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進入
孫窮理是意識報學期初邀請的講師，原定今晚在台大有場公開講座，但經過一夜的攻防戰，現在情勢依然緊繃，我擔心現場狀況，也擔心不知是否會現身的講師。我在斷斷續續的線路中來回奔波，最後在講座前兩小時接到他的回音。當晚講座如期進行，參與的社員甚至比我預期得還多，或許大家都耐不住遠觀的焦慮感，隨興號召，今晚反而成為意識報群體進入運動的契機。
3月19日晚上十一點多，議場外的氛圍已趨緩和，我們蹲踞牆角聊服貿、談運動，如馬路上每一位關心服貿議題的參與者。此時我們並未擔任媒體的角色，但這次群體行動首次匯聚了實際、虛擬空間中單打獨鬥的個人，面對面的討論奠定後續團體行動能量，預示了意識報在這場運動中的參與程度。
隔天下午總編立刻思考執行反黑箱服貿特刊的可行性，此時大部份的人力還在處理069刊的編輯，但考量到運動發展的急迫性，我們還是決定先發出緊急動員公告：我帶部分社員至台北車站發送有關程序不正當的傳單，希望讓議題觸及更多傳統閱聽者，提高運動的關注；她則與其他社員相約於徐州路校區的宿舍，繼續討論特刊的實行細節。
我趕回徐州路宿舍時已逼近午夜，但通往地下室交誼廳的樓梯卻越踩卻越明亮。十幾位社員塞在綠色沙發椅中，餅乾、咖啡散落在草稿與筆電之間，兩三人正在撰寫行動聲明與前幾天的運動紀實，其他人則形成數個討論圈，擬定下一步的訪問方向。18日，佔領立院運動爆發，兩天後，意識報新聞小組已然成立，即使親眼見證，我還是深深佩服意識報的動員能量。
其實意識報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早已清晰地銘刻於它的血脈。意識報於2008年創立，是台大學生自行籌組的刊物，報導方向隨著學生的流動而不斷調整，但批判性與反思性一直是共同持有的基調，從不避諱有思考的立場書寫。時至今日，意識報已從跨校的對話平台轉型成台大的校園媒體，但它的書寫特質依舊吸引一批關懷社會的學生，大家各自在外投入不同戰場，再轉身一起思考台大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各種可能，我們鮮少在意識報書寫社會議題，但不可諱言，編輯之外、消夜之中，各種議題的思辨即是意識報的重要養分。不過翻開意識報的歷史，上一次動員整體社團投入運動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學長姐進入學運紀錄，最後集結成野草莓特刊（015刊）。如今，意識報再次暫離校園，看似偶然，卻不可忽略其累積的必然性。
第二幕：位置
我從螢幕拔起僵硬的頸子，指針滑入21日，運動也奮力地邁入下一個深夜。電視螢幕裡的人們裹在黃色雨衣中繼續靜坐，我們則開始打點裝備，準備頂著相同的雨奔赴現場。
運動爆發使服貿相關文章四處散布，我們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產出專業評論，也不願只停留在資料的蒐集歸納，因此特刊的方向很快就從黑箱服貿轉成這場運動本身。但運動瞬息萬變，事先約訪、詳列訪綱等意識報常用的手法早已不敷使用，投入現場才可能找到未知的受訪者。
「請問你們是黑島青的人嗎？」我隨機詢問一位在帳篷內幫忙盛湯的男生。
「耶？不是耶」他愣了一下回答，手中勺子沒有停。
「……那請問你怎麼會在這？」我也愣了一下，還問了個蠢問題。
「歐！我們自己來的喇，看這邊沒什麼人就來了，已經來兩天了吧！」他笑著比一比旁邊的同學。
為了初步掌握運動概況，預定捕獲的對象即為黑島青、民主陣線、1985等報導中常露面的組織，但類似的對話不斷出現在各種帳篷之下，之後我們就不再執著於釐清運動中的組織分工，而更傾向關注公民在運動中的位置。
我們扛著吸飽雨水與睡意的眼皮回到宿舍，運動也平安撐過了這個夜。現場逐漸呈現長期占領的態勢，位於立院周遭的台大公衛院與社科院都相繼宣布開放部分空間，作為各大學學生休息之場所。考量到長期駐點的生活需求，3月21日下午，意識報就決定從男二遷移至隔壁的社科院大禮堂。
我在門口耽擱了一會，先用學生證換了一張手寫編號的「社科院通行證」，再舉目搜尋意識報駐點位置。乾糧與生活用品照分類規矩地堆在後方，旁邊的地上有一排攤開的睡袋與累攤的人，但大部分的學生們散佈在禮堂中央的木椅區，空氣嗡嗡作響。最前方則有一個高起的舞台，「現場徵求十名糾察到青島東路，有空的朋友請到前方來，謝謝。」台上學生拿麥克風宣布人力需求，台下學生就會三三兩兩往台前聚集。但我在台下的學生群中遍尋不著意識報的身影，此時有人站在左前方的鐵桌旁向我揮了揮手，走近一看，原來意識報在「媒體區」，掛著的版子如此寫著。
很顯然意識報在這次的運動中選擇了一個立場鮮明的駐點位置，禮堂不只是休息之場所，更是行動醞釀之場所。
媒體究竟可否帶有立場？對意識報而言，是一個不存在又無比重要的提問。媒體做為一種中介就不可能是全然中立的旁觀者，報導什麼議題、訪問哪一位受訪者都是一種立場的展現，因此謂之不存在。然而，意識報既然自詡為有立場的媒體，此立場如何產生？我們又如何對立場負責？就會是很重要的反思。
當時主流媒體的論述傾向將運動中的人們描繪成沒有面貌的暴民，或因政治、商業利益截取片斷畫面。意識報作為獨立媒體，就有能力紀錄親身所見所感的真實，也有義務還給抗爭者一個清晰的樣貌，因此我們報導前就決定要站在運動中，以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幕：距離
禮堂中的生活日夜顛倒，深夜是最容易被驅離的時刻，即使簾幕緊閉的窗外是一個微涼的夜，內部的空氣依然燥熱。但3月23日晚上，意識報的社員與多數學生一樣陷入莫名的鼓譟之中，鼓譟地讓人窒息。
掛著名牌的人們在舞台上急速穿梭、交頭接耳，一位同學突然清了一下喉嚨：「請大家安靜一下，我們計畫分批攻占立院廣場……」他繼續說明此行的目的與人力需求，全場的鼓譟瞬間凝結，張力持續擴散。我猶豫了一下悄聲詢問身邊的社員：「去不去啊？」意識報雖然駐點於運動的後勤中心，但至今並未參與糾察或協助後勤的業務。或許出自對運動陷入膠著的無力感，抑或出自對反抗無法置身事外的青春本性，除了總編留守禮堂，其他社員都參與了這波動員。
行政院鐵門至門廊之間的幾百公尺是一條長長的惡夢，大家被撲倒、被拖曳，每一隻斷翅的蛾都奮力地往唯一的光量處聚集。夢醒時，膝蓋隱隱作痛，我狼狽地與大家蹲踞一團，在警察的凝視下作反抗者最後的宣示。各家媒體陸續趕到，攝影機、收音器站在外圍極力向內伸長脖子，閃光燈扎眼，我勉強從人牆的縫中認出孫窮理的身影。苦勞網是一個長期關注勞動權益的媒體，「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正是它的標誌，因此我對他的出現不感意外，甚至有熟悉的親切感，但他的站姿反而深深地撞擊我的思緒。
我蹲在內圈與群眾一起感受恐懼，他站在外圍擠出紀錄的位置，意識報宣稱自己在運動中思考，對媒體、運動者、學生的多重身分毫不遲疑，但三種身分如何調配出一個適當的距離？我們究竟應該採取什麼姿態進入運動？失魂落魄地回到禮堂，總編馬上要我們寫出一篇快訊，但憤怒、委屈、恐懼同時在胸腔中翻滾、膨脹，手竟然提不起也放不下了。這一回，我是否喪失了其中一個身分？
媒體在運動中往往處於較壓抑的位置，為了看見事件全貌，貼近衝突卻又需保持一定距離，但意識報在這波行動中很明顯偏離了多數主流媒體所站的位置，不可諱言，我們在那一刻採取了反抗者的姿態。但隔天我們還是發出兩篇紀實報導，七點的突襲、兩點的血腥鎮壓、四點的水車驅離，最後回到議場外記錄後續行動。我們任由自己被運動推動而身陷其中，但也因貼近運動者更能還原現場的真實。
我想對意識報而言，距離可以調整、姿勢可以改變，我們也因此擁有不一樣的視野。但視野必有死角，行動前反而更要思考，我們為何在此刻「選擇」了這個紀錄位置。
第四幕：困境
天剛亮，情勢未明，行政院的突擊與鎮壓確實升高了運動的動能，但社會對行動的評價不一，火花、水花四起，後勤中心決定暫且撤離禮堂，但這次他們並未放出基地遷移位置的消息，因此3月25日意識報就正式脫離了後勤中心。我們白日跑訪問、整理逐字稿、寫稿，晚上安排至少一人留守禮堂，應付現場突發狀況。
意識報長期以專題報導的方式處理議題，並以刊物作為傳播載體，因此快速、多產的新聞模式並非我們拿手項目也非意識報追求的價值。但運動正在往未知的方向前進，我們期許意識報的文章不只紀錄歷史，也能成為推進的能量之一，因此折衷為每天至少生產一篇報導，長度維持在一千字左右，並配上圖片先行發布於意識報粉絲專頁。
「喂？」我從鐵桌上的口水湖爬起，接起電話。
「那邊現在有要幹嘛嗎？」一位社員表示他剛下課，現在沒事。
「你來啊！我們超缺人，可以繼續跑訪問啊寫稿啊……」我抬了一下腦袋，發現左右兩邊的人還潛在湖中，前方的人則抱著電腦趕早已遲交的期中報告。我越想越不對勁，最後反而說服他回去休息。掛上電話，我驚覺意識報已陷入「人數與人力不對等」的窘境。
占領運動是一場消耗戰，不只消耗政府，更是消耗自身的群眾，而意識報的報導頻率恰反應我們自己的消耗程度。意識報極高的行動能量展現在第一天的夜雨訪問，但在行政院突襲的紀實高峰後，運動變成日常生活的疲態逐漸出現，社員們此時還需回到校園應付逼近的期中考，我們的能量最後只能維持一天一篇的發表頻率。
不過我覺得意識報內部的組織狀態也是人力無法發揮的原因之一。一篇報導有時需多人分擔訪問與逐字稿，但其實只需一位寫手，寫手與總編修稿後請美編作圖就可立即發出。每個環節皆可在線上作業，但時間壓縮下就急需當面溝通的效率，不過掐指一算，三人有餘。因此，意識報駐點的意義應該在於利用地緣優勢把人力派至現場，以便隨時把街頭的訪問、紀錄、觀察帶回來激盪討論，但很可惜我們並未善盡優勢。
第一夜的動員會議之後，我們只再開過一次全體的編輯會議，並未討論出明確地報導主題，且耗盡體力的社員們流動率高，難以形成專題小組接續內容討論與訪問分工。雖然零星的訪問依然在跑，但短時間內不足以討論組織成一篇文章，於是每天的報導逐漸傾向運動評論或記者會快訊，寫作的工作也自然集中於幾位經驗較豐富的社員。寫作人手不缺、訪問分工不明導致意識報人力閒置的情形。
第零幕：？
3月30日，意識報順著凱道集結行動的熱潮從禮堂撤出，著手進行下一階段的編輯作業。意識報在這場運動中的故事就先草草紀錄至此，不過我眼中的意識報也並不全然是社員們眼中的它，但身為社長，上述每個場景與思考其實都在回應一個不間斷地自我提問「意識報在這場運動中為何存在？」或許主流媒體混亂嗜血，但這場運動中其實也不乏許多優秀的獨立媒體、另類媒體，經驗、資源都比我們多更多，那意識報為何在此呢？意識報真的有成為推動運動的能量之一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學生身分可能是一種限制，我們被迫在運動現場與現實生活之間拉扯，還必須在經驗的斷層間且跳且走，或許我們的報導最終沒有產生自己期許的力道。但在這場運動中，意識報也處處體現學生突破限制的行動力與穿越夾縫的彈性。其實運動後期，身心俱疲的社員們還是嘗試用各種方式穿越無力的屏蔽，不過大家並不是把力量集中於跑更多訪問、生產更多報導，反而是回到街頭發傳單、參與討論，或回到校園發動罷課、組織校園民主教室，看似脫離媒體本業，但這些參與經驗反而成為意識報深入報導的主題。我想不如說我們藉由推動運動而推動了自己，產生的能量則早已溢出於報導本身。
我心中的意識報不只是承載獨立意識的媒體，更是各種可能性的集結，學生、媒體、運動者三種身分的拿捏並沒有正確答案，需由每一屆社員共同追尋，不論是動筆寫作或起身行動，只要不斷在「運動」中思考，意識報就有存在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