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 星期日

珍惜過往,勇於開創──意識報社史2007-2009

專欄前言:

  意識報五年了。五年能成何事?五年能夢想台灣的高等教育「邁向頂尖」、能看見五屆學生會與自治組織的施政,很多意識報的社員與老朋友也在這五年內,從青春激昂的大學生轉而進入更高的學術殿堂、或直接步入社會;在此同時又有更多新血投入。
   一個校園刊物能夠運作五年以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謝每一位支持我們的讀者,培育了這片意識茁壯的沃土。本學期,我們邀請了五年以來的幾位社員回顧意 識報的歷史、並以專欄形式刊登。一份刊物的籌備、發行、對外連結、遭遇的事件與困境、刊物的核心價值,這份專欄是找尋過往記憶的催眠,邀請各位讀者一起和 我們「喚醒意識」!



◎哲學畢 孫有蓉(整理:社會四 曾稚驊)


意識報於2008年一月一日發行第一刊,但整個報社的籌備工作,早在2007年暑假便默默開始。由於對台灣學生獨立刊物歷史的陌生,意識報不同於其他歷史悠久的學生刊物,創辦之初,旨在提供一交流、對話平台,而未以針砭社會為旨。



  緣由

2006 年,我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有幸認識不少關注學生自治的學生們。跟著這些學生自治老將開會、討論、天南地北,「大學生好冷默」這句話是最常出席的下酒菜。 社團活動顯而易見地蓬勃發展,學生們為了各自的小社群奔走、熬夜、看日出,何來冷漠可言? 然而,冷清的校園議題公聽會現場,冷漠聒噪得令人無法反駁。

我們必須承認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連追憶都鮮能觸及。歷史迅速地被遺忘,就如同社會迅速地變遷。在前人用血淚換來多元自由的民主社會之後,又有誰捨得理直氣 壯地要全世界關心同一件事、耕耘同一塊土地、重複同一思維視角?學生並不冷漠,大家投入了各自關懷所在,在各個社群中各自燃燒出不同卻璀璨的火花。如果能 有一共同平台,在各種關懷間架接起對話的橋樑,我們是否會發現,各個團體間能合作、共同關懷的,遠比彼此的差異來的多?就在這樣的發想下,我開始籌備意識 報。

   籌備

由於未曾編輯過任何刊物,2007年的暑假開始,我開始奔走於我能力所及的社會及學生團體間,而第一個機緣,即是當時剛剛成立的第三社會。那年暑假,我在第 三社會所舉辦的營隊中,結識了當時六七位工作人員;另外還認識當時政大種子社、師大人文學社、輔大黑水溝社、北大青年社、東吳思潮研究社五社社長。這些最 初認識的夥伴,有些成為了意識報的贊助人,有些成了忠實讀者與訂戶,有些成了社會運動場合中的夥伴。關鍵是,他們都曾支持過意識報,就連意識報的排版軟體 InDesign也是當時師大人文學社籌備社刊讓我參與學習而來。我走過意識報的歲月,有他們一直相伴、一起成長。

除了找尋其他團體請益,同時找了當時哲學系同屆各有所長且愛做夢的朋友們;當時並肩的夥伴劉書甫也幫忙在他的人際網絡中尋找意識報的支持,多半為其高中同 學、從前人文社會科學營的朋友,或是學生自治營隊中所認識的各系系學會長。也因此,意識報一開始的創社團隊,以哲學系與社會系居多。 


萌芽與誕生

2007年10月24日,意識報召開了第一次成員大會。在這次的成員大會中,除了報紙的框架與運作分工,還決定了:意識報的出版頻率、各版面的分工及負責人、第一 刊發刊時間,而「意識報」這個名字也是當時提出定案。意識報起名「意識」為劉書甫的想法,以「喚醒意識」為號召;由施東宜設計Logo,由十個左右的設計 稿中挑出了目前所見,一張可以看成兩種面部表情的「意識」二字,作為意識報的標誌;蔣孟芸所繪製的顏色鮮艷且風格獨特的封面,很快就成為意識報的標誌。第 一二期封面上所出現拖著一袋腦的黑色小人偶,也由於是每次封面的主角而成為意識報的吉祥獸,日後命名為「意識蟲」。

意識報的最初兩刊,幾乎全為邀稿或社內成員自己找題目寫作而成。當時,小組專題式的運作模式已有雛型,只是沒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開始運作。在意識報發刊之初,便不避諱文章帶有政治立場,在此之後幾年的發展,意識報的專題、文章、關懷也都展現著清晰明確的政治、社會立場。


公開活動與社團合作

意識報發刊四期後,藉著校園內學生代表補選,舉辦了一系列「學生參與公共領域」活動。這一系列活動,起於2008年4月3日與師大人文學社合辦,一場名為 「公共領域,死了嗎?」的公共論壇,舉辦在溫州街當時開張不久的一家餐廳:大紅。由於「大紅」的這段歷史鮮為人知,卻扮演著當時讓意識報得以從緊迫的財政 問題舒緩過來的關鍵,所以請允許我用這段故事向大紅致敬。

「大紅」是一家由從前人間雜誌攝影師開的韓式料理餐廳。從外觀看,有別於溫州街花俏歐式的咖啡廳,「大紅」被人間所捕捉下那些生命的瞬間所環抱,因此裡頭顯得 陰暗,就老闆本人的說法:「這家餐廳是開來和老夥伴們聚會的」。我記得2008年三月大紅才剛開張,不久我聽聞到這是家老左派們聚會的餐廳,一次偶然,我 和意識報兩年來最重要的財務黃湄評在一個晚上來到這家餐廳。老闆十分熱情,走來和我們聊聊,隨著時間漸晚,不知不覺中進來了很多人,店的大門也關上了。我 和湄評,無意地參與了一大群老左派的家庭聚會。聚會中出現了陳映真的弟弟、問津堂書店的老闆、在綠島監獄度過十個年頭的王大哥、盲人原住民詩人莫那能、鬥 志不減當年的工運領袖汪立峽等。餐廳不久後被菸、酒、佳餚所圍繞。我們隨即被邀請入座,而我永遠記得坐在我面前的莫那能為我朗誦「我莫那能只是一張破敗的 落葉」。老左派們想聽聽年輕人的夢想,我談著意識報、談著我所看見的台灣社會、我所看見的大學生。問津堂老闆起身出門,隨後問我:「你們做一刊多少錢?」 然後掏出了一萬現金遞給我,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大叔也拿出了三千元台幣現金,要我們好好堅持下去。那天凌晨三四點,我和湄評微醺地走出大紅,不知道是因為那 些紅酒威士忌,抑或是寄望太過濃烈。由於這段與大紅的往事,意識報第一次登台見讀者,就在大紅。

往後意識報開始有規律地舉辦講座與活動,也和台大其他異議性社團互相合作。2008年後各社團共同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小組,以及十社聯合「社影展」,一系列社會紀錄片的播放與討論會。從這裡開始,意識報與其他社團之間才建立起較為穩固,且多有交流的社員合作關係。


創刊難題

一份刊物的開始,總會遭遇眾多難題,意識報也不例外。意識報一直到2008年二或三月才正式成立為意識報社,在此之前一直以未登記的學生團體形式存在,因此 沒有學校資源幫助、沒有社團空間(但事實上直到創社兩年後才分配到今天台大第一活動中心的社團辦公室)。在沒有學校資源幫助的情況下,發行紙本刊物有著資 金問題、社團組織問題、招生問題、人員聯繫…等種種問題,而意識報也用了各種方式來面對這些難題。

在我籌辦意識報的過程中,當其他人聽到我要發行紙本而非電子報,第一個問題是:錢哪裡來?資金問題的確是意識報長久以來一直很棘手的問題。為了減省印刷費 用,意識報直到十五期都是以社內成員手工裝訂;為解決意識報財源問題,所有社員不分層級都必須排班去各個地方拉廣告,不斷嘗試各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老師 與長輩們每次幾千元的贊助。僅次於資金問題,意識報由於成員分散在各個系、沒有共同空間、以小組運作,小組間成員少有機會接觸,因而組織鬆散,缺乏凝聚 力。因為缺乏共同工作空間,當時排版編輯都靠同屆同學於校園附近蟾蜍山下所租賃的小房子作為開會、編輯、熬夜排版的場所。「小屋」在意識報早期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最初排版會聚集在小屋中一起校稿排版,日後才因為組織較為系統化而各自分工;編輯會議、新生會談也多半在小屋進行。除此之外,為了增加報社成 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團體凝聚力,意識報舉辦了聖誕餐會、聚餐等活動,使社員團聚,而就連工廠生產線式的裝訂報紙工作,都成為讓社團成員排班聚在一起促進感 情的方式。


意識報、學生會、社會運動

在意識報的歷史上,每年都會遭遇社員參與學生會長競選;因此,意識報與學生會之間的關係,尤其在選舉期間,是意識報每年必經的課題。身為校園中時常與各團體 交流、合作的意識報,自然而然常有傾向在學生會長競選中表態;此外意識報日後與學生會日漸密切的關係,也與台大內部學生自治型態轉變有關,無法與我當屆選 舉同日而論。學生自治的生態正在轉變,意識報理當不應墨守陳規。

然而,政媒之間,意識報到底希望自己扮演什麼角色?與學生會合作使得學生自治能夠拓展,與更多社會議題結合,雙方一同推廣?抑或站在監督、批判學生會、學代會的角色?每一年接棒擔起意識報的社長、總編輯,有權在每一年開始時重新探討意識報未來一年的方向。

就如同意識報與學生自治團體之間的關係,清楚地反映在意識報開始每年作學生會、學代會的評述,意識報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清晰地展現在意識報的行動上。

2009 年十一月,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台灣警方處理不當造成多起警民衝突,原本由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李明璁個人發起靜坐事件,演變為為期數個月 的學生運動。意識報多數社員參與第一天的靜坐,更有一部分社員成為各個分工小組的幹部;在運動遷移到自由廣場的當天晚上,意識報在自由廣場召開社員會議, 討論意識報是否以團體方式參與野草莓學運並排班留守現場,以整個社團進入野草莓活動撰寫野草莓特刊。在野草莓學運之後,意識報愈來愈不忌諱直接以社團身份 參與校園或社會反抗運動,例如日後台大所發生的百大維新運動。

媒體本身到底算不算一種社會參與?對我來說這個回答一直都是肯定的,深入報導、論述、拉高議題抽象層次,是我辦報以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因為這已經是個專業 分工的社會,會論述的人不一定有能力在社會運動中做出正確判斷,反之亦然。其他如苦勞網等作為一個專業媒體,運動與媒體兩棲也許可能,但是意識報身為學生 刊物,以學生刊物史來看,終將是寫作與社運耕耘難以兼顧。然而,由於意識報身邊所合作的社團,大多實際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要求意識報社員對激情的反抗、衝 突現場無動於衷,也太過扼殺青春的本性。媒體,不管專業還是學生刊物,選擇把自己擺在了一個很壓抑的社會位置。媒體即中介,而中介則意味著不能全然是當事 人,也不能全然是反抗者,更不能全然是被反抗者,否則這樣的媒體就不再是媒體,而是文宣。

然而就如同我對於意識報與學生會關係的主張,意識報是一個實現不同可能性的地方,只要有人願意不斷讓它發行下一刊,意識報就永遠存在。因此,意識報是否介入社會運動,不是個是非題,而是每一年必須由社團領導人與社團成員共同填寫的申論題。
  
 
  至此,意識報的歷史已然草草道盡,看到學生刊物隨著意識報的創辦而復甦,意識報名氣漸漲,而且愈來愈活躍,我很驕傲我曾是一員。對意識報,我只有無限感念, 感念那些一路上曾經幫助、不斷守護的親朋好友以及陌生人,在這裡致上最誠敬的感激。每一屆每位社員、每位幹部、每位編輯、社長、總編輯,我們都曾缺乏睡 眠、疲於奔命,都遭受煉獄般考驗的生活,然而意識報還是走到了今日。它的每個特質都能夠在歷史中找到一些線索,沒有所謂理所當然、理應如何,因此,如果意 識報有什麼傳統,我期望那將是:珍惜過往,勇於開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