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

紅色蜻蜓來點水──曾經存在的台灣共產勢力

◎人類三 黃得城  中文一 劉均

在吃了中共許多虧的國民黨的統治下,共產黨在民間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直到現在,雖然許多人或許都還會記得過去充滿著「殺朱拔毛,復我中華」等政治口號的時代,但經歷了如此漫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一般民眾與所謂的「匪類」距離之遠,或許根本不知道台灣早在日本時代就有本土人士創立共產黨,而到了國民黨時期,中共派員來到台灣,結合舊台共的殘存勢力,開啟了不同於以往的共產活動,在台灣生根,直到白色恐怖期間才被國民黨撲殺、肅清。

  
  台灣的左派運動極其複雜,活動型態亦十分多樣化。雖然早在日本時代就有台灣共產黨的存在,然而其與稍後的台灣省工會是處於截然不同的脈絡之下,即便不乏橫跨兩個時空的人物,然而其所作所為與意義也有所區隔,當我們重新檢視這段歷史之時,也不應當簡而略之,而當慎思其所展現的深層意義。

染紅的旭日──日本的社會主義背景



  一九一八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年,也是開啟新局勢的一年。戰爭期間的俄國經歷了兩次革命,接管帝俄的馬列思想成了引領世界的新思潮,戰後原本強勢的歐洲列強正值疲憊,加上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要求的背景之下,各地域的民族意識紛紛崛起,全球的政經秩序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而台灣彼時尚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一場風暴正在醞釀著。


早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早已傳入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大政奉還後,一連串的革新運動在日本如火如荼的展開,除了一連串的廢藩置縣、官僚系統現代化、地政改革、軍警現代化與議會設置外,同時也引入了類似西方的工業革新與資本主義環境,而隨著時光流逝,在經歷了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達到了頂峰,與之同時,社會主義的思潮亦日趨流行,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日本的左傾思想蔚為一時。1

狂飆的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與左派的興起

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抑或文化上,皆飽受日本的壓抑與控制,而在教育上,日本在台灣雖然有一套相當普及的初等教育設施,但在高等教育與受教權的平等上,則是十分缺乏的,因此當時台灣本地青年中處境較為優渥而想再深造的,多會選擇留學島外,而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數量更是其中之最。這些學生中,特別是留日學生,有許多正是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成為引領台灣政治運動的重要人物,而其所帶領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更是引領著一連串民族運動、農工運動的濫觴。



從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是個狂飆的年代,包含整個二零年代的主軸──台灣議會設置運動2,特別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受到台灣文化協會的影響,青年學生運動日益蓬勃,而更由於其深入農村與工廠,激發出一波坡農工運動,而台灣文化協會也在稍後產生了左右分裂。事實上,文協內部本身就有三種路線,分別是而由較為左派的連溫卿等取得主導權,成為新文協;其他中間、右派人士則脫離文協,催生出台灣民眾黨,而在稍後又受到左派力量的影響,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後者在二零年代後期成為台灣工人運動的主要力量,直到三零年代。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台中州北斗郡(今彰化)二林地區,由於當地蔗農受到製糖會社長期剝削,在文協的影響下成立農民組合,向會社展開鬥爭,而受到日本警方的逮捕、審訊,成為台灣農民首次因陳情而受害。在「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後,許多地區的農民亦紛紛組織起來,出現了許多地域性的農民組合,最後在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等人的奔走下,整合了全島,組成「台灣農民組合」,會員人數多達兩萬四,也是日治時代最大的農運組織。稍後,簡吉等人代表台灣農民前往日本帝國議會陳情,並同時會見了深受日本共產黨影響的日本勞動農民黨領袖而懾服於其思想,回台後,簡吉等人改組了農組使其更加左傾,而受到日本左派的幫助,台灣農民運動日益蓬勃。3

赤色台灣:台灣共產黨的創立與覆滅

原本被日本政府當局取締的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秘密重建,在克服自身內部的意見分歧後,共產國際授意其支援日本殖民地的各種解放運動,提供思想上與組織上的援助,於是,甫結束在莫斯科的訓練的謝雪紅與林木順在與日共取得聯繫後前往上海,與中共連絡人翁澤生合作、聯合在台共產主義者林日高、蔡孝乾、洪朝榮與廈門的潘欽信等人,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也就是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同時主張「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其認為在台漢人經過明鄭、清與日本殖民的過程,以形成一個實質存在的民族,必須借由民族與民主革命來消滅日本帝國的箝制與既有封建主義,台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可以算是當時極具特色的。另一方面,台灣共產黨相信,階級革命是邁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經之路,「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也是稍後台共內部的路線之爭的導火線之一。台灣共產黨創黨時的三位元老分別代表著日共與中共的兩大派系4,而兩派在創黨後勢同水火。

創黨後,台灣共產黨經歷了一次次日本警方的圍剿,同時,內部的紛爭亦持續不斷。在黨內鬥爭的部分:由於日本本國的局勢日益嚴峻與在東京的支部遭破壞,台共與日共的連繫在一九二九年後可以說是完全斷裂,原屬日共一派的謝雪紅等在黨內的地為因此被成為台共主要梁柱的中共一派取代。然而在重新組織過後不久,日本政府已在全島積極展開一系列的反共搜查,在一連串逮捕事件後,台灣共產黨中央幾乎已被破壞殆盡。話雖如此,台灣的左派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在基層依舊有黨員潛伏;而許多核心黨員雖然有的潛逃中國,有的入獄,但並未就此放棄,而是持續等待著機會,直到終戰。

風暴再起──共產勢力重新登陸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國民黨終於結束戰爭、接收台灣,準備休養生息;但於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亦準備伺機擴張,除了在各區招兵買馬外,同時也決定將其勢力延伸至台灣。

隔年,中共派幹部分批入台,在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曾參與台灣共產黨的台籍幹部蔡孝乾領導,吸收各地人士,秘密發展在全台的組織,以配合中共「軍事攻台,迎接解放」5。同年,因為對國民黨腐敗的失望,曾遭日本政府判刑十餘年的謝雪紅等老台共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目標是為中共在台灣的建黨基礎。雖然他們有與省工委領導人之一張志忠接觸上,但有鑑於這些老台共曾因案底而遭國民黨特務監視,省工委並未積極的與他們合作。

省工委主要的吸收對象通常是對國民黨感到不滿的人士,黨員會先接近目標,與他聊聊時政並觀察對方的思想,或給他一些共產黨的小刊物看,過一段時間,要求對方寫自傳交代自己的出身背景給上層審查,但並不會提到其參加的是省工委;審查核可後有時會進行宣誓,才算正式入黨,但在省工委的創建期間,很多過程都會簡化或省略,此外新進的黨員會交由某個黨員(通常是吸收他的人)專門領導,且關於資訊情報只能從他得知,不得與其他黨員聯絡,也就是所謂遵守「單線領導」、不發生「橫的聯繫」。

二二八的契機與轉機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為省工委人數過少(僅有七十餘人)加上二二八的性質為突發事件的關係,致使省工委無法把握機會有組織的推翻國民黨,黨員也無法與上級取得聯繫而只得各自行動,結果是謝雪紅與張志忠各自領導的武裝部隊皆被國民黨鎮壓。之後的清鄉運動,也迫使一些老台共離開台灣潛逃中國,並以謝雪紅為中心在中國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惟其已喪失原本的影響力。

面對在二二八事件中未能把握機會的失敗,一九四八年五月在香港舉行的會議上,台灣省工委確立擴大黨基礎的方針、加快吸收黨員的腳步,加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通貨膨脹和中國共產黨以秋風掃落葉般席捲神州大陸,揚言在一九五零年解放台灣等的有利條件,到了一九四九年時,省工委黨員已達一千三百餘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陳福星(由蔡孝乾吸收)吸收了苗栗頭份貧農出身的劉雲輝,劉雲輝慢慢建立起省工委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區委,陸續在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建立機構(註七)。一九四九年七月,三七五減租全省實施,但由於資訊掌握在地方的地主手上,因此大多數農民對此事完全不了解、或畏懼於地主的權力而不敢爭取。省工委施力於此,借由幫助佃農向地主爭取三七五減租,而取得許多農民的信任,得以於此建立日後在國民黨的掃蕩下藏匿的據點。

紅與白──台灣共產主義的消滅

同年八月,國民黨在基隆中學發現有大量共產宣傳的《光明報》6,尋線捕獲蔡孝乾、張志忠等領導人物,再由上而下掃蕩省工委在全台的各地組織。一片風聲鶴唳中,陳福星設法取得與中國的指示,於1951年2月與桃竹苗山區的黨員成立臨時的領導機構,檢討過去對情勢錯估的錯誤。

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的爆發救了岌岌在危的國民黨一命,卻使得對吸收黨員求多不求精的省工委成了過於張揚的目標,最終因此曝光而調整鬥爭方式,要求黨員從鄉村轉移到地下──禁止坐火車、坐汽車、走大路,必須走小路、走山路、走夜路,並且要住山寮、住山洞、住溪邊、住荒地、住叢林,並運用勞動方式創立基地,建立據點。桃竹苗的地形複雜、山上副產業發達,黨員可以偽裝成羅漢腳幫農民割香茅等賺錢,形成領導中心設置在苗栗三義的魚藤坪。但是最終還是在1952年2月被國民黨以內線的方式逮捕陳福星等領導人,餘下在逃的台共,也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加上「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的公佈,在自首與自新的黨員勸說下,也都一個個出來自首了。劉雲輝,也是其中一例。

在此之後,國民黨政府藉著自首人士的證詞、無孔不入的特務系統、軟硬兼施的手段,發動一波波大規模且具有威嚇性質的逮捕行動鏟除在台的共產勢力,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完全的被根除了,而風聲鶴唳的時代所餘下的是台灣人民的冷漠與噤言。




1陳水逢,《日本政黨史》 (台北:陽明山華岡,1965),頁256
2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是由一群台灣菁英發起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在台灣設置議會的請願,歷時十四多年,直到殖民政策日益嚴峻而被勒令停止。
3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45
4創黨時的三位元老:謝雪紅、林木順與翁澤生分別代表兩造,前兩者屬於日本共產黨系統;翁則是中共黨員,黨內職務分派則是後者較多。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69
5裴可權,《台共叛亂及覆亡經過紀實》(台北:台灣商務,1986)
6此報為省工委所發行
7藍博洲,《紅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晨星,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