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6日 星期一

社論:五一反貧困大遊行 台大學生也該走出壓迫

◎台大意識報社


近年來,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中開始出現青年大隊的身影,號召青年們走上街頭對「青年貧窮化」說不。而參與遊行的群眾組成似乎也越趨異質,傳統上被視為專業工作者的社工師、護理師和醫師紛紛組隊揪團,對自身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加以反擊。

這些「非典型抵抗」的背後其實透露了一個訊息:當壓迫變得更細緻且廣泛,簡單的「階級兩極化」模型無法適切涵蓋壓迫的諸多複雜面向,我們不再能夠簡單地將人們歸類為可惡的資產階級和可憐的無產階級。對於自覺壓迫的人們,抵抗行動也就勢必要透過不斷的動員和結盟,以擴大群眾參與、喚起階級意識。

今日的受壓迫者所面對的,不只是呈現在職業分類上的階級不平等,還包含職業內部階序的世代不正義。主管和基層員工(例如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之間勞動條件和待遇相差甚多;等到基層員工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升遷到主管職時,當初的忿恨不滿已經被「媳婦熬成婆」的既得利益所掩蓋,改革的動能也就難以維持。同時,業務外包、人力派遣、臨時工等美其名為「勞動彈性化」的非典型勞動形式,也成為跨職業的病態現象。面對這些困境,在五一遊行中方興未艾的橫向階級聯盟和縱向世代訴求,將成為工運深化轉型的契機所在。

無論這批社運新面孔是自覺或被動員而進入社運,他們都可能成為帶動整個世代的火種,他們也會以自己的主體性為社運場域帶來新面貌──這已經具體呈現在運動的策略和手段的翻新之上(例如,青年大隊模仿SM女王鞭打奴隸的手法,在行動劇中諷刺財團虐待員工)。過去或許他們未曾關注階級問題,或許從不熱衷公共參與;然而一旦認知到個人的不滿其實源於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他們便可能更進一步看到「其他人」的不滿也與自己休戚相關。於是,五一過後,從遊行返回各自的生活,在自身所處的社群中持續論述、遊說、抗爭、動員、議題結盟。在這個意義上,遊行不僅是集體抵抗,也是個人史的通過儀式:經由一次社運的洗禮和轉化,零星的個人轉而成為相互連結的社會人。

五一遊行並非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盛事」,也不該只是「工人的事」。借用馬克思的話:「這說的正是閣下的事情!」對許多台大學生而言,壓迫並不只存在於新聞報導或理論著述的一隅,而其實遠在出社會之前就必須親身體驗。台大研究生協會帶頭反對校方教學助理減薪的措施,進行研究生「勞動與收支調查」;尚具學生身分的高醫實習醫師疑似過勞死,台大及其他學校的醫學系學生相約上街舉牌抗議「醫師長工時,病友沒品質」。青貧、窮忙、實習,這些工時和薪資問題,不但是他人的血淚故事,也是自己必須奮起反抗的現實處境。自己若不能由書桌或電腦前往街頭跨出這一步,又有誰能替你爭取權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