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1日 星期日

校園意語:學術與實踐,相「甫」相成

◎外文一 謝宇婷


受訪者徐亦甫。(圖/謝宇婷)
 
  徐亦甫目前就讀台大政治系政治理論組四年級,現任學代會議長,是當年指考全國第一類組榜首,活躍於部落服務、政治系課程改革以及紹興學程、華光社區學生訪調小組。


問:為什麼會進入部落服務?你在其中觀察到那些現象?

答:當初是因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簡稱原聲)的創辦人是建中的生物老師,我當時就讀人社班也被招募。原聲有舉辦假日學校,主要教導原住民學童國文、英文、數學、 閱讀、音樂、部落文化等,也有跨部落的交流。原聲的理念其實有點菁英導向,目的是要培養原住民人才,期許他們回到部落服務,帶動部落發展。

  當然我們也擔心進入部落所帶來的漢人文化衝擊,讓他們只知道漢人典範的存在。我們計畫在原住民學生上高中後,介紹原住民運動,或是透過紀錄片、原住民文學,讓他們開始用不同的角度反思環境、自我定位等。

  投 入服務後,我覺得原住民部落最缺乏的不是捐款,而是教師、資源嚴重不足,像有的學校代課老師開缺開了八次都還是徵不到人。這不是單單政策可以解決的,而是 整個社會結構的扭曲,從殖民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雖然現在有提倡原住民自治,但那只是一種前提,政策不是唯一的解答,而是需要更多社區工作者在部落裡工作。 如果真的要以政策改善的話,那就先改善部落的就業環境吧!


問:為何會投入政治系課程改革小組?在推動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有哪些困境跟收穫呢?

答:因 為政治系的課程要求相對較低、缺乏整體規劃,也有些老師不擅上課,所以當時有和同學組成課程改革小組,成功排除了一些不適任師資。即使進入政治系之後對課 程不是很滿意,但仍然希望可以讓這個系更進步。如果滿意的人都離開了,不滿意的人也跳槽或隱忍,那這個系不會變得更好。

   改革的困境有兩部分,教授跟學生。教授的話,課程委員會的運作模式基本上較為保守,教授基於同事情誼、互相尊重,通常不會否決其他教授的課程。而且奠定 目前課程架構的前系主任們也是現任的課程委員,因此委員們通常不太會去挑戰既定的課程架構。因此當課程改革小組推動一些改革方向時,一方面得要在會前遊說 課程委員會的教授們支持學生的提案,一方面也要盡量提高我們意見的正當性基礎。

   另一部分的困境則是來自學生。課程改革小組的成員是相對自我要求較高,甚至未來有志於學術工作的學生。但政治系中,其實也不乏把政治學當作一項訓練、過 程而非人生志業的學生,並不希望課業負擔在大學生活中占太大的比例。因此我們面對學生時,除了要面對參與率低落的問題,還要思考我們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能 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我們提出來的解方是強化現在政治系既有的「一般/進階課程」雙軌制,盡量讓我們的改革方案能夠含納所有的學生,讓有志於學術工作的學生 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訓練,也讓未來想多元發展的學生仍能因為課程平均素質的改善,而真的能從這個系學到一些東西。我不太敢說目前系上學生對這個課程改革是否 肯定,但至少我們推動至今並沒有聽到太大的反對聲音,也不時會有同學告訴我們哪位老師的上課方式有在改善、哪些新開的課程大家很喜歡。


問:為什麼會參選學代、擔任議長?你對於學生自治有什麼看法、反省?

答:當初會參選學代,一方面是為了豐富大學經歷,一方面是覺得2012年 台大有許多重大事件,值得參與,像是紹興、校長遴選、研究生勞動權等。而如果要能真正了解許多議題,就應該當到議長,才有辦法真正參與重要會議。我會想連 任議長,是因為學代會缺乏傳承,一個學期才十八周,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用來交接,扣掉期中期末考,也不能做什麼事。之前提的有些政見也還沒實現、有些工作 需要收尾,所以才決定繼續擔任。

  我發現學生不盡然都不關心議題,是在於投入議題的人不知道如何跟他們對話。學生自治組織與異議性社團應該要把議題帶給不了解的大眾,讓他們意識到這些議題的重要性。不只在事件發生時採取行動,平常就要多耕耘,建立溝通、討論的空間。像從上學期開始,學代會就有在NTU版上跟大家交流,定期報告工作進度,或是透過課外組發信給大家,調查大家對於活大餐廳的看法。而對於英文選修、選課這類問題,學代會都應該要照顧到大家的需求。這樣遇到需要動員、有活動時,才能夠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我認為學生自治不該被限縮在學生管學生的事,而是學校中的公民社會,相對於學校扮演執政者的角色,不只是學生會、學代會,也包含院系學會、社團等。台大 學生自治的組織型態是仿造民主政府機構,有總統直選、立委補選,好像院學生會長就是縣長、系學會長就是鄉長,但是這樣的架構常常只吸引到一些只想當官的 人,或是參與議題是因為跟個人的政治理念相符,沒有以校園為主體思考。學生自治應要能夠讓大家透過討論、思考,更清楚每個人的職責跟定位,這才是學生自治 要達到的目標。


問:是因為什麼機緣而進入紹興、華光社區的團隊中?實際參與抗爭與團隊的感受如何?

:校內本來就有紹興議題的專案處理委員會,我當時身為議長也有跟紹興學程合作。後來聽到華光12/31要 拆遷,就緊急找了一些人組成團隊。我在團隊中多半在幕後溝通、協調,除了我個性本來就比較「溫良恭儉讓」,作為有社會組織、社會學理論背景的人,我可以用 研究者的眼光來看社會運動,並不只是看到抗爭本身,而能進一步去觀察、分析。雖然時常因為事情陷入膠著而焦慮,但是能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合作是件快樂的 事。像我們的會議形式稱之為「大桌會議」,因為城鄉所裡有一個大桌,大家常聚集在那開會,後來就形成一個傳統,代表列席的開會者人人平等。不過我覺得很遺 憾,如果我們早兩年接觸到華光社區,也許華光不會在三月底就要被拆了。


問:在學術的涉獵與社會場域中的實踐,你對於學術與實踐彼此之間有什麼的反省或思考嗎?你對於有志從事這兩者的人有什麼建議?

答:我的資歷好像還不足以給人建議,大概只能給一些我的想法。我們常常會以為在理論跟實際之間,就是「理想/現實」、「應然/實然」的對立。但這種對立其實不存 在於社會科學,因為我們在實作中觀察這個社會,也在學術中思索改變如何可能、我們的行動應如何被定位。在這個前提下,其實我自己是沒有感受到落差感而無 力,而會更聚焦在我的研究興趣與實作議題的關連。譬如用社會組織、社會運動的理論來反省自己參與甚至主導的運動組織,或是以我政治學、政治社會學來構思運 動策略。同時也用所見所聞來反省既有的思考框架。

  我的建議是,不要讓自己被教條限定了行動的邏輯,但也不要蔑視分析或比較的價值。光是一味的抗爭,沒有思考組織運作的成效如何、對議題本身是否有幫助 等,問題永遠無法真正解決,但只把問題搞懂、分析清楚,也不會讓這個世界變得比較好。這世界正是因為知識與行動的結合,使得個人與組織有機會改變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