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盞明燈——談轉型正義在當代的意義

◎法律四　吳俊志


　　解 嚴至今二十餘年，即將踏入社會的新一代並沒有威權統治的經驗，而上一輩可能也因為這二十年的開放而認為威權的陰影，早已遠去。在這時處理這段歷史，去思考 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免會引來許多質疑:有何必要?有些人會疑惑，這二十年來我們做的難道還不夠？縱使如此，數十年前的往事又何必再追究甚麼？

何謂轉型正義？

　　所謂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民主國家，對於過去威權體制下的壓迫，所導致的不正義，作彌補、修正的工作。據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執行長葉虹靈所表示，這些工作包括了對受害者的賠償、對加害者的追究以及對真相的完整呈現。法律系的王泰升老師特別提醒我們：「轉型正義與國家不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前者，國家並未違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一切都是照著程序來，只是這些照章行事的條文在當代的民主氛圍看來，竟是如此毛骨悚然。

　　在 訪談的過程中，葉虹靈小姐也分享了她的經驗，「確實有些威權時代的官僚至今不認為他們有任何過錯，畢竟比起拉丁美洲曾經歷軍政府統治的國家，異議分子遭受 情治單位許多非法手段的對待，例如在大街上綁架，迷昏後用飛機載到大西洋上扔下來。台灣幾乎完全是『依法』行政、『依法』審判，這會讓社會在討論怎麼看待 加害者或體制共謀者問題時，增加很大的難度。」

　　那麼在道德上呢？德國納粹統治時代的許多官員、法官在戰後也受到了審判，即使他們堅稱自己是依法行事；這樣的歷史經驗是否可以原封不動的在台灣適用？毫無疑問這是必須謹慎的。在五〇年代，當時掌權者多為從中國大陸播遷來台的政治精英，深受訓政時期的經驗影響，法治精神從未深入當權者的思維。王泰升老師提到，我們必須對當時有同情性的理解，這並不僅僅在法律條文本身，更及於當時的文化脈絡。

　 　易地而處，或許換作任何一個人也會做出類似的抉擇，但這絕對不代表這個體制是正確的；與其追訴這是蔣介石的命令，還是官僚或軍警體制的責任，其實更應該 意識到這是整個國家相互卸責的血腥體制，沒人應該單獨負責，也沒人可以置身事外。推動轉型正義的目的，毋寧說是要讓我們意識到對國家的警覺，它並非永遠是 理性的，而一個疏忽便可能使其被用於滿足特定人的利益。

回首走過的路

　　解嚴後的二十年間，這個社會畢竟懷著歉疚，對這段歷史做了些彌補。但時至今日，對於這段歷史，社會上依舊難以取得共識，過去的一切仍舊迷茫，許多人開始對這段歷史感到冷漠。難道是行動者做得還不夠多？還是這就跟薛西弗斯的神話一般，再怎麼努力滾動巨石，都只是徒勞無功的原地打轉？

　　葉虹靈小姐提到，轉型正義的幾個途徑中，現在要從司法上追究加害者難度很高。不同於納粹政權垮台之後的究責，臺灣早期白色恐怖時期的許多加害者與被害者，許多都已不在人世；而 且國安法第九條限制戒嚴時期結束後政治案件的上訴，也某種程度封閉了發現事實真相，揭露當年軍法或情治人員是否有違法濫權的可能性。但歷史正義的部份是可 以努力的目標，透過系統性的研究檔案，區分出不同體制參與者、加害者的光譜與類型，例如有些軍法官我們可以看出，是想輕放過案情比較輕微的學生，但卻在上 級壓力一再發回的情況下，屢屢加重刑罰。這些研究做出來，才能豐富我們對戒嚴體制如何把人動員進去的理解，也才不會對所有「加害者」有刻板化與過於單薄的 印象。

　　至於補償方面，葉虹靈表示目前得到「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補償的人數，大約七千多人，補償標準比較寬鬆，即使是地下黨案件，除了牽涉武裝之外，幾乎都能通過。

　 　回首當時，其實保密防諜的氛圍是可以理解的，但換個方向想，既然轉型正義是要以民主時代的價值來反思這段國家暴力的歷史，現在的臺灣社會應當也能包容、 甚至理解這些人的理念，對他們的賠償，或許不是在爭辯他們是對是錯，而是要宣示如今的臺灣社會，可以真正平等的對待各種理念。

　　一九九八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制訂，似乎宣告了國家正式面對自己的過錯。但很遺憾的，法律名稱本身卻諷刺地顯示國家不認為這是個過錯。如王泰升老師所說：「取名補償而非賠償，意味著國家某程度上還是認為這些人只是因為時代的需要所犧牲，而非被國家所侵害」。這並非只是文字遊戲，如果這段歷史不被界定為國家的過錯，我們便無法藉此提醒人民謹慎，那看似保母的國家機器有被人操控而反噬的可能。

將來的路程

　　除了前面提到的賠償與究責，轉型正義的第三條路徑就是向社會大眾重現這段真相。這幾十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方向蒐集資料、論述、宣傳，所企盼的便是在這些受難者凋零之前抓住這段歷史。然而社會大眾對這段故事似乎仍絕口不提，而年輕的一代更是對這些歷史經驗冷漠、疏離。企圖還原的真相卻始終無法與大眾對話，那正義的轉型恐怕也只能淪為少數知識份子間的論辯。

　 　其實回顧這些來時的路徑，仍常是以套用西方理論來反省這段歷史，但一般民眾根本無法理解，因此相較之下或許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大眾自己去詮釋這段歷 史。許多四五十歲的人，其實都有白色恐怖的共同經驗，那深植心中的恐懼讓他們絕口不提，也要求下一代避得遠遠的；而當代的行動者要做的，與其在西方的架構 下整理艱深而難以引起共鳴的許多論述，不如完整的呈現這段歷史，讓民眾去賦予自己這段經驗新的意義。如王泰升老師所說：「真相便足以讓人害怕。」

小結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白色恐怖迷霧般的面紗倘若輕易揭開，帶來的是更多難堪與尷尬，那為何要處理這段歷史？誠然，一部分是為了過去，為了還給受難者及其家 屬們應有的評價；然而更重要的是為了未來，為了如何在接下來的道路前進。完整的還原這段記憶，才有對話的平台，如今這種茫然的沉默絕對稱不上和諧，它只是 讓社會大眾在無意識的汪洋中漂流迷航。釐清真相與責任歸屬並非要秋後算帳，而是要讓大眾意識到國家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失控的巨獸。威權或許早已遠去，但 消極與姑息的態度，或許將招致它有朝一日的捲土重來；而甚至在社會大眾選擇為了所謂和諧、甘願塵封這段記憶時，它已然悄悄襲來。

意識報051刊目錄（04/08/2012）

意識社論
戳破依法行政的謊言


議事專題
從殘存的時代悲劇談起　　◎人類二　陳瀅
吹入校園的風暴──省工委與五零年代白色恐怖　　◎生傳三　廖翊筌　人類二　陳瀅
白色校園的美麗與哀愁──專訪張則周老師　　◎大氣三　陳梁政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藍博洲──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歷史三　李盈佳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林樹枝──良心犯的血淚史　　◎法律四　吳俊志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陳銘城──為受難人權發聲的記者　　◎人類二　陳瀅
汪洋中的一盞明燈──談轉型正義在當代的意義　　◎法律四　吳俊志
重返白色的記憶之門──重訪臺大與師大策展者　　◎社工三　孫文駿

校園意語
那些強拆士林王家之後的事　　◎中文三　王立柔

總編的話

   各位支持意識報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意識報新任總編輯曾稚驊。意識報至今已四年多了，我們持續的在校園議題中耕耘，期望能成為台大最具代表性的校園刊物。我們還在這條路途上，感謝所有支持的朋友，我們會繼續努力向前行。


    本學期意識報與台大學生會合作籌辦了台大1950年代白色恐怖檔案及影像展，因此我們有更多機會對這段過去作深入的探訪，並帶來了此期刊物。從當代殘存的六張犁公墓開始，我們將時空拉回了過去，這股白色的風暴究竟是如何吹入校園之中？而當時校園中的受難者張則周老師的經驗又是甚麼？在時代洪流中不斷努力發掘歷史的幾位先行者，又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呢？而回到當代，轉型正義的意義何在？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呢？本次意識報與各位一同重返這道白色的記憶之門。


    最後，在閱讀本次意識報之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撥空前往博雅教學館一樓參觀展覽，感謝各位的支持！

校園意語：那些強拆士林王家以後的事

◎中文三　王立柔

受訪者簡歷


　　林彥瑜，中山女中畢業，台大政治系國關組三年級，前任政治系學會資訊／宣傳部長。一向對社會議題、新聞事件抱持高度關心，今年三月底，為士林苑強拆案製作了英文影片《Forced Demolishment of Civilian Residence by Taiwanese Government on March 28, 2012》，冀望能對外披露，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與討論。其後更起草「政治人宣言」，期待政治學相關系所的學生、系友能以此次事件為起點，進行集體反思，鼓出更熱烈的迴響，也希望在全台灣的政治系學生未有共同的、實體化組織的狀況下，首先達到網路平台上橫向串聯的效果。目前影片的點播率將近兩萬七千人次，連署人數約一百二十人。


往憤怒與震驚的前頭再走一步，才是要去的地方

問：先從英文影片談起，你是怎麼開始的？


答：3/28禮拜三的凌晨，士林王家被拆了。聽到消息的時候，最直接的想法是：這真的是台灣嗎？本來的思維裡，以為這是中國才會發生的事情。下午我在圖書館讀書，科目是「正義與國際政治專題」，我一直心神不寧玩手機，瀏覽FB許多新聞動態。我知道三點半的凱道有遊行，但我七八節的課實在不能蹺，所以決定擱下晚上的事，前往現場看看。手邊工作很繁忙啊，但我覺得現在不去，明天的自己一定會後悔，尤其是念著正義那門課的時候，我想，就算念得再好、把功課交出去……卻好像沒有辦法實踐什麼？

　　晚上在士林，看見圍著圈的人們做道具、討論口號等等，當下覺得很感動──我們明明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可是一定是因為我們靈魂中某個部分是相同的，才會聚集在這裡。回家以後我開始轉貼文章，一位高中同班好友的狀態激發了我翻譯新聞稿的想法，於是聯絡她，且我認為影片更吸引人，所以打電話給壹電視傳媒委員會，自介來意後取得授權，主播的肖像權、影像通通歸我使用。壹電視僅要求我保留LOGO，並註明翻譯者。

問：接下來又如何發起政治人宣言？

答：我希望藉由宣言的連署去喚醒大家的熱情。春假的時候先找黃長玲老師談過，陶儀芬老師也來信鼓勵，林子倫老師更對構想的補強提出建議。老師希望不是靠他們來評論，而是由學生自行擬稿更有意義，所以我當天晚上開始動工。寫的時候再度覺得在和時間賽跑，因為這件新聞的熱潮在消退，我又很難將原初的想法化為具體文字，措辭、篇幅、標題，全是學問，也不能只憑著澎湃的情緒大書特書。但禮拜日正逢北藝大的黃慧瑜被建商控告，氣憤之下，決定當晚絕對要把這件事趕快做完。於是當夜就和政大政治系陳柏光、成大政治系曾友嶸、台大政治系蘇暐勝一起具名發布了政治人宣言，整串撰寫的過程中，尤其感謝黃長玲老師的悉心指點。

跨越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問：製作影片、擬定政治人宣言過程中碰到的障礙？

答：影片的話，首先要先克服硬體上的困難，又多找了另一位高中同窗一起翻譯，真正開始製作影片已經是禮拜四晚上了。始終很著急，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實在非常感謝這兩位朋友的體諒與無私協助。新聞最重時效性，我們又無法預期作成之後是否真有實際效果？一度懷疑自己到底在幹嘛，但最後總算在禮拜五晚上做出來了。首先傳給幾個名人，譬如張鐵志，這是宣傳最快的方法，關鍵在於敢不敢問而已；結果張鐵志分享後王丹看到，也幫忙分享，接著戴立忍……就這樣一直連連樂、散播下去。至於宣言，有許多人會問，連署了政治人宣言，然後呢？我自己在過程中也有懷疑，抓到組織的理念還不夠，以後會著手舉辦更具體的活動，例如電影座談。

不要未來的自己恨起現在的

問：從構想到實際行動的心理路程？

答：我在想，為什麼每次社會上發生事件的時候，大部分都靠社會系的人在發聲？系上老師曾說過，走進總統府看見旁邊七個幕僚裡有四個是台大政治系，深感驕傲（我們一半以上的人畢業後進入公務體系，或從事公共領域相關工作），但這更代表我們責無旁貸啊！學生時代一些觀念，包括人權素養、社會正義，這些都是可以帶在身上一輩子的東西，今天政府之所以可以在強拆王家後，還說著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並不是當初上課沒有教，或者他們心中不曾出現過剛才提的觀念，而是換了位子也換了腦袋。那麼，我們為什麼沒辦法在就學過程中，就先好好地集體反省，讓大家知道我們可以不只是那樣？

　　上了大學以後每次自我介紹，大家都會問「你以後是要搞政治的嗎？」我的反應總帶點生氣，但經過這件事以後，我發現人家會如此問，是因為他們對你有所期待。就算是刻板印象也好，那就是一種期待。可是，政治人常常在獲得成就以後，辦不到任何人們的期待。我現在所描述的，也就像寫宣言之初最希望回顧的感覺，包括當年為何要念政治系？一定是因為我們對公共事務有熱情和理想吧！所以當我看到檯面上許多人已經走了樣，目前最小的心願就是，希望至少同年齡這群人，在走到未來那個位置時，不會變成那樣子。雖然這很理想化，但我相信人一定有某些部分是不會改變的。最重要的是，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就真的不會再做了，尤其都快畢業了！

問：走過這一切之後的收穫？

答：黃長玲老師告訴我，寫一個東西不是、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認同，而是為了召喚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人。這也就是我在這整串過程中得到的最大意義：找到和自己一樣的人──素昧平生，你為什麼要幫我、我為什麼要幫你？這件事把一大群人拉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是因為我們有相同的信念。我最多的心情是感謝，連網友一個小小的轉錄動作，對我而言都是重要的牽線。於是，儘管在付諸行動時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斷層，面對批評或質疑、家人不甚支持的態度也不感到那麼挫折了，而批評當然也讓未來的論述更周全，也不阻撓繼續下去的心意。

我為了誤植姓名的事向影片中的廖本全老師道歉時，他說沒關係，還對我說「我的聲音和影像不屬於我，屬於社會。」今天這個影片被萬人轉錄，聽來似乎很厲害，我自己卻感覺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沒有哪裡了不起，因為我受到太多人的幫助，我是被整個大網絡擁抱而起的；也才知道，如果世界上沒有和自己一樣的人，其實，你根本就不會變作你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重返白色的記憶之門——專訪臺大與師大策展者

◎社工三　孫文駿



　　近期由「臺大學生會學術部」與「臺大意識報」共同主辦「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臺大一九五○年代檔案及影像展」，以及同樣關注五○年代歷史，由師大人文學社主辦的「白色迷霧中的孤墳與佚史──五○年代師大學生抗爭紀實」。兩場同樣由學生主辦，從當代角度回顧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在這個時間點上去回顧這段歷史，究竟對於當代台灣社會，以及學生們有何意義？
　　本次特別專訪兩校策展者──臺大學生會學術部長陳亮甫、師大人文學社副社長謝慧霆。讓讀者在觀展之餘，能夠進一步了解這次展覽背後的策劃過程，以及策展者從學生觀點出發，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的一些思索與反思。

展覽緣起


　　臺大學生會學術部長陳亮甫表示，現在校內學生普遍對於歷史或轉型正義的問題，是沒那麼重視的；尤其這次展覽處理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對很多數人來說是更加陌生的，甚至坊間也很難找到一本完備相關記載的書籍資料。與臺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的林傳凱學長討論後，了解到他們有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和訪談，而且有許多各年級的同學願意投入策展工作，因此促成了這次展覽。


　　師大人文學社副社長謝慧霆說：「早期是一九九五年人文學社的學長發起四六事件的調查，在校務會議通過成立調查小組，才開始調查師大這部分的四六事件。從那之後每年都會辦紀念活動。今年是聽聞林傳凱學長對於白色恐怖的研究，且有意採展覽的形式呈現近年的成果，加上人文學社也一直推動校史內對於四六事件的更多記載，而有了這次展覽。」


　　此外，陳亮甫也談到：「這個時機我覺得有很多重的意義。一方面，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有足夠條件將事情講得比較清楚；另一方面，轉型正義或校園民主化工程的問題現在在臺大算是成為某種程度上的顯學，至少大家會注意到這一塊，應該趁這個時候讓大家去直指問題的核心。」
　

白色恐怖與我何干───為何我們應該關心這段歷史？


　　雖然校園內普遍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較為陌生，但展覽仍希望能開啟與過去歷史的對話。「一九四八年的四六事件是發生在臺師兩校之間的故事，對兩校影響也很大，算是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所以一開始就有想要和師大一起來紀念四六。」如陳亮甫所說，這次兩校展覽其實在書寫上有一些差異，兩校的背景描述是各自寫，在人物的部分也有分界；這次展覽的主題是針對臺大、師大和國防醫學院三間學校當時的受難者。臺大部分主要為師生，像是：《雙鄉記》記錄的葉盛吉，許強是那時候省工委臺北市書記，是當時醫學院的老師；師大那邊像是黃榮燦和周慎源，一個是當時的老師一個是學生，在當時也是相當有知名度的。


　　謝慧霆則談到：「以前總是會好奇四六事件究竟處決多少人，雖然後來得知其實並沒有；可是四六事件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死亡人數的多寡，而是在於其導致了校園民主的沉寂。四六事件可視為是白色恐怖的一個鮮明的記號，對校園則是學生聲音的打壓；至於對師大本身的意義則更大，因為受難者都是師大的學長姐，曾經有過熱血抱負，卻因受到打壓而無法將精神傳承下來。現在就會思考如果學長姐當時沒有遭到退學處分，或許可以留下更多寶貴經驗給師大的學弟妹們。」


　　此外，謝慧霆還觀察到，一直以來策展者都希望同學藉由認識四六事件，去反思現在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但會發現同學光是要進入四六事件就很困難，很難去聯想當時跟現在的連結，更不用說反省。


　　「但我認為其實一定是有可以學習跟反省檢討的地方。」謝慧霆談到：「像我們昨天表演完之後，我用投影片放映一些士林王家的照片，像是大家聚在二樓跟警察喊話，就很像四六事件中，學生聚集在宿舍頂樓丟鍋碗瓢盆下去；還有王家事件中，警察把周圍圍起來後趕走記者，這跟戒嚴時代有什麼兩樣？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可能需要有比較明確的連結性，同學看到這些事情才會想到，我們現在雖然很自由，還是應該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不然國家機器還是隨時會剝奪我們的基本人權。」



預期回響或效果，以及長遠期望


　　此外，陳亮甫也提到，前陣子在推替陳文成博士校內立碑，現在也還在跑，校園轉型正義的相關活動每年也幾乎都針對四六事件、陳文成事件發起紀念活動或講座。他認為，希望達成的結果不是在短期內看出來的，而是說未來希望有人繼續著重在這一塊，不只有興趣，且致力於推廣與介紹。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活動，促使校園內有一群人讓這樣東西傳下去，去做類似的事情。我覺得自己任期內，或是一年兩年內倒是還好，不會去太期待看到什麼東西，這是長久的，而是後面的人有沒有辦法跟著繼續做下去。」



結語───「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


　　身處在國際上以民主為榮的台灣島上，現今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威權時代早已隨著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及一九九一年廢除刑法一百條而走入歷史。然而，倘若真是如此，那麼為何需要舉辦展覽回顧這段對當事人來說是難以抹滅的傷痛的歷史呢？


　　展示這段歷史，對於當代臺灣社會究竟有何意義與必要性？對於過往歷史實質內容究竟需要認識與理解到何種程度？過去與現在的連結為何？在資訊環境迅速變遷，五花八門的資訊與議題充斥的年代，一個注意力匱乏的年代，任何議題在公共領域議程的討論上都無從迴避的問題。


　　臺灣當代民眾對於白色恐怖的普遍陌生，源自免於司法偵察系統的侵犯的成長歷程。今日視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權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氛圍，似乎也可以奠基在「前人的努力爭取即是為了讓我們現在不必再煩惱這類問題，而歷史就讓他成為歷史吧。」這類說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誠如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在〈尚待定義的我的三十一歲、尚待定義的臺灣〉一文所說：「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這句話，或許可作為這次展覽的註解，提醒我們現在享有的權利是前人篳路藍縷爭取而來，而且一旦不持續有意識地捍衛，戒嚴時期由國家機器濫用公權力侵犯人民權利的戲碼，就有可能轉化成當代的形式一再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