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日 星期四

107目錄








編輯的話/李奕慧、柯采元

    意識報的讀者好,我們是107刊的總編李奕慧和柯采元。

    本刊是幹部交接後的第一刊,縱使有諸多不足之處,但仍是我們傾盡全力的用心之作。由於社內新的運作模式,這也會是我們唯一一次和大家以總編的身分相見的一刊,但願各位讀者喜歡。

    本刊共有四個主題:(一)台大異議性社團、(二)客家人在台大、(三)台語授課經驗談——周婉窈老師專訪、(四)專訪: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

    首先想和你們分享的是〈台大異議性社團〉。在解嚴後、社運勃發之際,台大學生曾組成多個異議社團,並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今,有的社團定位隨著時代脈動、成員變遷,不斷轉移;也有的社團經歷數次的倒社、復社,仍堅持耕耘長久關注的議題。本專題的記者透過採訪大陸、大新、台文、女研、濁水溪等異議性社團,呈現各社獨特的關懷、組成與運作模式,盡力描繪他們如今多彩的樣貌,也期許能帶給大家這些老社團的嶄新印象。

    〈客家人在台大〉專題探訪了多位教授與同學,以期理解各個世代的客家人對於族群的認同,及其作為「客家人」的體會與願景。記者採訪了台大客家社歷任社長,以勾勒出客家社的流動與變換;透過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邱榮舉老師的分享,窺見他對客家身分與研究的一片赤誠;羅濟立老師對客家教學的感觸和觀察同樣細膩深入;最終,記者與於台大就學的客家人對話,仔細描繪他們對客家文化、語言、身分的千絲萬縷,並將之織成動人的紀實文字。

    〈台語授課經驗談——周婉窈老師專訪〉自歷史系周婉窈老師的通識課「台灣的近代歷程」談起。課程中,老師將台灣的歷史發展置回台語使用的脈絡中,將通常作為日常用語的台語擴及至學術層面。老師揭示了全台語授課的學術性課程存在之必要,以及其面臨的困境。意識報希望能透過這篇人物專訪,與讀者一同領略台語文的美麗與珍貴,並分享周老師對台語授課的熱忱與喜悅。

    〈專訪: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中,我們期待讓你看見這位YouTuber的獨特魅力。他曾就讀台大生傳系、現今就讀台大運管所,同時是台大手球隊的一員。他起初由生活類的趣味影片崛起,接著以政治諷刺類型的影片開拓了更廣的觀眾群,同時也試圖使群眾關注弱勢群體的處境。文中,你可以看見他平實、真誠的魅力,亦可窺見他對於作品的堅持,及其創意產出的過程。

    由衷感謝各位讀者願意翻開107刊,有別於以往對校外議題的關懷,本期我們更緊密地貼合台大校園一些,希望你喜歡這樣的內容。如果有興趣加入意識報,也歡迎你參加我們的編會!



文章目錄


【台大異議性社團】


【客家在台大】

黃脩閔

黃奕儒


【台語授課經驗談】

許悅、陳泓瑋、汪穎瑩、鄭景平



【人物專訪】

陳泓瑋、李奕慧、歐陽玥


【人物專訪】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

陳泓瑋、李奕慧、歐陽玥
  他總板著一本正經的表情,拿著稀鬆平常的道具,以嚴肅的口吻演繹著不著邊際的腳本。影片來到最後,觀眾才會發現他醞釀許久的雙關或諧音笑話,原來是呼應社會時事的弦外之音。2019年初,YouTuber「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憑著看似「無厘頭」,卻往往透露對社會議題關懷的短片,引起許多網友的關注。
  談到成為網紅的動機,智慧王說,他就讀大學的時候學到影像傳播的知識,希望未來可以從事新媒體相關的工作,「那是最早在心中埋下的種子」。後來他到台大念書,修了一門叫做「網路行銷」的課,課堂上有次出了「如何成為網紅」的作業,成為智慧王在網路上發布影片的契機。
  他把自己取名叫做「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點子來自曹蘭與王月以前的節目〈生活智慧王〉。拍攝第一部短片的動機,源於當時他在路上看到有人拿著雨傘晾襪子,覺得新鮮有趣,便回家拍了一部教學大家如何透過雨傘晾襪子的「生活智慧」影片,而「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的名字便從此沿用至今。
  在初期嘗試了幾部「生活智慧」主題的影片之後,智慧王從〈全民大悶鍋〉獲得靈感,決定將自己平常關心、有興趣的社會時事融入影片題材,透過諧音雙關等幽默技巧,將影片主題轉向以針砭時事的「時事梗」為主,而逐漸獲得廣大的回響。
  作為頻道招牌類型,他在影片中將政治時事與諧音結合作為笑點,在各路創作者間有著獨樹一格的地位。智慧王用著尷尬的表情、密切直視鏡頭的眼神、平穩的語氣,去包裝對於政治時事的觀察,及其衍伸出的笑點。談及這樣的詮釋風格,他說:「因為我覺得政治是娛樂,政治就是他們在台上去做讓大家注目的事情,那是他們的目的。」在他眼中,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能夠受大家公評、被創作者再造的。就我們的觀察,沒有營養的生活智慧王,藉由詼諧方式去詮釋的,不只是時下眾人認為好笑、有趣的時事,也蘊含著他個人堅持的價值及正義。舉例而言,在吳宗憲發表了「憂鬱症是不知足」的爭議言論之後,他創作了一部影片叫做〈如何製作令人快樂的巧克力〉,影片中他透過製作巧克力的過程帶出了:「看到無中餡(吳宗憲)才會憂鬱,而且會外孕(外遇)」去反駁吳宗憲對於心理疾病的錯誤認知。此外,當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太陽花二審逆轉後,江表示:「正義經常遲來,但不會不來。」此番言論在當時亦造成了轟動。作為回應,智慧王錄製了〈要如何出聲喝止霸凌者呢〉,其中透過諧音表達了他的立場:「江一劃(宜樺),你最沒資格講話。為什麼要打同學呢?」對江宜樺在太陽花運動中的行徑表達了質疑與抗議。
  然而,以沒營養著稱的他,也有著決心正經處理的議題:身障議題。去年五月,智慧王在其頻道上傳了一部名為〈和愛共乘〉的影片。其中探討了身障者的處境,並向觀看者介紹了康復巴士為何、有何瓶頸。一反平常輕鬆的態度,他以相當嚴謹的面貌向大眾傳遞了對弱勢的關懷。智慧王表示,身障者與政治人物在社會上的角色、處境並不相同,從而他的表達方式自然也會改變。「他們就是處於弱勢,會讓人想要幫忙。這個議題是要大家認真去對待。」他更進一步提到,即便現實面上的執行門檻比其他類型的影片更高,若有機會他仍想繼續發展此類社會關懷的議題。
  智慧王的影片乍看之下,也許令人不知所謂,但實際上,他對於議題相當有主見。從最一開始與「生活的智慧」相關的影片,到最熱門、最廣為人知的「時事類」影片,以及他格外重視的弱勢(身障)關懷影片,全數都與他個人的創意、關懷議題緊密貼合。自腳本發想到影片剪輯皆獨立完成的智慧王,在YouTuber之中可以說是獨立性相當高的一位創作者,公司亦不大干涉他的創作,一切都任憑他行雲流水地產出。如此創意導向的他,甚至在接業配影片較為嚴肅的案子,也會以短短三行話帶過他的腳本,他笑說:「通常我不會把腳本打出來,就是只打標題,讓經紀人去苦惱要怎麼跟廠商溝通。」就連業配影片的腳本都極其有個性的他,其他類型的作品更加地有著鮮明的色彩。
  我們詢問智慧王,在成名之後他所獲得的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他說是成功圓夢:和小時候的偶像們拍片、認識、變成朋友。他語帶興奮地告訴我們,比如黃大謙、白癡公主、視網膜這幾位他眼中的知名YouTuber,都是他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注、一直有在追蹤的創作者,成為YouTuber後,能夠漸漸熟識這些人,接著成為朋友是他覺得最大的收穫。智慧王尤其強調了和白癡公主的合作,從最早期白癡公主所拍攝的配音影片開始,他就是忠實的觀眾,所以對於他而言,白癡公主真的是偶像一般的存在。得以和偶像合作,是因為偶像認可自己的作品,這樣的成就感對智慧王來說是很大的滿足與喜悅。
  然而,在正面的回饋之外,開始拍片已經過了一段時間,過程中仍不免遇到了一些困境。他告訴我們,「其實我覺得最困難的東西是,你要面對自己的沒落。」在頻道草創的前半年,影片都會有相當的流量,不過隨著時間拉長,由於個人的風格強烈、影片內容類似,雖然觀眾群仍維持一定的基本盤,流量還是未能達到以往的成績。因此,他也正嘗試創新的拍片方式,可以吸引新舊觀眾回流。
  儘管如此,智慧王對於現在所進行的創作生活富有熱情,問及日後是否計劃繼續當全職YouTuber,他也給予了我們肯定的答覆。至於未來打算再多以哪些主題進行影片的創作,他提到自己計劃將是有關罕見疾病以及流浪狗的議題,智慧王持著嚴肅的表情,眸中及語氣中透露著不同於他在「娛樂主題影片」中的態度,透露著對於這些弱勢的真情實意。
  在智慧王的身上,絲毫感受不到成名之後的包袱和距離,訪談時坐在我們對面的他,就是一位平實的大男孩,對於自己的創作侃侃而談。從決定踏入YouTuber產業開始,他跟上社會的脈動,用另類的手法將生活當中的所見所聞,轉化為吸睛的素材。我們似乎難以找到精確的用語替他目前為止的創作生涯做出總結,或許這正凸顯了他一路以來的特色——令人難以捉摸,卻有種特別的魅力,使得觀眾想持續關注他。在流量與關懷之間,他如何與自己對話,在延續初衷的基礎上持續創作,大家都拭目以待。





台語授課經驗談——周婉窈老師專訪

 
許悅、陳泓瑋、汪穎瑩、鄭景平 

  周婉窈教授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專長為台灣史。周老師本身對台語懷有熱忱、致力於母語復振,2017年至2018年間曾在中央廣播電台錄製「Lán ê 島嶼.lán ê 歷史」節目,以台語講述台灣史;2017年起在台大開設全台語授課的「近代台灣的歷程」通識課。
 
  周老師本身就喜歡台語、常在系辦講台語,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台語教歷史。據說因為有校友透過學校「校務建言」系統,要求提供用台語教學的課程,校方來詢問院系,便有熟識的助教主動詢問她是否有意願開課,對周老師而言正可謂天賜良機。


理念、意義與準備


  周老師認為「一個語言如果健全的話,就是能夠充分地用來表達人的思想與感情」。她不認同有些人只是在華語的言談中摻雜幾句台語的語句,就宣稱是在講台語,「那講華語的部分難道台語都不能表達嗎?」這樣的情形,反而凸顯台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相較於華語的弱勢地位,使得許多人們無法單純使用台語完整表達心中的思想與情感。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台語的使用情境似乎限縮於日常生活對話,無法成為學術研究、知識傳遞的媒介。周老師對此表示,台語復振的方向,就是無論在各方面都應該能夠全面地、自然地使用台語,而不是限縮於特定使用情境,如此台語才是一個健全的語言。她說,開設台語授課的歷史課程,也是期望能夠為母語復振盡力付出,努力保存台語這麼美麗,卻瀕臨滅絕的語言。
 
  周老師在課堂上,也用這樣的標準要求自己,除了有向同學們補充、解釋的必要外,她「非常有意識地逼自己」在課堂上使用全台語教學,也是希望能夠讓學生們了解到,使用母語就可以傳遞所有人們欲表達的意思,可在不同的領域中使用,並傳遞知識。
 
  以台語傳授歷史的好處,除了原本對台語有感覺、習慣講台語的人會特別有共鳴外,周老師更指出,台灣史中大部分的事件是在台語情境中產生。舉例來說,日治時期的台灣人通常使用台語、日語,如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都用台語,治警事件的法庭審判也有被告使用台語。即使在戰後「很多歷史過程基本上是在台語的情境中發生,所以我們如果用台語去教,那感覺會很親切」,老師如此總結。
 
  不過,要達到以全台語授課的程度,並非一蹴可幾。老師分享她磨練台語演講能力的過程,她當初立志練好台語的原因為多年前的一次經驗:老師受邀至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舉辦的夏季學校講課,在鍾逸人前輩的新書發表會上,突然被點名講話時,因為台語不熟練而緊張焦慮。此後周老師便下定決心練習台語,也成功以台語流利地進行幾個主題的演講。周老師透過多次台語演講的準備經驗才得以克服一開始的障礙,這個過程也為日後的台語授課奠定基礎。
 
  除了經由不斷練習與實際操演,以累積台語能力,周老師為了對台語教學的課程做充足的準備,仍需要比其他華語課程多上兩至三倍的時間。為了注意台語的文白異讀以及聲調,老師會在上課前翻查工具書並參考相關資料,先研究好不會發音或者沒有把握唸法的詞語,因而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備課。不過,雖然需要付出大量的心力備課,老師並不以為苦,她將每一次的備課視為學習母語的機會,而從中獲得相當的收穫。


收穫與學生反饋


  周老師提到年輕人學習台語的困境,對於年輕人來說,不會講台語,實際上是整個教育體制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對於有志學習台語的年輕人,應該要多多給予鼓勵,而非嘲笑他們不標準的口音。周老師表示,在台語社群成長的她,因為平常公共場合很少使用台語,在疲累的時候講台語,腔調仍有可能「被華語拉走」,所以年輕人也不需要擔心因為口音而遭人嘲笑。她建議想學台語的年輕人,有機會就多講、多聽,盡量與年紀大的長輩多用台語溝通,便會發現台語和華語在文法與表達方式上,都有很多的不同,是一個相當美妙的語言。
 
  延續上述的想法,周老師認為,自己的課程並非以教授台語為目的,而是透過台語教授歷史學科,因此她並不要求學生以台文寫作業、答題,自己出題也都是用華語。不過為了讓學生在課堂上更有參與感,周老師上課時會帶著大家唸史料,或指定同學唸給全班聽。過程中她觀察到有些同學對文讀的直覺很好、表現相當不錯。另外,為了增加學生練習台語的機會,老師也會指派錄音作業:三到五分鐘的台語口頭報告,內容開放學生自由發揮,可以自我介紹、念史料等等。這些作業老師都會親自聽過,她發現同學幾乎都非常認真準備報告,不少人的台語發音、整體表現令自己十分驚艷。
 
  周婉窈老師的「近代台灣的歷程」課程廣受學生好評,九十人的通識課裡就有五十人填寫教學評鑑,比例遠高於其他課程,且內容幾乎都是好評,這對老師而言是最大的鼓勵。另外,這門課甚至在107學年獲得通識課教學優良獎。周老師說,以台語授課是她一直以來的心願,如今目標終於達成,也希望退休之後可以持續教這門課。


周婉窈老師






【客家在台大】台大客家人——身分、認同、語言

 
王紹孺 


    本文訪談了七位現今就讀台大的客家同學(以下以受訪同學A-G表示),希望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作為客家人的身分,如何追求、強化自己的客家認同,也希望進一步理解他們對於客家語言、文化流失現況的反思、如何展望客家族群與客語的未來。

你會講台語(Tâi-gí)嗎?


    「我認為在擁有客家身分的狀況下,跟大多數人而言,似乎有著一種不盡相同的身分,但卻又無法被輕易的辨識出來。」作為客家人的族群身分,對於這些同學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這樣的族群身分卻無法輕易的被身旁的人看出,使得許多的客家同學常處於一個「隱身」的狀態――他們就在我們的周邊,但我們看不出來。儘管對於這個身分有所認同,這些同學也不常主動揭露自己的客家身分,只會在一些特殊的情境、脈絡下公開自己的客家身分,而其中最多的,就是被問及「你會說台語嗎?」的時刻。

    由於成長環境的不同,這些同學對於所謂的「台語」並不是那樣熟悉,而面對同學進一步追問原因時,這些同學才會主動地坦承自己的客家人身分。如受訪同學B提到,他作為屏東人,常被問及「為什麼屏東人不會講台語?」這時他就必須要向同學解釋屏東複雜的族群組成,這個過程也常成為其揭露身分的時刻。


我好像不是純正的客家人?


    而在被得知自己的客家身分之後,這些同學常會面對下一個問題,「那你會講客語嗎?」由於我們的受訪者們大多不那麼會講客語,使得他們有時必須面對「你是客家人,為什麼不會講客語?」的質疑,這樣的「矛盾」也使得這些同學對於自己的族群身分產生了一些自我懷疑。如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的這段話:「從一開始,民族就是用語言――而非血緣――構想出來的,而且人們可以被『請進』想像的共同體之中。」(吳叡人譯,2010:205)語言是構築想像共同體的根本,而語言亦是在這個共同體之中的人們得以發展自我民族意識的基礎,而對於這些同學而言,對客語的不熟稔,常使他們產生「我好像不是純正、完整的客家人」的感受。如受訪同學F的這段話,「語言是建構起和一個文化連結的蠻重要的部分,很多文化特徵也會反映在語言上,如果不學會一個語言,很難真正細緻的理解一個文化、也很難進一步產生認同。」他亦提到身旁有同學具有客家血統,但因為客語說得不夠流利,而不敢大方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受訪同學B亦提到這樣「不是純正的客家人」的感覺,甚至讓他進一步有了愧對祖先的強烈感受。

    然而,這些同學們雖然有著前述的自我懷疑,但也因為這樣的想法,促使他們積極的去接觸更多客家的文化、知識,也嘗試精進自己的客語能力。如受訪同學D認為自己應該被排除於「完整的客家人」之外,但仍希望自己能學好、傳承好自己的語言,在生活中遇到同是客家人的同學也會有很深的連結感。對於族群身分的懷疑,並未使這些同學對於客家相關事物感到退縮,反而是更為積極的去與客家產生更多的連結,也在追尋連結的過程中逐漸加強自己的客家認同。

    面對因語言而生自我懷疑,亦有同學對於客家身分認同的建構提出不同的想法。如受訪同學E反問:「難道一定要會說客家話才能自認為是客家人嗎?其他生活片段的經驗也是客家經驗啊,不是只有語言經驗。」這位同學的說法,提供了我們對於「客家身分」建構的另一種想法,客家的身分認同未必需要建立於語言的基礎之上,其他與自我族群身分連結的經驗亦是形塑客家認同的養分,在文化學習與浸濡的過程中,客家身分亦能被實踐。受訪同學G亦提到類似的想法,他提及他身旁的客家同學的經驗,他們或許不會說客語,但對客家粽的作法或口味非常熟悉;對湯圓的想像,也很自然地會聯想到客家湯圓,許許多多看似自然的生活習慣,其實都是客家文化的實作。而這樣的觀察,也使G同學感受到儘管自己對於客語十分熟稔,但其他生命經驗與客家的連結是他所欠缺的。由此可以看見身分認同建構的多元性,儘管語言仍是相當重要的基石,但文化、血緣等層面亦能滋養客家身分與認同的形成,亦使我們看見了個人在生活中「做客家」的多種可能。


客家文化、語言的困境


    對於這些同學而言,在成長的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客家文化與語言的流失。如受訪同學A就提到了他大年初二陪著媽媽回娘家的例子。他說他的媽媽那一輩和長輩較親近的人們,客語都還是非常的流利,但他的兩位舅舅就已經不太會講客語,到了他這一輩,基本上就幾乎不會講客語了,反而是台語在餐桌上此起彼落。對於同學A而言,除了餐桌上的客家菜餚之外,在他媽媽的娘家已經幾乎看不見任何客家文化的延續了。這位同學的生命經驗,可以被看做這幾年客家族群文化流失的縮影,因為閩客通婚的興盛,加上離開客家庄之後使用客語的時機較少,人數較少的客家族群難免面對被同化的危機,此外,在生活中能夠展示客家認同、與客家文化產生深刻連結,或是客家認同獲得正面評價的時刻也較少,亦進一步加速了客家文化,甚至是客家認同在一代代的客家人中流失。

    然而,亦有同學對於客家文化的流失提出了較為不同的想法。如受訪同學E提到:「語言片段地不被使用,不代表大家就會變成閩南人、就不是客家人,比較偏向轉換成另一種形式出現。」對這位同學而言,他傾向將這樣的現象看成一種客家文化「改變」的過程,但他亦提到在倡議本土語言復興的現在,是個重新思考與定義本土語言與多元文化意義與內涵的重要時刻。

    受訪同學F亦提到對於現今許多有關本土文化以及台灣人認同的論述中,客家族群缺席的情況,「每一次,我都希望在台灣人認同的論述中,找到屬於客家人的位置,但永遠都失望。」如他提到2020年蔡英文總統勝選時,重要的人物總使用台語致詞,競選總部也總播放著台語的歌曲,使聽不懂台語的他有一種「贏了好像不是一起贏的感覺」,也反映出了台灣文化常以台語文化做為代表,而忽略了台灣文化多元性的狀況。

    「明明可以當個不會說台語,但也很愛台灣的人吧?」客家文化流失的感受,對於這些同學而言是切身而真實的,其緣由除了族群通婚、人數劣勢等結構性條件,對於台灣文化與族群單一、扁平的想像或許才是主因,而應納入更為多元的族群樣貌。


展望未來


    對於客家文化與語言保存的未來走向,這些同學們都希望政府能夠有更積極的措施來保障本土語言的傳承,也希望有更為完整的政策來創造更優質的本土語言學習環境。此外,受訪同學C亦指出了在客語保存上必須額外注意的事情,他認為不應用保存台語或是原住民語的方式來保存客語,因為不同的語言有相異的流失原因與脈絡,且不同語言的現狀也不同,因此需要有不同的措施來保全才能達到保存與傳承的效果。例如在客語保存上,「腔調」就是個大工程,如何同時保存不同的腔調,保持客語的多元性與完整性就是件複雜的任務。

    也許,客家文化、語言的未來相當險峻,然而從這些同學身上,我們能夠看見那份對於自己族群身分與文化的認同與使命感,能夠持續擴散、傳承客家的群族認同與文化底蘊。而這個任務不應只被看成客家族群的事,生長於同一片土地上、作為「客家之友」的我們亦應一起努力,使得多元文化不再只是美好的說詞與幻夢,而能真正在這片土地上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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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Benedict Anderson,1983)


【客家在台大】台大客家人終於現身的少數場域之一:專訪初級臺灣客語課羅濟立老師

 
邱映寰 

        100學年度上學期至107學年度下學期,台大中文系開設了「初級臺灣客語」課。身為相對於Tâi-gí,受到較少關注的本土語言之一,初級臺灣客語當初是如何開展的?為何又在108學年度起暫且消失了蹤影?那七年之間又是否播下了些許客家語言與文化的種籽、茁壯了台大客家人的身份認同?

  本文藉由訪問在台大經營客語課整整七年的羅濟立老師,並納入其對客語教學現場發展的觀察和問卷調查,及他於去年初完成口頭發表的論文研究,來梳理並形塑出台大客語學習者、台大客家人較具體的樣貌,以及客語教學在台大、甚至台灣,接下來該往何處去。


初級臺灣客語:一門本土語言課的誕生

       負責教授初級臺灣客語課程的羅濟立老師,本職是東吳大學日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00學年度適逢台大運用「五年500億計畫」(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下簡稱五年計畫)規劃與開設新課程,台大中文系的李存智老師為此找上以客語和日語字音對照作為碩士論文題材的羅濟立老師,在能夠推展自身母語的期許下,老師很快就答應這個邀請。

       羅老師提及,當初在討論課程目標時,李存智老師並沒有預設必須特別著重的面向,於是羅老師依據李老師過往開設客語相關課程時以語言為主要導向,決定將接下來的課程主軸設定為語言為主、文化為輔,除了提升學生對語言學習的興趣外,也試圖在年輕一輩推廣及延續客家文化。另外,這門由五年計畫衍生出的客語課通常在上學期開「初級臺灣客語」(以下以(一)代稱)、下學期則是「初級臺灣客語二」(以下以(二)代稱)。在訪談中,問起這七年間是否曾遭遇課程停開的危機,羅濟立老師提及有一次選課人數特別少,起初擔心該學期的課會開不成,所幸後來在加選、加簽過後,順利消融了此次危機;這十四個學期亦並非每年都遵循(一)、(二)交替的規律,其中三個下學期(102、104、105學年度)沒有開(二),而是同上學期開了(一)。對於這個特別的現象,羅老師表示「我們所有語言的學習就像一個金字塔,客語也是,初級的時候學習人數較多,但慢慢的會因為同學們吸收的狀況、或者個人的目標等等,也可能很多學習者會碰到很多外務,就沒辦法繼續往上。」偕同中文系的助教討論、斟酌的結果是,等修習過(一)的人數累積多一點再來開(二),對語言的學習和推廣較有助益,因此在某幾個學年曾觀察課堂教學情形、學生吸收狀況之後,刻意安排下學期仍然開設(一)這樣的基礎課程,以增擴、厚實語言學習金字塔的底層人數,甚至曾遇過有學生重複選修第二次的(一)來重溫修課經驗,希望將客語烙印至心底更深處。


誰來修課:台大客家人面面觀

  2019年3月,羅濟立老師在研討會以日文完成〈大學生客語學習的態度與動機〉(〈学生の客家語受容とその態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ー台湾大学の「初級臺灣客語」を例にー〉[1])的口頭發表,此篇主要根據104位過去曾在台大修習「初級臺灣客語」學生的問卷調查,進行修課相關的研究分析。結果顯示這門課的學生組成,平均一半的自我認同[2]是客家人、一半則認為其非客家人,其中包含為數不少的外籍生(日本、韓國外籍生,及印尼、馬來西亞華僑),足見客語學習者的多元性;問卷中也調查了學生的修課動機,比例最高者是「想用客家話跟家人、朋友對話」,特別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很想跟家裡的阿公、阿婆更流利地以客家話互動,藉此更大幅度地拉近距離;排名第二的動機則是「想多學一種新的語言、文化」。問卷調查也呈現出,修客語課的台大生只有大約百分之十八認為自己在修課前具備講客語的能力。如此低比例的數據,事實上亦與客委會的調查成果兩相切合。

       至於為增強課程吸引力,而將客家文化帶入課程的部分,納入了飲食文化、電影、歌曲等面向。課堂期末報告則採較彈性的方式,讓學生自由地以客語做任何形式的表演活動。羅老師坦言,在教學現場觀察到學生對飲食方面顯露最多興趣,然而前述研究報告所回收、統計出的現象卻大相逕庭──興趣排行榜的第一名反而是「客家人的日常生活」,此選項的設計是參照自其他論文,但生活習慣的範圍廣泛、定義也因人而異。儘管藉由問卷得知了學生的興趣,卻不太確定如何將此運用在未來的教學。關於客家人的日常生活,羅濟立老師補充了他國研究者的視角:「對外國人而言,台灣的客家已經融合了太多不是客家的元素,所謂的中國大陸帶來的、或說閩南的,甚至最近開始有些新住民的元素,當然新住民的部分可能還沒融合得那麼快,最主要就是閩南的、或者原住民的,所以就外國的學者而言,基本上你要研究道地的客家,在台灣已經沒有那麼純了,就比較難呈現台灣客家人日常生活的明顯特色。」

        緊接在後的第二名是「語言」、「飲食文化」坐落在第三名,第四名則是「歷史」,較令人訝異的是「電影、歌曲」沒有擠入前幾名,老師猜想可能是電影和歌曲平時較容易主動接觸,同學們因而偏向期待在課堂上深入認識其他客家的面向。老師也對此做了課程內容上的調整,如歌曲介紹的是老山歌、山歌子等客家傳統歌謠,帶領學生經由傳統歌曲中的典故瞭解客家傳統文化,電影則特別引介民國63年上映的第一部全客語電影〈茶山情歌〉。羅老師向我們強調這部電影的特殊性:「因為大家都停留在〈一八九五〉那部電影,如果有人知道客語電影的話,大家都會聯想到那一部。在戒嚴時期的電影,就只會出現幾句客家話而已,像是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所以剛才講的那部〈茶山情歌〉就特別的有意義。」老師原先有些顧慮學生會不會沒辦法接受這種全客語、形式類似歌仔戲的黑白電影,但又覺得太有象徵性而有介紹的必要。


客語課,然後呢:增進認同與生活實踐


       談到初級臺灣客語課是否對修課學生帶來些許影響,羅濟立老師說,依據課堂上的互動、課後的聊天交流,的確感受到大多學生漸漸建構、增強自身客家人的身份認同,有些學生至今仍保持聯絡、也都還會向老師分享跟客家相關的生活經驗;另外也有原本不太會使用、甚至完全不懂客語的同學,在修課之後強化了相當程度的身份認同,更進一步應用在日後的學術研究、職業實作上。

       例如有位資工系的學生,本身非客家族群,原先對客語一竅不通,畢業後繼續在永春社大的客語班進修,他的論文題目甚至計畫運用資工領域所學,幫忙建置客語的語料庫[3];還有幾位畢業後在醫院任職醫生、護理人員的學長姐,表示如果能夠用客家話來跟病人、尤其是一些阿公阿婆講話,他們自己也會因為得以用客語促進交流而感到高興。關於醫護體系客語落實的重要性,老師也曾帶著八十多歲的爸爸至家鄉的醫院掛急診,「因為急診室的護士都用華語,又因為很急、聲音比較大一點,我爸爸就會覺得更受傷害、更不敢表達自己的症狀。」羅老師在那次經驗過後產生強烈的體悟,感受到在桃竹苗等客家人較多的地方,如果能用客家話來溝通,其實對於很多的身體症狀或心靈不安有減輕的效果,因為那是他們親近的語言。因此,往後當老師聽聞學生出於這類攸關未來客語實踐的動機而來修課,常常為之動容,「看到年輕人有想把一個語言或文化恢復也好、復興也好,還是說哪怕學一點點也好,都會覺得非常感動,因為真的需要傳承。」

       可是當問及學生修課後,會不會增加考取教育部客語能力認證的動力,老師表示自己非常鼓勵學生去考,但無論是透過ceiba寄信告知考證照的資訊、或從前述論文的研究統計看來,非常意外地,學生多數對客語認證沒什麼興趣。論文評審的回饋是台大的學生多靠各自領域的專業找工作,考取證照的意願或許在中後段學校會較高,不過這也只是初步假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課程結束後,再回頭向老師尋求更進一步學習資源的情況亦較少,而這些現象皆仍須倚賴後續更多的調查歸納來佐證、分析背後的原因,以及擬定因應方式。


老師在哪裡:台灣客語師資的現況與展望

       108學年度起,初級臺灣客語由於羅濟立老師開始兼任日文系系主任,在系上肩負的事務量隨之增長,無暇繼續經營台大的客語課而暫告落幕。然而,如何覓得下一位接任的客語老師,將會是莫大的難題,只因台大的任課師資規定須有相關領域的博士學位、加上發表相關的論文研究才能任職[4],但很少人會在這類出路相對較少的領域攻讀至博士,而且還須考慮教師與學校所處的相對地理位置,交通距離也是不容小覷的影響因素之一。而羅濟立老師在鼓勵學生參與語文競賽客語相關組別之際,自身也會參加社會組的比賽,因緣際會認識不少客語教學的人才,以其他教育階段而言,大多因經費等考量直接由導師兼任客語課程的任教,而非任用專業師資,導致台灣其實不乏客語教學的專業人士,只是缺乏進入教育現場的機會。

      整體而言,台灣客語教學的困境與現況,包含導師兼任客語課時可另考取客語認證、但客語教學專業訓練的過程就會被抽離;各大學的客語課普遍稀少,學生也易因而在遭逢衝堂時,缺少其他時段課程的選擇餘裕而只好放棄;過往的師培中心並沒有客語相關的領域分支,直到今年才由中央大學啟動客語師資培育的濫觴。對此羅老師的建議是,未來經費允許的情況下,學校可以多開幾個時段的客語課、考慮同時開設(一)和(二),甚至加開其他腔調的客語課,讓家裡使用非四縣腔的學生也能獲得相當的學習權益;至於透過浪漫台三線觀光活動、台灣自製影劇等形式推廣客語與客家文化一途,老師也聊到近年的推進品質有越來越好的趨勢,與其一味追求語言擴散的速度,不如以優良品質吸引更多人的關注,進而願意主動瞭解、學習客家的文化和語言。


小結

        統合羅濟立老師的論文研究,以及教學現場觀察經驗的分享,可以獲知老師嵌入「文化為輔」的課程設定,確實對學生修習客語課的動機有所提升,也成功激發幾位學生於日後在個別專業領域中藉助客語的力量、甚至以專業能力投入客語的保存或傳承;而學生最感興趣的「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在變動劇烈的現代社會,除了長年積累融入多個族群的文化元素,也受到都市化、人口遷移頻繁且範圍擴張、西方文化等的影響,部分客家人認為這是現今許多本土文化式微的進行式之一,另有部分客家人認為,客家語言及文化所謂的「流失」可能也只是變動的一種,並非完全走向消失、而是有些會再轉換成另一種形式存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已有許多客家詞彙、埋藏在語言裡的諸多歷史文化,的確隨著客語使用人數、頻率下降而散佚,因此客語課在現代仍有其舉足輕重的角色需要扮演。

        從台大客語課學生的修課情形及課後發展,也可以發覺這門語言的學習多數是隨著課程結束而斷裂的,或許往後能夠藉由找畢業學長姐回到課堂分享經驗,或者連結台大客家社、其他本土語言相關的社團,說不定能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當然一門課的開設最關鍵且迫切的,仍是開課的規劃和師資的來源,除了政府對本土語言的重視、制定適當的政策及法規,校方對於師資的要求標準、願意投入多少心力及經費在本土語言課程上,皆為客語課是否能夠復振、未來幾代客家人如何藉助語言建構身分認同、台灣客語人才能否適得其所,甚而擴張整個台灣客語專業人才數量的種種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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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濟立(2019年3月)「大学生の客家語受容とその態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ー台湾大学の「初級臺灣客語」を例にー」2019年度天理台湾学会台北支部会研究会,台北。
[2]詳見前言〈客家在台大〉中《客家基本法》對於客家人的定義。
[3]語料庫指透過電腦彙整大量的文本(text),以及一種或多種語言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用法,以既定格式和標記呈現,可供後續的檢索、分析、對比等等,常用於翻譯及語言學研究。
[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客家在台大】專訪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邱榮舉教授

 
黃脩閔、王紹孺 

學思歷程:從政治學、台灣政治研究走到客家研究


       邱榮舉教授初高中就讀武陵中學,之後先在政大政治學系念一年之後,轉學到台大政治學系,接著就讀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長期鑽研政治學、台灣政治與中國政治。
 
1987年,邱榮舉獲得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先在現今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任教,之後踏入台灣政治史領域,開始從事台灣政治研究,並集中火力建構台灣政治史,同時開啟了客家研究,希望能在台灣進行思想上的革命與改造,推動台灣意識的思考與客家運動的啟動。


政治啟蒙:民主化、本土化運動與政治受難者二代背景


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運動,帶給邱教授很大的衝擊、感受,使他發覺除了增進學術素養之外,也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否則都只是空談。那時,邱教授作為台大研究生協會的主席,關心著台大,也關心著整個台灣的學運與其他社運,其中,1977年的中壢事件[1]將邱教授澆醒,使邱教授開始轉向台灣改造論的主張。
 
      除了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運動的啟蒙,邱教授作為「政治受難者」第二代的身分,亦是他政治意識的啟蒙。邱教授的父親邱慶麟老師是十大白色恐怖案件之一――義民中學案[2]的受難者。邱慶麟老師當時任教於中壢的內壢國小,那時情治單位為了抓一名邱姓客家籍的老師而誤抓了他,使得邱慶麟老師在冤獄中被折磨一個月之後才被無罪釋放。儘管是一樁「錯案」,但政治犯的標籤仍然緊跟著邱慶麟老師,使其日後回到學校任教的路處處受阻,難以往上升遷。而父親遭受的痛苦亦延續到了邱榮舉教授和其家人,在邱榮舉教授(2015)的文章中就提到,在他的求學、當兵和教學的過程中,都有被情治單位刁難的經驗。2007年,在邱榮舉教授和其弟弟邱榮裕教授多年的研究與爭取平反下,時任總統陳水扁頒發了邱慶麟的「回復名譽證書」,使他的名譽得以正式地被回復,卻無法彌補邱家人長期受到的傷害與損失。
 
      台灣的民主化浪潮,激起了邱教授對於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嚮往,與對周邊政治的反思;而作為政治受難者後代的身分,使教授更能感受過往威權時代的不公平正義。更甚者,白色恐怖時期客家族群深受牽連的案件不在少數。然而在討論此類事項時,多半以其對民主化的影響作為定調,卻未從客家族群的角度去看待。事實上,在台灣追求民主化的歷程之中,客家人不但沒有缺席,更時常扮演著先鋒的角色。因此,邱教授整理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重大客家政治案件,特別是「基隆中學案」[3]、「義民中學案」及「胡海基案」[4],以論證臺灣客家人在臺灣民主發展過程中做出的重要貢獻。
 
       這些案件的啟蒙與滋養,加上邱教授在台大念書、任教的過程中對於台灣政治的潛心研究,使得邱教授對於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信念更為堅定。亦使邱教授更深刻感受到自己的客家身分,刺激邱教授看見客家族群在威權時代下,無論在政治或文化上受到的傷害,也使邱教授開始反思作為客家族群一分子的責任與使命感,並開始籌畫、主導及推動台灣客家運動。


台灣客家運動的推動:客家風雲雜誌與還我母語運動


       1987年7月1日,邱榮舉教授集結了台灣客家青年共九人[5],共同創辦《客家風雲雜誌》,創刊號於同年10月發行,開始推動「台灣客家運動」。當時目標是將《客家風雲雜誌》作為客家人的輿論公器,成為客家人和其他語族和諧共通的橋樑,同時也透過客家史與客家事的報導與解說,提升客家人的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以利台灣客家永續發展。
 
      邱榮舉因自己作為政治受難者第二代的身份,為了避免受到當時政府的打壓,把自己擺在《客家風雲雜誌》副社長的第二位,在寫有關許信良[6]的文章時,使用的則是「邱壯飛」的化名,較為安全。之所以取名為「壯飛」,是因為他在就讀台大政治學研究所時,其碩士論文題目是譚嗣同(譚復生/譚壯飛)的政治思想,譚嗣同的自我期許即是壯飛,因而邱教授就使用了「壯飛」的名字,強調「衝決網羅」、「生死如一」、「可走而不走」的精神,就如同其對於客家人身分的反思與對於族群意識的堅定。

  「《客家風雲雜誌》的創辦,是「台灣客家運動」的引爆點。」邱榮舉是這樣看待《客家風雲雜誌》的。也因此,1988年的「1228還我母語運動」牽動了上萬人臺北街頭大遊行抗爭活動,它作為「台灣客家運動」的重要標誌,也推動了「台灣母語運動」。當時訴求有三,其一是調整國家語言政策,其二是修改《廣播電視法》,其三則是重視台灣母語教育。


創辦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培養人才、開授課程及打造「客家研究」重鎮


台大客家研究中心於2006年9月經台大校方核准成立,該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兼首任主任邱榮舉教授,主張採「台灣客家運動.客家政策.客家研究」(三合一模式)推動「客家研究」。事實上,在創辦台大客家研究中心的過程中,台大曾遭受到外校客家學界的強烈抵制,及台大內部職員質疑為何不創辦原住民研究中心、閩南研究中心,而一定要創辦客家研究中心。對邱教授而言,在不同族群背後文化遭受壓抑的狀態下,他也同樣支持創設其他族群的研究中心。而統治者的國家語言政策,便常在族群的議題中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上述台灣本土語言的保存面臨險峻的處境。
 
  台大客家研究中心成立後,推動客家研究、開授客家課程,並舉辦研討會、座談會、組參訪團,曾主辦「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學與客家發展」、「桃園學研討會」等,這些也填補了邱教授認為在《客家風雲雜誌》背後所欠缺的學術研究,去反思「什麼是客家」、「客家問題是什麼」、「要如何解決」、「為什麼如此」,透過台灣客家運動與台大客家研究中心的並進,增進族群認同與看見背後深刻的底蘊。


台大的客家課程:從碩士、博士班客家研究課程到大學部客家通識課程


邱榮舉教授在台大開授的客家課程,先從國家發展所開起,課程包括「台灣客家專題研究」、「中國客家專題研究」、「台灣客家政經社發展專題」等,該所一年共有將近百位研究生,每次開設一學期,讓更多人得以涉及客家相關的討論。邱教授也於博士班成立「客家發展研究組」,作為功能性分組,錄取五個學生員額,進行客家相關研究。
 
  至於大學部的客家通識課程,邱教授將其定位在推廣性質,當時受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計畫的支持,開設兩門客家通識課程,分別為「客家與臺灣發展」、「客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申請了15名教學助理,採取「大班授課、小班討論」的方式,也結合客家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作為師資,每週有不同的主題探討。課程不只有靜態的演講課,理解客家族群與他族的相同與差異,也有校外教學,至桃竹苗客家庄踏訪,理解客家建築、信仰與歷史,也針對內灣社區總體營造進行實地考察。在過程中,有許多令他驚喜的學生期末報告,例如:修課學生結合自己的專業所進行的研究,像是醫學系同學研究客家醫學,僑生進行馬來西亞客語社團與台灣客家社團之比較。

   提及台大是否有開設客家學院的必要,邱教授的態度則較為保留,目前全台已有三所國立大學的客家學院及其系所,分別是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另有高雄師範大學的客家文化研究所,客家教學單位的設立,已有一定的齊全程度。但是各相關大學的客家研究單位的設置與永續發展,則是有待加強。因此,基於多方考量,教授認為與其思考建立客家學院,不如永久設置「台大客家研究中心」,推動客家研究、開授客家課程、協助客家社團等永續發展,且讓台大成為國際客家與多元文化交流的重鎮。


小結


   對邱榮舉教授而言,臺灣政治改造運動與臺灣客家運動,同時構築他的生命思想史。政治受難者第二代的身份,讓他不斷去挖掘己身家族生命史,推行轉型正義工作,為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進行平反工作,其中又因為其父親的經歷及己身族群身份,主要聚焦在戰後台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總體研究,及較特殊重大政治案件之探討,例如: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戰後台灣校園政治案件、客家族群的政治案件等。

   邱教授因為修習政治學,也試圖將自己對於族群與文化的認知,融入在社會科學中,對他而言,客家同時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份,也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從國族到族群的議題往往有連動性,值得持續被廣為傳遞與研究,「臺灣主體性」與「客家主體性」應兼顧,推動客家族群發展的雙主軸論,同時強化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客家意識與客家認同。

   邱教授這樣描述他的歷程的,「長期在外面打仗,回頭才發現客家在台大的匱乏。」因而他協助成立台大國際客家學會、台大客家研究中心,並推動客家在台大的碩士班、博士班與大學部通識的課程建置。

   台灣客家運動何去何從?台大的族群意識為何?台灣的多元族群文化將如何被看見?邱教授期許台大應該是一個客家文化研究重鎮,連結台灣各個相關學校或文史工作者與團體,集結成國內外交流的平台,從客家學術文化到各國不同族群,透過傳統與創新,使台灣客家文化永續發展。「台灣客家人就是台灣人」,邱教授也期許客家能和其他族群攜手,共同走向世界。
與邱榮舉教授的合照
與邱榮舉教授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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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壢事件,發生在1977年桃園縣長選舉。中國國民黨作票,導致憤怒的群眾包圍警察局、並有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開槍的行為,此事件被認為是台灣街頭運動的起源、台灣人民第一次上街頭抗議選舉舞弊。
 
[2]義民中學案,發生於1951年桃園中壢的義民中學,官方名稱為「臺灣省工委會中壢支部姚錦等叛亂案」,為戰後臺灣十大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之一,且是著名的校園政治案件。
 
[3]基隆中學案,又名「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為1949~1950年的白色恐怖案件,籌組讀書會、建立基層組織、辦《光明報》。鍾浩東校長為台灣南部六堆客家人。
 
[4]胡海基為台灣苗栗客家菁英,日治時期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50年涉入臺灣省工委會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案,親友也多有受牽連,因此引發他於苗栗縣頭屋鄉私人捐獻建置「民主英烈公園」,紀念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5]此九位共同創辦人為:邱榮舉、胡鴻仁、梁景峰、戴興明、魏廷昱、黃安滄、林一雄、鍾春蘭、陳文和,皆為台灣客家青年。
 
[6]許信良在1977年參選桃園縣縣長時,發生中壢事件,在重新開票後當選,遭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之後他參加黨外運動,後來被迫流亡美國,美麗島事件後滯留美國,偷渡回台、以叛亂罪起訴、獲特赦出獄後,當選民主進步黨主席。
 
 
參考文獻

邱榮舉(2015),義民中學案與客家受難,重生與愛2: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 第二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頁99-122。

陳婕如(2018),中壢事件對桃園客家族群政治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取自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取自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6NCU05774011%22.&searchmode=basic。
 
陳婕如,2018,〈中壢事件對桃園客家族群政治發展之研究〉。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碩士論文。


【客家在台大】台大客家社:昔日榮光與現今營運?

 
◎黃奕儒 



       1991年3月20日,客家研究社(以下簡稱客家社)在台大校園中誕生。客家社剛創立時,從開設客家語課程、籌備數場客家講座,到發行社團刊物「台大客家」、舉辦「台灣文化週」,甚至舉辦客語演講比賽,皆吸引許多不同縣市的客家朋友來共襄盛舉。

       上述的活動能在草創階段的第一學期盛大、緊密地興辦,可以想見當時的客家社成員憑藉著強烈的認同感,努力拓展社團運作,並透過各種嘗試,希望能更深刻地介紹及推廣客家語言、歷史、民俗、音樂等文化,並期待從台大的客家人乃至於客家之友、全體學生,一直到與他校的串連、回饋到社會的深耕。

       爾後,經歷了行政院客委會以及客家電視台的設立,逐漸體制化的客家事務運作,台大客家社的發展也能逐漸茁壯嗎?還是逐漸隱身在校園中呢?而身為成員,自己對客家身份又有什麼想法呢?對此,我們採訪了三位曾任社長的賴佩暄、邱子軒與李沅臻,希望能更加理解客家社過往、現在與未來的可能性。


客家社的演變


       自國民政府來台,推行一系列國語政策,禁止日語、本土語言的使用,同時限制這些語言在電視節目、電影、廣播上出現,直至解嚴後仍礙於《廣播電視法》而不能開設本土語言的節目。因此,1988年12月28日林光華、邱榮舉、羅肇錦等人發動「還我母語運動」,要求開設本土語言節目、客家電視台等。在此之後,乘著母語運動的風潮,1990年6月,台大學生在校園中成立了「台語文社」,包括台語、客語,並在同年底,為專注於客家文化的研究與保存,開始籌備單獨成立社團的計畫。經過兩、三個月的奔走與募款,1991年3月,「客家研究社」正式從台語文社中的客語組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的社團。當時的社團運作乃以「母語復興運動」與「文化保存」作為目標,不僅開設海陸腔與四縣腔兩種不同的客語課程,更透過講座的形式討論「台灣族群的未來」、「台灣客家建築」、「台灣文化的影視表達」等關乎文化保存的議題。

       曾任客家社社長的賴佩暄提到,「早期還我母語運動的前輩比較偏向悲情訴求,但後來為了招募更多年輕新血,勢必就要調整社團運作方針。」在2000年代初期進入台大的佩暄,距離創社已經十餘年了,面對需要轉型的客家社,在參與客家社期間,她除了維持兩種腔調的客語課程外,還在小福廣場前舉辦客家週,並且準備客家特色美食,例如:菜包、粄等,吸引更多群眾的關注。

       同時,為配合政府補助政策的施行與民間社團的推動,客家社成員也延續歷年傳統,繼續參與客家電台的主持,更進一步組織「全國客家學生聯盟」,以及參與客委會舉辦的「夏耘—大專院校客家社團幹部訓練營」,進而與師大、政大、文化大學共同舉行聯合社課,包括客家影像記錄及客家史介紹等文化課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聯合社課及新生擺攤時,他們甚至邀請了山狗大樂團、謝宇威、劉劭希等客家歌手來表演。


客家社成員的身份認同


       在接觸客家族群時,不難發現:許多人都可能有客家血緣,但對這樣血統上的客家身份卻不一定有認同感,而身為客家社的一員、甚至是幹部,三位的客家認同從何開始,則引發了三人對於自身記憶的回溯。

       家鄉在新竹客家庄的佩暄,因為成長的過程長期浸淫在客家文化中,並不會特別認為「我是客家人」,而是到台北就讀大學時才感受到「原來我是少數的客家人」,易言之,當身邊的人同質性太高時,似乎無從感受自身的特殊性,直到換了環境才真正萌生「客家意識」。

        而作為土生土長台北人的子軒,儘管生長在客家家庭,過去卻不會說客語,直到「高中時聽交工樂隊、林生祥的音樂,大學接觸許多做鄉土議題的朋友,因此認為應該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份與語言」,才開始學習客語、接觸客家社。

       來自花蓮玉里的客家人沅臻則說,「家中只有外婆是客家人,但因為父系社會通常會以父親的身份認同為主,因此母親從小到大較常使用閩南話,直到我出生外婆才開始教我講客家話」,即便是會講客家話的他,也因為父親的關係,一開始只認為自己是hog loˋnginˇ[1],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族群認同與性別相互作用的過程。然而,也是到台北讀書後,他才開始漸漸思考「如果連我會講客家話都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那到底誰是客家人?」因此,他建構了客家與閩南的雙重身份認同。

       從中可以發現,三位客家社成員,雖然都具有客家血統,但並不是起初就有客家認同,而是在生命經驗中,因不同的機緣,而觸動對身份認同的思考,並進一步反思、確認或重新建構自身的認同。對此,沅臻也提到,「表弟的爸爸也是客家人,但表弟卻不會講客家話;就血統上,我的客家血緣比表弟還少,但我會講客家話,我也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因此他不禁開始反思「血緣真的重要嗎?血緣與認同基礎的關聯,中間又隱含了怎樣的認同樣態?」

       另一方面,本土語言的年長使用者,時常會認為當年輕世代若不再使用該本土語言就是數典忘祖、不配稱自己是客家人,這似乎是年輕世代時常會遭受到的指責,「其實很難認同太過本質論的中心主義」佩暄與子軒說。他們認為,若要有堅定的社會文化傳統浸潤,並且熟習客家語,才能稱作客家人,那其實只會導致在現代社會快速流動與變化中成長的年輕世代更加疏遠原本屬於生命中重要組成的身份認同,同時也更容易降低意願、屏棄客語的學習。

       語言、文化的流失正在發生,年長世代的焦急與氣惱實屬可預見的反應,但年輕時代對於身份認同的理解與建構,也不完全是由自身掌控或決定,更多的是社會變遷導致自身在社會中的角色與位置逐漸變化而來。因此,似乎更需要有穩健的系統或制度來鞏固客家文化,否則,「我爸∕媽是客家人,但我不會說客語」可能將成為年輕世代客家人的共通敘述句。「但他們沒有說自己是誰」,這無疑是身份認同中最殘酷的一環。


客家社的營運困難與世代間的傳承問題


       談到客家社的營運困難,三位社長都不諱言也一致地回答:人太少。「我在客家社時,台大校內會時常出現的大概15人,密集出現的則只有7、8人;聯合社課加上其他學校則大致25到30人左右。」佩暄說。而到近期的子軒、沅臻在任時,則幾乎都在5人以內,便只能依靠原先經營的社交圈充人數,但基本上漸漸只有社長在實質運作社團事務,在此條件下,很難如過往舉行眾多大型活動。

       造成客家社人數持續衰減的原因,除了因為族群色彩較濃烈的社團性質,會導致客家認同薄弱或不具客家認同的學生較無可能加入;同時也因為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辨識度不甚明顯,使得招生上很難與其餘客家學生有強烈的連結。此外,他們也認為招生失利跟客語的流失有極大的關聯,許多家長認為學習本土語言並無助於孩子的未來,反而極度重視外語的學習;而政府設置的「鄉土語言教學」制度,導致許多原先想要學習客語的小學生,因為不想要成為少數需特別離開教室至指定地點學習客語、跟同學分開而變成像是特立獨行的人,就這樣放棄學習客語。不好的族群語言學習經驗,也是讓他們長大後可能較無意願參加社團的主因。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現代的教育中,並未如過去重視母語教育,或是將本土文化落實於日常中,反而較以功利的評價方式來看待組成身份認同重要因素的語言,且教學資源的匱乏,不僅出現在國中、小,連台大的客語課程都無法提供足夠、穩定的語言教學資源[2]。語言與文化、認同的連結一直都在,客語的消失勢必會嚴重地影響客家文化的保存,如此的現象,更加彰顯「客家」作為一個本土語言、文化逐漸趨於弱勢。

       面對這樣的困境,佩暄認為家庭使用客語與否,是影響客語傳承的關鍵。針對語言政策,子軒則覺得對學齡兒童而言,獲得獎學金是一個蠻大的誘因,因此客語認證繼續保留獎學金制度較能激勵孩子學習客語;另一方面,為了激勵客家人乃至於大眾對客家文化的傳承,沅臻認為「提高客語的曝光度,大眾就會提升對客語的評價,因而可以促進客家人對於保存客家文化和客語的動力」,不管是透過戲劇、節目、電影、音樂等方式,相信都能更有效果地提升與構築對客家文化有良善評價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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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詳見前言〈客家在台大〉中對於該族群的稱呼。
[2]詳見另一篇〈台大客家人終於現身的少數場域之一:專訪初級臺灣客語課程羅濟立老師

【客家在台大】編輯的話

◎黃脩閔 


    身份認同往往是涉及一個人最深層的內裡,鑲嵌在日常生活裡,在最深處扎根,在不同時刻提醒著自己:你是什麼人?來自哪裡?裡面有故鄉、有族群,更有著家庭的牽絆與人際的連結。穿梭在不同年代間的故事,所謂的「客家人」其實有不同的意義。
 
    客家是什麼?在臺灣,客家除了作為語言的名稱,也是一個族群的名稱(施添福,2014)。「客家」一詞,最早曾帶有貶義,為廣東政府對移民的稱呼,在19世紀中葉後,經過傳教士的轉介,「客家」才在臺灣社會中逐漸變為中性化的稱謂(陳麗華,2011;施添福,2014)。

    如今,《客家基本法》中對於客家人的定義,則是「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其中,客家血緣指的是「父親或母親是客家人、祖父或祖母是客家人、外祖父或外祖母是客家人,或是祖先具有客家血緣」,有上述一項即具有客家血緣;客家淵源則是如「配偶是客家人」、「主要照顧者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工作關係會說客家話」 及「社交或學習會說客家話」等客家連結。擁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再加上自我認同為客家人,便符合現況對於「客家人」的定義。根據客委會於2017年公佈的「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目前符合該定義的客家人共有453.7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9.3%。


    台灣的四大族群,大致可以分為Tâi-uân-lâng(hog loˋnginˇ)[1]、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近年則有第五大族群—新住民族群的討論。客家人被稱作「隱形的族群」(葉德聖,2012),原因是:其既不屬於受到國家機器保護的外省文化與語言範疇,在本省人的範圍內,亦不若人數最多的Tâi-gí(hog loˋfa)[2]使用者,不似原住民所處絕對弱勢的位置,因此在政治代表上也不夠明顯,客家族群似乎難以從外觀上直接辨識出具體的差別、卻又隱約有著不同於大多數人的、不盡相同的關聯,以至於經常被忽略、隱形化。
 
    客家語言與文化流失不僅受到語言政策的影響,人數較少、聚落逐漸瓦解,使得客家走出農村聚落。在通婚、都市化的結果中,年輕一輩的客語能力大幅度下降。自1987年解嚴,民間力量湧現,臺灣的社會面貌開始邁向多元化的方向,族群認同與本土意識蓬勃發展。於是有了1987年《客家風雲雜誌》的創刊、1988年還我客家話運動(又稱還我母語運動)的示威遊行,客家運動的昂揚與其族群成員的認知建立過程,意即自我意識的培養,有相當程度之關係(葉德聖,2012)。

    客家運動,讓許多人開始重新反思自己的族群認同、提倡客家話可以在公開媒體中使用,並要求政府正視台灣客家族群的發展。經由多年的客家運動後,客家人的客家意識逐漸強化,客家社會的自我認同——客家權利意識和行動意識漸漸成形,新的客家人使客家的主體性逐漸確立(曾金玉,2000)。因此,對於許多客家朋友而言,「客家主體性」在1980年代後才逐漸形成。
 
    「客家在台大」專題,希望藉由台大客家人的訪談,理解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客家人,其族群意識與認同如何建立,又有怎樣的轉變。透過台大客家社歷任社長的訪談,帶我們望見那個年代的客家熱、客家社團的風起雲湧;專訪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邱榮舉老師的過程中,我們看見客家通識課程、客家研究在台大曾經的樣貌;在台大教授客語的羅濟立老師,長期對客家教學現場發展的觀察,也讓我們理解學客語的動機以及客家人的樣態;最後,將目光移到如今就讀台大的客家人,透過剖析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的身份、認同與語言,我們也了解到客家族群所面臨的挑戰與險峻的處境。
 
    台灣走過的歷史,曾是語言凋零的日子;從今天起,卻也可能是母語復甦的開始。作為一名客家人,意識到這是台大第二次以「台大客家」做為主題的刊物產出[3],希望本專題能回饋這個世代的台大客家人,所面臨的掙扎。或許我已經無法回到那個時代,但我願,在下一個世代中,那個時代的身影,仍能時常浮現,提醒著自己:我是什麼人、我擁有怎樣的認同,而在之中的每個人,真正願意填充客家實質內涵並建構屬於不同世代的記憶。
 
    客家在台大、台大有客家,但願台大始終是一個族群友善、所有人能在這邊盡情展現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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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族群名稱,有稱福佬人、河洛人、閩南人、學老人,不同名稱背後有其意識形態與操作空間,本專題選擇以拼音的方式呈現,Tâi-uân-lâng為此族群稱呼自己的方式;hog loˋnginˇ(四縣腔,亦有其他腔調含海陸、饒平、詔安、大埔腔)則為客家族群稱此族群的客語唸法。在提及受訪者的觀點、還原當時時空背景時,則以受訪者或該組織當時使用的詞彙。


[2]語言名稱,有稱台語、閩南語、福佬話、學老話,不同名稱背後有其意識形態與操作空間,本專題選擇以拼音的方式呈現,Tâi-gí為此族群稱呼自己的方式;hog loˋfa(四縣腔,亦有其他腔調含海陸、饒平、詔安、大埔腔)則為客家族群稱此族群的客語唸法。在提及受訪者的觀點、還原當時時空背景時,則以受訪者或該組織當時使用的詞彙。


[3]據台大客家研究中心創辦人邱榮舉教授的回憶,在台灣大學第一次以「台大客家」為主題作專訪者,為楊長鎮(現任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其台大朋友所共同撰寫的採訪文章,它刊登在《台大代聯會訊》(1988年春季)上,專訪當時台大文學院曾振名教授(開授「客家文化」課程)、法學院邱榮舉教授(客家風雲雜誌社社長)及政治學系三年級羅文嘉同學(現任民進黨秘書長)正準備競選台大學生會會長,距今已三十多年。


參考資料

施添福(2014)。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頁1-110。

陳麗華(2011)。談泛臺灣客家認同-1860-1980年代臺灣「客家」族群的塑造。臺大歷史學報,48,頁1-49。

曾金玉(2000)。台灣客家運動之研究(1987-2000)。(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86wtk5

葉德聖(2012)。臺灣客家運動之未來方程式:形成與發展(1987-2012)(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fqn24j



客家相關組織與學習資源

客家委員會:於 2001 年 6 月 14 日成立,從語言、文化、歷史、觀光各面向推動客家人客家事。
哈克網路學院:內有豐富的多媒體語言文化課程,亦有客語認證相關學習資源
客家電視台:於2003 年 7 月 1 日成立,以客語為主要使用語言,期許能復振並永續經營客語的使用與提高客語中少數腔調的露出。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台:成立於1994年,為全國第一家客家發聲的電台。
講客廣播電臺:成立於 2017年6月23日,第一個全國頻道之客家廣播電台。


【台大異議性社團】台大大學新聞社

 
◎許悅

  大新社全名為大學新聞社,創社於1957,早期以撰寫社論報導《大學新聞》為主,且積極參與社運抗爭。2000年左右大新社停止出刊,改以參與社運為社團重心,並有關注土地議題的傳統。因此,大新社後來較少稱呼自己為大學新聞社,改以大新社為全稱,以避免被外界認為是校園媒體的誤會。不過這幾年來大新社的主要倡議方式逐漸改變,不再以參與運動為核心,而是以社員關懷的議題為考量基礎來安排社團活動。

  大新社推動議題的方式因應外在政治環境而在不同時期有所改變,同時也是社員們持續思索、討論後的結果。前社長康寧提到,2017年以前大新社關注的議題以左派思想為核心,許多學長姐在畢業後進入工會、勞團,他們會回來社團傳承組織經驗,因此社團與校外組織關係十分密切。當時,學長姐鼓勵社員去特定議題「蹲點」,像是帶著學弟妹參加記者會、抗爭現場等等,或在寒暑假安排為期數天的訪調活動。「雖然學長姐不會直接說,但可以很明確感覺到他們是要把你培養成組織工作者」,康寧如此總結。

  這幾年大新社的倡議路線有了明顯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外部政治局勢改變:相較於國民黨執政時期,近年來的工運抗爭數量減少,每場運動的關注度也降低。另一方面,社員們各自對於組織運作懷有不同的想像,對於社團與校外組織的關係也有不同以往的期待。在釐清社員的需求後,社團擬定了新的運作模式,與校外組織的串連少上許多,也不再要求社員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而是鼓勵社員尋找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以此為主軸安排社課內容、舉辦講座。

  近年來,大新社每學期的社課內容都相當多元,沒有一貫的主軸。像是這學年因為社員大多對白色恐怖有興趣,又曾經一起在讀書會上討論讀本、認識相關主題的研究者,所以決定將整學年的社課主題定調為五零年代的學生抗爭史,並發展成「迎魂歸來:白色恐怖霜降七十週年」系列講座。之後社團就著手安排每次社課講題,並招募更多成員參與。

  迎魂歸來系列講座自2019年秋季開始,雖然工作人員多來自大新社,但大新社並不以社團名義主辦。現任社長林亮吟指出,這樣的安排是希望迎魂歸來的組織成員更加彈性,對白恐有興趣的人不一定要加入大新社,可以單純來聽講座或加入迎魂歸來團隊。大新社在其中主要負責行政端,現場執行端則交由外部人員處理。迎魂歸來講座廣受歡迎,實體講座的聽眾多達八、九十人,疫情管制後線上講座的聽眾更是增加到一百五十人左右。由於社課聽眾與社員的邊界模糊,有些上學期固定出席的聽眾在寒假開始投入社課籌備,逐漸成為大新社的一員。舉辦活動、吸引對社團關懷議題有興趣的社員參與,漸漸成為大新社招募社員的主要管道。

  目前固定出席大新社社課、參與活動規劃的社員約有十位,並以女性居多。這些社員分別來自法律、政治、歷史、社會、醫學、化工、農經等科系,涵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林亮吟提到,不少新社員是參加去年與師大合辦的白色恐怖讀書會後決定留下來,也有人是因為社團博覽會而認識大新社,或是來聽過幾次社課後決定入社。

  大新社作為歷史悠久的異議性社團,入社是否需要一定的知識門檻?林亮吟表示,其實不太需要,舉例來說,近期社課主題雖為近年來廣為討論的轉型正義,但大新社所討論的歷史敘事觀點與常見的主流敘事相當不同:側重在五零年代校園內的左派學生抵抗的歷史,希望能填補在主流敘事裡經常被忽略的視角與被簡化的情節。這些都是一般人在其他地方較少接觸到的討論,社員大部分都是從頭學起。

  另外林亮吟也觀察到,許多廣泛接觸議題學生在高中時就有相關經驗,他們之中不少人來自人社營、人社班,或是參與過三一八、反課綱。這些學生彼此之間在高中階段就形成了一定的社群連帶,上了大學後許多人便順理成章地進入學生會、系學會等組織,這些組織某種程度而言承襲了高中的人際網絡。大新社的社員大多不是從高中人社社群出身,科系組成與關懷面向都相當多元,社團也沒有一定要做什麼議題的包袱。康寧則認為,大新社為對議題有興趣的學生提供了發揮的空間,「如果你沒有資源、沒有人脈,那在這裡你可以做一些嘗試。」


【台大異議性社團】台大濁水溪社

 
◎歐陽玥

  「要關心臺灣的問題,卻不去了解她的歷史與文化,無疑是失根與漂流的。」打開濁水溪社的任何介面,這一段文字都會醒目地出現,向瀏覽著頁面的我們強烈傳達濁水溪社對於臺灣本土價值的在乎。濁水溪社最初成立於1987年,為台大第一個單一議題性學運社團,主要關注農民運動相關議題。經歷幾度沒落,2005年時,濁水溪社感於史明的靜坐抗議而復社,以「意識本土、關照社會」為宗旨,不再限於關注農運,從社會與人文關懷角度再出發,進行更多元的議題探討及倡議。至今發展成為一個臺派、獨派的異議性社團,社課討論的議題廣含勞工權益、環境權、性別、身心障礙者權利等等,更具多樣性。

  現況下濁水溪社的社員組成多元,現任社長王來政告訴我們,現在社員有來自於經濟學系、人類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等,並不再侷限於特定的學系或是學院。不過王來政社長特別提到,歷來皆有很大比例的社員是在高中時就具備參與社會運動、或是探討社會議題經驗的人,包括學生自治、人社營等等的組織成員。但當然也不乏沒有相關背景,僅因感興趣而加入的同學,比如王來政本人便是這樣的情況。他以穩重的語氣說:「其實只是希望可以關心社會議題,而這裡則是那一個給予相關機會與知識的地方。」

  如今的濁水溪社於台大中並不屬於一個大規模的社團,社團幹部僅有二人,而參加社課的人數大致落在個位數,但人數多寡並不影響濁社幹部對於準備社課認真負責的態度。濁水溪社每學期都會舉辦多次講座以及讀書會,邀請校內外的專業人士,比如高教工會的組織負責人、中研院的蕭育和博士等人,針對特定議題,以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方式給予分享或進行討論,盡可能讓每一位社員都能透過社課更深入的認識並瞭解議題。 除此之外,濁社也有走出校園的社團活動安排,王來政語帶遺憾地說,若非受疫情影響,原先計劃這學期會到三峽麥子園關注迫遷計畫並給予當地居民一些協助,或至少對過去曾受徵收的住戶進行一些訪調,留下資訊給現在需要的住戶。依此顯見,關於議題,濁社希望帶給社員不僅是遠遠的觀望,以學術角度深入研究議題,更包含了親身近視,實際走進議題發生的現場,更貼身的感受議題本身。

  關於社團的定位,王來政提到了中研院吳叡人研究員所定義的濁社——左獨。左,是推動弱勢議題;獨,是追求政治上的獨立。他直說,政治人物為追求政治上的獨立,先將弱勢議題放在一旁以免影響選情的作為,對左獨立場的他、或是濁社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會認為當一群人已經生活在困境之中,政治人物的理想憑什麼更重於這一群人的生活。左獨的立場是濁社的定位也是他們的核心價值。

  「加入濁社後,會發現自己在乎的議題並不真的有很多人在乎,因此要更加努力。」這是王來政在進入社團兩年後的感想,他認為很多的議題都缺少想要更加深入了解的人。這演變成為他認為現在的自己作為濁水溪社的社長所肩負的責任,至少培養出不僅是想認識,更要願意主動關心、主動推動議題活動,同時具備對議題充分理解的下一屆。他坦言,異議性社團向來存在興衰起伏。學運興盛的時候,也就是異議性社團蓬勃的時候,而此時大概算是學運風潮稍微平息,異議性社團的聲勢漸減的區間。因此縱使擔任社長一職承擔眾多壓力、維持社團運作及社課內容令他感到疲憊,他仍願意持續將自己的時間與心力大量投注於此。「前面的人們都撐過來了,我也應該撐得過去。」他堅定地道出這句話,就像是異議性社團的特質,不論主題是否改變,它始終擁有並堅持自己相信的那一份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