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亦凡
西元1949年，四六事件之後，國民黨情治單位的觸角深入大學校園，包括引入教官、救國團系統，在教授及學生之間安插特務及職業學生。除了將大學改造為聽令於政府的教學環境，同時監視對當權者不滿的「可疑份子」，台灣校園白色恐怖的時代就此揭開序幕。以台大校園為例，在解嚴以前發生了台大中文系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及震驚海內外的陳文成事件，情治單位無所不在的干擾以及神祕的死亡事件讓校園師生噤聲。在民主化的今日，國民黨威權時代的遺緒仍舊有許多殘存於校園，師生們高呼「轉型正義」，透過平反四六事件、設置陳文成紀念廣場等行動追求歷史真相。應當如何處理威權遺緒，處理之後又要為其賦予何種歷史定位，乃是當代校園「轉型正義」須面對的課題。
初探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的問題起於二戰之後新的民主政體在取代舊的威權體制之時，如何評價過去威權體制的歷史，以及處置因制度而留存下來的人事物，使其更能符合現代保障人權自由的社會需求。轉型正義透過德國、西班牙、南非等國的實踐，可以簡單歸納出三個要點——「道歉與賠償受害者」、「揭露或審判加害者」、「追求及平反歷史真相」。
第一，道歉與賠償受害者。如果在威權體制下人民受到國家限制自由、遭受暴力對待，甚至是剝奪生命，國家應當對於這些受害者或其家屬允與道歉與賠償。不僅是撫平受害者與其家屬傷痕的開始，國家也藉由此行為承認自己的缺失，達到改變社會認知的效果。
第二，揭露或審判加害者。在威權體制之下，有許多人可能是政府的特務、線民、或是法官、檢察官等，成為國家機器侵害人民權益的幫兇。他們或者被迫，或者自願地幫助國家搜捕異議者，卻不被追究責任。以回復法秩序的觀點觀之，追究責任可以使被威權政府破壞，標舉民主自由價值的法秩序得到回復。追究加害者使得國家透過行使強制力向人民確認民主自由價值的正當性，使得社會能夠凝聚對於人權價值的共識。
第三，追求及平反歷史真相。威權政府為了方便統治以及行塑統治的正當性，多半會提供單一、片面的官方歷史敘事，以及掩蓋那些不利於己的歷史事實或解釋。平反歷史真相要做的便在於揭露這些被當權者隱藏的事實，像是公開威權政府或政黨檔案，重啟調查疑似政府迫害的案子等。進一步，以批判的角度重新敘寫當權者侵害人民自由的歷史。平反歷史真相牽涉到的層面相當廣泛，甚至可以推演到所有公共空間當中存有的制度、文物，像是過去獨裁者的銅像、紀念碑，都是平反歷史真相須處理的對象。藉由拆除、轉化這些威權時代的象徵、歷史記憶，人們會形塑一套新的看待歷史的觀點，並因此認識到專制政權的可怕，以及人權自由的可貴。
校園中的轉型正義
雖然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已經過去，但其在大學校園當中仍然留下許多威權的痕跡，如蔣介石銅像、教官制度等，而大學校園作為國家成員社會化的過程中重要的場域，轉型正義自然不能忽視。在校園行政單位長期以來忽視、怠於改變現狀的情況下，多仰賴各校學生自主發起校園轉型正義相關的行動，試圖以倡議的方式達成目的。他們挑戰既有的威權象徵，以呼籲其他學生重視有關過往校園的威權歷史。像是去年師大的學生以噴漆於時任師大校長劉真銅像之上的方式，表達對於劉真曾在四六事件時主動配合檢警單位入校逮捕抗議學生，嚴重侵害大學自主的不滿。今年的北大翻牆社則是製作印有二二八、三零八大屠殺歷史故事的小紙條貼於行政與教學大樓的廁所內，希望能讓更多學生意識到這些事件的重要性。同樣的，今年政大野火陣線更因為在校園中的蔣介石銅像及布告欄上張貼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海報，與校方爆發衝突。可以發現這些學生所做的，無非是希望藉由轉型正義概念中的平反歷史，來讓更多學生認識到威權時代的歷史與校園的關係，進而改變校園內殘存的威權文化，特別的是，這樣的行動恰好激起了威權遺緒的反撲。北大翻牆社認為，並不會因為提起過去的歷史而導致社會對立，他們的努力目標是建立一份共同的歷史記憶，讓同學知道更多歷史並做出反思。
校史的書寫也是校園轉型正義重要的努力方向，畢竟校史代表著大學作為師生的學術共同體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涉及到對於特定事件的評價以及其所重視宣揚的價值。如師大校史近期計畫新增有關四六事件的描述，著是一大進步。而校史不僅僅局限於文獻資料，校園公共空間的陳設也是校史的表述形式。如台大學生會及研究生協會在經歷數次提案，終於使得台大校方將陳文成教授當年遭發現死亡的地點，命名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此一廣場因此成為校園歷史記憶的註腳，為近年來台大校園轉型正義成功的一步。
轉型正義的障礙與深化
除了提起過去校園威權迫害的歷史，以及處理表面上可見的威權象徵，深耕於校園行政系統當中的威權性格，恐怕更是校園轉型正義更須面對的地方。輔大歷史系教授陳君愷便表示，許多當時各大學課外活動組的組長，便是銜國民黨情治單位之命，在校園中負責監控學生的社團活動，而這些教職員至今仍然服務於大學校園之中。北大翻牆社也提出無論是在進行轉型正義相關的活動，或是單純的借用空間作社團展演，都會面臨校方相當的限制。所有的校園空間使用都須先向北大校方提出申請，甚至在數年之前校方還要求審查活動內容，雖然現在不必具報活動內容，但是校方實質上仍然具備管控校園空間的權力。校方可能依據特定一條校規便隨意地擴張解釋，全面的監控學生如何使用空間，學生的話語權因此遭到剝奪。像是以踐踏草皮為由，限制社團舉辦活動。北大翻牆社質疑空間使用申請制度的必要性，認為這是延續以往威權體制下將學生視為需要被保護，由上而下管理的霸道作法。使用空間的權力本當屬於所有師生，而不應該由另一個高高在上的機關來分配決定。另外，師大青年報也提出學生在校務會議上的提案，從來不會進入大會討論，往往在委員會就被排除，喪失說服其他老師的機會，是一個不民主的現象。
綜上所述，具有黨國教育背景的老師結合排除學生參與決策的公共空間，如果這些威權、反民主的心態是各個大學處理校務的方式，那將會比教官制度、蔣介石銅像等目前校園轉型正義針對的目標來的可怕，因為它包裝於「方便管理」、「整潔」、「為了同學好」等看似無害的言說之下，侵害作為人的自主、家父長式的威權性格隱晦於後，而從我們一般對於轉型正義的想像中被忽略。社運團體臺左維新於訪談中提到：「如果學校是一個容許學生自由思考、獨立思考，培養學生民主價值的場域，那學校的發展就應該是以學生為主，保全學生的主體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學生的意見參與整個學校政策制定的過程。」這或許是校園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唯有學生能夠在法規上與實質上影響校園決策，才有可能實現平反校園中的威權歷史、檢討校園中尚存的威權結構的目的。
然而校園轉型正義的阻力不全然來自於校方，更大的困境往往是同儕之間對轉型正義的忽視與不解。當北大翻牆社在廁所中張貼記有二二八事件、三零八事件的紙條時，便疑似遭到持不同意見的同學惡意撕毀。政大野火陣線以往聲援反核，綁黃絲帶的行動也遇到類似狀況，對此，政大野火陣線認為如果不滿於一個意見表達，應另外表示自己的意見，而不是直接除去他人意見表達的空間。另外，在前述的師大噴漆行動之後，也面臨了某些同學「破壞整潔」、「造成清潔員困擾」的質疑。這也顯示校園轉型正義仍有待學生之間更多的交流對話，方可能凝聚共識。
結語——由下而上的轉型正義
儘管未來新政府上任之後，可能透過強制立法的方式，督使學校作出制度的變革，或是清除表面的威權遺緒。然而臺左維新認為，人是很健忘的，掌握行政權實現校園轉型正義固然快速，但是校園轉型正義的推動若只憑少數上位者一念之間的決定，便缺乏了讓多數學生思考的機會。畢竟校園轉型正義第一個目標就是建立更為民主、人權的環境，培養學生的民主精神及價值。因此讓學生在擁有對學校政策的影響力之後，建立一個公共討論性質的平台，充分與學校所有成員討論如何認識過去的歷史，如何去除空間中尚存的威權符碼，以及如何透過轉型正義形塑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極為重要的。
如果在校園轉型正義之際，學生能有更多討論空間，校園轉型正義的正當性便會相當足夠。它不會被認為是政治鬥爭下的產物，因其根基來自於共同體當中每個成員都經歷了足夠的思辨，並且於最後肯認了民主自由的價值。這或許告訴我們，校園轉型正義並不是由上而下的「改造」，而是由下而上的「實踐」，是每個大學共同體的成員都無可避免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