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學術資源的共享與開放:開放式課程


◎人類二 林必修、生傳三 廖翊筌



開放的學術資源


  開放式的學術資源分享模式近年來是備受重視的議題。學術資源的開放式取用可簡單分為兩類,分別是開放典藏開放式取用期刊,前者指的是由學者利用相關工具,將自身發表的期刊論文典藏在開放式的電子檔案,包括個人、機構、與學科領域三種;後者則指學者建立開放式取用的平台,以發行數位期刊,提供開放、自由的資訊供大眾使用。


  除了上述所提,開放式課程(OCW, Open Course Ware)也可視為一種學術資源的開放。中文譯名乍看之下望文生義為完整的課程開放,但麻省理工學院作為OCW的先驅,當初推行時其概念指的是學校單方向提供自學資源,由自學者訂定學習目標、內容等。因此,與遠距教學之不同在於,開放式課程讓使用者自行規劃學習方式,自由調整學習進度。#麻省理工學院的成功實施在全球引發廣大效應,台灣方面,交通大學於2007年加入國際開放式課程聯盟,隔年全台共21所大學成立開放式課程聯盟。



  從實行面來看,開放式課程建置線上影音平台,上傳課程大綱、教學影片檔、以及課堂的參考書目資源等,以開放授權#的方式讓全世界的使用者除了吸收外,在非商業行為與註明出處的前提下,能對內容進行截取與修改,並以同樣規範發布轉載。



開放式課程在台大


  台大關於開放式課程的線上平台有兩處──科學教育發展中心開放式課程影音平台與臺大開放式課程平台,前者提供基礎科學課程如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微積分等以及生命科學、物質科學相關通識課程,於2008年陸續將課程上架;後者除上述所提之外還包含社會科學類與文史藝術類課程,主要在去年開始有大量課程的建置。與麻省理學院工不同的是,台大的課程平台以課堂錄影為主,學習材料如講義或投影片則視老師對於教材智慧財產權的處理進度建置與否。


  科學教育發展中心是台大錄製開放式課程的肇始單位,中心主任陳竹亭教授認為大學的主體是知識,「傅斯年校長曾說過『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之精神」,如此一來知識便應該跨時跨地跨空間。我認為該為千里馬搭個沒有邊界的牧場」制式教育中教授提供環境和機會,包括教室教材等。開放式課程另闢蹊徑,知識共享的模式希望啟動學生對於主動學習的熱情,避免學習的動力來源被產業界吸收。
        


開放的另一端


  開放式課程的受惠者有不同身分,基礎科學類有助於部分高中生銜接或提前規劃大學課程,其亦打破地理空間的限制,使各校之間學生互相交流不同課程;對新進教師來說,可作為備課與授課之參考。


  台大身為擁有豐厚資源的學校,應當肩負回饋社會、知識分享與提升教育品質的責任,然而,現階段開放式課程的資訊有多開放?除了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使得部分教材無法公開呈現之外,影音平台本身雖然開放給所有民眾,但在內容上卻不免自動篩濾出有自學程度者,使用者在運用網路資源的素養與知識亦是開放式課程能否發揮效益的因素之一。而目前網站為單方面提供資源,且線上課程規劃還未有全面系統性的規劃,技術層面來看,過去曾發生某課程點閱率衝高卻因頻寬不夠導致瀏覽不順暢的問題產生。未來開放式課程的效用,能否進一步在系統上營造全面性參與的環境,以社會公民的概念促成使用者義務回饋,想必是社會所樂見的。

外銷自用兩相宜──談校園開放與商業行為


◎中文三 王立柔



  台大校園內的福利社供應了校內師生們文具、零嘴、簡單的午餐……,但是細究之下,不難發現熙來攘往的不只師生,還摻入了來自校外的消費者,左拎幾條紅蘿蔔吐司、右摟台大牛奶,走近門口的時候,再讓孩子買一支冰淇淋解饞,方才心滿意足地離開福利社。

  他們買的不外乎是台大的「特產」。家樂福、愛買或頂好的生鮮冰櫃,貨品琳瑯得快要擠出架緣,他們卻將腳尖對準學校,雙手伸向超級市場以外的另一種選擇。2010年春季,當校園內延燒起「非社員不得入福利社消費」的爭議,有消費者理直氣壯抗議道:「我已經在這裡買牛奶三十年了!」試著探究其背後的原因,人們之所以用力地護衛著自己的購買權,效忠的並不只是台大牛奶的風味絕佳、價格平易,而是比這些現實條件更幽微的無形因素。


校內商品的意義與特殊性
  撇開福利社架上的其他商品,福利社所販售的台大農產品,看得見、吃得著,並且物美價廉。或許,它最初只囊括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單純喜愛,但一買再買,漸漸熟悉以後,這些食品便滾雪球似地容納了更多概念;或許是長期消費所累積的習慣、或許是打著台大招牌的農產品特別值得信賴。信賴與習慣,這些都是植養情感的沃壤,當情感堆疊得愈厚、記憶愈長,台大牛奶儼然殺出了一種素樸的名牌,生產者苦心經營,消費者穩定支持,即使是Costco三公升不到兩百元的林鳳營鮮乳,亦無法將它取代。

  校園對外販售的商品,或許也可以被賦予更多想像。以台大農產品為例,不論出於依賴或是信任,台大校內所提供的農產品,對於消費者而言,其意義有著異於一般農產品的可能性。校外的農產品往往沒有標示清楚其產地來源,生產過程亦不透明;至此,台大的農產品可能成為一種商品的典範,鼓勵消費者購買本土的農作物。重要的是,在台大校內的商品交換,是有可能不同於一般的商業行為。
  誠然,台大農產品養成了一定的消費者,但無論腹地再廣,作為「台大福利社」,被賦予購買資格的對象只限「社員」,也就是本校的學生與教職員。福利社一度沒有按照這條規則嚴格要束,檢查社員證,曾經發生過早上開門不久,牛奶已被校外人士搶購一空的問題。如何同時滿足校外消費者,與校內既有師生的需求,校園開放的難題在此浮出水面。


賓主盡歡的適當場所

  福利社成立的宗旨並非營利,營業型態和任務純以便利/回饋社員為主軸。大學作為社區中的重要樞紐,交易行為當然也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是校園對外開放的一節。校外人士不得在福利社消費,乃是對於社員權益的合理保障。每天,紛紛的腳步為了各種原因走進學校這個公共場域,福利社若首當其衝地吸收所有消費者,便無法圓滿應付對內的需求。

  「對外販售商品」並不等同於校園開放。如果校方只是以營利為導向,缺乏「回饋」的理念,等於沒有跳脫資本社會中的商業模式,頂多是將商業行為換了場域來進行,仍然無法彰顯校園開放的意義。

  事實上,台大現有的農產品展示中心是一個可能的選項。農產品中心除了販售台大農場自製、生農學院師生研究開發的農產品,也邀請各績優農會,推薦當地優良的農特產品,這些商品包括白米、麵包、月餅、冰淇淋三明治、水果、羊奶、臘肉等。農產品中心本身即是因應台大的試驗農場而生,而台大農場位置適中、交通便利、師資優良,平日連教學參觀一併開放,擔任生態教育裡「推廣」的一環。相對於福利社而言,基於「教育」意義而銷售,才是更貼近校園開放理念的商業行為。



圍牆的空間語彙──從空間規劃與設計談校園開放


◎社工三  董昱



  不論是在空間、資源等方面,大學其實難以和周圍的環境完全分離。在許多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我們都不難發現,由於共處在鄰近的土地上,大學和社區可以說是休戚與共。舉例而言,校園附近會吸引商家的聚集,形成如師大、公館商圈的地景;或者,總是為人詬病的腳踏車浪,淹沒了溫州街狹小的巷道和人行道。

  這些例子都足以說明,校園開放是一個人們必須面對的議題。如前文所言,校園開放的目的並非在於完全消除校園與社區的區隔,而是在理念、行動、管理、設計……等許多方面,促進大學與社會的對話。至此,校園的空間規劃與設計,也將是不可忽略的課題。


空間不只是空間

  空間不只是人們活動的背景,事實上,空間的安排、設計、甚至命名,都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與認同。人們每天都在不同的空間中移動,家、馬路、捷運站、教室或辦公室,不同的空間透過不同的設計,給人們不同的感受,也展現不同的意義。

  空間影響人們行為和思考的方式有很多。透過賦予不同的身體經驗,空間影響人們的感受:大型的廣場或建築物給人們一種疏離、震懾、神聖的感受,狹小的捷運站則讓人感覺緊張、時間快速。除了硬體的設計之外,搭配一些抽象的象徵符號,空間也影響了人群的價值觀、形塑人群的記憶,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命名」。台灣各縣市最為主要的幹道,大多以「中山」、「中正」等過去的領導人來命名。

  空間不只是空間,不論透過何種方式,它透露了規劃者的想像、意識形態,它也影響了其中人們的想法、塑造了人們的記憶;校園空間的安排與設計,也反映並影響了人們對於教育的想像。點開網路瀏覽器、使用Google地圖俯瞰台灣各大城市,我們非常容易辨識出「學校」的所在地:圍牆、銅像、標語、現代建築、PU跑道操場……,這些建築在一定的空間內進行排列組合,構成了主要校園的地景。這一系列的校園意象,顯得單一、沉悶、缺乏創意又充滿限制,教學空間被限縮於教室之內,使得人們對於教育的想像越來越貧乏;圍牆也區隔了校園與周遭社區,校園內外形成一種斷裂又疏離的地景,使得我們距離校園開放的理想,漸行漸遠。


無圍牆校園:突破「內」與「外」的限制

  回頭檢視台大校園與周圍社區的空間圖像,不難發現台大與周圍社區的連結可說是相當薄弱。繞行台大總區一圈,就會發現高大的建築物多集中於校園的邊界,隔著圍牆和馬路,與校外社區的建築物形成強烈的對比。此外,校園的邊界也都還留有實體的圍牆,圍牆區分了校園的內與外,雖然具有防止機車與交通工具隨意進出的功能,卻也造成許多浪費與不安全的空間;由於高大的建築物緊鄰圍牆,其間的縫隙總是雜草叢生、堆滿雜物,甚至成為安全的死角。

  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2010)一書中說道:「校園空間設計應該要回到『什麼是教育』以及『為什麼要有校園』的基本概念本身,不是簡單的教室、辦公室的排列組合而已。」這兩個基本概念,其實就是校園開放的宗旨:「教育」和「對話」。校方在進行設計的時候,除了考量校內使用者的需求之外,也必須考量社區參與的可能,試圖營造對使用者和附近居民友善的校園空間,甚至可以邀請校園周遭的居民,與校內的使用者一同來參與校園空間規劃的過程。

  事實上,台灣自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即開始發展出「無圍牆校園」的理念,這與校園開放的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無圍牆校園是一種設計理念,希望擺脫過去由水泥和鐵絲網所做成的圍牆,改由植披或有設計感的藝術品來代替,達到開放校園環境、與社區互動、以及美化校園的目標。台灣已有許多中小學開始採用無圍牆校園的設計理念,並有所成就。

  讓教育走出校園,讓社區與校園對話;空間設計只是校園開放的一環,卻是個重要的開始。

這是誰的運動場──從運動場地談校園開放


◎人類三 黃得城


校園一隅,社區一角



  清晨,霧氣尚濃,在邊臨新生南路的操場上,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運動,有瘦骨嶙峋的老者、拍手漫步的歐吉桑歐巴桑、充滿幹勁的年輕人,時間稍晚,或許可以看到活潑好動的孩子四處奔跑、嬉戲遊玩。重新檢視整個運動場,顯而易見,其使用者並非只有台大學生,而是有著形形色色不同的群體;同時,在籃球場,除了正在比賽的場地,一個半場往往擠了六七個人投籃,其中不全然是台大學生,有更多的人是來自於附近社區。

  在這個日漸開放的時代,校園與社區的界線正逐漸消弭,校園內的運動場也不僅僅是學生的運動場,更是社區居民生活場域的一個重要的部份,對於許多非校內人士而言,台大的運動場可以說是免費而方便,甚至是附近極為少數的運動空間。事實上,對於許多人來說,不論是小學、中學抑或大學,校園提供台灣都市生活一項十分重要的功能,那便是運動場地。台灣都市寸土寸金,特別是人口眾多的台北市,為數不多的社區球場供不應求,雖然校園開放議題直到最近才受到討論,然而運動場的開放早已不是新鮮事,在此同時,對於開放校園是否會影響學生權益的討論卻也未曾消失,而究竟開放與保障兩者間如何達成平衡,更需要細細思量。


偌大校園,誰的運動場?


  台灣都市所提供具運動功能的公共場域,可以說並不是十分的充裕,而這些場所經常也是年久失修或缺乏保養,在這樣的情形下,校園便成為另一個廣大人口尋求的舒壓空間;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習於使用校園內的運動設施儼然成為台灣的一種文化。在這樣的氛圍下,無論是學校成員,或者是校外人士,對於校園做為運動場所的提供者,似乎毫無疑慮;然而,對於一座人員多達三萬人的學校而言,其所提供的場地似乎稱不上充足,另外,台大校內擁有為數極大的系隊,例行性的登記場地往往演變成網路上的卡位競爭。在這樣的情形下,對於校內人士而言,校內場地的公共性似乎成為了一種對空間使用上的壓力;而校外人士或自行前來運動的學生,亦受到課程或系隊借場的影響而缺少空間。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保持校園的公共性,同時又能夠保障同學權益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


  
雖然多數人都能夠很清楚的指出:現有硬體不足與使用人數過多是導致設備過度擁擠的主因,即便如此,問題依然窒礙難解。多少的硬體才堪稱足夠?土地與經費從何而來?學生太多已經是結構上的問題,其所牽動的議題不僅僅是運動空間的使用。倘若將問題指向校外人士的進入,則又是一種不甚治本的發問,學校運動場的公共性是一般教室所無法比擬的,除了背負台灣社區大多缺乏體育場所的原罪外,校園開放在現今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是既成事實外,同時亦是社區學校的理想形。在這樣的影響下,校園成為社區居民生活的一環,學校難以也不應當對居民進行排除,甚至在硬體計量與空間設計上更需要顧及社區居民的需求。


社區居民哪裡去?


  社區人士進入校園內運動行之有年,事實上,台灣運動空間的缺乏在在顯示了台灣政府與社會對於運動空間的忽略,社區球場傾頹者多有,夜間照明設備的缺乏限制了使用時間,也使得大眾的運動時間難以分散,而聚集在特定時段也使得運動場人滿為患。然而,這樣的情形並不易進行改變,運動場的整建需要長期的經費挹注與人員管理,期間需要政府長期支持與社區人士的關心,相較之下,學校顯得資源豐富許多。也更有條件為社區提供一個休閒場所。在現今社會脈絡下,校園與社區的關係早已密不可分,因此校園裡應儘早開啟與社區間的對話,在空間規劃上納入社區居民,以利校園與社區之間的交流。

  校園開放不僅僅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現今已可以說是一種既成事實,現有的運動場所時時可見校外人士前來運動,唯其往往未考慮校外人士,在空間上缺乏休息角落或者廁所與標示也可見對於空間上的安排並不充足。如何將空間設計的更為友善是一項十分艱困、需要時間與心力討論的事,未來如何規劃尚須好好思量。


什麼是校園開放


◎校園文化資產詮釋小組  馬思捷





  在這樣一個自由的時代,校園開放是一個人們不得不面對的議題。校園被人們親切的比擬為公園,同時作為學習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部份,自然難以與社區做切割,因此,對於校園開放應當抱持何種態度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對此議題有更深的討論之前,不妨稍微檢視一下,究竟什麼才是校園開放呢?

  傳統上,校園的定義是由學校建築物、校園環境、運動場地等所組成的「大庭院」;然而在事實上,除了目標建築以外的物質環境,制度文化、發展理念等更加豐富的元素,其實都是校園的一部份,這些非硬體上的成分與一所學校息息相關。因此,所謂校園開放就不僅僅只是打開校門那樣一個單純的動作,它的開放還代表著一種理念,是打開人們心中那個無形的校門,拆掉那面無形的圍牆,是讓學校透過校園開放這一種做法和活動得以和社會融為一體,發揮其教育的實質功能。

  大學校園與城市發展之間有著緊密的互動關係。大學校園的地區會帶動並改變周圍的環境,包括人口、文化、居住問題、校園綠地及文教功能的改變。它的設立不僅會和當地人口、社會文化等產生聯繫,也會對當地的交通道路和社區發展等產生影響,與此同時,它還會帶來社區結構和周邊產業結構的改變。

  推行校園開放,使得校園社區化,社區校園化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大學本應擔負著社會教育的責任;它相對於中小學而言有著更加完善的軟硬體基礎設備,因此肩負了城市基礎設施的職責。學生們的生活不應該只是局限於校園裏面,他們需要走出校園和社會互動;與此同時,校外人士也有融入校園參與校園生活的權利,因為公民為政府納稅會有相當一部分資金用於學校的公共建設,所以學校資源(包含開放空間、體育設施、教學資源和資訊資源)的共用也是有必要的。由此可見,校園的開放不僅僅只是形式上的開放,也並非採取放任式的發展;校園開放是一種積極地教育理念,基於「對話」、「共同治理」等理念,成為社會發展程度的一把標尺。

  在這樣的共生結構的背景下,校園開放似乎成了難以迴避的命題,而開放的趨勢對於都市大學而言勢所難免。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總會伴隨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例如校園內生態保護、場地的對外使用和租借等等。然而,面對各式各樣的矛盾,更應該積極的尋求解決的方式和改變方法,這也是校園開放議題需要審慎思辯、積極處理的原因,因為僅有如此,才能建立一個更加友善的校園、真正打開人們心中的那道校門。

2012年3月5日 星期一

社論:我們尚未拆除的威權違建



◎台大意識報



   於二二八當日,成大零貳社同學在校園中以對蔣介石銅像潑灑紅色顏料,表達對威權統治殘留在校園內的不滿。此舉在網路上引發熱烈討論,其中不乏對於銅像意義和行動本身的討論聲音。對此,筆者認為不如從蔣介石銅像在台灣「遍地林立」的現象談起。

   從銅像矗立的過程來看,銅像所承載的,恐怕已經不只是蔣介石形貌的物件,相反的,他是過去威權政府的遺留物。台灣早已解嚴多時,但各處仍然殘留著為數不少的蔣介石銅像,不難想像在過去威權統治的年代,全台灣究竟遍布了多少的銅像。從蔣公行館到大街小巷、從托兒所到高等教育,蔣介石總是以各種或肅穆或親切的形象,霸佔了社會中最顯眼的空間,強迫性的塑造了我們今日所「習以為常」的地景;殊不知這種「習以為常」的感受,其實正是受到權力長期支配,所導致的結果。

   此外,銅像所要傳達的訊息,其實是要強化人民對於國民黨「道統」的認同。銅像限制了台灣人對於紀念的認知,也影響了被紀念人物的選擇。在台灣的歷史中,一直不乏值得紀念的人物,但究竟有多少被我們記得了?而蔣介石的銅像,突兀的占領了社會上無數重要的空間,又究竟排除了多少對於紀念的不同想像?在國民黨執政的戒嚴時代下,銅像已與台灣社會和文化脫節,成為宣揚國家意志的物件。

   到了今天,具備這樣威權意義的物件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值得交由社會進行評斷。到底,蔣介石銅像與威權思想之間的關係可以再改變嗎?當問題回歸到威權的陰影如何被去除,潑漆、拆除也就只是眾多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認知到銅像與威權之間的關係,並由公共討論提出對於銅像的不同詮釋,讓對於歷史的詮釋權回到社會中,使威權的象徵物,成為民主和轉型正義的例子。

   轉型正義是一條漫長的、需要耐心與細緻處理的工作,當我們要試圖超越銅像而討論威權時,有賴於大眾對於歷史和轉型正義的廣泛討論與了解,這在現下的台灣仍是相當缺乏的。上述過程的前提,有賴於大眾具有民主的基本素養,方能激起足夠的公共討論,並讓公民能參與於挑戰威權的重新詮釋中;然而,若是社會普遍對於議題的認知不足、或者如前所言──早已對於生活中具有支配性象徵的物件無感的話,行動者的重要性就展現於喚醒大家對於這段歷史的重視,以此開拓公共討論的可能性。

   誠然,對於成大的行動者而言,事前事後都應該要針對手段和目的細細思量,但如今大眾的爭論點卻仍停留在手段合適與否上,而無視行動者費盡心力提出的對於威權的挑戰、和創造出的對於詮釋的討論空間。如此,又怎麼可能藉由公共討論而讓社會取回詮釋權、進而徹底的拆除威權思想呢?

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

意識報049刊目錄 (02/28/2012)

(封面繪圖:世新大學 公廣三 李昀)

主編的話

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 ◎社工三 董昱


回頭凝視歷史的脈絡


從受難者到家屬




對於轉型正義的反思



各位讀者好!本次寒假,我們來到了苗栗大南埔,帶給各位以苗栗地區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特刊。這次不同於前次在大南埔所做的產業經濟調查,我們希望在大南埔的政治、經濟、台灣共產主義發展歷史上,嘗試著重建當時時空情境與釐清台灣共產主義發展的脈絡;在此之外,我們以受難者家屬為主要書寫對象,企圖在多以受難者為主的口述歷史中書寫其他不       同的聲音;最後,我們也重新思考現今「轉型正義」論述上不足之處,希望能藉由這樣的反省,讓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能有更多元的討論。

於是,迎著白茫茫的朦朧大霧,我們大步踏入了撲朔迷離的歷史謎團之中。最後,本次特刊特別感謝清大人類所的邱星崴學長與台大社研所的林傳凱學長,提供無論是現實面或歷史脈絡重建上的大力協助。




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

◎社工三 董昱

    我們站在市區內的車站旁等待,直到標記著「往南庄」的公車從街道的彼端緩緩出現,舉起手揮了一揮,我們背著睡袋和各式行李,上車就坐。


    公車繞過市區的商家和街道,開始朝著山上前進。道路從平坦開始轉為崎嶇,窗外的景致也開始改變。綿延的山從南方與北方,將三灣、南埔、南庄緊緊的擁簇在綠色的手掌上。有別於現在的寧靜,在半世紀的過去,這裡是個相當繁榮的城鎮;煤礦、山林、清淨的水和大片的農田,這些生產要素促成了當時的繁榮。


    公車駛入了更高更遠的山中,窗戶外的農田雖然正在休耕,卻還是可以看見幾位農民的身影。遙想精彩的過去,任誰也難以想像,在這片繁榮之景的背後,一股暗潮洶湧的革命也悄悄的發生。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中的記載,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新竹地委會竹南支部」在一九四八年正式成立,並且在南庄、三灣、大河底、頭份等地區成立「小組」,不斷擴張組織並展開活動;並且利用地方繁榮的經濟、以及客家人的團結精神等條件,逐漸茁壯、生根。


     只是誰也沒想到,西元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使得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國際情勢的丕變,「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終於敵不過國民政府的鎮壓和搜捕;組織中的人們受到逮捕、審判,有些人在短時間內即被槍決,有些人在經歷過火燒島的監獄歷練後,回到人事已非的故鄉。


    看著窗外的風景,路邊四散著曬乾的酸菜以及蘿蔔,從住家一路蔓延到田埂上,客家人的傳統文化讓人感受到一股溫馨的感受,這種感受又是被多少綠島監獄中的人們所想念呢?
   在這段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時光中,苗栗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人們不敢交談,肅殺之氣遍布地方。一直到了今天,這段充滿傷痕的歷史的記憶,仍舊塵封於少數人的腦海之底。


     再一次的,我們來到了苗栗的大南埔;有別於過去的產業調查,我們這次要面對的,是土地上深沉又痛苦的過去,是一段一直難以碰觸的歷史。時光荏苒,這段歷史的輪廓將會越來越模糊,理解和評價這段時光的困難度,將會越來越高。尋回記憶的過程固然痛苦,但是在傷痛的面前,沒有了回憶,我們又該如何在遺忘和原諒之間做出選擇?


     公車已然到站,我們背起了行李,向散發著白色光輝的記憶之門邁進。




重返歷史現場──苗栗內山開發史

◎人類二 徐苡庭

    每次的行動和歷史事件,都是與大時代下的政經環境緊緊相連。翻開歷史課本,想像著當時的每個人,都是大環境下的棋子,奮力的掙扎、試圖要改變彼時的局勢。那些在被國民政府視為逆謀造反的台共份子,那些不管是在三灣務農的農夫或是在南庄教書的老師,面對的又是怎樣一個歷史空間?而這樣的歷史空間又是如何型塑而成?一頁頁泛黃的苗栗地方志、一個個從長者口中說出的故事,像畫筆一樣勾勒出鮮活的畫面,苗栗、內山、三灣、南庄不再只是地理名詞,而是充滿生命力的母親,孕育出的地方、人、事、物交織出台灣一段重要的歷史。     

    苗栗舊稱「貓貍」,在原住民語中乃平原之意。西半部有著中港溪、後龍溪和大安溪三條河流孕育出地勢較為平坦的丘陵、平原地形,一般人會將這個地區較做前山,也就是現在靠海的頭份、後龍一帶;東半部依靠著綿延的雪山山脈,為嶂嶺重疊的高山地區,則被稱為後山,大致為現在的三灣、南庄地區。


    明代以前,苗栗為平埔、泰雅和賽夏居住的地方,乾隆年間開始有漢人來此開墾,光緒年間設縣把貓貍改成苗栗。在前山大致上已經開發完成時,內山仍鮮有漢人蹤跡。內山的開發由北而南,基本上就是今天台三號公路經過的縱谷地區,包括三灣台地、獅潭縱谷、大湖河階台地,再加上更內山的南庄地區。一直到乾隆末年,在黃祈英家族的協助下,漢人開墾的足跡才到了三灣、南庄一帶。  

始於樟腦,興於煤礦


    大南埔地區就是行政區上的南富村,位於苗栗縣南庄鄉,西邊緊鄰三灣鄉,屬於環山谷地上的平原,是一個約有一千住民小型客家村落。


    從清領時代後期開始,台灣由於富有全世界重要的原物料──樟腦,而被捲入世界貿易體系。樟腦用途廣泛,可以藥用、製造火藥與合成塑膠;事實上,樟腦的開採與當地的開發密不可分,砍伐完的樟樹林正好可以拿來開發耕地。因此,竹苗一帶,土地的開墾區域和各階段的製腦區域幾乎重疊,樟腦成為漢人開發的重要動力。再加上當時後黃祈英為賽夏族駙馬,讓漢人入山開墾時免於受到原住民攻擊,使位於苗栗內山的南庄得以開墾,大南埔順勢成為重要的貿易中繼站。到日治時期大南埔以及周邊煤礦的開採,而大南埔與附近的南庄幾乎是同時開採,由於當時要到南庄得先經過大南埔,使得許多礦工常常出入此地,許多礦工湧進大南埔,促進、活絡當地經濟發展。


    大南埔不僅腹地廣大,也位於通往各地的要道,當時無論是要去三灣、南庄、獅頭山的人都會在大南埔做生意,在主要街道上最繁榮時曾有四家「商會」,商會其實就是大型百貨公司,從日常生活用品、南北貨,甚至生死貨都是商品之一。一家經營三代的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以前大街上開了四家雜貨鋪,店裡面什麼都賣,從布料、建材到鍋碗瓢盆什麼都有。這裡以前真的非常熱鬧,人來人往,每家店都要顧四個以上專門拿東西的人。我的公公以前就是從學徒做起的…大家都用手推車推來賣 。」


    除了樟腦之外,苗栗南庄的煤礦業也是過去帶動南庄發展的重要條件。煤礦的開採始於日治時代末期,1938年位於現在南富村四灣的南邦礦場正式開礦,接著田美礦場、南庄礦場也開挖,在1960至1970年(民國50至60年)達到顛峰。一位南邦礦場的老礦工阿福伯告訴我們,在全盛時期南庄有25個礦坑,村子有九成的人在礦坑工作,男女皆然。他與他的妻子就是在礦坑認識的,已經年過七旬的臉龐,仍可見一抹害羞的微笑,多年在礦坑的勞動與勤奮已養成習慣,到現在仍每天耕耘自家的菜園。礦業在當時也帶動了伐木業的發展,因為礦坑內需要相思木來做支撐,有許多人往返山林間伐木。阿福伯自己的生活也和山林緊相結合,除了砍取需要的木材外,不時會到深山捕抓野兔,到溪邊抓蝦子和魚。


   阿福伯停頓了一下,又笑著談到,當時在工作時,每一個人多少都會私自運煤回家補貼家用,沒有煤則搬工作用木材,當時工人上班時會裝備工具袋,其內放置飯包、安全帽等,到了回家時則將其裝滿煤礦還會故意繞遠路,避免經過礦場事務所,以免被發現。時代的艱辛與客家人的克勤克儉,在阿福伯絮絮叨叨的語句中,營造出來的意象是多麼的鮮明。好景不常,到了1970年代後,因為煤坑導致人為意外頻傳,同時也因為年輕勞動力外流、政府逐漸減少補助,不敵國外便宜的煤和石油而逐漸沒落。1995年,南邦煤礦關閉,宣告著一個世代的終結。

好山好水,好農地


   不只有煤礦的發展,日治時期大南埔更是南庄的大穀倉。大家口中的「伯公」林裕祥老先生,一位全台僅剩懂得製做土壟(早期去除米殼的器具)的師傅,以他四處走訪苗栗內山農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大南埔為何能有穀倉美稱的原因。大南埔的水源不虞匱乏,主要是引流中港溪灌溉,發展出特別的農業技術「曬水法」,在插秧之後灌滿水到一定程度就停水,讓田水曬到某種程度,再灌水。因為配合日曬與水量控制,促使稻子的根系龐大且深入土中,稻子因此能獲取更多養分,每年收成硬是比別地區高出許多,一甲田可生產4000~5000臺斤的稻穀。在談笑之間,看得出來伯公對於這項成就的驕傲與得意。

小結


   從南庄的開發、大南埔歷史發展來看,不難發現,住在內山一帶的客家人很大一部分是離不開山的。從清領開始,一直是崇山峻嶺、人煙較罕至的苗栗內山地區,大南埔一直是塊繁榮的綠洲,人潮熙來攘往,來採煤的、來做生意的,牽動著南庄、三灣一帶的發展。相較於重要糧食供給站的大南埔,南庄做為行政中心,以林業、商業為要,人們依個人需求往返於兩地,地理區位的相輔相成,成為重要重要內山的開發帶,也是客家人胼手胝足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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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地方人物志


黃祈英─苗栗內山開發推手
   根據《重修苗栗縣志》記載,黃祈英是客家人在開墾大南埔、三灣地區過程中 的重要人物。清朝嘉慶年間,客家人黃祈英來到台灣,與家人走失後被閩南家庭收留,後來在大南埔附近的斗換坪替閩南商家工作。黃祈英與當地閩南人鬧翻後,入贅到賽夏族家族,最後成為總頭目。黃祈英擔任頭目便開始在族內實行一些漢人制度,並且積極介紹客家人到附近開墾。


  後來,黃祈英的家族控制了整個苗栗中港溪流域。由於黃家算是賽夏族的成員,因此想要到附近開墾的漢人都必須經過黃家的同意。道光年間,在黃家的保護下,客家人進入了南庄、三灣、大南埔等地。最後,黃祈英因為帶領賽夏族人涉入中港閩客械鬥,被處死。(

節錄自──意識報 大南埔特刊)





紅色蜻蜓來點水──曾經存在的台灣共產勢力

◎人類三 黃得城  中文一 劉均

在吃了中共許多虧的國民黨的統治下,共產黨在民間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直到現在,雖然許多人或許都還會記得過去充滿著「殺朱拔毛,復我中華」等政治口號的時代,但經歷了如此漫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一般民眾與所謂的「匪類」距離之遠,或許根本不知道台灣早在日本時代就有本土人士創立共產黨,而到了國民黨時期,中共派員來到台灣,結合舊台共的殘存勢力,開啟了不同於以往的共產活動,在台灣生根,直到白色恐怖期間才被國民黨撲殺、肅清。

  
  台灣的左派運動極其複雜,活動型態亦十分多樣化。雖然早在日本時代就有台灣共產黨的存在,然而其與稍後的台灣省工會是處於截然不同的脈絡之下,即便不乏橫跨兩個時空的人物,然而其所作所為與意義也有所區隔,當我們重新檢視這段歷史之時,也不應當簡而略之,而當慎思其所展現的深層意義。

染紅的旭日──日本的社會主義背景



  一九一八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年,也是開啟新局勢的一年。戰爭期間的俄國經歷了兩次革命,接管帝俄的馬列思想成了引領世界的新思潮,戰後原本強勢的歐洲列強正值疲憊,加上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要求的背景之下,各地域的民族意識紛紛崛起,全球的政經秩序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而台灣彼時尚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一場風暴正在醞釀著。


早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早已傳入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大政奉還後,一連串的革新運動在日本如火如荼的展開,除了一連串的廢藩置縣、官僚系統現代化、地政改革、軍警現代化與議會設置外,同時也引入了類似西方的工業革新與資本主義環境,而隨著時光流逝,在經歷了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達到了頂峰,與之同時,社會主義的思潮亦日趨流行,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日本的左傾思想蔚為一時。1

狂飆的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與左派的興起

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抑或文化上,皆飽受日本的壓抑與控制,而在教育上,日本在台灣雖然有一套相當普及的初等教育設施,但在高等教育與受教權的平等上,則是十分缺乏的,因此當時台灣本地青年中處境較為優渥而想再深造的,多會選擇留學島外,而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數量更是其中之最。這些學生中,特別是留日學生,有許多正是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成為引領台灣政治運動的重要人物,而其所帶領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更是引領著一連串民族運動、農工運動的濫觴。



從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是個狂飆的年代,包含整個二零年代的主軸──台灣議會設置運動2,特別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受到台灣文化協會的影響,青年學生運動日益蓬勃,而更由於其深入農村與工廠,激發出一波坡農工運動,而台灣文化協會也在稍後產生了左右分裂。事實上,文協內部本身就有三種路線,分別是而由較為左派的連溫卿等取得主導權,成為新文協;其他中間、右派人士則脫離文協,催生出台灣民眾黨,而在稍後又受到左派力量的影響,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後者在二零年代後期成為台灣工人運動的主要力量,直到三零年代。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台中州北斗郡(今彰化)二林地區,由於當地蔗農受到製糖會社長期剝削,在文協的影響下成立農民組合,向會社展開鬥爭,而受到日本警方的逮捕、審訊,成為台灣農民首次因陳情而受害。在「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後,許多地區的農民亦紛紛組織起來,出現了許多地域性的農民組合,最後在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等人的奔走下,整合了全島,組成「台灣農民組合」,會員人數多達兩萬四,也是日治時代最大的農運組織。稍後,簡吉等人代表台灣農民前往日本帝國議會陳情,並同時會見了深受日本共產黨影響的日本勞動農民黨領袖而懾服於其思想,回台後,簡吉等人改組了農組使其更加左傾,而受到日本左派的幫助,台灣農民運動日益蓬勃。3

赤色台灣:台灣共產黨的創立與覆滅

原本被日本政府當局取締的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秘密重建,在克服自身內部的意見分歧後,共產國際授意其支援日本殖民地的各種解放運動,提供思想上與組織上的援助,於是,甫結束在莫斯科的訓練的謝雪紅與林木順在與日共取得聯繫後前往上海,與中共連絡人翁澤生合作、聯合在台共產主義者林日高、蔡孝乾、洪朝榮與廈門的潘欽信等人,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也就是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同時主張「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其認為在台漢人經過明鄭、清與日本殖民的過程,以形成一個實質存在的民族,必須借由民族與民主革命來消滅日本帝國的箝制與既有封建主義,台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可以算是當時極具特色的。另一方面,台灣共產黨相信,階級革命是邁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經之路,「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也是稍後台共內部的路線之爭的導火線之一。台灣共產黨創黨時的三位元老分別代表著日共與中共的兩大派系4,而兩派在創黨後勢同水火。

創黨後,台灣共產黨經歷了一次次日本警方的圍剿,同時,內部的紛爭亦持續不斷。在黨內鬥爭的部分:由於日本本國的局勢日益嚴峻與在東京的支部遭破壞,台共與日共的連繫在一九二九年後可以說是完全斷裂,原屬日共一派的謝雪紅等在黨內的地為因此被成為台共主要梁柱的中共一派取代。然而在重新組織過後不久,日本政府已在全島積極展開一系列的反共搜查,在一連串逮捕事件後,台灣共產黨中央幾乎已被破壞殆盡。話雖如此,台灣的左派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在基層依舊有黨員潛伏;而許多核心黨員雖然有的潛逃中國,有的入獄,但並未就此放棄,而是持續等待著機會,直到終戰。

風暴再起──共產勢力重新登陸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國民黨終於結束戰爭、接收台灣,準備休養生息;但於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亦準備伺機擴張,除了在各區招兵買馬外,同時也決定將其勢力延伸至台灣。

隔年,中共派幹部分批入台,在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曾參與台灣共產黨的台籍幹部蔡孝乾領導,吸收各地人士,秘密發展在全台的組織,以配合中共「軍事攻台,迎接解放」5。同年,因為對國民黨腐敗的失望,曾遭日本政府判刑十餘年的謝雪紅等老台共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目標是為中共在台灣的建黨基礎。雖然他們有與省工委領導人之一張志忠接觸上,但有鑑於這些老台共曾因案底而遭國民黨特務監視,省工委並未積極的與他們合作。

省工委主要的吸收對象通常是對國民黨感到不滿的人士,黨員會先接近目標,與他聊聊時政並觀察對方的思想,或給他一些共產黨的小刊物看,過一段時間,要求對方寫自傳交代自己的出身背景給上層審查,但並不會提到其參加的是省工委;審查核可後有時會進行宣誓,才算正式入黨,但在省工委的創建期間,很多過程都會簡化或省略,此外新進的黨員會交由某個黨員(通常是吸收他的人)專門領導,且關於資訊情報只能從他得知,不得與其他黨員聯絡,也就是所謂遵守「單線領導」、不發生「橫的聯繫」。

二二八的契機與轉機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為省工委人數過少(僅有七十餘人)加上二二八的性質為突發事件的關係,致使省工委無法把握機會有組織的推翻國民黨,黨員也無法與上級取得聯繫而只得各自行動,結果是謝雪紅與張志忠各自領導的武裝部隊皆被國民黨鎮壓。之後的清鄉運動,也迫使一些老台共離開台灣潛逃中國,並以謝雪紅為中心在中國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惟其已喪失原本的影響力。

面對在二二八事件中未能把握機會的失敗,一九四八年五月在香港舉行的會議上,台灣省工委確立擴大黨基礎的方針、加快吸收黨員的腳步,加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通貨膨脹和中國共產黨以秋風掃落葉般席捲神州大陸,揚言在一九五零年解放台灣等的有利條件,到了一九四九年時,省工委黨員已達一千三百餘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陳福星(由蔡孝乾吸收)吸收了苗栗頭份貧農出身的劉雲輝,劉雲輝慢慢建立起省工委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區委,陸續在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建立機構(註七)。一九四九年七月,三七五減租全省實施,但由於資訊掌握在地方的地主手上,因此大多數農民對此事完全不了解、或畏懼於地主的權力而不敢爭取。省工委施力於此,借由幫助佃農向地主爭取三七五減租,而取得許多農民的信任,得以於此建立日後在國民黨的掃蕩下藏匿的據點。

紅與白──台灣共產主義的消滅

同年八月,國民黨在基隆中學發現有大量共產宣傳的《光明報》6,尋線捕獲蔡孝乾、張志忠等領導人物,再由上而下掃蕩省工委在全台的各地組織。一片風聲鶴唳中,陳福星設法取得與中國的指示,於1951年2月與桃竹苗山區的黨員成立臨時的領導機構,檢討過去對情勢錯估的錯誤。

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的爆發救了岌岌在危的國民黨一命,卻使得對吸收黨員求多不求精的省工委成了過於張揚的目標,最終因此曝光而調整鬥爭方式,要求黨員從鄉村轉移到地下──禁止坐火車、坐汽車、走大路,必須走小路、走山路、走夜路,並且要住山寮、住山洞、住溪邊、住荒地、住叢林,並運用勞動方式創立基地,建立據點。桃竹苗的地形複雜、山上副產業發達,黨員可以偽裝成羅漢腳幫農民割香茅等賺錢,形成領導中心設置在苗栗三義的魚藤坪。但是最終還是在1952年2月被國民黨以內線的方式逮捕陳福星等領導人,餘下在逃的台共,也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加上「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的公佈,在自首與自新的黨員勸說下,也都一個個出來自首了。劉雲輝,也是其中一例。

在此之後,國民黨政府藉著自首人士的證詞、無孔不入的特務系統、軟硬兼施的手段,發動一波波大規模且具有威嚇性質的逮捕行動鏟除在台的共產勢力,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完全的被根除了,而風聲鶴唳的時代所餘下的是台灣人民的冷漠與噤言。




1陳水逢,《日本政黨史》 (台北:陽明山華岡,1965),頁256
2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是由一群台灣菁英發起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在台灣設置議會的請願,歷時十四多年,直到殖民政策日益嚴峻而被勒令停止。
3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45
4創黨時的三位元老:謝雪紅、林木順與翁澤生分別代表兩造,前兩者屬於日本共產黨系統;翁則是中共黨員,黨內職務分派則是後者較多。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69
5裴可權,《台共叛亂及覆亡經過紀實》(台北:台灣商務,1986)
6此報為省工委所發行
7藍博洲,《紅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晨星,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