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

[快訊]「台大人,爭勞權!」校內團體推動反勞基法修惡公投



前:台大研協會長王昱鈞 


◎凌心耕

民進黨2016年砍七天假,去年又修惡勞基法鬆綁七修一、工作間隔、特休時間,校內團體聯合成立「台大公投勞權陣線」推動校內同學參與公投連署,呼籲同學們為了自己未來的就業處境,阻止勞基法修惡。

台大研協會長王昱鈞表示,勞基法修惡不只影響學生未來就業,修惡的後果也已經進入校園,校內研究助理、職員損失七天國定假日,台大也以人事成本為由刪除寒暑假休假。鼓勵台大與各學校都應組織起來,廢除勞基惡法修法。

台大工會陳梁政說,台大校內職員薪資待遇不高,台大也沒有特別的職員福利,片面拿掉寒暑修、砍七天國定假日,提高了職員與學生的工作時數,與民進黨一開始的勞動政策相違反,對台大校方的做法予以譴責。陳呼籲台大學生站出來加入公投,捍衛已經逐漸下降的勞動條件。

台大新聞所學會學生表示,學生出了社會當勞工,要關注自身的勞動權益。以媒體業而言,媒體業老闆在勞基法修惡後試圖縮短休息間隔、連續上班十二天,希望學生們正視勞基法修惡的問題。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郭家緯說,要蒐集三十萬份公投聯署不容易。台大勞權公投的成立、蒐集公投聯署,需要有更多一般群眾的參與。可以與日前支持同志婚姻平權的公投發起人組成聯合陣線,有助於達到三十萬份的聯署。

台大公共事務研習社與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的許瑞福表示,作為助理和工程師,勞基法修惡的影響非常大。除了在青年諮詢委員會呼籲,希望透過公投能夠讓台大學生更專注勞基法的影響。

台大社會所李侑謙說,民進黨的修法,違反了當初承諾更好的勞動條件與薪資,走向了給了老闆更多的彈性、損害勞動權益的後果。這次的行動,是為了身邊的朋友們、生活中的各種勞動者,如上下學的公車司機、超市裡的服務員等,他們的生活處境因為勞基法修惡而變差。呼籲台大同學站出來,利用課餘時間參加連署,因為勞基法影響的是所有人的工作環境。

台大勞權公投陣線將於4/30舉辦校內勞權遊行,宣傳公投,並預計於6月底蒐集到5000份的連署書。想參加連署的同學可持續關注台大勞權公投陣線的粉專

台大勞權公投陣線參與團體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工會、臺大研究生協會、臺大新聞所所學會、臺大地理所所學會、臺大大陸社、大學新聞社、臺大公共事務研習社、臺大濁水溪社、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等團體。



台大工會陳梁政



台大新聞所學生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郭家緯



台大公共事務研習社許瑞福



台大社會所李侑謙



「台大生,爭勞權。要連署,挺複決!」

2018年3月25日 星期日

利益迴避、擱置動議與程序問題:論校務會議的討論品質

  
◎凌心耕、許毅全 

  綜觀本次臨時校務會議,依議程推進和討論品質可大致分三個期間:1.討論初期,正式進入議案前討論品質較高,2.進入議案後因擱置動議不得討論的提出而無法討論,3.最後兩案,因會議代表在事由說明後踴躍舉手發言,仍有一定的實質討論。

  第一階段,對於校長候選人和遴選委員是否利益迴避,有較廣泛的討論與決議。第一案(成立調查小組)討論時,一方面人事室、學術倫理委員會、秘書室的報告提供許多討論題材,另一方面會議才剛開始,討論過程中包含學生代表童昱文、農經系官俊榮、政治系陳淳文也都有許多發言。其中,陳淳文的發言是整場會議的關鍵,從憲法角度,他主張遴選委員會決議結果不能被大學與教育部干涉[1]。

  陳淳文發言之長,也導致郭大維被質疑未維護會議秩序中,發言以三分鐘為限之規則。隨後,物理系張顏暉認為任何爭議應在選舉結束後進行調查,否則會傷害選舉公信力,提出退回提案。學生代表鄭景平提出秩序問題,表示沒有退回提案的選項,只有擱置動議且不得討論,張顏暉於是更改提案為擱置動議。此時便開始進入討論的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議案提出後就屢屢被張顏暉提出擱置動議,由於擱置動議不得討論,第二案修訂遴選規章、第三案選舉無效皆無法獲得充分討論。在此階段,學生代表周安履、鄭景平頻繁針對程序提出異議,他們提出「表決採記名表決」、「凍結發言時間限制」兩案,提案與表決過程都能聽到他們喊「秩序問題」、「主席我要申訴」。此階段主要發言的代表為張顏輝、鄭景平、周安履三人,討論內容多為議事程序而非議案實質問題,在此階段議事規則的大量使用,有別於平常校務會議的討論方式,對許多校務會議代表而言相當少見,更無助於共識的取得。

  第三階段,進入到第四案(提供資料與報告案),為了避免張顏暉的擱置動議導致無法討論,在說明完案由後,包括張在內的多位校務會議代表皆舉手,以獲得發言機會。郭大維採取「先讓舉手者發言完畢,再進行擱置動議表決」的方式,雖無法進行第二次發言,但包含學生代表李柏寬、牙醫所陳敏慧、生農院袁孝維、國發所劉靜怡都有機會發言。第五案學術倫理案,或許學術倫理價值在教授們心中,比遴選過程的爭議更為熟悉,張顏暉並沒有馬上提出擱置動議,包括經濟系鄭秀玲、音樂所沈冬、歷史系楊肅献、語言所江文瑜、生農院官俊榮以及土木系的老師皆有機會發言,並對學術倫理有一定程度的討論來回,但最後擱置動議仍然通過。

  從討論品質的三階段總評此次校務會議。第一,部分學生代表對於遵守會議程序的堅持,一定程度剝奪了教師們對議案充分討論的機會,尤其在「擱置動議不得討論」的強調上,原先張顏輝並不了解議事規則,學生代表要求擱置動議不得討論,卻導致了其後幾案的進行模式:提案說明──擱置動議──表決。第二,雖然會議代表有許多豐富的發言,不同發言在促進討論深度的貢獻有限,有些言論偏離主題。例如,官俊榮教授在第五案學倫案的討論中,表示如果郭大維日後被告,自己願意擔任證人,就屢屢遭到歷史系楊肅献與郭大維提醒其偏題。第三,部分會議代表在討論議案上,對於「議案討論」本身採取迴避的態度,如音樂所沈冬認為各爭議已經到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狀態,訴求為避免校務延宕應盡快讓新校長上任;生農院袁孝維也同樣說各類指控為「莫須有」,並建議會議代表去查看管中閔的政見。

  此次校長遴選爭議不斷,我們期待校務會議能夠正面處理爭議,卻因為種種因素導致學術倫理、違法兼職、實質問題無法獲得討論。

會議速記:https://goo.gl/SLE6oJ

[1]陳淳文指出遴選委員會為教育部和大學共同組成,基於大學自治和教育部對大學的國家監督權,若無明顯瑕疵兩方都無法對其干涉。一方面教育部得以指派三位遴選委員,代表大學遴選結果是兩方共同做成,大學不得單方面違反,有爭議應由法院解決,另一方面依大學法的體系解釋來看,私立大學校長之任命是遴選後由教育部「核准聘任」之,公立學校則是遴選後由教育部「聘任」之,教育部並沒有裁量公立大學校長遴選結果的餘地。

【意識公告】
本報今早發布的文章〈行政干擾從沒少:程序委員會如何在臨時校務會議招開的過程百般阻撓〉因成員參與校務會議較為忙亂及編務上的疏忽,導致粉專上稿前未經編輯審閱便刊登記者的撰文,經內部討論後認為未適當把關快訊品質,故刪除文章並向意識報記者、分享貼文的用戶與支持我們的讀者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

台大意識報 編輯群 敬上

2018年3月16日 星期五

為什麼要「搶救俞大維故居」?——保存俞大維故居的價值與衝突



俞大維部長和年輕的前台大圖書館館長林光美(出自 臉書粉專《搶救俞大維故居》)

◎鄭琇文


位於國立臺灣大學近新生南路一側,有一日式建築群遍佈溫羅汀街區[1],這是1928年國立臺灣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在日治時代被稱為「大學宅地」,當時匯聚了許多知識份子與學生在此講學授課,這裡也是影響日後臺灣自由民主發展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俞大維故居古蹟提報案

溫羅汀現存為人所知的市定古蹟有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故居[2],以及臺灣第一所具有藝文沙龍色彩的人文茶館「紫藤廬」[3],給予黨外運動時期許多失意文人批判與交流思想的場所,至於此次備受爭議的溫州街22巷4號,則是前國防部部長俞大維曾居住過的屋舍,是其胞姊前臺大校長傅斯年教授遺孀,俞大綵教授的教師宿舍[4]。

2008年,這兩棟臺灣大學木造宿舍及三棟35年以上四層樓公寓,因日漸老舊頹圮,多面臨管線老舊損壞、漏水等問題,亟待解決,因此其中四樓公寓住戶在因緣際會下找到都市更新開發顧問丹棠機構,諮詢辦理都更的可行性。丹棠機構在經過整體評估後,建議應與西側臺大舊校舍合併更新,以補足面積過小,無法單獨更新的困境,住戶們經過一番協調後,終於在2012年底取得100%地主的同意,預計建設為一地面上12層鋼筋混凝土的住宅大樓[5]。

2017年,一群愛好文化資產的人們,注意到這棟即將被拆除的溫州街22巷4號之日式建築,也就是日後被稱之為「俞大維故居」的房舍,這場文資保存戰於是揭開序幕。最初,是提報人陳勤忠建築師一次在工作室附近散步,路經俞大維故居,看見有人正在丈量建築,就隨口一問,沒想到他的好奇心使然,在回去爬梳了大量相關的史料後,他認為這棟建築背後極具值得保存的價值,因此他找了朋友們,從此跳入這起推動文資保存案的行列。其實這個要保衛俞大維故居的「文資團體」,並不算龐大,加上領頭提報的陳勤忠建築師,一共只有四個人,但他們在2017年7月5日向臺北市政府提出市定古蹟申請,就此打住了這區前後已規劃了十年的都更案。


溫州街22巷4號「俞大維故居」空照圖。(出自 臉書粉專《搶救俞大維故居》)

溫州街22巷4號內的歷代住民

「文資團體」的第二人,是一位管理梁實秋故居的藝術家「玩子」。這天,我們來訪隱身於師大巷弄的梁實秋故居,其建築亦是日據時期的高等官舍之一,外觀低調典雅,容易讓人一不注意就因兩旁的樹叢而忽略了建築的存在。梁實秋故居曾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教授宿舍,後來由師大進行修復與保存,是一棟當時流行的和洋折衷建築,展示了許多梁實秋先生生平的故事及相片。

我們坐在屋內最裡頭的和室,桌上滿是玩子準備的小點心,她一面泡茶,一面介紹陳勤忠建築師予我們認識。陳勤忠建築師一直以來都是在做古蹟保存的工作,但主動提市定古蹟申請倒是頭一回,他笑著說:「當時看到了『俞大維故居』時,便回去研究了一番,發現這個房子實在是太有意思了,如果你讀完這個房子的故事,你其實就讀完一部臺灣的近代史。」

這棟稱之為俞大維故居的日式建築,前後住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長世良壽男、臺大外文系教授俞大綵、臺大農經系許文富教授,以及俞大綵的兄長俞大維及弟弟俞大綱。1949年,正值國共內戰,傅斯年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當時他提倡學術自由樹立學風,極力向政府爭取資源建設興學,但不幸在隔年年底於臺灣省議會答覆質詢時,當場腦溢血過世,其遺孀俞大綵教授後自福州街的校長宿舍,遷居至溫州街22巷4號。

俞大綵的兄長俞大維隨著國民政府來臺,雖兩度被蔣介石任命為國防部長,有部長宿舍可宿,但體念國庫空虛,一直借宿在妹妹俞大綵的居所,直至1981年移居至新生南路公家宿舍前,共居了三十餘個年頭。

俞大維是清末自強運動名臣曾國藩的外孫,他天資聰穎,21歲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24歲取得獎學金並偕「四大史學家」之一的陳寅恪至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取得柏林大學哲學及數理邏輯學博士,後又赴德學習彈道、兵工、參謀及軍事,抗日期間被派任工署長,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1946年俞大維接任交通部長,以科學管理恢復了戰後的交通及郵政的改革,並在二戰後擔任美國調停國共和談三人小組的國民政府代表之一,協助國共停戰談判及蔣中正的參謀、翻譯與聯絡。他也因此在參與1958年八二三砲戰時,負責與美交涉協防金馬,爭取供應新型戰機、八吋榴砲與驅逐艦,致使戰局終至勝利,也宣告了臺海危機的暫除。

另外,俞大維的弟弟俞大綱亦暫居過溫州街22巷4號一段時日。俞大綱曾就讀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是史學家陳寅恪的學生,後與姚一葦與李曼瑰三人共同主持六、七零年代的文化學院藝研所戲劇組,開啟了臺灣劇場教育史上的全盛時期,因此俞大綱獲得「臺灣文藝精神導師」,以及「戲曲現代化的先驅」等美譽[6]。

1970年代,俞大綱引領一批臺北文藝青年講述中國文化和臺灣本土文學藝術,除了在他館前路的辦公室與林懷民、蔣勳、施叔青、奚松、三毛、張曉風、余光中、楊英風等人關懷臺灣的藝文發展,也在溫州街22巷4號帶學生領略上下古今淵博的知識,每逢假日俞府便高朋滿座,俞大維與俞大綱兩兄弟昔日的老部下、文化界、戲劇界人士皆前來聚會,是六七零年代臺灣少見的文化沙龍。[7]被譽為「鄉土主義者」的俞大綱認為:「一切文化活力都來自鄉土,鄉土影響了正統文化、正統文化又影響了鄉土,如此反覆、循環,而形成了文化史。」[8]

集臺灣舞蹈、電影、文學、音樂為一身的俞大綱,也對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有很深刻的影響,林懷民曾說:「當年要不是跟隨俞大綱先生,自己充其量只是個跳舞的人;如果沒有平劇養身,雲門舞集什麼都不是!充其量只是美國現代舞的翻版。」林懷民曾在創辦雲門初年,因不勝負荷,想要停辦雲門舞集,被俞大綱制止,因此林懷民在俞大綱去世後總說,沒有俞大綱就沒有現在的雲門舞集[9],他也在此次搶救俞大維故居案公開表示支持保存。


(右起)俞大維、俞大綵及俞大綱三人合影,身後懸掛傅斯年的照片。(出自 《一代國士——俞大維為》)

在俞大綵後居住於此的,是被尊稱為「農業界泰斗」的臺大農經系許文富名譽教授。許文富教授亦是影響臺灣農業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曾在學界推動農產品交易辦法,建立我國現代農業產銷制度,同時推廣小農經濟,帶領臺灣農業發展的新方向,同時他也是臺大重要的行政長官,協助校務發展。在許文富教授過世後,其遺孀目前仍舊居住於溫州街22巷4號內[10]。

怎麼看待俞大維故居的保存

去年九月,溫州街22巷4號,又稱「俞大維故居」,曾被附近民眾爆料臺大請吊車移樹,疑似違法偷拆, 但據臺大說法是許文富的家屬要求樹木搬遷[11],才會造成此事。然而許文富的家屬表示當時已接獲九月前必須遷出以進行都市更新的通知[12],但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卻尚未審議此案[13]。

況且,臺北市文化局7月24日第一次會勘時,明顯地展現出無意保存的態度,由於臺大當天不願讓文資委員進入屋內會勘,僅能站在門外的委員直接決議不列冊追蹤,因此陳勤忠建築師一方面呼籲臺北市政府與臺大,應更加審慎評估其古蹟人文及建築價值,亦到處找知名藝文界人物連署,共有一百多位名人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夠撇除帶有政治色彩的負面形象,不因政界介入而成為炒作題材,喚醒社會對俞大維故居的注意。

即便有不少人曾居住過溫州街22巷4號,但陳勤忠建築師認為此地以紀念俞大維最為合適。首先,俞大維的居住時間最久,共三十出餘個年頭;其次,他本身的關係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居住者而言是較顯著的,唯有他的代表性在各個居住者中能夠到達「城市」、甚至是「國家」的層次,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與國際事務、國防相關的人士;最後,他本身與當地的連結也是深厚的。

俞大維部下羅順德將軍說到,他先前有次欲探訪俞大維,便搭乘計程車前往,計程車司機一聽到羅將軍要至溫州街22巷4號,就表示說他知道那是俞大維的居所,希望能讓他順道見俞大維一面且不收車費,原來那位計程車司機是俞大維先前戰時帶的士兵,很感念他的功績,一直希望能夠當面感謝他。

實質上附近的居民都知道溫州街22巷4號就是俞大維的住所,雖然以他的身份而言,與一般社會大眾接觸的機會不多。童時在附近街區長大的劉墉,卻曾寫到「左對門住了位臺大農學院的院長……,他家再過去,則是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官邸,四周圍住著一群星星,黑頭車過,好多孩子會追在後面聞汽油味。」[14]

可見實際上,這些劉墉口中的「星星」們,還是深深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俞大維一生中無數的戰績及政績讓他獲頒多枚勳章,甚至擁有能夠換一條人命的免死勳章「青天白日勳章」,以及全世界只有五枚的「國光勳章」[15]。然而他永遠只配戴一枚小小的復興榮譽紀念章,根據羅順德將軍所言,俞大維認為凡是士兵得不到的勳章他不戴,因為他認為不論何種勳章都是士兵們用血用生命換來的,由此可知他體恤兵將的情操,何以讓百姓都感念欽服。

關於保存俞大維故居的衝突


關於如何保存俞大維故居,亦有人提出異地保存的做法,將建築本身遷至其他地點再做修復保存的動作,一方面也是化解與期望能都更的居民的衝突。然而陳勤忠建築師與玩子皆認為古蹟建築與當地的歷史軌跡密不可分,雖然俞大維故居目前已不是最原先的模樣,由於當時空間不足的關係,陸續有加蓋與修復的部分,但他們表示由於建築是文化的載體,建築不只是空間,中間的種種改變亦是生活的軌跡,時間感在過程中被保存下來,得以展現城市的紋理和文化脈絡,也反映了在地的社區氣質。

若是異地保存,建築物的實體及其文化就會產生斷裂,但實際上兩者應是綿密且無法分離的。不過他們也表示希望以盡可能保存為前提,如果萬不得已,才會去考量異地保存的作法,這正是考驗都市發展與文資保存的矛盾面,亦反映社會的價值權衡與選擇。

然而俞大維故居的保存除了影響到此區塊的建物更新外,也會影響到臺大原先預計增建的教師宿舍。本來俞大維故居改建後,臺大會新建34戶教師宿舍,提供給已在等待的兩百多位教師,此舉也確實會影響臺大招聘新任教師的狀況,臺大總務長王根樹教授表示,臺大一定會尊重文化資產的保存,並沒有外界說的利益問題。


2018年1月15日101次文資審議決議指定溫州街22巷4號「俞大維故居」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圖為審議當天文資團體及聲援民眾。(出自 臉書粉專《搶救俞大維故居)


陳勤忠建築師則認為資源永遠沒有滿足的一天,就像都市裡的馬路一樣,道路越多,塞車的情形仍然會存在,因此學校的宿舍也是相同的道理。他說,臺大必須提出更具體的說明和數據,來闡述俞大維故居改建為宿舍的必要性,否則就算拆除所有的老房子,重建為宿舍,就可以完全滿足師生對宿舍的需求嗎?

陳勤忠建築師也表示,學校單位要有歷史的高度,不能只計算需求與滿足,只專注於物質空間。老舊建物實質上是一個很好的歷史環境教育,他建議俞大維故居能夠作為臺大學生創新學習的方式之一,讓學生了解臺大自日治時期留下的許多建築風格與校園設計,「如果那些建築物都拆掉了,台大還有自己的味道嗎?」

俞大維故居的未來難題

就在2017年11月13日,經過臺北市文化局二度會勘及二度審議後,決議俞大維故居成為市定古蹟。陳勤忠建築師等人表示會繼續以監督為重,擔心古蹟會「自燃」,或是遭到不當損毀,而支持都更的住戶代表陳亮潔則表示,當初也因擔憂受害而與建商再三確認,才決定用權利金去外面買一間比較大的房子,如今已背負三十年貸款,卻不知如何解決[16]。

俞大維故居未來的修繕與保存又是一筆費用,每年臺大固定維持校內建設運作與修繕的總務資金,難以再支持額外的龐大支出。最終俞大維故居極可能成為另一間餐廳或咖啡廳,才得以自給自足,恐會破壞建築本身的建材與格局,也壓縮其公共利益。

俞大維故居被認定為市定古蹟,能帶給社會大眾和學生更豐富的歷史藝文資源,但恐怕也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未來的修繕與保存將考驗市政府與臺大的合作。


由於俞大維骨灰撒落金門大海,文資團體至金門感謝他在爭取古蹟保存一路以來的護佑。
(出自 臉書粉專《搶救俞大維故居)





[1] 溫羅町街區指涉溫州街、羅斯福路與汀州街周遭社區一帶,是臺北市文化局欲發展獨立藝文商圈的地區。

[2] 殷海光基金會。取自:www.yin.org.tw/about_yin.html。

[3] 紫藤廬。取自:www.wistariateahouse.com/main/modules/MySpace/index.php。

[4] 夏鑄九(2013),《俞大維故居原始調查報告》。

[5] 張志湧、鄧梅姬、羅雅璐(2016),公私合作再現溫州街人文風華 丹棠開發協助整合桓億建設雲和街事業權變核定。取自:www.ur.org.tw/mynews/view/337。

[6] 陳蓉(2007),戲曲現代化的先驅 藝文界懷念俞大綱精神。取自:www.epochtimes.com/b5/7/3/12/n1643525.htm。

[7] zeeminglee(2006),相約,去聽俞老師講戲曲-俞大綱的館前街沙龍佚事。取自:reader.roodo.com/stratosphere_salon/archives/1473964.html。
[8] 文化部。王安祈,當代戲劇的推手──俞大綱。取自:travel.culture.tw/template/StrokePage.aspx?Sid=55。

[9] 林懷民(2010)。高處眼亮:林懷民舞蹈歲月告白。臺北市:遠流。

[10] 陳勤忠(2017),俞大維故居提報表。

[11] 邱婉柔(2017),派吊車移樹!傳硬拆俞大維故居 台大否認。取自:https://news.tvbs.com.tw/fun/774397。

[12] 蘇龍麒、許秩維、游凱翔(2017),俞大維故居保存呼聲又起 北市台大再討論。取自:www.cna.com.tw/news/acul/201709130151-1.aspx。

[13] 蘇龍麒(2017),俞大維故居保存 文化局:已是暫定古蹟。取自: www.cna.com.tw/news/acul/201710120111-1.aspx

[14] 劉墉(2014)。童年的聲音。臺灣聯副。

[15] 另外擁有的四人分別是蔣中正、傅作義、周至柔與何應欽

[16] 魏莨伊(2017), 俞大維故居指定古蹟 住戶:30年房貸怎麼辦?。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815569

2018年2月4日 星期日

管中閔逛街太忙,利益迴避與程序疑義幫你整理好

◎台大意識報

  時至今日,台大校長遴選案爭議未解,遴選委員會於1月31日召開會議[1]認定「管教授獨董資訊已公開」、「獨董身分未明文規定迴避」,認為本次校長遴選過程毫無瑕疵可言。然而,另一方面,日前有多位校務會議代表連署要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至今已有上百人共同連署,並已徵集超過五分之一的校務會議開會人數門檻[2],呼籲解決現行爭議,則究竟遴選委員會的陳述,為何不足服眾?值得我們來探討。

  首先,是八位教授[3]所共同談及的「主動揭露義務」。誠如遴選委員會會議紀錄所言,無論是台大現行遴選辦法,亦或是教育部所規定之母法《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條文均未明言有「主動揭露義務」的必要。然而,國立台灣大學依據教育部法令進行校長遴選事宜,本身即是受委託行使國家公權力,則在遴選事宜的過程中,自然需要受到行政法諸項原則檢證。如同警察行使職權,條文不見得明文寫清楚手段必要性的界線在哪,但我們依然會談論「比例原則」來檢證國家公權力是否違法濫權。
  行政法內有所謂「正當行政程序」的原則存在,該原則旨在令行政機關任何行政程序能保有足夠的公正、公平、公開機制,也因而設有利益迴避等機制。縱或獨董資訊在社會上完全公開,台大也早已知道管教授兼任台哥大獨立董事之職務,然問題是,本次校長遴選委員會成員是否均可知悉?誠如遴選委員會會議記錄所載,該職務是部分人知悉,部分不知悉,正是因為遴選委員會再怎麼調查,也不可能比起「本人主動告知」來得完備,「主動揭露義務」即是最大程度上能保障程序公開的方式,不過進一步可思考的是,本校程序是否有補正必要?其界限為何?本次遴選程序是否即應該認定是重大瑕疵?爭議必然需要進一步討論與澄清,但絕非一句「法無明文」而能匆匆了事。

  其次,有論者認為,獨立董事本來即是獨立與公司利害關係無涉,獨立行使其職權,因而無利益迴避問題。的確,我國在2006年證券交易法修正後,正式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其原初目的,的確是為了避免公司經營者未受股東監督衍生諸多弊案,而為了保障股東利益,能在董事會就審計、決策等事項發揮獨立判斷。然而,制度歸制度,實際上台灣運作情形為何?在美國,由於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分離、股權分散,加上獨立董事足夠,且具有獨立的公司董事提名權及薪酬決定的權力,其獨立行使職權程度較台灣本地來得高。我國公司法學者劉連煜教授,於〈現行上市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制度之檢討暨改造方案〉一文即指出[4],獨立董事制度仍然存在無法擺脫大股東控制的問題,例如大股東「選任對其有利或自己派系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同時也提到,台灣「未同時引進薪酬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則獨立董事之選任有可能仍操控於大股東之手」,從制度面的實際運作來看管教授與蔡副董之間的關係,我們根本不可能認為「因為是獨立董事所以毫無問題」。再退一步言,縱或管教授與蔡副董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但作為台灣大獨立董事,其存在的目的是在於保障公司股東權益,使公司運作不受經營層壟斷而喪失監督,其身分必然促使本人為公司利益而行動,則到底是否需要利益迴避,自然需要進一步判斷。


  本文並非據以認為本次遴選爭議必然程序無效,而想表達的是:針對管教授擔任台哥大獨董身分,遴選委員會是不是該撇除法無明文的問題,解釋清楚其中的關係,而非用「非本會所能解釋」而迴避審查?而在現行規範不足,遴選委員會無從作為的當下,或許交由校務會議,由各學院先進就「程序」如何處理一一釐清,方為上策。不過回過頭來,認為規範毫無瑕疵、程序毫無討論空間的吃瓜群眾與正在逛街的管教授,或是執意把遴選爭議化約為藍綠惡鬥的人,可否正視一下這篇文所點出來的幾項爭議,而別再跳針毫無問題,或一起「I’m Fine」取暖呢?


本篇社論歡迎媒體註名轉載。



[1] http://event.ntu.edu.tw/president/doc/news20180131.pdf
[2]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74289
[3]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2-01/112831
[4]劉連煜,〈現行上市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制度之檢討暨改進方案——從實證面出發〉,《政大法學論叢》114期(2010,台北),頁33-35,82。

管中閔別發廢文了,請把該解釋的都說清楚

◎台大意識報

台大校長遴選爭議不斷,但不論是台哥大獨董的利益迴避,抑或論文造假的指控,我們看到的準校長管中閔都沒有正面回應。固然遴委會才是遴選爭議法定的裁決機構,管中閔並沒有法定義務要針對爭議做說明。然而,當遴委會以空洞的「毫無疑義」這種其實是毫無解決爭議效果的方式處理此案,導致校內外輿論嘩然,管中閔的不作聲截至二月一日公文送達教育部前,似乎就是要讓校長遴選程序在嚴重的社會對立、重重的疑點中結束,等到正式就任後,利益迴避的正當性問題的討論就沒有實質意義[1]。


回顧這次纏繞在管中閔的許多爭議,管中閔都沒有正面回應,反而在個人臉書上發了許多則含糊不清的「廢文」。最初於一月九日爆出的獨董利益迴避案[1],管中閔並沒有回應。一月二十四日立委張廖萬堅爆料論文造假[3]後,管中閔在晚上九點發了一句英文「I AM FINE.」[2];爭議持續延燒,在一月二十六日,管中閔發了三個字「莫須有」[4];因應部分師生發起的「抗議政治力介入台大」連署[5]所帶起的風潮,管中閔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點發了一句「大學自主 是不是台灣價值?」[6];一月二十八日又發了一張「澹然冷靜」的圖片[7],直至今日都沒有其他的回應,不論是接受媒體訪問或在公開平台說明。


當台大校長,除了要能提出台大的願景,更重要的是能夠處理爭議,小至英檢門檻的廢除[8]、服務學習的改制[9]、田徑場出借的爭議[10],大至校內各勢力的利益折衝,我們需要的是能夠正面處理爭議的校長。當遴委會實質上已失去處理爭議的能力,管中閔仍然堅持不對外說明,反而躲在體制的權力背後靜待風波止息,這豈是面對重大爭議時該有的態度?


利益迴避是行政程序中,為了確保相關人士能夠維持公正,本來就應該堅守的原則,不論遴選法規如何規定,存在了實質的、深刻的利益關係[11]就是動搖了遴選過程的正當性。管中閔,遴委會不願意說明,作為準校長,你必須擁有妥善處理爭議的能力與行動,將事件始末交代清楚,平息校內師生與校外輿論的質疑:當你發現遴選委員之一為你擔任獨董公司的副董時,你是否覺得自己或蔡委員應該要利益迴避?你具體採取了那些行為?請你詳實回答,讓外界能充分檢視,你的逃避,只會讓台大蒙羞。




本篇社論歡迎媒體註名轉載。


[1]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7885
[2] https://www.facebook.com/cm.kuan.7/posts/1973549949637684
[3]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125001228-260405
[4] https://www.facebook.com/cm.kuan.7/posts/1974575826201763
[5]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upntu/
[6] https://www.facebook.com/cm.kuan.7/posts/1975191589473520
[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75898516069494&set=a.1389731618019523.1073741828.100009480938394&type=3
[8]https://www.facebook.com/NTUWelfare/photos/a.444022495657090.100721.139886479404028/1653951261330868/?type=3
[9]https://www.facebook.com/NTUSA/photos/a.159822740705569.30123.144816455539531/1691075510913610/?type=3
[10]http://cpaper-blog.blogspot.tw/2018/01/blog-post.html
[11]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2-02/112893

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從俞大維案綜觀《文資法》翻新後的矛盾與危機


 ◎ 陳子萱

位於溫州街、屬於台大日式宿舍群的俞大維故居,2017年因有民間人士以「紀念建築」的名義將其提報為文化資產[1],使得該區正著手進行的都市更新被迫暫停[2],也讓原在2006年台北市文化局針對該棟建築以「不指定古蹟、也不列歷史建築」作結的審議,重新翻案。

俞大維故居案之所以能夠死而復生,與2016年7月由文化部新修的《文化資產保存法》極為相關[3],修法後的《文資法》擴大了公民參與和文資保存範圍,看似進步,實則還有許多執行面的困境待解,而俞大維故居案後續的發展,也巧合地突顯了文資制度上的許多矛盾,包括中央修法與地方執行的落差、文化資產私有權與公共性的問題等。

俞大維故居不只是一件文資提報案,背後也浮現了《文資法》實施三十多年來整體制度環境、乃至此次修法後,許多角色之間的拉鋸。


擴大公民參與、保存範圍,最進步的《文資法》修法?

2016年7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包括新增了「紀念建築」、「史蹟」、「自然紀念物」等類別,以及擴大公民參與程序、實施文資保存教育、重視原住民族等多元文化的保存等,另外針對近年「古蹟自燃」事件頻傳等文資建物不斷被毀壞,此次修法也特別提高對於文化資產破壞行為的處罰;整體而言,這一部嶄新的《文資法》,被政府與民間普遍認為是自立法以來最大幅度的制度變革,也涵蓋了諸多過去未曾重視的層面[4]。

而俞大維故居原本在2006年經台北市文化局審議,以「建築形式改建多次、屋況不佳」等理由,被文資委員評鑑為「不指定古蹟,也不列為歷史建築」,因而在後來被劃入了溫州街的都更範圍;不過卻因為2016年的《文資法》修法,開放公民以個人或團體的身分提報後,建築師陳勤忠在2017年便向台北市文化局提出,要求將俞大維故居列入此次修法增列的「紀念建築」,使俞大維故居時隔十年後重新翻案,政治、藝文與文化等各界人士也出面力挺,期望能保存該建築留存的歷史與記憶。

新版的《文資法》不只擴大了公民參與及文資保存範圍,同時也加強了地方文資主管機關的職責,以確保文資提報不會因公務體系的官僚性質無疾而終:地方文資機關需依程序審查、會勘、列冊追蹤,其中的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等提報類別,更要求主管機關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5],俞大維案能在提報後迅速曝光、進入輿論爭辯之中,部分也有賴這股推力。即使立意良善,《文資法》對於地方文資機關在接案上的強制規範,是否能夠讓公務系統因此積極面對不斷湧現的文資提報,以真正達到擴大文資參與及保存的效果,讓人存疑。

建築史與文化資產研究工作者凌宗魁,曾參與陳茂通宅、菊元百貨等台北市的文資提案,並長期投入文資保存運動,觀察此次修法及相關部門的應對作為後直言,修法後最直接受到衝擊的,正是地方的文資主管機關:「現在文化局無法自己吃案,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大的業務壓力」。凌宗魁指出,在地方文資主管機關人力、預算等編制未更動的情況下,修法後從提報人到保存範圍皆擴大,無疑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文資業務量。此次的修法即便在形式上蘊含許多進步概念,然而在實行面究竟能達到多少成效,凌宗魁也表示,都還需要拉長時間觀察審視。

政府文資部門人力短缺,修法後隨著提報量擴大所致的執行問題確實存在,台北市政府相關首長也幾度在媒體上表示,修法要保存古蹟立意良好,但確實造成不少「麻煩」[6]:新法上路後的九個月內,北市文化局就需會勘350件的待審建物、逾千件的文資潛力點,而文資科也不過20人左右,基層文資工作人員都深感負荷;在經費方面,文資現勘所需的出席費也超過年度的預算編列。此外,對於擴大開放公民提報文資,北市府也提出質疑,認為讓非所有權人介入私有財產,違反了憲法原則。中央法規看似消除了公務體系運作的限制,將文資參與權向公民社會開放、納入進步多元的價值,但相關編制卻仍原地踏步,更未考量到可能與其他權利價值相互牴觸,使得地方文資保存在執行的各方面上都有面臨困難。


中央與地方一觸即發:成為制度引爆點的俞大維案

因人力、經費等編制未適度隨法規進行調整,加上侵犯人民私有財的疑慮,讓基層文資保存工作窒礙難行,同時也為各層級政府部門間的衝突埋下伏筆,而俞大維案,正意外地揭露了《文資法》修法後中央與地方在執行上的矛盾。

2017年9月,北市府數次在媒體上表示《文資法》修法不盡完善、缺乏配套,以致地方無法落實,開啟了文化部與北市府文化局之間的筆戰:文化部先是發佈新聞稿指出,在經費與人力方面的問題,文化部已分別以提高預算、設置文資專業服務中心等手段解決,北市府應該「善盡資源」[7];北市府則回以五千餘字的長篇大論,一一反駁,並仍緊抓人力編制不周、經費延宕、公民浮濫提報有違憲法對私產的保障等爭議[8],雙方僵持不下。

接著在10月,北市文化局在俞大維案的文資審議中,跳過「市定古蹟」的程序[9],直接做出「向文化部提報為國定古蹟」的決議[10],被外界視為是執意把球踢回中央,北市文化局副局長甚至為此出面解釋法律條文,指出北市府皆依法執行而無跳躍程序,不過卻遭文化部與文資團體反擊[11],文化部也駁回此提案,並表示北市府應先指定為市定古蹟方可成案[12];面對外界批評不斷,北市文化局則以新聞稿指出,接受文化部有「選擇性解讀條文」的權力,同時也舉出中正紀念堂等案為例、直指文化部是「選擇性辦案」[13],火藥味十足。

不過在數個月的喧囂後,台北市重回程序正軌,11月13日,俞大維案重啟文資審議,最終確定將俞大維故居指定為市定古蹟,並將繼續提報為國定古蹟[14],對於文資運動界而言算是告一段落;然而俞大維故居確定文資身分一事,之於被迫中止都更的建商與住戶卻是兩樣情,面對突來的插曲,都更方則準備向政府部門索取賠償[15]。俞大維一案所浮現的文資保存議題,爭議看似永無止盡。


價值變遷下的官民互動


俞大維案不只是單一的文資爭議,其背後所牽涉到的社會價值變遷、公私產權界線模糊、制度上不同行動者間的抗衡張力,可說是國內文資保存困境的縮影。

觀察俞大維案及近年北市文資審議的發展,凌宗魁指出,俞大維故居的所有權在於台大,而關於公有資產的文資保存問題,其實早在2000年就已浮現。2000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曾經針對全國閒置的公有資產進行普查,目的是為活化或降低閒置資產,或標售釋出、或直接拆除。不過,卻引起學界及專業團體的反彈,學界等人士認為,此項作為將無形中破壞、拆毀了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也因此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地方政府便開始委託民間專業或學術單位針對地方文資進行普查,而台北市政府就曾委託台灣大學、中原大學等學術團隊針對北市境內的日式宿舍進行調查,現在所知的俞大維故居,也是在此次調查中初次顯露。

然而,凌宗魁進一步指出,當時日式宿舍的調查,主要是考量建築體是否良善、是否仍有人居住、歷史文化價值等面向進行評估,並挑選部分「相對重要、需先優先指定」的建物,最後以正面表述的方式產出一份「優先保存名單」,包括殷海光故居、馬廷英故居都是優先指定為古蹟的例子。而對於像是俞大維故居,其他同樣在調查之中,但沒有列在保存名單上的日式宿舍,卻為日後各方對於文資界定的爭奪留下伏筆,凌宗魁指出,「當時優先保存的名單,從台大校方的角度來解讀,會認為是當時沒有被列入的就是『沒有價值』;但以文化局的角度可能又會說有,因為會認為當時是用正面表述說哪些要保存,但『也並沒有說其他的不要留』」。

凌宗魁表示,「就像俞大維故居一直到2016年都還有人住,像這種情形就不會被放在這幾次的優先名單內,而台大校方則是用一個負面表述的態度去看,認為『既然沒有說要、那就都是不要』,才會有這種不同觀念的差別」,不過凌宗魁也強調,對於文資界定的詮釋落差並沒有對錯,就是以不一樣的角度、不同立場解讀的差異結果。而現在的地方文化局則在近年的文資保存中肩負重任,必須面對及回應隨時間變遷的社會價值:以前不覺得日式宿舍有價值,現在開始覺得有價值;以前覺得名人住過才有價值,現在覺得只要房子存在就有其價值。

綜觀《文資法》立法三十餘年以來的種種變革,其實也可察覺今昔的價值差異。凌宗魁說,《文資法》創設之初,是國民黨政府在威權時代帶有政治意涵地為了「弘揚、復興中華文化」而保存特定的歷史建物,且是由極少數專業者參與、執行上也更具強制性,那是官方霸權下所定義的文化價值、是「古蹟沒那麼多」的時代;不過隨著政治民主化、民進黨上台後,就將「中華文化」改為「多元文化」,逐漸將原住民族、日治時期等不同時代與群體的文資也納入,「古蹟越來越多」。而近年則是在太陽花運動後,又明顯地呈現了另一波變革,凌宗魁發現,社會對於文化資產的定義越來越廣,也讓越來越多人投入關注,開始不斷衝擊過去傳統的觀念,「社會上公民文化意識提高了,以往會覺得說:第一,古蹟跟我們生活沒什麼關係,第二,別人的房子跟我們沒有關係。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會有文化資產作為公共財這樣的觀念,想要去對別人房子的產權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政府也開始要有一些行政上面的應變。」


不同於俞大維故居的命運:都更下的山海樓

然而,要回應社會對於文資價值的變遷在執行面上並不容易,凌宗魁指出,台北市文化局文資科約20人左右,平時就需負責北市境內12個區的文資整修與維護工作,負荷量並不小,而在如此龐雜的市政業務下,甚至還得面對市府領頭的都市更新政策;簡言之,在人力不足、上位政策凌駕的雙重壓力下,使擴大文資保存更是步步艱辛,甚至不得不讓文化局趨以消極的態度處理。俞大維案也從文資提報開始,就激起了都更住戶與建商的不滿[16],都更業者透過媒體表示,該區的都更案已經走了近十年,過去在都更申請過程中北市文化局不斷宣稱俞大維故居不具文資身分,因此才啟動都更程序,如今卻因《文資法》修法使俞大維案重啟審議,導致都更停擺,建商與住戶直指台北市政府毫無誠信原則,甚至批評俞大維故居文資案是「被民粹綁架」、文資運動者是「文化流氓」。

最終俞大維故居確定成為市定古蹟後,都更戶雖發表聲明呼籲,文化局應對於行政瑕疵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不過也同時強調台北市政府往後應更確實維護古蹟、達到保留的意義,且民眾仍會持續監督與觀察[17],基本上也接受了故居保存所帶來的變動。不過,與俞大維故居同期被文資審議的山海樓,皆是以修法後所新增的紀念建築類別進入,卻有著完全不同的遭遇,而這似乎也諷刺的揭示了,文資保存在制度下仍因多方角力,存在不一致的標準與不確定性。

坐落於南京中山商圈的山海樓,被文史工作者推判是日治時期富商陳茂通擁有的古宅,也在《文資法》修正後被以「陳茂通宅」提報為紀念建築[18],並同樣在10月與俞大維案於北市文化局進行審議。不過相較於俞大維故居最終成為市定古蹟,並進而提報為國定古蹟,山海樓的命運卻大不同,最終以表決確定不具文資身分[19],而這背後與所有權人正大尼龍工業在山海樓預計進行的都更案脫不了關係[20]:高達150億、且已被核定的都更案,早已幾乎走完程序,房屋待拆、更新在即,正大尼龍董事長也數度在媒體放話表示,私有產權應受憲法保障,文化局在都更下的壓力不言自明。

凌宗魁說,當初山海樓預計都更時也曾發函詢問北市文化局是否存在文資潛力點,不過文化局2012年的回函指稱,「當下並沒有本局列管的文化資產」。凌宗魁指出,「這兩句是平行的!我問你『以後』會不會有,但文化局回答『現在』問我的時候沒有,那文化局少做了什麼事?就是那個時候就去現勘(現場勘查)」,那為什麼文化局並沒有讓委員進行現勘,進而導致要重啟文資審議,更一度造成都更停擺的爭議?凌宗魁進一步說明,「如果每一個案子都這樣處理的話,業務會做不完。全台北都在進行都更,一天到晚都有人問說將來會不會有文化資產,承辦人員當然會自己先判斷,而不是說每個案子都馬上去找委員到現場看,這樣看十年都看不完,而且都更是一直會跑出來的。」更何況,在《文資法》修法後,文資提報數量不斷成長,地方文化局更無以應付。

除了人力欠缺導致文資評估不盡完善、使得都更被迫暫停,另一個與都更直接的正面衝突,則來自於地方文化局可能要負擔的成本,尤其是建商與住戶的損害求償。舉例而言,北市文化局就曾擔心山海樓都更案高達上百億,若陳茂通宅的文資身分確定,政府可能將擔負天價的賠償[21][22]。不過對此,凌宗魁表示,地方文化局實際上不應該擔心這樣的訴訟賠償,他指出,即使在都更期間被提報為文資、使建物成為暫定古蹟,導致所有的都更作業都被迫暫停,看似不合理,「但這的確就是現在法律所賦予的,《文資法》第33條[23],當你重大工程、道路計畫開發、都市更新碰到疑似具有文化資產價值待審的案件時,全部都要停下來」。
凌宗魁也指出,因為文資案而被迫使都更重跑,地方文化局基本上不用擔心國賠,「主要面臨的是漫長的法律訴訟程序,然後文化局會打贏。因為如果文化局依法行政去辦理,沒有打輸過的前例。可是文化局就是不想去面對後續那漫長的程序,(編按:文化局的心態是)『我如果可以讓它沒價值的話,就沒有後續那些問題』。」凌宗魁強調,《文資法》實質上具有非常高的強制力,得以讓開發計畫或其他政策受阻,不過,仍須看政府部門如何操作使用。


私有財產權與文資公共性的兩難

在許多都更浮現的文資衝突中,更彰顯的,是私有產權與文化資產公共性的模糊界線,乃至於無解的矛盾。對此,凌宗魁認為,許多文資議題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文資法》作為一個強制性的制度,卻對產權所有者的誘因、補償是消極甚至缺乏的,因此在台灣,所有權人對於將私產提報為文資一事多半不感興趣,甚至會以憲法應保障人民財產權來宣稱,不應以國家的力量介入私有財產。

雖然仍有容積轉移等獎勵機制存在,但凌宗魁認為效果並不好,且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文資法》與憲法的衝突沒有被有效解決,他也坦言,目前關於侵犯私有財的部分,《文資法》無法處理,只能有賴其他制度配合:「如果產權擁有者不願意保存的時候,這時候的法律可以因應的救濟是哪些?因為目前能夠因應,讓產權人覺得自己沒有虧損的,不管是都市計劃、或是財稅相關的工具也好,誘因並不夠。」


制度內外,文資保存應該如何更好?

2016年中央翻新《文資法》後,遞出了關於文資保存嶄新的想像與期待,也稱得上是部分回應了近年民間文資運動的聲音,不過以俞大維案作為切入,可以發現,制度上卻面臨包括地方政府、都更派等不同的角力。制度變革,似乎在短時間內未見成效、甚至創造了各方之間的緊張對峙,那麼在制度內、制度外,究竟該從何著手改善?

「《文資法》修法有它的極限。例如陳茂通宅當初那些程序都沒公開,後來民間才好像有點後知後覺講說要保存,癥結在於文化局或全台灣各地的文化單位,都沒有進行全台灣具有文資潛力的點的普查」,從過去的經驗觀之,凌宗魁首先指出,地方政府應先與專家學者合作,落實文資普查,且最重要的是,應該將普查的相關資料與結果公開,「一般民間並不知道這個普查的結果合不合理,比方說陳茂通宅竟然沒有列冊,這是不合理的;或是,產權人的權益也會因此受損,例如能不能把自己的房子投入都更,這要自己去問文化局。那文化局為什麼不公開呢?這個放到網路上讓大家用GIS系統[24]查不是很好嗎?」。而凌宗魁也重申,關於人力與經費的編制也應該被正視、隨著《文資法》的變動而適度調整,地方政府關於文化的預算如何編列、人力是否擴編,都需要考慮。

「台灣基本上還是把古蹟視為一個比較特殊的空間,而不是日常生活就能夠出現的」,除了政府在制度上可能的改善方向外,凌宗魁也延伸至社會面的觀察,並點出了古蹟等文資建物在台灣成為某種特定的使用空間,卻反而造成更多的侷限。凌宗魁指出,現在常見的文資空間再利用,多半是透過商業化、委外等方式活化,目的是要有效維護,但有時卻造成反效果,使得文化資產與常民生活逐漸疏離,甚至,商業活動可能凌駕於古蹟的保存意義與歷史價值之上。那麼,像是古蹟的存在方式難道就只有商業或觀光的途徑嗎?社會氛圍與文資建物的存廢其實也息息相關,古蹟雖有其獨特性,但能不能使其更廣泛地出現,讓人們習慣、甚而培養出與之共生的生活模式?凌宗魁說,

這其實並不只是由一個法律,而是社會的觀念。就是當人們覺得文化資產是生活中一個很自然的東西、不可或缺的,像是你家旁邊可能就一個古蹟,它並不是一定要變成什麼觀光景點,就只是因為它很老,然後就變古蹟了。等到那個時候,每一棟它所需要的維修成本降低,它可能做為社區一個多元活動的場館、就可以活下來,也不用太多的包裝、或是觀光資源的投入。

綜觀而論,從編制未盡周全所致的中央與地方政府衝突,因私有權與文資公共性而揭露的不同權利的對立,文資保存背後所潛伏的關於制度、價值等種種矛盾,總在都更開發下被一一彰顯。以俞大維案切入,2016年翻新後的《文資法》恐怕不盡完善,對於地方政府的文資保存工作還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才能真正落實制度所欲達到的變革效果,而非僅徒具象徵的價值。

不過,此次的修法並不失為一個起點,即使短期內看似衝突不斷,然而真正的成果還有賴更長的時間觀察,另一方面,在制度之外,公民社會也得以在不同的張力拉鋸中,真正見到文資保存於現實中的困境,其中更應體認到,制度變遷並不一定能牽一髮動全身,在政府配套或資源無法周全的情況下,其所帶來的影響更存在一定的限制,而背後更需要的是社會價值的支持——當人們並不重視文化歷史、缺乏文資保存的觀念,那麼進步的法律也是徒然。

文化資產對於日常生活、歷史文化、身分認同,乃至民主運作,究竟具有甚麼意義,應該是這塊土地上每一個公民應該思考的。









[1]〈俞大維故居保存呼聲又起 北市台大再討論〉,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cul/201709130151-1.aspx

[2]〈十年都更一場空!業者:俞大維故居案 誰能再相信政府?〉,新頭殼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1-10/103320

[3]〈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 強化我國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及台灣土地與歷史之連結〉,文化部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50695.html

[4]文化部在官方新聞稿中指出,「本次修正可以說是歷次修正幅度最大,而影響層面最廣的一次,也可以說是文資法自民國七十一年制定執行以來,依照過去許多實際執行的困境、並且考量時空背景不同,所做出的全面性修正,意義非凡」(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50695.html)。而民間如環境資訊中心也在報導中表示,「自1982年5月公布施行《文資法》以來,歷經6次修正,2005年11月全案修正施行,中央主管機關由內政部移轉至文化部(前身為行政院文建會),迄今近10年未有結構性大幅修正」(http://e-info.org.tw/node/115335)

[5]《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依前項由個人、團體提報者,主管機關應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

[6]〈提報文資案暴增 北市府喊吃不消〉,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7323/2705813

[7]〈請臺北市政府善用文化部提供的政策工具與資源 共同維護文化資產〉,文化部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8528.html

[8]〈臺北市政府回應文化部106年9月13日新聞稿〉,台北市文化局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cms/news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Detail&iscancel=true&contentId=MTQ3ODk=&subMenuId=603

[9]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 條「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二項,或接受各級主管機關、個人、團體提報、建造物所有人申請已指定之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審查指定為國定古蹟後,辦理公告。」,建物應先成為市定古蹟,方可再經審查指定為國定古蹟。

[10]〈俞大維故居 北市決提報國定古蹟中央審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44556

[11]〈俞大維故居爭議釋文資法,鄭麗君:頓號就頓號,別自己加引號〉,焦點事件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2037

[12]〈文化部對於臺北市政府決議提報俞大維故居進行國定古蹟審議之回應〉,文化部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71278.html

[13]〈溫州街案提報國定古蹟仍基於證據價值,盼與文化部攜手合作 善用法律底線〉,台北市文化局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cms/news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Detail&iscancel=true&contentId=MTQ5MjE=&subMenuId=603

[14]〈俞大維故居列市定古蹟 接下來將申請國定古蹟〉,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52022

[15]〈俞大維故居列古蹟 都更實施戶喊賠償〉,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2930544

[16]〈十年都更一場空!業者:俞大維故居案 誰能再相信政府?〉,新頭殼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1-10/103320

[17]〈俞大維故居指定古蹟將公告 都更實施者發2點聲明〉,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930295

[18]〈陳茂通宅 見證中山北路的前世今生〉,新頭殼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0-18/100947

[19]〈文資新法卡都更?俞大維故居提報國定古蹟 山海樓放行〉,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11574/2765436

[20]〈山海樓准拆 150億都更案復活 中山商圈關鍵角地的文資大作戰〉, 財訊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1308

[21]〈山海樓都更喊卡 文化局憂天價賠償〉,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06000704-260107

[22]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0 條「建造物經列為暫定古蹟,致權利人之財產受有損失者,主管機關應給與合理補償;其補償金額以協議定之。」

[23]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見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報主管機關處理。」

[24]地理資訊系統,是結合地理學與地圖學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可廣泛的應用在不同的領域,是用於輸入、儲存、查詢、分析和顯示地理資料的電腦系統。例如,可以建立一個結合地理座標、資訊統計、繪圖的文化資產資料庫。

2018年1月18日 星期四

「誰」的俞大維故居?

 ◎ 黃怡菁

溫州街22巷4號為俞大維故居,經由北市101次文資審議通過為全區保留的市定古蹟
(攝影/黃怡菁)

  近日(一月十五日)溫州街22巷4號(俞大維故居),於臺北市第101次文資審議會議通過,全區被指定為市定古蹟。關於俞大維故居的爭議,始於2017年8月,陳勤忠建築師舉報該處有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這個舉報也使臺大希望興建的34戶教師宿舍,被迫暫停。

  溫州街22巷4號從台北帝國大學時期就作為臺大教職員宿舍,曾為台北帝國大學文政部部長世良壽男、台大外文系教授俞大綵(台大校長傅斯年之妻、國防部長俞大維之妹)以及臺大農經系教授許文富的居住地。國防部長俞大維寄住時,廣邀海內外各界名人前至聚會。此外,俞大維與美方關係良好,時有美方代表前往。俞大維故居不僅為文藝界沙龍,更可謂見證臺灣外交歷史,意義深遠。因此,在2017年8月起,許多曾經在該處交流的名人,連署保留俞大維故居。陳建築師等人成立俞大維故居文資小組(下稱文資小組)後,進行深入的歷史考察,並發起多場行動,最後順利地於2017年11月台北市第99次文資審議會議得到「市定古蹟」身分,而在近日確定全區保留。目前文資小組朝向爭取「國定古蹟」方向努力。

臺大周圍兩起文資爭議回顧

  台北帝國大學時期,校區周圍興建多處教職員以及政府官員宿舍,有些日式宿舍留存至今。然而臺大一直以來面臨宿舍空間不足,多次希望拆除這些老舊的日式建築。回顧過往,選擇拆除日式建築而引起的爭議已有多起。臺大周圍最早的文資爭議為「紫藤廬案」。紫藤廬原為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教授的公務宿舍,五零年代成為獨裁政治下自由主義者的討論空間,周教授退休後由其子周渝接管,七零年代成為民主化浪潮的藝文者聚集地。1997年因產權問題,財政部要求回收紫藤廬,引發各界學者抗議。紫藤廬最後順利保存,由「紫藤廬文化協會」接管,現在為開放的茶藝空間。

  另一起著名的文資抗爭為2003年對抗「椰風專案」而發起的「青田街保存運動」,那時不只希望保存歷史建物,相伴建築物而生的老樹也是居民爭取保存的目標,經由建築界、文藝界學者、臺大城鄉所學生及當地社區組織抗爭後,2006年台北市文化局公告指定青田街三處的古蹟,並登錄六處歷史建築。地質系馬廷英教授故居(青田七六),現在成為街區導覽的基地以及餐廳。

怎麼變成古蹟?──經過包裝的文化資產論述

  相較於青田街保存運動以社區、老樹作為保存核心,紫藤廬以其經歷的政治事件,作為核心的保存價值,更接近這次俞大維故居的案子。保存俞大維故居的核心論述一直是俞大維故居內含的「人文歷史」,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期間,溫州街22巷4號成為政治交流基地,當時的居住者就回憶「假日時這裡都絡繹不絕」[註一]。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時,深受蔣介石敬重,與美方關係良好,因此俞大維故居也曾有美方代表拜訪。俞大維故居不僅為當時臺大許多知名教授與學生的交流空間,更是臺灣外交的重要空間之一。然而,把俞大維故居用「國防事務」、「政治外交」的價值包裝,背後又藏著什麼隱憂?

  其實,這棟建築物紀載的不只是俞大維的故事,當以「俞大維故居」命名後,世良壽男、俞大綵、許文富等人的歷史何去何從?文資小組表示,因為俞大維的關係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居住者而言是較顯著的。房子可以講的人確實很多,所以必須拿一個比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出來,代表性也需要到達「城市」、甚至「國家」的層次。臺大城鄉所黃舒楣教授說,這是名人故居保存案的危險之一,因為這些老舊房子的居住者通常不只一個,若選擇其中一個人的故事,其他人的故事很有可能被犧牲。

  從命名這一點可以發現的是,溫州街22巷4號的價值,確實經過了篩選與包裝。從過去文資審議的經驗來看,若一處建物要具有古蹟身分,就非得替它穿上漂亮的歷史故事,而名人的故事相較於庶民歷史,不用經過裁減就是一件華麗的服裝。菁英的歷史故事通常受到保存,是因為擁有明顯可見的歷史事件痕跡,後續的人們便能夠於循著這些痕跡去發展訴求,而達到保存目的。溫州街一帶除了俞大維故居,還有先前成立的梁實秋故居與殷海光故居,這些人都在臺灣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我們很容易看見這些房子的保存價值。黃舒楣教授說,名人故居確實有保存意義,但越是談名人,越有可能無意排除非文人的歷史。

  庶民地區的保存往往耗費心力,需要歷史學者來建立「故事」、建築學者來認證建築特色,才有可能留存一線生機,如臺大周圍的嘉禾新村、蟾蜍山等眷村聚落。如何替一處建物篩選出一個具有價值、值得被保存的故事,並不容易,這個過程中需要懂得運用這些故事,需要有足夠能量與資源進行文資審議抗爭。即便現今文資法明定「非所有權人的個人或團體皆可做文化資產的提報」,就算不是房屋的所有權人,都有權利替建築發聲,爭取保存,但是一般民眾並沒有建築或是法律的相關背景,並不知道如何利用文資法,爭取保存屬於庶民的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如何更接近民眾仍有待努力。

成為古蹟之後?──俞大維故居的再利用

  當我們接受以俞大維等名人所形出的人文歷史為保存價值的核心,俞大維故居的再利用,是不是就得與當時的「文藝沙龍」、「外交空間」有著相似的功用?過往多數名人故居淪為靜態的追思館,一件件靜止碰觸的歷史文物,凝固時間的同時卻也難使建物再有生機。但若與歷史完全脫離,成為餐飲業與咖啡館,單調而重複的地景,似乎又喪失其意義。建築物的再利用一直都是難題,鮮少有成功的案例能將地景活化,同時也保存它的原先的功能及歷史脈絡。黃舒楣教授說到,由於文化資產有其公共性,因此活化過程中,「討論」非常重要。

  地景的保存價值並非在於單一的景點,龍安里里長洪秋甲就認為古蹟保存需要「結合地方的環境和文化」。歷史地景並非脫離周圍環境獨立存在,它所在的系統與街區是討論文資保存時重要的議題。例如,溫州街一帶的日式建築,與當時臺大作為學術與政治基地有關。因此每每討論到溫羅汀街區的日式建築時,保存者都會強調它們不是單一存在的建築,它們原先是個日式建築群,要看出它們的保存價值就必須以「系統」的方式來看待。這個日式建築群的系統,與臺大有著緊密的關聯,它可能不只是個建築空間,而是教學空間與學術空間的延伸。俞大維故居坐落於臺大校園周邊,它的再利用勢必得考慮它所處的社區,以及社區與臺大的關聯性。

  在文資保存上,臺大早就於2003年由臺大城鄉所的《台大管有之殖民時期建物及宿舍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出困難。該報告指出臺大有六十幾棟日式宿舍,當時臺大向文化局提報後僅有十幾二十處受到保留,加上先前的文化資產,現今臺大共負責42棟老舊建物。然而,臺大每年僅有八千萬的修繕經費,經費看似龐大,卻因為臺大建物多半歷史久遠且建物龐多,維修經費不足。四五百棟的建物平均下來,每棟每年僅有20萬的修繕費用。現今臺大教師宿舍仍不足百床,無法吸引更多優秀教師前來就職。經費缺乏的狀況,臺大多數的文化資產僅能委外處理。但委「外」又是由誰來處理?其中有誰可以參與其中?

  當初紫藤廬保留的重要決定是庭院要對民眾開放,回歸當時作為文化與政治基地,以及與一般民眾的親近性,讓它成為一個誰都可以進去的空間。反觀青田七六以餐廳為主,失去了與社區的關聯。雖然假日會舉辦社區導覽,帶領民眾認識日治時期的昭和町,但與社區關聯性較低,和當時串起「社區組織」以爭取保存的背後意義有一段落差。溫州街22巷4號與臺大有著緊密的聯繫,該處是否應該成為封閉的教學空間?這是後續行動者勢必得拿捏的界線。

青田七六現轉型以餐廳為主,搭配社區導覽。(攝影/黃怡菁)

  一處空間的價值在於各界人士於其中的討論,文資小組、校方以及學生,皆應參與此建物的再利用方案討論,唯有納入各方意見,在空間上堆疊行動者的參與,空間才會持續有生命力,而且是與這個空間的相關聯者都貼合的生命。不過,臺大副總務長還是悲觀地認為,空間的利用雖有多樣方式,但是若每個人都希望「不要收錢」或是「不要收太貴」,臺大實在難以平衡昂貴的維修費用。期待臺大校方與各界人士能夠透過緊密的討論,納入文資保存者、學生意見,並考量校方實質經費狀況,讓俞大維故居活出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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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2017.10.19 俞大維故居文資小組訪談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學生會號召「堵」康正男主任,訴求康主任承認錯誤、辭職下台

◎ 童昱文、黃脩閔


▍一路「堵」正男
 
  今天(1/3)下午三點,台大學生會號召同學在體育場外「堵」體育室康正男主任,在三點十分康主任授課完畢後,要求主任直接面向同學及媒體,回覆事件中眾多的疑問,不要再像昨天那樣,對媒體放出不實陳述,把場地毀損栽贓給足球校隊;也希望引起同學們的關注,聲明學生訴求,並讓康主任負起行政責任下台,不要再重蹈新歌聲的覆轍,道歉之後卻還是無能保護學校場地。
 
  活動一開始在棒壘球場外面,由學生會會長林彥廷及福利部部長何蔚慈陳述事情原委、學生訴求,並號召同學們一同將田徑場「廉價出租」的廣告張貼在球場外部鐵絲網上,諷刺台大已成場地租借公司。



  康主任於下課後進行說明(詳見以下事實敘述),學生一路跟著康主任,希望就細節及康主任態度做進一步確認,一直到台大綜合體育館前面,此時,也陸陸續續有駐衛警上前勸阻,欲幫忙將門打開,讓康主任能順利上樓回到辦公室,許多學生擋在門口,更多的對話與爭論在這裡得以被觸發。
 

  後來,康主任認為「該回答的都回答了」,便轉身上樓進入二樓體育室,學生則認為主任根本沒有把問題回答清楚,一路跟到體育室外。原本主任想要開會議室,坐下來跟學生開會討論,但學生會認為體育室「連資料都拿不出來」,而且過程中一直迴避關鍵問題,再坐下來談顯然也不會有更多進展。因此,最後號召學生將抗議傳單貼於體育室外,表達學生對「體育室已成為出租仲介公司」的憤怒。
 

▍所以說,這次借場地又出了哪些問題?
 
一、出借程序可能違法
 
  信義房屋在去年九月底提交場地借用申請,當時康主任因為考量到《校總區體育場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因為「新歌聲事件」而正在討論修正,因此未核可即退回申請,希望廠商晚點再送件。
 
  後來廠商於十月二十六日新規定大致底定後才又再次送件,但新修正後的《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場地借用須於三個月前提出申請,十月底到元旦連假明顯未達三個月,因此被學生會質疑違法出借。
 
二、毀損場地的當下處置
 
  從先前被公布在交流版的照片,可以發現信義房屋使完完場地之後,草皮明顯光禿,還有鐵柵欄插入土中以及車輪輾壓的痕跡,對於草皮顯然有著不小的破壞。
 
  康主任提到,廠商在布置時,體育室就發現有損傷到場地的情形,當時體育室同仁只有警告,但沒有依新借用規則「可能或已經造成本場地設施損壞者,管理人員即可停止使用」處理,要求立刻停止廠商使用,防止損害擴大,這部分也被質疑違法、縱容,康主任就此表示當下已制止,之後會更注意。
 
三、商業借用是否應該直接禁止
 
  出借給商業活動容易造成體育場地毀損,不符合體育場地體育優先考慮的原則,也因為容易造成運動場地不必要的毀損風險、間接干擾到學生的體育教學和活動,甚至也會造成草地的超限利用而產生難以回復的損害。
 
  因此在新歌聲事件發生之後,校方承諾除「對臺大師生必要之特殊活動」外,田徑場原則上不外借,但這次還是違背承諾,借給信義房屋家庭日使用。
 
  在今天的現場,足球校隊隊員林謙也提到,校隊都會小心保護場地,下雨時就避免使用草地練球,就是為了要盡可能把場地保持在最好的狀態,但一借給商業活動就很容易被破壞,因此訴求禁止出借給商業活動。
 
  然而,康主任當場不願意承諾,也表示此並非他能決定之範圍。
 
四、康正男主任的責任
 
  針對康本人應負的責任,他只願意道歉,但不願明確說明那些環節和事實是該負責、有疏失的,也不願意對於個人去留、是否自請處分做出決定,只說會尊重校長決定。
 
  經詢問後,康主任表示,目前已做的便是針對誣指足球校隊是破壞場地的主因,已透過教練傳達歉意,然而就其他疏失,僅表示會再與校長報告。
 
  問題在於,上一次新歌聲事件康主任也是道歉了事,這次事件卻又再次出包,未能善盡場地維護責任,造成草地毀損的結果,得問的是,道歉能保證什麼嗎?康主任在道歉之外,要怎麼讓大家相信,之後不會再因為他的督導、管理不周而讓學校體育場地又被破壞?還是他根本其實沒有妥善維護場地的能力,而應該自請處分辭去主任的職位?
 
▍可以如何思考爭議?
 
一、出借程序是否違法
 
  就申請時間未達三個月的問題,主任認為是校方善意請廠商晚一點提交的,最初的申請時間仍是在三個月前,所以沒違法。
 
  學生認為,既然初次的申請不予核可,就應該定性為未提出申請,下次申請應重新計算時間;且第二次申請的時候已經適用新法,因此就不能因為學校善意退回第一次申請就說可以適用舊法(或不適用新法三個月前申請的規定)
 
  更重要的是,既然新法修正時特別規範了「三個月」期限條件,就表示大家特別重視案子的充分討論,認知到場地借用案須有一定時間讓校方和學生一起檢驗和評估,因此,在新法生效之後就更應該嚴格遵守,不能拿先前的善意退回當理由。
 
二、毀損場地的當下處置
 
  不難看出,這次事件的重要爭點之一是:當校方發現有「毀損場地或有毀損之虞者」,可不可以只是警告就好,賠償等事後處理,還是應該要直接中止,避免損害繼續擴大?
 
  一方面,從上次新歌聲的事件,不難看出如果允許這種已經違規的大型活動的廠商繼續使用場地,會讓場地的破壞繼續擴大;更關鍵的或許是,體育室到底是如何評估廠商有沒有「毀損場地之虞」的?草皮會因為車輛輾壓而被破壞、廠商要架設需要插進土裡的欄杆,這些難道無法事先得知嗎?沒有評估到場的的危害風險而要求停止使用或變更活動方式,是康主任失職,還是廠商惡意隱瞞使用計畫?
 
三、商業借用是否應該直接禁止

  商業借用往往因為要搭建場地,加上當天的大量人潮,很容易造成場地毀損,學校究竟有沒有責任,應該基於盡可能保護體育場地,原則上禁止商業借用?在新承諾與舊申請案之間,針對目前已經提出申請的商業借用,該如何處理?
 
  如同前面提到的,體育場地的最核心目的是體育教學和活動使用,不應該因為借給商業活動,使得上述核心使用目的因為場地毀損而蒙受不必要的受干擾風險,林達德主任秘書也已在「中國新歌聲」事件後,做出「原則上不外借商業活動」的承諾,事隔不到半年,又馬上出借給信義房屋,在原則與例外之間,顯然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進一步而言,學生會不停提到有關於大學的定位,應該是學術的殿堂、知識的場域,借給廠商辦商業活動,像是遊樂園,是不是對於大學校園的一種辱格?「讓我們看看國外的一流大學,哈佛、劍橋,他們的校園會借給廠商當遊樂園使用嗎?」這是學生會今天的發言,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部分。
 
四、康正男主任的行政責任
 
  康正男主任於今日的道歉,幾乎聚焦在對於足球隊本身的致歉,對於自己應負的責任,目前也僅以口頭道歉表示,關於自己本身應受的處分,無自行請辭或自請處分之意,只說留待校長決定。
 
  然而,從中國新歌聲事件的處理方式看起,當時康正男主任也僅是道歉與承諾,卻在修訂完校總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後,又再度發生此事,可見若要訴求康主任負起實質的行政責任,施壓力道顯然需要更大。

 
▍結語
 
  每次事件,都是一個改變的起點,同時也是一個檢討的契機。
 
  回顧整起事情的脈絡,台大場地借用爭議,從「中國新歌聲」事件延燒到「台大遊樂園」事件,從中可以發現,即使在十月底已完成新的場地規範修正,體育室處理借用案的程序及態度,卻未貫徹規章本身欲達到之目的,使法律本身淪為空談,連執法人員都無法正視到每一個出借的決策、每一次監督背後的在乎,台大在借用場地上的定奪空間將會更不明確,未來的定位只會更加模糊,一次次爭議也會不停發生。
 
  至於學生會在今天未得到康正男主任較明確回應之後,是否會有後續行動,學生會表示,將持續向校方施壓,要求公開原申請書、金流等供全體師生檢視外,亦將呼籲新校長不得再將場地出租給非體育用途使用。

2017年12月22日 星期五

反對勞基法修惡 青年學生爭勞權


台大學生會與各校學生組織與社團本日(12/22)下午於立法院群賢樓前,共同舉辦「學生團結爭勞權 反修惡法拒過勞」記者會,現場共邀集台大社科院學會、台大法律系學會、政大、清大、北大與師大學生會、台大意識報等學生組織,共同要求民進黨立刻停止修惡勞基法,勿犧牲勞工族群的權益。

記者會現場一開始,現場學生一同在黑白的「過勞之島」圖像上,安放代表台灣勞工與困境的黃色安全帽,象徵對勞檢可以落實,勞動權益可以覆蓋整片過勞之島的盼望。


台大學生會長林彥廷表示,12月5號,有超過41所學校,69個學生社團共同聯合發表反對勞基法修惡的聲明,表達學生的憤怒,但民進黨政府顯然不願正視台灣社會的龐大反彈,「蔡英文更宣稱自己是最左派的政府」。林彥廷接著表示,有更多同學,「因為課業繁重,因為打工的壓力,因為沒辦法負擔車票錢」,而沒辦法在這個禮拜五的下午,共同參與這次的記者會,但是今天這場記者會,是在這邊是在告訴民進黨政府,告訴曾經聲稱網路商量與站出來的民眾不相同的謝長廷,「我們今天待在這裡,就是在現場表達我們學生的怒吼。」

師大學生會長楊庭雅則表示,從教育角度出發,委員的行動學生通通都看在眼裡,「立法委員做的戲碼,皆是在拆解我們所重視的民主精神與價值」。從錄音帶說、強制委員下台等行為,顯現立法院正悖離民主正當程序。同時楊庭雅表示,從學生會的實踐中可以發現,學生組織在追求學生權益的過程,根本沒有實質影響決策的權力,而「民進黨政府卻選擇相信勞資會議,忽視台灣工會組織率過低的事實」。楊庭雅主張,勞工即教育,在這邊呼籲青年朋友一同站出,正視工會組織低迷,權力關係不平等的事實。

師大學生會長楊庭雅

台大法學院學生會長童昱文則表示,勞基法修法,簡單來說是「放寬控制雇主的韁繩」,七修一修法,單月加班的上限,等同「將勞工推進火坑」,在現今工會涵蓋率過低,勞工面對企業的違法解僱的無力,顯示只是把勞工送進羅馬競技場。同時,童昱文也呼籲警方不應違法濫權。大法官曾在釋字718號解釋中,就偶發、緊急性集會進行解釋,集會不可能事先申請,自然不是集遊法所能規範的範圍,這是「大一憲法課的常識,警方卻不知道」,並譴責警方在凱道舉牌、逮捕群眾的濫權行為,同樣呼籲學生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台大社科院會長蘇子恩表示,台灣工時去年高達2034小時,勞檢覆蓋率不到三成,經過這次的修法,勞動權益更會急速下降。而根據勞保統計,每年十人藉由一人因公死亡,還有其他黑數或許根本不在統計範圍內,蘇子恩呼籲「民進黨應該懸崖勒馬,聽取民意。」

記者會現場,也播放了學生的錄音。其中包含在高雄、台南的學生代表;放學後必須立刻前去打工,無法抵達現場的同學。這些是真正是因為工作、為了賺取生活費,無法來到現場,而必須成為「錄音帶」的學生的心聲。行動的用意,更是在諷刺民進黨政府的勞基法修惡草案,與邱議瑩委員「錄音帶說」的荒謬。

接著與會學生一同在群賢樓外,共同掛上「為了謀生,還是找死」白布條。以行動質問民進黨政府,學生畢業後,工作是為了追求溫飽,還是會因為過勞而步入死亡?



「為了謀生,還是找死?」

最後,台大學生會長林彥廷表示,當年學運僅有十餘所大學共同表達反對服務貿易協定的訴求,然而今日已有四十一所大學共同表達反對勞基法修惡的主張,民進黨政府不該忘記是群眾將他們送上執政。現場並共同吶喊「學生團結爭勞權,不要功德要薪水」、「蠻橫修法資進黨,青年血汗瞎窮忙」等口號。記者會最後,共同呼籲學生共同參與明日(23日)於12點半民進黨部集合的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一同表達青年的訴求。




「學生團結爭勞權,不要功德要薪水」

2017年12月21日 星期四

從廣場命名提案看校長、校務會議與學生權利

  
(圖片來源: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在圖資系館與活動中心之間的廣場,立著一個透明的紀念碑,或許在忙碌的校園生活裡,你僅匆匆驅車經過,而未曾停駐看看上頭寫著什麼。這裡是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它的名字代表著一段戒嚴時期的故事 [註一],同時,這裡也記錄著台大校內爭議三年的廣場命名衝突。本文我們訪問了二十四屆台大學生會長鄭明哲與二十七屆學生會長王日暄,談談廣場命名的始末。

▍提案始末

  2012年6月,台大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在陳文成事件事滿三十周年時,提案設立「陳文成事件紀念碑」,在會議上,有諸多文學院、社科院、法學院教授以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為由支持設置紀念碑,也有部分教授認為設置廣場將使得「政治力影響純淨的校園」、「會有鬼故事」,在兩方未有共識的情況下,李嗣涔校長裁示修正提案內容,將「設置紀念碑案」更改為「由校史館以適當方式納入校史」,不顧學代會與歷史系教師代表反對[註二],表決並通過此修正動議。 

  2013年3月,台大選出新任校長楊泮池,隔年6月14日,學生會長李心文再次於校務會議提案,名義從「設置紀念碑」改為「命名紀念廣場」。會議結果為「原則上同意」,並由校園景觀規劃小組研議校園空間命名規則和紀念廣場的名稱。2015年3月21日,經校務會議表決通過「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為正式名稱,同時決議通過「立碑」。2017年5月正式立碑,紀念此廣場的命名過程與歷史意義,未來將進行廣場的整建。

▍  主戰場在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是台大校園內的重要決策中心,重要議案大多在校務會議上報告、討論。兩次提案嘗試突破僵局,卻有不同命運,究竟為何如此?

  首先,就第一次失敗的經驗,當時的學生會代表鄭明哲認為,儘管學生能夠出席校務會議的「程序委員會」,大致知道有什麼提案會在會議中討論,但無從得知台大秘書室將準備什麼補充資料。當時會議上秘書室提出一份陳維昭校長時代的決議,該份決議要求杜絕「校內各種造成政治化的行為與活動,包括實物展示的政治崇拜、過度的政治取向宣示等。」[註三],而沒有一位學生代表事前知道會議中將提出這份資料。這份「別讓政治進入校園」的決議,也成為反對方論述的依據。面對這種不確定性,鄭明哲認為,校務會議中行政人員、教師是多數,許多案子早已經過討論,只是來校務會議通過程序,實質討論並不常見。學生提案難度也相對較高,一來要取得170席的多數認同非常耗費心力,二來會議進行的過程十分仰賴學生代表的權衡。學生必須掌握案件在會議上的走向、場上風向與時機,並思考是否該妥協、何時妥協比較好,一旦進入表決程序,議題受到否決,則下一次再提案的困難度又會增高。當時校務會議時間已過中午,不利於再做長時間的討論,學生代表在逕付表決被否決的風險下,必須盡量取得可接受的決議。

  王日暄同樣認為,校務會議是個「給你結論的地方」,太多代表有不同立場,實在不是一個適合討論的區域。在楊泮池校長上任後,二十六屆李心文會長將「紀念碑設置案」改為「命名紀念廣場」,在校務會議的過程中,校長並沒有選擇採取逕付投票的方式決議,而更像是共識決。反對派大多是採取執行面上的反對,他們並不會聲稱反對轉型正義,同時不會反對歷史記憶,只是爭論如何進行、該不該立碑。校長最終裁示「原則同意」。

  兩次在校務會議上的提案結果大相逕庭,我們能發現兩任校長的不同態度影響重大,第一次提案中,李嗣涔校長強硬無視反對意見,逕行修正動議並交付表決,學生代表在時間與會議參與人數的壓力下,被迫退守「由校史館討論校史」的決議。第二次提案的過程中,仍然有與會者存疑,但楊泮池校長採取共識決,並不在校務會議上進行一次到位的表決,而是拉長戰線,將戰場轉移到校園規劃小組,研議命名、法制化,立碑與否。

▍ 校長與校務會議

  從上述進程不難看見,校長這個角色似乎對議題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具體來說,校長的重要性何在?鄭明哲認為,校長在很多議題上擔任主席,主宰會議議程的進行方式,決定誰能發言、討論時間長短,甚至裁示議題該如何處理,該逕付表決,抑或是交由哪一單位組成工作小組負責。在第一次討論案中,學代提出動議將原案逕付表決,但李嗣涔裁示「修正動議」而未理會。對此鄭明哲表示,校務會議議事員劉有恆擔任「議事學」的講師時說明,主席必須優先處理動議,不過在會議現場,劉有恆仍舊表示「會議中以主席裁示」為準,似乎不敢違背會議主席之意見。誰能掌握主席地位,便能控制議事的運作。

  依照台大校務會議規則規定,提案需要經過代表連署,送至程序委員會,而早在提案之前,當時的學生代表也常與校方進行議題執行面的溝通。在李嗣涔校長任內,學生無法直接面見校長,大多是與學務長馮燕對話,儘管在紀念碑案的議題上,當時的主任秘書張培仁也曾出面接受學生意見,然而主任秘書也僅是傳聲筒,對於該議題幾乎無法有任何決定性的表態,總務處僅表示技術上可能,但還是得等待校務會議決議。對於校長在想什麼、秘書室將如何規劃校務會議的進行,甚至是校長本身的意見,幾乎無從觸及,而上層並未予以明確表態,各處室自然僅能等待校務會議進一步決議的指示。

  楊泮池對這個案子較為友善,王日暄認為,或許李嗣涔時代的爭議(包括紹興的兩次校慶抗爭)對楊泮池來說是個借鑑,他因此更願意與學生溝通。他不見得是全力支持議題本身,但更像是知道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的爭議性,想知道學生提案者怎麼思考,以及他的屬下是否認為具有可行性,因此願意交由各層級處室與會議來凝聚共識。在楊泮池任內,學生代表較能參與議題執行面上的討論,送交校務會議的提案對校方而言也更具可行性。

  校長若願意授權下層單位進行討論,學生代表就無需冒著較大的風險,嘗試爭取多數校務會議代表的支持與決議。正如王日暄所述,或許校長點頭各處室不見得馬上同意,但至少校長仍舊是位指標人物,影響底下的人如何思考判斷。而給予校規小組等單位一定的權限,實際上也製造出更多討論空間。

▍ 「衝突是要創造談判空間」

  議題推動,仰賴社會公論、衝撞以及會議代表共識等各層面的作用。在學生代表的身分上,我們能看見像鄭明哲時代,多次與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討論,在校園內外進行議題連署,並嘗試與校務會議代表進行溝通。王日暄時代同樣也為「命名案」進行議題論述的宣傳,向與會代表說明與發送傳單,甚至挑選清晨六點特地寄信提案簡報,因為教授大多習慣一大早便起床收信。而對於學校態度的掌握,則相當仰賴與學校人員的友好互動。

  學生自治組織在近年的實踐上,嘗試以較為友好、溝通的方式逐步取得校方議題的認同,但相對的,對於學生議題的推動上也可能是一個隱憂。我們固然期待校長與其各處室首長可以對學生議題相對友善,但鄭明哲也提到,他曾擔心若學校與學生自治組織過於親近,的確很好溝通,但也很容易被摸頭。倘若今天去跟學校溝通都是學生會長層級的人,當其他議題性團體去和學校討論的時候,可能會被質疑其代表性並聲稱已經和學生會有充分溝通過。學生代表實在必須小心處理與學校的應對與距離。

  王日暄則提到,譬如以性別議題為例,當時學生會告訴學校蓋友善廁所是要讓廁所變得更好用,如同育嬰室一樣,能夠讓有需要的人更舒適、讓台大更好,校方或許不懂得性別議題上何謂進步,但他們關心如何讓台大變得更好,「我們不是在區分進步派與保守派,而是在找到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王日暄認為學生在話語上該如何使對方信服相當重要。在議題推動上,校長、行政單位與學生會長的互動關係可以是一種互相討論與建立共識的模式,但不見得陳述價值、期許進步,議案便會順利進行,行政官僚更在意執行面怎麼做,管理、經費上有沒有問題,這需要細緻的溝通手腕。 

  或許正如鄭明哲所言:「衝突是要創造談判空間」,校園議題上可以見到不同立場的人們,以不同方式對於議題進行訴求與行動。在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的過程中,校園內透過學生自治組織的溝通與協力,開啟廣場與紀念碑設置的可能性。學生自治組織自然期待校方能對於學生意見更為友善,但同時過於密切的交流,喪失衝突開啟談判破口的機會,對於議題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天秤兩端的動態平衡,端視每一屆學生自治組織的權衡。

▍結語

  在兩屆陳文成廣場設置的處理過程中,校長不見得是左右台大校園政策的主宰者,然而,我們或許能檢視結構中權力幽微的作用,看見校長位置的重要性。我們固然期待校長能夠對於議題能更加友善的溝通,同時我們也需要反省自治組織與校方的距離,但無論如何,比起無視學生意見而強渡一己意見的校長,對於未來的校長,兩位前任學生會長皆期待其能夠清楚校務立場的方向,同時兼顧己身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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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參見台大意識報,「陳文成紀念廣場提案始末」,2014。
http://cpaper-blog.blogspot.tw/2014/11/blog-post_39.html

[註二]:參見陳文成紀念碑案校務會議文字直播,2012。
https://www.ptt.cc/bbs/NTU/M.1339812327.A.800.html

[註三]: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