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意識報013刊 目錄 (10/24/2008)



發刊日期: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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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校園議題)
台大的錢從哪裡來? 專題報導系列(二)建教合作

。台大的建教合作 —急速成長而且仰賴公部門 ◎濮家和
。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自主性 ◎蕭遠 吳嘉浤
。重點不在性,而在制度 —試論潤滑液事件 ◎陳聖為

學代非官方專欄
。學生會預算退回重審 ◎陳也禎 許躍儒

第二版(論壇)
。我們要大學幹嘛 ◎孫有蓉
。大馬旅台生的一國兩制 ◎吳子文
。答「野百合幽靈」一文 ◎台大大陸社

第三版(副刊藝文)

。荷索對紀錄片的看法 ◎吳重寬
。真實電影 ◎吳重寬
。回應「數位藝術—科技與藝術的弔詭」◎Wind

第四版(特別採訪)
菲律賓人在台灣系列報導
。引言
。漂泊的循環——菲律賓的海外移工帝國 ◎李問
。中山拜拜:聖多福教堂 ◎關恆安
。金光閃萬萬 ◎簡惠茹

台大的建教合作--急速成長而且仰賴公部門

◎濮家和

建教合作為重要校園議題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成為現代經濟體系當中核心的生產要素。同時,在學院中,知識生產的模式也已與過去大為不同,在商業的脈絡上生產知識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對台大來說,產學合作經費亦為校務基金重要收入及支出來源。從95及96學年度校務基金年度收支決算表當中(如表一),我們可以看到,近兩年在產學(建教)合作經費在校務基金中所佔的比例,每年至少31%以上,可見產學合作對於校務運作的重要性。同時,近二十年來,台大在建教合作金額及計畫案件數方面,更是不斷增長(如圖一、二),顯示出產學合作乃台大學術發展的趨向,因此我們更要來好好了解這一塊如此重要卻鮮為人知的領域。

建教合作結算經費 所佔校務基金比例


▲表一 95,96學年度建教合作結算經費所佔校務基金比例表



▲圖一 台大1988-2006歷年建教合作計畫項數折線圖
(資料來源:台大2007統計年報)



▲圖二 台大1988-2006歷年建教合作計畫金額折線圖
(資料來源:台大2007統計年報)

在此要先說明一件事:在本篇中「產學合作」與「建教合作」指的其實是同一件事。根據研發處陳基旺研發長的說明,在校務行政上兩名詞所指涉之事務亦同,故本篇統一採用法規定義上較為廣泛之「建教合作」一詞。(參 教育部(2006)《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國立台灣大學(2007)《國立台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

建教合作之經費運作

從大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產學合作是一種引進校外資金以進行的研究活動。而且,建教合作的合作對象並不只有民間企業,根據教育部頒佈之《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3條,建教合作對象包括「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既然重點在「資金」,我們就必須先了解這些資金進入校園後的管理與統籌工作。要開始一個建教合作計畫,以企業為例,若欲與學校進行產學合作,必須先向校方(行政單位如台大研發處)提出申請,校內研究單位(教師),除研究經費外,同時必須在計畫中編列約15-25%的「管理費」(額度隨研究專利歸屬不同而異),用以支付學校在進行產學合作上所消耗的行政成本。管理費算是產學合作的範疇內,校務基金的第一種收入。產學合作計畫執行結束後,剩餘經費稱為「結餘款」。結餘款會由校方統籌分配至教師研究專帳、學院經費、校務基金使用。這裡是第二種校務基金的收入。至於,校務基金的第三種收入-技轉金之收取,則是只有在建教合作計畫成果全部由建教合作對象享有時,才會發生。(參《國立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


▲圖三 台大95年建教合作計畫各單位金額圖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發展委員會95年年報)

大量依賴公部門的建教合作

台大校內產學合作,可以依合作對象分成三大塊:國科會、國科會以外之政府部門、私人企業及財團法人。其中,國科會為最大宗。做根據95學年度的研究發展委員會年報(如圖三),國科會計畫占所有計畫數量的66%。如果把研究經費來自國科會等政府部門之計畫數量加總,算入「公部門」一類,同時把研究經費來自私人企業及財團法人者以「私部門」歸類之,我們會發現,公部門在經費來源比例上佔有率高達95%;而國內另一所在教育部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績效評量榜上有名的清華大學,其光是國科會計畫的經費就占了校內年度總經費的25%,可見國內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之經費來源,呈現出大量依賴公部門的狀況。

我們可以把上述兩所國內大學的研究經費狀況,做為國內狀況之代表拿來與美國做比較。美國在學術研發上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依賴產業界資金的投入,從1971年開始幾乎年年高達65%居高不下,甚至還有成長的趨勢。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的產學合作是以私部門為主的(如圖四)。相較之下,以台大之現況,則很明顯是以公部門為主的。基於學術文獻中對美國模式的推崇,處在光譜另一端的國內的現況,應該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之。


▲圖四 1971-1999美國學術研發之資金配置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1)「跨領域系統整合推動計畫」計畫書)

學術環境的進步 獨立研究的隱憂

--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自主性

◎蕭遠 吳嘉浤

如前所言,台大的建教合作的主要資助者為政府機構,尤其以國科會為主;而在台大,建教合作的負責機構為研發處。然而近期,兩者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關鍵。因此特別談這兩者對於台大學術的影響。

資助的大宗-國家科學委員會

在談台大的建教合作,絕不能忽視政府扮演的角色。與國外相比,台大的建教合作以政府機構為主。其中國科會更是占了建教合作金額的66%,具有絕對主導性的力量。

國科會最主要是推動國內科技的發展。早期多以教師獨立申請的研究補助為主,但之後漸漸開始推動各項由政府主導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如「整合型研究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民86年開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民92年開始)」等等。這些計畫,強調群體合作,由國科會擬定方向,各教授再申請參與,而由國科會提供經費。以「國家型科技計畫」為例,內容為政府評估下具有未來有潛力的產業,如「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等。國科會的角色由原本單純的被動資金提供者,改為主動的推行各項計畫,主導性可謂越來越強。

台大研發處研發長陳基旺表示,台灣的社會很特殊,產業界的需求與點子,是藉由透過國科會,將這些需求反映給學界,國科會扮演的是一個媒合的角色。甚至,這些需求與點子的經費也是由國科會負擔。

台大建教合作的要角-研究發展處

台大負責建教合作的機構為研發處,其角色原本比較屬於公共行政的部份,以確保上述產業、政府與教師合作流程的順利。然在政府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的五年五百億)之後,研發處漸漸具有自己的主動性。

台大陳研發長表示,在頂尖大學計畫之下,研發處有了一定程度資金補助權。為了邁向頂尖大學,研發處擬定各項發展學術方式,內容包括:

1. 實施彈性薪資制度,優質的教師會獲得額外的績效獎勵。
2. 特別獎勵團隊合作,若以群體合作方式提案較有可能獲得研發處補助。
3. 對於「未來十年最有發展性的領域(例如研發長提到的奈米)」,研發處特別加以資助及推廣。

除上述做法之外,研發處還將目標設定在研究研究發展的「質量加倍」,亦即將論文的數量及品質做明顯的提昇。而今年也獲可觀成果:年中論文數達5000(計畫前2600),年中highly cited(亦即學界中引用比例為1%)的論文數為185(計畫前117)。

研發處的理想是,開創教師新的經驗,創造新的潮流,以便未來讓教師可以自行發展。

研發處頂尖大學成果發表記者會


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

在新的校務會議之後,「建教合作」的收入有了四分之一給了台大做為管理費,急欲解決財務窘迫的校方或許很舒坦,但那卻不是這篇文章主要想要關心的;我們關心的「建教合作」,毋寧可以描述成:學校的教授為了完成其義務/興趣所在的研究計畫,如何盡力從外界獲取資源的情況。

當我們談到產學合作,常會牽扯到市場需求,或許會讓人想起美國企業與大學的密切關聯,往往有「企業操控校園」之譏。然而,產學間的合作真的是宛如洪水猛獸嗎?教師在研究上的自主性是否真的如此崇高?在這個產、學聯合演出的舞台之上,兩方又各自有著什麼需求?

在狹義產學合作的關係之中,教授或者研究團隊接受企業或政府的委託,在核心技術上進行創新,經由技術移轉的過程讓企業能利用該技術進行生產。同時,也可以與企業合作,開設實務教學的課程或安排學生進入業界實習;在學校之中更往往設立了「創新育成中心」以提供進駐場地、儀器設備、創新技術等方式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這裡頭不僅教授能得到研究經費,學校也能收取管理費用。因而在理想的情況之中,產學合作是一個「雙贏」、同時滿足兩方需求的制度:學校得到財源,而企業得到技術。

依據建教合作的法規,其合作對象包含產業界與政府,規範的範圍十分廣泛。對於教授來說最重要的,卻是與研究密切相關的國科會補助。縱使在校務基金中對於研究經費有確實規定,然而教授的大型研究計畫卻還是往往要借助於公家經費的幫助。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授們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當然要時常與國科會交涉。然而如前所述,近來國科會屢屢推動的大型研究計畫,已經使經費來源有所改變。原本教師只是自己決定題目,但是在大型計畫的情況下,政府把題目訂好了,若教師參與這些計畫,則已先被限縮在政府的題目之下。是否造成了教授自主性受到影響?這點無法遽然推斷。事實上,根據某位生農學院教授的說法,基本上不會因為是不熱門的研究,就不發予經費或者退件。然而,教師在面對多重化的經費選擇的情況下,可確定的是,研究題目的決定權已不再完全由教師自由決定,政府力量已經介入其中。

回頭看台大本身。目前台大的研發處扮演的角色漸趨積極,台大研發處近期也不斷推動各項獎勵辦法。我們不否定這些政策的遠見,但相反地,這些「遠見」可能影響教師研究型態。如積極提升校內的研究「質量」,如上一篇文章所提,它體現為highly cited的數字躍升,但實際上卻無法讓人理解:這些論文的大量生產是否真的有造成國內學術領域討論層次的提升?在追求「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對台灣學術圈甚至社會的影響往往被隱而不談了。在數字背後,學者醞釀研究計畫的能力與時間不可能突飛猛進,論文數目如何在一年之內翻上一倍? 又如強調團隊整合,亦是一種影響教師研究型態的方式,削弱了獨立研究的可能。所有研究題目都有辦法跨領域整合嗎?這又是一個疑點。

某位生農學院教授表示:台灣現在所有的行政單位都很重視技術轉移,因為它是一個可量化的效益,所以都會希望教授多去申請專利,讓研究變成一個專利的產物。因而現今的農林漁牧學術社群雖屬弱勢,但歷史因素影響下人口其實也不少,主管機關考核偏重量化指標(專利、技術移轉等)的情況下,也導致許多教授急著申請專利,造成十分驚人的專利數字。

然而,這樣的數字真的有其實際意義嗎?自由時報七月二十七號報導,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統計去年共投入四百五十四億元研發,資源最豐富的國立大學比例最大,總研發經費三百一十九點九億元,但最後智慧財產權收入僅一點九一億元,大量的資金投注,卻往往得不到企業的青睞;即使擁有了量化數字的亮麗成績,卻忽略了實際上的企業需求,徒然浪費專利年費,增加申請人的負擔。

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斷然評斷教師自主性是否完全消失,甚至不能評斷教師研究應否完全獨立於政府或其他機構。但我們可以看到,從宏觀的角度視之,台大教師研究的市場已經不完全是掌控在教師身上。國科會及研發處各種獎勵的辦法,以及各種推行的理念,都是對於教師研究市場偏好的趨力。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之間的關聯,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重點不在性,而在制度

—試論潤滑液事件

◎陳聖為

潤滑液事件在校內外討論的沸沸揚揚,關於性別空間、言論自由等早有了許多精采論述,但對於制度上宿舍內權力分配的模糊點,以及權力使用恰當與否的問題,至今仍尚未被廣為重視。但若制度不加以改變,這樣的問題將會有不斷重複上演的可能。

潤滑液事件始末

男五宿舍的小柏同學參與日日春協會活動,因日日春有使用不完的過期潤滑液,在得知使用安全上並無疑慮後,其便帶回宿舍提供有需求的社胞使用。後與宿舍輔導員產生衝突,包括輔導員接連刪除他在各宿舍BBS版貼的分享文,甚至部份幫忙轉文的同學被劣文(被劣文者不能在該版繼續貼文)處裡。在認為輔導員處理不當的聲浪出現後,男一舍輔導員兼宿舍區督導(林怡忠輔導員為一資深輔導員,故為一三五社區之總督導,刪文之決定亦由其發出)貼文發表道歉,聲明其處理不周,但只是因為擔心潤滑液過期才下此命令。幾天後,小柏發現其潤滑液整箱被拿走,發現是林輔導員派工友拿走。爭議越演越烈,學生會福利部也主辦了座談會,會中多方代表陳詞,教官表示純屬誤會,是工友會錯意把一小包拿成全部,議題仍持續延燒….

刪文並非重點 無權處裡才是問題

受外界指控下令刪文的林怡忠輔導員,最近面對最多的問題是他為何刪文。諸多理由例如:林輔導員所說的為了舍胞健康、外界揣測的其對於性的污名化、恐懼性方面的討論等,不論理由為何,他「為何刪文」並不是重點。我們該最先問的是,他「憑什麼刪文」。

此事件發生後,林輔導員在道歉聲明與座談會上均表示他沒有權力刪文,他只能「建議」掌有版主資格的舍胞刪文,而這些舍胞便是宿舍網管,其部分由生治會幹部兼任。但事實並非如此。譬如小柏的朋友thomas629在轉錄文章過程中收到3舍板主的水球如下:(水球粗體字為編者自加)

★NTUM3 同學
To NTUM3: ??
★NTUM3 抱歉 男一教官有旨
★NTUM3 說要刪除這篇文
★NTUM3 所以不要再轉了@@@@@@@@@@@
To NTUM3: 嗯嗯~可以問一下憑哪一點要刪他嗎??
★NTUM3 問男一教官吧@@
★NTUM3 他覺得不適合吧

由此篇可見,宿舍教官(即林怡忠輔導員,其曾任台大教官固舍胞均稱其教官)認為不妥之文,就可以令網管刪除,網管似乎得聽教官之令。下面這段(7舍)也是:(水球粗體字為編者自加)

★Boy7 同學 對不起 我奉教官之命要把您的文章刪掉
★Boy7 並請您不要再張貼類似訊息至男七舍
To Boy7: 又是教官 = = 那我可以問一下為什還兼劣退嗎
To Boy7: 這個訊息有何處不妥呢??
★Boy7 抱歉 我們只是接到教官電話
★Boy7 請您直接與男一舍輔導員反應

在座談會中,男六生治會長也表示,教官與宿舍幹部的商量,往往幹部都不會拒絕。前男三舍生治會長也指出,教官所說的幹部都照辦,他猜測應是因為生治會幹部並不知道不需要聽從教官的指示。

隱性的輔導員權力

很顯然的,這樣的狀況與林輔導員口中所聲稱的「只是建議而非強制」,若生治會或網管不答應也沒辦法的狀況大相逕庭!我們應該感到疑惑的是,生治會與網管並沒有服從輔導員的義務,但卻也都照做,甚至都當成了命令來執行。弔詭的是,宿舍生治會應是舍胞們所選出的自治團體,理應為舍胞們爭取福利,成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但為何這樣的想像卻是與現實極度不符的呢?

我認為這與宿舍事務長期仰賴輔導員的協助有關。舉凡大小活動,輔導員都會積極扮演指導生治會的角色。輔導員在宿舍事務上相當資深,生治會幹部都只是剛成為幹部的學生,每個活動的仰賴成了順從其意志的根本原因。再者,制度上的缺陷也使的輔導員擁有更多資源,學校有關宿舍活動與規定的公文,都是送交至輔導員手上,生治會並不如同學生會般擁有參與決定的常務性會議。且舍胞所使用的補助金,也都得經過輔導員轉手核銷,才能派發至生治會手上,財務上的不自主使其依賴教官更深。

林輔導員於宿舍區中是行政,財務,甚至人事多面向的樞紐,資訊與資源上的不對稱,都讓生治會不能與輔導員平等商討宿舍事務。輔導員隱性的權力,使其得以主導大多數發生在宿舍的事務—就算已經逾越了界線。這樣的例子並不僅僅發生在男一,男四在討論整修樣品屋時,教官也試圖說服舍胞接受同學所不滿的設計,而並非單純作為意見的蒐集與表達者。

展望:更公平的權力分配

我想強調的是,縱然現在相關法規中,並沒有規定給予宿舍輔導員某些權力(例如侵犯學生言論自由任意刪文的權力),但隱性存在的權力比起看的見的法條更加可怕。這次事件提醒我們應當更加小心,首要之務便是生治會該硬起來,成為舍胞與學校溝通的橋樑,面對類似狀況時,挺身而出。另外是對於制度的修正,不論是讓BBS討論區規範明確、讓生治會與輔導員擁有對等資源與發聲管道、訂立輔導員工作細目,這些都是我們還能繼續努力的。

學生會預算退回重審

一波三折 再來一次

陳也禎 許躍儒

  學代第二次常會,於10/13晚上六點半,在綜合201教室舉行。學生會所提出的預算書被全部退回重審,最快要也要等到10月底才會通過。

毫無疑義的會長報告

由於上一次會議延宕,學生會會長許菁芳第一次在學代會做施政報告。除了提及本學期施政方針之外,也提及了學術部HBO的電影展、新體建場制度、大一女熱水問題、新生大樓社團使用的時間、福利部主辦的潤滑液公聽會、舊體問題等近期活動。不過,學代們並沒有對學生會會長的施政報告提出任何的提問。

更動議程,白忙一場

在沒有任何事先說明的情況下,學代們在會前更改了議程順序:將學生會財務部長的認可案,改到學代會預算的審查之後。然而因為議程順序的變動,造成了在認可財務部部長時,讓學代發現議程程序上的問題。使得原本花了10分鐘通過的學代大會預算又重頭再審,加上休會來回折騰了將近半小時。

第一次學代常會(十月一日星期一)因遇颱風而延期,導致財務部部長候選人湯浩文不克前往週三的延會會議,故財務部部長認可挪至第二次常會。理論上,學代的預算審核必須在第二次常會前,由「財務部部長」提出預算案,由財務委員會召開財委會(於十月十二日召開)審查。問題就出在這兒,在十二號的財委會中,財務部部長候選人尚未受到認可,他只是個「準財務部長」而非「真正的財務部長」,故學代預算案並不具有效用。因此,學代們決議在認可財務部部長之後,再進行一次學代預算案的審核,並且通過了二讀和三讀。

學生會預算不夠詳細,退回重審

學生會預算案,在十月十二日星期天由學代會財委會給與意見。財委會當天表示學生會所附的活動企劃書不夠詳細,甚至總結餘是負的,於是多項預算都退回重編。但又讓學生會預算以11:0(贊成:反對)通過審查,送交隔天的學代會。

在當天常會中,財委又表示學生會的預算案應再由財委會再審一次,以盡到財委會把關的職責。理由是由於多項預算重編,導致當天拿到的預算書,財委們也大多沒見過。最後以26:0決定退回總預算案,由財委再行審查。而剛剛折騰了半個小時的學代大會預算,也跟著退回重審。
  
開會時間重新調查

由某學代提出更改第三次常會的時間,經過在場學代的表決,通過將第三次的常會時間改至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再來,這名學代繼續提出更改第五次常會的開會時間。但另外一位學代表示,這樣會忽略今天不在現場學代的開會權益,這樣的更改並不適當,最後經由在場的學代表決通過,將重新計算各學代的時間,以便重新決定接下來的開會時間。不過,議長也有提醒,在第一次常會時就已經確定本學期時間,並據此借用場地,故更改常會的時間,可能導致當天的開會場地品質無法保證。
  
再次看看手中的開會議程,仔細回想、反思,這天的學代大會究竟完成了什麼事,究竟學代大會的基本核心價值又是什麼?究竟學代們又是如何的看待自己、詮釋其身分角色?究竟學代們是怎麼看待整個學代大會的呢?我想這不僅僅是學代們本身的課題,更值得我們所有學生一起來思索。

附錄:
當天預定學代主要議程進行流程:
學代議長報告->學生會長行政報告->通過財務部長認可案->審核學代大會預算->審核學生會預算->學代會各委員會報告

當天實際學代主要議程進行流程:
學代議長報告->學生會長行政報告->第一次審核學代大會預算(無效)->休會->通過財務部長認可案->第二次審核學代大會預算->審核學生會預算(退回)->學代會各委員會報告

答「野百合幽靈」一文

◎台大大陸社(大陸社的部落格

本文係回應許躍儒在意識012刊的文章
《野百合的幽靈迴盪——評大陸社社刊「爝」》


一週前,許躍儒投書意識報,以社刊"爝"為例子,批評這份刊物只能侷限在空喊口號而無法關注實質議題。

如果從"實實在在的議題"這個標準上來看,這份刊物也許不是那麼具有"功用"。不過,有幾點我必須做出澄清和說明。事實上,這篇刊物原先的目的,主要還是社團刊物的初試啼聲。在封面上,我們清楚地寫下了"大陸社社刊特別號",希望透過報導這樣一個活動,為正式的刊物來鋪路。我們向每個社員邀稿,讓他們自由撰寫對學生自治議題的想像或是活動的記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積極的呼籲,也有質疑的聲音(例如:"寫這篇文章。我不想改變什麼,也無力改變什麼。"這句話,的確是作者真正的、否定的結論,而非"自遣自懷以自high的過於高雅傷痛"),作為這樣性質的刊物,我們倒是沒有預設任何前提或想達成的目標。

此外,沒有把"實實在在的議題"報導出來,也的確是我們較缺少的,畢竟過去這樣子的報導方式極少為大陸社所採用。以往我們對議題的探討,主要是把重心放在開放的社課上,希望藉由社課,讓參與的人能夠對這些議題能有較深刻的了解跟討論,關注的面向也不僅限校園議題。相較於"懶人包"式的資訊提供者,過去大陸社對外往往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平台,一個能讓大家較為深入參與、交流的平台:在社課之中,我們討論著「不平等」如何形成一個穩固的歷史社會現象;全球化如何透過WTO遂行其意志;透過讀書會,我們討論早期全球化如何形成,資本主義如何以殖民者的姿態重整數百年前的國際貿易。此外,我們貼在社辦牆外的海報往往提供重要時事議題的呈現,並且歡迎公眾在留言版上發聲,激盪大家的討論,而不只是單向的"報導"、"告知"。因此,我們的刊物在多元並呈的同時,少了些銳利的分析,卻期許著自己能夠擁有足以容納公共平台的熱情。

一份刊物,是一個社團某些價值的反映;對刊物想像的不同,也是社團價值的不同。

進一步講,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每個社團的經驗、價值、條件不同,所適合的方向與實踐方式也可以有所不同。我不反對大家提出對議題性社團的想像,但如果大家在討論之前就已經打算將自己的價值強加在別人身上,就只會造成反彈與困惑。

許躍儒先前的文章,激起了社團間有關自我定位、以及社團方向的討論。無論我們是否能認同他的論點,這至少是個反省與檢視的機會。希望這篇文章能作為一個開端:停止情緒性的語言,在一個平和的氛圍來討論社團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我們歡迎許躍儒向我們提出在校園議題上頭的建議,也歡迎各種價值與我們目前社團的方向進行辯論,不過,那不代表我們需要一個披著校園議題外衣的幽靈,希望把它召喚出來的人,也能記得將它帶回去。

大馬旅台生的「一國兩制」

◎吳子文(台大外文所碩三,馬來西亞籍)

馬來西亞留學生來到台灣,通常被稱為「僑生」,而我們則習慣自稱為「旅台生」,因為「僑生」或「華僑」這類「不愛國」的名詞早在大馬獨立後(1957年)便被棄之不用多年(台灣人反而一直沿用至今)。

或許很多台灣同學不知道,大馬華裔學生來到台灣留學,一部分會被歸類為「僑生」,一部分則會被歸類為「外籍生」。這種「一國兩制」的留學生政策正好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國族認同上的巨大分歧,意即擺盪在大中國以及台灣本土的國族認同之間。

從統派的立場來看,所有海外華人都是中華民國的華僑,大馬旅台生自然被歸為「僑生」(「華僑學生」的簡稱);從獨派的立場來看,台灣不屬於中國,而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所有海外華人都是名副其實的外國人,大馬旅台生應被歸為「外籍生」。

問題是統獨、甚至不統不獨或維持現狀在台灣各有一定的民意基礎,而且全台灣的主導意識形態往往隨執政黨的更迭而有所改變,像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去中國化」或強調「愛台灣」的本土意識形態蔚為主流;現在國民黨上台,兩岸交流頻密,意識形態的鐘擺又往「中國」靠攏,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國族認同錯亂具體而微的反映在海外華裔學生的身分錯亂之上。

大馬旅台生的「一國兩制」在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呢?其實很簡單,根據台灣僑委會的規定,只要海外華裔在國外居留滿六年,便可透過僑委會以「僑生」身分來台留學。

至於外籍生,他們只要擁有外國國籍,便可各別向台灣各大專院校提出入學申請,然後透過教育部來台。由於大馬旅台生身兼華人血統和外國國籍於一身,所以我們可以任意選擇其中一種管道來台灣留學,造成大馬僑生和大馬外籍生在台灣「共存共榮」的奇特現象。

2004年以前,絕大部分大馬旅台生以「僑生」身分來台,因為當時外籍生的就學福利遠不如僑生。民進黨上台執政以後,大力推行國際化政策,並於2004年開始,投入龐大的資源為外籍生專門設置「台灣獎學金」,得獎者每月可獲兩萬五千元至三萬元台幣不等的獎學金,比許多大學新鮮人在台工作的起薪還要高。正所謂「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依循外籍生管道來台的大馬學生人數逐漸攀升。

有趣的是,近幾年崛起的大馬外籍生和傳統僑生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大馬僑生來台留學的歷史超過五十年,而且一直以大馬獨中(私立華文中學)畢業生為主,大馬外籍生則有不少為國中(國立中學)畢業生或大馬本地大專畢業生。

此外,傳統僑生主要來台就讀大學,大馬外籍生則有不少來台就讀研究所,也有部分大馬外籍生透過大馬新紀元學院的雙聯學制直接來台攻讀大三。

據我有限的觀察,大馬外籍生比傳統僑生表現出更為強烈的愛國思想以及公民意識,這可能和他們曾接受過完整的國民教育有關,而且他們的年齡通常比較大,所以心智也顯得較為成熟。

反觀人數仍占大多數的傳統大馬僑生,由於大部分屬私立中學體系出身,普遍懷有一種「棄兒情結」,覺得大馬政府虧待了他們,所以普遍表現出一種對大馬政治的冷感,甚至排斥,這點倒和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冷感不謀而合。

隨著大馬外籍生的崛起,我們發現台灣不再只是大馬私立中文教育的一個出口,也慢慢成為大馬本地大專畢業生一個越來越舉足輕重(而且優渥的)升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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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旅台生的「一國兩制」

◎吳子文(台大外文所碩三,馬來西亞籍)

馬來西亞留學生來到台灣,通常被稱為「僑生」,而我們則習慣自稱為「旅台生」,因為「僑生」或「華僑」這類「不愛國」的名詞早在大馬獨立後(1957年)便被棄之不用多年(台灣人反而一直沿用至今)。

或許很多台灣同學不知道,大馬華裔學生來到台灣留學,一部分會被歸類為「僑生」,一部分則會被歸類為「外籍生」。這種「一國兩制」的留學生政策正好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國族認同上的巨大分歧,意即擺盪在大中國以及台灣本土的國族認同之間。

從統派的立場來看,所有海外華人都是中華民國的華僑,大馬旅台生自然被歸為「僑生」(「華僑學生」的簡稱);從獨派的立場來看,台灣不屬於中國,而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所有海外華人都是名副其實的外國人,大馬旅台生應被歸為「外籍生」。

問題是統獨、甚至不統不獨或維持現狀在台灣各有一定的民意基礎,而且全台灣的主導意識形態往往隨執政黨的更迭而有所改變,像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去中國化」或強調「愛台灣」的本土意識形態蔚為主流;現在國民黨上台,兩岸交流頻密,意識形態的鐘擺又往「中國」靠攏,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國族認同錯亂具體而微的反映在海外華裔學生的身分錯亂之上。

大馬旅台生的「一國兩制」在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呢?其實很簡單,根據台灣僑委會的規定,只要海外華裔在國外居留滿六年,便可透過僑委會以「僑生」身分來台留學。

至於外籍生,他們只要擁有外國國籍,便可各別向台灣各大專院校提出入學申請,然後透過教育部來台。由於大馬旅台生身兼華人血統和外國國籍於一身,所以我們可以任意選擇其中一種管道來台灣留學,造成大馬僑生和大馬外籍生在台灣「共存共榮」的奇特現象。

2004年以前,絕大部分大馬旅台生以「僑生」身分來台,因為當時外籍生的就學福利遠不如僑生。民進黨上台執政以後,大力推行國際化政策,並於2004年開始,投入龐大的資源為外籍生專門設置「台灣獎學金」,得獎者每月可獲兩萬五千元至三萬元台幣不等的獎學金,比許多大學新鮮人在台工作的起薪還要高。正所謂「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依循外籍生管道來台的大馬學生人數逐漸攀升。

有趣的是,近幾年崛起的大馬外籍生和傳統僑生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大馬僑生來台留學的歷史超過五十年,而且一直以大馬獨中(私立華文中學)畢業生為主,大馬外籍生則有不少為國中(國立中學)畢業生或大馬本地大專畢業生。

此外,傳統僑生主要來台就讀大學,大馬外籍生則有不少來台就讀研究所,也有部分大馬外籍生透過大馬新紀元學院的雙聯學制直接來台攻讀大三。

據我有限的觀察,大馬外籍生比傳統僑生表現出更為強烈的愛國思想以及公民意識,這可能和他們曾接受過完整的國民教育有關,而且他們的年齡通常比較大,所以心智也顯得較為成熟。

反觀人數仍占大多數的傳統大馬僑生,由於大部分屬私立中學體系出身,普遍懷有一種「棄兒情結」,覺得大馬政府虧待了他們,所以普遍表現出一種對大馬政治的冷感,甚至排斥,這點倒和台灣大學生的政治冷感不謀而合。

隨著大馬外籍生的崛起,我們發現台灣不再只是大馬私立中文教育的一個出口,也慢慢成為大馬本地大專畢業生一個越來越舉足輕重(而且優渥的)升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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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大學幹嘛?!

◎孫有蓉

科技快速竄發的幾十年來,電腦成為高度發展社會全面性的媒介,為了進入新媒體,讓自己重新接觸世界,知識的本質毅然改變成為可在科技和網路上流動的訊息。進入符碼世界後,知識被儲存、累積、交換,產生了資本所擁有的條件而進入商品圈。在知識商品化後,對力倡教育知識、研究探求真理的大學首當其衝,紛紛有了職業訓練所的風貌。如果在大環境的條件下,我們所需要的是職業訓練所而非專研知識的大學,那為何不撤銷所有大學改成一間間職業訓練所?我們要大學幹麻?如果我們肯定了大學存在的必要,那大學在這個社會上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雖然知識大量的符碼化,我想我們還是很難找到任何機構知識密度超過大學,可以有大量的學生、大量的學者教授密集地研究,實驗、撰寫論文,高度有效率地產出知識,在這樣的條件下,知識重要的發源地還是大學,也被大學定義。更何況,知識轉變成流通、交換的訊息後,有價值的就不再是訊息本身,而是我們能夠如何重組訊息、如何創意、如何用已存在的資訊轉換為新穎的商品,知識必須不斷地創新,不斷演進,因為知識一旦被侷限、被僵化固定,陷入不斷複製的停滯階段,社會也跟著不再前進。(請見第十一刊意識報言論自由憑什麼)在這樣的論說下,大學似乎又找回了存在的意義。

我們要怎樣的大學

近年來一系列調漲學費的風波,我聽到了對於大學的兩種想像:面對到調漲學費的時刻,就會有人極力倡導大學應該要機會平等,人人都有權利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隨著政府給予國立大學的經費逐漸減少,以台大來說,政府所正常給予的經費只剩下總經費的百分之三十,同時我們不斷地看到大學和企業合作,學校資源用以營利的比率逐漸升高,而政府老是提著五年五百億諸如此類的大餅,剝奪大學自主,要所有大學乖乖聽話。「政府抽手、大學法人化」呼聲在即。

難道這兩種呼聲沒有道理嗎?難道他們不是衝著正義?在大聲疾呼、忿忿不平的同時我們卻沒有發現,這兩種說法有著相衝突的想法、相衝突的概念,有著相衝突的結果。政府沒有大框架的論述,一味地左右討好,而我們這些首當其衝的受教育者又怎能以眼下片面的利益片面地主張著「高等教育普遍化」與「大學法人化」?

「高等教育普遍化」與「大學法人化」到底存在著怎麼樣的內在衝突?事實上,這兩種說法完全由兩套互相扞格的思維邏輯所衍生,一種主張著社會擁有強烈共識,偏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思維邏輯;另一種主張傾向於政府完全撤手,在經濟的運作下促進競爭力與大學自主。

大學的緣起,是較相近於法人組織的。中世紀後期,歐洲同業手工業者開始組織成行會來保護貿易和要求財產權,經濟活動與財產不被封建貴族控制,而行會中除了有組織的非常保護,更有完善的藝徒教育制度,培訓學生、評審技能程度、各等級資格等等。受到了行會制度的影響,學者也聯合起來組織了行會形式的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最後發展成為大學組織。這樣的組織以行會的模樣出現就是要將政治權力的影響革除在外,但這並無法直接推論出:因為在這時代我們也必須把政治權力革除在外所以大學應該法人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了一種引人入勝的想法:教育本身並非單純只為了增長知識或者技能,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人進入社會,進入社會已形成的共識,讓兒童在長大後能夠適恰地融入社會,認同社會所認同,遵守社會所令其遵守。並非教育決定了社會需要些什麼,而是社會決定需要教育的內容。這並非什麼陰謀論式的闡述方式,涂爾幹認為社會沒有團結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團結除了由經濟上的分工所強化,社會的共識也是維繫團結且讓社會成員為了團體願意犧牲小我成全社會的必要條件,就算在看似經濟完全接手政府權力的現在,共同意識還是以一種潛性規則的模樣,讓我們不知不覺地遵守著社會規範。所以我們自國小、國中、高中以來,老師們對我們影響,尤其對我們行為、思維模式的影響突兀地巨大,不僅僅只是因為大家都恰巧地碰上了影響人深遠的好老師。

但到了大學教育,如果不以國民教育或者普遍教育來看待它,大學教育本來的目的並不在形塑社會共識或讓個人順利地被吸納入社會,但在一個經濟分化如此專業的社會中,每一個社會團體的行動都如同千一髮動全身般地影響著社會整體,大學教育不可能完全獨立於社會,沒有任何社會規範、社會意識的沾染。而即便如此,大學本來是追求真理的。

兩種教育邏輯的典型

幾年前,台灣吹起了一陣北歐的風,但這陣風本身充滿了一個社群對自己的驕傲與滿滿的期許。請原諒我的不足,讓我撇開北歐成為現在社會福利國家的歷史與脈絡,直接從北歐的高等教育性質談起。北歐福利國家給大家的基本印象:「從搖籃到墳墓」不是沒有原因的,以瑞典為例,瑞典從小學教育一路到大學教育所有公民都不需負擔學費。從1950年代一直到1989年,各個高等教育所設置的科系與教學計畫都還是全權由瑞典教育部負責制定。

「小學到大學教育全額免費」對於主張高等教育機會平等的人來說多麼誘人,但我們沒看清楚的是,這個完全由政府所提供的教育體系中,高等教育也成為國民教育性質的一環。既然有著國民教育的性質,以瑞典為例,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一直到最近二十年才開始讓學校有一點自主性,以往則是由整個政府囊闊整體的教育內容與計畫。為什麼說福利國家政府提供了整套的國民教育呢?福利國家眾所皆知的特色有幾個,其中最典型的即賦稅特高與政府照顧周詳,而到底什麼樣的動力才能讓公民接受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賦稅?

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中,因為分工所帶動的社會團結、協作和運轉應該超過由整體社群形成共識所促使的團結,讓我們看看幾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即可發現,整個國家時常很難擁有一致的共識讓我們團結在一起達成什麼樣的目標,社會中的分工與專業化已經順利地支配著大部分社會活動。要打破這樣經濟的思維邏輯,一個社會需要達成某種堅不可移的共識,讓資源以另一種模式進行分配。要維護這樣的社會共識,教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即對社會進行再生產,而這種在生產過程可以保持社會現有的運作機制,讓學生繼續當學生,長大後自然地在社會當中找到了已經被確立的職業,維繫社會現在的運作。對於強調社會共識的福利國家,教育對於國家來說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所有國民從小到大的所有教育不僅教授技能、知識、就業,更不斷地強化著這些未來行使權利公民的社會共識。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如果沒有夠強烈的社會共識來維持整個社會朝向共同方向,如同瑞典般的教育體系很容易被政治惡意地侵犯,並藉由政治的力量形塑出另一種共識來達成私人利益。

簡單總結,將高等教育國民教育化的思維邏輯,教育的整體除了培養國家所需人才與專業,更為了維護整體社會所形成的共識,讓進入社會的公民自然而然地接受整個社會所決定的走向,比如說高賦稅資源分享的觀念。政府全力支持教育,但同時也完全介入教育,而在社會中已達成接受高稅率、由政府執行資源重新分配的基本共識,即仰賴著教育來讓共識不斷成為共識。

另一思考邏輯相較偏向於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在這些社會中,大學以下教育還是受政府支配作為形塑兒童社會相關意識的媒介,讓兒童長大後順利進入社會並認同社會規範,但大學教育事實上是中世紀行會的再進化版本。大學是一個研究機構,是一個發展知識的場所。這麼說的話,那不是應該只有私立大學而沒有公立大學嗎?整體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所反映出的階級與對立是最與社會的安定息息相關的,在資本主義反省過其競爭邏輯後,這樣的特徵愈趨明顯,國家必須適時地介入資源分配,消除社會階級的僵固,所以在這樣的脈絡中有了公立大學,來保障所有有意願讀大學的學生都有管道獲得機會求取知識。在這樣的氛圍中,私立大學的校長扮演著經理人的角色,擔起募款與增進資源的責任,與我們傳統以來帶有文人風範的校長形象有很大的差距。

為什麼不提出論述


台灣現行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擺盪在兩種思維邏輯間不斷地累積著衝突與矛盾,可以看見政府對國家教育缺乏系統化與一致性的想法,或採取主張衝突,或每一種呼聲都予以模糊的回應。為什麼不提出論述?為什麼不和人民對話,告訴大家我們擁有什麼樣的教育目標,希望藉由什麼樣的方法達成如此的教育目標。當我搜索此篇文章資料時,我看到許多出國調查教育制度的報告,一份瑞典、芬蘭的報告的心得與建議中寫道:近年瑞典因為被英美所影響,讓學校享有更多自主,所以政府對大學的管理由政府控制模式轉為政府監督模式,逐步將大量的評鑑和監督權力下放給中間機構來承擔,如高等教育督學署等。也就是這些改革,使得瑞典高等教育雖然是完全義務教育,但還是能保持很好的教學品質。這相當值得台灣教育學習和借鏡。我們的高等教育制度就在政府一邊抽手、硬逼著大學法人化的同時,用著福利國家模式的評鑑邏輯。而我們到底要在這種錯置中無憂無慮地生活多久,又忍受多久?

菲律賓人在台灣系列報導——引言

台灣從1992年開始,正式跟菲律賓政府協議從菲律賓引進勞工。可是在一兩年之前就有近萬名的菲勞來台工作。由於天主教信仰以及密集的人際網絡,菲律賓人在台灣相較於其他國家來的勞工,擁有更完整的組織與「社區」。菲律賓移工彼此之間的連結比較緊密,因此也比較有能力處理在台灣所遭受到的困難。

  十多年下來,移工的議題已經有許多人辛苦地關心與耕耘。上禮拜,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顧玉玲才出了一本新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紀錄一些移工的生命故事。

  意識報的採訪小組將以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文化為主題,在接下來的三期做專題報導。我們這一刊先從菲律賓廣佈海外的移工現象開始介紹。菲律賓移工並不是一個僅存於台灣的特殊現象,而是全球分佈的一小部分,有它的歷史背景。而在台灣的菲律賓人與世界的連結,則最可以從Chungshan——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周邊的商圈——看見。本期,我們專注在菲律賓移工星期天於Chungshan所形成的特殊生活圈,採訪了聖多福教堂還有附近的金萬萬名店城。


本系列中的文章:

漂泊的循環——菲律賓的海外移工帝國

中山拜拜:聖多福教堂

金光閃萬萬

中山拜拜:聖多福教堂

◎關恆安

  座落於中山北路的聖多福教堂(St. Christopher’s),建於1957年。原只是為服務居住在教會周圍的美軍顧問團,以英文彌撒為主。但1992年台灣開放合法引進外勞後,菲律賓外勞或華僑逐漸以聖多福教堂做為中心,開啟屬於自己的文化區域。菲律賓人稱這裡為Chungshan(中山),而每週日湧來人潮,就是「中山拜拜」。從聖多福教堂向兩旁延伸有著五花八門的菲律賓商店、銀行與餐館等鱗次櫛比、不勝枚舉。教會為當地的核心區域就是不爭的事實,除了帶來日後附近的商圈與商機,更是帶給菲律賓人在台灣的歸屬感。

聖多福教堂的運作、活動

  如今每到星期天,遠近馳名的聖多福教堂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教徒,教友大部分來自大台北和桃園地區,但也會有遠自高雄、嘉義的菲律賓天主教徒到聖多福教堂來望彌撒。身為台北市中唯一的英語彌撒聚會,初期吸引到當地的菲律賓教徒參加。久而久之,聖多福教堂就變成以菲律賓人為主的天主教堂,日後也增加菲律賓塔加祿語(Tagalog)的彌撒聚會。舉辦活動與慶祝節慶包括著一月的聖多尼諾節與五月的聖十字架節,分別為菲律賓傳統舞蹈Ati-ati-Han的舞蹈比賽與花車遊行等。至於十月的Rosary Month,則是在10月26日有辦場演唱會,由教會中各小組負責演唱聖歌。

  由於菲律賓移工的流動性大,他們不大可能在教會擔任長期的工作,在聖多福教堂服事的神職人員也不多。教會組織中包括幾名修女還有三名神父,分別為兩名菲律賓人與一名印尼人。但神父、修女最久只在台灣宣教三年,就會前往其他地方。唯有教會的秘書,Gemma P. Huang(黃姬瑪,她的先生是台灣人)是長期聘任,但目前她擔任這個工作也只有兩年的時間。絕佳的中文能力使她背負著重責大任。她獨自一人囊括處理教會事務、照顧神父與擔任翻譯、分配清潔工等雜事。平時除了望彌撒,聖多福教會擁有11個團契小組,給予菲律賓人在生活中更多機會與其他在台菲律賓人有機會接觸,不論是聚餐或是一同讀聖經皆有,並有教授英文、中文的課程,給當地菲律賓外勞學習語言的管道。

讓心靈歇息的港口 價值的重心

  但來台打拚工作的菲律賓外勞,甚至是外出時間都受到雇主的限制,哪來的時間參與教會小組?Gemma解釋道:「因為有心。」離鄉背井的孤獨感,促使他們更加珍惜與同鄉交通,或甚至是來到教會的時間、機會,可見教會存在的意義還包括給予外勞心靈上的寄託與共鳴。

  Gemma分享很多來到台灣後遇到的問題與不適。原居住於菲律賓宿霧的她,22年前跟隨台灣丈夫腳步來到台灣,就一直過著學習適應的生活。如今有分別就讀高三與國一的小孩,一口流利的中文卻是她辛苦自學而來。離鄉背井的Gemma,剛開始與菲律賓外勞面對到同樣的問題,語言隔閡與思念家鄉。並在先生嚴格的管理下,無法去教會聚會與交朋友更是加深她的孤單感。

  這種生活持續20年,直到妹妹幫忙與教會牽線,並進入聖多福教會服事,才開啟了Gemma新的生活。事實上不論鄉愁或信仰問題皆是外勞在異鄉遇到的重要課題,從這不難發覺聖多福教會在菲律賓外勞生活中所占的意義。在菲律賓移工為了生存而跑遍世界的旅途中,成為「台灣」這一站最安穩的港口。

漂泊的循環——菲律賓的海外移工帝國

◎李問

  EEC Express跟聖多福天主堂附近的其他菲律賓店家一樣,在星期天特別忙碌。中山北路三段的人行道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市集,販賣著衣服、香水、電話卡等商品。從這家快遞店門口的玻璃看進去,可以看到裡頭堆了一個個嶄新的紙箱,上面印著公司的名稱,整整齊齊地疊成一道牆。牆的另一邊的櫃子上,還堆了許多玩具和糖果。

  菲律賓人叫這些紙箱balikbayan boxes,他們喜歡在箱子裡面塞滿禮物寄給家人。紙箱裡的禮物沒有經過特別的包裝,送的東西也不會特別昂貴(常以糖果為大宗),偶爾加一些台灣的土產或紀念品。可是,菲律賓人對這些紙箱有種特別的喜愛。有一個菲律賓笑話說,如果你在飛機場看到遠遠的有個人身邊堆了十個紙箱,那他八成是菲律賓人。世界各地加起來超過一千萬的菲律賓移工,透過這些簡單的禮物來表達他們對家人的關心。

  菲律賓人本來就有送禮的文化。不論是上班或是出遠門回到家,都會帶一些小東西回來。他們稱之為pasalubong,有「為了驚喜」的意思。而海外的菲律賓人為了節省運費,把許多小東西累積成一個balikbayan box,正是延續pasalubong的傳統。除了禮物,菲律賓人每天傳送一億通簡訊,每年匯六十億美金回國。海外移工在聖誕節返國的時候,艾若育總統甚至會在飛機場辦活動迎接他們回來。

流動的人力 移工帝國


  他們是菲律賓「移工產業」的成員。海外工作的移工佔了菲律賓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一。相較於有些國家的勞工專門去一個特定的國家,菲律賓的移工是全世界跑透透。只要是需要人力的地方,就有菲律賓人的存在。目前最多菲勞的國家是美國,其次是中東還有東南亞。一般的菲律賓移工一次只能出國工作三年(台灣可以續約一次,所以最長是六年)。可是移工一輩子往往不止出國一次,而是反覆地尋找機會到海外賺錢養家。

  這些移工以三年三年的節奏,在世界各地漂泊。從EEC Express走出門,看到柱子上貼了一張廣告,上面寫著「Go to Canada!!!」,下面還寫說會幫忙解決雇主跟合約的問題。對很多菲律賓人來說,台灣只是一個賺錢、累積工作能力的跳板,到時候再到工作條件更好的國家(像加拿大)工作。他們的英語能力,也成了工作上的一大助力。

政府與仲介所打造的管道

  其實,海外移工政策至今都只是菲律賓政府口中「暫時」的就業方案,卻已經成為菲律賓最大一筆的外匯收入,其實打造這個移工帝國的,正是菲律賓政府。1980年代菲律賓身陷金融風暴,加上馬可仕政府的貪污、酬庸政治,讓菲律賓國內的經濟陷入困境。經濟比70年代還要差,甚至全國有一半的人無法溫飽。不斷增長的幼年人口和失業率,使政府提出「把人力輸往海外」的方案。最早人力由政府統籌分配,之後卻因為無法應付,而改由私人仲介來負責。

  專門掌管移工事務的Philippines Overseas Employment Association辦公室位於在馬尼拉的市中心,主旨是「推廣海外就業」還有「維護移工權益」。每年都會有一些羨慕菲律賓移工規模的開發中國家,到這裡來取經。同樣在馬尼拉市區的各個角落,是八零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仲介公司。菲律賓仲介幫移工找到工作,就會收取約900塊美金的仲介費。要成立仲介公司很容易,詐騙的案件層出不窮。菲律賓政府對這些本國的仲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菲律賓和台灣的對話窗口叫「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屬於非邦交國與台灣的「大使館」,負責移工來台的推廣。這個機構介於政府機構和企業之間,因此金錢酬庸的情形特別嚴重。

  移工假使到了台灣,還要面對台灣的仲介要求每個月一千五左右的仲介費,並且健康檢查、食宿費等名目來進一步跟移工收錢。他們的薪水低於本國人的基本工資,工作內容多是台灣人自己不想做的工作。大量移工雖然會為菲律賓帶來外匯,卻讓菲律賓在經濟上處於更依賴他國的地位。國內的就業市場沒有增加,外國的投資也沒有明顯看漲。

  菲律賓本國的經濟,有時候也使得海外移工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例如說,2007年菲律賓經濟成長率達7%,貨幣升值20%。這卻讓海外賺取美金的移工實質收入變少了,頓時讓很多移工必須考慮換工作。只是換跑道也需要很大的決心,因為綁約使情況變得更艱難。

漂泊的循環

  無數的菲律賓家庭被納入了這個漂流的體系。家人之間日常的問候,改由紙箱、簡訊、和網咖視訊來維持。菲律賓人非常注重的家庭生活、在朋友之間透過認養經營結拜的關係,在這裡就產生了不一樣的連結。冒著隨意被資遣、替換的風險,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菲律賓的移工不斷地出國、匯錢、回國、出國、匯錢、回國,並且在各個落腳的地點,尋找與家鄉連結的方式。

金光閃萬萬

——菲律賓人的購物天堂

◎簡惠茹

走在星期天的中山北路,周圍盡是不熟悉的語言,說著國語的我們彷彿踏入了異國,三兩成群的菲律賓人聚在路旁聊天購物,有的是情侶、有的是朋友,就在這條小小的中山北路解解鄉愁。站在人群中抬頭一望,偌大的招牌寫著「金萬萬名店城」幾個字,踏進這棟兩層樓的建築,和平日禮拜一到禮拜五比起來,眼前是一幅熱鬧無比的景象,人擠人的購物情境或許我們再熟悉不過,但是有趣的是身旁的人潮卻不是台灣人而是來到異鄉工作的菲律賓人。他們稱這裡為「Won Won Building」。

從精品店到菲律賓商店

  與一樓潮代服飾的尤小姐聊過幾句後,我們知道金萬萬這棟大樓當作購物商場已經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了。一開始這邊幾乎是一家家精品店,台灣人們有的自己從國外帶回來,或者進口海外精品在這裡販賣,連帶的也可以發現有好幾家修改衣服的店家興起。這樣的場景隨著外勞開放、聖多福天主教堂吸引菲律賓外勞在這裡聚集而改頭換面。到了七、八年前,越來越多菲律賓商店在這裡為菲律賓人服務,原本的精品店漸漸變少,取而代之的是為了服務菲律賓人需求而新興的店家。我們也可以很明顯的發現一樓還有大概一半是精品店原來的面貌,而二樓已經成為菲律賓人的購物天堂。

華人或是跨國婚姻 頭家大不同

  仔細逛逛二樓的店家,我們不難發現可以區分成幾種相似的型態,大致上可以分為菲律賓人的飲食、生活用品、服飾、理髮美容、手機通訊、網咖或是匯款服務。這些店的老闆並不是一般的移工,而是分成兩大類:其中之一是從菲律賓回來的華人,他們在菲律賓生活了幾代,透過認識的人回台灣創業;另一類則是台灣人跟菲律賓人結婚,並藉此機緣做菲律賓移工的生意。

  金萬萬除了有大樓本身的主任委員之外,菲律賓華人自己組成一個委員會來排解加入的店家面臨的糾紛。該會的會長莊女士,是最早來金萬萬的菲律賓電家之一。他們家在菲律賓住了三代,二十年前他來這裡開店,賣一些食品和唱片。他說,委員會每兩個月開一次會,另外也有一種情感交流的功能,例如他們也會為彼此慶祝生日,舉辦派對。但並不是所有做菲律賓生意的店家都會加入這個委員會。

  樓梯旁的蘇先生笑著說,老婆(菲籍)原本是個護士,到台灣是個跳板,原本想到美國找姐姐,沒想到遇到他就留下來了。他們夫妻倆在金萬萬開了一家生活用品店,裡面從吃的罐頭到可以解解鄉愁的菲律賓小說應有盡有,像蘇先生他們這樣類型的店家在這裡都可以很容易發現。

  另外,我們也和一位在理髮店幫忙的瑪莉聊天。剛踏進店裡,電視播著菲律賓連續劇的影片,瑪莉正一邊看電視一邊練習寫國字,她和住在菲律賓的台灣老公結婚後搬回來台灣,老公在外面工作,他來朋友在金萬萬開的理髮店工作,因為她本來在菲律賓就有剪頭髮的執照,雖然老公不喜歡她學中文,她還是自己到學校上課,希望學會說中文。

不只是購物 更是聯繫感情的場域

  星期天到這裡來的菲律賓人常會聚集在某些店家談天解愁,一起看菲律賓衛星的電視台,一起用母語聊天,一起吃著有家鄉味的美食,理理頭髮也消遣掉一整個禮拜來工作的煩悶。這裡不但為他們提供生活所需,這裡的網咖也是他們和家鄉親人視訊聊天的媒介。店家還做了些特別的設計來符合菲律賓移工的需求,像是3C產品分期付款、小說出租等。小小的一個購物商城,一到禮拜天便是滿滿的菲律賓鄉愁。

回應「數位藝術—科技與藝術的弔詭」

◎Wind(讀者投書)

本文是對012刊中《數位藝術—科技與藝術的弔詭》的回應


「弔詭」,中文同意於奇異、怪異,在英語中名為paradox,意指一種導致矛盾的命題。原文的副標題取名「科技與藝術的弔詭」,且容我大膽地猜測作者的原意應是採用英文字義,欲表達這兩種事物的結合必然會產生矛盾?或者一方終將侵蝕一方的可能?

作者在行文當中想要強調許多展品在使用科技創作的時候,減低了該展品的藝術價值。例如在原文第三段中:『作品運用高科技並不能否定藝術品的價值;但不可否認的是,科技性強勢的藝術作品,往往在藝術性上失衡。』,或者第四段寫道:『精湛的數位運用,很容易喧賓奪主,使我們忘記藝術本身的價值…』。作者的行文當中,透露了他/她認為科技與藝術是不同的集合,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結合」(combination),以及科技是一種素材或是媒材的想法。

然而,一個必須澄清的問題是:科技與藝術是兩個不同的集合嗎?一個科技在展品上的大量使用,會減低了該藝術的價值嗎?

讓我們先釐清在這命題中的「科技」是什麼吧。原文當中並未對「科技」、「數位」、「新媒材」的指稱對象交代清楚。且容我再次大膽的推測,這應該是指許多所謂的「美術展」、「雙年展」當中運用數位媒材所進行的創作,否則電視、電影、音樂算不算是數位藝術的一種?電影是否有讓人感覺不是藝術嗎?(在此大家自由心證,我只是想找出作者描述的對象罷了)。那麼這些數位媒材多是什麼呢?就我個人經驗來說,這些媒材多是聲光與音效,以及配合感應器,讓觀賞者聆聽、觸碰、互動,其他直接運用電腦設備讓觀看者操作的也有。

作者提到,這些數位媒材的大量使用或不當使用,會減低展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言下之意似乎是該展品本質上具有藝術價值,但它被數位媒材,或者叫科技,給降低或抹殺了;換言之,如果這個展品換成另一種非數位媒材,可能會有比較高的藝術價值。那讓我們來搞清楚什麼叫 『藝術價值』吧。

其實,它是個虛假的集合。

舉例來說,今日人人爭相收藏的印象畫派,在1850年剛出道的時候,由於不被法國官方沙龍所認可,只能自己借場地來辦展,並且被評為:「一團糊糊的,不知在畫什麼」。那些畫從一誕生就長那樣了,它的『藝術價值』應該也在那時就固定了,難不成藝術價值跟經驗值一樣還可以累積?

藝術價值沒有公認的標準,它也不是官方公開頒獎就決定了的。如果這樣,那現在被稱為傑作的,在當時都應該是垃圾吧。一個展品的藝術價值,來自於觀看者是否會被這個作品觸動。每個人會被展品觸動的重點也各不相同,就像有人被遊戲的3D動畫所觸動,有人則被故事內容所感動。有些作品能夠快速獲得許多人的讚美,它會變成眾所皆知的「藝術品」;有些由於一開始難以下嚥,然而它所想傳達的或是觸發的往往是反思(對我來說是達利的畫),以至於後來人們會還給它應有的榮耀。

作者在原文中抓住了一個重點,就是第四段講到的:「數位媒體,只是一種工具」,所以展品的藝術價值不是來自於本身,使用什麼媒材都無法削弱它,重點是創作者能不能透過媒材,講出好的故事來感動人。如果成功,它就具有藝術價值;如果失敗,它就沒有。作者其實瞭解這點,但是在行文中容易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使用何種媒材會影響到成品的藝術價值。數位媒材比起傳統繪畫、音樂、文字,它強勢的地方在於能夠使觀眾進入其中,多重刺激以及互動的可能。如果創作者掌握得好,也能完成一個好的藝術品,不是嗎?

荷索對紀錄片的看法

◎外文四 吳重寬


  身為德國新電影的旗手,荷索在劇情片上的成就早已是有目共睹,《天譴》(Aguirre, the Wrath of God,1972)、《陸上行舟》(Fitzcarraldo, 1982)都已成為影史經典。不過在其三十多年的拍攝歷程中,事實上有將近一半的作品是紀錄片,而荷索對紀錄片也有一套他獨特的觀點,甚至在1999年提出了明尼蘇達宣言(Minnesota declaration),列出12點他對紀錄片的看法。從明尼蘇達宣言和許多訪談中,大致可以整理出最重要的兩個概念:

1. 對真實電影(Cinema Verité)的批判:

  荷索認為,真實電影所紀錄的真實是膚淺的真實,是種會計師的真實(the truth of accountants),真實電影的導演就像是個觀光客把古蹟拍下來一樣。他更認為,場景安排是每一位紀錄片工作者應該做的,真實電影對所謂「真實」的回應只適用於60年代,因為現今的真實(reality)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不只在數位特效等新技術的衝擊下,還有在文化上認知的改變──像是各種實境節目都是安排過的──都重新定義了所謂的真實。

2. 「令人狂喜著迷的真實」 (ecstatic truth):

  真實電影單純的紀錄與呈現,並且將事實(fact)與真實(truth)兩者混淆,這讓荷索頗為不滿,他說對真實的探求是難以言喻的,跟事實其實沒什麼關聯,不然的話,曼哈頓的電話簿就是書中之書,因為裡頭有著四百萬筆正確無誤的資料。在荷索看來,事實僅僅創造了常規,但是真實卻可以啟發人心。他認為身為紀錄片工作者應該去追尋詩意的(poetic)、令人狂喜著迷的真實,而這種神秘難以理解的經驗,只能藉由虛構、想像、風格化的方式才得以迄及。

  簡單來說,荷索對紀錄片的看法就是必須追尋詩化的真實,而非一般客觀的真實。不過他所謂的「令人狂喜著迷的真實」有點難以定義,似乎只能說是一種創作者的「靈感」(inspiration),他自己也說過這種真實:「當你遇見的時候,自然會立刻有所感應。」

  另外,荷索也不是第一個對真實電影提出批判的人,其實有許多人認為,真實電影雖然強調攝影機的透明性,對紀錄的影像、人物不加以干預,但是實際上鏡頭的安排和剪輯的選擇仍然不能免於主觀意識的介入,此外,因為真實電影要求拍攝的即時即地性,所以也缺乏時空的脈絡與歷史的縱深。

真實電影

◎外文四 吳重寬

  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直譯為「電影真實」(film truth),是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法國開展的一項電影運動,真實電影這個名詞源自於20年代維托夫(Dziga Vertov)的一系列新聞影片(newsreel)──「電影真理報」(kino pravda,直譯同為「film truth」)。不過相較於電影真理報強調由並列的影像(juxtapositions of scenes)獲取被掩蓋的真實,真實電影只繼承了其捕捉真實的精神與拍攝的機動性,在技法上則有些不同。

  在50、60年代交接時期,攝影器材發展出一種輕便、小型,並附帶標準規格和改良型鏡頭的16釐米電影攝影機,並且在錄製影像的同時也能同步收音與錄音。在技術革新的背景下,真實電影採用輕便的手提攝影機及錄音設備,以求能深入以往笨重的拍攝工具無法迄及的生活層面,而且得以更直接快速地把影音捕捉下來。

  真實電影最重要的提倡者為法國民族誌(Ethnography)導演尚‧胡許(Jean Rouch),他與社會學家艾格‧摩林(Edgar Morin)於1960年夏天所拍攝的《夏日紀事》(Chronicle of a Summer, 1961),被認為是真實電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影片中,他們隨意選擇幾個路人,在拍攝期間深入他們的生活,每隔一段時間,便詢問他們相同的問題:你最近快樂嗎?為什麼?什麼事情使你改變了?這部影片沒有連貫的情節,而是藉由大量的話語與對談,探索並挖掘了當時巴黎人們的心靈面。

  其他著名的例子還有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美好的五月》(Le Joli Mai, 1962),影片透過採訪,邀請巴黎的居民表達他們對生活的看法,進一步討論到當時熱門的社會議題。

  大約在真實電影發展的同一時期,於英國由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等人主導的「自由電影」(Free Cinema)、加拿大的「Candid Eye」與美國、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一般都認為和真實電影有著類似的概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察‧李考克(Richard Leacock)、潘納貝克(D. A. Pennebaker)、德魯(Robert Drew)、梅索兄弟(Albert & David Maysles)提倡的直接電影非常嚴格要求攝影機的透明性,認為攝影機應該是個觀察家,採取絕對客觀中立的立場,避免干擾或干涉所拍攝的事物,他們稱之為「停在牆上的蒼蠅」(fly on the wall)。然而真實電影卻鼓勵電影工作者介入或是參與拍攝的對象,甚至會採取挑撥(provocative)的態度,希冀藉此來導引出(provoke)在被動的狀況下可能拍攝不出來的真實。例如在《夏日紀事》中,便出現了導演和受訪民眾爭辯的場面。由此看來,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其實有著很大的不同,Robert Drew在法國時便十分驚訝真實電影的工作者拿著麥克風在街上向人們攀談(“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e Cinema Vérité filmmakers accosting people on the street with a microphone.”)。

  當影片《夏日紀事》進行到尾聲的時候,導演邀請所有參與拍攝的被攝者齊聚一堂,讓他們觀看自己和別人被拍的樣子,並展開了一場討論:自己或別人在攝影機前的表現是真實的嗎?事實上在影片中,我們會發現有些感人肺腑的話語似乎是表演出來的。尚‧胡許曾強調攝影機的出現開啟了各種可能,刺激人們做出平時不會做的事(“The presence of the camera is a kind of passport that opens all doors…it becomes a kind of psychoanalytic stimulant, which lets people do things they wouldn't otherwise do.”),因此尚,胡許不介意拍攝對象因攝影機在場而顯露出尷尬或作假,反倒認為在攝影機的介入與鼓舞下,拍攝對象的「表演」往往流露出更深刻的「真實」。

  尚‧胡許不排斥設計橋段和蓄意刺激,用以藉此揭示被攝者內心虛構的部份,這種試圖從虛構中引發真實(to create reality starting from fiction)的觀點具有很大的實驗性質,似乎讓大部分的人較難以茍同,而且在操作上也有相當的困難度,因此真正純粹的真實電影發展沒有多久便沒落了。不過重要的是,真實電影的風格概念替劇情片提出了一種寫實的可能性,不少法國新浪潮作品便多少參照了其表現手法,高達(Jean-Luc Godard)電影中許多即興的對白和主觀的介入,更讓他被公認為受真實電影影響最深的人物。


附註: Direct Cinema有時也直接以法文Cinéma Vérité稱呼,甚至有Cinéma Direct的講法,因此有不少混淆的情況出現,在這篇文章中主要想闡述的是最初在法國誕生的Cinéma Vérité之概念。

200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學代大會倉卒結束──議程延宕 問題失焦

本篇文章因排版疏失,沒有出現在紙本意識報上。請讀者見諒。


◎陳聖為

  10/1,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大會在新生大樓舉辦第一次常會。但由於浪費許多時間選填委員會,導致議程嚴重拖延,連聽取學生會長的施政報告都未進行。 而在認可學生會幹部時又問題失焦,令人不禁搖頭。

為選填委員會 導致議程大延宕

  學代大會內部又分成許多個委員會,各學代本應於會前上網選填想要的委員會,本次常會功能之一是協調超過人數(一個委員會最多15人)與徵求召集委員。但由許多學代未於規定期限前上網選填委員會,議長必須一個個叫名詢問,浪費時間,沒被叫到的學代也只能在旁枯等。許多議程延宕到下次不說,連學生會施政報告也因而取消。

  委員會是學代會運作的主要方式,例如與學生社團有關的問題,社團委員會將會在常會以外的時間討論、擬定議案,再於常會中提出討論、表決。委員會可說是學代們應重視的存在。上次學代會議結束時,就有告知各學代應於這次常會前先行登錄想要參與的委員會,這本是應該於開會之前,私底下就該完成的重要責任,但學代們的參與卻並不積極。

  本次議程花費在選填委員會的時間,就佔了一半的會議時間(45分鐘)。使得此次會議的議程十六項中有六項未完成,許多議程得擱置到下次會議──其中包括相當重要的「學生會各部門施政報告」。學代會近年的主要任務便是監督學生會行政上的運作,使學生們的權益得以保障。但本次常會卻因為學代們未正視其責任,把應該事先完成的,實際上也是舉手之勞的上網登記留待開會當天處裡,使得會議進行延宕。也難怪有人批評:「學代會覺大多數的時間,就只是維持其存在與再生罷了。」

這真的是在「認可幹部」?

  本次會議的另一重頭戲是認可學生會長提名的學生會各部長提名人。每個「準部長」都必須接受學代的質詢,但其中有些問題卻不禁令人搖頭。譬如有學代詢問新聞部長:「我不太懂為什麼你們要印懶人報,學校裡面已經有意識報和破報之類的報紙,何必再多花錢去印懶人報 ?」此言讓會場哄堂大笑。還有一學代在公關部長在解釋贊助時,提問:「公關部長,你知道去年ASUS有強迫學生綁用VISTA而導致筆電價格貴了1500的事嗎?」這個問題明顯是不適合在這個場合討論的。審視學生會提名人的適切性,和活動的細節是兩回事。

  在學生會幹部提名人接受詢問前,每個學代都拿到了一份各提名人的資歷與付上的施政計畫,提名人上台備詢。部分學代們的提問,明顯不具良好素養與不清楚重點在何處。

  由不需要懶人報的言論,可顯見部分學代連學生會創立懶人報的立意都不清楚,且也沒認真比較過這些報章的異同;學代沒抓到詢問的重點, 反而使討論傾向事件細節,讓會議沒了意義,這類的問題在會議中卻是接二連三的出現。讓人最感疑惑的是,部分學代們在「認可」學生會幹部時,質詢絕大部份是放在此幹部預定的工作細目與實施上,而非提名人對幹部一職的目標、方向、理念等等。在提名人的階段未就每個活動有深刻清楚的規劃,本來就相當正常,畢竟其是尚未正式成為學生會的部長,對細節的掌握與其適任與否關係有限。把詢問的焦點擺在此處,學代們失焦了。不僅失焦,許多學代還不斷提出對活動細節的「建議」。一方面這場合時間有限,並無必要於此時「建議」,大可在活動前邀前各部長加以簡報,甚至對於預算詳細檢驗。另一方面,學代們的提議,與其所代表的各學院也都無利益關係,多為個人辦活動的經驗。各學代沒辦法就適切性做判斷,反而只能在
小處著眼。難道是學代們比較多辦活動的經驗, 為了證明自己的出席,所以盡挑些自己拿手之處做文章嗎?

  本次會議雖有以上急待改進之處,但仍有學代於會議間有相當亮眼之表現。譬如郭品毅學代糾正(準)公關部長對於拉贊助的誤解;王宏恩學代指出學生會過於仰賴其網站的盲點。雖屬少數,但也值得嘉許。

大學財務自主化即企業化?

◎郭芝榕

  校務基金「財務自主,募款為重」的原則,蘊藏使用者付費的觀點,主要的目的還是
來自紓解政府的財政壓力。然而,各大學在運作校務基金的過程當中, 不斷受到政府規
章的干擾,校務基金投資小組名存實亡,更加考驗各大學的「吸金」能力!

行政規章的干擾

  當校務基金改制為採行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制度後,校務基金與各式非營業特種基金,都必須共同遵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使得相關法規必須包山包海迎合所有機關,校務基金的限制等同公務機關,並沒有建置一套高等教育專用的基金制度。

  另外,雖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範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的收支、管理和監督,但該條例只有簡短十二條文,其中條例未規範者,適用於其他相關的法律規定,造成校務基金制度的相關法規,必須沿用「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與長久累積下來的各種行政規章,而這些行政機關演變而來的預算規章,往往干擾校務基金制度的運作。

  舉例言之,用校務基金請購物品,必須依循中央機關採購法,由行政院統一發包並集中採購,連採買一張桌子,都有固定的規格和價錢,必須透過「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統一辦理。其次,校務基金中特別規劃了「投資小組」,卻因受限法規,投資前必須提出投資報告書給主管機關,經核可才得進行投資,綁手綁腳的相關限制,如何讓大學真正財務自主化呢?

校園場地企業化

  台大是引進校外廠商的大學先鋒,校務基金有一項「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為:各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正考驗各國立大學的吸金能力。

  台大自2002年起總務處設立了經營管理處,其經營目標正是積極開源節流,提升台大場館設施委外經營績效,以增加校務基金經營收益,他們推動學生宿舍BOT案,以及二活商場、尊賢館、鹿鳴堂、小福樓等多處地點的OT案,校外廠商大舉進攻學術殿堂,出現了知名便利商店、連鎖飲料店和餐廳,蓋了學生住不起的鹿鳴雅舍和尊賢會館,今年新推動的BOT宿舍,更是比照校外租屋的售價,形成與其他校園宿舍的落差。

  此外,新體育館的眾多設施,如健身房、游泳池,都以收費形式讓學生及校外人士使用,學校開的游泳課,只有冬天才能在室內游泳池上課,其他時間必須供給營業,而體育館內部也常租借給校外辦展覽會或者演唱會,就連學校內部行政機關要使用場地,也必須付出場地費。

  校園場地企業化,多半委外經營的結果,商業利益凌駕學生和校內行政機關的權益之上,演講場如二活集思會議廳都必須收費,假日更常租借教室給各機關辦各種考試之用。

學費漲價之必然

  校務基金另一項收入來源為學雜費收入,暗示著漲學費的可能性,當其他項目的收入有限,投資小組窐礙難行之際,廣收學生,並且調漲學費,將能達到更快的收益,無怪乎校長李嗣涔要說:台大不漲學費是「 不公不義」了!姑且不論漲學費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從校務基金的這些條例,我們已清楚知道調漲學費是增加學校收入最快的辦法。

  然而今年4月修正的「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定義學雜費收入之比率上限,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故目前各國立大學要漲學費之路還有點遙遠,但對學費漲價之論述,將成必然的趨勢。

  校務基金的成立意味大學財務自主的可能性,為了增加收入而讓大學自行經營的結果,讓城牆內的校園風貌開始產生轉變,城牆內外將不再有區隔。辦大學是為了學術嗎?由這些跡象看來,似乎辦大學的直接目的是為了賺錢,當然必須體諒學校在政府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必須在困境中殺出血路,除了開源,尚有節流的部分可待努力,而學生們最關心的還是我們的受教權是否被重視,學費漲價與否的基本問題。

校務基金是什麼?

——一隻攸關你我權益,卻又看不見的手
◎馬安奇

圖表來源:台灣大學會計室

  不久前學費調漲風波才鬧得沸沸揚揚, 許多學校都以營運困難為由喊窮。究竟學校的財
政經營如何運作? 本期將以台大為例,為您剖析國立大學財政運作的核心制度—校務基
金。

  國立大學的「校務基金」制度,統籌了學校所有運作經費,而台大的目前經費收入除
了約34%來自教育部補助,其餘皆須自籌,不同於過去可向教育部爭取預算,如今經費壓
力改落校方,因此台大必須自行開闢財源,例如透過調漲學雜費、出租場地設備、或廣設
建教合作等各種收入,來維持學校運作。

校務基金的由來
  民國85年之前,國立大學校院的營運費用來自教育部全額補助,不過經費剩餘和額外收入必須全數繳回國庫。但隨著政府財政日漸吃緊,也由於預算各自有目,讓學校無法彈性運用經費,再加上民國83年修訂大學法,明言「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於是教育部在85年度試辦,88年正式實施「校務基金」,期盼能夠因此賦予各大學「財務自主」,又紓解政府財政壓力。

  沒有校務基金以前,校園內軟硬體整修,除了教育部核准的項目之外,都必須被動等待校友捐贈。經費的生殺大權完全也掌握在教育部與立委諸公的手中。譬如1984年,台大預算就被大砍10億。那年,不僅各社團經費萎縮,連男宿熱水一週都只能供應半小時。不過校務基金統籌了學校所有收支後,若遇突發狀況基金便可派上用場,最常見的是興修工程延宕造成經費飆升,例如近年化學系新建的館舍,便是向校務基金借款應急,日後再
分期償還。

經費管理化零為「整」

  台大過去有許多捐款成立的小基金會,依專款目的用於興修校舍或獎助學金等。但制度推行後,一切收支都須納入校務基金體制內統籌運用,這不僅意味著管理所有經費收支的權力都落在會計室,還因為隸屬學校制度,需受法規權責的限制,收支狀況對於教育部來說不但變得更透明,也更方便「管理」。

新設投資與募款的統一窗口

  雖然整體來說容許大學保留了「私房錢」,但盈虧自負、經營績效評比的壓力隨之大增。從校務會議紀錄上,可以發現許多工程難為無米之炊,校友月刊裡更常常見到校長喊窮。所以民國91年成立了「財務管理處」,目的是建立投資與募款的單一窗口。

  雖名為財務管理,實際上卻偏重努力生財。它有個特別的「基金投資小組」,可以投資金融機構、公債、或與校務相關之企業等等。其組成約5到10人,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具投資理財專業信譽卓著」人士擔任。

  投資小組在年度開始時擬定投資方針、資產配置原則,財管處再配合學校預算和現金,擬出年度投資計畫。不過財管處說:「持有(投資標的)還必須六個月後才能脫手,早就錯失時機了。」

管理與監督

  校務基金看似開放,卻還需受雙層管理。第一層級來自校內,基金所有的收支、保管及運用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並由「校務會議」下所設置之「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 管理委員會由校長遴選,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稽核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成員中推選產生,成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重疊。但校務會議及其組成份子在此擁有的權力可見一斑。

  第二層級來自更龐大的國家行政體系法規限制。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需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等法條辦理。不過,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收益則不在此限。此外, 各校自行訂定的收支管理辦法,教育部還具有「監督」的權力。

眾多矛盾

  校務基金制度使得學校必須轉型企業、自謀生路,卻還得受公務體系法令限制。既有基金制度,卻肩負沈重自籌款壓力,於是學生宿舍開始BOT;為了增加收入廣設建教合作,但只有少數管理費會流入校務基金,於是「學費調漲」的論述成為必然。對外,它使募款能力間接成為辦學品質保證,在學校間產生對比心態;對內,拿捏教育環境該「商品化」到何種程度的責任,轉而落到校方頭上。也許對教育的想像定位問題無解,檯面上所有
矛盾現象仍然會繼續存在。

下一期,我們延伸探討「生財有道」的「建教合作」,為您一揭學校運作的真實面貌。


小百科:校務基金來源與用途

  根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基金的收入來自政府預算、學雜費、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場地設備管理費、捐贈等。其用途必須是教學、研究及學生獎助金支出、推廣教育支出、建教合作支出、增置擴充或改良資產,以及其他與「 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台大的錢從哪裡來?

專題報導系列一:校務基金
編輯(許躍儒)引言

  2008年,台大再度希望調漲學費。這10年來, 台大幾乎年年漲學費,以文學院為例,從18700調漲到25930,漲幅將近4成。以台大這幾年的財務狀況, 大概還會繼續調漲下去。然而,今年漲學費的理由不再是收支不平衡,而是被賦予道德色彩的:「不漲學費,不公不義」。

  我們認為,校長之所以調漲學費,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公義,不如說是為了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觀看台大主要的收入來源:教育部補助、產學合作、頂尖大學計畫(俗稱五年五百億)、 以及學雜費收入。學雜費收入乍看下比例不高(約10%~15%) ,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原因無他:其他所有的款項,都有對於使用用途有規定與限制。以五年五百億為例,每一條使用都必須經過教育部的核准。相較於此,學雜費收入卻是校內最自由運用的款項。不想再被綁手綁腳的李校長,自然希望調漲學費來換取自由。

  我們試圖解構校方除了學雜費以外的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產學合作、以及頂尖大學計畫。我們想要探尋,這些經費的使用是如何限制重重與綁手綁腳。 我們將抬出一個古老的口號:學術自主—學校自我管理與自我再生產,不經外人干預。我們試圖將這些經費的使用規定以這種標準來檢驗,並藉此突顯其中的荒謬性。

  這是一個艱鉅的任務,老實說,我們的努力並沒有達到我最初的目標。我們淹沒在法規條文的層層堆疊,我們迷失在虛假閃爍的訪談言詞。但我們仍然試圖呼喊:「給大學錢的同時,也得放寬對我們的限制,我們才能真正的學術自主」。

台大正擴張

◎許躍儒

  1996年率先實施校務基金制度的台大,雖然一方面不斷叫窮,但卻沒有因此停歇成長的腳步。這幾年來,教育部的經費(不含五年五百億)雖然沒有太多增減,但是佔台大總體收入已經越來越低了。台大,正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張。

台大經費的增加
  光復之後,台大的總預算大體上年年增加。這主要來自於台大的學生變多,系所也不斷增設,教育部給的錢也自然增多。然而一直要到1980年代才有大幅的成長,甚至到了近年更是每年增加5億、10億的漲幅。2006年,台大的總支出已經達到了145億,而且還不包括五年五百億。
這擴張的主要來源,除了學費之外,主要是產學合作。由表二可以看出,在台大總經費不斷成長的情況下,產學合作的所佔整體比重還在不斷增加,可見其總金額擴張之快。(編按:由於表二的兩項數字來自不同的統計報表,計算方式上可能有些不同,因此並不完全精確。)


表一:台大歷年收入與支出
(var2 收入 var3 支出 單位:億)


表二:近年來教育部經費與產學合作所佔收入比例
(var7 教育部補助所佔比例 var8 產學合作所佔比例 單位:百分比)


系所和人數的增加
  台大支出的增加,主要來自學生和系所的增加。特別是碩博士班,近幾年成長相當迅速,不管是在系所數或學生數上都是如此。十年前,台大碩博士班的學生還是大學部學生的一半,今年卻幾乎跟大學部學生一樣多。
這也是為何近年來大樓興建如此迅速:天文數學館、公衛大樓、博理館、明達館、化學新館、教學大樓……除了把腦筋動到水源校區之外,甚至還要蓋去竹北了呢!而興建這些新大樓的花費,除了一部份的教育部補助外,更多的是:企業捐贈。

  但每位學生所分配到的金額,並沒有因此而稀釋。平均下來,每位學生分配的金額約是450元(還不包括五年五百億!),而且還在穩定成長中。

  台灣大學近年來,或許正是劇烈擴張的關鍵時刻。校園不再是一片保守但也寧靜的世外桃源,而是大興土木且吵雜的鬧區。挾著五年五百億的豐沛資源,台大不僅要對老舊建築們來一番重新整修,更想要打造更多新大樓、新領域、新制度。但是在這段轉型期中,我們要去跟誰一起合作來擺脫教育部的重重枷鎖?當五年五百億計畫終了後,又有誰會伸出元首?是建教合作?是進駐校園的商家?還是我們能拯救自己?


表三:台大歷年學生數
(var2 總量 var3 大學部(含夜間部與在職進修) var4 碩士班與博士班)


表四:歷年平均每生分配經費
(縱軸單位:元)

經典介紹:後現代狀況

後現代狀況——知識報告
◎孫有蓉

  「後現代」一直是個謎樣的字眼,除了幾個常見的用語:混亂、錯置、多元、大敘事崩毀,後現代相關討論就如這些特性般盤雜多元。【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作者佛朗索瓦˙李奧塔並沒有針對「後現代」本身的定義與起源作詳細的討論;在本書中,李奧塔希望透過語言的角色來研究當時(六零年代)高科技社會中的知識狀況,而他簡單地將這種狀況定義為「後現代」。

  「當許多社會進入我們通稱的後工業時代,許多文化進入我們所謂的後現代化時,知識的地位已然變遷。」(p.34)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過去幾十年中,和語言有著密切關係的資訊、傳播、翻譯、電腦語言…等,成了尖端科技不斷地擴大,在這些科技的變革下,必然也衝擊著和語言有密切關係的知識。環境普遍發生改變後,知識的本質不隨之改變就無法在新環境中生存下去,既然科技將環境轉換為大量資訊訊息的流竄,知識也只有將自身轉變為大量的資訊與訊息才能夠重新進入各種新的媒體、媒介來「接近世界」,變成可運用的資料。李奧塔認為我們甚至可以預言:「在知識構成體系內部,任何不能轉化輸送的事物,都將被淘汰。一切研究結果都必然轉化成電腦語言,而這又必定會決定並引發出新的研究方向。」 (p.35)在這電腦已然成為霸權的條件下,所有的知識生產,知識創造者和應用者都必須具備將知識轉換為電腦語言的工具與技巧,讓訊息變成可儲存、可累積、可利用的資料,也因此,知識創造者和知識使用者間的交往模式漸漸具有了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間供需模式的特性。這種特性標示著,大量的知識將為了銷售而生產,多數人不再為了知識而知識,而知識本身漸漸失去了我們眼中的「傳統價值」。

  經濟與科技不斷的提升不僅僅造成我們不再為了知識而知識,知識商品化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家」。自古至今,國家一直扮演著學問的生產與支配角色,但在高科技知識商品化的社會中,人們開始發現只有在大量的資訊如資金般快速流通循環時社會才存在並且進步。溝通透明化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的商品化同時並進,就如同經濟上,人們開始發現「國家」就是讓資訊曖昧不明、充滿雜音的原因。由此可見,在經濟勢力與國家勢力間出現了一種新危機。

表徵與敘述

  這本書採取了語言哲學的進路來研究在上述科技社會條件下的知識狀態,為了讓讀者更容易進入討論,在此先對語言哲學的起源與發展做一點概述。

  在十九、二十世紀,哲學家意識到我們的思緒、知識對世界的認知都透過語言的形式顯現,並且相信在語言、思想與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一旦我們分析了語言中的邏輯結構,也許我們就可以理解思想與世界。在語言分析的影響下,整個十九、二十世紀的哲學問題整個轉向語言,並發展成分析哲學。在歷史上,我們稱作語言學轉向。

  從古希臘時代至今,就有著兩種呈現知識的方法:表徵(representing)與敘述(narrative)。這問題的癥結點在於:用什麼方法來表達才能讓我們所要表達的內容被認肯為真呢?簡單來說,表徵與敘述可以用科學和論述來理解,而這兩者間爭論持之已久,科學主張將所謂「事實」呈現,不透過語言就可以宣稱此事物為真,也就是:並非我可證明某一事實,因為事實就如我所說的;而是「只要我能提出證明,人們就可認為事實正像我所說的那樣」。而敘述性知識及其知識內容以語言的論述為主體,就連社會科學都不能夠稱作科學性知識,因為社會科學的知識內容無法反覆實證,必須透過語言論述過去事件作為理論依據(尚不可稱做證據)。不管是哪一種方法,所有的知識、規範、權力……所有我們可以想到的任何內容,只要能夠在社會/社群中存在就要面臨「合法化」的問題。而所謂「合法化」問題要討論的就是,對象如何被社會/社群承認、認可,並非定訂法條後所產生的合法性,而法條背後的合法性事實上就必須奠基於社群對此對象的合法化。在此,李奧塔提出了兩個例子:一為,立法者被認可具有權力去頒布一條法律,並使之成為系列規範。另一為,科學知識的合法化,某科學家所提出之聲明被科學社群認可成為科學知識(也就是一種陳述要透過什麼才能滿足其必須的為真條件)。

  多數人一定會感到狐疑:科學知識難道有被認可與否的問題嗎?所謂客觀的科學知識難道不是只要提出且被驗證就一定必須被接受的嗎?這就是我們上述兩類型知識間產生衝突之處。科學一直以來是以表徵(直接呈現現象、作用、結果)的方式來彰顯;而我們也都知道科學是透過特定的法則、規則來探詢真知,所以它必然面對這樣的質疑:「為什麼運這套規則/法則所得到的結果就是真知呢?」面對這樣的挑戰,科學要使自己知識合法化一直以來採取了後設(meta-narrative),再度訴諸敘述的方法來合法化自己的知識。簡單來說,即以論述來取得科學表徵性知識所運用法則的認可。從上可見,科學和規範;決定「What is true」和「What is right」的兩種權力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重要關係。

合法化問題

  上文可見,所有知識、所有社會中的規範都必須面對合法化的問題,而每個時代中都出現了一個大敘事(grand narration)來講述所有的小敘事並給予所有知識與規範合法性,就像我們講了一個大故事,這個大故事是所有小故事的故事,來講這是個怎麼樣的時代、有著怎麼樣的規範、有著怎麼樣知識體系下扮演著固定角色的人們。一個大敘事通常都和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如上文所說的,決定什麼為真和決定什麼為正義的權力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後現代在李奧塔的定義中就是對後設(大敘事)的質疑,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不再能夠擁有一個大故事來講所有的小故事,多元的敘事與敘事方式讓我們無法產生一個大敘事來做為所有小敘事的敘事。如果後現代就是對後設的質疑,那知識的合法性就成為後現代知識狀況中最主要的問題,知識面對了另一種的合法化問題,它不再單靠一個大敘事便能取得對整個社群、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文明的合法化,反過來說,在李奧塔所處的高度發展的六零年代,知識的問題已經反過來揭示知識和權力不過事一個問題的兩面:「誰決定知識為何?誰又知道應該決定什麼?在這個電腦化的時代裡,知識問題愈來愈趨近政府支配問題。」(「問題」一詞在中文中有歧義,英文的”question”和”problem”皆翻作「問題」,此處的「 問題」為後者,意指我們可以感受到知識為何不再是單純真理與否的問題,而和政府的支配相關。)

語言遊戲

  在大敘事崩解後,李奧塔提出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解釋並試圖解決後現代知識的合法化問題。語言遊戲最初被維根斯坦提出用來理解語言中「意義」並非單一,不僅隨著脈絡不同而不同,更隨著文化與生活方式不同而不同。這樣的概念乍看並不難理解,但隨著意義的不同,對於真偽理解必然會有所不同,就像信奉科學的人看見牆上倒貼著的「財」字認為迷信、不真實;但這張倒貼著的紅紙對老一輩的人不僅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意義,更認為其為真實的期許與祈求。

  李奧塔認為,在高度發展的社會中,社會也高度分工,高度分工意味著高度的專業化,而高度專業化也代表著開始形成了明顯不同的社群。他將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具體化,主張社群會形成一個個不同的語言遊戲,而語言遊戲的概念在於規則的不同(運用語言與語言所代表意義的不同),這些不同的社群最初可能是同行間、同學術專業間所形成的,並且同一種職業中還可以形成非常多不同的語言遊戲;隨著不同語言遊戲在同一個場域中(可能是職業場域、專業領域、機構)互相的交往,漸漸會有一個語言遊戲取得權威並且變成這個場域中的傳統,要進入這個場域的都要遵守這套語言遊戲下的規則,也變成了這個領域的進入門檻。在高度專業化社會中形成了許多李奧塔意義下的「語言遊戲」(雖然可以直接以每一個專業或內部有特殊關係的群體-如軍隊-來理解,但這樣的理解是將語言遊戲更侷限下的理解),因為彼此間有著不同的言語規則,各個社會領域的進入門檻也跟著變多,導致大敘事不可能再形成,剩下眾多的小敘事(不同的語言遊戲),各個小敘事或語言遊戲間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不可比較、沒有高下。

教育

  在這樣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加上知識必須使自己符碼化,轉換為電腦語言才能夠用新的媒介接觸世界,但轉變為訊息後,知識就開始可以儲存、大量流通讓訊息被運用,所以產生了商品的性質。間接地,教授知識與學習知識間也產生了商品交易的關係,實作性(實用性)就變成了知識所面對的新挑戰。而知識的整體性質轉變,影響最深刻且最必須討論的就是教育,而且其影響專注於高等教育整體性質、扮演角色、內部邏輯。

  教育部分的討論之所以鎖定在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學教育,因為從小學到高中的這段教育性質並不在於發展知識,而是累積知識,教師所扮演的角色相對也不同,在中小學中,教師所扮演的是規範的角色,因為在知識內容的累積不足以讓我們有能力自行探尋知識時,除了學習固定內容的知識片斷與資料,最重要的其實是如何以群體生活,也就是學習個人在群體中的規範。而大學教育,以李奧塔的觀點而言,大學曾經是對於「敘事」的壟斷,也就是整體對於社會、世界的論述是由大學這個社群所決定的。但在後現代的時代中,對於歷史、社會、世界的唯一論述都不復存在,在多元的精神下,所有人都取得了「敘述」的資格;雖然大學不復壟斷對於敘事的權威,並且在知識上漸漸成為商品、職業與技術的交換,但大學還是社會上主導知識的場域,所以整體大學在各種語言遊戲中所著重的是「敘述」(理論基礎)而非「表徵」(例如實驗、操作)。

  在所有人都有權力對社會、現象、世界做出論述後,要讓論述成為知識所依賴的是知識的表演性,在這個表演性下取得公眾性與權威的就成為知識。也許很多人很難想像知識的決定是在於他的表演性,認為知識必然是世界的真理不容其他因素改變它作為知識的地位,但我們相同在這個時代也意識到,科學中相同的現象擁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解釋,而科學家所追求的已不再是「真」的理論而是解釋能力與範圍更廣大的理論。其它敘述性知識更不需贅述。

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

  在知識內容帶有商品化意味後,社會開始傾向以操作效果作為判斷事物的準則,但如果一個社會體系,操作效果完全是其判斷物質的準則,那麼高等教育就變成了社會體系中的一種次級體系,同樣以操作效果做為判斷準則。既然達到操作效果是人們最高的目標,那麼這樣的目標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學對整個社會的最大貢獻,希望大學教育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創造性功能,也創造出維持社會體系所必須的技術。在這樣的前提下,高等學術的功能被劃約為服務功能,簡單來說,大學變成了職業訓練所。

  在職業訓練功能方面:高等教育依舊從青年精英份子著手,傳達給他們各種職業所必備的能力。另一種則通過各種途徑,以相同的培訓方式,將他們培養呈新科技知識領域中的聆聽者。除去對這些專業知識分子還有技術知識分子的複製,剩下受大學教育的青年,都可以說是失業者。(p.150)如果高等教育已經被環境影響變成職業訓練所,那高等學術究竟展現了什麼?當教育變成了競賽,那是否我們所展現的就完全只是功利的眼光?雖然環境已經讓高等教育變成一場競賽,但在這場競賽中,誰擁有最完整的資訊過程,誰擁有最好的操作效果都不依賴去學習方法來獲得更多訊息,而是誰能夠用新的方法重組這些訊息,確切的說,就是將所有獲得的資訊重新編碼。這種將零散的訊息還原為獨立知識的能力、將資訊系統化並能清楚表達的能力被李奧塔稱作「想像力」,而想像力的特質就在於重組的速度。所以教育部應該只著眼於技術的訓練,同時應該重視技術的發展,也就是培養訊息重組的能力。

後現代知識的合法化——悖謬邏輯

  在大敘事全面崩潰後,不再有一種敘述能夠將所有小敘事系統且一致地囊括起來,各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包含了不同的價值觀,不同對於真偽的認定,不同的規則,彼此間互相重疊,互相矛盾,但同時彼此間不可比較也不能分高下。在這樣的知識狀況中,語言遊戲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對於真理的共識,而是由繁雜、差異、不穩定的悖謬邏輯取代,而所謂悖謬邏輯即打破「同一」(identity),強調「差異」與「不穩定」,知識的合法化不再是專家所給的論述,而是在一個紛雜的敘述中對於各種敘述的寬容。

後記

  知識,在這個時代隨著社會條件改變了。但人們總是懷念著過去知識的偉大與光輝,表面上唾棄著那膚淺狹窄的功利眼光,背地裡還是暗暗盤算著利益得失。這不是人們的錯,由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承載知識的媒介已經變成了符碼,知識的本質已經因此必須同資本般,可以儲存、累積、交換,不可阻擋的,知識已經成了資金的一種進入了商品的行列。詩人們寫著哀悼崇高知識解放人類的詩篇,浪子過著流浪漢般的生活,鄙棄一切世俗價值,要去彰顯知識的不可符碼化。最終,詩人成了小丑,浪子成了街屍,公事包中的筆記型電腦抓緊著知識的0與1代碼掌握了世界。我們不該去阻擋、否認社會條件所推演的歷史,但我們可以為它在這特定的條件下開創未來,再怎麼唯物史觀如馬克思,也從未否認人類主體性的力量。

讀者投書:野百合的幽靈迴盪——評大陸社社刊「爝」

◎許躍儒

  期末考結束後5天,我拿到了大陸社的新社刊「爝」。距離上一次的社刊(也是創刊號)「觀碴者」,已經超過一年半。看到這個歷史悠久的社團重新出刊,我是興奮的。尤其這次是以學生自治做為主題,而不再是距離我們遙遠的校園外的他者,更讓我十分感動。

  然而,認真的閱讀完每篇文章後,我失望了。在這次的創刊號中,我只看到到大家重新回到野百合時代積極參與公共事物的呼籲。「學生會不能忘記自己的傳承與使命。追溯最早的源頭,追求學生於校園中的主體性、自主性的目標未曾消失。」「少了對抗帶來的外部壓力,同時也少了校園內對於學生自治的熱情。」

  過往學生運動的事蹟,化身為不可挑戰的熱血幽靈,不斷迴盪在每個撰稿者的心中。他們為現在學生的冷漠悲嘆,祈禱每個人能大夢初醒回到公共領域。「只要大家都熱血參與,這座校園就會改變吧!」他們彷彿如此低語著。

  馬克思在《路易拿破崙的霧月十八日》曾經說過:「一切已死前輩的傳,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腦袋。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務,並創作前所未有的事物時,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無論野百合還是自由之愛,這些運動成為歷久不衰的神話。在黎生的中正廟、在大陸社的社辦,化為幽靈不斷迴盪。他們都穿上了野百合的衣服,號招一場時空錯亂的戰鬥!

  醒醒吧!各位迷惘的熱血青年們!就算是野百合時代,也絕非一個「人人都積極地參與公眾事務的場景」。就算是70年代的大學新聞社,人數也不過20多個。就算當年各種刊物塞滿活大,大家也只是「比較哪份刊物比較容易墊便當」。更不要忘記了,當年的行動策略是「精英結盟,向下動員」,積極參與運動的核心,仍然是那少數人。

  我不否認,在人數上,他們比我們稍微多了一點。在組織上,他們比我們更為緊密一點。但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有屬於我們的戰鬥方式。我在網路加退選公聽會上,在15米道路公聽會上,我看到學生仍然願意關心自己周遭的事務。靠著網路上資訊的快速流通,在透明度、精英與大眾的互動上,我們比之前的運動還要來的好。只是這些議題性社團或自治團體的組織,也就是之前所稱的「精英」,在行動策略上過於鬆散,才會導致結果不盡人意。

  對於過往行動的誤認,使得多年來,議題性社團總是不斷販賣空泛的希望。以為只要人人熱血參與公共事務,一切就會改變。醒醒吧!那是一個遙不可及也不切實際的夢,也不曾在台大的歷史上發生過。我也相信在私人性在大眾傳媒的助長下滲透入公共領域的今日,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實現了這個夢。

  當大家的心靈被虛假的幽靈盤據,我們就喪失了面對真實世界的勇氣。對於校園內實實在在的議題:學費調漲、社科院遷院、網球場取代壘球場、宿費漲價、校內超速等,大陸社隻字未提。唯一時下的議題只有校長遴選事件,但只有肯定而欠缺任何的批判甚至報導。對於現狀提到的唯一具體改善方法,不過是「學生會應該為學生爭取更多的權益」「強化學生會與學生、系學會的連結」,這兩項也近乎原則性的宣示。我也納悶,都把期望交給學生會,那大陸社自己呢?我不能接受在對現狀提出反省之後,既不提出任何具體改革措施之下,把責任就交給別人。不過這還算具體的,其他還有諸如「寫這篇文章。我不想改變什麼,也無力改變什麼」的結束語,完全陷入了自遣自懷以自high的過於高雅傷痛。

  或許,我對一份創刊號的苛責過於嚴厲。畢竟每個時代,都會出現「希望大家多參與」的焦慮與期待。將訴說理想放在第一步並不是錯,但是我能期待看到你們的第二步嗎?我能夠期待你們將面對實實在在校園議題,提出分析與具體改革嗎?我能期待你們將兌現「在這麼多政見、理想、遠景交互轟炸之後,終究還是得實實在在做一些事情吧!」

關於詩作的反省——一種創作觀

◎劉書甫

秋過大地,葉葉遭遇
戒慎恐懼以同樣的心神
看芒草之花穗,廢然火紅
我起身,候鳥結隊
且南飛以磨礪心志
閱歷篇章,持久
掠過光陰之篩於天地
種種風格的萃取

——節錄自不待月之《收穫》


  最近更進一步接觸新詩創作,並仔細閱讀幾位詩人的作品後,不論是翻看被高中文藝社選為範例的舊作,或夜裡捧著紀錄青春歲月的第一本詩集,不免心悸萬分,頁頁驚恐。這些文字,雖是過去的情懷與心思,隨年幼的詩心遭遇事物而留下,但於內容已是待為風乾的青澀記憶與想法,於形式亦是隨意不嚴謹,那麼奮然衝動的爛漫與天真,甚至諸多不理「示現」而執意於概念先行的篇句,在諸方面都無法稱作為好詩。而這些文字竟要交於他人之手,不免感到一股赤裸於人群的羞愧,以及小小的懊悔。

  還記得提筆剛寫詩的時候,經驗不外乎是多情而豪邁,一顆率性而多幻想的心,如樹葉輕易的在風中擺動、窸窣,極欲回應那些無以明狀的私情、那些不可探究的春夢、那些包含無限動容的自然,因此,常常隨筆便寫了。那固然是生命最富活力的舞台之一,燈光、配樂隨之起舞,幾乎是不曾在意如何修正自己的舞步與手勢。難免,行文用字、下筆輕重便欠缺考慮,面對華美的詞彙和偶得的嘉言也因操之膚淺與潦草,而多有糟蹋。對於自己的作品曾經是自我憐惜的,除了示予幾位有共同生命經驗的詩友作玩賞外,竟也不敢面對外人鉅細靡遺的詰問。而翻看這些舊作,無疑是激起了我對詩的思考與創作的反省。

  一篇作品、一本詩集的意義是可以全然屬於作者自己的,留下,擺定,檢視,而後可能一一遭到捨棄,自我於其中跨越,詩人自己是得到了成長。然而,吾人既以文人為志,對於人生百態,有經歷思定,後屬之以文的天性;對於社會人群,有以筆紀錄、親臨而見證人情的責任;對於藝術創作,有繼承永恆之美,追求無目的之真實的期許,那麼,除了坦承地留下文字之外,積極意義上,我是否也須考慮作品與社會之關係?我又何嘗不想透過作品將感性與體察,以及各種所思所想展示於人,進而產生某種不限定的影響力?以詩作為紀錄所涉之行為,我必須面對詩文社會化的面向。雖然文本之詮釋已屬完全自由,但一位創作者真的不必考慮作品與讀者的關係,不必思考如何以詩的形式和語言向讀者傳達思想、情感和各種生命狀態之紀錄?於文學概論課堂上聽聞一則莊子書中的故事: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以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首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以夫。」


  智慧是無法言傳的,讀古聖賢之書,不過是讀聖賢所遺留下來的之為末節之糟粕,著作於是可以被否定。此則寓言雖有理,但想必莊子自己也不希望後人拘泥於一則故事的道理。然而,語言文字的確有其限制,無法將那些需要實際參與的體悟真實開顯,在意義傳達上,語言文字更可能反而成為一種阻隔,陷人於迷惘中。不談那些諸多青春之浮光掠影的紀錄,我的詩雖然確實出自真實感發的自我辯證與生命體認,然而,若無法透過準確的詞語與恰當的意象呈現真摯以觸動他人,在藝術創造層面上,也未足以達致一美之自由文本,而能以充沛之意境與讀者互動,相互成就意義,那這些作品豈不是糟粕中的糟粕?然而,常言道:藝術是無目的的。詩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也就不會以傳達智慧、情感與生命體悟予他人為目的,而在創作上以迎合讀者為手段。只是,在這個言論任意、發表氾濫、美之標準任意橫置的時代,乍看之下,百花肆然飄香,葵葉亦以孢子規律生發。我行列其中,投心於環境,凝視以迫切,但我如何確立自己的定位,於種種風格之萃取中,不被時間之篩所捨棄呢?

  在這樣的反省中,對於詩的創作所要達致的藝術巔峰,我是有自己的標準而明確定位於心的,但對於其目的與目標,我卻無法拿捏,而懷疑起詩的價值。見席慕蓉於《詩成》一詩有四句:

如炙熱的火炭投身於寒夜之湖
這絕無勝算的爭奪與對峙啊
窗外 時光正橫掃一切萬物寂滅
窗內的我 為什麼還要寫詩?


  我突然明白,詩是自我要求的。就是對於一種藝術形式之美本身的堅持,欲融思想與情感於審美替代物,去追隨或許的詩學原理,心繫如何融生物變化於適宜的音節與意象,成就一瞬之捕捉以永恆。於日常參與諸多理論與思辨,也難免厭倦了論證糾結、以首攻末的前後搏擊,心情悄然頹去,半成型的課題也終曳尾跌撞入價值相對之海,而受語言漩渦之困。然而,詩以間接的方式面對人情世事與山川自然,以無目的之姿游離於各種競逐之外,對於真與美的指引是有所堅持的,並且可以落實於耳聞目睹的悲歡當下,一掃執著於邏輯的巧辯與論述。旁人看似以小喻大,甚或比興隱匿的修辭技巧背後,又何嘗不能看見一位文人介入時代與環境、潛心於情感課題與自我生命之反省,而欲以完美的詩文,透過諸多一瞬之捕捉,鼓吹真理與美善之永恆呢?楊牧於《論詩詩》一詩有六句:

詩本身不僅發現特定的細節
果敢的心通過機伶的閱讀策略
將你的遭遇和思維一一擴大
渲染,與時間共同延續至永遠
展開無限,你終於警覺
惟詩真理是真理規範時間


  永恆的美與真便是詩的價值所在。詩人欲以詩之形式在美與真的呈現上有所成就,所需的便是對自我心志的砥礪,時時反省生命,於自然、歷史,以及自身的生存環境中,不斷參與介入與抽離檢視,如候鳥南飛般的堅毅,既不作一個乖離修辭、棄絕形式、拋棄價值與內涵而自以為超群的狂傲之徒以欺人,亦不以創作是無關他人的事為怠惰之藉口,而自困於晦澀的小我抒情,終至脆弱自卑的孤傲之人。詩的精練是語言藝術的精練,也正是生命的精練。詩人所用力之處,便全然在己。或於閱讀與壯遊間體證百態,或於人情交織間觸探悲喜,詩文便紀錄了一顆看似閒適卻處處敏感用力的心,遭遇真實而後整理精練的收藏。若以勇於探索、掌握、反省,又勇於割捨放下的詩人自許,這些收藏總可以在社會中找到定位,也可能自然成為某一群人的情感糧食,於「無為」中成就有為。所謂詩人之孤獨,便是來自這種放棄社會競逐,不以眾人眼光為操心之處而全然自我要求的創作歷程吧。吾人若以創作為志,於未來展開的勢必是千萬辛苦的道路,然而,若真的志在自我要求,前後皆孤獨猶不足畏,況乎起步之初?

時代變遷下的離散與迷離──淺談台灣現代主義小說

◎余孟璇

  談及台灣現代小說或台灣現代主義小說,許多人的直覺反應是:有別於中國傳統作品的小說。即使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也多侷限於年代或類別上的區分,如a、刊登於《現代文學》上,白先勇等作家所寫的作品,或是b、其在書寫的手法及旨趣上皆對立於鄉土文學,所追求的是「現代性」或是「現代化」。以上對於現代主義小說的理解未可說有誤,但是對於現代小說/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色,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學上的突破,卻未有全面性的深刻瞭解。

現代性與現代主義

  台灣現代小說與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究竟是截然對立,或是一為二、二為一,可以完全畫上等號,還是互相包容概括呢?台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在《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序論》中寫道:「在文明生活對所謂現代性(modernity),以及在文藝表現上對所謂的『現代主義』(Modernism)辨析日益清晰的今日,或許我們不會立即地將兩者畫上等號;但在台灣的文藝發展史上,不論首倡的是創作者或評論者,在五、六零年代,使用的皆是『現代』一詞,而非『現代主義』。…影響所及是大家把『現代主義』藝術的提倡,視為是以『現代性』為核心之社會改造——『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一環,以為兩者皆是成為『現代人』所必備的精神以至物質的特質。因而在台灣的『現代小說』中往往或者刻意反映涵具『現代性』的經驗內涵,或者專注於採取『現代主義』的美學與修辭策略。」
  由此可知,「現代性」並不等同於「現代主義」,「現代小說」也並不等同運用「現代主義」寫作手法的「現代主義小說」。然而「台灣現代小說」,卻並非獨具「現代性」或「現代主義」的特質,往往兼括兩者。

小說中的現代性意象

  現代小說以「現代」為名,並在內容上表述著「現代性」或是「現代化」,所謂的表述,並非是鼓吹或是讚揚「現代化」與現代化社會、摒棄傳統中國社會,而是試圖呈現出傳統社會面對「現代化」的入侵時,所產生的動盪、崩解與離散。

  這樣的「現代化」又以各種象徵與意象出現在現代小說中,其中最明顯地直接撞擊著傳統體制的,莫過於「火車」。火車是工業化的產物,它龐然地縱橫於土地之上,蠻橫地闖入了原本封閉的傳統農業村莊。乍看之下連結了各地,偏遠的鄉鎮也藉由火車與城市獲得聯繫,火車同時也使得都市與都市之間的交通更為快捷,不需要再透過漫長的運輸過程,原本因往來商旅而繁榮的小鎮往往因此沒落。

  而與都市的往來不再艱困,自然受到了現代化的入侵,與火車共同而來的另一個現代化的意象是「時間」,火車逼迫人們去「遵守時間」,某種有秩序、強調效率的生活,取代了傳統農村的生活步調。戰爭同樣是一種現代化的入侵,戰爭使得人們離開了原鄉、失去了原先所有的生活秩序,陷入了動亂與離散之中,白先勇《台北人》中便有許多受到戰爭影響的「離散者」,在過去所擁有的一切,逐一於大環境中失去、不再,只能在現實中掙扎與追憶。

  在現代性的影響下,在人的生命中產生巨大改變的,還有倫理的崩解以及對「性」與「情慾」追求的解放。倫理秩序的解體,同時象徵著父權的轉變,父權的絕對權威性受到了質疑,倫常的權威對於「性」的禁忌與壓抑也逐漸失去了影響力。人開始追求自身「性」與「情慾」的解放,卻仍未能逃脫過往傳統意識的影響,在其中產生了劇烈的衝突與矛盾,現代小說中不乏相關的題材。隨著時代的演進與社會風氣的改變,現代小說中對於「性」與「情慾」的討論,也逐漸由禁忌、隱晦的書寫中解放。

現代主義小說寫作形式上的特質

  對於自身定位的追尋、對世界所感受的茫然、受到現實侵襲時的身不由己,使得迷離與離散的意象成為台灣現代小說的一大特色,這樣的特色也同樣反映在文學上「現代主義」的書寫手法之中。

  如現代文學發刊詞:「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與風格。我們尊重傳統,但我們不必模仿傳統或激烈的廢除傳統。不過為了需要,我們可能做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Constructive Destruction)」為了反映現代社會的改變及尋求更適當的寫作方式,試圖使用現代主義的寫作特質——或者,更精確的說,試圖起始探索、建立「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質。

  為了更精確地傳遞作者欲呈現的想法,現代主義小說追求文字形式上的創新,如電影式敘述手法、意識流、尋求音樂性或韻律性、以詩的語法寫作,同時注重「意象」的運用,小說所著重的不再是「故事情節」,而是作者運用文字所欲傳達予讀者的「意象」。

離散與迷離下的主觀敘事者

  如前所述,受到現代化的影響與轉變,離散與迷離是台灣現代小說的一大特色,反映於文字之上,現代小說往往難以找到一個「客觀的敘事者」,世間的秩序或是絕對的真實都已破滅與消散,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可以真實捕捉的,只有各人眼中所見的、自己為自己所建立的「世界」,「主觀的敘事者」大量站出,敘述著自己眼中所見到的荒謬、離散,以及在這混亂世界中,自己為自己所建立的「真理」。

搭上死亡計程車

◎索


那晚我一個人獨自走在校園裡的大道上。
深夜深深,只有我和寬廣的柏油路還醒著。

路說我好孤寂,我說我現在不就陪著你嗎。
路說你又不總是在這兒,我說喏人們每天來來去去熱鬧得很啊。
路說你知道不是這樣的,我說你不要耍任性。
路說孤寂在人群喧鬧中更無所遁形,我說好吧那麼我把影子送給你。

高瘦的立燈微光下,路笑了,輕輕顫動。
就在我停下腳步彎腰要把影子脫下時,一輛車從我身後衝出,砰然撞破四更的安寧。
我直起身定睛一瞧,是輛沒有顏色的計程車。
不是白色也不是透明,是沒有顏色。
車展開它的門,閃著大燈。
一明一滅間我的離欲不斷膨脹就要爆破。
於是我坐上沒有顏色的後座椅,關上沒有顏色的門。
從窗往外看,我的影子在柏油上向我揮手。
而路居然什麼都沒表示。

車說你好我是死亡計程車,歡迎搭乘。
我說我不知道我要去哪,但我很確定我不想死。
車說跟死亡根本無關,我是來為你歌唱的,順便載你一程。

然後車開始歌唱,然後我們出發。
然後所有的隆起都被熨平,然後所有的扭曲都被扳直。
車不斷歌唱,行過星空,行過海洋,行過水泥叢林。
我哭泣我微笑我沉睡我驚醒我摺疊我拆封,車繼續歌唱。
沒有目的地,不需目的地,哪裡都是目的地。

那晚我搭上死亡計程車,再也下不來。



*Death Cab For Cutie
來自美國西雅圖的Indie/Rock樂團,以深刻的歌詞和輕柔的曲風聞名。
一九九八年出道,今年五月在美國發行第七張專輯《Narrow Stairs》。
是少數從獨立音樂廠牌轉至跨國大廠後仍能維持一貫風格且長銷成功的樂團。

高美溼地

◎不待月



我行走於海上
近傍晚的潮水向天際卸去
捨岸,我赤裸以全部
貼向母胎般的軟土,如
一初生的尺蠖,看雲
畫在超越的寧靜中
以卵黃的金光運行
緣線燎起翳紅的暴風帶
如旗幟高張,直逼
我隨波漸眩的意志

淺波定向而來
呀然止於我徬徨顧盼的足跡
所到處,游魚竄逃
招潮蟹倉忙隱遁,彷彿
夕陽將落,而
最後一位理想主義者正離去
如一隻白鷺棄守
垂點著頭,欲承諾些什麼
謹慎地踏,卻無法不揚起
陣陣污泥。啊
倏地驚嘆而起,周旋
落下,重新佇於平靜
凝望似若無事

金色的旗幟朝暴風的方向略偏
白色的扇葉迎風挺立
精瘦而略帶未來感的
那滿身傲骨,緩慢而無畏地
旋動世紀末的能量
或許來日
巨人將英雄般的起身
釋放日日醞釀以震天撼地之姿
「而你,」是誰?
「為何遲遲不旋,久久不轉?」
聲聲的追問在細緻的沉默裡
隱沒地連風也折服
我行走於海上
理想中的彼岸


照片出處:http://www.pse100i.idv.tw/m/komasnte/komasnte001.html

玩偶的怒吼

11/30 野墨坊--《獨白第三十七頁‧玩偶的怒吼》
導演:陳世文
演員:莫子儀

◎田菡

  因我們為人,因我們身處於社會的脈絡之中,這樣教養與形塑成的我們,纏陷其中。本劇想探討的主題--被框架宰制的『我朋友』、我、我們(『我朋友』甚至是一種嘗試疏離自我景況而去自剖,然而這種『觀察者無可避免的同為被觀察者的一環』以這樣的觀眾會心戲謔地消解了『我朋友』字面意義,我朋友是我,甚至也是你們,好像玩弄觀看蘇格拉底反詰嘲諷對手時的三種觀眾層次),以及一名玩偶得以意識自己之為玩偶、在這框架下、同質性暴力操弄之下擁有對『制約』反思的能力。

  處理的主題可以表現得很簡單,而更可以陷入迴圈般無法窮盡。對終極的框架概念(我們物化如規規矩矩工廠公定規格的人偶),反應在好似阿法貝塔階級般嚴明安於其位的線性傳輸帶、標定的線性時間上演繹舉措合適的姿態,好似奉《火車時刻表》為圭臬、一種制約的不斷強化以致人的終極價值竟是工具性的體現,好似我們意識裡的『我們』(從親族、聚落到社會)即是我們分別個體的CCTV……這齣劇之『表現的簡單』在於主題的處理是由覺醒的玩偶的自述--關於夢境、回憶、以及日常生活瑣屑事物的觀察,一種對誘發『為什麼』的鋪排
或是比擬;而形式上有一些玩味的地方,比如讓觀眾自己般椅子選擇座位,說是不想被這樣死硬安排好的入座方式制約(然而表演在位置上有所重心不也間接區分了前/後的觀眾?),在走位上也因而有非依循鏡框式舞台,模糊觀眾/演員有因距離、舞台界定出的界線產生微妙的表演情態--在畸零的縫隙間,演員或造成某些方向觀眾的視角遮蔽、或是背向,導致觀眾儼然有身處後台/演員佈景的一環一種非全然是觀眾、劇場角色錯亂的另類疏離感。然而『搬椅子』、『規矩購票前去劇場看戲』、『合乎守法公民/有自尊品味的布爾喬亞而不刻意干擾演出騷擾雖是很迷人標致的演員』、甚至是『用這樣的言語進行反思』…一切仍不都是某種程度的制約,反思而後?反思的迴圈。


  迴響是無法躍出框架撇的乾淨分明,迴響是我們嘗試跳離框架思考發覺自己著地的響聲。會因而不堪負荷生命之重,進而得出『人生虛無』的結論麼?至少我相信我們雖出之於時代,卻可以不只是時代的產物。莫子儀在劇場裡狹縫表演(形式上有限度的『反制約』象徵中)在制約中狹縫生存狹縫思考於我們跟前了。或許直指的不必是對『世界是冷酷異境』這樣表相的模仿,而是對因為這樣洞悉的諧擬--只緣身在此山中能奈幾何的調調,在劇場中,相對積極地從事破壞性抉擇的『逃避』,也弔詭地可以是真理,這就是生命可以為的輕盈。

數位藝術——科技與藝術的弔詭

◎日勻

  數位藝術,最早發展於六十年代的西方藝壇。由於工業文明的發展,發明出難以計數的新材料,使得極想打破既定成規的藝術家,有了全新發揮與創作的素材,運用非傳統媒材做創作,變成一股新的潮流,開啟了藝術史上嶄新的一頁。這些新媒材與生活息息相關,材料本身的選擇使用,經常扮演著目的的角色而不只是方法;此外材料本身潛藏的變化率、非預期的結果,為創意的呈現提供了更多的驚喜,也帶動了與觀眾互動形勢的開端。



  數位藝術的發展速度及多樣化的面向,就如同工業及科技發展,洶湧快速,一直到電腦世紀的來臨成為明確的分水嶺,在一九八九年,電腦個人化的時代來臨,藝術家不必再仰賴現成材料的先天特性及限制,有了更大的空間去改寫或決定新的媒材表達方式,新的程式書寫設定可以創造藝術個人的語言,以及更多個人化的挑戰、發明、改造的可能性。台灣的新媒體藝術家袁廣鳴,把數位藝術定義為「運用電腦及程式運算來創作」,明確地界定了數位藝術的範疇。



  數位藝術是現在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台灣的數位藝術起步比國外遲緩,在技術層面上比不上西方,許多形式和媒材多半在國外也已經被使用過,開發日漸困難。國外的藝術家,他們的數位作品多半採用新穎的高科技,其背後強大的創作團隊和資金,讓台灣藝術家望塵莫及。然而,其藝術理念也因此受到質疑:「作品對科技的追求遠超於藝術本身?」關於這點,我認為現代藝術的走向越來越多元,不再只是純藝術,必然會加入更多的可能和元素,作品運用高科技並不能否定藝術品的價值;但不可否認的是,科技性強勢的藝術作品,往往在藝術性上失衡。確實也有些藝術家陷入追求高科技的迷惘中,走火入魔,如果脫去高科技的外衣,其作品本身的藝術概念相當淺薄。藝術家袁廣鳴在【選單式的互動?或被動式的互動?】演講之中,承認他也曾有過這樣的困擾:「為了追求互動而忘了互動的本質,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藝術家還是工程師?」相信這也是許多新媒體藝術家在創作時共同的迷思。



  精湛的技術運用,很容易喧賓奪主,使我們忘記藝術本身的價值,但數位藝術最重要的不只是「數位」,而是在於「藝術」,我們關注的點仍然應該集中在作品本身所要傳達的意涵,以及藝術創作最初的本質。數位媒體,只是一種工具,有著千奇百變的魔力與可能,藝術家藉由這個工具,與觀者達成互動,藉以傳達不同的訊息給觀者,讓觀者去讚歎、去發現、去思考。



  透過數位藝術,為人類文明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究竟是假設性的虛構變成真實的未來,或是虛構的未來原本來自真實?」在真假虛實之間,也引領觀者進入了哲學的探討空間。

  在數位時代,我們需要藝術,我們需要像藝術家一樣,以不同的視角,將事物的可能性作不同的詮釋,並以具有創意的方式與目標對象做有效的傳達與溝通。我們需要更多像達文西一般跨領域的藝術天才,而不僅只是一些會造鐘錶的工匠而已。數位藝術,在我們的手中不斷的膨脹擴張,每一個創作媒材在不同的世紀裡都曾經是科技,而每一項科技在存在的世紀裡都可能是最偉大的藝術。

圖片來源:http://140.125.151.167/pdf/posm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