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快訊] 校長遴選公聽會落幕 人選下週截止收件




◎台大意識報



  今年六月臺大校方召開校務會議,通過楊泮池不續任校長的決議後,便開始一連串校長遴選的程序。在8月1日公告徵求接受推薦,預計於下週一(10月2日)截止收件。於上週和本週召開了三場公聽會,由於校長候選人尚未公布,這幾場公聽會並沒有具體對候選人的討論,而是讓參與的師生表達對新任校長的期望。



一、09/27(三) 醫學院場次公聽會:財務運用、大學法人化、向外延攬人才
  週三(9/27)在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召開的第二場公聽會,計有八位委員出席。除了委員會召集人、曾任臺大前校長(1993至2005年)的陳維昭作為主席外,出席的有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元大期貨總經理周筱玲、教育部前部長鄭瑞城、台大醫院院長何弘能、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台大森林系系主任袁孝維、以及學生會長林彥廷。
  在該場次中,有多位與會者皆提到財務運用的重要性。如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所長陳敏慧提到,臺大的新任校長人選會影響整間學校的走向,而校務基金應做更有效率的規劃。她也指出技術轉移的重要性,期待校內所做可以直接進到企業,透過產學合作帶動整個國家的進步。另一方面,藥學院院長沈麗娟也提到應促進永續基金的運用,經由投資所得利潤,讓基金「長大」,也方便向系友募款;同時,公共衛生學系教授季瑋珠表示,未來校長也應思考和調控學生配額,不應招收太多學生。
  而現場教授也提及對於大學法人化的期待,如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錢宗良教授提到,期待將來校長應加速大學法人化的進程,人事經費需鬆綁,且應適度授與行政權給副校長。
  最後,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金傳春指出,將來接任的校長有幾項重要的任務:一是面對各種利益衝突下如論文造假等價值問題,需要有理念的校長領導。二是期待能有良好的對待人才的態度,不能僅是看得獎紀錄和論文績效才提拔。三是希望新校長可以找到論文造假案的原因;金傳春認為,醫學院最大的問題在於盤根錯節太多,期許將來治理學校的人才能夠向外延攬,不要僅變成院與院之間的競爭。不僅要內部的人認為好,也要得到外部客觀的認可。


二、09/29總圖場次公聽會概況:學術倫理與遴選程序的檢討
  今日(9/29)在總圖舉辦的公聽會中,幾位參加的教授皆提到學術倫理的重要,如心理系的黃光國教授表示,台灣在學術標準上一直不清楚,「基本上像是美國的學術殖民地」,用收錄在SCI、SSCI的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數來計算研究點數,也因此有許多掛名現象,他認為應該要去特別檢驗校長候選人的論文發表是否有浮濫掛名。對此遴選委員鄭瑞城回應,今年有特別審查候選人在學術倫理的表現,也會向教育部跟科技部進行查證。另外,一些教授也希望遴選委員會能像國外大學的「search committee」一樣,主動尋找國內外的人才。鄭瑞城委員則回應遴選委員會的制度傾向「接受推薦」,若希望有主動尋找的功能,台大應該在校內修改遴選法規。
  物理系林敏聰教授提到,目前教職的薪水和自己十幾年前回國時一模一樣,學校對於歸國的年輕學者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薪水以及研究的經費。希望在經費的分配上,除了幾個居於領導地位的中心,也能夠多多投資年輕學者。
  問及審查候選人的標準,學生代表林彥廷認為,自己會以候選人如何面對與學生相關的議題切入,包括性別、勞動、永續、高教等,未來都可能就這些部分對校長候選人提問。而在回應現場提出對遴選制度的檢討意見上,林彥廷提及21席委員中僅有一位學生代表,難以去表達學生多元的聲音,是有點可惜和奇怪的制度設計。他也認為在此次遴選過程中,學校並未傾力投入,譬如說委員們沒有幕僚單位,也沒有經費對候選人進行更多訪調。林彥廷說希望能夠以線上、網路、視覺化的方式來公佈這些資訊,學校也應該舉辦除了制式流程外的活動來促進學生參與。


三、校長遴選下一步:十月初截止收件、十一月底召開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
  今日校長遴選委員表示從第一場公聽會開下來,開始感受到遴選過程的壓力。目前公聽會至此告一段落,待10月2日候選人推薦程序結束後,經過遴選委員的初步審核與面談,11月底將舉行治校理念說明會。接著由校務會議的推薦投票,最後遴選委員會將於明年1月5日選出校長。


  四年前校長遴選,乃是《大學法》和《臺灣大學組織章程》修法後,首次透過一階程序選出校長。關於上回的校長遴選,可以參考意識報於2013年製作的專題(https://goo.gl/11STRk)。本次除了校長遴選的工作進度外,關於校長遴選的審核程序、學生的意見如何在過程中充分反映,皆有可仔細討論之處。值得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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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委員名單:台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理學院院長劉緒宗、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台大醫院院長何弘能、台大森林系系主任袁孝維、台大資工系教授李琳山、台大法律系教授沈冠伶、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元大金控總經理周筱玲、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義、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黃鵬鵬、台大前校長陳維昭、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廣達電腦總經理梁次震、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興、中研院院士彭汪嘉康、台大註冊組主任洪泰雄、學生會長林彥廷、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德、教育部前部長鄭瑞城及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長鄭淑珍。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快訊] 田徑場外借損壞 體育室一問三不知




◎台大意識報

台大田徑場舉辦「中國新歌聲-上海臺北音樂節」封閉施工一週。禮拜二陸續有同學在台大學生交流版與PTT上發文,發現大型機具壓過跑道產生凹痕,一旁水泥地更出現明顯裂縫。台大學生會、學代會、校隊代表,以及台北市議員李慶鋒於今早九點舉行記者會,並要求台大體育室主任和台北市文化局文創發展科科長到場說明。

今年年初因舉行全大運,封閉田徑場半年、花了3700萬施工以達到「國家級標準田徑場地」,如今田徑場又要因為維修而封閉。足球校隊代表林謙表示,舞台架設所使用的木片將導致草地受力不均勻、產生坑洞,影響隊練習與比賽的安全性,妨礙校內大量體育課程進行和校隊練習,足球隊、橄欖球隊首當其衝,對田徑隊至關重要的跑道更遭嚴重破壞進而失去原有認證。

台大體育室於 8 / 8 就已審核、經體育室主任蓋章通過場地借用,但遲遲沒有通知學生,直到今天學校的場地借用系統仍然沒有這次活動的紀錄,甚至體育老師在上課時才發現田徑場無法使用。此外,場地的安全與品質維護也有很大疏失,如校隊代表強調,過去台大對場地維護的監督就十分隨便,時常在活動後,發現場地留有廢土、玻璃碎片、鐵絲鋼釘等危險物品,活動後場地的清潔也沒有確實執行,希望體育組未來好好負起場地維護的責任。


福利部長何蔚慈質問體育室主任,台大在體育場地的租借上有非常嚴格的限制,規定體育課的教學、校隊練習應該優先於其他活動,為何會違反法定的優先順位讓商業活動在學期間進行?場地核准的判斷標準到底是什麼?能不能完整地提出活動申請、與廠商溝通的流程中的各個時間點與大事記?針對以上質疑,體育室主任皆未回應和說明權衡標準,只說明是溝通疏失、願承擔一切行政責任。

李慶鋒議員強調,在學期間外借場地、損壞運動場是嚴重疏失,質問文化局在九月租借學校場地是否適當,文化局當初應該回覆主辦單位的場地申請「不宜」即可,並要求文化局與體育室必須對場地的損壞的維修負責到底和解釋決策過程與流程控管是否公開透明。文化局則回應不知主辦單位造成場地如此大的破壞,有其疏失。

林彥廷表示,跑道路面出現凹痕,結構已受到損壞
跑者經過時受力不均,有扭傷的風險

操場水泥地亦出現裂縫


面對種種荒謬,台大學生會長林彥廷戲稱此活動「中國新歌聲」應該更名為「中國不知道」,因為舉辦過程中有三個大大的問號:「師生完全不知道」、「校方居然不知道」、「文化局也不知道」。不僅師生臨時才得知場地無法使用,校方也不知道活動舉行會造成的場地損壞、租借過程中先借了場地才與廠商協調,文化局作為協辦單位也不清楚活動將於台大操場舉行和廠商施作的細節。另外,林彥廷也說在昨日學生會與學校開的協調會中,學校始終不願意說清楚出借場地的考量,只說是為了 65 萬元的場地費,對此學生會喊出口號「違法借場向錢看,全部台大說了算」。

最後台大學生會提出三點訴求:第一,校方、文化局、體育室必須說明場地租借到底是何時確定,為何無法事先與師生溝通;第二,主辦單位需依照所有國家級運動場地的保護方式,確保活動不會有進一步的破壞,並負起完全的賠償以及修護的責任;第三,未來類似活動皆須依據體育室的流程,而在審查程序中,應納入學生代表與校隊代表參與。


意識報也問到,未來維修的賠償責任是文化局還是主辦單位支付?文化局的科長表示,活動舉辦不一定會破壞場地,這次的疏失會責成幕婕塔公司回復原狀。

2017年9月9日 星期六

尋找李明哲:0909救援記者會


◎臺大意識報


  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國失蹤至今已經175天。台灣民間團體組成的救援大隊向聯合國申請強迫失蹤的緊急救援,於6月23日被受理。李淨瑜原定9月13日前往日內瓦開會,但兩天前接到通知李明哲已經認罪、審判將在9月11日進行,因此今早和救援大隊招開記者會。他們向陸委會申請入境中國,希望能抵達法院。有位自稱中國律師的人試圖聯絡李淨瑜,陸委會也希望李淨瑜和她聯絡,但李淨瑜並不願意,目前陸委會還無法確定是否有入境許可。


  他們昨天透過媒體得知,海基會和李明哲的媽媽突然要前往中國,並獲得了入境許可,救援大隊的邱伊翎不禁質疑,陸委會宣稱提供的協助是否是平等的協助?受李淨愉委託陪同的前民進黨委員王麗萍也補充,案發至今李媽媽都交給李淨瑜處理,昨天中午也曾和李媽媽連絡,李媽媽還是說讓媳婦處理就好。王麗萍說,明哲和淨瑜從大學時就是民進黨的青年軍,「彼冬就已經咧創政治,熟似到這馬已經二十幾冬」,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情感確實和李媽媽非常不同,案子一發生李媽媽就和淨瑜說,李明哲應該向祖國道歉認錯,但無論如何只希望順利把李明哲帶回來。


  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說,他們有聯絡中國的法院,越洋法院說這是公開的審判,但台灣人要旁聽需向國台辦申請,因此才請陸委會幫忙。陸委會認為核准的機率非常低,過去通常是國安單位或其他被指派的人才能旁聽類似的審判,這也是中國的維權律師接受審判的真實情況,至今陸委會也完全無法掌握家屬抵達後,陸委會或台灣的海基會在那邊能做什麼事情。


  蕭逸民也提到,對救援大隊、台灣人來講,這一次審判的被告不是李明哲,而是中國的政府和司法,如果李明哲真的被判有罪或當庭認罪,台灣第一個依中國「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的政治犯就要誕生。他也提醒在場媒體,台灣民眾可能要第一次接受「被認罪」的經驗,而在場媒體也都無法前往中國採訪,希望媒體屆時能不要只表面地報導「李明哲認罪了」。


以下是李淨瑜所提出的四點聲明:


1. 我們非常感謝過去半年來國人對李明哲的營救努力,我們也要感謝國際社會對李明哲的高度關切,這樣的現象已使李明哲案即將落幕,我由衷感謝。


2. 此時此刻,我也要懇求國人,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在法庭做出或說出某些難堪的言行,請國人體諒,那就是中國政府的拿手好戲「被認罪」而已。


3. 關於李明哲事件,過去半年來我已說清楚立場與原則。此刻我沒有新的補充。我去,不是要挑釁,也不是要去爭辯,而是要看到正義降臨,讓李明哲可以尊嚴、快速、平安地回到台灣。希望大家共同祝福李明哲平安歸來。

4. 很多好朋友都擔心我,擔心我到中國會像劉霞女士一樣被失蹤或淪為人質。倘若我真遭遇如此厄運,請大家不要營救我,我自有自處之道。請不必為我費神,浪費社會資源。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意識報094目錄




總編的話

◎ 凌心耕

論文造假後續追蹤——學術倫理與誠信制度性建置的反思

◎ 林博謙


◎ 凌心耕、羅宛庭、潘殿勛、袁紘禮

門檻與課程:關於英文學習的N種思考

意識報迎新資訊

意識報是一份臺大的校園刊物,每期20頁、發行量1500份。於臺大活大、總圖、誠品、唐山書店等報點供人免費取閱。包括校園議題、校園政策評論、社會議題、教育議題、臺大校史、人物專訪等。

稟持著批判反省的精神,懷抱著服務校園的熱忱,意識報從周遭的生活關心起,進而思考臺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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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臺大,兩種生活:孫嘉梁的故事

◎ 吳研嘉

  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對障礙者有什麼印象呢?是彩券店老闆、流動攤販、乞討者,還是天真無邪的喜憨兒,抑或是令人欽佩突破逆境、堅強向上的生命鬥士?其實,障礙者跟一般人一樣,有著形形色色的容貌及個性,散布在各個階層和職業裡。根據105學年度的最新統計顯示,臺大裡共有244位障礙學生,其中又以聽障、自閉症、肢障三類為最多[註一],事實上,每一類障別的同學入學後遇到的困難都不一樣,也會需要各式各樣不同程度的軟硬體支持,才能幫助他們更自在、輕鬆地參與在校園生活之中。

  或許你現在覺得這些事情和你無關,但請你一定要記得,學校裡有一群人,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和這些困難對抗。

上課 VS. 回家  一成不變的大學生活

  我是B88(學士班民國八十八年入學)的孫嘉梁,資工、數學雙學位畢業,現在是中研院數學所的助理研究學者。由於出生時醫生的醫療疏失,導致我腦部缺氧,因而罹患腦性麻痺[註二],造成肢體障礙及語言障礙。說起我的大學生活,真的很平淡,也蠻孤單的,因為家裡和捷運站之間沒有無障礙的行人通道,所以直到大三上學期,都是由媽媽接送我上下學,這種行動上的依賴,造成我無法自在地參與同學間的社交活動,也錯失許多擴大交友圈的機會。還記得大二上憲法的時候,有個女孩每週都主動幫我拿講義,可是我一直沒辦法跨過心理障礙開口跟她說謝謝,每次都只是不好意思的點點頭,到了期末還是沒能說上一句話,後來再遇見,她就坐在男生的後座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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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參加資源教室自強活動與媽媽合影(孫嘉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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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圖前拍的大學畢業照(孫嘉梁提供)

  大三下學期開始,我試著自己搭復康巴士上下學[註三],但必須提早五天前預約,而且很難更改行程,行動自由仍舊十分受限。於是,大四開始決定更進一步,自己開著代步車上捷運,雖然常常必須走在慢車道右側,或是跟在車屁股後面穿越馬路,不過這一點風險,完全比不上自主行動的美好,這時候的我,雖然行動上的自主性已經提高許多,卻沒有完全敞開心胸去認識朋友、體驗大學生活,當時常常會有的幾個感覺是,其他同學都已經屬於固定的社交圈 ,大四的我已經錯過交朋友(比如加入社團)的時機,也沒有其他面對面認識朋友的管道,再加上口語不清晰,害怕別人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時所產生的尷尬景況,只好消極地抑制自己主動去認識朋友的慾望,也沒有使用溝通輔具的想法[註四],這樣的消極心態,讓我對當時校園裡的物理性障礙,完全沒有意識。

美國,障礙者的天堂?

  研究所畢業後,我考上公費留學,到美國德州AUSTIN大學唸博士,大家都以為美國對障礙者很好,其實不全然是如此。像我當時所在的德州,對於障礙者自立生活投入的資源就很少,甚至不斷試圖刪減,而且我不是公民,很多公部門的協助資源根本都看得到吃不到。德州的大眾運輸又沒臺北方便,我的生活因而與父母綁得更緊,本來有導演要把我在美國的「美好生活」拍成紀錄片,結果事實讓他非常不知所措。後來,我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些臺灣障礙界的倡權人士,也加入了美國障礙者權益倡議組織 (ADAPT)在德州AUSTIN當地的分支[註五],常隨著他們到州議會「行動」(遊說或抗爭),那時候開始,也對障礙權益比較有敏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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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美國時,曾到華盛頓D.C參加ADAPT發起的倡議行動(孫嘉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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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畢業時,穿著博士袍拍照(孫嘉梁提供)

參加異議性社團  推動校園無障礙

  回臺灣後,我發現臺北的無障礙環境進步不少,除了騎樓整平的比例顯著提高之外,讓我受惠最多的改變是,羅斯福路因為有了公車專用道,而劃設了行人穿越道,讓我再也不需要在大學口隨著車陣穿越馬路進學校[註六]。但另一方面,某些身體功能卻也隨時間衰退了,我再沒有短距離行走的能力,因此對於環境無障礙的需求程度也提高了,現在我必須將代步車開進廁所才能解決內急,這時候,廁所門口的門檻就成為我解決生理需求的一大阻礙。一個門檻對一般人來說,根本不算什麼吧,但我卻常常因為這樣的事而失落,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才讓身體退步,也會對於持續參與社會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也是這個原因,讓我後來在推「臺大無障礙行動」時,首先著眼的是廁所無障礙的議題。

  參與障礙運動五年多以來,逐漸觀察到運動的侷限性,特別是在「障礙者為主體」的大原則下,難免會忽略這個運動與其他公民的連結,但是,看到近幾年來的許多實例(洪仲丘事件等),我認為若要讓某個運動對於國家政策產生重大改變,就必須捲動社會上各種身分的人,才能產生夠大的輿論,對政府施加夠強的壓力,而大學校園,在我看來,為障礙運動的壯大及障礙者受助形象的翻轉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土壤,因為大家可以為了單純的信念與熱血而投注非常多心力在一件事情上,現今臺灣障礙圈內奉為圭臬的「自立生活精神——反歧視反隔離」,就是誕生於美國大學校園之中[註七]

  剛好我工作之後有機會回學校參加一些異議性社團,也看見了各個運動場域與障礙運動對話的可能,於是我跟社團的同學們一起調查了校內無障礙廁所的設計、哪裡有門檻會阻礙行動輔具(輪椅、代步車等)的進出?在上學期末和校方溝通、交涉之後,我發現普通與新生兩大教學館,男生廁所入口門檻已經被拆除。除了廁所之外,我們也針對小福平臺前的階梯進行倡議,因為它是校園中對肢體障礙學生明顯的空間排除,另外,活大禮堂鮮為人知又缺乏標示的無障礙入口,也顯示了肢體障礙學生在校園中容易被忽視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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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福平臺實景/校園中各系、社團、友會的活動宣廣,常常都會選在這裡,肢體障礙學生卻只能望「階」興嘆(圖取自臺大法律系學生會部落格)

理想的無障礙校園樣貌

  我理想中的無障礙校園,必須讓各種身心狀態的人,都能夠自在地學習與生活,並獲得最大可能的自主性,除了物理空間的可及性之外,還包括資訊取得的便利性,例如點字教材的提供以及聾人文化的建立[註八]。在我的終極想像裡,甚至包括了完整的人力支持,讓最重度的障礙者也有機會體驗完整的大學生活——課業、社團、戀愛。

  這個目標很遠大,要一步一步慢慢來,所以我們希望,開學後能有更多同學加入推動的行列,你可能會問,「障礙」兩個字到底跟一般生有什麼關係呢?想想看,你扭到腳或是打球受傷、騎車摔倒的時候,是不是覺得生活上很多地方都要靠別人,很不方便呢?再者,每個人都會老,相信大家都不想要老了之後,過著沒尊嚴、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的日子吧?所以啊,障礙其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遙遠,甚至可以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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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資料來源:臺大學務處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網站,https://goo.gl/xVkZC2

[註二] 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簡稱C.P.,是以肢體運動功能障礙為主的多重性障礙,為一種非進行性的腦部病變,是大腦在發育未成熟前,因任何原因造成控制動作的某些腦細胞受到傷害或發生病變,所引起的運動機能障礙。有四種類型:痙攣型、徐動型、協調不良型、軟癱型。
本文主角屬第二類,特色是體型偏瘦、四肢或臉部會有一些不自主的跳動或緩慢的扭動。(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網站,https://goo.gl/EDF1Nd)

[註三] 復康巴士指的是載送身心障礙者的公共汽車(巴士)。與一般的巴士不同的是,復康巴士多加裝了方便身心障礙者上下車的輔助器材,例如輪椅升降機等。有些有固定的運行路線,也有些採預約制,點對點接送身心障礙者。(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goo.gl/UmHTDG )

[註四] 一般來說,口語是人們最有效的溝通方式,透過口語可以表達需求、情緒、想法及傳遞訊息,但有些人卻因為先天或後天的障礙,而無法有效的使用口語,因此需要透過外在的輔助工具來幫助他們達到溝通的目的,即為溝通輔具。(資料來源:https://goo.gl/mpkT9L )

[註五] ADAPT1983年在美國成立,是全國性、跨障別的基層障礙者社群,在各地組織障礙者進行非暴力倡議行動、公民不服從,期能使障礙者自主、自由地生活在社區之中,而不是被送進機構裡。(資料來源:National ADAPT Facebook,https://goo.gl/jZwyfp )

[註六] 大學口指的是現在的羅斯福路、新生南路交叉口,還沒有劃行人穿越道之前,那裡只有地下道。

[註七] 罹患小兒麻痺的愛德羅伯茲(Edward Verne Roberts, 1939-1999)就讀柏克萊大學時,與其他障礙學生共同籌組了倡議組織,積極向市政廳爭取權益。(資料來源: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網站,https://goo.gl/m7Bu1C )

[註八] 聾人文化:因聽力損失與語言障礙,只能透過視覺方式解讀生活事物,為了適應社會、克服困難,而發展出另一套非聲音主流的生活型態。其特性為:
(1)以手語為主要溝通語言(部份戴助聽器者,會接受讀唇訓練)。
(2)以視覺感官為主,發展出一套圖像化思考的模式。
(3)小團體聚集,以同是聽障族群者為主要生活圈。(資料來源: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網站,https://goo.gl/gtwZNt )

性別友善廁所介紹與台大的推行現況

◎黃怡菁

理念

  性別友善廁所又稱為「無性別廁所」,有別於傳統男女二分的廁所,是希望任何性別的人皆能舒適安心如廁的空間。現今歐美大學皆有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在北歐部分國家,性別友善廁所相當普及。除了直覺聯想到的跨性別者使用權益之外,性別友善廁所的受眾其實是更廣大的族群。例如:穿著打扮較為中性的人、cosplayers,或是照顧與自身生理性別不相同者(親子照顧、年長者照顧等)。在我們生活中,傳統二元劃分的廁所其實造成許多人的不便,「性別」其實僅是友善廁所的目的之一,更長遠的目標是希望任何人皆有自在的如廁空間。

  為了達到舒適自在的目的,性別友善廁所期望增加明亮度、隱私性、安全性,同時又希望淡化性別二分的狀況,使得性別友善廁所在設計上需要有諸多巧思。總體而言,性別友善廁所可以分為「分散式」與「集中式」兩類,前者與無障礙廁所相似,在同一廁間內具有多種便器、洗手台等,然而因為占地空間大、興建成本高,使用頻率較高的學校較難以改建成如此。後者為每個便器皆有隔間,但各廁間於同一廁所,多數為共享洗手台。完整隔間的狀況便能解決傳統男廁小便斗僅有隔板而產生隱私不足的問題。每個隔間會希望隔板隔至底,防止偷拍的情況,但可能造成通風不良,需要其他方式增加通風效果。此外,便器採用交叉安排而非同一區塊皆同一種便器,旁人較難分辨使用者進入哪個廁間,也較難以「男生用小便斗、女生用蹲坐式馬桶」的直覺反應要求他人。

推行現況

  2015年,師範大學、世新大學、成功大學等大專院校以及台北市部分區公所皆有性別友善廁所的建案,當時的學生會福利部、學術部、性工坊(學生會性別工作坊,簡稱性工坊)也希望能夠於臺大推行性別友善廁所,於該年底開始著手進行。原先與臺大性平會聯絡,但並未得到積極的回覆,時間緊迫的狀況下由學生主動和校規小組接洽,討論其中可能。以上幾所大學皆是單獨建案申請,然而臺大校內建物繁多,若逐一申請會造成程序上極大的麻煩,加上性別友善為上述幾個單位共同認可之價值,因此於2015年7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性別友善廁所正式納入校規,至那時起的新建案皆需要有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校級舊建物則建議每年改建一處,系所建物則因為所有權歸屬各系辦,加上此規定僅於校規層級而非國家法規層級,若強行推動會有極大的困難,因此採用鼓勵方式進行。

  上述的學生團體對於校級建物進行調查,最後統整出:第一活動中心、第二活動中心、博雅教學館、普通教學館、新生教學館、共同教學館為建議改建對象。當時活大有改建案的捐款,加上之夜活動使得禮堂旁男廁常有女生進入化妝的情況,使得活大禮堂旁的男廁成為第一改建處。然而活大旁原男廁基地狹小,對於改建性別友善廁所有相當大的困難,空間擁擠使得廁所難以達到舒適、安全。原先男廁有四個小便斗,為了避免大量減緩小便斗數量,因此仍保留兩個小便斗,成為現行的兩個小便斗、一個坐式馬桶、一個蹲式馬桶共四個廁間,傳統單扇拉門也因為空間考量而被捨棄,轉為採用雙扇推門。因應採光與安全性的考量,設計師於上方隔板加裝了T字型隔板以及燈光設計,讓偷拍者的動作變得明顯而易察覺,減少偷拍動機。經過四場工作坊及一場公聽會後,確認了活大性別友善廁所的規劃,並於2017年3月正式啟用。

未來方向

  經歷半學期的使用,性工坊於年底發布了問卷調查[註一],有將近半成的學生同意持續建置性別友善廁所。然而因為基地大小的原因,隱私性與安全性得到兩極性的答案,並且在更自在的題目中得到偏低的回覆。多數同學對於性別友善廁所除建築技術性的問題外,最多的反應仍是不習慣與異性共同如廁。在性別友善廁所仍不普遍的地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是否能達到原先舒適自在的目的?就文化層面而言,傳統二分的廁所於19世紀的英國出現,原先僅有白人男性能夠於公共場合如廁,工業化後女權提倡,以「保護女性」為由,才有女廁的誕生。任何制度的存在皆有其歷史脈絡,制度打破皆會經歷過渡期。性別友善廁所現階段即是過渡期,需要使用者的心態調整此制度才可能更加普遍。家中的廁所、部分連鎖餐廳、咖啡廳的廁所非男女二分,但大眾卻沒有激烈反對,可見大眾如廁的習慣是建構而來。當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越來越多,人們接觸到此廁所越頻繁更能習慣此存在。

  性工坊預計於下學期推動活大二樓女廁改建案,期望能夠緩和「性別友善廁所成為變向男廁」的疑慮。起初性工坊與總務處洽談的過程,總務處提及連無障礙廁所的國家法規落實皆有困難,更何況性別友善廁所的辦法僅停留於校規層次,無法強迫執行。原先希望總務處能夠給予性別友善廁所優先補助,但校方認為無法說服性別友善廁所優於其餘建案的理由,而僅能給予校規規定的三分之一補助。系所性別友善廁所的改建也僅能仰賴系辦或是系學會推動,校方或是學生會只能停留於輔助角色。

  性別友善廁所作為現今性別主流化之潮流,有持續推動之必要。然而要如何平衡大眾如廁習慣及性別友善觀念,為未來改建案需要努力的方向。臺大性別相關社團長期於性別議題深耕,性別友善廁所的建置作為一種實體有形的性別議題成效,對於臺大校園來說是意義上的里程碑。

[註一] 問卷連結:https://goo.gl/twTerd

門檻與課程:關於英文學習的N種思考

◎許毅全

  台大有沒有英檢門檻?和其他學校明定要考過英檢不同,台大規定英檢只是進階英語的修課和免修條件,換句話說,如果要免修進階英語,必需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是雅思、托福等測驗),但弔詭的是就算不想免修,仍然要先報考全民英檢中高級才能修課。

  多數時候,我們以為沒辦法通過英檢的人,大概都不負責任、對自己的課業不關心,然而他們可能真的認真準備考試,花幾千塊考了數次卻沒有通過,可能已經考上研究所,學術能力得到肯定,卻因門檻無法畢業。

  也因此意識報訪問了幾位因英檢門檻而困擾的學生,訪問內容除了英檢門檻(和進階英語)也包含大一英文,因為英語必修和英檢門檻都是政策要求學生必須達成的事情,並且也都和學生如何學習、面對英語有關。這些學生修大一英語的經驗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夠適應上課的方式,英語必修課的知識對他們也未必有用(已經學過或是生活中用不到)。如果英語的學習是多元的,單單一門課無法滿足所有人,一項英語考試又如何能對所有人都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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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02)

  剛進台大就聽說有英檢門檻,一開始覺得立意良善,但後來學長姐建議我們趕快考過,不然英文在上大學後會越來越爛,就覺得怎麼會是一個應付的東西?到現在覺得確實,英文門檻真的對沒有英文興趣的人來說是應付用的,英文好的人可能就覺得只是小測試。

  因為規劃讀系上研究所,本來考了兩次英檢沒過,打算直接修進階英語,但因為研究所也有英檢門檻,就在大四又多考兩次,也念的很認真,但還是沒過。那時就覺得努力根本沒用,也越來越討厭英文。而且通常英檢考完已經接近期中考,為了英檢狂唸英文沒太多時間準備期中考,期中考也就考爛了。英檢認真念沒過,期中考也考爛,令我很沮喪。之後越挑戰英檢就越不開心,現在看到英文就討厭。原本設門檻立意是要讓學生英文變好,卻演變成讓學生討厭英文,英文也很難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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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0)

  大一英文是上輔導課程(台大會將部分學測和指考成績後段的學生編入同一班),用全英文授課,內容非常簡單,但又因為全英文容易聽不懂。上課會讓大家練習對話,互相講起來都很勉強,效果不是很好。一直都知道有英檢門檻,但沒特別在意,到了大四考上研究所才開始準備,考了雅思跟英檢,雅思差0.5分沒過。雖然大四完的暑假去暑修進階英語,因為一些不去不行的外務沒過。大五的暑假也有暑修,內容都很簡單,只是覺得太沒意義很浪費時間,不小心又沒過。因為修課簡單,就沒有再想過要考英檢。

  進階英語會發一篇文章挖空,讓大家聽三遍來填空,中間跟組員討論,一小時就這樣過了。第二小時通常是小組用全英文報告指定的文章,報告的同學的英文也不是很好。老師教的沒有不好,但課程設計一開始就錯了,把大家的程度想得太差,教一些以前學過的東西,也沒有系統性,已經修到第三次,感覺都差不多,一直散亂的讀文章和練習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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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03)

  大一上和大一下的英文課是不同老師,大一上的教法是每週發一篇文章,針對文中單字文法的意思詢問同學,很像高中那樣,期末考填空還有聽寫。大一下的老師是翻轉教育支持者,同學要分組報告,一次報告兩堂課,第三堂課每個人自我介紹。大一去考英檢沒有特別準備,閱讀差兩分,大二太忙就沒有考,大三的時候買了一本題本,每週大概寫個三回吧,但還是沒過。還沒修進階英文,認識的人對進階英文的評價通常都是修了英文也不會變好,很浪費生命。目前因為大四有一天半的時間要實習,又要修進階英文的話選課很容易撞到,還蠻苦惱的。

  大一英文的教法我覺得偏向生活英文,對閱讀原文書沒有什麼幫助,準備英檢的練習更是跟學術專業上要用的英文一點關係也沒有。進階英文或大一英文這些課作為必修,會覺得是學校為了評鑑不得已的,如果真的要對將來想走學術、想出國的人有幫助,因為每個系需要的單字、寫作格式都不太一樣,應該是各系所要自己開設英文的課程。


進階(X)補救(O):進階英語的課程定位

  對許多學生來說,進階英語並不進階。如果進階英語真的比大一英文更「進階」,為什麼免修大一英文的條件(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比免修進階英文更難?

  探究進階英語出現的原由,2001年時任台大教務長的李嗣涔表示:「台大預計自九十一學年起實施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制度」[註一] ;台大也替全部的新生報考英檢[註二]。一位受訪的外文系老師也表示,是因為學校希望鼓勵學生修完大一英文即考取英檢,但外文系的老師們不希望大一英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學生通過英檢,因而進階英語的開課事務才會由共教中心承攬。老師直說,進階英語實際上正是補救英語。 

對英檢門檻的兩點爭議

英檢無法提升學習動機:從「確保」與「應付」詮釋英檢門檻對學生的效應

  在訪問中,學生認為準備英語門檻對自己沒有幫助,修補救課程也是在浪費時間。追根就抵,就是認為門檻只要通過就好,是拿來「應付」,而不是真正有幫助、為了自己而努力準備的東西。

  根據一些對英檢畢業門檻的研究,朱秀瑜(2009)發現英文畢業門檻對學生的影響很低,並且多為負面,他指出「相關的『利害關係』太低,以及門檻不符學生對英語之實際需求實為主因」。也有研究發現學生修完必修的英語補教課程後,都沒有再修任何英語課程(唐佳蓉,2011),而影響學生學習英語與參加檢定的動力,通常也不是因為英語畢業門檻(鍾佳蓁,2012)。

  考試引導進步為何在某些地方有用,放在英檢畢業門檻就沒用?一些支持英檢門檻的師長會說:「英檢只是『確保』學生的基本能力,對以後就業或出國都有幫助。」然而對學生來說,門檻是拿來「應付」用的。顯然「確保」與「應付」是政策制定者和學生對英檢門檻最根本的不同看法。

  所謂「確保」有兩個意涵,一個是用檢測證明能力,另一個是透過學習提升能力,在大學中,要提升能力通常是透過修課而非檢定,雖然修課也有考試,但修課更多是學生主動的選擇,且修課的預設仍然是學生在課程中獲得知識,考試是檢驗課堂上學習的成效,而不是平白無故要負起滿足一項測試的責任。補救課程雖然並非檢定,但因為修課前必須先考試,又是零學分的課,在學生認知裡更像是無法通過門檻的代價,不是主動的選擇。如果學校開設真正的「進階」英語,並且鼓勵學生在修課後考取英檢,對學生而言才會是比較對等的情況(事實上大一英文就類似這樣,多數人並沒有特別排斥)。

  英語檢定可說是為了快速辨別能力而誕生,在升學、留學或求職的場合中,考試能交換更好的未來,我們因此願意付出心力,這是當我們的未來道路都將在龐大而繁雜的評分體制中被決定(例如國中、高中的升學考試)而不得不做出的交換,對於預期自己還不需要英檢證書的人,考英檢除了達到學校規定之外,沒有其他重要的功能,最終就只會變成拿來「應付」的考試。

不獨尊英語,而是獨尊未必對學生有用的英語

  英檢門檻也反映出一套量化或標準化的思維,認為學生的能力能夠用一套客觀指標來衡量。在語言學習的基礎階段,如剛開始學第二外語時,確實可用制式方法衡量學習狀況,上課用固定教材,並有系統性和階段性的目標。但當語言脫離基本能力後,已經不再能簡單衡量,就像學測考中文作文和選擇題的分數,未必能夠判斷在日常生活中說話,或用中文寫學術文章的能力。

  英文到了大學,也進入類似階段,如同訪問中看到的大一英文,老師會使用時事相關或其他多樣化的教材,學生需要的英文也會因學科或生涯規劃有所不同。對一些台大學生來說,因為自己的成長環境,使用英語聽說讀寫已經很平常,但對另外一些人,英文只有閱讀的時候會用到,說和寫幾乎用不到,未來也不打算出國,確實沒有說與寫的需求。

  當學生認為自己並不需要英檢所對應的那種英語能力,學校往往會回答英語是世界性的語言,無論如何都會用到。確實英語有某種程度上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對一些學生來說,確實也需要較多英語學習資源,但我們不應該想像大家都需要同一種英語能力——學生真正需要的是更彈性、多元的英語課程,像是由系所自行開設的寫作課程(例如歷史系的史學英文寫作),或是寫作教育中心的職場英文、基礎英文寫作,如果想強化閱讀能力,也有英語的批判性閱讀課程。由這些課取代門檻,才真正的能對學生有幫助。

後記:政策的幽靈徘徊,學生做為主體的機會?

  在本文完成之際,我們訪問了教務長,面對進階英語未必適合所有學生,不如改用寫作中心或各系所開設的英語課程替代這個提議,教務長抱持相當開放的態度,覺得用一些全英語授課的課程來抵免也無不可,只不過因為進階英語修課人數不多(將近九成的學生免修),所以沒有將相關改革放在優先處理的項目。

  我們也和教務長聊到過去設置進階英語的目的,除了要提倡英檢,也是基於教育部的鼓勵和評鑑。教務長表示不太清楚最初設置辦法的理由,但對這項政策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與詮釋,對他來說,當大一英文慢慢轉向第二外語,進階英語應該是取代大一英文原先確保英語能力的功能,另外也是因為台大為了避免城鄉差距,沒有在入學時採計英聽,所以需要進階英語補強部分學生們的英聽。問到為什麼修完比較難的大一英文之後還要修比較簡單的進階英語,教務長也覺得這規定裡的邏輯不太順,有修正的空間。

  教務長唯一不能接受的說法,是為了「不要獨尊英語」而廢除進階英語,他認為英語還是國際化必要的語言。強調「台大不應該獨尊英語」,或是批評過去政策設立的考量已經消失,都不一定能說服當下影響政策的人們,不過面向未來,提出更多元、更適合學生的政策,仍然有許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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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在學四年內須通過中高級英檢 台大英語畢業門檻 從明年新鮮人實施〉( 2001-09-27/聯合報/6版/生活)

[註二]〈台大新生 集體英檢 通過才准畢業 逾三千七百人報名 交大也有千餘人參加〉(2003-04-22/聯合報/A10/綜合)

朱秀瑜(2009)。利害關係、需求與回沖效應:以台灣之大學英文畢業門檻為例(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

唐嘉蓉(2011)。英語畢業門檻考試對大學生英語學習的影響。外國語文研究,14,1-24。

鍾佳蓁(2012)。英語畢業門檻政策之回沖效應:以台灣之一所國立科技大學為例之個案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

校園勞動議題回顧

◎凌心耕、羅宛庭、潘殿勛、袁紘禮

  自去年七天假爭議爆發以來,勞動權益的相關討論便時常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勞權議題乍看離我們十分遙遠,實則不論是學校老師的傳道授業、家長的賺錢養家,還是家庭看護的雜物照顧,都是形式各異的勞動行為。作為一名大學生,小至打掃系館,大到校外打工,生活中也處處充滿值得討論的勞動議題。

  更重要的是,自同學們步出椰林大道,踏入勞動市場的那一刻起,這些關於工資、工時、職場環境等勞動條件,都將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生涯發展。包含我們有沒有時間陪伴親人、有沒有儲蓄可供支應、有沒有精力在下班後參與休閒活動。

  藉這次校園勞動議題回顧,我們採訪了一些校園勞動議題的倡議團體。文中將分別說明、分析他們參與的議題,以及他們的具體行動。盼能為「勞動」這個既親近又陌生的主題帶來不一樣的觀察與反思。



打工族/濁水溪社
羅宛庭

  濁水溪社(簡稱濁社)為台大校內眾多異議性社團之一,早期主要關注農民議題。隨著農民運動勢力漸衰以及社會對農業議題關注的減少而經歷短暫停頓,2005年復社後以「意識本土、觀照社會」為宗旨,嘗試由人文關懷角度切入台灣議題,強調瞭解完整的台灣歷史與爬梳文化脈絡之重要,並定期舉辦讀書會與講座。

  曾參與七天假倡議的濁社社長表示:砍國定假日看似對學生沒有影響,然即使是打工族,只要在國定假日加班,雇主便有義務支付雙倍薪資。因此對於打工的學生而言,減少國定假日意味著減少其薪資以及工作時數。不過當時的青年倡議者雖以邏輯推論,主張學生們會刻意選擇於國定假日排班以賺取更高的薪資,卻沒有實證數據支持這項論述。濁社認為,在缺乏對實際打工情況的理解下勢必難以繼續推行活動,因此決定對校園周邊打工樣態做更詳細的調查。參考東華、政大等校繪製的薪資地圖後,審慎設計問卷並製作台大自己的薪資地圖。

  調查項目共有六項指標,分別為:是否達到最低薪資133元、是否有投保勞保、是否提繳勞動退休金、是否給付加班費、國定假日是否給付雙倍薪、是否違法扣薪以及是否有薪資明細與工資清冊。依照合格項目數量評分店家,發現1~3分的店家有24家、4~5分為17家,僅有6家店完全符合勞工權益相關規範。

  問及未來將有什麼樣的後續行動,濁社表示將持續更新薪資地圖,也計畫與其他大學串聯製作一個涵蓋全台的大規模地圖。另外,濁社亦於今年七月將調查結果送交台北市政府勞動局,促成勞動局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就台大周邊商家進行全面勞檢。至於其他的勞權行動,濁社表示計畫將目標放在立院下個會期的一例一休修法,針對將受影響的項目展開調查。希望向立法者揭露勞工真實排班狀況後,能在勞動權益上促成一些改變。

 台大周邊薪資地圖:https://goo.gl/DuxSfe



服務學習/台大勞動工作坊
凌心耕

  服務學習課程於1998年推動,其設置目的在於「鼓勵學生投入服務工作,實踐服務學習的精神」,為全校大學部學生的畢業門檻,但不計入學分。課程內容又細分成服學一、服學二、服學三,三門課的內容依序為「維護環境整潔」、「校內外非專業性服務」、「與學系性質有關之專業性服務或學生社團之校外服務」,課程設計建議是建議三門課依序在大一、大二、大三修。一般而言,服學一較少選擇空間,只能打掃所屬學系的系館,服學二三則開放修習各學系、學生社團,或服學小組規劃的服務學習課程[註一]

  實行多年的服學制度飽受爭議[註二],最主要的批評在於服學一的「環境整潔」目標多淪為純粹打掃系館。這樣實行不僅悖離原先設定的「服務學習」精神,更變相讓學生成為系所免費的勞動力。透過服學門檻要求學生執行高度重複且枯燥的工作,以省下系所雇用清潔人員的費用[註三]。而這樣的制度安排,再加上許多系所「指派」、「監督」、「考核」的操作方式,使得在台大勞工坊進行的調查中[註四],有高達70.89%的填答同學認為服學一的學習程度極低,及49.27%的填答同學認為服學一的勞動程度極高,整體來說更有高達86.69%的填答學生對服學一持負面態度。

  針對服務學習的改革方向,學生會長林彥廷於競選期間提出「放寬服學限制」的系列政見,包含改為跨系選修、增加服務項目、服學一二三合併、調整課程意義等構想[註五]。台大勞工坊則提出了「勞動課」的構想,旨在肯定身體勞動的價值,力圖在服學改為選修的前提下,設計出「一套更完整且更具系統性的課程」。希望台大學生能夠透過勞動課接觸身體勞動的種種課題、培養對基層勞動的關懷[註六]

[註一] 關於服務學習的介紹,可參考台大服務學習網。http://service.osa.ntu.edu.tw/main.php
[註二] 關於服務學習諸多爭議,可以參考花火新聞的報導。https://sparks.ntustudents.org/4825/
[註三] 根據台大勞工坊的調查,從學生工作願意拿的薪水來看,服學一課程每小時平均幫學校省271.63元。goo.gl/Ca8rny
[註四] 完整調查報告:goo.gl/ibAZx8
[註五] 完整政見:goo.gl/zGV9FV
[註六] 完整文章:goo.gl/VWErYd




清潔工/政大種子社
潘殿勛

校園內的非典型勞動者 - 清潔工伯伯阿姨

  一般而言,典型勞動即是指傳統的正規雇傭關係。通常具有直接僱用(僱用勞動力者與使用勞動力者相同)、連續性工作(簽訂的契約屬不定期契約)、全職等特徵。相反的,只要不符合這些特性,即屬於非典型勞動此一大類。諸如定期性勞工(簽訂定期契約)、勞動派遣、業務外包、部分時間工作等皆屬於非典型勞動[註一]

  目前多數大學都將校園的清潔業務外包給校外的清潔公司,清潔公司再和校內的清潔人員簽訂定期契約,由簽約的清潔人員打掃校園。

清潔工的窮途

  2008年起長期關注校內清潔工權益的政大種子社發現,這群默默打理校容的清潔人員長期處於惡劣的勞動條件中,社團因而向校方及清潔公司抗議。歷經倒社與復社的波折之後,種子社在2013年因為一位清潔阿姨遭逢惡意解聘,再次開始了為清潔工發聲的漫漫抗爭。

  根據種子社的調查,清潔人員面對的惡劣處境諸如:簽訂違反勞基法的契約;換新約時被脅迫簽下自願離職書,使工作年資無法累積;雇主的惡意逼退以及無故解聘;部分清潔用品須自費負擔;不給加班費及國定假日的雙倍薪資;請病假或事假都需自費請人代班等等。

  經統計,政大的「宿舍只用了每人每日2.69塊錢的價格,要求清潔人員打掃56間廁所、處理260人每日飲食起居與盥洗間製造的垃圾。」[註二]種子社質疑,清潔公司僅僅是再次聘用校內既有的清潔工與監督人力,並未多付出任何成本,憑什麼能夠獲取一年幾百萬的利潤?而實際付出勞動力的清潔工只能領取微薄的薪資?

  另外,勞動意識的缺乏也限縮了爭取權益的可能:多數人並不了解身為勞工的具體權益,當然也無法意識到失去了多少權益;即使意識到權益遭到損害,處於低社經地位的勞工也難有資源及勇氣來對抗業主的剝削。

被壓迫者的矛與盾:種子社的行動

  除了替清潔工向政大、廠商抗議外,種子社還成立了「清潔工關懷小組」作為學生和總務處溝通的平台。平時也會開設給清潔工們的勞權講座,讓他們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法律保障的權利。

  另外,種子社認為,既然校方不可能將清潔業務外包的模式改成直接聘僱清潔工為校內工友,那麼或許可以讓清潔工們自己成為承包商。因此在2017年,種子社正式成立了一間勞動合作社[註三],希望能將校內的清潔工組織起來,並向學校承攬清潔業務,使利潤能直接回饋到清潔人員身上。

  但礙於營運法人組織的高成本,以及承攬業務所需的鉅額資金,勞動合作社仍處於發展初期。但種子社社長也表示,即使要花費五年十年,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與精力,就一定能夠完成。

[註一] 蔡志杰 (2014)。非典型僱傭關係與低薪社會。取自:bit.ly/2vDS8MO0
[註二] 政大種子社 (2017.07.01)。清潔工集體被自願離職,兩位阿姨工作不保。取自:goo.gl/LwTBXX
[註三] 合作社是屬以互助組織為基礎概念的一種法人機構,法源依據為合作社法。有生產、運銷、供給、利用、勞動、消費、公用、運輸、信用、保險等等大類。例如校園內常見的合作社即是屬於消費合作社。而勞動合作社則是提供勞作、技術性勞務或服務之業務。




兼任助理/台大工會
袁紘禮

  在校園內,有一群人默默支撐著學校內各系所、處室、研究機構的運作,他們是「兼任助理」。這群人主要是研究生或是大三大四生,而他們的業務也不盡相同。舉凡協助老師上課的教學助理、各系所實驗室的「助教」、在辦公室協助行政的兼職工讀生都在此範疇。看似複雜,但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勞僱型助理」與「獎助生」(舊稱為學習型助理)。[註一]

  這兩類的差別在於勞僱型助理是法律上的「勞工」,獎助生則否。若是勞工,即符合所謂的「僱傭關係」,受勞動基準法等法律的規範,薪資、工時、勞保、年資等都理當受到保障,若雇主提供的條件不符規定也能舉發;至於獎助生,因為不適用勞動法規,通常學校單位在開出職缺時即訂定好相關待遇。

  事實上,這兩類助理的工作差異並不大,例如同一個研究機構的同一計劃下,可能同時聘了勞僱型及獎助生兩種兼任助理,從事的工作份量相同,但是酬勞及待遇有差。在2015年教育部將兼任助理劃分為勞僱型及學習型時,即受到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及台大工會等團體的批評,因為這讓學校可用較差的待遇來聘僱,剝奪這些勞工應有的權利。勞權團體在過去幾年展開了一連串的資料蒐集、倡議、抗議,呼籲勞動部及教育部妥善處理,更參與政府舉辦的相關會議,期望兼任助理全面勞僱化。[註二] 2017年8月,教育部的新法公布實施,代表兼任助理勞權邁入了新的階段,成效則有待觀察。

  目前在台大校內,教學兼任助理已全屬於勞僱型,其他的助理則是兩種兼有,不過總體來說勞僱型助理的比例仍偏少數。無論是大學生想要找份穩定的兼差,還是碩士生為了學業需求而擔任各種助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因為不同的理由從事這份工作,認識兼任助理勞動權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註一] 教育部於2015年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簡稱〈處理原則〉),將兼任助理依「工作內容是否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劃分為勞僱型及學習型助理。教育部於2017年修正〈處理原則〉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將學習型助理改為獎助生,並明確定義不同類型獎助生的定義及學校應訂之相關程序,同時更規定獎助生其中一類「附服務負擔助學生」僅能由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來擔任。

[註二] 更詳盡的描述請參閱台大意識報第 92 刊〈學習與勞動的拉扯──學生助理勞動權益爭取運動〉。

總編的話

◎凌心耕

歡迎各位新生來到台灣大學。

台大,在許多意義上,是台灣升學體制的終點,有志者固然可以繼續深讀到研究所,但從台大畢業後,就不再存在一個受到廣泛社會的認可與讚頌,以全國統一的標準化測驗篩選成員的機構。相信許多台大人都有同樣的感受:考上台大的那一剎那,時間的推進已了無意義,因為我們達成了升學主義這嚴師對我們的終極要求。

  然而,即使我們想要永遠活在考上台大時的欣喜,時間依然務實地推進,如何過著理想的、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以及畢業後要如何就業、如何找到自己人生的熱忱、意義感,成為新的生活課題,籠罩在我們的一思一緒之上,再一次地(但是更大規模地),我們又從上一個生命階段的老練者,成為新一個生命階段的菜鳥。

  迎接各位的大學生活,正如許多師長或學長姐曾所說的,是個充滿自由、選擇,與啟發的環境,我們無意再次扮演權威的角色,自以為能夠指出哪條路是最正確、最有價值的,而是希望從一個經驗者的角度來提供新生一個我們認為極具意義的志向──參與和思考身邊的公共議題。

  作為學生,我們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校園與周遭,不論是教室、社辦、圖書館、周邊商家,而我們的日常生活──修課、社團運作、空間使用、日常消費、打工等,無一不受到各種看的見與看不見的人事物影響,如大學補助金額、教學總務處的施政、台灣整體的勞工處境等,這些影響也會彼此交纏:上一份薪水影響下一餐能不能吃好吃的、必修被當打亂了畢業的規劃、校園空間對身障生的排擠影響社團參與。

  參與身邊的公共事務,最直接的原因是為了爭取自己和眾人的權益,不過我們認為,在爭取的路途中有更多值得留意的事。探索公共議題、爬梳事件脈絡時,我們可以認知到政策、社會問題形成過程的權力關係、結構因素,進而從中找出自己作為台大學生的定位,我們的能力與限制。又更進一步地,當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與限制,以及社會上其他人的能力與限制如何與我們不同時,我們能夠關懷那些社會位置比我們差的人,從而紮實地形成一種社會責任的意識。

  關心身邊的公共事務並不是為了放在就業履歷上,它是一個志向、一個沒有終點的旅途,期望這本新生特刊能成為各位的一本指南,著手認識台大的校園勞動、性別友善廁所、障礙者、學術倫理、英檢畢業門檻、獨立書店營運等議題。也歡迎大家上台大意識報的粉專或部落格繼續追蹤,或是加入台大意識報,透過採訪、報導,一起來關心身邊的議題。

論文造假後續追蹤——學術倫理與誠信制度性建置的反思

◎林博謙

前情提要:

  2016年底,知名學界同儕審論平台PubPeer揭露郭明良教授研究團隊十餘年間有多篇論文造假。其中數篇論文的共同作者為校長楊泮池,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今年2、3月間台大和科技部公布調查結果,並針對涉案研究人員進行解聘、停止申請補助、停權等處置。楊泮池雖全身而退未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仍自請6月任期屆滿後不續任校長。台大更遭教育部扣減經費5400萬元。
  
  經歷此次風暴,台大行政單位召開公聽會提出建立學術倫理規章、改善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程序、設立誠信專責單位、加強誠信教育等多項構想。誠信辦公室更在6月底揭牌開幕。這些措施究竟是校方的虛應故事,還是台大做為研究型大學建立學術威信的契機?

造假原動力:產業趨勢與掛名文化

  台灣生技產業推動產業發展的方向由學研技術基礎研發為本,有成果後才進入商業化營運。在經費配置上,政府部門和高等教育部門遠高於企業部門,補助計畫也幾乎都以大專院校為目標單位[註一]。台灣生醫界由國家出資,學術界承擔研發重任的圖像相當清楚。組成「國家隊」集中資源研發的特性,和以藥品代工起家的韓國相當不同[註二]

  台灣學界發展相當重視量化指標。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在績效指標第一項便表明,要讓學研機構成為世界一流。一流的判準是在權威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數成為世界前10,或經世界大學排名或資料庫系統評比為世界前50。同文也肯定一期計畫造就各台灣大學排名的進步[註三]。這些由QS、時代雜誌或上海交大等組織做的排名,也相當重視研究點數和被引用數等數據。

  從台灣大學的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也可以發現,升等審查最關鍵的送審著作必須符合著作發表規範。而著作發表規範明定著作要被刊載在「SCI或SSCI所列學門期刊著作」[註四]。台大教師評鑑辦法和若干學校皆規定,助理教授8年內未升等副教授,將不再續聘[註五]。過往台大校內甚至有教學傑出,卻因研究點數不足而不續聘的案例[註六]

  由此可以看出,著作發表的點數不只是整個學術界競逐的目標,更是事關教授生死存亡的關鍵。這次風暴中出面指控的張正琪教授便直言,生醫界的掛名文化相當浮濫。楊泮池校長自臨床醫學所畢業至今共參與622篇學術著作,似乎也很難說每篇他都親力親為的參與[註七]

  當國家生醫界的未來與資源操之在學界之手,研究成果的發表又至關重要時,才催生此次論文造假事件。楊校長被嚴重質疑是否足夠擔當共同作者此事,也是掛名文化的縮影。學校企圖在校內建立學術倫理的專責單位或加強把關,是否忽略了業界和學界兩大趨力?

  社科院學代徐連毅認為結構上資源的重分配相當困難,校內能做的只有盡量減少造假的情況發生。學術上我們也應該放下與國際接軌的迷思,在學校及教師評鑑上採取多元化的判準,不再獨尊學術點數。校內如要新增規章,加強共同作者資格審查也有助於防弊。

處理流程檢討:研究倫理中心、教評會與特別委員會
研究倫理中心

  事件爆發前,台大研發處下便設有研究倫理中心,另外還有研究倫理諮議/評議委員會兩委員會運作。上述組織為常設組織,有常設委員甚至有詳細的審查流程,配合學校發展與各計劃的施行,收費進行監督。何以這些單位未能阻止此次事件發生?

  學代徐連毅認為台灣生醫學術界的權力結構相當特殊,教職外通常還有兼職。相比之下的其他學科,舉例而言,法律系和社會互動密切,少有法學教授兼任法官;但醫學院教授又是醫生者,數量卻相當龐大。學術和醫院業務一把抓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點數與金錢的權力過度集中。甚至可能同時掌握業務設定、發包和接收,把醫院的研究需求交給醫學院。又同時,生醫論文的作者數量龐大,容易有「搭便車」、又是球員兼裁判的情形下,監督就變得相當不容易。

  在學術研究日益專業化的現況下,倫理審查的門檻提高,變得容易受少數人左右,例如該專業領域的大老。他們可能會對自己或親近同儕有從寬審查的傾向。引進外人的觀點也許是可行的做法,不同系所的老師還是能就基本的責任歸屬或各學術研究間共通的部分做審查。這或許可以加強外部監督,改善權力結構現狀。

  郭明良造假案調查中,特別委員會在楊泮池的「共同作者資格」判定上不乏爭議。調查報告堅稱科技部對於共同作者認定語焉不詳的規範(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者)最適合作為判準,並認為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共同作者判定的四大標準過於極端[註八]。但也有不少反證指出ICMJE的審查標準才是國際通用,甚至是知名學術出版社Elsevier都採用更為嚴謹的標準[註九]。審查標準嚴重影響審議結果,台大校方採用語義不清的定義自然無法產出讓外界信服的結論。在盡為該領域專家的小組內加強外部監督,似乎有其必要性。

教評會

  台大既有的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程序為教師評審委員會受理後,案件所屬學院組成院級調查小組,結果呈報後教評會再依其審議處置[註十]。即便是學校未來在調查程序改革的構想中,也不排除繼續以教評會作為學術倫理案件審議的終點。然而,教評會主要審查業務為教師升等案或解聘、不續聘處置等。作為倫理審查單位真的適合嗎?

  教評會缺乏學生參與,學生甚至不能列席了解審查細節。學代徐連毅更指出升等案評估的標準高度量化,和不同學科關係的學術倫理審查性質大相逕庭。若專責機關成立後審查的最終決定權仍在教評會這邊,改革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特別委員會

  本次案件牽連甚廣,甚至涉及校長楊泮池。一位身兼台大龍頭、中研院士、生醫界巨星的重量級人物。台大開了先例成立特別委員會,協助檢視調查結果,並強調成員來自校外或具有相當地位以增加公信力[註十一]。學術倫理應加強日常的維持,特別審查不應該成為常態。高成本的組成也讓特別委員會大幅提升常設化的難度,顯非長久之計。

監督的艱難:學術倫理機關的想像

  今年3月,台大工會撰文批評楊校長在調查期間不肯放下龐大的學術與行政資源自願離職,將嚴重干擾調查的獨立性[註十二]。未來學校將陸續設立學術倫理委員會和誠信辦公室(已啟用)等單位,雖曰獨立行使職權,但在台大這個科層分明的行政組織中卻很難讓多數人相信其中立性。學代會議長陳品觀察到台大在系、院層級之上,並沒有事涉校長本人的處理章程。校內唯一高於校長的決策機構是校務會議,可是校務會議的主席又是校長。楊泮池遲遲不願停職,不讓台大行政事務停擺應該也是一重大考量。便宜行事的舊體制讓學校所有事務圍繞著少數人運行,在主事者停權甚至只是請假的時候卻產生整個學術機構癱瘓的風險。

  學代徐連毅認為這些監督單位不應該設在校級,應該要拉到院級或國家級的層次來設立。台灣因為長久的威權統治背景,導致我們對大學自治的要求相當高。但大學自治之於大學就如自由之於個人,並不能無限上綱。沒有學術倫理就沒有學術自由,當學術機構利用國家資源造假、侵害公益的時候,就應該受到外部一定的制衡。

  放眼國際,可以發現各國學術倫理專責單位設置於國家級層次者所在多有。日本在一連串學術倫理案件後,提高監督單位層次到文部科學省下設「關於研究活動之不正當行為之特別委員會」[註十三]。德國推動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單位——德國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經費由聯邦政府與邦政府提供,全國大學皆為其會員。1998年,DFG制訂了確保良好學術活動建議書(Vorschläge zur Sicherung guter wissenschaftlicher Praxis)要求全國大學建立內部學術倫理規範。更重要的是依據同書第16條設置監督委員會(Ombudsman),監督學術研究活動。監督委員會受理申訴後,送調查委員會做進一步判斷,最終裁決再交由總委員會層層把關[註十四]

  今年3月,科技部設立研究誠信辦公室,針對違反學術倫理的樣態進行蒐集、研究、分析,作為訂定違反研究誠信相關罰則與快速審查流程的依據。事實上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一直設有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甚至自民國88年至101年間共受理學術倫理案共98件,其中7件為造假案[註十五]。但仍然未能完全防堵學術倫理爭議案件的發生。科技部也許該針對既有的規章和學術產出程序做通盤檢討,加強審查密度。國家級監督機構不應該只限於科技部一個部會的層次,應該拉高到行政院的等級。誠然科技部乃國家研究補助的大宗,但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等部會也會和學界合作產出學術研究。這些部會迄今仍是學術倫理審查的死角,也讓部會之間缺乏與學界的協調。


研究倫理:日常教育與實踐

  近期設立的誠信辦公室身負幾項任務,其一便是加強學術倫理教育。實質作為是舉辦講座甚至要求所有研究人員(含研究生、計畫人員)完成共六小時的學術倫理課程,後者與現今的公務人員線上學習相當類似。這種急就章的、應急式的學術倫理補強,似乎顯現出台大對學術倫理教育想像的狹隘。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全國首屈一指的研究型大學,沒有辦法系統性的將學生培養成具誠信的學術工作者嗎?

  事實上,台大政治系、社會系、人類系、藥學系等等和不少研究所皆有開設研究方法的課程,甚至列為必修課程,揭櫫該學科的研究方法論與具體操作。學代徐連毅認為,這類課程應該落實到每個院系內,更應該在「研究要怎麼做?」之外一起教授「哪些行為在我們的學科領域內不被允許?」「哪些行為違反誠信?」。讓學生在學習方法的同時懂得不逾越研究誠信的分際,而非事後補救。

誰的台大?學生自治與公益

  這次造假案重創台灣與台大的研究聲譽,更實質造成台大5400萬的經費損失,影響全體同學。校內三萬多名學生雖多少有所耳聞,卻很難深入弄清複雜的學術倫理案件始末,遑論以學生立場監督並對校方高層課責。學生少數能仰賴的就是透過學生會、學代會、研協會等窗口來發聲。

  台大工會便曾批評台大學生自治參與者如研協會長吳昀慶等人未對台大做出自清的要求或批評,混淆楊校長本人的建樹與該負擔的責任[註十六]。學代徐連毅根據自身學生自治經驗指出,台大學生自治組織內部雖有類似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機制,對外(學校)卻還是必須組織成單一窗口。而近幾屆學生自治組織和學校的互動模式卻是以保持密切關係,減少溝通成本為主,爭權與監督批評反而是後順位的考量。例如學生自治團體可能願意幫學校盡量宣導新政策、在爭議產生時先以溫和的溝通因應,而不是主動設定議題要求學校積極改善校內各項問題,相對的學校則可能在各種活動行政上甚至經費上支援學生自治組織。這導致教授和行政人員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損及學生權益時(延伸閱讀:花火—台大行政會議決議:就算是跨性別者,每個人都僅能以「生理性別」劃分寢室),學生自治組織反抗的力量因為平常和校方的夥伴關係而縮減,學生難以真正成為學校的主體。

  學代會議長陳品的觀察略有不同,認為台大現有的學生自治團體並沒有特意體諒學校。只是現實上學生在校級會議或各個會議中出席或列席的佔比不高,例如校務會議就規定學生在成員組成中只佔10%,以策略考量來說溝通和合作會比對抗更有效。如果學生自治團體真的不為學生著想,被校方摸頭或做學校的傳聲筒,台大學生就應該且願意出聲批評學生自治代表。

  在這個議題討論上,研究生其實應該有更高的參與度和關注。他們較大學生多出三千人,無疑是學生組成上的大宗。再者,他們是台大學術產出的重要基層勞動力,更是台灣學術圈的未來,學術圈的聲譽和他們可說是密切相關。學代會議長陳品認為,研究生應該在根本上去質疑學校高度量化的升遷和資源分配標準。有制度面的檢討才能避免浮濫掛名,防止學術環境劣化,這次研協會的作為不夠積極。學代徐連毅表示,台大各研究所間缺乏互動,學生間不太熟識。學校宿舍建設又不足,研究生幾乎都必須外宿甚至住到市郊,以致研究生很難凝聚在一起,或關心研究分內之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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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經濟部(2016)。2016生技產業白皮書。P.129-163

[註二] 當年走錯路 5年被韓國反超。(2017年4月)。天下雜誌。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1858

[註三]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3年9月修正版)。P.7-8。

[註四] 國立臺灣大學辦理106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2016年11月30日修訂)

[註五]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師評鑑辦法。(2013年10月15日修訂)

[註六] 八年條款卡關 台大教學績優老師不被續聘。(2015年9月)。聯合報。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928/1204553

[註七] 張正琪獨家告白:生醫界很注重「靠行」,我跟到郭明良和楊泮池兩位很聰明的老師!(2017年4月)。信傳媒。取自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310

[註八] 國立臺灣大學(2017)。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倫理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2017 年 2 月23日)中譯版。

[註九] 徐連毅。給所有臺大人的一句話:校長學術倫理沉淪,你為何不憤怒?(2017年4月)。台大學生報花火。取自https://sparks.ntustudents.org/4762/

[註十] 國立臺灣大學聲明(106.02.24)

[註十一] 同註10。

[註十二] 臺大工會。大學自治,是理想還是遮羞布?──臺大工會對學生自治幹部的發言商榷。(2017年3月)。取自https://goo.gl/aPVxhs

[註十三] 湯德宗、謝銘洋、蔡明誠、黃銘傑、陳淳文、廖元豪(2007年)。學術倫理規範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 94-2420-H-001-022)P.98

[註十四] 同註13。P.122-132

[註十五] 國科會公布學術倫理規範。(2015年7月)。中華民國科技部。取自https://goo.gl/4eVNtY 

[註十六] 同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