,之後抱著推廣生態保育的初衷為當地國小學童辦理相關營隊。在一個個寒暑的相處之間,我們逐漸發現,面對現代化的衝擊,茂林的困境不僅只在生態破壞。部落傳統逐漸消失、缺乏高中職層級以上學校和在地產業、青壯年人口因教育資源與工作機會問題而大量外流,兒童、婚姻、失業等經濟與社會問題同樣存在於茂林,且非以我們微薄之力能在一朝一夕予以改變。

  但抱持著引領孩子們一同認識家鄉自然生態與傳統文化的信念、讓紫蝶保育能在台灣與國際都更受重視的期許,我們仍然決定年年隨紫斑蝶回到美麗的Svon Vongo,陪伴著孩子,並希望他們能記得,有一群外來的大哥哥、大姊姊是那樣愛護他們家鄉的紫斑蝶,也在這樣的影響下促使他們能更加珍惜茂林紫蝶這值得愛護的自然寶藏。



自然保育社於本學期舉行「茂林週──送紙風車到茂林」活動,社員們手工編串茂林魯凱傳統藝術工作者燒製之琉璃珠、並進行義賣,另外也辦理系列講座、同時聚集捐款,活動盈餘與所得捐款將全數捐至「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茂林鄉部份,期待能促成紙風車兒童劇團到茂林鄉的演出。

首發義賣活動已在3月29號落幕,盈餘四萬元整正進行捐款手續。

第二發系列演講將於5月推出, 若欲知曉更詳細演講內容,或透過保育社贊助紙風車到茂林的活動,可上台大自然保育社社版與部落格留言或取得聯絡方式。




PTT2社版:NTU-CONSERVE/Blog:http://ntu-conserve.blogspot.com/

05/01(五) 紫蝶迷縱       主講者:詹家龍

05/06(三) 生態保育與原住民文化 主講者:盧道杰

05/08(五) 紙風車遊台灣     主講者: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發起與參與人

若您想贊助紙風車於其它鄉鎮之兒童藝術推廣活動,請至「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網站:http://www.319kidsmile.org/。

2009年4月2日 星期四

意識報019刊 目錄 (3/27/2009)



發刊日期: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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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校園

編輯引言
百年風華老城鎮 ─談公館地景變遷(呂其正)
互不瞭解的大學社區 —台大與居民的互動關係(郭芝榕)
AIESEC東南亞專案 認購四方報(李芃萱 李問)

異式論壇
青松米穀東俱樂部—作為產銷間橋樑的想像(林妤蓁、孫有蓉)
比手畫腳的對話——「有機」在生產者、消費者與商家間(蕭彗岑、孫有蓉)
買「有機」還是買「有機認證貼紙」?(蕭彗岑、孫有蓉)
他律有機農業下,僵固認證標準的必然(孫有蓉)

藝世副刊
排隊(黃羊川)
你說(金仁皓)
黑暗中閃爍的幽微繁星(湯家碩)
音樂社群的公共領域‧招募與吶喊(藝文小組)

議事廣場

島嶼學分--漫談漁服 (王麗雯)
我為什麼要談「動物權」? (鐘珮瑜)
糧食安全不是唯一(足人)

意識廣場 長期徵稿

從校內到校外,種種議題需要我們一起來思考、討論、碰撞。在你所看見的視界中,有哪些行動值得大家一起來努力?意識報是一個開放的對話空間,不論你對我們刊登的文章有意見想要回應,或是自己有文章想要發表,都歡迎一起共襄盛舉。

稿件請寄至cpapercontribution@gmail.com個人文章限1500字以內,如果有團體(如社團)希望特別發表長篇的專題,或是系列文章,歡迎跟我們聯絡、討論。
意識副刊 長期徵稿

1.創作類
長期徵求散文、新詩、極短篇、短篇小說(2000字以內)

2.專題類
你對某些藝術領域情有獨鍾,卻苦於身旁無人能解,想將它介紹給旁人?你想告訴大家「現代主義小說」或「紅學」究竟有何引人入勝之處?歡迎您投稿,在意識報和大家分享您所鍾情的藝術領域。

3.評論類
若您對任一藝文類別、或是藝文界之生態有所觀察與感觸,歡迎提出自己的想法。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編輯引言

「公館」這兩個字對你的意義是什麼?是人潮洶湧的捷運站?是熱鬧繁華的羅斯福路?是飲食攤販的汀州路?還是充滿人文氣息的溫州街呢?衣飾的商家、個性的餐飲咖啡、有趣的獨立書店,這是大部分我們對台大社區的印象。

轉入溫羅汀的巷弄之間,當我們尋覓著某一間商家時,眼睛搜尋著一塊塊招牌。卻忽略在商店的樓上與隔壁,是一間間的公寓與住房。是什麼人住在這裡?他們對於台大學生的印象是什麼?我們對他們,以及他們對我們,其實都一無所知。

公館不僅只有商家而已。圍繞著台大的,有大學、龍坡、龍淵、臥龍、學府、水源等六個里,居住著三萬多的人口。崔媽媽、殘障聯盟、台權會、耕莘文教等NGO也都是我們的鄰居,事實上,這裡是全台灣NGO密度最高的地方。而這裡還有先民遺留下的各種古蹟,包含瑠公圳、日式宿舍、芳蘭大厝等。
大學與社區的關係其實密不可分:社區居民假日來台大閒晃,台大學生則於社區中行走,不可能因為圍牆而阻絕了相互的影響。從歷史發展來看,台大官方與社區間的各種衝突,更證明兩者的緊密關係。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物理空間之內,卻在心理距離上無比遙遠。認識彼此,跨出第一步,於是我們製作了「台大社區專題」。

百年風華老城鎮──談公館地景變遷

文/呂其正

    以農立校,田中之校

  灌溉的水,從南方的新店源頭緩緩流向平原,一路流北的這沿途,人們稱呼這是瑠公的遺澤。一九一九年日治時期,依著「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台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正式移建至台北東南端某處。呼應著此地的名字「富田町」,這裡的稻產豐富、水聲潺潺,用來培育學生理論和實際上的操作是再適合也不過了。早在這一帶被日人賦予富田此一美名之前,就有一波波的安溪人來此安居樂業。我們可以試著想像,農林學校的學生,每每在早起上課並親身下田操作所學之時,會看見在農田教學區東、西、南、北四面的農夫們,也正揮舞著手中的鋤頭辛勤工作。此處是田中之校,而非校中之田。再過九年,富田町蟾蜍山旁的居民們將會發現北方多出了好幾棟興建中的工地,原來是研究熱帶農林及東洋文學的台北帝國大學。帝大將農林學校併入校內(農林學校日後獨立成為今日中興大學的前身),此外帝大內,數十公尺的椰林大道整齊、方正地切穿出來,位於其上的工地,將會陸續完成今日的文學院、舊總圖等山牆、柱頭、拱形門窗的巴洛克式建築。遙相對應的,則是蟾蜍山旁的中國傳統三合院建築,還有芳蘭的子民們。


    鐵路、水道,日出東方


校園的西南側,火車轟隆轟隆地駛近了水源地站,選擇通勤的帝大學生,也許掛念著昨日因病休養而落後大家的研究進度,因而無心觀看車窗外的田園景致。這裡,是今日的汀洲路,狹小路面的前身曾經鋪設了從萬華開往碧潭的沿線鐵軌,這裡按照日本執政者的心意,將煤礦從原住民的山上輸送出,再把山外的有閒旅客送到碧潭和烏來山上。

  住在今天溫州街的日籍教授則早已在天未明時便起床梳洗。彼時的溫州街是專給教職員工及其家屬居住的日式宿舍群,座落在帝大校園的西北端。屋外家家戶戶皆有一小宅院,院內有大樹、小花,還有飼養的雞、鴨。教授拉開日式宿舍的紙門,早晨的第一道光線照到榻榻米上。窗外將台人聚落、日式宿舍群與帝大校園分割開來的,是瑠公圳旁的大排水溝(今新生南路)。水溝上,鋪設的便橋人來人往,長居於此帶的高家、陳家居民正展開一日的生息,虔誠的一炷香立在鼎盛的土地公廟上。高家在操場北側的祖厝不久前才被台北帝國大學徵收走,紛紛搬到了水岸的對面居住。台人與日人的親近/漠視,會每天在今天溫州街的數條街道之中上演。時間繼續流逝,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後,東方日出轉變成為青天白日,台北帝大變為台灣大學。百萬的外省族群移入了台灣,也移入古亭公館一帶,多數的日籍教授和家屬從基隆出發回到了日本,至於離去後空下的日式房舍,則由遷台的學者們所接收居住。


    「圍」建、族群,齒唇相依


  戰後又是另一氣象。其實在一九五零年代的台灣大學校園發展概況圖中,今日台大的規模雛型在那時已經充分完備。然而,戰後從大陸移來的學生增加所帶給校方的住房負荷,以及整個公館一帶所增加的人口壓力,都讓這個仍有眾多農田或曠野的低度開發校園邊圍產生變化。首先,是緊急因應學生需求所增加的臨時建築。其後,是外界各處向台大以購買或借用的方式將土地移作他用。於是今日的舟山路被市政府借去,成為台北縣市運載人流的交通要道。

  至於主事者理想中校園開發的預定地,只能繼續停留在預定地的階段。而就在現有校園內,在政府無力負擔、規劃的默許之下,一棟又一棟的違章建築開始在公館一帶出現,包含了前述的萬新鐵路沿線。

  就在今天的傅園外,傅斯年校長生前並未阻撓校門左側興建起的排排違建,逝去以後,葬在傅園的他更與違建的居民朝夕相處。今日的公館三號出口,在當時是居民賴以生活的地方。尋求生計的居民,同時也開設各商店來服務台大的學生,謀求商機,最後甚至改建成二層樓的木造房屋。傅園外、馬路旁,甫下車的台大學生便能聞到濃濃的食物味道。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今日的操場一帶,在操場北側現代的新體上面,有數十戶聚落在此此形成並以小吃聞名,一到夜晚,便成了今日已拆除的男十一舍、男十二舍舍胞們的「夜市」,大聲公牛肉麵便是從此時建立起口碑的,此時的校園沒有清楚的界線分別民眾與學生的生活空間。

  離開操場旁的小聚落,再次越過未加蓋成新生南路的大排水溝。溫州街上,原居的陳家、楊家的「舊村」旁多了好多新居民,大陸遷台學者和軍公教人員來此形成「新村」。在此,低矮的木頭籬笆交織而成的綠蔭聚落,是亂闖亂打的小孩子嘻鬧最佳的迷宮,而「舊村」的土地公廟則是居民樹蔭下聊天的好去處,每到廟宇祭典,轟隆的鞭炮聲和集中的攤販,吸引了所有溫州街居民的注意。


   馬路、整建,大時代的變動


  時間流逝,地景再度有了極大的變動,似乎所有的變遷都急著在這幾年趕快長大,就好像青春期在發育的少女少男一般。從萬華搭火車直達台大變得再也不可能了,一九六五年,政府拆除運量減少的萬新鐵路並改成汀洲路,同時也將國民政府來台後,沿此鐵線湧入的居民與違建整頓一番。工人在原本的鐵路上鋪上了厚實的柏油,似乎也連帶地把所有關於鐵路的殘留都給掩蓋了起來不為人知,只有現在隱藏在文盛里台大牛莊後方的鐵路宿舍,還有與過去鐵路站名極為類似的捷運新店線站名能悄悄訴說這一段歷史。至於汀洲路上的國防醫學院和三軍總醫院,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就一直以軍人的姿態佇立在汀洲路上,即便鐵路拆除也仍然如此。要等到再三十年後的新千禧年,國防醫學院移走之後,此處才會開始以鬼故事和廢墟的型態吸引探險者和攝影師來此一遊;或是以高雅的BOT宿舍吸引學子的目光,並與此地醫院附設住宅的老住民們比鄰而居。

  一九七二年,新生南路擴寬、加蓋,水溝圳道及楊柳垂青的畫面不再;一九七四年,政府開闢七十公尺的辛亥路,垂直地劃過溫州街,將台大西面的溫州街一分為二。這也是在林文月的文章《從溫州街到溫州街》中,住在南面的鄭騫教授要去拜訪北面的臺靜農教授會如此困難之故。辛亥路是條八線道的寬廣道路,其上的高架橋更令人覺得兩地分隔,今日人們若從台大新體育館走出往大安森林公園前進,首當面對的就是這分隔台大與外界,也分隔溫州街的寬廣大路。被一分為二的溫州街本身,日式宿舍一棟又一棟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達六層、七層的新房子,增加了不少居住空間,更增加了新居民的移入。於是乎,溫州街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風貌,連同景觀地,連同人際地在改變中。過去在清幽的瑠公圳小道上,由老聚落居民、台大教職員為組成分子的溫州街,開始加入了更多新搬入的外地居民。同時,也由於新的建築也帶來了店面的可能,奠定了日後溫州街的一樓商店的發展基礎,以因應台大學生休閒、飲食、書籍等等的消費需求。


    驅除、圍牆,校園整體的初試


 目光從周遭社區拉回同在此時(一九七零年代)的台大。台大東南端校園的農場,也被市政府大筆一畫建出了一條大路分隔兩端,此路名為基隆路。至於在台大校內的原基隆路則改名為舟山路,不變的是,舟山路仍然是台北市交通的重要要道,管院學生要在鹿鳴堂前注意紅綠燈的警示;注意機車、汽車、腳踏車。而對於當時的上任的閻振興校長來說,除了舟山路的問題之外,過往校內商家違建聚集的現象,以及徵收預定校地,也都是他最急切想要解決的問題。他選擇的策略是:通通拆除。他首先將操場旁的違建給遷出,興建了橄欖球場以供學生練習。接著一九七八年的某天,台大學生發現原本上學途中傅園兩層木造的雜貨店、銀樓、早餐店、鐘錶行被夷為平地,時過境遷,此處現今則成為捷運出口與雜亂無章的腳踏車停放區。

  終於,在閻校長任內,在與違建居民抗議、衝突但仍取得「勝利」之後,台大校內達成一定程度的整齊、和諧,可以說,台大開始在「界定自身」了。舟山路以南也許還因為過往土地外借興建起眾多外界設施(如國立編譯館、僑光堂、美軍教堂)之故無法有太大改變。但在舟山路以北,學校的已歸學校,讓一條較為清楚的界線,分隔民眾與學校的線有成形的可能。於是乎圍牆大起,牆的外端是居民的、生活的;牆的內端是學校的、學術的。舟山路圍牆也在此時建起,分隔了刻意規劃整齊的、一致性較高的北面校區,以及雜亂的、單位紛雜的南面校區。南面校區進一步地駐進了更多單位,行政院原能委員會、慶齡工業中心、地震中心等等也在此時出現。校內外各單位、獨立各自發展,也是此時台大發展的特色之一。


    校方、社區,組織化後的新交會


  那麼,台大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刻意地並且組織性地「全面」處理校園內部的景觀與空間配置?

  這一切,就從一九八零年前後說起。一九七七年,台大成立了與今天的校園規劃小組類似的校園規劃委員會。根據日後修訂的國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原則我們可以知道,規劃小組積極地處理如校地使用、環境綠地、交通系統、歷史建築等等面向,在這段期間,台大興建了具有一致日治時期建築特色的生命科學館、管理學院建築、總圖書館等,更在一九九零年新舊交替之時,收回了舟山路,並積極全面地對舟山路及其南面紛雜建築群規劃處理。目前大三的同學想必對每年都在變化的舟山路及鹿鳴廣場印象深刻,現在的舟山路下綠影交疊,行人與腳踏車漫步並行,偶有幾輛汽車經過,已經難以想像這裡曾經是台北南端重要的交通要道,然而,這樣的變化在原本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的。當一九九零年舟山路準備收回之時,抗議聲最大的是周遭社區的居民,如水源里、龍波里等地找民意代表表達不滿;而當舟山路收回,校方計畫要讓機車全面退出舟山路時,則受到學生團體的強烈抗議,進而產生「舟山路權行動聯盟」。

  這樣的衝突,特別是校方與周遭社區的對立,並不是沒有脈絡可循的,更不能說是單一個案。在文章前半段的爬梳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台大的發展在一九八零年代已經有了組織性的團體在運籌帷幄,這樣的積極,迥異於早期處理「進入校內」的違建的消極態度,台大轉而成為對校園規劃有著強烈的企圖心的主體。周遭社區的人們將會發現,具備著主動性的台大反將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周遭,居民在某天會發現社區中的百年老樹被砍下了;常前往祭拜的廟宇被拆毀了;一早的晴日被台大的新大樓遮蔽了。二零零三年,台大北面,為興建學人宿舍而籌畫的「椰風專案」,其工程拆除青田街的老日式房舍(管理機關為台大)及老樹引起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彈,當地更加活化的社區活積極向政府呼籲古蹟認定;二零零八年,台大東南面,為興建長興街口的太子BOT商場而拆除掉早年當地陳家、廖家來此開墾時即設祠紀念的聖媽祠;二零零九年,台大西南面,水源太子BOT正式啟用,不到一個月,因為停車位分配問題周遭居民請民意代表表達不滿。衝突一件件的興起,除了反映台大主體性確立之外,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周遭社區也開始形成組織,並建立起自身的主體性。從前文一開始爬梳至今歷史脈絡中,台大西北側的溫州社區「大學里」,一路從教職員及日式宿舍的溫州街,變為族群多元的溫州街,最後再因為當地居民文教背景的特色,以及居民社經地位偏高的因素,成為台北市社區經營有名的模範里。在西南面水源一帶的社區,則從鐵路變成道路,再從違建開始重建。近年來開通的捷運新店線,為此地社區帶來更多的商機以及更多的建案及大樓。

  綜觀以上發展來看,社區在歷史脈絡中的變化以及未來發展,將會與台大有著更加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雖然前述有許多台大與周遭社區的衝突,但在近期的發展中,台大似乎也更加走向「開放校園」的一端。過去為宣示校園範圍的圍牆不是拆除,就是降低。而每到午間時刻以及假日,大量來遊覽的市民在台大享受著類似於公園一般的服務,相應於此的,還有校園導覽小組和遊客中心的設立。究竟,台大和周遭社區,以及和更大的領域如大安區甚至台北市的關係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讓人深思並密切注意。

    校園、都市人與社區古蹟

  文末,我想起前兩期大南埔特刊時所做的離農議題。日治時期掌管周遭田地陳姓大聚落,至今已是蟾蜍山下一角被遺忘的古蹟以及小小塊的農地。古蹟外已被台大校區包圍,內部卻是傾頹的屋簷與雜草。社會的變遷,農業的衰退以及都市土地的發展,這幾個也許抽象的名詞不正具體而微地濃縮於你我日夜生活、學習的此地?社會變遷作為一個從過往向未來持續發展的歷程,必定會具體而微地在生活環境中凝結出來。如果哪一天你,做為一個台大人、都市人,能有機會漫步在台大及其周遭,請細心觀察、細耳傾聽,你將會發現瑠公的遺澤依然,川流不息。

互不瞭解的大學社區 —台大與居民的互動關係

文/郭芝榕


回顧過台大逐漸擴張的歷史脈絡後,社區和台大一直存在徵收土地微妙的緊張關係,我們實際走訪鄰近台大的社區,想了解二○○九年的現在,台大跟社區的互動情形。


因台大而生的店家

因台大而形成的店家聚落蓬勃發展,搭起學生和店家直接的消費關係,但社區內的店家營業,常造成居民的困擾,諸如:音樂開太大聲,排油煙或髒水影響居住環境,把防火巷打掉變成自己的廚房…等,常常都要里長來調停。或者店家凌晨一點才打烊,客人從店裡帶出的好氣氛,讓他們聚集在附近流連忘返,捨不得離去,有的人把機車引擎開著,坐在機車上開心的聊天,居住在大學里的居民早已進入夢鄉,眠淺被吵醒後就再也睡不著。這些依附大學社區的店家,賺錢之餘,有些會贊助學生社團活動,但大多數店家都沒有回饋社區,社區裡的店家需要一個可以和社區居民對話的空間。


飽受困擾的社區


同樣也需要一個對話空間的是社區和學校,學生把腳踏車和機車亂停在人行道,人行道無法通行,曾有三個老人被騎著腳踏車雙載穿梭騎樓下的學生撞到,還遭學生口出惡言,向大學里里長高羅美惠反應,希望能得到改善。

大學里里長高羅美惠,夫妻當里長二十一年,台大和社區的互動鮮少,學校每年會邀請她出席校慶和杜鵑花節,今年三月八日她向學務長反應學生亂停腳踏車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回應。

出了台大圍牆,學校沒辦法管到學生的任何事,校長在去年開學典禮曾公開呼籲學生的五不,其中一條即「不要亂停腳踏車」,學生亂停腳踏車,不論在校內或校外都是令校方頭痛又難以解決的問題。

飽受水源BOT宿舍興建噪音的文盛里居民,打算將國宅旁邊的巷道封起來不讓學生通過,認為學生影響他們的生活,佔用他們的停車位。


另一個角度看社區


  生活在這四十幾年的台大牛莊老闆是文盛里里長,提出台大為社區帶來好的一面,近來水源BOT的興建為文盛里帶來商機,店家的反應好,因為住宿的學生會增進他們的生意,周邊的房子會更好出租,而水源BOT地下停車場可供外人停車,應該不會對社區擁擠造成太大影響。

另一方面,學校的成員有和社區互動的經驗,大學里致力推動社區發展,媽媽們組成的義工隊將瑠公圳水溝和三個公園綠地認養美化,上學期哲學系的一群學生也加入維護的行列,每週日早上十點至溫州公園打掃,當作服務學習;教職員工合唱團和大學里合唱團,定期會在真理堂辦表演。

  去年國北教的學生曾和區公所一起辦母親節活動,弄了一系列展覽,也在大學里呈現快閃創意街頭表演,在每家店門口做裝飾和跳舞,紅燈時到馬路中央跳給路人看;或者學生主動要求在公園辦蚊子電影院,也曾學生和店家共同辦義賣,捐給社區作基金。其他學校的學生主動找社區合辦活動,台大何不做個窗口?把學生和社區居民集結在一起,做資源共享。


台大負擔的成本


自教育部的「學校校園開放」政策一出,台大打破圍牆,讓居民能進到學校裡活動、借場地,營膳組組長陳德誠表示,居民到台大來活動,的確造成學校困擾,除了處理垃圾的人事成本之外,還有維護的成本,例如前陣子生態池架起圍籬的原因是怕人掉下去,以及防止居民好心亂餵食而破壞生態平衡,而生態池前面的草皮,維護很傷腦筋,草皮常被踩死又重植,索性舖上磁磚一勞永逸;曾有民眾使用共同教室的殘障廁所,弄壞把手而跌倒,五、六年的官司讓學校賠了八十幾萬,後來假日就不開放廁所給外面的人使用。

但陳組長也指出開放校園的維護,是學校必須付出的成本,學校會概括接受,況且維護成本究竟來自學生或居民難以區分。此外,溫州街那一帶老舊的日氏宿舍,若遇颱風將庭樹吹至街道或者壓到路邊的車,也是學校必須負擔的另一項賠償成本。


大學和社區密不可分,大學帶來社區的繁榮和人潮,讓社區成為交通樞紐,方便之餘,社區也得承受人潮和學生帶來的困擾,而對社區開放的台大,也得付出校園開放的成本,立場的不同讓社區和學校舖上隨時可爆發的導火線。而這個緊張的關係,需要的是一個開放、友善的對話空間。在台大放眼百大,前進國際之餘,也別忘了回頭看看離我們最近的社區。

AIESEC 東南亞專案 認購四方報

文/李芃萱 李問



從3/16到3/20,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AIESEC)在鹿鳴廣場舉辦東南亞週,除了有東南亞美食之外,也陳列了許多東南亞文化與新移民議題相關書籍。這一系列東南亞專案活動除了東南亞週,還包括紀錄片影展所放映的《湄公河畔的臺灣囝仔》、《飄洋過海的家》,以及和東南亞各國的NGO合作的暑期志工計畫。


在校園中推廣四方報


而東南亞週的活動中,除了特色食品和相關議題之書展外,還有認購四方報的活動。四方報是一份以越南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報紙。創辦人張正在越南留學時體會到身在異地卻渴望與家鄉有所聯繫的感覺,在立報工作20多年後,決定在臺灣為越南人辦報。內容上,除了致力追求與維護移工在臺灣的基本人權之外,也提供了移工與外籍配偶在異鄉宣洩情感的平台。雖然在東南亞商店和OK超商都可以免費索取,但許多越南籍勞工和外籍配偶因為各種因素無法親自拿取;東南亞週的負責人劉忻恬(政治三)表示,正因如此,才會決定在東南亞週期間展開認購活動,以20元為單位認購一份報紙,將募得的款項交由伊甸基金會作為報紙的郵資,把四方報發送給需要的人。


AIESEC於三月初舉辦的紀錄片影展中,也播放了兩部新移民議題相關的紀錄片。《湄公河畔的臺灣囝仔》敘述臺越混血的孩子,在越南面臨無法與臺灣或越南文化接軌的困境;而《飄洋過海的家》則描寫在高雄美濃,來自東南亞的新台灣媳婦,如何互相扶持,成立「南洋臺灣姐妹會」的故事。另外,將於暑期展開的國際志工交換計畫,會和東南亞其他非營利組織合作,配合不同的議題,派遣志工到組織中工作。


活動負責人之一的韓欣芸(法律三)說,在上學期的社課中,便曾邀請伊甸基金會的講師分享他們在越南推動幼兒華語教學的努力;暑假的國際志工交換計畫中,亦將與他們合作,派遣志工到華語幼兒園中進行華語教學。


以交流增進了解



而整個東南亞專案的推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提起大家對於新移民議題的關注。社員蘇方彥認為,臺灣大眾對於移工和外籍配偶普遍不了解,常以歧視或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們;然而隨著他們的人數不斷提高,外籍配偶所生的「新台灣之子」佔新生兒的比例也逐漸攀升,新移民議題成為一個重要且迫切的問題。AIESEC在提起關注之餘,也期待未來能夠扭轉刻板印象,將新移民真實的面貌呈現給大家。

如果要認購四方報,可以寄信至aiesecntpbox@gmail.com。

青松米穀東俱樂部—作為產銷間橋樑˙賴青松

文/林妤蓁、孫有蓉


為了尋找農業發展新的可能性,我們尋訪至宜蘭的一個小村落,來到賴青松大哥經營「穀東俱樂部」的住所。簡單的水泥屋堆滿農用物品,而我們圍著矮桌席地而坐,等待與一個鄰近而又遙遠的生命經驗碰撞出火花。
聽到「穀東俱樂部」,許多人不免好奇這究竟是在賣米還是種米,一問之下,才發現原來這個俱樂部同時將生產者與消費者結合起來,用類似合作社的概念經營種稻。「穀東」便隱藏著「股東」的涵意,讓消費者分擔成本、參與生產決策、生產的過程,最後獲取約定量的稻穀。穀東俱樂部的股東多半為住在台北縣市的都市上班族,自然不可能時常往返台北—宜蘭從事農作,所以青松大哥就成為俱樂部聘僱的「田間管理員」,由他來負責照顧田地。這樣的俱樂部不只是希望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更希望的是,藉由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連結,消費者直接對生產決策的參與,生產出既令消費者安心,又保障生產者的稻米。

賴青松大哥畢業於成大環境工程學系,一直以來,他期許自己可以用一種不對環境造成負擔的方式生活,但他在環工系卻失望了。「只有工程,沒有環境。」,他說。畢業後,他曾經試圖從環境教育著手,讓台灣更多人意識到不要對環境造成負擔的生活,所以他選擇了森林小學。兩個月後,孩子們的瞬息萬變、飛來蹦去讓他放棄了環境教育,轉而進入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工作。在主婦聯盟五年的期間,青松擔任和商家接洽的工作,挑選出安全食品可信賴的商家。在這時他深深意識到,透過有機認證、透過與商店的對話、透過對農民的監視與調查,這些出自防衛姿態的行動都不是食品安全的真正保障。我們總是以消費者的姿態,認為商品無遠弗屆,只要有錢,就能夠隨取得並且隨時被取代。生產者對我們永遠是一副默然的面具,我們不會也不需要去瞭解面具背後,憑藉著猜忌與認證購買安全。五年的努力,站在消費端的他仍舊在和生產者比手畫腳,沒辦法落實一種不造成負擔的生活。所以,三十四歲那年,疲憊不堪的他憶起中學那年,家裡生意失敗落魄潦倒之際,一家人回到台中鄉下種田。對他來說,是土地承接了一個面臨破碎的家而讓他對農村有了深厚的一份情感和想報恩的心,於是他決定和家人一起到宜蘭專心當農夫,也開著手規劃穀東俱樂部的藍圖。


青松說:台灣現在把農業,尤其是種稻,放在一群思考還停留在十九世紀的人身上,這些人根本沒有成本概念,還在種田的幾乎都是因為有塊祖田,就一直種下去。不然現在算算種稻的成本和收入,根本就不可能會合算。穀東俱樂部採這樣所有營運方式透明化、公開化的運作,我們一斤米都要賣八十元,而你平常買米最貴也差不多一斤四十,你看這些種稻的農夫要賺些什麼?「我到這個村子的時候,有一次散步看到一個東西,讓我完全相信現在種田的腦袋都還停留在十九世紀。」青松帶著我們來到村內和村外大馬路的交界,在大馬路通路村子的路口,面向村內有著一張正式的告示牌,上面寫到:「奉三官公三官大帝旨意此路口嚴禁闖紅燈三官公管理委員會敬啟」(圖一);面向大馬路也有一張告示牌,寫到:「禁止砂石車進入(村內)員山鄉公所製」(圖二)雖然覺得好笑,頓時也感到這個小村落就像全面制度化、法治化、理性化世界的化外之地,有沒有可能,所有的農村都像這小村子一般,被我們孤立,並且產生斷裂?


穀東俱樂部已經邁向第六年了,但曾經所面臨的困境其實也不少,許多參與的消費者只願意停留在把農村當作休閒,除了資金投入其實不願再多參與耕種的過程,這點也造成了溝通之間的一大障礙。「種田有節奏,但是沒有schedule」,不如過著分秒都規劃確切的都市人,農村工作只能隨著天氣、條件的改變作息,而無法設定每日行程。時常發生:客戶打電話來說某個月的某個禮拜天早上要來,問他到時可以幫忙什麼;青松大哥也只有仰頭苦笑:「我不是老天爺,怎麼知道那個時間能做什麼呢?」

消費者參與生產的門檻畢竟過高,導致五年以來,青松大哥除了要一個人挑起農務,更忙碌於將生產過程公開、透明化,並且召開股東會議,不斷提案讓大家參與。繁重的工作已經讓青松大哥深刻地感受到自己需要休息,因此打算改變運作方式,不再以共同決策的方式運作,給自己一些停頓找尋新的出發點。至少,在產銷關係間,青松大哥開啟了一扇窗,以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直接對話,來取代「有機認證」,使消費者透過對話與參與得到食品安全,而非透過貼紙買到食品安全認證。農業新的可能性,也許在其間發芽。

比手畫腳的對話—「有機」在生產者、消費者與商家間

文/蕭彗岑、孫有蓉 採訪/蕭彗岑



在訪問穀東俱樂部負責人賴青松之後,我們隨後訪問了台大附近的有機商品店家,還有一些購買有機商品的主婦。希望透過瞭解對「有機」不同的想像來發掘生產者—商店—消費者之間的問題。這篇文章中,首先呈現商家、消費者以及學者對於有機農產商品的認知與想法,最後,以生產者的角度闡述有機產品的現象與問題。



商店─台大里仁

「我們這邊的米,都是百分之百有機的,在稻米生長過程中,完全沒有施用過農藥。」里仁的銷售人員自豪地說著。里仁有機店裡的稻米,經過最嚴格的把關,種植稻米的土地必須要連續數年沒有施用過化學肥料或是農藥;在有機農地周邊一定範圍之內也不可以有化學物質的汙染。有些農民為了要盡量減低出售的農作物受汙染的可能性,還會保留自己田地較外圍的作物,僅出售種植在內圈的作物。

檢驗人員到農地抽檢時,會巡視周遭是否有農藥施用的殘留痕跡,農民也必須出示耕作日誌,檢驗人員也可以從日誌上作物的生長情形判斷農民是否使用農藥;再者,檢驗人員也可以到農藥行中詢問農藥銷售流向。如果查出有違規情形,就必須要離開認證機構,並且在誠信上也會受影響。就像銷售人員說的「沒有農民會去違規,一旦被發現,就要幾年之後才可以再回來,就沒有誠信了,很難讓人家相信…」。



消費者─簡媽媽


簡媽媽是一位重視身體健康的消費者,前幾年,因為同事生病,開始反省平時的飲食習慣,也因此接觸有機產品。對她來說,重點是當買到的東西是否對人體無害,至於生產過程,倒是不太可能做到完全零汙染。「汙染物會經由空氣傳播,很難做到完全沒有汙染…我不會這麼嚴格的要求在生產過程中要做到完全不用農藥…」。一方面,嚴格的有機認證不一定適合消費者。另一方面,如此嚴格的有機認證也不適合台灣的自然環境。



學者─植病系 洪挺軒教授

由於台灣的氣候濕熱,加上耕地狹小,故多採集約的方式耕作,在這些條件下,病蟲害很容易傳播,要完全捨棄農藥對抗病蟲害的方法太過困難。植病系的洪教授認為,農藥減量的趨勢是正確的,但應該要農藥與天然方法搭配使用,不宜激進。

洪教授的經驗中,有機對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品牌」,以及隨之而來的利益,像花蓮的「無毒農業」,現在也是一個品牌,標榜不使用農藥,但其他的規定並沒有像有機認證嚴格。當農民加入某一個品牌後,作物的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目前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認證標準來支持「無毒農業」或是「有機農業」,目前政府卻缺乏公權力監督這些認證機構;政府也沒有專業人員可以擔任監督的職務。



稻米生產者─賴青松

當有機認證從都市走到鄉下,從親手耕作的青松口中說出時,有機認證就變成一個以消費者權益為主的制度。他認為,對農民來說,「有機」這個概念太快地引進、實施並且制度化,大部分的農民根本不知道有機是什麼,只知道通過認證後,產品的價格可以翻上兩倍。「有機認證」就像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高牆上的不規則小窗口,重點不在於產品是否有機,而是能夠精準地投過那個不規則小窗。這種制度以極高的獎品與極高的風險來引誘農民,得到認證有好價格,但一旦出差錯就要賠掉上百萬。很多時候僵固的制度完全不考慮任何條件與狀況,極高的風險讓這個制度挑戰「人性」而不只有「誠信」。

青松認為,真正的有機認證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直接的溝通。「所以我不走認證,只要和消費者溝通,真正遇到天氣變化、特殊狀況,消費者就會同意適度安全地用殺蟲或殺菌藥。」

買「有機」還是買「有機認證貼紙」

文/孫有蓉、蕭彗岑


觀看前文有關有機產品的生產者、消費者、中間商對於有機產品的看法後,可以很容易地整理出一些現象:消費者想要買到「安心」,但因為產銷間的斷裂只好透過第三者「有機認證機構」來標示安心。而從有機產品中間商可以得知有機認證的有效性壓在生產者的誠信上,而在極高風險下的生產者生產專注於通過標準而非使產業對環境友善。「有機認證」到底哪裡有問題?透過有機認證,我們能購買到「安心」的產品或達到對自然友善的生產嗎?


1970年代後期,國際因為一連串的能源與資源危機後,開始關注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永續發展,而「環境保護」、「綠色產業」和「有機」的概念就在此之後陸陸續續地出現。台灣在民國80年代開始由農政單位推出農產業永續經營、產業維護生態等等的政策,約於民國80年代,主婦聯盟開始推廣「有機」食品和食品安全的概念。

西方國家的有機農業是經過農業從業者的「有機農業運動」,自覺地認知到農產業不應繼續對自然造成壓力,因而在從業者的專業領域中討論出自我約束的生產過程規範,並在這些規範產生後才被國家納入制度規範中。不同於西方國家,台灣有機農業的相關標準、規範都是從上而下、從消費者而生產者,導致真正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並沒有「有機」的概念,更沒有將「有機」視為環境保護的意識。
因為台灣的有機農業並非從對環境的自覺運動開始,有機認證就成了全然從消費者出發,是一種消費者對商品的「要求」,就如同高價位商品的品質保證般,被視為作用較高的價格就能夠換取的商品。也因為台灣有機農業非出於自覺,農業從業者對於有機農業並沒有一套自己運行的規則與邏輯去區隔消費端的思維邏輯,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能聽任消費者對於「有機商品」的論述與邏輯,而農業從業者對如何生產自己的產品卻沒有發言權。

當「有機認證」成為商品的附加價值,而非對自然環境的永續經營意識,農業從業者就如同一般商品生產者般,希望為自己的產品增值,「有機產品」變成了商品化一張貼紙或標籤,如同名牌的LOGO般替農產品增值。而廣大的消費者欲將食品安全化約到生產者所謂「誠信」上,不斷以監視、檢查、猜疑的態度要求生產者寫報告書、實地勘查等等,並不會讓僵化的驗證標準更加有效。因為,「有機認證」雖然多由民間機構來進行驗證,卻仍然以官方的姿態出現;對生產、生產過程完全的無知與漠然,全面「理性化」地核對著表格上的化學物質是否被檢測出來。這種想要以一種標準評估所有狀況的認證制度,對氣候、天氣、條件的忽視,再加上極高的生產風險,讓生產者有時為了「自我保存」而犧牲「誠信」,更別說利益導向的生產者可能從未考慮誠信問題。

在台灣,存在著一些選擇不參與認證的有機農業從業者,而不用「有機認證貼紙」來標示產品的有機,生產者便必須以其他方式取得消費者的信賴。對於以合作社方式運作的賴青松來說,要真的買到有機產品(而非有機認證產品),確保食品安全只有使產銷之間溝通,所以大部分不靠有機認證的有機產品生產者都是和自己的消費者進行直接買賣,或者消費者便是生產者本身人際關係的組成。在這些情形下,具名的生產者得以和具名的消費者溝通,甚至消費者參與生產過程,產品是否安全建立在溝通、對具名生產者的信任與理解上。

到底如何才能真正買到「安心」?就如同青松所說的:當氣候異常、蟲害或細菌嚴重的時候,不用一些幫助就會整塊田都死掉,而這些化學藥劑或肥料有時就只是像人類生病時所用的抗生素,小心使用便不會對植物或者土地造成傷害,而這時候只要將所有情況讓消費者理解,消費者本身就不會堅持完全不用任何化肥或藥劑這種不真實的想法。

在台灣有機農業成為從業者本身的環境運動之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相互透明且溝通之前,我們到底購買的是「有機產品」還是「有機認證貼紙」?

他律有機農業下, 僵固認證標準的必然

文/孫有蓉


總結前文:台灣有機農業全然由消費方提出,而非生產者自覺地改變生產方式。在如此前提下,對於生產者的規範大致上由市場控制,讓生產者面對「有機產品」處於他律狀態(市場有所要求,生產者才有所反應),對於有機認證的發言權掌握在消費者手中,使得整體認證標準鮮少考慮現實狀況,更幾乎不考慮生產者之實作性專業。前文表示:是產銷之間的斷裂導致我們一定要依靠「有機認證」來驗證食品的安全性,而只要產銷間能夠溝通、相互理解便可以化解這種困境。依此邏輯,我們可能感到疑惑:「事實上消費者都要和生產者接觸是不可能的,不依靠認證又該如何?」本文就要嘗試論述,以非生產者自覺性主導的有機農業為前提,這種僵固認證標準產生的必然性。


在貨幣出現並作為法定交易媒介後,透過貨幣交換變得可計算、可量化,而人在全然且不斷地從事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活動後,思維邏輯也跟著改變。因為對貨幣使用的慣性,讓「消費者」認為貨幣可以和所有事物發生關係,認為金錢可以買到所有貨物;不僅如此,貨幣的使用弭平所有差異,只剩下被量化的數字。在這樣的環境下,「理性」與「貨幣」開始擁有相同的作用,我們開始「精打細算」、「貨比三家不吃虧」、「精明」,都是運用著可量化、可比較的心理弭平差異,使其被貨幣等同。這種心理,在愈商業性格愈強烈、愈都市化的地方愈為明顯。而這種理性化邏輯更因為對象處於社會優勢,而成為主流、或者優勢的邏輯,進入整個社會體制。觀察整個體制,我們的法律、我們的職位都不斷地強調將對特殊個人的依附除去,讓法律變得「客觀」,讓職位的對象變得「可取代」(可競爭),想盡辦法,要將「人」、「人情」…等被視為「情感」、「主觀」的因素去除。


有別於都市,鄉村中的互動,農產業的過程,有著不同的邏輯,這套邏輯時常被我們描述為「人情味濃厚」、「看天吃飯」。這種邏輯有其產生的條件與必然性,而且這套姑且稱之為鄉村邏輯的邏輯並不強勢或者絕對,反之,這套鄉村邏輯時時刻刻被上述的「商品邏輯」滲透,因為國家體制依其運作、因為買賣行為無法區隔。


著眼於有機農業,對於生產者而言,對內有機農業非自覺運動,對外又受到消費者商品邏輯主導的體制規範,使有機農業從業者的邏輯完全無法取得發言權,也就是對於消費者而言不具有完整的相對自主性。消費者慣習於商品邏輯,並且已經讓商品邏輯建造了商品世界的廣大匿名市場,市場的匿名性不斷隨著這種商品邏輯的強化而增強,終將消費者與生產者區隔於兩個不同的端點,互不溝通。


既然無法溝通,消費者想要買到「安全」,在有機概念為消費者提出的前提下,就只能透過消費端的邏輯來解決。觀看商品邏輯的特徵,我們便能發現在認證標準上我們也找到了相同的特徵:理性化、無差異、無特殊性、講求客觀性。這就是台灣僵固的有機認證標準產生的原因,因為有機認證具有上述特徵,而這些特徵剛好不對生產者構成自我規範,所以只好以完全不瞭解生產過程的方式、監察的方式、訴諸「良心」、「信用」的方式來驗證產品是否有機。


貨幣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是如此地不可或缺,使得根本上要普遍地使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產生溝通、理解根本不可能,只能在少數例子上看到生產者以極為辛苦、富革命性的方式搭起產銷間的橋樑。只要透過生產端內部提出認證標準與對生產過程的規範,並且這種內部提出的規範能夠取得發言權,使得生產者之於消費者擁有其對生產過程論述的相對自主性,根本上,有機認證的問題就可以有所改善。


有機農業專題延伸閱讀書單:

葉虹靈(2007),異端的生存之道—台灣另類有機農業生產者的實作策略。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喬治˙齊美爾(George Simmel)(2001),現代文化中的金錢,劉小楓選編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台北:聯經。

皮耶˙布迪厄(Pierre Broudieu)(2004),實作理論綱要。宋偉航譯。台北:麥田。

排隊

著/黃羊川


「這個時代的傷痕永不凝固,」
——林燿德《銀碗盛雪》<彗星來到的時候>

1.目的
站在雨裡排隊
安靜排列在人群的周圍
連趕忙搭上雲的蒸氣也沒聽見
人們遺失了哭泣
曝露出天生的安靜
一個接一個的堅持遵守秩序
黃牛學孤魂野鬼的模樣四處遊蕩
兜售漫無目的是唯一的目的

2.保持距離
人們在隊伍內擁有方向
沒有人推擠
沒有人吵鬧
沒有人談政治
沒有人聊未來
所有人保持適當的距離
距他人與黃牛萬里之外

3.未來一直來
隊伍排久了就變得世故
窗口前交換繁覆表格和圖章以物易物
齊全的證件擺出梭哈的氣勢
秩序組裝秩序
安靜埋藏於人們之間
黃牛走來走去
橫行地步入失落的年代
冗長的隊伍裡充斥冗員
靜默的人們勒緊脖子等待(鬆了褲帶)
隊伍不斷的往後排
未來也一直來
可卻怎麼沒有人發出聲來

4.上帝犯錯
輪到A後輪到B後輪到C後的D……
雲偶爾來襲雨也偶爾灑落大地
傘由於相互擁擠所以沒有人打得開來
過去的時間迎接上後來的時間
有人踱步等待有人頻頻點頭發呆
黃牛有時一湊近過來
人們旋即聲稱吃不下那麼多想吐出來的東西
一輪到自己,就突然清醒過來
抬頭/未來還是一直湧上來
或低頭/過去便杳然無蹤
唉,沒輪到只好明天早點再來

你說 

著/金仁皓


你說 暝怎會這麼長?
夜是一天深似一天了 地上的星星和人群逐漸疏遠
星塵之雲爆破之際 尋索之聲未能將息
我將曩昔的器官遺落在 凡俗時間
之外
你只要抵達灰色的明日港岸 搭上那葉銀舟 有一雙鐵槳
就能在過去的未來裡溯返
我前世的遺骸 與臍帶
再新鮮不過了

你說 我們去鯨群集體擱淺的那個河口
打撈時間的蜂蛹 可以嗎?
幾許悽楚 央求的口吻
讓我的宇宙 模糊了
怕只怕 那些無可名狀的 赤裸不堪的覺醒
重複來襲 如十一月初的野芒 在 縱情逸樂的五百個四季
闇黯谷淵是 舟子離世後的溫柔鄉
沁透酖酒的視覺 佐以昨宿的幻夢
成為冷峻的石像鬼 無從復生

你說 暮星的光陷入訣滅幻境 太虛之閾
我無從幫你解釋清楚 是哪一個人的纖指 捻熄了
最後
一根燭火 和幾聲巍巍微微的 嘆息
胸腔裡的一陣 遏止不住的揪心與 掏肺
我反芻出一地的回憶的渣滓 甫觸黃土地 則
揮發殆盡 我的手不是醫者之手
這樣說不過去啊 我想著
請耐心等候 這個夜半的 第一道 晨光 謝謝

黑暗中閃爍的幽微繁星

著/湯家碩

談達爾文之後,也談哥本哈根


戲散了之後,走在鹿鳴廣場寒風颯颯的黑夜裡,我記得一年前自己也是這樣的走在尚未入夏前的冷春之中,腦中滿滿是揮之不去的鬼魂,他們在我在耳邊不斷繚繞、低語,揮之不去。這是看戲最大的快樂,也是最大的難題:它試圖告訴你什麼,卻又千迴百轉、欲言又止。無疑的,就劇場美學而言,《達爾文之後》所呈現的視覺經驗是無懈可擊的。精湛的燈光運用與舞台意象呈現,讓整齣戲既有著總體劇場那種無論任何一個定格都可以裱框成畫的細膩美感,卻又同時在劇本上保留了相當夠份量的情節與對白。從整體面而言,《達爾文之後》絕對是成功的,無論從哪一個劇場元素來看,都屬水準上乘的演出。



但既然要談《達爾文之後》,那麼就免不了要談談動見体在一年前的杜鵑花節,同樣於台大鹿鳴劇場演出的《哥本哈根》。其實《達爾文之後》和《哥本哈根》之間有著非常明顯的對話存在,而那樣的對話不僅僅是一個類似的改編模式或是類似的體裁架構而已。他們兩者其實在戲的背後都處理著一個相同的問題:我們如何看待人性中那最深邃而幽微的一面?這樣的幽微並不全然反應著人性的黑暗或是殘忍,而是在一個混沌的世界之中,我們究竟該以怎麼樣的姿態來面對生命與生命錯綜複雜的糾結?在《哥本哈根》中這樣的幽微藉著海森堡與波爾、馬格麗特三人的鬼魂對於各自生命記憶的爬梳以及哥本哈根這件歷史公案作為具體的衝突事件加以體現,而量子理論中的「測不準」概念則是被轉化為最後關於人性論的註腳。沒有什麼是一定的,就算我們相信世間有著共善的存在,並且都為了這樣的共善而努力,就像是海森堡與波爾一樣,他們的初衷都想要避免戰爭與死亡,但是宿命的無常與人心之間的藩籬,最終卻還是讓悲劇無可避免。



達爾文之後也也試圖處理一樣的問題,但在提問的方式上,比起苦澀到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哥本哈根,達爾文之後選擇以一個較為詼諧的方式來處理生命的幽微,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流亡保加利亞女導演蜜莉、一個美國黑人編劇勞倫斯、兩個英國演員湯姆與伊恩,以及一齣關達爾文在發掘那撼動當代的演化論時,與小獵犬號船長費資羅兩個人在情誼和信仰上相互矛盾衝突的劇中劇;四個有著個不同記憶與傷痕的人、六個迥然不同而相互對立的價值,如同船艙一般的長形舞台既是19世紀的小獵犬號,也是21世紀的劇團排練場,就在時間與情節不斷地在劇中劇裡與劇中劇外來回交錯推進的同時,每個人也各自慢慢的揭露屬於自己的故事,同時也展開關於價值、道德的一連串辯證。在許多細小的地方,四個同床異夢卻又要共同合作出演的角色,在那樣略為荒誕的情境之下各自以各自的小幽默來對於這樣的荒誕加以諷刺,無論是伊恩那隻在辯證著演化時不斷嗶嗶作響的電子雞還是四人大吵後躲在桌子底下,最終卻還是伸手接受了勞倫斯買帽子請求的蜜莉,在逐漸駛向瘋狂的小獵犬號上,都或多或少的讓氣氛稍微了和緩了一些。



不過關於生命的提問,達爾文之厚的回答卻比哥本哈根來的更為絕望,如果我們可以說《哥本哈根》之中還有共善的存在的話,那麼在《達爾文之後》裡,連這樣的共善也被捨去了。費資羅船長和達爾文之間的信仰衝突是本質性的,湯姆與伊恩在價值觀上的衝突也是本質性的,這兩個角色在戲中戲裡和戲中戲外都展現著同樣的掙扎與矛盾,適者生存的世界中既沒有共善更沒有真理,於是原本相信上帝的費資羅最後選擇用原本在他認為極度不榮譽的方式脅迫達爾文;伊恩也為了維持戲劇的出演而以謊言毀了湯姆的電影演出機會。在生命不斷被淘汰的世界裡,信念是如此脆弱而現實是如此殘酷。達爾文之後裡每個角色背後都有一個悲傷而荒謬的故事,這些荒謬的故事成就了他們每個人各自的信仰,也成就了那齣戲中戲。在略為苦澀的幽默之中,如果一切都只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麼我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活著吧,讓生命在最黑暗的宇宙中不斷明滅。就算不能照亮什麼,最少也呼告了自己瞬間的存在。

音樂社群的公共領域‧招募與吶喊

曇花一現的激情


2008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主辦單位毫無預警的將低音號、上低音號在比賽項目中除名,消息發布後,主辦單位的網站留言版頓時人氣暴增,此事件立即引起音樂社群的熱切關注,國家交響樂團低音號演奏家段富軒老師隨即發起全國性網路連署活動,試圖力挽狂瀾,卻已無力回天。針對此事件的討論也進一步延燒至比賽的意義、公平性及參賽者動機等積累已久的議題;然而,儘管最終反方的訴求未順利達成,主辦單位也沒有對次年的比賽予以任何承諾,所有相關的議題討論竟戲劇性、卻又似乎是預料中的隨著比賽落幕而嘎然中止。


「根本的」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多數學習音樂的人積極參加比賽、或者嚮往在藝術名校取得文憑?為什麼日劇《交響情人夢》千秋王子一心期盼前往歐洲深造?什麼樣子的人可以在高水準的音樂廳演出?什麼樣子的人我們會稱他為音樂家?


這些問題也許對你來說都不陌生,但你是否留意過,什麼樣的時機會出現這些討論?究竟是誰在討論?以及討論的後續發展是如何?


鬼打牆式的討論習慣



針對舉凡音樂教育、比賽、藝文時事等各種音樂文化議題,人們會在網路論壇上熱烈回帖,或於茶餘飯後時高談闊論;然而,往往如此心得感想式的心情抒發,對議題本身並未發展出進一步的討論或更深刻的省思。此類議題非旦非同小可,甚至觸及結構、制度、乃至文化習慣等非三言兩語能夠道盡的面向。


雖然現下的音樂社群不乏有深謀遠慮的有志之士,試圖在期刊、網路論壇發表觀點完整且深入的議題探討,但這樣的論述往往是孤立的,甚至被冠上「文謅謅」和「曲高和寡」的標籤,所以即便偶有深思熟慮之作,也難以集結志同道合的有心人,一同激盪、形成討論。


音樂社群的公共領域



我們喜愛音樂,卻不常問我們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喜愛音樂?意識報藝文副刊嘗試以更嚴謹的態度,為音樂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更深刻的檢視與探討,希望藉此反思能夠進一步刺激人們對於「音樂藝術」本身的想像。在接下來幾期的規劃,我們會嘗試進行以下幾點方向:


1. 進行台灣藝文事件、議題報導與人物專訪

2. 蒐集並整理台灣音樂社群的相關資料,爬梳音樂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流變

3. 介紹各種音樂社群中的人物、制度、社群表徵等,比較各地音樂社群文化的異同

4. 開闢藝識討論區,嘗試營造出音樂社群的公共領域


我們追求藝術真善美的本質,但非僅止於品評、賞玩藝術,希望意識副刊的嘗試能夠拋磚引玉,並且歡迎大家踴躍投稿討論,或是加入意識報藝文小組與我們一起努力,期許為音樂社群引出截然不同的文化視野與格局。

島嶼學分-漫談漁服

著/漁村服務社 王麗雯(中文二)


澎湖的七美和吉貝分在澎湖本島最南及最北,想從台大來到這兩個地方,必須搭機到馬公,坐船花上半小時至兩小時不等。而今年,是台大漁服在澎湖服務的第二十三個年頭。


這兩座島目前也正浮現著台灣鄉村關於人口結構、環境發展、教育與經濟等種種問題。七美有雙心石滬,吉貝有沙尾,都是得天獨厚美得令人難忘的地方。但觀光業與傳統產業的適應、衝擊,以及嚴重的汙染問題,至今仍然未解。不當的政策或短視的考慮,不僅造成環境的破壞,也為當地帶來永無止境的紛爭。居民多從事觀光業及漁業,或遠到高雄工作,這樣的狀況除了形成兩島夏天冬天截然不同的生態(夏天觀光,冬天蕭條),也形成青壯人口外移、老人小孩居多、近年外籍新娘移入的狀況。島上的學生一方面因為沒有足夠的教學資源(師資不足,比方音樂美術都由主科老師兼任)沒有都市小孩盛行的補習、家教,參考書則必須從馬公買。二方面也缺乏足夠的刺激和榜樣,除了島上風土和電視、電腦以外,鮮少碰觸到其他面向的訊息。想唸高中職,勢必得離開家鄉到馬公或高雄,因而島上的年輕人平日並不常見。許多父母由於工作性質,也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孩子們也缺乏接近自己年齡層的各種不同榜樣。少了許多選擇的機會,很容易走偏了路。


這是我們拜訪過的兩地共有的狀況。但,現在不妨讓我將話題聚焦,談談寒假剛去過的吉貝,再來說說我們社團吧。


吉貝島北與東方是荒涼的野草原,堆疊著從中國漂來的巨大漂流木與掩埋不善的垃圾。那裡是先民以象徵鎮魂剋煞的五營頭隔離出來、代表陰陽交界的地域,現今居民主要活動範圍也不在那裡。村落則算是位於島的中心,而西邊則是著名的觀光勝地。冬天的吉貝沙尾,安靜,空無,沒有觀光客。只聽見白浪跳舞的跫音。在島上,力量撞擊對比無處不在。海與石的,風與草的,人與自然的,過於年老和過於年輕的,傳統與現代的,記取與忘卻的。


村落小歸小,廟宇卻不少。觀音廟,關帝廟,福德廟……每年三月的漁船繞海和元宵關帝遶境都是當地的大事。廟方大哥笑稱,光是三月那次出海從準備到實際繞行,至少也會花上千萬,不過這對吉貝漁人是很重要的傳統,這錢怎樣都甘願撩落去。村落常可看到灰糊糊的石版牆,據當地人說是板狀珊瑚的一種,而不是旅遊團常介紹的咕咾石。風化如蜂窩的咕咾石大多拿來蓋屋後的菜宅。在稍微有點歷史的老房子裡,還可以看見村民用螺貝鑲鈿出的門窗花紋。


繼續繞過巷子往前走,我們碰上一對可愛的老夫妻。阿嬤中風,但是和丈夫非常恩愛。平常都是阿公煮菜,帶阿嬤出去走走,看醫生。敲門時,阿嬤正在看電視,阿公正拿著別人送來的一籃新鮮活魚準備宰殺。


我們看阿公殺魚。阿公手持魚刀,動作俐落地剖開一條條魚肚,拉出腸子清洗魚身,有些魚頭被剁掉嘴卻還是撲撲開闔不停。我們問阿公地上的凹洞是做什麼用的,他說這專門讓人倒殺魚和醃菜的髒水,邊說,動作依然流暢。我們順道自我介紹。阿公先是聽,然後咧嘴一笑。「噢,你們都大學囉。我孫是東吳畢業的,快結婚囉。」阿嬤不時插話和老公拌嘴幾句,俏皮模樣讓我們哈哈大笑。


島上人情渾然天成的淳樸魅力,也許是我們年年依約跨海前來的理由。


相對其他社團採取不定點服務,漁服選擇做的是長期服務型的全島交流,出一支隊少則寒假十餘天,多則暑假二十餘天,強調的是一種實際的體認與雙向的回饋。因為時間長,我們可以規劃更多元的活動,進一步讓當地從各個面向更了解我們,影響成效也比較大。因為時間長,我們可以逐層揭開當地的面紗,同樣從各個面向了解當地,比方上述的吉貝印象,便是這樣過程幾個簡單的斷面。


漁服在當地習辦的活動年年因規劃而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可分為生活營及社區服務兩塊。生活營主要針對國中小學生設計,目的在藉由主題式的營隊帶給小朋友不同的刺激,從而打開和他們感情的契機,也包括之後的課業輔導。社區服務則是全社與島的交流,例如走訪老人和當地人士、社區晚會,希望能以此讓當地更認識我們,達到陪伴與交流的功效。對我們這些大學生而言,設計適合當地的活動著實有難度,因此通常會先請教當地人士及老骨頭後,再依自己能力規劃活動。從計劃到磨合到實行,大概要花一個學期。比方在吉貝島,我們每年都會請教以下人士:致力替當地國中小學生課輔也非常了解每個小孩的個人和家庭情況的穆玲玲老師;比鄉公所更早一步推動資源回收的歐素卿女士;年輕的吉貝國中韋主任;戮力發揚吉貝文化的愛鄉協會。和當地人士接觸,是長期服務非常重要的事。在地人有說不完的故事。他們有自己的觀念,也有深入的觀察及智慧,知道什麼是他們獨有的,又,什麼是他們希望我們能帶給他們的。為我們這群雖說是服務老字號社團,實際上卻每年都必須重新傳承價值觀的大學生提供了不少協助。


到今年為止,所有幹部都已經出了六次隊(加上平時服務)。每次出隊,其實都是另一種驚喜,另一段很長的故事。漁服是台大出了名爆炸的社團,不少人往往興沖沖加入,卻因為工準、午聚、社課及出隊佔去極多心力時間陸續打了退堂鼓,但堅持到最後一起出隊的夥伴,不管當時入社的理由為何,當我們經歷同樣的勞累;看見小朋友和老人的笑容;在島上仰望一樣燦然的星空;一起踏過澎湖鮮綠夾澄藍的海浪;享受這一輩子可能再也不會有過的生活──總會說我們的旅程不虛此行。


不過值得省思的是,我們的確藉由上述活動逐步和當地建立了關係,但之後的維持與改進卻是無比困難的課題。生活營後,有多少哥姐能與小朋友持續聯繫,達到長期交流的目的?又,即使聯絡,相隔這麼遠,也容易變得生疏(比方在網路聊天常常都以你最近過得怎麼樣開始) 相較於其他服務性社團,漁服活動面向顯得如此多而雜,也更有時間和效率、紀律的要求,但實際上也只服務當地一次。一個老骨頭說學生社團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因為時間和計畫的限制(四年畢業,升學或踏入職場:人一定會漸漸離開),二是外界看學生除了學術性,也把我們看成小朋友。學生團體能做的事畢竟還是有一定限度。再加上每屆所強調的特點與感覺都不太相同,問題也不同。這些都是無可迴避的問題。


這些議題是不斷扣問的。這次,我恰巧又拜訪了去年訪問過的阿嬤。阿嬤雖然記不得每個人的名字,卻仍然記得去年冬天和夏天,都有一群大學生操著破破的台語來看她。阿嬤說島上很少看見年輕人,更不用說是陪他們聊天的年輕人了。就算待的時間並不長,他們也很開心,因為他們知道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人再來。生活營結束後,仍然有人和小朋友持續聯絡。到吉貝、七美,小朋友仍對去年的營隊記憶猶新,不管內容還是哥姐都會比較、加你msn,或收到你的信之後回信給你。已經去了二十多年的七美,對漁服感覺已經頗為熟悉。


而在因風浪寒流驅走觀光客的冬天,平靜的吉貝村落。漁服人的出現,也許或多或少成了每年冬天一件讓當地人注意的事。


記得先前替我們上過兒服心理社課的楊俐容老師曾說:「你們一定會質疑你們做的目的和意義,但實際上,你們做的事真的沒有影響嗎?現在的社會還是需要這樣的學生團體,如果沒有,想想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也許換個方式問,不要急著看見當地的改變,先問你們從中獲得了什麼。光是這個,就無比寶貴。」


對當地有一定的了解,才能規劃以及實行活動。

對人事物有一定的觀察,才能維繫良好的溝通及應變。

努力,才能學到更多東西及情感的回饋。


因為漁服,開始覺得生活不單調。

因為漁服,多了很多刺激與回憶。

因為漁服,多了許多美麗的牽絆。


其實收穫最多的,往往是我們自己。


我想,服務性社團出一支服務隊,與其說想達到什麼崇高的目的,不如說是睜開自己的眼睛與當地做朋友,在能力範圍內做雙向的事情,也希望藉由奉獻自己的努力讓另一群陌生的人感到快樂,是種很難界定績效的關懷與付出。在別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價值,在別人身上的需求看到自己的重要,自己的付出讓別人快樂,自己也覺得快樂。只要有一個影響,就有做的必要,哪怕它很小,很多偉大的事都是從小小的地方開始。至少,這一生一次的組合,需要心眼重開。至於離開社團,如何維持這些初衷與感動,端繫於己吧。


在於台大廟堂初碰艱深難懂的理論論述之時,實際的另一面,就算腳步再怎麼蹣跚笨拙,也是需要我們踏出第一步的。



台大漁服社版ntu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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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要談動物權

著/動物權利發展社 鐘珮瑜(經濟二)


何謂「動物權」


動物權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就非人類動物(nonhuman animals)的本質上來說他們應該有行為的自由,在他們的生活圈中生活、居住,遠離被傷害、虐待、和剝削。「動物權」(Animal Rights),如同種族平權、性別平權一樣,所講的都是關於「權利」:非人類動物是否有其權利?哪些動物有權利?該有怎麼樣的權利?動物權議題所包含的範圍非常廣博:皮草與皮革、肉食、馬戲團、動物園……其背後有著很深的理論和其發展歷史。而更有人說,動物權議題無疑是人類走過種族平權、女權思潮之後,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最大道德挑戰。


動物權確實是一個相當嚴肅的政治、道德議題,可是我一直認為,我們也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來理解這件事。


「生命」?



非人類動物,不是只是會「動」的「物品」,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如同人類一樣,動物們有對於這世界的感覺,會開心、會痛苦、會悲傷,一樣需要愛與被愛。只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人類似乎成為了世界上的唯一強權,而將所有不屬於人類物種的生命,視為可以利用剝削的、和我們有著極大差異的;我們深陷於這樣的「物種主義」(speciesism )而不自知,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個世界如此的樣貌。


你不知道一個生命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感到害怕、痛苦嗎?你一定知道。你不知道你吃的肉食、用的皮草與皮革製品,曾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嗎?你也一定知道。但我想你可能沒有時間去認真思考這些,這樣的「思考」在這分秒必爭的現代社會,好像只是種浪費而已。大魚大肉是富裕、美食文化是人類重要的文化資產、課本裡寫的五大類:奶蛋豆魚肉,這些你懷疑過嗎?我們從小到大學了好多好多,學習做個「人」,學習融入社會的主流價值,學習認識人類的文明、科技是多麼的值得我們驕傲,那「生命」呢?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生命是什麼?


「動物權」,其實就是在說生命


「動物權」所在說的,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關於生命的故事。


現今世界許多生命的真實情況,和我們想像得很不同,那是極其悲慘的情況。我相信你如果看見牠們面臨死亡的恐懼樣貌、聽聞牠們的吶喊聲,你也會覺得很悲傷,覺得我們人類為何可以如此殘忍而不自覺,像我一樣。只是我們很多人一生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我們總是習慣於生活在世界的表像,美麗的假象,而不想去思考那背後醜陋的真相。


你看的到你眼前這份剛點的,熱呼呼的牛排;你看的到你眼前這頂溫暖的兔毛毛帽;看的到化妝品櫃上精美包裝的唇蜜、睫毛膏。可是你看不到的,是那樣的化妝品,可能是多少實驗動物的生命換來的;你看不到關在皮草養殖場狹窄籠子裡的兔子,被摔、被剝皮的畫面;你也看不到屠宰廠裡滿地是血的模樣。


當有人開始看到了這些,而且認為這些殘忍是應該改變、可以改變的,「動物權」議題於是興起。走過了長久的抗爭歷史,投入了許許多多熱血動權人士的一生,不斷又不斷的努力,讓「動物權利」這個議題,不再是荒謬而可笑的,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深入了解的,在人生的態度上的,最根本的問題。那是關於「生命」這件事的問題。


在台灣談動物權



台灣的動物權發展已經落後了國際很多、很多,好幾十年。台灣的弱勢議題在現今紛紛擾擾的藍綠政治鬥爭、媒體總愛追逐明星光環下,往往也只能被淹沒,又或是虎頭蛇尾,還沒開始發展就已經結束。而動物權議題下的「動物」,又是屬於弱勢議題下的「極端弱勢」,牠們無法為自己發聲,沒有任何一張選票,所以在台灣要讓動物權議題活絡起來、受到重視,一直以來困難重重,使得台灣的動物權發展一直停滯不前。


當國際上因肯德基(知名速食連鎖店)虐待雞隻,而使反肯德基議題吵的火熱時,台灣分店繼續一家一家開起;台灣時尚業的秋冬季皮草秀,也從未見過人們去舉牌抗議。但不能因為這些事沒有開始、困難重重,我們就不去做,而讓台灣繼續脫節在國際之外,繼續落後。


「台大動物權利發展社」(簡稱動權社),是2009年新成立的社團,也是台灣第一個探討、發展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的校園社團,有很大的試驗性、開創性,也希望對於他校社團的成立有著引領、帶頭的作用。台灣的動物權發展在人力、資源上都相當的缺乏,一般民眾對於「動物權利」可能毫無概念,大學生往往也是,正因如此,才想發起成立這個社團,希望可以由校園開始,讓大家接觸、認識動物權,更進一步參與台灣的動物權發展運動,讓學生們想改變世界的力量燃燒起來,繼而蔓延與發散。



社團網頁:http://www.wretch.cc/blog/ntuards

社團批踢踢:NTUAR

社長/:經濟二鐘珮瑜

0958801012,Morningrays@hotmail.com

糧食安全不是唯一 —評孫有蓉〈國家、農業、農民與農村〉

著/足人(讀者投書,社會系學生)


貴報在018期製作農村專刊,在農再條例審核之際,看到這樣的探討固然令人振奮。但是其中的〈國家、農業、農民與農村〉,以「糧食安全」作為保護農業的主要理由,關於這點我認為有待商榷。拋出拙見,希望不吝賜教。


〈國〉文的論點大概如此:糧食自足很重要,否則發生戰爭的時候我們都會餓死。如果納入國際競爭,必然採用大規模種植,但那一方面受到市場價值的波動,另一方面則會使農民「異化」。


〈國〉文的論點其實很古老。民國70年代中美斷交,大陸即將攻台的氣氛籠罩全台,「保護農業」的口號喧囂塵上。當時台灣正值工業化發展,農村人力不斷外流,農地逐漸改為工廠,大家都像〈國〉文一樣的擔心:「只要台灣對外貿易被全面阻隔,台灣人民就只能望著工廠與都市餓死」。


政府感受到了,訂出前所未有嚴格的「農地農用」政策。規定沒有擁有農具,沒有擁有耕種能力者,不能夠購買農田。如此一來,就能確保糧食生產不會減少,或至少農地都能保留下來吧!


結果卻遠非這些「糧食安全主義者」所預期。當時台灣的都市正在擴張,都市周圍的農地卻不能有系統的納入都市規劃的範圍。必須仰賴民意代表與不肖官員的掩護,違法在農地上建築。不僅因為尋租而導致地價上漲,也缺乏都市設計規劃。違建張狂、建築擁擠、人車爭道、綠地不足,小孩必須在危險狹窄的巷弄中嬉戲。


另一方面,每個農民都期待有一天農地可以變成建地,造成農地價格不正常飆漲。結果想要租地擴大耕地,以增加生產效率的新農家,卻無法負擔高昂的租金—因為這並非農地優良使然,而是期待建地漲價的心態!最後的結局就是:都市人擁有低劣的生活品質、有心農耕者無法租地買地、運用特權的民代官員卻賺飽了滿滿的口袋。


當我們只是為了「糧食安全」的理由來保護農業時,所使用的政策不外乎有兩種。在生產面,限定農地農用或是禁止農民離農,藉此維護糧食的一定生產;在消費面,則大幅補貼或提高關稅,讓本地外國的產品價格差距變大。前者的問題如之前所述,後者卻關乎整體社會公義的問題。


早在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即用高額的關稅,使得日本國民僅能購買台灣糖。台灣糖的生產成本遠高於爪哇糖,並非來自台灣糖業不夠進步,而是台灣糖業不是大規模生產。但結果卻是剝削了這些日本國民,必須用比國際價格高出許多的價格來購買糖。台灣糖固然靠著保護政策而蓬勃發展,但結果卻是內地居民受害。今天不論用補貼或是關稅來保護農業,結果卻是全民買單,而這僅僅是因為「萬一發生戰爭時怎麼辦」,〈國〉文接受,我可不。


納入國際競爭這點則更為荒謬。首先台灣耕地細碎,就算大規模耕種,生產成本也還是太高。僅靠價格戰不是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問題,而是根本無法外銷的問題。而為什麼農民使用農具就會異化,就會喪失跟土地的連結,更讓我疑惑不解。平心而論,台灣人種植的作物不是自己吃而是拿去市場賣、台灣人使用機器農耕,早在WTO還是農再條例前就行之有年。他們「異化」了嗎?到底要怎樣才「不算異化」?


我絕非不在乎台灣農業,我也反對現階段的農再條例。但我認為台灣農業的出路,絕非是威脅利誘農民繼續耕作就能解決。台灣的特色是小農,我們在單位農地上有更高的勞動力。我們必須朝精緻農業發展,這才是我們的niche(利基)。我們能夠更細緻的照顧作物,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台灣米比泰國米貴,但是因為台灣米好吃,不僅台灣人愛,日本人也喜歡。技術研發、生產履歷、品質保證、外銷推廣才是我們該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強迫農民生產糧食。


從糧食安全考量,「糧食」就只會是「糧食」,只有一斤兩斤的問題。但從附加價值的角度來看,泰國米和台灣米就是不同的,無法替換的。當台灣邁向中產階級社會時,創造價值與品牌,才能使台灣的農業走下去。但在這之前,請拋開糧食安全的幽靈,重新以台灣的特色與價值來思考吧!


附註:本文第3~5段的論點,主要來自《心牢》一書。黃樹仁撰寫,巨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