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外的原住民族教育：教什麼？如何教？誰來教？

　

◎黃怡菁　

武陵國小學校本位課程

臺灣原住民族教育以1998 年頒布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為根基，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該族群學生接受國家的一般教育，但因少數族群地區較為偏遠，較難如都市地區順利地進行正規教育，並考量族群文化差異，需有特殊的教學系統；二是該族群學生如何透過教育，維繫其本族群傳統文化。根據以上兩者，原住民教育區分為「一般教育」以及「民族教育」兩大體系，前者著重於少數民族融入主流教育之方式，如升學制度優惠，後者則依據地區、族群不同，設立「學校本位課程」以教導傳統文化。
　　
武陵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以小米祭儀、傳統歌謠為兩大區塊。小米祭儀課程根據小米生長分為五季，整年的課程跟隨小米生長進行；傳統歌謠課程則分為祭儀歌謠、童謠以及生活性歌謠。兩區塊的課程皆分成不同的年級，隨年紀而將課程內容逐漸加深，如小米祭儀課程分為低中高三個階段，低年級學生以認識祭儀、歌謠、傳說故事為主，亦於課程中認識母語單字；中年級開始加入祭典活動與禁忌的教學；高年級學生學習祭禱語並開始進行祭典儀式實作，透過反覆操作，讓學生更加了解布農文化。

為配合小米祭儀，武陵國小設有一塊田地讓同學體驗播種、收割、入倉等傳統耕作活動。另外校內建了一棟「教育資源中心─布農館」，裡面有一間文物館。館內的展示品可分成三類：一為族人傳統器具、服飾；二為學生於課程操作中的產物，例如小米（兼做倉庫以進行儀式）；三為祭典儀式所需要的器具。除了布農館之外，曾經有一任身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武陵村長希望復興傳統祭典，與武陵國小合作，在校內設布農傳統屋及祭儀廣場，然現今因為族人希望更加依循傳統，而將祭祀地點移至河床，目前傳統屋僅餘外觀。
　　
武陵國小的民族教育課程多在教室內進行，主要原因為課程時間短暫，且考量這樣的設置使得課程在學校內就能完成，不需移動至校外。小米祭儀的日期由學校參照傳統自行安排，課程由耆老或是其他有相關知識的族人教導，校內老師成為偕同教師，共同帶領學生於校內進行，較少直接進入部落與社區互動。

東群部落學校
　　
除了校內的民族教育外，原委會於2014 年成立部落學校十年計劃，目前全臺灣共有布農、排灣、卑南、泰雅四所。部落學校屬於教育部體制外的另類教育，以該族群的知識為主體去設計課程。部落學校補足了國小階段後體制內缺乏的民族教育，以國、高中生為主要客群，利用寒暑期或例假日時間授課，不影響學生學校課程為主。在布農族群的東群部落學校設置在台東延平鄉，主要以台東延平鄉、海端鄉為活動地區。對於武陵村的國高中而言，東群部落學校為此種體制外學校的較佳選擇。布農東群學校課程分為小米文化、氏族文化、獵人文化、巫師文化、生命禮俗跟物質文化六大文化主題，每個主題再細分為三個年級。部落學校會聘請地方仕紳、民族教育背景的老師或是地方耆老作為偕同教師，然而由於教學可能過於複雜或知識未被系統化，部落學校的老師會進行知識的轉化，教授給學生。每年部落學校會有一至二次的特別參訪，如今年寒假至南投追溯布農族群的原根。
　
走進東群部落學校於桃源村的校區，第一眼所見為廣闊的農田，為部落學校部分小米種植課程的教學場地，農田旁有一小廣場以及一風雨操場，也為課程可以使用的空間。然而，部落學校的教學場地並不僅限於桃源村，胡克緯說「大自然就是我們的教室」。小米祭課程時，帶領學生至偕同教師的農田，在農田旁念祝禱語；狩獵文化課程時，帶領學生進入山林。相較於體制學校的僅能於學校定點教學，部落學校似乎有更多時間及空間的彈性，將課程帶入社區、文化回歸生活。
　　
由於部落學校上課時間為正規學校上課之外的時間，加上課程費用免費、提供三餐，使得部落學校成為另類的「托育所」。多數將學生送至部落學校的家長為平日工作繁忙、沒有足夠時間陪伴孩童的底層勞工階層，相對富有的家庭則將孩子送往城內的補習班或才藝班，提高「競爭力」。
　　
今年六月，東群部落學校即將有第一批畢業生。並非所有的部落學校都尚為順利，如計畫之初設立的「阿美族部落學校」，因為未通過原民會的審查而停止。對於剛起步的部落學校，各負責人與教師都還在摸索最適當的道路，這個新生的領域仍有許多未知挑戰存在。

缺乏完善體系的民族教育
　　
即便傳統意識逐漸恢復，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願意投入民族教育，但臺灣仍然缺乏完整規劃的民族教育體系。許多學生國小畢業後轉至都市的國、高中就讀，隨即與原民文化教育斷了聯繫。部落中設有民族教育課程的國中也相對缺乏，若學生沒有選擇具有民族課程的國中或至部落學校進行課外學習，非常容易失去系統性學習文化的管道，僅能依靠長輩的文化傳承，然而也並非所有家庭都能提供學習文化的環境和條件。

即便學生幸運地於國、高中持續接觸傳統文化，臺灣現今提供民族教育領域的高等教育管道僅有「東華大學原住民教育學院」。胡克緯感嘆，「正統」、漢文化的教育有國教院做完整規劃，然而原住民族教育卻仍缺乏統整的機構，現今淪為各機構獨自奮鬥，以點狀方式進行，各地區散狀辦學、規劃教育內容，成為多頭馬車的局面。

逐漸消失的文化
　　
無論是武陵國小的學校教育或是東群部落學校，師資都面臨危機。多數國小、幼稚園師資仍以漢人為主，對於提供學生沉浸式的學習環境仍有困難。相較於正規體系學校老師都擁有教師證照。民族教育領域除了族語老師必須考取認證之外，多數具有原住民身分的教師僅憑對於文化的熱誠及熟稔而成為「偕同教師」。然而，隨著耆老衰老、逝去，傳統文化的保存迫在眉睫。東群部落學校負責人胡克緯即形容「我們在和時間賽跑」。
　　
雖然在武陵村這個布農部落，比起都市已經是相對有利學習母語的環境，卻因為學生在學校主要學習中文，父母輩使用母語機會也低，甚至不會講，使得學生在家中也常使用漢語。前武陵國小教師琬琪提到：「許多阿公阿嬤很少和孫子用母語對話，因為孫子聽不懂，而使得溝通出現隔閡。」即便族語老師盡力地教導學生母語，卻因為學科主要使用中文，使得母語教學成果有限。
　　
另外，近來討論熱烈的傳統領域問題也於教學場上浮現。在布農文化中，「狩獵」相當重要，男孩子都要跟隨家中男性長輩打獵，並且每年都有「射耳祭」。但是現今受限於國有土地使用權力以及外界「動物保育」的觀念，部落學校的課程僅能教導學生如何做陷阱、如何判斷地點及天氣、動物習性等知識，而無法實際帶領學生上山打獵。部落耆老Dama Anu 說：「現在比較痛心的就是，我雖然有教孩子怎樣打獵，孩子或年輕人都不敢上山實際的去打獵。像我們這邊，有的被警察抓，一隻山羌就要罰三十萬。其實我很希望能傳承我們狩獵的文化，不過沒有辦法讓孩子放心的上山去。」

升學體制下的壓力
　　
臺灣升學主義掛帥，學生在升上國、高中後，不得不專心於學科，而逐漸遺忘族語、傳統文化。原民地區國小的民族教育本來是學校特色，用來鼓勵學生與自己的族群更接近，但學生僅能於較無壓力的國小階段輕碰傳統文化，畢業後就被迫擠進主流教育體系，學習外界制定好的主流知識。學校體制反映出兩知識權力位階高低，原民教育在現今社會也僅能被歸類為「實驗教學」、「另類教育」，學生往民族教育發展的可能有限。原住民族教育因為牽扯到族群政治以及學生未來出路的問題，在整體制定過程中更顯複雜，有盼未來政府能夠提出更完善的政策，使得民族教育更具統整性。

何謂正統文化？
　　
有趣的是，原住民族的教育涉及眾人對於「何謂正統文化」的理解。武陵國小蕭慶峰主任強調學校最在意的是維持「傳統」，也曾請來演唱傳統曲調聞名的歌手教導學生；不過也有人嘗試創新，如之前擔任班導師的琬琪發現該班學生對於打擊樂有興趣，就與學校藝文深耕課程的音樂老師ANU 合作，教導學生打擊樂。演奏的曲調融入布農傳統歌曲報戰功以及現代打擊樂。此種創新與校內強調傳統的方向不同，也受限於每屆學生不同的喜好與特質。可惜的是，打擊樂隊於該屆學生畢業後，沒有再進行下去。
　　
在部落學校中也可看見不同例子，例如傳統文化中男性主管狩獵、女性負責織布，但現今社會男女平等觀念盛行，學生數量也不足以再劃分為男性或女性的知識。在上課過程中會向學生解釋有這種禁忌，但教學上則不再區分不同性別的知識，而是男女共同教學。另外，在布農文化中「巫術」是較為特別的一塊。東群部落學校教導巫術的目的並非培養巫師，而是讓學生也能夠了解民族的巫師文化。在文化逐漸流失的過程中，人們不會因為不了解，讓巫師文化背負著汙名。傳統文化的傳承應該依循什麼模式？傳統知識過渡到現代社會是否能有更多彈性與現代社會溝通？這些是現今臺灣社會需要共同思考，仰賴更多教學經驗，持續溝通才能獲得的答案。

Buklavu的部落工作－－訪談課輔班推動者誼珊

　

◎許毅全

清大社會所畢業的誼珊，自2015 年開始已經在Buklavu 推動課輔班運作兩年多，與部落裡的媽媽合作，在小學放學後到六點之間來陪伴小孩。誼珊大學時代曾投入服務隊，但漸漸感覺到這些外來服務隊對小孩幫助有限，或太多的團隊只來一次後就離開，反而在分離時傷害到小朋友的情感。直到後來以「藝術下鄉」為碩論主題，觀察紙風車劇團在鄉鎮演出兒童戲劇的過程，發現每個鄉村用來辦活動的募款機制都不同，有些成功集資的案例是因為當地有中介者，將外面的話轉給村莊，例如說把藝術下鄉的理念，轉化成「小朋友在這個晚上會很開心」這種屬於村莊的語言。這個中介者的角色給了誼珊重新思考部落外的人能為部落做什麼的契機。
　　
誼珊認為，傳統的「下鄉」觀念有時候是都會區的人，把自以為部落需要的東西帶到地方，卻因沒有花時間認識部落真正的需要，因此對於自己的定位，她認為類似中介者，擁有都會所習慣的那套語言，理解行政文書的操作，如果花長時間適應部落的生活，更能把外界資源轉換成在部落裡可以引起連結和發揮效果的形式。透過訪問誼珊，我們除了更瞭解武陵課輔班的定位，同時也能看到Buklavu 近幾年來部落工作的面貌。

契機與策略
　　
課輔班的成立，可以從四年前一位教會的姊妹和一些族人發起的關懷工作說起。當時的關懷工作包括愛心廚房和課後輔導，愛心廚房提供一個二手商店讓無業的媽媽來顧店，雖然收入不多，但一份工作可以讓人慢慢找回自信，另外也有給需要的人可以聊天、諮詢的關懷空間，一直到現在愛心廚房依然持續運作著。而課後輔導本來是兩位部落裡的青年，在畢業後的空檔教小朋友功課，後來其中一人為了收入跟國家簽約從軍，另一位則是去準備教師考試，課輔的工作也因而暫停。直到誼珊住進部落後，和部落裡的夥伴再一次建立課後輔導的工作。
　　
課輔班從最初12 個小孩，兩年後成長到三十多位，最多曾同時提供三位全職老師的薪水，以及教授音樂、文化生活課程的鐘點教師六位。有些政府、機構在審核計畫時假設照顧工作應該有無給薪的志工來做，但誼珊認為缺乏經濟基礎的關懷難以創造就業留住族人，部落以外的人又總有離開的一天，只有部落的人才能一直的照顧部落，並發展和原有文化連結的照顧模式，因此課輔班成立一開始就希望每項工作由部落裡的人來做。
　　
雖然課輔班要求孩子寫作業，減輕父母的負擔，不過課輔班最重要的目標並非提升課業成績，而是陪伴孩子。在部落裡，需要課輔班的孩子情況比較像是父母都出外工作、單親家庭等等，陪伴工作的效果一方面是提供孩子一個可以好好寫作業的環境，像是有孩子在回家之後需要照顧弟妹，只要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寫作業的環境成績就能夠進步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離開部落後成績太差，也往往會對自己失去自信，因此，課輔班雖不像一些重視成績的基金會那樣子追蹤小孩的成績有無進步，但還是會要求孩子完成作業。在寫作業之餘，也設計了一些音樂、文化生活課程來培養小孩的興趣和自信心。
　　
這些文化生活課程，也和誼珊的另一項目標成立立案的協會有關。文化生活課程包括認識石版屋、織布、小米播種、進倉等，不僅要讓小朋友認識布農文化，族人在教授小朋友課程時，也試著培養自己接待旅人的能力，希望以布農文化為核心，同時推動小朋友的教育和對旅人開放的體驗觀光，例如族語老師曉玉的老公Biung 家經營的卡那歲農場，是一些課程舉行的場地，也持續舉辦過打工換宿的活動。部落的永續協會運作至今（2018），除了協助課輔和接待旅人之外，也舉辦過幾場布農耆老的訪談，或是參加與其他部落合作的培力課程。文化復振、部落經濟和照顧這三者在誼珊的期望中，未來應該是要能夠互相連結的。

小孩、家長與青年

談到部落家庭對小孩的照顧，誼珊表示：「以社工的標準來看，這樣的家庭或許條件不好，小孩跟阿嫲有國語和母語的代溝，但像是下大雨時，那個小孩的阿嫲可能就會默默拿傘送到教會給她孫子，小孩在聚會禱告的時候，可能也會說感謝阿嫲幫他煮飯...... 你知道這個孩子需要更多的愛，可是我不會評斷說，他的家人就沒有給他愛。」

單親、隔代教養等父母缺席的現象，反映當代原住民中年人生活的艱困，這些人疲於工作，或者已經損耗殆盡，如誼珊提到台大的山地服務隊曾辦溯源活動，帶著六十歲的老山服隊員回到第一屆服務的部落，這群來自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還健在，當年跟他們一起玩的小朋友卻有多半已經過世。低於平均壽命的狀況表面上是酗酒與職災（部分族人從事做板模、鷹架等勞力工作）對身體的傷害，背後則是競爭的高壓以及難以言喻的失落。這也是部落小孩前方的隱憂，快樂的童年結束之後，遲早將與主流社會相遇、離開部落：不斷地離家，最快小學，最慢高中畢業後就要離鄉求學或工作，而且很難有回到家鄉的工作機會。就算碰上挫折選擇回家，看到的也可能是藉酒消愁的家長。
　　
不過，近來布農青年的返鄉，似乎讓人看到另一種可能。誼珊告訴我們，三、四十歲在部落都算是青年，有些是回鄉照顧年邁的父母卻沒有辦法在部落找到工作，於是希望能發展自己的產業，有的是當完二十年兵後回來經營副業，例如部落裡的早餐店或民宿老闆，也有人是在外闖蕩後，發現開店總是被錢比較多的同行吃掉，唯有身為布農族這件事無法被取代。這一兩年部落成立布谷拉夫部落永續協會，也是在誼珊與返鄉青年共同推動下完成。其中多少有對土地的情感，誼珊提到有族人希望孩子也能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長，如果那塊地上有與自己的父親、祖父共同活動的記憶，孩子長大後就不會把土地隨便賣掉；協會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雖然覺得文化不能當飯吃，卻也會擔心部落的記憶、知識會隨著長輩離去而消逝。
　　
此外，誼珊認為一些鄰近部落（桃源村等）的新生代返鄉青年有很強的原鄉意識，例如東群部落學校的理事長克緯，就是東華大學原民院的第一屆；或者是我們訪問過的Dahu 大哥，他出身於近來每年都會回到內本鹿地區一趟的霍松安家族[註一]，年輕時在外從事過許多工作（先是在基隆港做工、後來被白牧師找去布農部落文化園區工作一段時間），因緣際會下也參與過原運的抗爭。如今Dahu 戲稱自己是「自由業」，沒有固定的職業，但卻有做不完的事情，靠著年輕時在山中與田地累積的生活經驗，包含狩獵、農業、建築工程相關的知識，把布農文化、山林智慧教給小孩和其他的部落工作者。
　　
部落工作充滿挑戰性。誼珊提到，未來要將寫企劃書、做簡報等行政文書的工作交接出去，慢慢的由部落裡的人接手。這類中介性質的工作，像是如何將課輔資源轉換成陪伴和自信，從文化復振發展出微型產業的可能性等等，在部落和外地人相遇時仍要不斷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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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1929 年日本政府發行的台灣地圖中，大約在現今高雄、台東、屏東中間有一大塊空白，也就是日本政府力量尚未深入的地方，被稱為「內本鹿地區」，人類學者黃應貴形容內本鹿為「研究台灣歷史的窗口」。一直到1932 年大關山事件後，日本政府才透過集團移住將內本鹿的居民遷移下山，延平鄉的布農人過去大多就是來自內本鹿。霍松安家族從2006 年開始回到內本鹿重建家屋，至今每年都會重返內本鹿的家。

遊蕩的小孩，要往何處去？

　

◎羅盤針　

美國文學經典《湯姆歷險記》中主角湯姆有個朋友哈克，哈克是鄰居眼中的野孩子，住在自己蓋的小樹屋，街坊大人都叫他「無家可歸的哈克」。哈克的父親酗酒，沒有照顧小孩，放任他遊蕩。哈克的形象在今日大概會被視為一種社會問題，當然小說中的情況與台灣不同。至於台東的武陵村，並不會輕易見到如哈克一樣的小孩，然而不少大人談到：「部落裡很多小孩沒事可做，放了學不回家，到處晃來晃去」。

為什麼不回家？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許多家長出外工作、不常在家，為維持生計壓縮陪伴小孩的時間。這個問題對多數家長並不陌生，然而武陵村不像都市有安親班、才藝班向小孩殷切地招手。如何陪伴小孩成為部落的重要課題。社福工作者與當地人一起成立了課輔班，讓孩子放學後有個去處，並幫助他們完成作業、培養有興趣的技藝；學校也端出夜光計畫，延長學生在校的時間。此外還有大學生組成的Ibu 部落共學團隊利用假期至部落舉辦營隊。

課輔班、學校夜課及大學生的支援在今日臺灣所謂的「偏鄉」皆相當常見，目的即是希望小孩有遊蕩之外的選項，也試圖弭平城鄉的資源差距。在成績、升學的陰影籠罩下，分數評量著孩子的價值，武陵國小主任無奈地提到，臺東學童的學業表現排名全國末尾，「快樂學習」終究沒有辦法使孩子升上中學後免於壓力和打擊。而部落的教育工作者其實也清楚，如果僅是加強複習考試科目、寫作業的方式，對孩子及武陵村的幫助十分有限。因為除了照顧、陪伴孩子，武陵村還面臨著其他挑戰。

武陵村的另一個名字是Buklavu（音近布谷拉夫），這裡是布農部落，族群身分是影響村民生活的關鍵。哈克是白人，族群身分沒有為他帶來什麼困難；哈克的朋友吉姆則是非裔美籍（African American）奴隸，作者馬克吐溫就因為續作《頑童歷險記》關於吉姆的書寫塑造了愚昧的黑人形象而被批評有種族歧視。布農人雖然不受奴隸制威脅，卻也在臺灣的歷史過程遭遇族群的危機。因此學校、課輔班和大學生設計課程、舉辦活動，嘗試帶領孩子認識自己族群的文化。如此不只讓孩子接觸學科外的知識，更有助於他們認同自己，不再把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視為弱勢、負面標籤，獲得課業無法給予的肯定。

文化涉及許多層面，例如布農的耕作、煮食、授獵、織布、音樂、信仰、祭儀、親屬家族、巫師等等。除了學習知識、技術和規範等生活方式，理解人們看待生活方式的角度及其中蘊含的精神，是認識文化相當核心的一部分。以兒童照顧議題來說，桃源村的布農族人聊天時隨口說道，過去在部落所有的長輩都是爸爸、媽媽，看著小孩，所以不擔心小孩在外亂晃。這透露不同於今日將小孩照顧的責任歸於戶口家長的思維；由此看來，「哈克」之所以成為一種隱憂，其實與人們如何看待、對待孩子有關。

有趣的是，遊蕩有時反而可能使得族人接觸傳統技藝，桃源村的Dahu 年輕時不去上課、在山中生活，因此學到了現在教給後輩的食農知識、狩獵技術。這樣的經歷或許對多數人來說顯得另類，卻也走出了自在的生命。

遊蕩的小孩要往何處去？希望你平安回家，也願你找到出路。

△ 足球場旁這一間空蕩蕩、已廢棄的屋子原是民族教育傳統屋。

傳聞曾有遊蕩的小孩待在屋內，不過已是十年前的事，主任表示沒有人在那生活。

支持大觀社區原地安置 盡速召開學者專家會議

四年前，板橋榮家對大觀社區居民提起的訟訴案終結，判決要求居民拆屋還地，並要求返還無權占用的不當得利；兩年多前，居民們成立大觀自救會，支援的學生也陸續加入，開始試圖與退輔會談判，同時持續抵抗強制拆遷。
　
近期，自救會則提出「召開學專會議，訂定原地安置方案」的訴求，要求政府與自救會一起召開學者專家會議，來討論、決定出可行且合理的原地安置方案。
　
站在板橋榮家和退輔會的立場，會認為自己既然是該土地的管理機關，也已取得勝訴的確定判決，當然就必須要依法執行、排除居民的佔用，才不會有怠忽職守的疑慮。
　
然而，這樣的看法忽略了居民「無權占用」背後的歷史原因，包括國民政府遷台時，所建的正式眷村根本不足以安置多數軍人和榮民，未能住進眷村的眷戶，只好在政府默許下在國有土地上自力建屋，或像最早期的大觀居民一樣，藉著婦聯一村福利中心招商的機會，取得該處的居住和營業使用權。
　
後來，該處土地轉為國有土地，輾轉改為退輔會所屬的板橋榮家管理；由外地來到台北尋找工作機會的城鄉移民和都市底層居民，也陸續搬進當時屋價相對低廉的大觀社區。然而，在1995年退輔會受立法院壓力欲收回土地前，政府從來沒有干涉、反對過居民的使用與房屋重建，甚至在1995年的協調中，也同意居民承購該處的國有土地。不料，當時的承諾在行政怠惰下沒有真正履行，也使得大觀的居民在2010年面臨榮家提告求償、要求拆屋還地。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認為退輔會不應該只看到居民的無權占用，還應該看到過去政府無力保障榮民和城鄉移民的居住權，看到過去自己明知居民長期居住、使用卻未置一詞，看到居民提出承購土地要求時的行政怠惰，進而在這樣的理解下，不應追討不當得利，應該保障居民的居住權。
　
那麼，居民的居住問題該如何被解決呢？有別於過去政府對於非正式住居提出的金錢補償、短期社會住宅等方案，大觀自救會則提出要求「原地安置」，一方面是，納入歷史脈絡的考量之後，政府根本沒有進行強制拆遷、驅趕居民的正當性；再者，對於年齡偏高且多從事清潔、幫傭、看護等底層非典型勞動的大觀居民而言，要他們住進集合式的社會住宅，不但會破壞原本社區的人際支持網絡和工作生活，社會住宅的租金和居住年限也是一大問題。
　
因此，自救會才提出「召開學專會議、討論原地安置方案」的訴求，台大意識報支持這樣的訴求，同時認為大觀事件的安置涉及都市計畫土地分區等因素，恐怕不是退輔會可以單獨解決，因此也認為相關機構應該積極參與協商，不應該漠視居民的居住和生存權！
　
▍參考資料
　
板橋大觀事件懶人包：https://goo.gl/PbYkhn
大觀路社區的故事－聚合：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1105
大觀路社區的故事－離散：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1119

106-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候選人4號吳奕柔

◎台大意識報

106-2十合一聯合選舉將於5月31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1屆學生會會長4號候選人—吳奕柔。

問：你這次的參選動機與理念為何？

這一年我原本就待在學生會，本屆學生會遇到最大的問題是看守校方保守的態度，因此很多議題都推動不了。在校方消極的態度下，雖然學生會對議題（例如服務學習、英檢門檻）作了很多努力，但也因為這個原因沒有辦法達到一定的成果，如果下屆學生會長沒有把這些作為首要目標，這些議題也沒有辦法取得進一步的進展，因此改變這個現況算是我主要的參選動機之一。另外一個促使我參選的個人因素是關於臺大投注很多資金在高污染的企業，而當我回到台南時，空氣品質總是很差，而這有一部份要歸咎於臺大投資的企業，今天我們作為臺大，擁有那麼多資源，卻用來間接製造這些污染，我希望能透過學生會長的職位，嘗試去改變這個情況。

至於這次參選理念的主軸是NTU OUR FUTURE，這個「未來式」有兩個意義。第一，我在四月以前就待在會內，希望能夠繼續塑造未來的學生會；第二，未來我們希望打造一個什麼樣的學生會？這屆學生會做的不錯的地方我希望能延續，像是服學改革、英檢門檻；但也有想要改變的部分，公共參與學生會就是我想努力的目標。

問：你對這次校長遴選的爭議有什麼看法？對這次遴選程序的正當性有什麼看法？你覺得校長遴選的爭議要如何解決？請問接下來日子中，你在校務會議會持什麼立場、做什麼行動？遴委會呢？

校長遴選的爭議我會從遴選委員會跟教育部兩個面向來看。關於遴選委員會的部分，當初蔡明興委員與管中閔教授的關係並沒有被揭露，這原本應該是要給遴選委員的資訊，且會影響他們的判斷過程，我認為是當初遴選委員會沒有做足的部分；而我認為教育部今天採取了不得聘任的立場，並做出附帶理由與法律解釋的決議，臺大不應該用校務會議的方式把球丟回教育部。以我的立場而言，臺大現在必須重啟遴選，而不是停滯不前。

另外，我也有意識到下屆學生會長必定要處理校長遴選的事情，我認為臺大要解決爭議的方式就是重啟遴選，其中也包含了重組遴選委員會。而我會在校務會議裡面持的立場大致與上面所說的一樣；除此之外，我認為學生會在校務會議中有一席代表，必要時應該把資訊有原則地公開給大家，平衡資訊公開的程度。

問：你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相對於學生會，學代會在各項議題上是比較敢衝的，原因是學生會在很多議題上需要與學校溝通，學生會跟學代會的嫌隙有可能是從這種「你為什麼這樣做，你為什麼那樣做」累積而來的，這樣的情緒會帶到學生會與學代會的內部。不過，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面對校方需要有一個扮黑臉施壓的人，也需要有一個扮白臉溝通的人。今天關係會這麼差，是因為學生會與學代會間沒有先進行溝通而造成隔閡所致。學生會與學代會的目標都是為學生爭取權益，只是運用的手段可能不同，我覺得這些在未來都是可以事先討論的，進而改善學生會與學代會的關係。

問：如果選上會長，在校外議題（例如勞基法修法、轉型正義、同婚）上是否該表態？若是，該如何表態、如何參與？

勞基法修法跟同婚都是這屆學生會較有觸及的議題，也透過了記者會、遊行等方式來表態；而轉型正義是這屆學生會較無觸及到的，就以慈湖潑漆案來說，學生會內對於此事公民不服從的光譜判斷就有不同的聲音，當時沒有進行表態也是因為如此。在議題表態上，相較於衝撞型的路線，我在大部分情況下是偏好會議型路線的，而表態與參與的方式也應該取決於議題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婚姻平權就比較適合找社團或遊行，勞基法修法則適合找其他學校來串連尋求媒體聲量。但校外議題除非是與校內議題有高度關連的（例如國際化）會多加著墨，不然其實光是校內議題就已經自顧不暇，所以未來在校外議題表態的情況應該跟目前差不多。

問：請問你是否支持校園設立言論廣場？

就我所知校內有兩種看法，一派認為應該設立專屬的空間以充分表達言論自由，但也有人擔心設立言論廣場會造成在其他區域表達受到更高程度的限制。原則上，我支持言論廣場的設立，但若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有些同學可能會認為言論表達的場域（例如行政大樓等）對他的標的是重要的，這時校方不應以「已有言論廣場」來限縮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

問：你所提的政見，會採用什麼樣的方式達成？會議路線還是抗爭衝撞？

基本上，我所提的政見都會以會議路線來達成居多，現在的學生會也大多如此，除非有突發狀況才會以衝撞的方式來解決，像是前陣子的信義房屋事件。但儘管是突發狀況，也要經過會議路線行不通時，才會進行抗爭。簡言之，抗爭對我來說是一種例外。

問：很好奇你要怎麼讓同學加入參與式預算的運作？

就我的了解，校內有一些同學其實對事務是關心的，但卻覺得學生會離他很遙遠，沒有參與的管道，也不知道如何參與。我認為參與式預算就可以作為一種培力的過程，包括辦理說明會、工作坊，並讓同學在提案前得以獲得充分資訊和過去學生會的相關經驗。在同學提案後，也會將提案分為不同部門，由各部門的幹部提出報告書，讓同學知道學生會推行政策會遇到的問題，使同學不如以往只能瞭解到成果，而能更清楚看到一個活動產生的過程；爾後的全校性投票同學也可以有更完整的資訊來做決定。參與式預算不只是讓同學從下而上來投票決定事情，同時也是由上而下將學生自治經驗與遇到的困難讓同學知道的管道，而不是把學生會塑造成一個所向無敵的團體，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學習與獲得資訊的過程。

問：你作為本屆的會長秘書，如何評價30屆學生會的施政？可以怎麼改進？有沒有什麼認同的政見要延續？

其實當我大一剛進來的時候，對學生會是很無感的，但就這一年來學生會的施政，我身旁有一些其他學院的朋友跟僑外生都認為是有感的，也就是說這屆學生會做的事情比較全面。針對要改進的部分，我覺得本屆學生會與院系學會的聯繫相對較低，由於我這一年同時擔任會長秘書與法律系學會副會長，充分瞭解到很多校級事務皆是由院級單位在第一線處理和面對，因此我才會覺得學生會應該與院學會加強聯繫，進而幫忙解決。而目前關於服務學習改革、英文畢業門檻等已經推動到一定程度的政見我也會延續下去。

問：承上題，那你要怎麼去進行學生會與院學會的連結？

這其實是這屆學生會沒有做的。我希望能透過群組進行即時的溝通，也經由定期的會議來整合、討論各院的意見，也會透過議題型會議針對不同的校內團體進行討論，例如關於人文大樓的議題，我認為就很適合學生會透過議題型會議與文學院系學會一起來溝通討論。除了議題上的交流以外，也可以作為一種學生會與院學會在情感上的連結。

問：你覺得你選上的機率是多少？如果沒選上會繼續參與學生自治嗎？

目前來說算是樂觀看待，但現在主要思考的不是這些，而是如何讓更多同學瞭解我的政見，就算沒有選上的話，我也希望當選的候選人要去做到一些不在你政見之內，但同學很關注的事情。基本上，我不是只想要這個位置，而是希望可以透過學生會做更多事。

問：你對於臺大目前國際化的現況有什麼看法？

有很多國際生告訴我他們很難融入這間大學，因為臺大處處讓他們感到陌生，不只英文課程不足，許多報名、申請系統都沒有雙語介面。而且臺大的國際化思維很詭異，只想到要把國際生招進來，但卻沒有塑造出真正的國際化環境，在這方面，學校應該整體檢討校內的雙語學習環境。國際生與僑外生一直是受到忽視的群體，爭取他們的權益也是學生會必須努力做到的。

問：臺大正在推動國際學院，你有什麼看法？

蠻樂見這個計畫，但必須思考臺大把大量國際生招進來的目的是什麼？也希望學校有配套可以讓他們更認識台灣、更瞭解台灣。國際化的同時，也要審視我們自己到底需要什麼，而不是不斷地把資源往外拋。

106-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候選人3號劉昱佑

◎台大意識報

106-2十合一聯合選舉將於5月31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1屆學生會會長3號候選人—劉昱佑。

一、政見發想與計畫

問：為什麼會想要出來參選？

我並沒有特別想要做某件事才來參選。在擔任學代任內，我看到學生會跟學代會關係不好。學生會其實擁有很大的資源，但學代會沒有、其他學生社團也沒有。如果我當選的話，我可以去釋出一些資源。我自己也做過學代，我有信心讓府會關係更好，無論是推動學權，或跟學校bargain的過程，都是更有利的。

問：政見當中特別提到設立「孤獨部」，想問大概會是什麼形式呢？

我覺得孤獨在台大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舍胞一下課就回家，學生自治組織及其他學生社團很難接觸到他們，他們不是不想要跟大家接觸，只是他們很怕被大家打擾，或是不知道怎麼去接觸這些社團或學生組織。那時候舍監建議我可以試著去提供給他們一些資訊，但未必要逼迫他們去接受，或說一定要來參加。

這個部門所服務的客群應該有兩個，一個主要客群是，他覺得自己孤獨也沒有什麼不好，那就可以提供給他，比如哪裡適合一個人吃飯，或者說比較容易忘記的事情資訊。我認為孤獨部的立場是整理一個比較清晰、圖像化的資訊，要不要看隨便你，而不是像學校寄信那樣帶有強迫性，這是可以提高孤獨人士跟校園接觸的誘因。第二種是他本身不想成為邊緣人，然後他自己想要脫離這個困境，我還記得社科院藝文部發了一個穿搭的文章，有些邊緣人可能覺得他不會穿搭，所以才變成邊緣人，就可以把這種業務納入權責範圍之內。

林宇廷也提過說，多設立一個組織會變得很冗，但其實要整理比較喜好孤獨的學生的這些相關資訊，是相當龐雜的工作，我本來有考慮過放在福利部裡面，但福利部業務量相當大，如果要真的能夠把資訊完整地整合起來，成立一個部門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問：那政見中提到社團參與式預算，會怎麼運作呢？

主要概念有三個。第一，我們要能夠補助社團的標準是他做的活動是對於校園有益的，不是說為了維繫社團感情提案就會成功。第二，對於瀕臨倒社的社團予以救助，出具他的財報或財務狀況，可以適時提供協助。第三，如果這個社團本來沒有辦活動，但他願意踏出他舒適圈，那這也可以被列為優先補助的對象。

至於怎麼進行，時程大概是在十到十一月開始提案，因為其實總預算很快就要提了，上學期勢必不能辦，所以我們上學期只能進行審議的過程。我政見有一條是希望能把祕書部的資訊小組、一些社團業務跟各部門有關於社團業務拉成一個社團部，社團部有人力資源就能對社團的參與式預算進行實質審查，方式就不是以學生投票來進行審議。同時除了就學生會費的分配之外，我們也會爭取社團補助的支配權力。

問：會長小客廳會如何實行呢？

現行制度其實有學生會1999或是問卷的方式，來整理學生的意見，但仍然有它不足的地方。透過問卷的方式這個意見的偏誤是在於誘因是獎品，真的想來填問卷的並不是真的想要反映意見的。那第二個1999的偏誤是在於報案者是一個個體，不見得是多數人觀點。那我認為小客廳可以一次解決兩個問題，因為它並不單向，而是學生自願想來表態，第二個是至少是一群人想要來跟你反映一件事。那當然要有一定人數限制，我是覺得應該是要五到十人左右。

至於形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供餐點，但這個方法其實跟問卷提供獎品不太一樣，它能提高誘因，卻不會成為它主要的誘因。時間安排是不管何時何地，基本上應該是晚上之後，避免學生可能還要上A、B、C時段或其他課程。

問：關於服務學習與校內英檢存廢議題上，會怎麼看待？

就英檢而言，據我所知，學校廢英檢有很大的阻礙是他為了要賺錢。我們應該要顧慮到學校想要賺錢的動機，用兩段式來廢。第一段是，學校應該要先辦一個完全免費的自辦英檢，在第一階段的時候把它綁個必帶，大家都可以來考這個免費的英檢，但如果沒考過就一定要被帶入一個自費、比現在便宜的、學校辦的考試。這樣學校一定會賺錢，大家又可以考一個免費的試，我覺得這是相對合理的。那進行到一個時程之後，學生會再進一步考慮要全廢或全免費，如果往全免費走的話，學校有個顧慮說，我今天要辦一個免費的考試、又要花錢，就有誘因把整個英檢門檻廢掉。

至於服務學習，因為系所開辦服學課程還可以接受教育部的補助，所以也和經費有關，我同樣也是用兩段式來進行廢服學的計畫。第一階段目標是打破服學跟服學間的界線，不能自由選擇服學是一件滿弔詭的事，行之有年後，慢慢調整補助標準，如果這個系所開的服學課程好、選的學生就會多，那它補助就會多，形成一個自然的誘因，這時再把整個服學廢掉，大家也可以接受。如果這個服學課程開得好，學生也願意服務，系所也可以接受到補助，服學也廢了，是一種不錯的方法。

二、如何看待學生自治

問：你會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

劉：其實學代會和學生會在校級會議裡面都有代表，有很多事情要跟學校溝通，不可能把關係搞砸，所以吳奕柔說他覺得學代會跟學生會應該扮演黑臉跟扮演白臉，事前就要溝通好，關係沒辦法那麼純粹。大家想要進行模擬政府，但他們已經私下有了合作或接觸，學代會作為監督學生會的機關，就不能以一個純然公立客觀的立場去監督學生會。我個人認為爭取學權還是比學代會監督學生會還重要，因為這才是關乎整個學生的利益。那要怎樣實質監督，還是要端賴學生會長願不願意負起政治責任，到底在學代會上會不會「誠實揭露」他自己的決策理路，還有願不願意誠實檢視他自己說過的話及做過的承諾。

問：學生會與學代會常被批評代表性不足，你會看待這樣的批評？

我是覺得代表性就只是「有」跟「沒有」的問題。既然選擇這位代議士或這位民選首長需要代表人民來發聲，換個角度想，如果這個層級拉到政府的話，是不是立法委員在修正動議或提一個主動議，他就要在他的選區辦個民調？那其實是曠日廢時的，所以說既然是透過一個公開公平競爭的選舉選出這位學代或學生會長，那他的代表性勢必就不能遭受質疑，否則你就是質疑整個制度。這時候就不是質疑他的代表性，而應該是質疑整個代議政治的價值。

問：會如何推動學生代表在校級相關會議學生代表席次增加呢？

學校常採取的論調是要支持大學自主，其實大學自主這個概念應該是從德國來的，他們不是老師選學生就是學生選老師，這樣的關係存續影響了日後大學內部權力結構的發展，德國大學老師佔據的校務會議席次大約是一半多一點，如果追本溯源，要支持大學自主的話，勢必要提高學生所占有的校務會議代表席次。其實大學自主是一個相對空泛的價值，但可以成為學生反擊比較保守、限制學生權利的老師。台大學生有三萬三千多人，教職約三千人，他們即使支持大學自主，也未必支持等比例的大學自主。像南韓就是一人一票能投出大學的校長，這問題也可以拋出來給他們思考，如果他們覺得有道理，還是會有部分老師支持。

三、如何看待30屆學生會的作為

問：過去無論像新歌聲事件、自辦英文測驗收費等議題，發現目前像福利部那邊方式是選擇在會議上論理，如果破局了馬上升高到用媒體等輿論戰的方式，你認同這樣的做法嗎？如果你認為這樣的手段要改進，你會如何改進？

                           

劉：我滿認同這樣的手段。說句難聽的，學校有些就是比較怕事，所以如果用比較強硬的手段，它勢必會變軟。但這樣的手段也不宜多用，而且用了應該就要有一定的把握。在中國新歌聲衝撞結果滿成功的，但更重要的是體育室裡面的權力結構有沒有被揭露。其實我跟林謙有討論過，裡面有分康正男派、還有副校長派，真正想賺錢的是副校長派，康正男反而或許可以成為學生的隊友。學生會更有效的做法應該是跟裡面的派系合縱連橫，而不是一味衝撞。衝撞可能會升級成學生對老師階級的對立，那他們就會團結起來保護一個共同的利益，所以這時候反而變得更危險。

問：那你會怎麼看待林彥廷在面對學代質詢的態度？又為何會在遴選爭議上被批評？

第一個是態度問題，因為我現在在當秘書，會看到林彥廷本人對學代說你這是拖延議事、卡預算，但事實上卡預算就是學代的職權，這可能會引起一些學代的反感。第二個是實質層面，其實林彥廷在做資訊揭露的時候，他做得很充足，相較於前任很充足。但學代還是有很大的疑慮，不是量的問題，是質的問題，因為林彥廷並沒有告訴他決策轉變的過程、為什麼他這樣變，他只有跟你說我的決策是這樣子，沒有人能清楚會長內心在想什麼，所以大家會有不安感，這是溝通的問題，會長公開自己的決策理路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問：總體而言，你會如何評價30屆學生會的施政？

整體來講是很好的。林彥廷在任內其實做了很多事情，像是福利部做了一個校安的平台，或像是1999，其實都是很大的突破，我自己其實在其他院裡面，會遇到一些學生，有時候我就會問他們說，你知道學生會在幹嘛嗎？你知道學生會長是誰嗎？他們都說不知道。那我其實就很疑惑，學生會其實提供的服務來越多，預算也在變多，但普遍無感的學生還是沒有下降，所以現在學生會做的並不是要一個大政府，而應該要去增強跟學生的連結，這也是為何我要做一個小客廳，學生會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做精準服務，知道學生真的要什麼然後去做這件事，而不是我什麼都要做。但還是還有很多學生不知道學生會在幹嘛。

問：那麼會有打算如何調整各部會的部門配置與規劃？

現在學生會政策性的部門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外務部，一個是永續部，兩個部門都有他們自己的爭議。外務方面就是被說是國際事務處的免費工人，也有很多外籍生也說其實它也不知道外務部在幹嘛，但這其實是個陣痛期，因為其實台大校方對於僑生外籍生有很大缺漏，透過外務部可以辦活動或是說建立普通生和外籍生的連結，所以應該要繼續運作下去，但它可以適時放棄一些業務。

那第二個是永續部，永續部應該是大家批評最大的部分。永續部目前所做的，一個是校內的小遊行，一個就是綠餐盒計畫。綠餐盒計畫在上次常會報告會持續推動，但目前還沒看到成果。永續部第一個預算花不多，代表說他沒有要推什麼大型的活動，第二個它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成果，也只是一些宣示性的作為，存廢是可以討論的。

像高教小組和勞動小組，其實顯而易見的勞動小組做得遠大於高教小組，但學術部其實是常設組織，去調整學術部去變成勞動部是有困難的，這樣子小組的分工是很好的，至於小組所負責的內容是可以調整的，小組內像是它要做什麼或是人力分配都是可以調整的。

四、校園與社會議題

問：你如何看待校長遴選爭議？

其實這可以分兩個探討，第一個是我的見解、第二個是我應該做什麼。坦白說教育部確實有這個行政裁量權，但是以何種理由有很大的爭議，就我的見解來講，應該要先釐清這些理由是否合理。教育部現在最主要的兩個理由，一個是獨董兼任、另一個是利益迴避。第一部分據我所知，其實獨立董事在選舉的時候他並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會上，所以有人就說九成五的人都這樣做，管中閔這樣做也對，我覺得是不能主張不法之平等。就現實層面來看，他的程序確實如此，因為股東大會在選出獨董之後，他才能向學校簽報能否兼任，如果他還沒當選，他就不能跟學校簽報，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他會不會當選。剩下零點五成是萬一這位教授原本就是股東大會的會員代表，如果他被提名成獨立董事候選人，這時候他就知道、知道後他就有義務向學校簽報說我是否能兼任獨立董事，這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會不會當選、但因為他知道，所以他有義務要簽報，所以就有這九成五跟零點五的差別。那這九成五就是他不是股東大會的會員，所以他事後知道才要簽報。

第二部分是利益迴避，我一直覺得利益迴避是比較重大的問題，據說蔡明興應該有幫管中閔拉票，這個行為是非常有爭議的。但就實質面，影響其實沒有那麼大，因為薪酬委員跟獨立董事對副董事長的薪水其實沒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他都有固定的公式去提列，所以即便管中閔真的想要獨厚蔡明興，他也沒辦法，因為制度上已經把他寫死了。

我一直認為我要做的並不是急於表達我的見解，因為在這場爭議中，學生勢力就是在中間被推擠，然後被犧牲權益的一群。如果有人願意跟我們合作、而且承諾更多的校務會議代表席次，那應該要更長遠來看，台大學生的會議代表席次長期來說都很少，是不是要透過議題的操作和合縱連橫來獲得席次，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問：你會怎麼看待言論廣場這樣子的議題呢？這個廣場你認為會用什麼方式進行管理呢？

既然要設立言論廣場，就不該對言論的主題或內容進行限制。至於說會擋到別人言論，或遮住別人旗幟的問題，它其實可以規畫空間分配，當然登記是一種限制性的手段，但它不是為了說選擇誰能掛誰不能掛，而是確保每個人都有平等，不影響到別人意見的方法。至於地點，鹿鳴廣場是相對不顯眼的，並沒有達到它的效果。

那會不會今天真的設立了言論廣場的話，反而加強學校更有限制意見表達的空間的正當性？其實這應該沒有到這麼嚴重，教授的聲量表態相對大，學生也有很多的平台，好比說臉書或是交流版等，他們都可以透過這些方法來凝聚聲量。其實言論自由的壓力不只是老師行政，還有像是在意景觀的學生或老師等等，學生也擔心被起底，這才是學生言論自由的壓力來源。我們應該要跟校方達到共識的是，校方應該要有責任達成一個意見承達區，學校的角色就不再是一個言論壓迫者，而應該是一個支持言論自由的學校。

問：您會如何對於校外議題進行表態？

其實算是有社會共識了我就覺得應該優先表態，那其實在學校裡面也有很多團體關心勞基法修法的議題，像是研協關心助教勞權的時候，助教就覺得說，我幹嘛要納保，我又不會生病。其實要關心這個議題時，需要了解到學校跟外界生態其實不一樣，如何區別外界跟校內的情況是學生會需要做的事。

那第二個是，經過這次遴選風波之後，很多人變成傅斯年自助餐，有趣的是現在的文學院跟臺靜農、許壽裳他們其實有斷片在。很多人不知道校園的歷史脈絡為何，應該要優先在文學院或傅斯年這件事情上進行轉型正義。

那同婚其實我在當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的任內，就已經有表過態，這其實是個世代的問題，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外界跟學校裡面有時候還是有差異的。同婚這個議題在校內其實接受度相對高，應該也要納入優先表態的議題，

問：會如何看待轉型正義的議題呢？

我們要推動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應該是要讓真相越來越明白，第二個是要讓更多學生知道，那才是真的轉型正義，才不會是真相只有少部分人知道而已。那學生會的角色如何？他的角色應該是要讓越來越多人知道，因為她有資源，而且具有代表性，如果把真相推廣帶給更多人知道，那才是轉型正義成功的第一步。

至於校外的轉型正義議題，我認為學生會長還是要選擇跟校園有關的議題，我在總團長任內也是要接觸黨產被查封這些問題，但是很難去喚起學生對這些事情的關心，因為第一點他跟校園連結不多，第二個是意見分歧很大。支持的人可能會說政府現在在做對的事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反對的人就會覺得這是民進黨在清算國民黨。在沒有討論基礎或是很難去建立一個平台的基礎下，貿然地去把它帶入校園的話只會造成更大的對抗和矛盾。

四、結尾：關於我

問：為什麼會想要參加國民黨呢？

其實我加入國民黨純粹是我的意識形態，因為我不支持台灣獨立。作為一個有熱情想要投身公共事務的人，日後或者說未來在參與其他層次的選舉時，似乎有參與政黨的必要，所以我就配合我的意識形態選擇國民黨。國民黨青年團團長這個職務對我來說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可能是我自己安慰自己的想法是說，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說，他的意識形態是價值中立的，那是沒辦法的，所以其實換句話說，我自己至少誠實面對我的意識形態，而且做到資訊揭露，我從來沒有否認或是隱瞞我就是國民黨籍人士。

有人可能會質疑決策受到政黨的限制，但一個是，我真的要當學生會長的時候，已經卸任了，所以其實影響相對小。第二個是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它就是中央常務委員，沒有更高的權威可以去指揮或是命令中央常委去執行一個黨的意志，所以我認為疑慮不存在。我認為真的是需要注意的是要設立一些黨部或是扶持學生會幹部，或者說跟學生會幹部進行利益上的交換，這才是學校或學生應該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問：你認為你選上的可能性？如果未選上會往哪個方向走呢？

其實不高，大家對於實際的政治還是有相當的反感。這次有這個機會，比如說接受意識報訪問，或者說讓自己能夠在政發上面跟學生對話，我覺得說都算是不錯的場域。那是不是我當選不重要，但我有一些概念可以給下一任學生會長，或是如果我有幸當選能夠來做到，就是對學生自治是一種貢獻。而且有些政見像我現在就已經在做了，像是會長小客廳，我就會叫一些學代一起來做，去凝聚大家對於學生自治的關心，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機率真的不是重點，能夠來表態是個很好的機會。

即使我沒選上，我還是會繼續當學代會秘書，當學代會秘書是一個很有趣的事，第一個是它可以輔助議事，比如說新學代可能不知道怎麼操作議事規則，又不敢問議長。那大家也知道周安履議長現在作風相對強勢，那有些新學代可能被嚇到，他們就更噤聲，那學代會秘書其實是作為服務學代的一群人，去講說議事規則要如何操作，它可能會比較願意傾聽也比較沒這麼有壓力，繼續當秘書的話，也是對學生自治或是學代會做出一些小貢獻。

問：最後有沒有要對讀者說什麼呢？

那就用范雲所說的：「政治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106-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候選人1號江昱霆

◎台大意識報

106-2十合一聯合選舉將於5月31 日（四）舉行，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1屆學生會會長1號候選人—江昱霆。

一、參選動機與政見

問：請問您為什麼參選學生會長？您的理念為何？

過去在大學部時，與學生自治沒有太多的接觸，後來陸續參與全校校活動及其籌辦，又在碩一、碩二時擔任新生書院的隊輔，在活動過程中發現自己很喜歡與人互動，而後繼續維持與小隊員的聯絡，讓我發現有些問題實際存在而未被解決。透過參與這些活動，讓我了解全校性事務如何運作，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之後，也讓我發現不同問題，因此後來參選了學代。剛好今年學校面臨深耕計畫、校長遴選等爭議，剛好是一個台大改變的機會，如果在學生會長這個位置，擁有更多資源、話語權，透過我的經驗能為台大做更多事。另一方面，也透過我的經驗，讓更多像我一樣原本沒參加學生自治的人更能進入學生自治的場域。

我的理念是承襲著這個脈絡，從高中到大學、從只顧自己的課業，到踏入學生自治、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是必須跨越一條線的。以我自己的經驗，從關心團體行動、參與活動，到產生對學校的認同、看到問題，再演變為隊議題的參與並對這些公共事務產生興趣，這是階段性的過程。我希望學生自治有更多人的參與，透過比較平易近人的活動舉辦讓更多學生能參與學生的活動，再慢慢接觸學生自治並產生興趣、能夠擴大學生的參與。

Q：有關「提點子」這項政見，您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模式？

當初在政見的發想上，考量到這屆學生會的Line平台，本意是希望能讓大家對校園事務更關心，但事實上除了即時的資訊傳達外，似乎未能發揮公共參與的功效。當然，提點子可能也會面臨這個問題，所以還是必須先提升學生的公共參與，也就是透過活動階段性地做到。因此在提點子的實踐上，未來可能會再進行利弊及可行性的評估。有一個可能性是進行試辦，提點子的好處是可以附議，除了看出意見還可以看見聲量。但現下會遇到的問題可能是，會提點子的人同樣是原本就有參與的人。

Q：您以自身經歷提出從活動參與到學生自治的階段性轉變，但參與活動是否真的會發展認同？

我不可能保證所有人參加活動都會發展認同，但我認為如果參與活動後有一個人能夠進入公共參與，就是有價值的。這些活動的價值在於參與門檻低、方式具有親和力。我認為從活動到對於自治團體的了解是有一定轉換率的，這個過程中學生會也應該更主動去傾聽他們的問題、與他們互動，可以讓他們更能了解校園自治的運作。

學生活動的本質是，除了興趣因素外、還有透過人際網路進入參與，在幫忙過程中就能讓他們對學生會更了解、願意接受資訊，未來就有接觸議題甚至進一步參與的可能性。

之所以會提出與社團合作，社團本身相較於個人本身，參加社團的人對團體參與、學生事務是願意付出的，如果學生會給予一些支援，在這個過程中，社團成員也會自然進入學生會活動的參與中。他們本身對團體的事務是有所關心的，當學生會提供有資源、有人力、有權力的位置時，就能讓這些原本就想做些什麼的學生往這個方向發展。

Q：這會不會變成花學生會的錢幫社團辦他們想辦的活動？

其他兩位候選人提出的參與式預算可能是如此，但我提出的與社團合作並非這樣的概念。例如我提出擴大舉辦音韻獎、電競大賽，這些都是原本社團已在舉辦的活動，但他們面臨人力、資金的不足，學生會合作有幾個好處。第一，學生會拉贊助較容易也較能得到更高的額數。再者，社團可以提供學生會缺乏的專業，而學生會可以補足人力上的不足。第三，社團本身也希望擴大活動的規模，拉贊過程中廠商會考慮觸及規模。擴大規模過程中，可能需要其他社團的協助，學生會可以做的是串連各社團。

這除了是社團想辦的活動，也會是對學生有所助益的活動。之所以在政見中提出這些活動，首先是希望台大的人才能有發揮的舞台。第二，台大除了學術是頂尖之外，我也希望在各個領域都能夠有指標性的活動、它是能夠為台灣培育人才的。並且，我不希望像過去學生會花費大量預算在大型康樂活動上，這不是大型康樂性活動、不是玩樂性質，我做的是結合各社團原本就有在做的事擴大。這反而是把原本分散的資源聚集起來，不一定會花更多錢。

Q：是否有造成預算大量花費在這類社團活動上的疑慮？您如何決定要擴大舉辦什麼活動？

所以我主要是希望透過贊助的方式，並且，活動需要的花費對於社團可能是很重的負擔，以大型活動而言，對於學生會而言是很少的，以學生會名義要拉到這個額數的贊助相較是容易的。

我們會經過可行性的評估，篩選出一些在資金、人力上認為能夠合作的活動或競賽，並與社團合作。辦任何活動都會有取捨的問題，以學生會的立場，會盡量主動與有意願的社團接觸討論、傾聽大家的想法，但能否做到就必須考量實際的狀況。

Q：是否能夠更詳細地說明您評估的原則是什麼？

另外兩位候選人提出的參與式預算相較來說篩選比較困難，資源比較少的社團也未必有能力與人力進行投標或企畫書的撰寫，比較大的社團比較容易拿到這個標的。參與式預算仍然存在篩選的標準，並非什麼活動都能舉辦，這是任何做法都會面臨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還是要參考以往的經驗，看過去曾舉辦類似活動的贊助金額及影響規模等，我會先進行這樣的評估。價值的選擇上，我的出發點會是增加台大的影響力及培養社會人才。

Q：提出這麼多政見能否達成？政見無法落實，如何負責？

我們當然盡力去做，我覺得我可以給的承諾是，跟社團聯合的競賽是可以做到的。諾貝爾獎講座最困難的是時間的問題，我可能無法保證，選上後希望能夠提早規劃，還是有機會做到一定程度的。

二、校內議題與學權推動

Q：您如何評價有關學生會長及學代的代表性問題？

我覺得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時，是從正規的法律程序選出來的，我們有正當性。代表性的部分，我希望能做的，就如同參選理念所說，促進學生的公共參與。投票率低不代表沒有代表性，不過我還是希望能提升參與。學生自治對學生的參與門檻是高的，所以我希望透過輕鬆的方式讓學生慢慢進入學生自治，而我認為社團也是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很好的一個跳板。

Q：您覺得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樣的關係？

建立在理性溝通的基礎上，學生會是行政機關，學代會有監督責任，我作為學生會，面對學生會內的事務時，會充分與學代會討論、合作。例如面對學校或校外的重要議題時，我會更強調雙方的合作關係，我希望能夠建立協商溝通的機制，在解決問題時進行理性的討論。在會議上與校方交鋒前，可以先進行討論、達成共識，以維護台大學生的權益。

以這屆對學生會長的糾正案來說，就我的觀察，學代們之所以對學生會長有所不滿，是因為學生會長的態度是比較高傲的，當時提出糾正案是針對他的迴避及過晚發出聲明，在糾正前我們有透過質詢進行敦促，但學生會遲遲不表態。對於他的迴避或拖延表態，在我質詢他是否覺得表態過晚之前，他不覺得自己的迴避及拖延是有錯的。作為一個會長，我未來會用更好的態度與學代會溝通。

Q：您是否支持校內設立言論自由廣場？

我認為不取締、不審核就是言論自由的重要意義，這個空間的設計對於公共參與而言是有幫助的。我認為有關有違法內容的言論表達物，不應該用事前審查的方式，而是以事後依據相關法律予以處理。

Q：言論廣場的設置是否會使得校方正當化對其他空間言論自由的限縮？

我認為不至於，嘴巴在我們身上，學校管不了。針對現下校方對於校內言論管制的狀況，站在校方、學生會的立場，我們必須維護校園安全或校園中的整潔，因此我認為是合理的。如果有一個專門的地區，在現階段是便於管理的。不得不承認台大的言論自由不如其他更進步的國家，因此我們必須思考怎麼讓大家更好地發聲、是否可以參照一些國外的大學，如果有更好的例子，學生會也可以向校方提議。

學生方也應該成立一個小組，與校方共管，在空間的處置上不能由校方單方決定，必須經由與學生會的討論。學生會的立場是，只要不違法，就不多加干涉。

Q：您會採取什麼樣的模式爭取學生權益？以您的政見為例，您會如何推動？

第一，我會想更多地與學代會合作，實際上我們在爭取權益時，一定是一方黑臉、一方白臉；第二，如果是學生事務的討論上，在學生會跟學代會之間，我會希望採取會議路線；如果是學生會對校方，或學生會和學代會一起對校方，就不排除用抗爭路線。

在政見中提到的校外自主學習抵免的推動，必須回到各院系上，我會希望能把各院系的學生代表集結起來共同討論、了解課程規劃，在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提案。學生會跟院系學生代表討論過程中，可以針對各院系課程狀況實習狀況、服學狀況，進行資訊的整合，讓大家知道其他系所的做法、看見一些相較合理或不合理的狀況，所以我認為資訊的公開是重要的。

休學年限從兩年增為三年，層級會比較高，可能要由教育部、行政院修改法案，但我希望能夠呈現其重要性，這對碩博士生影響非常深。
有關服務學系內容的調整，首先是先成立服學小組，了解各個院系的服學狀況並向學校進行整體的報告及倡議。

再者，有關英檢門檻廢除，我會延續現在學生會的作法繼續爭取，在全校師生有共識的情形下，可以全面檢討台大的語言政策、加開課程，有些免費的檢定可以自辦，提供給有意自主學習、提升語言能力的同學。以大學的立場，我希望能讓規定變得自由，但提供資源，讓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學習。

三、校長遴選爭議

Q：您對這次校長遴選的爭議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次的爭議有三個主要的點：第一、管教授本身在爭議產生時採取迴避的態度，這導致問題沒辦法得到第一線的解釋及解決。第二、校方及遴選委員會的不作為與不表態同樣也讓爭議無法緩解。在3月24日校務會議前，校內就存在要求說明的聲音，但遴選委員會和管教授的態度都直接認為教育部是錯的、是政治介入校園，我認為這樣的態度是可議的，讓爭議無法解決且校外勢力有介入的空間。第三、在3月24日的校務會議中，校方和挺管的老師理應和學生理性溝通，但校方卻不按議事規則與會議流程、迴避問題，用幫派政治的方式解決問題，最後才導致這個結果。

在上述兩個時間點無法解決爭議，導致校方沒有辦法尊重學生及老師的意見、使學生及老師無法進入決策中心。從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師生票數比、討論內容來看，也可以呈現出學校幫派政治醜惡的一面。

校園自治的主體是學生，但當學生參與比例低、漠不關心時，校園自治就會只操縱在少數人手中，甚至讓外部勢力介入。這導致兩個結果：第一是二元的對立，問題無法得到良好的討論，學生不太了解狀況也不想了解狀況。第二是情緒的激化，畢竟二元對立就會造成情緒的衝突，更沒有辦法進行理性的討論。

再者，我認為遴選委員會的正當性不足。主要是資訊未主動揭露，導致所有委員不知道如何迴避，這同時也可以說是程序的不正當。即便是其他教授當選，也會面臨相同的問題，例如周美吟與廖俊智的關係也會迴避的問題，遴選委員會本身就有問題，導致他們正當性不足。
我認為台大校長是要從嚴審視的，如果有錯就是錯的，不因比例原則而不做出裁示。

Q：如果您擔任學生會長，您認為要如何解決爭議？

我覺得校方要成立專案小組，了解程序上、法律上的瑕疵，也需要重啟遴選程序，讓台大回到校園自治的軌道。

以學生會長的位置而言，我希望能夠讓更多學生了解、並且去了解學生的意見。校務會議前與其他學生代表要有更好的討論、更好的整合，在遴選委員會裡我也要公開資訊、不迴避任何問題，例如投給誰、程序瑕疵、遴選委員的身分問題，在無違保密原則的情形下我會公開這些資訊。

Q：你認為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我會多掌握學生的意見，例如用公投的方式讓校方知道學生的意見。我也希望能夠提升學生代表席次，但老實說，現階段很難改變決策的結果，但我希望校方不重視學生意見的情形能夠階段性地被解決。

學生參與多就不會有外部勢力介入，我無法肯定，但我相信台大學生是理性的，如果學生參與較多，能夠對問題有更好的討論，可以減少外部勢力造成的二元對立。

四、校外議題參與

Q：對於校外議題，如勞權、轉型正義或同婚，您認為學生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學生會是有指標性的代表組織，從媒體聲量上我們也可以看見台大學生會會長應該負起這樣的責任，在這些全國議題上，我們應該積極表態。但在表態之前，會主動尋求學代會的討論與認可，並且站在對學生最有益處的出發點，而非個人的利益考量。

舉例而言，在勞基法部分，學生會應該積極表態並支援、參與勞工團體的活動，例如勞權公投、五一遊行等，因為今日學生、明日勞工，維護勞工的權益就是維護學生的權益。

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例如今年研協辦的言論自由日紀念活動及歷年學生會及研協會參與的陳文成紀念晚會，我們會延續這個傳統。在黨國歷史中，台大作為推動民主、自由開放的先驅，有許多前輩烈士被掩藏在歷史中，轉型正義的問題不是校外的問題，是校內議題，不是要進行道歉大會、區分誰對誰錯，而是要了解真相，我希望能夠讓台大學生知道真相、了解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為了不要讓它們再發生，並讓大家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在同婚議題上，我認為這是一個人權議題，學生會應該要有自己的性別論述，也就是支持同婚。在校園當中，我們也應該把這樣的想法化為實踐，推動性別友善廁所、性別友善宿舍。

Q：您認為學生會應該關心什麼議題？應該投注怎樣的資源來關心？

這是假設性的問題，因此沒辦法給出明確的回答。如果我們能力範圍能做到的，我們可以透過新聞部或校內其他媒體合作，讓大家知道，用報導的方式需要的資源較少，至於其他方式如特展、活動，就再針對各個議題個別討論。以上述議題而言，會是積極推動。

五、總結

Q：您如何評價第30屆學生會的施政？您認為有什麼能夠改善的地方嗎？如果有，會如何改善？

對於這屆學生會在能見度的提升上給予肯定，未來也會繼續延續。外務部的設立及努力我也相當肯定也會持續延續。但可檢討再公共事務的參與上，學生會面對爭議往往責無旁貸，未來我們不會迴避任何爭議。在辦活動方面希望能夠用更經濟的手段，結合現有資源、擴大活動規模。最後，Line app的設立就沒有達到原本的立意，僅只於訊息的傳達。回過頭來講，還是想先提升學生的校園政治參與。

Q：你覺得你選上的機率是多少？沒選上的話，還會繼續參與學生自治嗎？

選上的機率大概兩成吧。我承認在政見發表或論述的手段上不那麼熟悉，但這次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學習，讓我能夠更熟悉公共事務、看到更多問題。即使沒有選上，我還是會繼續參與學生自治，也希望能夠透過接下來的參與，讓自己有所成長。我的理念就是想要服務大家，在服務的過程中，我自己的收穫其實是更多的。

意識報096目錄

096翻頁版

編輯的話

2017 年九月底在台大爆發的「中國新歌聲」事件，最終在抗議群眾衝上舞台、 演出活動遭到強制結束下匆匆落幕，但此次事件其實存在許多值得關切的複雜 面向，本專題除了仔細梳理事件脈絡外，也透過運動參與者的視角，觀察獨派 和其他抗議學生的關係、體制外抗爭如何成形，以及從年尾爆發的另一起場地 租借爭議，討論現行場地租借規則的不足。

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目標」──台獨與學權的分與合

◎ 凌心耕

中國新歌聲──從釐清到理清

◎ 黃脩閔

抗爭者第一人稱自白

◎ 林博謙、許毅全

從中國新歌聲到公館遊樂園──論體育場地出借的法規漏洞

◎ 童昱文

編輯的話

從去年三月到本篇即將刊出的現在，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反對傳統領域劃設排除私有地的倡議者們，還堅守在凱道周圍持續抗爭。這篇專題將從法規面出 發，延伸到文化政策、土地史和原住民族主權觀等視角，試著帶領讀者思考為 什麼這群抗爭者會如此憤怒、如此堅持，同時也試著捕捉這樣的倡議所引起的 種種批判和權利間的衝突。

點燃戰火的一紙行政命令

◎ 王亦民、林其叡

不同視角下的傳統領域

◎ 黃芷儀、鄭詠綺

他們在凱道打一場溫柔的、名為「溝通」的仗

◎ 莊子萱

他們在凱道打一場溫柔的、名為「溝通」的仗

　

◎莊子萱　

第 182 天，從 2017 年二月十四日原住民族委員會 公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二月 二十三日到總統府前抗議開始，他們還在凱道上紮營。 　　

從一頂陽傘到十張帳篷，由 Mayaw Biho、Panai Kusui 和 Nabu Husungan Istanda 首先發起的原轉小教室在凱道搭 起的臨時廚房飄起冉冉炊煙。Nabu 邊招呼大家吃炒蝸牛肉 邊說，其實他們在凱道駐紮，就是希望來來去去的人都可 以進來看一看、聽一聽原住民文化的內涵，了解一下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議題。 　　

野菜從各個部落寄來、角落堆放著一包包的葛鬱金、 玻璃罐子裡裝著醃山豬肉、桌上有殘食的山羌和飛鼠。臺 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林益仁在《獨立 評論 @ 天下》上說：「顯然，這不是過去政治人物習慣的 『遊覽車與便當式』政治動員。」；一如「原轉小教室」 這個稱呼昭示了一場非典型抗爭。 　　

凱道上辦起一場場講座，政大民族系的官大偉副教 授、邵族民族議會行政專員 Malihan Lhkahihihan 等皆前來 座談；Panai 教你唱古老的歌、領著幾十個人手牽手跳古 老的舞；端午節連假舉辦《給凱道部落的一首詩》活動、 緊接而來的《凱道小講堂》……。 　　

Mayaw Biho 最常感嘆：「難道這就是號稱最會溝通的 政府嗎？」原因其來有自。因為原轉小教室正透過行動展 現「溝通」應所具備的高度和內涵，他們提供的不僅僅是 一個公共議題對話的空間，更是幫助大家了解原住民文化 的平台。

石頭是長久確實的存在 
　　
三月十四日，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對外發表：「單 憑族人歷史口傳的指認，就要限制現有土地所有權人的財 產權，在政治和法律上是行不通的。」，許多部落連署要 求張景森道歉。 　　
三月十八日，凱道上發起彩繪石頭的活動，大大小 小、色彩紛呈的彩繪石頭陸續從台灣各地寄上凱道，探訪 原轉小教室的人們也紛紛在凱道的石頭上作畫、寫下自己 的盼望，上百顆石頭鋪排在帳篷外側，連同許多藝術家創 作的裝置藝術、圖畫在凱道上立成一道奪人眼光的風景。 　　

Mayaw Biho 說，張景森說口傳歷史不存在，原住民 沒有證明。而石頭是長久確實的存在，就是歷史最好的證 明，以前沒有什麼地契、沒有文字證明，這就是原住民長 久以來的方法。原青陣的高怡慈學姊則補充說，石頭就是 實實在在的證明，來自各個部落，證明原住民真真切切的 生活著，就像石頭是很原始的存在一樣，原住民在台灣這 塊土地上的生活也是比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早的存在。在台 北的人們從來沒看過這些人如何生活，但這些石頭確實來 自部落，證明著他們的生活，這些石頭從各處寄來，就像 族人的聲音來到凱道一樣。

台灣這麼大，難道還容不下原住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嗎？ 　　

五月二日，警方經過多次勸阻無效後，突襲清除凱道 上妨礙交通物品。原轉小教室在凱道上的集會始終沒有申 請路權，我們問 Mayaw Biho 這麼做背後的目的時，他說， 政府當初用違法的方式取得原住民土地，今天原住民來凱 道上抗議，難道還要遵照這個政府訂的法律來行動嗎？在 人行道上擺放物品造成不便，對台北市民有點抱歉，但路 還是可以走的；而族人要一條回家的路，卻沒有路可以走。 台灣這麼大，難道還容不下原住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嗎？ 破局與驅離 　　五月九日，立法院《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黨團協 商，由內政委員會召委曾銘宗主持，但曾銘宗裁示「今日 沒有共識」，全案送交院會繼續協商。 　　

五月三十日，原民會官員到場溝通，談判破局。 　　

六月三日，警方在滂沱大雨中拆除原轉小教室駐紮在 凱道上的躲雨棚，強制驅離。運動者前往附近公園及捷運 站避雨，直至今日，原轉小教室仍在台大醫院捷運站一號 出口繼續努力著。

對原住民青年的影響 

原轉小教室在凱道上駐紮如今已到了第兩百多天，透 過運動者不懈的努力，在社會上漸漸產生迴響。其中，我 們訪問了社工系一年級的林禹岑同學，及法律系二年級的 高怡慈同學，希望她們以原住民青年的身分，與我們分享 這個運動對她的影響。
　　
林禹岑：「我覺得（這個運動）對我的影響是，它讓 我更關注原住民相關議題，而且了解傳統領域後，發現很 多原住民相關議題，像是蘭嶼核廢料等……其實都可以和 傳統領域有些關係。另外也使我更願意親自去社運現場了 解狀況，或是和正在努力奮鬥著的人們對話，因為台灣的 媒體有時候真的報導的太偏頗，或是有時候根本選擇不報 導出來。因此若是坐在家中等待接收消息，得到的也只是 殘破不全、重新被詮釋的聲音罷了。」 　　

高怡慈：「這個運動對我影響很大，因為這是我參加 的第一個社會運動和原住民運動。我從小在台北長大，是 一直到上大學、加入原聲帶社，遇到很多相同身分的人， 才開始對自己的文化有比較多的認識。投身現場一開始學 到最大的就是要用什麼態度去面對我們遇到的事情，在文 化方面也有更多接觸的機會，比方說該如何互動、如何應 對等等；也認識了很多人，從每個個人身上，都可以認識 每個個人身上所乘載的文化。」

不同視角下的傳統領域

　

◎黃芷儀、鄭詠綺　

傳統領域的爭議極廣，其中牽涉了自日治時期前便已開始的一連串土地政策與在這之 中伴隨的歷史不正義，而使得今日的原住民不再有土地實踐他們的文化，也因而有傳統領 域劃設的爭端。傳統領域的劃設對於倡議者而言是文化權與土地權最初步的展現，透過取 回土地詮釋權的過程進而得以展演自身文化。

台灣土地政策史 

1683 年，大清帝國佔領台灣，開始為期 212 年的統治。清領初期只要不是屬於原住民 的土地，一律列屬「無主地」，其土地所有權歸於官方，人民若要開墾土地，便得按程序 向官府申請。除此之外，還有當時最為猖行的漢人常用手段－私下向原住民承租土地。清 廷於 1724 年開放漢人得與原住民承墾土地，而後出現了「番產漢佃」、「一田二主」等政 策，漢人甚至為了掠奪土地資源而把原住民盡數趕到山上，使許多台灣原住民早在 18 世紀 便已失了原本的根。 　　

1895 年，日本正式統治台灣。次年，《官有林野取締規則》裡明定「凡山林原野，若 無契據或其他證件足以證明其所有權者，統視為官有」，便開始進行土地調查，將林野土 地劃分成私有與官有。由於清領初期的消極治理，許多土地移轉並未留下紀錄，甚至許多 原住民所有之土地是直接被漢人奪走的，因此到了日治時期，這些「無契據或其他證件足 以證明其所有權」的土地便直接變成了日本官方所有地，據統計共有 73 萬公頃的土地淪為 日本官方所有。 　　
1928 年，日本官方訂出《台灣森林事業計畫規程》之後，便開始掠奪台灣東部土地。 經估計，共有約 129 萬公頃土地淪為日本官方所有，其中約 20 萬公頃土地受保留而為現在 所稱之「原住民保留地」。 　　

中華民國政權的行政長官公署發布「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公 告」，限同年 4/21 至 5/20，於此一個月內，無論公私有土地，舉凡已取得土地權利之團體 或個人，都應備齊相關地權證明，並依規定期限申報之，審核無誤之後，便發給權利書， 完成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然而，當時剛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人並不熟悉中華民國政府所定 制度，而後又爆發白色恐怖並經歷全島一連串血腥屠殺，使得許多台灣人根本不敢申報土 地，也因此許多土地便輕鬆落入中國人之手。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接收了很多日治時期總督府從原住民族手中巧取豪奪來的土地， 現今台糖公司的土地很多便是過去原住民族生活、狩獵的土地，從日治時期開始，這些土 地便被製糖株式會社佔用，中華民國政權占領台灣之後，國民政府便順理成章地接收而使 之變成台糖公司所有地。

從台灣土地政策史看原住民傳統領域之意義
對台灣人來說、對你我來說「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意義是什麼？

1. 歷史意義 　　

原住民傳統領域是由部落自行認定，而部落認定傳統領域的方法，主要是由部落耆老口 述部落原有的領域、土地的地名、土地的使用方式與土地的歷史，後交由年輕人彙整起來， 並以「部落地圖」的方式悉數整理出來。所謂劃設部落地圖，起源於北美原住民，近年來推 廣於世界各地。部落中的人，帶著從都市返鄉或是不熟悉傳統文化的青年，組隊循著耆老口 述歷史，實際走訪山林，實際重返當時的獵場、耆老口中的聖地等等，並且標誌於地圖上。 原住民傳統領域既是由部落耆老口述整理出來，也就代表其傳統領域之土地承載著千百年來 的歷史記憶。 　　

其實傳統領域最重要的意義一直不是土地本身，而是附著於土地上的歷史與文化，劃設 傳統領域的只是認識、恢復傳統文化之手段。在這個意義下，在傳統領域的劃設上區分公、 私有地，無異是破壞了歷史意義的一體性和完整性，況且傳統領域的劃設不一定要與諮商同 意權完全掛勾，單純就傳統領域範圍劃設的歷史正義和記憶重現的功能而言，區分公私有地 並無實益。

2. 文化意義 

在現今，各種不同文化可能並立進而產生對話與交流刺激，但也可能造成文化侵略的結 果，然而，傳統領域支持者所希望的「文化演進」是建立在一個「非被霸權侵略或暴力宰制」 的前提基礎，而是人民能夠藉由自主意識而選擇同意與外來文化作交流進而產生新的文化樣 貌。 　　

然而，自漢人開始移民至台灣開始，台灣原住民就開始了被剝削、壓迫的命運，在「崇 尚市場經濟」的漢人文化影響下，原本過著農耕、漁獵、採集生活的原住民，常常在「不得 不同意」的情況下，因為與漢人比起來顯得相對貧窮，因此被迫選擇慢慢適應甚至也開始使 用「相對來說」較符合現代生活的漢人文化。 　　

筆者認為，社會文化雖本來就是會隨時間潮流漸漸演進，而在每個不同的時代呈現不同 的樣貌，但文化不應該是透過另一個文化的「霸權壓迫或是暴力宰制」而改變，而土地和對 土地的掌握被奪去，對於原住民文化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來自於外的壓制。

傳統領域與其連帶權利內涵 　　

前文所述傳統領域的價值內涵，可連結至支撐傳統領域 的基本權利實踐內涵，即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所明示：「國 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傳統領域所牽涉的權利包含集體文化權、對於近鄰地區的控 制權、土地權與透過轉型正義實踐的實質平等權等等。在此， 我們採訪東華大學石忠山教授有關族群政治的意見，並參考 官大偉教授等人的文章，試圖分析傳統領域的權利意涵與爭 論。 　　

還給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某些土地權利，是國家展現對於 過去錯誤修正的措施，透過傳統領域使原住民取得對該土地 的詮釋機會，進一步正視過去發生於該土地上的壓迫血淚史， 此舉措亦有轉型正義的意涵在內。若我們承認日治時期和戰 後國民政府的土地立法為惡法，那麼在今日原住民轉型正義 的過程中，就應該將土地權的宣示還給原住民族，即便在現 行法規下無法直接將土地還給原住民，在傳統領域的劃設上 也應給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轉型正義與積極平等相輔相成，土地歷史中所呈現的各 種強取豪奪，在在說明了原住民族在過去一連串政府舉措中， 如何造就了現在文化處於弱勢的地位。轉型正義的立論基礎 是基於過去國家和私人對於原住民土地的不合理剝奪，在這 樣的前提下，不論國家和私人都應該負擔限制，然而並非所 有土地都是巧取豪奪來的，以過去的道德瑕疵來解釋今日傳 統領域內地主的權利應該受限，似無法全盤解釋其正當性。 也因此，轉型正義的論述勢必有極限，也並不能完全表達傳 統領域的價值內涵。 　　

國家為何要採取積極措施使文化存續？值得思考的是國 家介入文化發展的背景，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肯認多元文化的 價值，再加上過去由於國家介入而使得原住民文化無法保存 其發展的生命力，就此而言對文化權的積極保障意義即能展 現。傳統領域的劃設與諮商同意權的設置使原住民得以取回 實踐文化的機會，確保在傳統領域內的文化實踐不受過多外 力干擾。

在多元文化下，也可以進一步討論國家應該以何等形式 介入，「國家對於弱勢文化的積極保障並非確保其得以存續 的結果，而是給予發展延續的機會。」石忠山教授表示。這 也某種程度反映倡議者在論述過程中極為在乎劃設的過程， 而對於土地部分掌控權的取回正是文化實踐的機會，對許多 倡議者來說，這些劃設、商議的過程才是他們凝聚文化的關 鍵。 　　

對於近鄰地區的控制權則體現在諮商同意權上，目前的 諮商同意權僅限縮於大型的開發建設，可以說諮商同意門檻 的設置僅是最低限度保障原住民文化發展不受過度干擾，連 帶保障文化權。若重大開發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原住民族發 展，對周遭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應是和平共生的第一步。

傳統領域與其爭議 

在傳統領域的劃設中必然產生某些權利衝突的疑慮，首 先在財產權上的干預是最備受質疑的，目前的劃設辦法裡連 帶的權利是諮商同意權，而這項權利必然使土地所有權人無 法自由使用其土地，而必須在重大開發時徵得部落同意。儘 管這是十分低度的限制，且僅在特定條件下才會發生，仍無 疑是對所有權的限制。然而，現行體制下亦有許多對財產權 的限制，也不僅見於傳統領域，例如以環境生態保育或文化 資產保存為目的的使用限制，若基於一定公益考量，對財產 權的合理限制似無不可。此際，問題將不在於對財產權限制 之本身，而是傳統領域劃設下附隨的限制是否足以通過比例 原則之考量，進而取得財產權限制上的正當性。

另外，在討論傳統領域於現行法架構下的權利意涵時， 也應避免以自己的思維套入原住民族對於土地的思維架構。 的確，在原住民仍從屬與憲法架構下時，權利的衝突與討論必然得建立在法律之上；然而，在思考土地政策的可能性時， 必不能忽略原住民也有一套自己對於土地的詮釋。 　　

我們往往會先入為主地以所有權、財產權視角切入，而 將這套架構強加於原住民土地議題上。當對於所有權的狹隘 思考直接套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議題時，便會忽略對於人地 關係的再思考，我們應該試圖重視原住民族的土地論述，並 找出一個使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對土地的觀點能夠共存的方 法 [註一]。

傳統領域本身便是正視過去歷史當中忽視原住民主體性 的各項舉措，進而在當代還給原住民族自決的權利。原住民 族同時處在憲法與自身文化架構下，在原住民尚未擁有主權 的現在，仍不應該完全使用憲法價值拘束他們。在處於原住 民擁有主權前的過渡期，應該在原住民自身的規範與憲法中 協調出一套折衷的規範，而不是直接將憲法價值強加在他們 身上，使其文化的價值和規範力能夠彰顯。

對於傳統領域劃設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部落不對等與衝突 問題，目前在劃設辦法有保障過程中毗鄰部落的參與，而原 住民族固有的爭端解決機制也是可以採行的途徑。假設在原 住民自主的情形下，無法妥善解決部落間、或部落內的不對 等時，現狀下使政府成為介入協調的機構似是法治下的無奈 與必然。進一步，我們應該探討政府機構的介入該到什麼程 度、如何在適當尊重部落自主性的前提下，維持部落對等的 互動與溝通。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領域的劃設過程中我們都將領域 視為是一個擁有排他性主權的界分，然而在原住民運動的脈 絡中，傳統領域原本是用來彰顯原住民族與現代國家間的權 力衝突。政府為了展現與原住民族新關係的過程中試圖為每 個部落畫出傳統領域，此舉反而曲解了原本的意涵 [註二]。 　　

在傳統領域劃設的過程中，呈現的是原住民族在面對現 代國家時，試圖重新取回空間詮釋權的過程。對於許多倡議 者而言，傳統領域象徵著對於土地的詮釋，透過公示為傳統 領域的過程，使他們能夠命名土地、講述土地的故事。在諮 商同意權的行使過程中，原住民也得以重建、完善部落決策 機制，而這也是凝聚部落認同的途徑。傳統領域不僅只是諮 商同意權這麼簡單，也不是只代表著一條界線，而是在這樣 的過程中，原住民族怎麼再度找回被遺忘的歷史、文化。 　　

綜觀傳統領域議題的產生背景與討論，對於倡議者而言 最重要的是「過程」——部落會議的過程、劃設的過程、重 新檢視歷史的過程、訴說土地故事的過程，透過這些過程， 期望能夠取回在歷史中被剝奪的文化實踐並且重建部落認 同。過去政權對於土地的強取豪奪使得原住民與其他文化的 發展處在不對等的地位，進而產生當今的傳統領域議題，在 法秩序之下我們不得不將種種爭議置於憲法框架討論，儘管 對原住民而言未盡公平，卻是當今憲法下必然的無奈。概括 的「部落」與「原住民族」背後是許多具自主性的個人，在 討論時卻無法細微至此，卻不能忽視單一行動者的獨立性， 同時也不能忽略憲法權利背後象徵的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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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官大偉〈原住民族與國土計畫－－一個民族生態學的觀點〉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4 卷第 4 期》頁 43-61，2014

[註二]官大偉〈什麼傳統？誰的領域？：從泰雅族馬里光流域傳統 領域調查經驗談空間知識的轉譯〉《考古人類學刊第 69 期》頁 109-14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