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傑、李秉純、嚴子晴
坐落於熙攘的中山北路旁，聖多福天主堂一甲子以來，從不間斷的守望著無數渡海離鄉來台的兒女。每當面對橫攔眼前的道道難關時，是對信仰的堅守寄託、是以熟悉語言的傾訴祝念，才得以慰藉每顆流離尋岸的心。
聖多福天主堂建於 1957 年，最早是為了滿足駐台美軍的宗教需求而建，也是當時臺北市唯一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天主教堂。而在 1992 年開放移工後，透過共通的宗教和語言，教堂周遭也逐漸成為許多菲律賓籍移工假日閒暇時喘口氣的所在，一個支撐這些他鄉來客的避風港。
同時，在臺灣社會中，出現了一股支持移工的力量。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簡稱 TIWA），成立於 1999 年，是全臺第一個以國際移工為服務對象的民間組織。TIWA 積極倡議移工權利的保障，協助移工成立自主組織，也透過參與工運、社運向資方和政府表達訴求；此外 TIWA 也致力於移工原鄉文化的推廣活動與宣傳，以求消弭長期流竄於臺灣社會中的國族主義與文化偏見。
TIWA 的據點就在教堂旁，除了移工間口耳相傳，也會在北車發名片主動接觸移工，開設中文、英文和電腦課程，是與移工建立關係的方式之一。其服務則以協助處理勞資糾紛居多，近年因無法居留在雇主或仲介處的個案變多，協助安置也是其服務範圍。除了具體的行動支援，TIWA 也透過紀錄片、攝影展等紀錄移工生活與故事，試圖增加大眾對移工議題的理解與關注。
TIWA 長期耕耘的努力有所成效，現今臺灣社會的確多了不少聲援移工的力量，但移工議題因其政治特殊性而在議題討論中仍受邊緣，聲量與話題熱度有限，而既有的刻板印象也仍舊存在、難以全然破除。
║移工議題在台倡議困境
-議題邊緣性
國內投身移工議題的組織漸多，然而，在TIWA服務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陳秀蓮指出移工議題在台灣仍處於討論邊緣。「邊緣」原因有二，一是來自於移工因集遊法限制，只能參加合法申請的活動而無法參加衝突活動，若後者涉及違法，則移工將被遣返，遂該倡議難以有太過激烈的、能爭取目光的手段，無法呈現衝突的樣態以喚起關注；再者，TIWA不想以形塑移工的弱勢形象作為推動議題的手法，因此較難喚起大眾的注意。雖然深知這是最容易受台灣社會接受的推廣方式，但TIWA認為這並非長久之道——不應該讓台灣社會自以為在「幫助」弱勢的位置，而未看見問題核心是要爭取應有的權利、恢復應有的身分等最基本的議題。「為甚麼永遠都要以被剝削、被性侵來討論看護工？」如何談？談甚麼？都因為移工在台灣坐落的社會位置而有了結構性的限制。
社會運動強度要累積到一定程度才能造成壓力，透過中斷正常生活，才能讓眾人理解「正常生活的存在並不正常」，並去思考這樣生活的邏輯是從何而來、是否真的合理？然而，移工議題礙於法案上的限制，無法以這種方式進行倡議，能使力的空間較少，這也使得 TIWA 的倡議之路十分不容易。雖然無法在運動策略上透過「打破正常生活邏輯」來吸引關注，但今年的 COVID-19 疫情反而出現了這般生活邏輯的破口。第三十二例[1] 使台灣社會開始關注逃跑移工，「隔離在家突然發現自由很可貴，會想到看護工也是被關在家裡面。」過去大眾於不了解而對移工充滿恐懼、覺得他們是「很危險的」，因而預設逃跑移工等同於犯罪——即便他們觸犯的只是行政法而非刑法，而且事實上移工的犯罪率僅為台灣人的四分之一。在這次疫情意外凸露的破口中，台灣社會開始會去討論為何移工要逃跑、討論制度問題，整體對移工的關注和理解都有增加。
-「人權」是訴求還是限制？
TIWA 指出，目前台灣處理移工議題仍不脫談人權的框架，但人權本身可以包含許多面向、難以向大眾談得細緻，籠統地說要倡導人權，則很難探問不同層面的權力關係、無法討論作為勞工應有的權益為何？要跟大眾闡明休假權益落實到人權層面便是反映在工時工資的調整，卻因為這會增加其雇傭成本而受到絕大多數雇主的反彈；甚至也很難直接切入雇主成本去討論怎樣的薪資才是合理的？尤其因看護工的工作性質有其特殊性，難以用人權概括解釋，更遑論用一般大眾可理解的方式說明。不過，近年來也因為長照問題浮現，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所以扣合著這些較為切身相關的主題切入，是看護工倡議的走向之一。
陳秀蓮在 2007 年加入 TIWA 團隊，她回憶當時開記者會還會接到許多罵人電話，指名要找受訪者、找他麻煩，TIWA的成員也無法辨識這些氣沖沖打來的人是雇主、仲介、還是歧視移工的路人？他們直罵為何需要爭取外勞的基本工資？台灣人的加班費都被他們賺走了！陳秀蓮淡淡地說：「他們講的是事實，但這背後的脈絡是外勞的加班費比本勞低很多，勞動現場跟外勞工作的人才會有很重的相對剝奪感。」這樣的制度性原因在一面倒的罵聲中，總被排除在討論之外。
不過，陳秀蓮也說以往相關新聞一出現，八到九成的回應都是對移工的謾罵，但現在網路上遇到這類事件時，討論風向是五五波在浮動著。一邊會冒出「滾回去啦！來台灣才能買到這種房子！」但同時也會有人回擊「人家也是人啦！」尤其在特殊案件中，看似「比較可憐的」則招來比較少的罵聲，例如阮國非案 [2]，即便涉及吸毒、逃跑、跟警察吵架，還是有人能試圖看件事情背後的理路，討論警械使用、討論「他也是別人的小孩」，而非一味指責他的「犯罪行為」。陳秀蓮也說，這些反映的是部分台灣人開始試著在自己可理解的、可同理的範圍去討論此議題，然而，政策的討論（在該案中則是自由轉換雇主的法律問題）還尚未進入公共對話之中。
TIWA 也觀察到，台灣惡劣的勞動條件其實也影響著外籍移工在台灣的組成，首先是近幾年來自泰國移工的比例降低，主要是因為泰國的經濟發展漸漸趕上台灣，即使台灣的薪水條件依舊比泰國優渥，但是考量台灣對移工的不友善，以及跟原生家庭疏離的成本，讓泰國籍移工在台灣的身影逐漸減少。再來是資訊取得的便利性提高，讓移工更有能力去判斷台灣是否為合適的工作地點。尤其是當移工的原生家庭位於母國較發達的城市，他可能就更傾向選擇日韓等國家，導致來台的移工越來越多是從母國資訊較不發達的鄉村出身。
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除了體現在勞動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台灣跟其他勞動輸入國的差異也影響台灣外籍移工的組成，上述提到移工會優先選擇日本，就是因為台日兩國內部對於引進外籍勞動力的需求有本質上的落差，使得兩國發展出不同的管理規範。雖然日本跟台灣開放外籍移工都有部分是要回應國內照護人手不足的問題，但因為日本醫療體系的規劃使得他們對照護工的想像是專業的，所以對移工會有完善的職前訓練。但是台灣是為了彌補長照體系的缺失，需要的是大批隨侍在病人旁邊的人力，在這個情況下移工的職前訓練不足、工作環境是在雇主的家中引發的休息時間不足或是處理工作範圍以外的事情等爭議便大量發生。
║多元文化包裝的剝削事實
近年來台灣社會有越來越多標榜「多元文化」的民間與官方活動，尤其在新南巷政策的席捲下，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投射到東南亞文化上，也形塑出台灣包容多元的形象。然而，TIWA 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反思的現象。過去 TIWA 曾經處理過一起移工受虐案：三名移工被關在成衣工廠內，遭老闆要求長時間加班又積欠加班費。原本該案在上訴過程中絲毫得不到外界的關心，直到其中一名穆斯林移工在法庭上說出雇主強迫他們吃排骨便當後，赫然引起社會大眾關注——他們認為雇主應要尊重宗教自由，因此秉持多元文化的精神予以譴責。此事的發展看在 TIWA 的成員眼中卻很不能理解，對該名穆斯林的移工而言，高達 60 萬被積欠的加班費才是他積極申訴的理由，因為那才是他真實的生存所須及剝削所在。
從此案中可以看到台灣對於多元文化的關注落入一個弔詭的方向，似乎只要辦理盛大、熱鬧的開齋節，滿足移工心靈層面的需求，就可以不去考慮開齋節可能是移工一整年唯一可以休假的時候，而他們平日因制度問題而少有完整的休假機會；此外，辦理文化活動既不會觸碰到仲介、雇主的利益，也使台灣民眾認為自己已經足夠尊重移工、不會罪惡反而會產生「好的感覺」，因此對民眾也算是「有個交代」，種種勞動現場的剝削則在熱鬧節慶的背後繼續無人聞問。政府舉辦開齋節、潑水節等多元文化活動，卻始終在打高空而不碰觸制度性問題。
TIWA 指出，這是因為移工的工作長期處於移動狀態，頻繁的換工作容易失去聯繫，因此難以集結成有力的工會做倡議；再者，不具公民身分的移工也沒有投票權，因此即便人口數多，對於執政者來說並沒有直接政治壓力。多方夾處下，政府只用多元文化發展來向民眾掩蓋制度性的剝削事實。
除了制度性問題在歡快活動中被噤聲，移工的心理狀況在議題討論中更很容易被掩蓋。第二屆移民工文學獎的優選作品〈清晨之前〉有這樣一段話：「拉蒂在阿嬤的臉上彷彿看到自己親生母親的眼睛。拉蒂自稱是阿嬤的女兒，每日陪著阿嬤。如今阿嬤正油盡燈枯地躺在病床上，拉蒂已經失去阿嬤臉上的笑容。阿嬤，我願意今晚不睡，只要之後我還能見到妳從早晨醒來。阿嬤，答應我好嗎？」訴說的就是外籍移工在勞動現場，與薪資、工時、休假制度等可以實際被看見的問題相比，照護工作對心理健康帶來的負擔卻鮮少為人所注意。許多移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展開新生活，唯一可以依靠、相互扶持的就是每天幾乎 24 小時待在一起的照護對象。長期相處下來自然會發展情感連結，若是照護對象不幸離世，情感連結的斷裂帶來的衝擊其實很嚴重，再加上照護者的角色本身就會承擔沈重的心理壓力。但是外籍移工在台灣可以獲得心理協助的資源幾乎可以說是零，TIWA 就曾經遇過罹患精神疾病的移工，在體制內得不到有用的幫助，就連私底下尋求諮商師的幫助，也都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困難重重。
長期關注移工議題的導演曾文珍談及拍攝紀錄片《逃跑的人》時深刻感受到：「一個號稱所謂人權的國家，其實我真的覺得那個人權是有選擇的。」[3] 身處一線的TIWA 看見以人權為名的倡議困境，也看見這樣有選擇性的「人權」的背後是政治權力不平等，而導致移工在制度支持和心理層次上的剝削。在 TIWA 採訪的兩個小時內，門敞開的辦公室裡人來人往，坐在一旁等待文件處理的女性移工侷促抓緊小包包、抓起安全帽就要騎車去警局處理事情的仲介行色匆匆、電話打不停並不斷切換語言溝通的工作人員埋首檔案堆中⋯⋯生命在此交會，儘管議題邊緣，而 TIWA 仍堅守原則，與移工並肩闢拓更友善的前路。
———————————————————————————————————————————————
[1] 2020年2月26日，32例的女性移工因為照顧第27例老翁而遭傳染並確診新冠肺炎，她在確診後於醫院進行直播與親友報告近況，卻引起媒體與網友攻擊，引發討論。
[2]見曾芷筠，〈【鏡相人間2018】異鄉安魂曲 越南移工阮國非之死
〉，刊於鏡傳媒（最後查詢時間：2020年10月29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125pol025/
[3] 見陳品瑄，〈【2020女性影展】專訪《逃跑的人》導演曾文珍：用八年扭轉逃跑移工的「可惡」印象〉，刊於關鍵評論網（最後查詢時間：2020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1091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