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教室腳踏車位移除？我們需要更好的溝通管道

◎法律三 吳俊志



不久前，總務處透過學生會向學生釋出訊息，有意漸次撤除普通教室前腳踏車位，並且以目前使用率只有三到四成的博雅教學館地下停車場來吸納，進而希望在原本蒲葵道的位置進行人車分道的工程。由於計畫的起因以及運作方式都不是很清楚，在網路上引起了相當的討論，學生間對此看法也莫衷一是；有同學認為博雅大量的停車空間未善加利用有些可惜，但也有同學認為腳踏車位的撤除沒有立即性的必要，校方也未跟學生妥善溝通。

關於這次計畫的起因，總務處事務組的林組長表示普通教室前的腳踏車撤除並非臨時起意，而是長遠空間規劃的結果。早在博雅教學館設計時，就有計畫將普通教室前的車位轉由博雅教學館來吸納，學生可以利用兩棟教室間的廊道來通行，並不會增加太多的時間耗損。這樣設計的理由，主要是因為小福到普通教室前的車流擁擠，再加上腳踏車位的放置消耗了很大部分的行車空間，致使該處車禍意外頻傳。

而除了車流狀況的近因之外，總務處也有以整個校園為藍圖的一套規劃。徐組長表示，台大學生還是習慣把腳踏車停放在上課的教室前，縱使在沒有車位的情況也會勉強把車塞入車叢中；一方面造成校園景觀的紊亂，另一方面也迫使行人必須與車爭道，目前只有小椰林道的兩側都有人行道的設計，其他道路的人行道都只在單側，行人可以運用的空間相當有限。長遠來講，事務組甚至希望將教室前的車位逐步撤除，以定點的大型停車空間來取代散布全校各個角落的停車位。總務處表示每個點跟教室之間的距離仍然不會太遠，但卻有助於紓減交通亂象。

至於具體的撤除方式，事務組原本的規劃方式是就普通教室前兩側，每周各撤除一個車位，如此一來既不會造成學生突然無處可停的苦惱，也讓周遭的學生有因應的時間。徐組長同時表示，原本有打算在博雅教學館完工時，一併將普通前的車位撤除。由於當時適逢假期，遇到的阻礙可能比較少，不過後來還是決定逐步跟學生溝通之後再加以撤除。

總務處計畫撤除之後，以博雅館地下室的停車場來吸納原本的停車空間，但令人質疑的是，博雅周圍同樣有大量的學生人潮，為什麼停車狀況始終不理想?除了距離以外，停車場出路口太少，坡度太陡或許也是可能的原因。林組長對此表示，在博雅館設計時，他已經額外要求設計師把坡度減緩並且將車道加寬，但在雙載或者天雨路滑的情形仍然會有危險，因此鼓勵同學們盡量以牽引的方式進出停車場。

事務組這次的處理方式相當謹慎，某程度上也尊重學生在網路以及校務建言上的意見，但學生得到的訊息始終相當片面，也沒有溝通意見甚至參與決策的平台。既然空間是大家共同使用、管理，那學生的身影就不該在意見形成的過程中缺席。或許事務組可以用說明會甚至公聽會的形式，一方面學生得窺計畫的全貌，另一方面事務組也可以及時對學生的訊息做出回應，因應同學們的要求來對空間規劃作調整。

社論：校長你可知道，問題不能由「好態度」解決？

六月是鳳凰花開的季節，是象徵離別與啟程的時候，台大學生也沉浸在離情依依的氛圍之中；然而，台大校長李嗣涔先生在此時捎來一封「十四點給社會新鮮人的建議」，內容中多提及希望台大畢業生服從企業界的「潛規則」：不問升遷、自願加班……等。然而，校長一席話卻忽略了現實中，台灣的工作條件每況愈下的社會事實。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圖一)，台灣的勞工薪資水準在2000年後即沒有太大的起伏，甚至在2008受到國際金融海嘯影響之後，跌落至十年前的薪資水準，至今都尚未恢復過去的水準；然而，儘管受到了世界性景氣的影響，主計處所公布的台灣經濟成長率卻是不斷成長的，換言之，就在台灣經濟蓬勃發展之時，貢獻勞動力的勞工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饋。

(圖一)

除此之外，國內的勞動結構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以每周工作時數少於35小時之「部分工時」者、與派遣勞工增加最大。根據勞工陣線的資料指出，台灣部分工時勞工約有38.4萬人，派遣或臨時勞工更多達53.9萬人。這些工作的所得大多相當微薄，當這種「窮忙」的工作形式大量的出現在勞動市場時，將使得勞動條件更加向下修改，導致更惡化的工作貧窮，造成惡性循環。

承上所言，由於外在結構的限制，使得「不正常」的工作環境並未違反勞工相關法令，可見問題早已超出法律的規範之外；今天的問題已經無關乎勞工的「態度不佳」，而是根本上，人們不得不用更激烈的手段，才能爭取「正常」的權利。

今天在面對台灣如此困窘的勞動環境時，校長給予台大畢業生的建議，無非是在助長、或合理化這些病態的待遇。校長認為學生的態度應該改善，殊不知如今已非態度所能解決的問題；校長不但沒有期勉學生正視這些不合理的待遇，卻反過來要求學生服從這樣的規則。作為高等教育的龍頭，校長一信令人唏噓。

意識報042刊目錄 (06/06/2011)

意識社論
 社論：五一反貧困大遊行 台大學生也該走出壓迫　◎台大意識報


意識快訊
日式宿舍砍樹事件：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法律三　吳俊志

意識專題‧紹興社區
從台大寄來的存證信函──紹興社區拆遷事件　◎政治一　鄭世強
日式宿舍間的老兵聚落──紹興社區的源遠流長　◎人類二　黃得城
張伯伯的生命故事 ── 老兵與紹興南街　◎政治二　謝佳榮
紹興南街日式宿舍與廖家的一甲子　◎醫學三　陳宗延
面對違建拆遷，台大和政府可以有何不同？　◎化工二　曾稚驊
正視非列管眷村的歷史難題　◎社會四　邱彥瑜　法律四　陳稚涵
投稿：為什麼醫學生應該關注紹興社區拆遷案？　◎醫學三　陳宗延

意識社區
大學里腳踏車停放問題　◎人類一　陳瀅

走讀台大
文學如何與劇變的年代互動——走讀台北與80年代的公館　◎工管一　游承祖



總編輯的話：
期末將至，意識報的筆仍未停歇：「我們沒有期末考！」本期意識報與「台大醫學系」、醫訊」合作，製作「紹興專題」。紹興南街附近存在著一個地域規模不大的「非列管眷村」，裡面的人們在都市的底層中奮力掙扎，卻面對台大以強硬手段強迫其離去的困境。而身為台大學生的我們，究竟應如何看待台大為校地不擇手段的事實？對於台大附近的社區，我們又應如何看待？

台大意識報，帶你一起穿越制度和現實，看見議題的真實樣貌。

文學如何與劇變的年代互動——走讀台北與80年代的公館

◎工管一 游承祖



從二月到五月的台北文學季，是由市政府主辦，邀請來自各方的文學、文化界人士共同參與、策劃，並結合城市內的藝文組織辦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城市走讀，是生態觀察作家劉克襄先生的構想，他也親自規畫路線並擔任領隊，帶領大家走過舊時的台北，以文學的軌跡來觀看這座城市的發展和內涵。

整個活動分為三個梯次，為60,70,80年代。因為80年代的社會、文化狀態與公館這塊區域有著特別密切的關聯，我們特別關注80年代的部分。劉克襄先生把這次路線分為五站，我們先從東南亞戲院出發，經過水源市場，再走到舟山路上的鹿鳴堂，然後穿越共同教室和行政大樓停留在傅鐘旁，最後以文學院為終點。活動內容是劉克襄先生跟我們分享一些軼聞趣事，探討那些事情如何有關聯的發生，並造成哪些影響。

城市走讀的第一站，定在汀州路上的東南亞戲院，對面即是全台灣的第一家金石堂書局。根據劉克襄先生所說，之所以將這裡定為80年代走讀的第一站，是因為這裡有極其重要的時代性，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社會氛圍，融合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文學潮流，並在其後擴散開來各自發揮影響力。

1983年金石堂公司成立，同年在公館汀州路上(東南亞戲院對面)開了第一家金石堂，隔年又在重慶南路開了第二家分店。由於是第一家連鎖書店公司，金石堂帶領台灣書店業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並擴展了公館商圈，加大了此處的文化優勢。金石堂的出現，加上當時附近幾家主流出版社，此處亦成為許多年輕作家，或有志於文學文化界的青年學子聚集、吃飯聊天的藝文集散區。

其中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知名的文化事業家詹宏志先生。台大經濟系畢業的詹宏志先生，身兼作家、編輯、出版人及電影人，80年代時前後出任遠流出版社的總編輯、總經理。那時台灣出版業的情況是：出版社不多，大致上就爾雅、遠景、遠流、洪範…等，所以基本上能夠出書的，較為知名的作家都勢必與這幾家出版社打交道，而遠流就在金石堂上面，故時常可見詹宏志先生與一些文藝界人士在附近吃飯談事情，當中包括作家柏楊、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等。諸如此類的人士來到這裡，彼此的想法互相撞擊、融合，可以想見80年代此處的情景，必然是相當熱鬧、思想密集度極高。

然而我們要談的一個重點是：這個年代有著不同於60、70年代，文學開始發生內在的改變，甚至可說是革命性的突進。眾所皆知，台灣在70年代末期所謂的「黨外活動」越發興盛，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更是對整個台灣社會產生劇烈影響，越來越多青年、知識分子都投身於黨外活動（並非指向特定政黨，而是廣義的黨外）。以文學來說，散文不再只以生活瑣事為主題，也不再只是「描繪台灣人的悲哀」，反倒出現了更強烈的、直接批判的聲音（如龍應台等），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直接走進了文學；更有像詩人向陽、苦苓等成立「陽光小集」，標榜要推翻上個世代的新詩風格，轉而走向社會寫實性的新詩。歷經了壓抑，80年代文學發生內在的改變，文學不只是純粹的文學，也可以變成思想的載體 。

除了文學家本身關注的事情不同，更有人是直接從政治走到文學、文化，陳文茜小姐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1983年陳文茜與韓良露在汀州路金石堂旁開了一家視聽社「跳蚤窩」，專門播放一些藝術、第三世界、社會寫實的禁片。在這之前，陳文茜小姐甫才為林義雄之妻助選作立法委員，可能是想「喘口氣」，加上與作家柏楊相熟識，便在這裡開了這家視聽社，真正走進文化圈。由於當時陳文茜在民進黨內是屬「新潮流」，三不五時就有些新潮流內的同志逗留在此，後來更演變成許多黨外人士的活動地區；除此之外，作家詹偉雄(「美學的經濟」作者)當時是台大學生，也在這裡端茶水當服務生；畫家鄭在東也常在這閒晃；甚至是動物保育學家斐家騏，當年在台大讀書還租了個房間住在這裡。可以想見那時的情景，可以說是相當奇妙地，各種不同屬性的人的聚集。同時有文學、政治、藝術、科學等等的碰撞，一個小小的跳蚤窩，確實反映了80年代文學的面貌。在那個叛逆與反動的年代，文學就這樣與時代產生互動，從純粹走向不純，並進一步抬高了公民意識，影響後來的諸如女性、環保、弱勢等社會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台大校園外那些體制外的一切快速成形茁壯，校園內仍有許多執著於學術理念，或堅持著文學的純粹的作家，如王文興、楊牧…等。他們基本上還是維持著原本的寫作風格，在彷彿穿越時空的文學院迴廊裡，如同巨石靜觀著外面快速變遷的世界。1984年，楊牧寫了一篇辯白性的散文「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也顯現他在面對文學與社會共同變化、自我或他人的質疑後，內心感受到的劇烈衝擊。但不論如何，就在80年代，某些地區率先改變了，才再進一步的影響其他地區。

大學里腳踏車停放問題

◎人類一 陳瀅



新生南路一側的大學里社區，因為學生的腳踏車停放問題，造成居民與校方間爭執不斷。里長表示：「希望學生把腳踏車停在台大，然後步行過來大學里，這樣新生南路三段商店騎樓外的人行道就可以讓腳踏車通行，行人則走在騎樓下，避免腳踏車與行人共行而有安全上的問題。」


大學里的現狀

我們將實地走訪結果分成三個部分討論，第一部分是新生南路三段商店街的人行道與騎樓，原本的人行道被供做腳踏車停放之用，因此行人運用的空間相對變窄；有些腳踏車的車身太過於突出，整體看來參差不齊，進而使得腳踏車必須與行人共行在騎樓下，使行人沒有安全的行走空間。而麥當勞那一段情況最嚴重，學生完全無視一旁的警示標誌〈圖1〉。

圖一 (1)

圖一 (2)

第二部分是巷內的情況，其中問題最嚴重的兩處分別是羅斯福路三段333巷內（有七里亭和subway的那條；圖2）和羅斯福路三段283巷內（頂好超市到溫州公園那一段；圖3），

圖二

這兩條巷子的餐廳比較密集，學生上下課時常在此用餐。熙來攘往的人群加上腳踏車，自然會使整條巷子看起來更加凌亂，進而嚴重影響到汽車出入的流暢性〈圖4〉。甚至駕駛還必須下車把腳踏車移開才有辦法前進，里長也常因此接到抱怨台大學生的投訴電話；另外在與新生南路三段相接的巷內也有類似的狀況，舉真理堂和發現義大利麵餐廳之間的巷子為例，此處規劃有一排機車停車格，學生也會把腳踏車停放於此，但是卻常常會停出格外到畫斜線的區域，妨礙行人穿越巷口〈圖5〉。

圖四

圖五

里長特別指出，在真理堂前的人行道是公車臨停處，偏偏前面又停了一排機車和腳踏車，使公車被迫停在斑馬線上，對行人的安全造成危害；但是公車不往後停的話，乘客上下車就很不方便，尤其對於老人家來說更是困難〈圖6〉。根據里長的說法，大學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住宅區，老年人口占了相當高的比例，因此社區年長居民的安全與生活便利，也是我們需要考量的。

圖六 (1)

圖六 (2)

分析與反省

本現象的起因，首先源於大學里的巷道多為單向道，而巷弄兩側停滿了當地居民的自用車。據說大學里有17棟沒有地下停車場的國宅，而里內也沒有可以興建停車場的空間，呈現車太多而車位太少的窘境。然而，又為何道路兩旁不畫汽車停車格，卻畫滿了機車停放格呢？里長對此表示：「因為居民的車子有整齊停好，並幾乎有固定的位置，但是怕學生或是其他人的機車會停在兩車之間造成汽車擁有者的不便，所以規畫了停車格供機車和腳踏車停放。」根據當天的觀察，大學里巷道兩旁大多畫有紅線，里長卻只針對腳踏車與機車方面作批評，難保里民的自用汽車不會有同樣的違規情況，因此我們期待一個明確的基準以供學生配合。里長希望學生能夠配合，但里內本身的空間規劃就問題橫生，如狹窄的巷弄、缺乏汽車停車場、腳踏車停車空間不足等等，要學生承擔所有的責任，似乎有些不公平。

其次，有些學生為求方便，抱著暫時停放的心態而把腳踏車停在要道妨礙通行，或是硬把腳踏車龍頭擠入車叢中，無視後方車身可能阻礙到汽車進出。同樣的問題在台大校園內也時常發生，不過由於學校內有腳踏車拖吊的措施，所以腳踏車的停放受到一定的控制，校外很難進行這樣的動作，自然也不能因此遽論這樣的停車方式就是合理的。

前已述及，這種現象行之有年，里長也已多次向學校反映，而校方的回應是：「未來在新生南路三段台大圍牆旁的人行道上會設置腳踏車停放空間，減緩大學里內腳踏車過於亂的情形。也會在正門口往誠品書局的那條巷子上的斑馬線旁增畫腳踏車道。」

但是對於增設腳踏車道的作法里長表示異議，認為台大這樣的舉動反而鼓勵學生逆向騎車，會增加社區內的危險性。里長的顧慮不無道理，畢竟台大學生極少注意到大學里內單巷道的行進方向，常常逆向了而不自知。〈圖7〉

圖七

學校除了規畫這些措施之外，也要讓學生了解大學里的交通動線。完全不騎車過去是強人所難，但若瞭解交通動線則可避免與來車爭路，畢竟巷道狹窄，而學生也常會以並排甚至成群結隊的方式行進，與來車交會時的不便無法避免，可是我們不能留待發生不可挽回的意外後才開始檢討。而這個做法對於長久以來交通的狀況或許有改善的效果，卻不是治本之道。會有這樣騎虎難下的困境，主因還是社區空間規劃上，把台大跟大學里社區切割為不同的群體，彼此欠缺對話與聯繫。因此，使學校、政府與里民之間有一個固定的溝通平台，讓台大連結整個大學里的交通動線有統一的規劃跟設計，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作法。

投稿：為什麼醫學生應該關注紹興社區拆遷案？

◎陳宗延（醫學三）



近幾年來，「白色巨塔」的譬喻如影隨形地和大型醫院連結起來，而這個詞彙又不免予人一種冰冷、隔閡的象牙塔形象。然而卻又有一說：醫療是直接和「人」連結的職業。一個稱職的醫生所需關注的，遠超過患者的肉體是否有恙；精神、心靈、社會和政經層面的健康議題均應納入評估。在此，社區作為個人與大社會之間的一個中介單位，便是醫療、保健和公衛最基礎的交會點；社區醫學方興未艾，可為例證。

醫學生可說是醫業的後備軍，除了平常在課室的聽講、醫院的見習和實作演練之外，醫療技術的在地應用也是重要的元素。在《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楊弘任(2007:59)介紹「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重要性：「帶來了認知解放或共識動員的條件」，「讓（外來／在地）兩種文化習性平起平坐」。楊指涉的雖然是參與總體社區營造的公共行動社團與村落傳統組織的雙向關係，其實挪用到醫療─社區關係中也毫不牽強。

對一般社區的常民而言，現代西方醫學大半是與其生命經驗疏離的外來物；不理解和不信任隨之而來，並不令人意外。若要增進效能，單向的強勢「衛教」早已不敷使用，醫療服務供給方和需求方之間的直接溝通是必不可少的。更有甚者，在地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和倫理可以發揮更積極的功效，修正既有知識體系中習以為常的錯誤。這是必須被重新發掘的珍貴資產。

因此，我們主張醫學生應與社區連結。無論是否已經進入專業領域，都可以在與社區的對話和互動中得到滋養。再說，取之於社區，我們更應戮力用之於社區。以紹興社區拆遷一案為例，看似與醫學沒有直接關連，其實有好幾個焦點值得關注：記憶與原鄉情感、社會性病苦(social suffering)與制度排除、世代正義與健康不平等等。即或社區不是一間田野教室，鑲嵌在社區裡的台大醫學院師生也有義務全心全意愛社區、愛鄉土──社會責任本來如此。

上述觀點同樣可以應用在鄰近紹興社區的法社和公衛校區身上，而校本部和周遭社區也應維繫與周遭社區的關係。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和台大醫院院歌「承擔健康守護的信賴」，都已隱含社區與學院／醫院不應脫節。台大醫學生不再對社區大小事蒙昧無知，不如就從踩踏紹興南街，與居民對話開始吧。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學會文刊部長、《醫訊》編輯)

正視非列管眷村的歷史難題

◎邱彥瑜（社會四）、陳稚涵（法律四）



去年八月，台大向居住於紹興南街附近校地上的違建住戶寄發律師信函，要求住戶限期搬遷，否則提告並追討租金。事實上，像紹興社區這樣以老兵為主的違建聚落並非特例，而是台北特殊的歷史發展下所形成的歷史共業。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百萬軍民湧入台北市。其中許多軍人因為種種因素沒有獲得眷村配房，其中大多是沒有官階的大頭兵。各處的公有地如大安森林公園、南京東路旁的十四號十五號公園、仁愛路的東和禪寺（今天的Y17青年育樂中心）、西門町鐵路旁的西寧禪寺（今天的中華路）、基隆路福和橋邊的寶藏巖、延吉街附近的軍用鐵路附近、甚至是台大旁邊今天捷運公館站的位置，都有大量的外省移民居住。這些違章建築聚落，如果要和一般的眷村區隔，又可以稱為「非列管眷村」。

在反攻大陸的方針之下，政府普遍默許甚至鼓勵軍人在公有地自行建造房屋。一方面可以節省建造眷村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透過這樣免收租金的「恩惠」，來換取軍人忠貞的支持。在一切以黨國和國軍為先的情況下，政府也選擇漠視了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犧牲了公有地和綠地的空間。然而，這樣的安排並非制度性的規劃，而是威權政治下的權宜作法。時過境遷，公園綠地還有隨之而來的高房價，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觀，政府的施政方向也跟著改變，要移除破舊的眷村建造富有生態和休閒價值的綠地。至於缺乏制度保障的「非列管眷村」弱勢老兵，則是成了國家不健全政策下的犧牲品。

一棟房子是否為「違建」是法律定義出來的產物。許多軍人聚落的法律地位從戰後初期的模糊地帶，悄悄變成於法不容的「違建」。1969年頒佈「國有財產法」，國家開始對公有地進行更嚴格的界定與清點。而1970年台北市頒佈針對違章建築的處理辦法，將違建以1964年為界區分為「舊違章建築」和「新違章建築」。其中對於舊違章建築採取較寬鬆的態度，若因公共工程拆遷可以獲得合法建築百分之八十的補償，也可以優先承租國宅。

台北市從八零年代陸續開始搭配國宅的興建，進行違建聚落的拆遷和補償。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幾次大規模的拆遷都成為重大的新聞事件。拆遷戶的考量往往並非只有補償金額，有時候安置的地點與形式更為重要，畢竟長期居住一地除了對於房舍的資金投入，還有社會互助的人際關係及事業的經營。1989年七號公園（之後的大安森林公園）進行拆遷，部分居民進行小規模的抗爭。而1997年南京東路的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案，居民進行長期的社會運動抗爭，最後拆遷前夕還有一名老人上吊自殺。2000年東和禪寺（Y17青年中心）的違建戶安置過程較為平和，居民多數安置到附近善導寺旁新建的國宅。2006年的寶藏嚴社區則是在抗爭過後轉型為藝術文化村，然而居民也已經走了一大半。

然而目前紹興社區的安置面臨更棘手的情況。台大想要在紹興社區的基地建造教學大樓則並非市府的「公共工程」，因此台北市的拆遷補償無法適用於此。相較於東和禪寺的軍眷可以領取公共工程的拆遷補償，又可以優先承租新建的國宅，紹興社區卻長期處於尷尬的處境。紹興社區的住戶由於已經擁有自宅，所以無法申請國宅的配給。如今這些效忠國家的老兵即將走上法院和台大對簿公堂，進行私人之間的訴訟對峙，完全失去了公部門的保障。

非列管眷村是台灣歷史轉型的活見證，然而在全台各地如此眾多的案例，非列管眷村卻從未有專門的機關或是專案來處理。不論是國防部、內政部或是地方政府，都尚未有跨部門的整合機制，來處理這些特殊情況下所產生的違建戶。這樣的處理方式刻意遺忘了歷史發展中，國家自己犯下的錯誤，簡單用一句「依法行政」帶過。不論是政府或是國軍，都應該正視非列管眷村的歷史難題，而非讓弱勢居民自力面產權不清的議題。

面對違建拆遷，台大和政府可以有何不同？

◎化工二 曾稚驊



繁華擁擠的台北市中，在中正紀念堂旁的紹興南街上，坐落著一個小小的、低矮的、充滿日式房舍群的紹興社區，走進其中，放眼四周高聳尖銳的天際線，但喧鬧與塵土卻似乎凝結了。

紹興南街的社區形成可追溯至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興建了一些宿舍來供給這些醫官居住；而國民政府來台時的軍人與其他醫護人員和幫傭等，以這些有日式宿舍的地區搭起簡單的房舍，而隨著時日的過去，反攻大陸的年代鉛華洗盡，小小的房舍如今成了安身立命的所在，台灣大學的一些教授、醫生眷屬、軍人的後代、弱勢民眾等雜居在此；錯綜複雜的狹小巷弄，彷彿是他們與歷史的緊密糾結。


是違章建築還是眷村？

紹興社區的歷史與過去的聯勤總部（今中正紀念堂）密切相關，但目前並不為政府承認為眷村，即所謂的「非列管眷村」。根據國防部目前的資料，目前在全台灣的列管眷村有886個，估計約十萬戶；但國民政府來台時約有一百萬人，若以每戶五至六人做估計，即表示除了列管眷村可居住的人口外，約還有四十至五十萬人是沒有眷村可住的，而這也就是非列管眷村的來源。而根據法律條文，列管眷村面臨拆遷時可獲得補償，但是違章建築、非列管眷村的拆遷，在法律上卻沒有明文規定需補償。

不可否認，紹興社區現行法律上會被歸為違章建築，但是這些非列管眷村有特殊的歷史與意義。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中明確指出，違章建築乃未依法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但在國民政府來台的動亂年代，以三年反攻大陸為號召之國民軍隊，在上級的指示下便分配土地居住，更何況當時連違章建築法、國有財產法都未制定（前者民國四十六年、後者五十八年制定）！就歷史層面而言，若是將「違章建築」此法律上的名詞強加在紹興社區上，是非常不恰當的。


台灣大學的角色

目前紹興社區上，約有九成的地屬於台灣大學，其他部分產權則相當零碎。九成的土地之中，約有一半是來自日式宿舍的產權的繼承，其他則多是民國74年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撥用經管而擁有的產權。但台大校方對於此塊土地，前者擁有近六十年的時間，後者也接近三十年，但是一直都不聞不問，甚至在校園規劃小組的地圖上，此塊土地也不被列在其中。另外對於後者撥用經管的部分，雖然法定期限是一年內必須進行使用，但是卻存在著可以撤撥再撥的弊端，導致荒謬的產權問題。

姑且不論學校幾十年來不加規劃，與撥用經管得以撤撥再撥的正當性與法源依據何在，學校處理這件事情的手法與態度上相當需要改進。

首先，此事件中無法看出台大校方對於居民的尊重。自救會提出的解決方案為台大辦理都市更新，然後就法令上無法利用的畸零地進行就地安置措施；但醫學院總務分處鍾主任表示，因為這些畸零地所占坪數不小，因此不管是否為畸零地，學校都會要回來，並對未拆遷的居民提出告訴。從遲遲不願和自救會協調，到協調會上的含糊其辭，校方始終態度強硬堅持限期拆遷，完全拿不出一些溝通的誠意。

其次，校方在拆遷與未來發展規劃上也相當不完整。從初期校方表示要在此建築病歷存放室，在協調會上的「整體規劃」云云，到近期的教學大樓與希望解決系所空間和學生空間不足的問題，並且希望建禮堂（但整體規劃交由總區處理仍未定案）等說法，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軸，且到目前為止都未成定案。其實就誠如鍾主任所述，最初的原動力就是來自政府對校方的施壓要求整治校地，並處理公有地占用的問題，因此校方才會在近一兩年開始動作；而如此的動機，我們真的能期盼校方會對此處進行妥善的規劃嗎？以如此不完整的規劃作為強迫拆遷的理由，也是使居民對校方心寒的原因之一。

最後，台大對於居民的權利也缺乏考慮。如前所述，此處並非單純用違章建築等詞彙便可輕忽帶過，而是各種因素交雜而成的情況，對於同為公民的這些居民們，若是以強行拆遷的手段而不考慮後續的安置與賠償工作，將是相當的不公平的。誠如自救會黃主任所言，此處的現況是歷史的共業，並不應該由任何一方將其完全承擔。


學校的土地政策為何？

根據校園規劃小組2009年校園規劃報告，台大共有34677.50公頃的土地，佔全台灣土地的0.96%。但是過多的土地也為台大帶來其他的困擾。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問題，而希望將公有地拍賣，台大在壓力之下也配合進行拆遷與介入的動作；導致校方在早已無多餘財力進行發展的情況下，在空蕩蕩的校區上興建零星大樓力保土地能留在手中，形成「荒地中的孤塔」的奇特景象，不但不能使用而且還會耗費水電營運費用；而在缺乏預算的情況下，校方對於企業的大樓捐贈往往只有倉促接受的選擇，使土地運用更受到來自企業主的要求與壓力。至於土地上原本的住戶，不論是竹北的被徵收戶或是為來紹興南街的社區住戶，卻只能看著原本居住的土地被閒置浪費。開發這些校地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還侵害到了當地人的權益。

近來都市更新是台大另一條生財的出路；根據財訊雜誌去年的報導，台大為台北市最大的都市更新戶。都市更新也有很多種作法，端看台大如何進行選擇：台大固然可以和建商的合作建造豪宅，建商負責拆建和申請都市更新，而校方不用花錢就可以分回部分樓層；然而都市更新也可以考慮到違建戶的處境，適當的執行更可以作為畸零地的重新規劃運用；都市更新甚至可以在建案中融合當地文化資產的元素，進行歷史文化的展示。台大貴為一所知名大學，其實是有資源和發言的權力，呼籲政府正視違建戶過去可能因政策不健全所遺留下來的難題。

擁有一個良好的校園環境，當是所有學生、校方、人民與政府共同的願望。而無論是都市更新或是違建等問題，台大可以發揮學術單位的力量，扮演在人民與政府之間更好的溝通橋樑；無論是都市更新、違建拆遷或土地策略，台大更應該積極尋求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台大擁有許多在研究文化資產、都市規劃、歷史研究與人權議題等方面優秀的學者，校方是否能夠善加運用校內的學術資源，將這些新的思潮進行實踐？若校方能做到政府或其他學校未曾嘗試過的作法，或許更能彰顯台大作為一個「頂尖學府」的思想與價值。

紹興南街日式宿舍與廖家的一甲子

◎醫學三 陳宗延



說起廖大栽醫師，稍微資深一點的耳鼻喉科醫師大概都會肅然起敬。他不僅是位仁心仁術的「先生」（醫師），同時在台大醫學院也是培育無數桃李的「先生」（教師）和「賢拜」（前輩）。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廖醫師就讀時還是「台北帝大醫學部」服務的第三年，他就搬進紹興南街的日式教職員宿舍，而隔年婚後廖夫人離開醫院護士宿舍遷入。

廖醫師自民國九十三年三月過世至今已逾七年了，家人們談起記憶中的往事，有甜蜜，也有苦澀。廖媽媽說，他們育有七位子女，加上夫家和娘家親戚，總共十餘人寓居狹窄的宿舍，於民國四十年前後自行擴建。在他們結婚之後，廖媽媽便辭去原來的耳鼻喉科護士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透早」就要開始洗衣、料理家務，並且和母親一起洗米煮飯當時可還沒有方便的瓦斯爐，必須劈柴生火呢！而廖醫師的母親本是種田人家，搬進宿舍後也開闢了約五十坪菜圃，自種自食，如今菜園已於民國七十年前後被違建佔用，僅餘十多坪挪為自家車庫使用。

廖醫師的兒子，現在就職於台大漁科所的廖文亮教授，平時午餐時間都會回到宿舍，和年邁的廖媽媽一起用餐。對照過去，現在隔壁已經有好幾棟空屋，隔著一間空屋住著哲學系林義正教授將於民國百年六月退休，宿舍也須還學校，再隔一間也是空屋。廖教授帶我們至籬笆牆窺看隔壁大門深鎖的空屋，地上已經積滿幾十公分厚的落葉。他無奈地說，這宿舍越沒有人住，屋況就越難保持，而後就更加沒有人想要來住，形成惡性循環。但是教職員宿舍的等候名單始終滿滿，表示確實有此需求；總務處似乎應該善盡修繕和安排入住的工作。

還住在這棟宿舍的，除了廖媽媽外還有她的孫子（也是廖教授的侄子），由成大畢業後目前擔任台大醫院總醫師的小廖醫師。小廖醫師說，雖然稍顯老舊、陽春，但這棟宿舍離台大醫院很近，也可以同時照顧年邁的奶奶。按照校方規定，宿舍只能住到原始居住者及其配偶過世為止。除了之前因為嚴重的天花板漏水，而施加的屋頂防漏措施，他們不再打算大費周章整修；但他們也不願意搬遷到新房子，搬離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

廖媽媽說：校方曾發函以二十四萬元的代價徵詢她搬家的意願，且表示將來不再補助搬家費用。已過世杜詩棉教授的夫人選擇搬離宿舍。但這裡「以前二二八事件的時候還幫忙窩藏其他人！」，故事說不盡，超過一甲子的羈絆也難以割捨，現在「只想要住到不能住為止」。

問起廖家人對紹興南街拆遷案的看法，他們忍不住深嘆、苦笑。畢竟是至少認識十幾年，甚至長達四、五十年的鄰居了，住戶之間已經有著很強韌的情感連帶，當年病痛難過時還會直接向廖醫師求助。若是鄰居們真的要被強制驅離，廖家人的不捨恐怕比任何人還深吧。

張伯伯的生命故事 ── 老兵與紹興南街

◎政治二 謝佳榮


張忠良先生居住於紹興南街30巷，是當地已經三十幾年的老住戶。祖籍四川的張伯伯，是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軍人。他十六歲便加入了國民黨軍隊，隸屬於九十九軍九十二師二六八團的機槍連。民國三十七年，張伯伯參與徐蚌會戰。由於連年戰爭，軍隊早已耗盡物資；在彈藥用盡的情形下，他只好藏在屍體堆「裝死」以躲避共軍的追殺。當時，躺在張伯伯上面的一位同袍仍在哀號，共軍狠狠地用刺刀刺向他的心臟。突刺的力量之大，不但刺穿了同袍的身體，還戳傷了張伯伯。每當談及這段往事時，張伯伯總會解下腰帶、脫下褲子，秀出左大腿上的那道疤痕。「講個不好聽的話，我們是拚死拚活才到台灣來的。」張伯伯無奈地說。

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張伯伯連夜逃跑，與廣州軍部的九十九軍會合。民國三十八年，他隨著大批軍隊從廣州港坐船來到台灣。到台灣後，張伯伯被編入空軍高砲部隊，在台南受訓。張伯伯隨著部隊在台北駐軍，住過許多地方：蘆洲、板橋、石牌、三張犁等。在軍中經過十幾年，到了四十九年時，張伯伯身體檢查發現染上肺結核。據張伯伯所言，這個病在當時沒辦法醫治的。他笑著說：「我好高興，終於找到理由可以退伍了！」當時，張伯伯在空軍醫院的療養所住了五六年後，五十九年的三月十三號正式退伍，軍旅生涯告一段落。

「我一個大老粗，又不識字，就幫人看管大樓、掃掃地。」退伍後，張伯伯在松山新村擔任工友。由於張伯伯當時並沒有結婚、沒有眷屬，所以沒有辦法分配到宿舍。六十七年時，他擔心自己未來無所適從，便向一位軍中同袍買下了紹興南街的房子。張伯伯說：「原來這個房子是我一個老鄉的，他也是從大陸到台灣，光棍一個。他在中華路求生活，認識了一個女孩子要結婚。大家都是老鄉嘛！我就幫個忙買下來。買了以後還沒來住，還在松山新村。」七十年，張伯伯自己也結婚了，便在紹興南街住了下來。

張伯伯的家位於紹興南街30巷，不到一公尺寬的狹窄巷弄裡。屋內有兩層樓，整體空間有限（約四坪），一樓的部分被瓦斯桶、桌子、沙發、衣櫥等大型家具佔據，活動範圍十分狹小，二樓則是張伯伯與兒子睡覺的地方。上二樓的樓梯下方，是以簡易塑膠簾所隔出來的浴室，但上廁所仍得使用外面的公廁。由於室內空間不足，廚房直接設在房子外頭的巷弄中；這陣子，紹興社區自救會的主委正在協助張伯伯改建廚房，以免社區發生火災。

前些日子，張伯伯收到台大校長的信，說是校方願意提供他去住養老院。「我實在想不過去，為什麼要我不能住我家，要去住養老院？我也有後代子孫啊！」張伯伯無法理解台大所謂的「非法占有」，他只明白：「不管怎麼樣，這棟房子我辛辛苦苦買下來的，不是偷、也不是霸佔。」誠然，房子不甚完美，卻是張伯伯在台灣唯一的汗水結晶；在這兒認真工作、娶妻生子。對張伯伯來說，最重要的是將寶貝兒子養育成人，以及每日清晨向祖先上炷香。

一個人難以抵擋歷史的洪流，就像張伯伯歷經了國共戰爭與種種波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飄洋過海，遠離故鄉。這就是外省老兵與紹興南街的故事：老兵長住於此，與當地居民逐漸建立起深厚情誼。老兵沒有要求什麼，也不期待國家將他們帶到另一個「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只希望能夠安詳地生活、平靜地凋零，並且擁有鄰居們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