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報076刊目錄

情何以堪被二一？制度下的二一生與退學生

◎許哲榕


二一三一退學制與學生

　　《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27條：學生已有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二分之一不及格，之後有另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逾三分之一不及格者，應令退學。這正是經常聽到的二一三一退學制（簡稱二一三一）法源由來，臺大每年不到1%的學生因這個規定遭到退學。
　　總修習學分逾半不及格的同學（簡稱二一生）和因為二一三一退學的同學（簡稱退學生）的樣貌究竟是如何？許多人的想像大概不脫以下幾種情況：失戀、打工或是社團佔據了這些人大多數時間和心思，以至於他們無法掌握學習進度；又或者是像不少人身邊曾有過的那種同學，總是窩在宿舍睡覺和網路成癮的傢伙。大多數的二一生與退學生除了在學業成績未達規定的數字標準，多在旁人眼底呈現「不認真」的樣子。但是，不認真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二一生與退學生的真實處境如何呢？將成績因素退學制度強加於他們身上又帶來了甚麼影響？以下透過訪談兩位二一生、一位因成績退學後重考至師大的同學，試圖能對這些容易被忽視、輕視的同學有部分理解。


A與B的二一經驗：對學系冷感、脫離

　　大三的A大一時對本系課程缺乏興趣，投入社會運動，不追求學業表現，大一學期結束時雖不至二一，所修科目亦未得高分，成績不足以成功轉系。儘管在大二上修習的多是要求較必修低、自認較輕鬆的通識課程，A卻在心態上陷入迷失，課程參與度極低，課堂缺席、作業缺交、考試缺考等等，最終遭到二一，據A所述：「那時候沒有實際在忙些什麼，僅僅是不想做任何事情，整天看日劇、看閒書。」二一後的下個學期，除了退掉必修課，A也選擇修其他科系自己較有興趣的課程，參與度提升、成績狀況也有好轉。
　　對本系課程缺乏興趣的例子同樣可見於大二的B。剛升上大學時，他並沒有過多的課外事務，頂多一週撥出兩天參加系隊練習，大部分時間皆在宿舍裡用電腦、打遊戲。B提到：「當初自認對現在的學系有興趣，指考分數也剛好到，然而系上實際授課的方式與內容和高中的想像不同……不大適應大學的上課方式，也不清楚所學用途為何。」於是B的課堂出席率漸低，幾乎完全不參與課程，導致大一上學期遭二一。二一後原本想重考，但在與朋友的助教聊天後決定大二重新努力顧成績以期成功轉系，不過B也坦承，現在感到或許自己並不適合這麼做。至於何以在之後的學期未被三一，他認為有群朋友一同上課、相互提醒幫助很大，這群朋友也是他玩遊戲而認識的。
　　A、B兩人處境類似，都因缺乏興趣使得無法專注於課業，並與自己的學系保持幾乎不聯絡的狀況。另一方面，兩人的導師和系辦似乎都未能有效掌握他們的狀況或是提供轉介協助，A提到曾在大一導生宴上和導師聊到課業與成績的問題，其導師也鼓勵A往有興趣的地方發展，可是並無持續關心其成績或進行幫助，二一後也沒有與導師約談，「可能也有，但是我完全沒印象，算是沒什麼成效吧。」A表示。系辦的職員也偶爾會口頭關心其課業狀況，但僅止於此。B則鮮少與導師、系辦聯絡，亦未與導師約談，比較印象深刻的互動是大一下學期找導師簽核低修申請。學生當為自己的課業負責，但校方訂定的預警和輔導機制（註三：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預警作業要點）似乎未全然有效運作。另外，兩人家中都有收到校方寄信通知，但他們都表示家人對自己的學習沒有因此有所干涉。
　　B認為成績因素制度設計有保留的必要，像自己這樣「太混」的學生還能待在學校是不合理的。若由於成績因素退學，他會嘗試重考。B也不認為導師或學校應該關切、提供輔導「這是自己的事、自己的責任。」A同學則贊成廢除二一三一，認為臺大學生的短、中期目標即是拿到學位，而這個學位不僅是個人需要，同時包含了家人期待、社會觀感的影響，也能讓學生面對當前社會所給予的壓力：普遍低薪、社會新鮮人失業率高、社會對低學歷就業不友善等問題，若因二一三一而失去學位將對學生有嚴重影響。A認為廢除後，至少能減少學生的壓力，增加能探索興趣和多方嘗試的緩衝時間，另一方面也對經濟困難的學生有所幫助。


從身處菁英環境到因成績退學的C

　　二一三一所牽涉的範圍十分廣泛，在制度下除了受到警示、「半隻腳踏在校門外」的二一生，也有被實際處分的退學生，若想更了解整個制度所影響的學生，不得不談退學生的經驗。
　　現就讀師大的C，出身「明星高中」，曾因二一三一遭到臺大退學。就讀臺大大學部一年級時，C對所修的科目都不太有興趣，「臺大裡沒有我真正想學的，但由於指考分數高，於是就填了類組的第一志願。」他多將時間放在自己的興趣上，不過大一上學期仍有穩定出席課堂，自以為還是可以低空掠過，卻在學期結束後收到自己被二一的通知。大一下學期則產生了逃避課業、不願就學的心態，開始缺席課堂、待在家，陷入自我沉溺的迴圈中，大一下學期被退學而離開臺大。如今重回大學生活的C表示，現在的生活比較規律，也自認與目前的校系學習步調較合拍，過得比以前「成功」，話裡似乎待著一點對那陣子自己狀態的輕蔑；他也坦言現在看到過去的高中或大學同學會認為他們比起自己都十分有成就，因此相當不自信。訪談結束，記者遞出名片，「又感到自卑了呢。」C說。


二一三一制度中人的位置

　　二一生和退學生確實是學生中的極少數，個體彼此間歧異大、不一定存在成績之外的共同性。但從三位受訪者的經歷中看來，台大現行的導師與輔導制度似難以有效運作，而這卻是和退學制度息息相關的配套措施。若一度成績不佳的學生找到合適的學習步調是可能的，那麼以學生能否永遠維持一次以內的二一紀錄來評斷其能否待在臺大的這種標準仍需商榷。而可能造成學生二一的還有畢業要求總學分數多寡、轉系難易等問題，同樣值得注意。
　　再看回二一三一制度本身。此制之下成績至上的菁英思維更加膨脹，C覺得自己是不被認可的學生，甚至因不願持代表遭退學的申請單給教授及系辦人員簽核，憤而拒領因家人事先繳交而應退還的學費，並為自己耽溺的生活感到懊悔、愧疚以及不自信，長期自認遠遜於同年齡或同屆的其他「優秀同學」，這雖非成績因素退學制本身的設計，但卻是制度在社會環境下可能給人的懲罰與打擊。
　　當量化的比例與次數成為判定學生好壞與去留的標準，在制度下的學生過得如何？被「淘汰」、「拒絕」的退學生又過得如何？部分學生因為自己成績被退學，是作為成熟的人為自己負責、還是在社會環境與制度單一價值評斷下難以逃避的下場？制度造成的懲罰會不會失當？面對學生適應不良、迷惘的狀態，能否有持續理解狀況、助其適性發展的可能？這些或許都是校方和其他人在贊同蓋上兩個「不合格」印記將學生送出校門之前可以思考的。而去關注二一三一存廢議題，認知此制度下學生的想法與經驗，並觀察成績因素退學制除了學位、學籍之外造成的多重排除以及不僅是學習成績面的劃分，是在已有的數字評鑑中，將學生放回「人的位置」，再進一步思考台大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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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有部分學生適用第28條：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已有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三分之二不及格，之後有另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逾二分之一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2]臺大學生會福利部「二一三一制修正委員會及學生會提案說明」

拿下菁英的眼鏡──學生會提案廢除二一三一退學制

◎劉以潔

　　本學期（103-1）教務處與台大學生會福利部針對台大的二一三一退學制（簡稱二一三一制）都持改革的想法，教務處建議放寬退學制度，將「二一三一退學制」改為「連續二一三一退學制」；學生會則以「完全廢除二一三一退學制」為訴求。兩者對於退學制度的底線有著十分不同的想像，也因此在討論後仍於本學期第一次的教務會議中分別提出了相異的修改方案。學生會福利部對於廢除二一三一退學制，究竟有著怎樣的理念與堅持？

為什麼想要改革二一三一制度？

　　學生會長王日暄表示，在八月初學生會正式上任並開始規劃福利部的政策時，就已經將廢除二一三一制列入主要的推行目標之一。除了從身邊許多同學的就學狀況觀察到二一制對於學生的學習並無助益之外，學生會也認為學校現行的六年修業年限，其實已經具備避免學生佔用學校資源的功用，也比直接剝奪學生受教權的二一制更符合自由學風的精神。除此之外，他校的退學制度也是學生會重要的參考對象。鄰近的師大目前完全廢除成績因素退學制度，成大則是採用較為寬鬆的雙二一制。可以說，放寬與廢除依學生成績設立的退學機制，是現今的趨勢。

校園內各方對於廢除制度的意見為何？

　　在推行廢除二一三一制的過程中，學生會透過不同管道向學生、老師與校方行政單位蒐集意見。「我們主要透過詢問身旁同學的看法，以及PTT上對相關議題的討論來得知學生們的看法。」福利部副部長張斐昕說，「我們也有訪問在教務會議上對於該制度有明顯立場的老師，知道他們的考量。」
　　學生會經調查後發現，主動表達支持廢除二一三一制的學生聲音，大多是來自本身有面臨被二一的危險的群體。他們認為，廢除這個制度將能夠提供必要的緩衝時間來調整學習步調。另一方面，反對廢除的學生則多認為二一制是一種必要的「警惕」，是一種篩除不認真的學生、避免浪費學校資源的機制。
　　至於站在一線面對成績與學生的教師呢？就學生會在教務會議的觀察，不少教師代表對是否廢除二一制度仍有所存疑，但也有教授認為應當放寬標準。某法學院教授就認為用退學來處罰成績不好的學生，有如對學生的學習權判了死刑，處分的適切性尚待商榷。另外，學生會提到，有贊成廢除二一三一退學制的教授認為這樣才能讓學習評量更為公正，因為在現行制度下，許多教授會選擇透過調分來避免學生被退學，反而讓成績評量失去原有的意義。

完全廢除制度背後的堅持是什麼？

　　在眾多意見交雜的背景下，堅持完全將二一三一制廢除的學生會面臨了許多質疑的聲音。例如學生代表大會就質疑認為學生會廢除二一三一制的提案，並沒有經過完整公開的調查，就被直接交付到教務會議上討論，忽視了學生群體的聲音。所以學代會也自行設計了一個調查台大學生「是否贊成廢除二一退學制」的問卷，嘗試為廢除二一三一制推行的提供更多的參考指標。
　　然而學生會表示，這份問卷的公正性，以及其作為民意來影響福利部推行廢除二一三一制的代表性，都具爭議。「受教權其實是每個人的權利，如果需要投票或民意才能推行，就會變成『我是否能受教育，要由你來決定』，這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事。」王日暄解釋，「這份問卷也反映了台大學生的根深蒂固的菁英思維，會覺得成績不好的人就沒有和我一起念書的資格。」因此，學生會發現廢除二一制的推行應該要分成兩部分來進行：第一是要改革制度，第二則是要改變台大師生對於受教權的菁英思維，以及對於『二一生群體、退學生群體』的成見。」
　　在針對二一的群體進行課業問題背後原因的訪調之後，學生會發現家庭變故和學校生活適應不良都是很主要的因素。「有很多的學生是從外地來台北就學，在生活環境突然改變或失去家庭支持的時候，會給學生帶來很大的壓力，進而影響他們的學習情況。」王日暄分析。此外，長期以來的課業問題──包括對自己念的科目沒有興趣，或在課內與課外活動的調適上失衡，都是二一學生普遍的狀況。而外籍生雖然適用於較為寬鬆的「三二二一」制，但他們因為語言或生活上的困難而退學率普遍偏高的情況，並沒有因為這樣的差別待遇而得到根本上的改善。以中文系的國際學生學士班為例，該系因成績未達標準而被「三二二一」退學的學生比例，就比其他系高出許多。而外籍生被退學之後要面對居留的問題，轉學和繼續就學也比本地生更加困難，更容易引發悲劇性的骨牌效應。王日暄就分享曾經有位緬甸的學生被退學後，馬上就被遣送回國。由於當地高等教育制度的種種限制，使得他只能被迫先開始工作，再繼續找機會繼續就學。
　　這些現象都讓學生會反思——人們不應單純從表面的成績來判斷學生的學習狀況，而應探究二一背後的原因。換句話說，面臨二一威脅的同學其實最需要的都是往往是即時的協助與輔導，而不是被退學的威脅，以及學校制度給予的他們的標籤。
　　「沒有學習意願的人，都會自己離開學校；真正會因為二一被退學的人，反而是一群需要幫助的人，」張斐昕說，「我們認為學校需要排除的應該是讓這些人被退學的因素，而不是這些人。」

理想：看見差異，回應輔導需求

　　因此，對學生會來說，推行廢除二一制度是一個方向，而讓成績不理想的同學得到適時的幫助，才是這個方案希望促成的最終目標。「除了增加輔導資源之外，營造一個輔導資訊開放且充足的環境，是更重要的挑戰。」王日暄指出台大的輔導的資訊不普及，加上導師制度的失能，往往讓有學業和生活困難的同學，不知道也不習慣向外界求助。王日暄深信，台大身為一個教育機構，應該將提供學生協助列為優先選擇，而非將學生直接依據量化的學業成績來進行分類、並剝奪其受教權益。「將有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退學，只是將問題還給社會，並沒有解決問題。」透過廢除二一三一的退學制度，讓大家看見校園內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背後的需要，並促使校園各方採取實質政策來回應這些需求，才是學生會福利部對這個政策的理想。

讓他們留下來學習──師大廢除成績因素退學制

◎吳采容、洪于婷、陳品丞

　　相比起台大目前所處的情況，臺灣師範大學從2007年由單二一退學制變成雙二一退學制，到2011年就宣布廢除雙二一退學制度，且此案由師大教務處主動提出，學生代表則在會議上表示同意。師大是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二期第二階段補助的十二所學校裡廢除此制度的首例，政府以「頂尖」評價之，然而師大已廢除雙二一制度，使學生不因成績被退學，得以留在校園，似乎與「頂尖」所含的篩選意義相悖，外界談論師大此舉時常見的反對理由也是「擔憂學生和學校水準會降低」。師大怎麼看待成績退學制存廢議題？廢除制度後的狀況如何？台大亦是該計畫投注金額的「頂尖大學」，系所橫跨多元學術領域的狀況也類似，師大的作法相當值得作為討論台大二一三一制存廢修改時的參考。


廢除雙二一制的原因

　　2011年時任師大教務長、現任師大副校長吳正己回憶，廢除制度當時校內並無太多反彈聲浪，但是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卻不小，甚至台大也在當時宣布不跟進。儘管部分媒體曾將廢除此制度的原因渲染成是一名女同學因成績因素被迫退學，在會議上流了眼淚，感動了教授廢除雙二一退學制度。但吳副校長表示師大通過此決議是經由理性的討論與評估。或許有同學在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上哭泣因而有相關報導附會，但校務會議上沒有發生、也未提到類似情景，是由於這個制度在評估之後確實有其廢除的理由，並非如部分媒體所稱「女同學的一滴眼淚」。

　　吳副校長認為，廢除雙二一退學制的原因有三：第一，最重要的，學生對於學習該有自主權，該為自己的未來做決定，而不是由校方來掌控一個學生的去留與否，廢除制度代表著「把權力交回去給學生」。

　　其次，這個制度本身也不盡合理公平，像是面對有「二一危機」的學生和「確定不會被二一」的學生，教授的評分標準可能就會因為學生或家長的求情稍有不同。許多人認為，師大的教學品質會因廢除制度後而衰敗。對此，吳副校長認為，廢除二一制並不代表不重視教學內容，甚至廢除二一制後，教師的評分能更客觀，無須顧慮自己成為學生遭退學的推手。更何況，就師大當時的雙二一制度而言，尚有許多漏洞可鑽，例如：一個學生只要不「連續」兩學期課程被二分之一當掉，就不會被退學，所以即使他被當掉的總科目比被連續二一的同學多，他還是可以留下來；甚至可辦理休學來規避。至於評分如何回歸公允，讓同學的成績真實反映學習狀況——被當的懲罰就是這科要重修，甚至延畢而可能還需要交學費。因為重修，同學修業時間變長，吳副校長認為這「再努力一次」的代價已是合理的懲罰。

　　第三，面臨雙二一退學危機的學生人數其實很少，僅佔全校的0.5％，再給這些學生受教的機會並不需要耗損龐大的資源，且對其他學生的學習或老師的教學也不會造成什麼影響。「這些學生在那裡，會不會妨礙到你？我問老師、問學生他會不會妨礙到你，如果不會妨礙到你，你就讓他們留下來。」吳副校長這麼說，「我把主控權交給他（學生），不是在這裡命令：『你要離開，因為你學的不好、因為你走了以後這個學校都會變好，學校只有成績好的學生，壞的學生都被趕走了。』」


配套措施與後續效應
　
　　面臨退學危機的學生並不是一所大學維持自身教學品質或學生水平的老鼠屎，而是可以不消費過度資源的狀況下去輔導、協助的少數。而師大也規劃相應的輔導機制；當然，面對廢除退學制後可能出現的影響，也有配套措施。像是在修業限制的方面，師大仍依《大學法》規定，修業年限最長為六年，期滿未修滿畢業學分亦無法取得學位。另外，學生若曠課超過45小時就會被退學，因為廢除雙二一制度是為了給花時間學習的學生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要讓學生覺得學校是「學店」，花錢來買學籍。在輔導方面，師大有自己的期中預警制度搭配導師制度，強制導師必須關心可能會被二一學生的狀況與選課情形，而且學校也有提供共同科目的輔導。另外，吳副校長也說明：學生會被二一也有可能是因為科系不符興趣，所以師大也放寬了轉系的申請條件，例如轉系申請不得採用學生於原系所之學業平均成績或排名，除非是與該學系相關的科目，例如數學系可能就會採計微積分的成績等等。讓學生能夠在了解自己後，勇於嘗試，進入自己真正有興趣的系所。

　　廢除雙二一退學制從2011年底實行至今也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這些日子以來，外界始終對於「師大未來素質」有疑慮。實際上就數據而言，全校學生被二一的比例在廢除成績因素退學後從2.9％變成3.8％。此數據的提升，不一定是如外界所疑慮的「師大素質下降」，也有以下幾種可能性：比如去除學生可能被退學的壓力後，教師不用再面對學生或家長的求情，比較敢於如實給分；或是，由於原本會被退學的同學留下來，自然會增加二一數目。


大學生自己的學習

　　從二一制存廢議題可以發現，社會上不少人否認大學生有作為一個成熟的人之主體性，仍然認為學校可以用學位來掌控學生的行為和價值的選擇。 另外，從部分家長會向老師求情不要當掉孩子、或親自致電學校理解孩子被二一的狀況，可以發現家長對大學生的學業仍有參與。大學部的成績單會寄給家長，研究所則是寄給本人，而大學生應該大部分都已是成年人，為何還被視作不能處理自身的成績、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吳副校長提到，由於現在臺灣社會家長在孩子的大學階段仍有不低的影響，有時仍希望透過家長來改善同學的學習，但在可能的範圍內同學還是要盡力為自己負責。基於這樣的想法，師大也廢除了以往退學時要填寫的家長同意書，把對學習的選擇全權交予學生，讓學生能決定自己是否休學或退學。

　　學位究竟是學習的目的還是學習的憑證？有些時候，學位不代表真的學習到了相應的能力，僅是用以展演自己素質學養的裝飾品，學習因此反成了附帶條件。但吳副校長認為，當今社會越來越重視能力大於學位，學位、學歷未必是品質保證；回到學校教育，成績也不必然代表一個學生的優劣，更不應做為判斷學生學籍去留的標準。透過師大廢除雙二一制的例子或許可以說明，學位、學籍與二一制度其實「只是個制度」，對學生而言，更重要的是大學之所以存在的一個核心意義——

　　「學習」。而師大不因成績剝奪學生學習的憑證與權利：讓大學生自己決定留下來學習與否，鼓勵學生開發自己的天賦，也闡明了認為「合格學生的標準需要重新定義」以及「大學生的學習屬於自己」之教育理念。

教務處方案成共識：「連續」二一三一折衷面對學生成績

◎蔡亦凡


委員會共識：連續二一三一退學制

　　在前文（拿下菁英的眼鏡──學生會提案廢除二一三一退學制）提及的教務會議中，學生、教師與校方於二一三一退學制的看法相當分歧，遂決定交付由學生代表和教授組成的成績因素退學委員會繼續討論。
　　成績因素退學委員會12月8日召開，當天幾位教授以提升學生競爭力為由，反對任何更動，希望維持二一三一制，多數在場教授亦支持；法律學院教授則提出，作為一個教育者，不應用成績篩選剝奪學生受教育的機會，支持全面廢除制度。最後委員會以教務處較折衷的提案——將現行制度改成連續二一三一退學制——為共識；此案將於期末教務會議繼續討論，而委員會的共識將是重要意見。
　　連續二一三一制仍以學生成績表現不佳的學期數作為退學標準，學生若在達到二一的下個學期又達三一將遭退學，不過，若下個學期未達三一則重新計算學期數。對比目前制度，學生在一學期二一後只要接下來任一學期達三一即直接退學，加入「連續」條件減低了學生遭退學的機會。

成績標準的放寬與底線

　　教務處的提案是將現行制度的標準放寬，但與完全廢除之間仍有一段清楚的距離。台大教務長莊榮輝強調，希望藉此降低現行制度造成的傷害，並給予更多彈性空間讓學生挽救自己的課業。他以「基因突變」比喻，認為人類的基因正因為充滿了錯誤，才能在漫長的時光中持續演化。學生在學業上的挫折，一定限度內是可以被接受的。
　　不過莊教務長也一再重申「預警效果」的重要性，認為藉由保留成績因素退學的最終底線，能讓學生有所警覺，進而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他認為，廢除退學制度對學生而言「就像癌症不會痛，然而課業的問題就會像癌細胞一樣擴散，等到發現的時候就已經太晚了。」當退學這可能的後果發揮警告功能，才不至於成了「溫水煮青蛙」，學生到了修業年限上限時都還沒修完畢業所需學分，以致於無法畢業，「這對學生未必是件好事。」他表示，若學生因有所警惕而盡量在時限內讀完大學，台大也算是圓滿完成了作為學校培育學生的任務。
　　「我們要『容錯』，人不可能不犯錯的。」莊教務長這麼說，「但你也不能從頭到尾錯得一塌糊塗，這樣的話就不行。」

從懲罰走向預警

　　除了說明提案的正面影響與意義，關於「修改制度將造成學生整體素質下降，影響學習狀況、教學品質」一說，莊教務長舉出自己在台大擔任教授的經驗反駁，認為當初從單二一退學制調整為二一三一退學制時，改變的幅度更大，但學生學習狀況和學校教學品質也沒有因此產生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台大學生之中會因單學期二一遭退學的人已是少數，其去留不會明顯反映在整體學生的課堂表現上，而會因二一三一退學的人數又更低了，影響自然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教學品質高低主要掌握在任課教師的手上，與學生留在校園的成績標準沒有太大的關係。
　　回顧台大成績因素退學制的幾個階段，莊教務長指出，在採行單二一退學制時確實可能有懲罰、淘汰學生的傾向，但自95學年度起改為二一三一退學制，即是修正過去僅以成績作為標準排除學生而未給予機會的作法。「許多事情的處理都是在兩個極端間擺盪。」他認為現行制度再加入「連續」的條件能大幅減低對學生可能造成的傷害，又保有預警效果，是較合適的改動，也是相較完全不變或廢除爭議度較低的折衷作法。

那些在宿舍生活困惑的事：住宿生X的觀察日記

◎周思穎

20140531
　　唉，這學期也快結束了，大一的生活怎麼能過的那麼快？總覺得這一年除了習得在宿舍手洗衣服的技能、習慣與自己的寂寞相處之外，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說嘴的長進。對了，還要記得去登記宿舍抽籤。說到這事我就感傷，大家進來大一女時都是平等地由電腦決定命運，等過了一年要各奔東西。究竟未來是可以與感情深厚的室友們一起吃宵夜、分享生活趣事，或是在進入房間的同時就得閉起嘴巴，保持沉默？我的窘境是：夯姐室友 M 早就跟她系上的姐妹們決定搬出去住；宿營總召的女強人V則是在友會過的如魚得水，早已跟那邊的朋友說好一起抽宿舍；至於這一年中見不到幾次面的C，我也不知道她的決定是如何；系上熟識的朋友也都是不能住宿的北北基人。總而言之，我是必須勇敢堅強地自己抽宿舍了。但到底要填哪好？為什麼不能有個宿舍擁有強大誘因，令人想要選擇？例如裡面所有人都和我一樣喜歡看電影，我們就可以定期在地下室播放，末了還能夠開影迷討論會，寒冷的冬天蓋著溫暖棉被、一邊喝熱可可，再一邊看電影，天哪！那是何等的享受！

20140627
　　今天先到以後要住的宿舍逛了一圈。我並沒有落到離總區有段距離的女四，而是一個人抽到校總區的宿舍，這也是我第一次踏進女宿區。在未來房間的外面探了探，總體而言，我十分喜歡。雖然座落在一個從正中央看，有些視覺死角的地方，但也因此有種私密感，房間前的走道基本上只有住這房間的人會經過。另外，踏進一樓的第一印象倒是有點像監獄，或許光線不足吧，晚上是一定要開燈的，不知道燈夠不夠亮？公共空間最擄獲我的部分是地下室居然有一整櫃的漫畫、兩台跑步機跟電視！看來沒事的時候可以來這裡跟朋友聊聊天、消磨時間。或許以後的生活是可期待的！

20141013
　　昨天和社團的學長到男一做報告（我必須承認我對男生宿舍有點好奇啦）。但有點尷尬，進去房間的剎那，就被他的室友A虧：「吼～～帶女生回來喔」，室友B則是不發ㄧ語地閃出房間。令我耿耿於懷的是B臉上嫌惡的表情，是我這樣打擾到他們？還是他自行腦補到九霄雲外的地方？其實我一直都有個疑問，雖然學校這個做法和霍格華茲一樣，都是女生比較能夠自由進出男生宿舍，但為什麼這樣？我的意思是，為什麼男生宿舍是自由進出的，女生宿舍區則是在地上直接漆上「男賓止步」？
　　還有一件事，今天跟暑假美國遊學認識的Serena skype時，她室友剛好回來，Serenaㄧ時興起決定介紹我倆認識，待他坐定在電腦鏡頭前，我著實地嚇了一跳！是個生理男！ㄧ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國外宿舍有所謂的coed-room，不只像臺大BOT、國青宿舍男生女生住同一層樓，生理性別不同的人也可以住在同一個房間。仔細思考臺大這樣設置宿舍的可能...如果學校這麼做，住宿組大概會遭到許多家長嚴厲反對的電話、社會輿論的抨擊吧哈。可是不能接受這樣觀念的原因，是「只要男生女生在同一間寢室，就會發生什麼關係」的想法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啊？

20141105
　　有點慌恐，好像鑄成大錯，我該跟誰說這段故事嗎？應該跟生治會、輔導員、住宿組之類的單位聯絡嗎？室友如果不諒解我怎麼辦？
　　昨天好累，晚上在計中待了5、6個小時趕作業。忍著逆風冷雨騎回宿舍大門。放完腳踏車後，我拖著沈重步伐走向女宿。不知何時，後面忽然跟著一個戴綠色口罩女孩。那時太疲憊，一心只想回到房間洗場熱水澡，所以也沒怎麼注意後面的人是誰，開了門就往前衝。當睡前拿著一籃衣服要洗時，看見那個跟在我後面進來的女孩似乎在自習室裡讀書，我內心想著：「哇賽，真的有人這麼努力讀到這麼晚啊」。回到房間關上門，有些羞愧但抵不過睡意侵襲地準備睡覺。
　　今天一早在室友高分貝的尖叫聲醒來，我爬坐起來，看著室友氣急敗壞地咒罵丟失蘋果電腦。瞬間，我從睡眼惺忪轉為清醒、萬分驚恐猶疑，我努力回想起昨日，難道是我的錯嗎？是我讓人有機會進來的嗎？我到底該怎麼辦？

（以上純屬虛構）

失竊的隱私？──從女三竊案看宿舍之公共性與私密性

◎沈函儀


公共與私密：宿舍空間的想像

　　宿舍，身為一間大學裡不可或缺的重要設施，有別於校園的其他角落，是個公共性與私密性交織的地方。臺大女宿區坐落於臺大校園正門口旁，一道高高的圍牆內，四棟女生宿舍巍巍然站立著，包含：女一、女二、女三，以及女五。四棟宿舍分散於圍牆內的各地，如同社區中安然相處的芳鄰，各自擁有獨特的空間，卻共享著戶外的公共領域，譬如傳達室以及停車棚。從外界環境進入宿舍的房間內，透過門禁以及房門鎖的層層篩選，將住戶與非住戶做出區隔；同時，我們逐漸從屬於公眾的領域進入私人的生活空間。在這個複雜的環境內，宿舍的公共空間與個人的隱私有時會起衝突，導致許多問題，而引發眾人的討論。究竟，我們該如何看待宿舍所扮演的空間角色呢？


女三失竊案：走廊監視器與門禁？

　　今年九月開學以來，女宿區連續發生了多起竊盜案，引發兩個問題的討論：是否須於宿舍走廊內設置監視器以及各宿舍門禁是否延長為二十四小時。透過住戶友善的互相幫忙開門，竊盜者容易尾隨住戶而進入宿舍，在深夜時段潛入沒有鎖門的房間內偷取財物。除了住戶外，宿舍中亦包含許多非住戶的出入，譬如：訪客、清潔人員、宿舍輔導員、以及保全等等。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易導致由於無法互相確認彼此身份而造成財物安全上的疑慮，而門禁及監視器的設置正是減少此一疑慮的方法。門禁具有篩選的作用，藉由學生證刷卡辨別住戶與非住戶，以維護宿舍使用者的權益。再者，監視器的嚇阻作用可以預防犯罪，並提供犯罪的證據，但同時也侵犯到住戶本身的隱私權。如同一把雙面刃，監視器的設置有利有弊，此時須依比例原則衡量手段（設置監視器 ）與欲達成效果（杜絕偷竊）間之關聯性，兩相權衡下再謹慎做出抉擇。

　　在女三宿舍失竊的事件中，住戶對這兩個問題均持有正反兩方意見。從女三舍對舍胞的意見調查可了解住戶對此一議題的看法：關於門禁的延長，正方認為增加進出宿舍的程序，對非舍胞之人具過濾的作用，並使在門口徘徊的可疑人士有更多機會被門口的監視器拍到；另一方面，反方認為即使多一道刷卡手續，有心人一樣進得去，與其徒增舍胞的困擾，倒不如記得將房門鎖好。至於走廊監視器的設置，正方認為監視器能嚇阻犯罪並提供犯罪的證據；另一方面，反方認為晚上昏暗的燈光導致監視器的錄影效果有限，並對隱私權的保護存有疑慮，因此持反對態度。


監視器與門禁的篩選作用

　　除了女三監視器及門禁的問題外，男生宿舍也發生與公共性及私密性相關的議題。男一舍一直以來未設有門禁，因此時常有校外人士直接進入宿舍，擅自使用衛浴設備及飲水機等公共設備。針對這個現象，男一輔導員每年都會調查舍胞設置門禁的意願；然而，此項提案連年都被否決。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男一鮮少有財物遭竊，也幾乎沒有人向輔導員反應這個現象。另外，在男生宿舍中，時常有舍胞帶女友留宿，而造成其室友及其他住戶的困擾。這兩個現象反映了男生宿舍中公共性與私密性定位的模糊性：屬於個人的生活空間中，有非經允許的外來人士進入。

　　此次對於門禁與監視器的討論突顯了區隔公領域與私領域的重要性，因為兩者皆具有區隔與篩選之功能，藉由區隔住戶與非住戶，達到區分公、私領域的目的。首先，從校園進入女宿區的兩個大門（女一及女五）都設有時段性的門禁管制，將女宿住宿生從全校學生中過濾出。進入此門禁意味著進入這群住宿生的私領域。其次，女宿區的各棟宿舍均有其門禁，將不同宿舍的舍胞從這群女宿住宿生中再做篩選。因此，進入各自的門禁意味著踏入更私人的領域。最後，房間的鎖將同寢的人從同棟宿舍的舍胞中再抽離，而房門鎖正是進入最私密領域的最後一道「門禁」。重重的限制塑造了層層的領域。在宿舍中，公、私領域間的界限時常是模糊不清的，介於兩者間的過渡領域亦對住戶造成許多影響。


公共與私密之界定

　　如同光譜一般，領域可區分為公共領域、過渡領域，以及私密領域。針對過渡領域，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畢恆達教授舉例說明：「一般而言，家是私密的，馬路是公共的，中間轉換的層次就是家門前一個象徵性的小階梯，要走幾步才會進入一個私人空間。」若從私領域出來就直接進入公共領域，空間內的使用者可能全是陌生人，但若其中有層級的轉換（大概十至十五人共享的一個空間），便有機會認識彼此，進而建立某種程度的社會關係。畢恆達教授說明：「譬如一棟大樓中只有一部電梯，每天有一百人搭乘。每天搭電梯時你會遇到不同的人，如此當然不可能彼此熟識。但若有三部電梯，每部均限定相同的三十人使用，久而久之便會彼此認識了。」因此，越多過渡領域的空間提供較多的層級轉換，就社會交往而言是較佳的選擇。

　　除此之外，公共領域及過渡領域透過非正式接觸，可以達到非正式監視的效果。非正式接觸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刻意找人，卻因為碰面的次數多了之後，便有機會熟識。所謂非正式監視，指的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按原本的常軌做事，但彼此互相看得見對方，藉由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督，達到非正式監視的效果。譬如：樓梯間採大片玻璃窗的設計，因為視覺穿透性而提高了人們行走其間的安全性。又如：感應燈提供「行動預示」，使人們能夠辨別十幾公尺內的人臉，提高夜晚行走的安全性。相對地，監視器則屬於正式監視。由於影像資料本身缺乏完善的法規規範，個人隱私資料可能暴露於一定風險下，加上維護費用的支出，是在非正式監視不可行之後才考慮的最後手段。

　　宿舍提供學生生活之所需，是外地學子的第二個家。如何營造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宿舍的特殊性在於其公領域與私領域交織的複雜性，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較難釐清。如何在各領域間取得平衡，以達自身最佳的舒適度，是生治會、學校單位、輔導員，以及住宿生應當一同努力追求的目標。

宿舍「住」「異」：探性別友善宿舍之可行與必要

◎林明柔

　　走在台大校園，與你擦身而過的同學有很大機會，同你是異鄉人。因台大非以社區大學作為招生取向，學生當中有一定比例為有住宿需求的外地生。然而，學校在宿舍這塊仍有許多面向待改進。歷年來討論學生宿舍議題的聲音並不少，如畢恆達教授於2005年擔任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大學校園男女合宿」實驗運動的顧問，該年台大首次舉辦「夜宿總圖帳篷」的活動，讓學生體驗男女同住的感受，呼籲廣設性別宿舍的訴求；2012年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社會運動」一堂課中，也有一小組同學發起「性別友善宿舍」之推動，當時還對外召開記者會進行說明。近期，屢傳住在男宿的學生因為帶女性友人回宿過夜而遭校方退宿的事件，以及女一舍一帶的宿舍群常遭偷竊，弔詭的是，明明女宿的戒備較男宿森嚴，卻不曾聽聞男宿發生重大竊盜事件。眼見上述許多問題皆與性別有所關聯，另，即便新社科院已經落成並為學生使用，舊社科院附近的學生宿舍群因其距離校總區有一段距離，是否可以發展特色宿舍為誘因增加部分學生入住意願，以及校方預計將位於長興街盡頭的舊有停車場改建成新宿舍，在此重新加以討論此項議題，似是一時宜之舉。


諸位熟習的單性別宿舍

　　就台大目前的宿舍概況，仍是單性別宿舍為主流，即以「生理男／生理女」的標準分發學生入住。長期以來，單性別宿舍的制度存在著，考其源流大抵可追溯回當初在新建硬體宿舍時的權力支配，校方將宿舍視為其財產，理所當然會以行政管理上的方便為主要考量。誠如畢恆達教授所說：「因為宿舍沒有非常明確的使用者，在新建的時候我們不會知道有誰要住進去，大多是行政人員在和建商進行對話，譬如說校方需要幾個房間、預計多少學生可以住進去、大概需要哪些起居設施，諸如類的事情。」如果當初學生代表沒有介入，那麼日後作為宿舍主體的「學生」在生活周遭能做的更動，勢必會受原有硬體設備的影響。再者，單性別宿舍制度下有一重要目的便是杜絕性行為之發生，將異性男女的住處隔絕，似乎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然而此規定並無考量到同性之間存有的情欲，並且異性戀的性行為仍暗地裡發生，不禁令人懷疑校方作此規定之必要性與適當性。

　　依上述所說，單性別宿舍的最大優點實為它是現有的體制，它毋需負擔「改變」的成本，不論是硬體設備（男廁就是小便斗、女廁則有隔間等）或是社會大眾原有價值觀，如果繼續維持單性別宿舍，這些衝擊就不會發生。


多元性別想像的衝擊

　　不變的風險其實比變動還要大。近幾年來，校園內要求推動性別友善宿舍的聲浪時緩時急，試問為何反對目前的宿舍制度？單性別宿舍本身就是一個性別二元化下的產物，它把人們過於簡化地分為男與女，前女研社員林亭利同學曾參與2012年性別宿舍推動小組，她對此分法提出質疑：「我承認性別二元的宿舍在某些學生心中是必要的，但是我會覺得如果要這樣區分，至少在管理方面，男生和女生要管得一樣鬆或一樣嚴，如果戒備程度差那麼多的話，我會認為它是把女性視為弱者、需要被保護的狀態。」舉例來說，台大早期的女生宿舍甚至設有嚴格的宵禁時間，直到經由學生爭取才取消，演變為進出大門需出示學生證件的方式落實安全考量；畢恆達教授也說：「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是各種不同的性別，不管在家裡或是在公共場合或工作場合中，都是各種性別的人聚在一起，現在突然要透過制度，在某幾個特定的領域中，將人分為男人跟女人二類，並且要他們分別在不同的空間下生活，此種作法實在不是正常發展的人與人之間相處模式。」

　　有一些人認為，單性別宿舍使同志與非同志住在一塊，亦是促進性別多元的交流方法，林亭利同學認為此理想狀態是建立在「願意交流」的友善前提，不會被霸凌的一群人可能有辦法這樣做，但可能有另一群人是互相沒有辦法適應對方的。她身邊就有些男同志朋友不願居住在那樣的環境，因此自己在學校外面租房子，然而，隨著台北市房價升高，因為負擔不了龐大的住宿費，只好又住回學校，當初他們也有試著與宿舍反應諸多不便，然而校方做出的回答卻是：「你們可以去住BOT。」毫無誠意可言。受訪過程中，林同學也再三強調：單性別的宿舍可以存在，但是它不可以是唯一的存在，學生應有選擇自己想要住在何種宿舍的權利。


性別空間的公共性與私密性

　　性別宿舍之推動還有一點值得討論：友善性別宿舍將各性別的人們都混住在一起了，宿舍內的公共空間與私密空間要重新分界嗎？同樣是混宿，也有很多種模式，其中最常見的是套房，學生套房有些類似飯店，住在飯店的旅客不會在意隔壁房間的客人是男是女，他們也不會把房間之外的空間視作私人空間，不過如果套用此模式，混宿可能面臨的情形為：在男宿時多數男生可能不在意打赤膊去走廊的茶水間裝水、在女宿時女生也不排斥穿著清涼地去洗手間刷牙洗臉，然而一旦變成混宿，他們都不願意這樣做了！這樣的做法好壞與否其實涉及個人對於宿舍的想像，宿舍究竟是整棟建築物皆如自己的家，還是出了房門，它就屬於公共領域了？又或者，這兩者之間可以存有半公共性的空間，比如，如果在走進自己的寢室前增加一個類似玄關的空間以象徵公私領域的轉換，也許比較不會像用一道房門鎖作為界線那樣生硬冰冷。

走出性別的框架

　　就算不以生理性別為區分標準，而是以性取向、性別認同等其他分類招收學生，不難發現每種宿舍模式，其實都會有它的缺失。校方對於宿舍的想像是貧乏的，大可不必跟著行政管理的思惟走，不妨跳脫性別框架，從多元價值的「特色宿舍」著手或許是個解套的方式。舉例而言，某間宿舍的烹飪設備完善，它會吸引對料理有興趣的學生入住；如果住在某間宿舍的舍胞之間學術討論風氣盛行，那麼宿舍可能就會定期舉辦講座、讀書會，而它的硬體設備也會著重在較好的討論空間。誠如上述所說，我們不是要抹煞單性別宿舍的存在，且特色宿舍的普遍化亦非一蹴可及，現階段的可能作為是在舊宿舍以「層樓」的單位試辦，並且，住宿生應積極參與新宿舍興建相關事宜，校方亦承諾會在新宿舍落成前夕召開會議，屆時將邀請性別工作坊的成員與會出席。藉由此，也許將來某天我們對於宿舍的美好想像不會只是空話云云。

生治會的上一步與下一步

◎張禎晏

　　對於從外縣市拖著箱箱行李，懷抱著忐忑期待的心情進入台大宿舍的新鮮人，辦理宿舍入住手續是與「宿舍生活自治委員會」（簡稱生治會）的第一次接觸，過去對於住宿生活和環境的想像一一成為了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信箱中來自生治會的信逐漸增加，可能是男一舍門禁設置與否的網路問卷投票，或者又一起竊案的發生弄得人心惶惶，又或者是在期中考崩潰潮前的夜點發放。在一次次事件的疊加後，一棟宿舍的印象逐漸在新生中定型，不難發現：在我們對於宿舍的想像形塑過程中，生治會的所作所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到底生治會是什麼？生治會做過什麼，能做什麼呢?


生治會在做甚麼？

　　有別於宿舍輔導員直接由台大校方住宿組任命，各宿舍生治會總幹事是經由全體舍胞選舉[1]而產生，該名總幹事再親自派任生治會的幹部成員，因此，生治會的建立可說是基於一定的民意基礎。對外，生治會代表宿舍向學校表達意見、爭取權益，或者與其他宿舍的生治會交涉；對內，除了作為管理者執行各項決議，生治會更是代表學生自治組織，使我們得以落實校園民主參與，例如：近年來，男一舍每上學期皆會舉辦舍胞大會、發放問卷投票表決是否建設門禁系統[2]，女三舍更是積極舉辦公聽會，利用公佈欄、PTT、網路問卷等，建立對話平台，討論是否應架設監視器以回應最近發生的竊案……。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生治會在宿舍的定位具有雙重身分與功能：其一是行政上的管理機構，協同輔導員執行諸如「鞋不落地」等政策，其二則是作為舍胞和校方的窗口，收集宿舍成員的意見後，在宿舍管理委員會或宿舍大會上爭取。


生治會的上一步——曾經做過了什麼？

　　回首過去，生治會過去曾不僅僅是單純收集並反映舍胞們的意見，而是更積極的推動改革，展現極高的學生自治能量：男五舍及女五舍生治會更在2010年提出推動「特色宿舍」，希望各生治會利用原本宿舍內部的設施和空間設計的安排，例如女五舍有較完善的廚房設備、女三舍的練舞空間更獲得許多舞蹈社團的獨鍾，還有生治會透過舉辦活動來營造宿舍的氛圍，希望讓各宿舍發展各自的特色，以吸引不同的學生依各自的志趣選填宿舍分發志願，選擇最符合自身理想的「家」。除了推動特色宿舍，校門口女生宿舍群生治會更嘗試打破各宿舍各自為政的景況，推動「女宿社區化」讓鄰近的舍胞可以交換使用設施，共享不同設備或氣氛的宿舍空間，透過各生治會制定宿舍設備借用辦法，在不侵害原舍胞使用的權益下開放設備或場地給其他住宿生或社團使用。另外，自2005年，畢恆達教授發表文章提倡性別友善宿舍開始，開始了一連串的討論，過去的醫學院校區宿舍群〈男二、男四、女四、女六〉生治會更試圖在部分樓層實施男女合宿，生治會在討論階段向舍胞投問卷意見調查時，得到正面的肯定回應[3]，但此提案在最後赴全宿舍成員投票表決時遭到否決，性別友善宿舍無法獲得過半民意支持而落實，相關討論也從此暫停。


但是為什麼我們感受不到生治會？

　　雖然生治會有時扮演積極推動宿舍進步的提倡者，但是更多的時候，生治會反而失去了反映意見、爭取住宿生權益的功能，淪為「宿舍輔導員的小幫手」，僅是消極的執行校方的政策或是宿舍輔導員的指示，筆者整理箇中原因，其緣由不出下列幾點：首先，生治會幹部的任期短暫。生治會的成員採每學年換任一次，施政無法連續，只能端看下一任生治會能否承襲上一屆的理念繼續推動，若否，上屆生治會一年的任期結束意味著過往一年的努力幾乎歸零。並且，在與男一舍陳建馨輔導員的訪談過程中得知，有些生治會成員願意出任的動機可能是「生治會成員可留宿於服務的宿舍，不需要冒著被抽籤去校總區外宿舍的風險」[4]，輔導員為了避免單純出於此動機任職的同學，多半參考過去參與宿舍服務的次數來判斷是否任用。最根本的原因是，舍胞參與宿舍學生自治的意願普遍不高，男一舍輔導員於訪問中提到，男一舍舍胞參與宿舍活動的意願低，只有與其他女生宿舍合辦活動時才可能有較高的出席率，事實上許多宿舍間共同舉辦的活動也是以「和異性聯誼」做為宣傳。在宿舍學生自治參與度低迷的環境下，生治會成員沒有充足的動機和服務熱忱，即使有意推行也是鞭長莫及，自然依循體制內阻力最小的路——順服於現狀的規則。


生治會的下一步——理想藍圖的營造

　　宿舍做為眾多住宿生共同生活的空間、記憶的載體，我們不禁思索：宿舍應該是一棟符合住在其中的舍胞理想與需求的「家」，而非只是作為一棟讓校方方便管理學生而設計的建築。生治會作為學生自治團體，應以成員民意為依歸，作為一個凝聚眾人想法和激發對話討論的平台，共識建構出了理想的宿舍生活藍圖後，生治會將其付諸實行。在與住宿組竇松林主任的訪談過程中，筆者感受到校方對宿舍抱持相對開放的態度：校方原則上同意生治會對宿舍的改革，只要經過舍胞經完整程序投票表決通過。學校提供了我們對宿舍的樣貌能抱有更多想像的空間，充分的學生自治許了我們宿舍可以不只是宿舍的夢想，而舍胞之間的對話，以及生治會持續的推動正是落實這張生活藍圖的最佳解。

　　另外，男一舍陳建馨輔導員在訪談中指出，網路的發達讓更多人結束一天的課程回到宿舍後，旋即進入各自在網路的世界，生治會面對宿舍成員們對宿舍公務日漸減少的關注，陳輔導員結合自身曾經於水源 BOT 服務的經驗，點出水源 BOT 的六成以上住宿生為外籍生，因為外籍生對於宿舍公共空間的想像和台灣學生不同：外籍生普遍認為宿舍是交流聯誼的地方，比起認為宿舍是休息場所的台灣本地學生，更樂意在交誼廳等公共空間與其他舍胞交流聊天、抑或是參加生治會舉辦的活動，因此和其他宿舍比起來，水源 BOT 的交誼空間無論是平時或者活動總是充滿活力，輔導員建議生治會與其在宿舍內舉辦活動，不如增加與其他宿舍聯合舉辦的活動或課程，增加活動的吸引力，讓舍胞離開電腦和線上遊戲，走出房間、宿舍和他人交流。


全新宿舍，嶄新的可能

　　以往學生對於宿舍的想像，皆受限於宿舍完建時的設備和空間規劃設計，生治會能做的僅是透過後天的經營改變宿舍的特質，例如過去性別友善宿舍的推動，因為礙於現有宿舍的硬體設備在建造時僅考慮到單一性別的使用需求，例如只有單一性別廁所的設計，使得性別友善宿舍在現有的宿舍實施時遭遇許多困難。然而102學年台大校務會議通過了新建宿舍的提案[5]，一棟嶄新的宿舍即將跳出建築藍圖佇立在校園中，以解決長期以來台大宿舍床位供不應求的窘境。住宿組竇松林主任於訪談中表示，早在先前爭取醫學院校區宿舍部分實施男女混宿時，就已決議從新建宿舍開始實驗男女混宿。空間設計方面，新建宿舍應吸取女舍竊案對於空間的檢討，嘗試從建築格局設計尋找竊案的解決方案，例如增加公共空間的視覺穿透性，讓舍胞彼此之間的非正式監視，取代正式監視（監視器），或增加切換私密領域及公共領域的過渡領域，一方面促進個人與鄰近舍胞的良性社會互動，另一方面也讓個人隱私有更好的保障；竇主任也承諾將會開會並邀請學生會、學代會以及性別工作坊參與討論，在新建宿舍的生治會尚未成立之前，由校級的學生自治團體及其他的學術團體可以共同加入規劃，從學生宿舍的實際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提供意見和建議，和校方共同打造符合學生想像與需求的嶄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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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組織細則第七條：「自治會置總幹事一人，由自治會全體會員七分之一以上投票選舉之，以得票數較多者當選。投票人數未達自治會全體會員七分之一者，總幹事由住宿生大會選舉之。住宿學生以下學期續住者為限，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自治會登記競選總幹事。總幹事任期一年，由每年七月一日起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
[2]台大每棟宿舍的門禁架設前均經過全體舍胞投票過數同意，惟男一舍連年否決架設門禁，本學期（103-1）問卷結果：52.8%的有效回收問卷中，反對票仍佔54%。
[3]根據竇主任的訪談，當時女生的接受度甚至高於男性。
[4]同註一
[5]參閱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102學年度第6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綠領農學市集，安心賣，放心吃：總召吳坤育專訪

◎周子勛

　　第一屆「綠領農學市集」於10月4號與5號在鹿鳴廣場上舉辦，現場人潮不斷。總召吳坤育接受意識報專訪，談此次市集的興辦和理念。

意識報（以下簡稱意）：什麼是「綠領」？
吳坤育（以下簡稱吳）：綠領是一種產業類別，是發展生態多樣性、環境永續與節能減碳的產業。比如說：3C產品原本會排放重金屬汙水，可是今天研發讓這個（產品）可以不會污染，就算是綠領。所以不只農業，工業、服務業、任何產業都可以是。


意：為什麼要辦「綠領農學市集」？
吳：「綠領農學市集」跟其他市集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包含各種角度。像彎腰（市集）以前是議題取向的，講苑裡、大埔、樂生，或是小農復耕議題。我們（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學生會）則希望盡量把面向打開，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有主動參與、表達的空間。我們希望來市集的人不只是買東西，在買東西的同時，我們也告訴他，為什麼我們要賣這個東西？買了東西之後，對你的生活會有什麼差別？
　　市集是由生農院十二個系學會共同舉辦，在八月的時候開始開會。每個系都有自己的核心想法。像森林系的主要訴求是合理化砍樹、生科系是保護蜜蜂、社會系是屋頂菜園，我們農藝系就想增加糧食自給率、友善耕作等。校外參與的十個單位也非常有想法，一開始先找到慈心基金會，再藉由他們找到其他幾間。綠團生機想要為社會帶來更多健康的芽菜，喜願小麥則在八年前開始耕作友善小麥、米粉。他們一直想為台灣的農業盡一份心力。


意：總歸來說，你對這次市集成果滿不滿意？
吳：就參與的人數和情況來講滿不錯的。人來得很多，擺攤也比預期賣得好很多，然後我們推廣的理念，大家接受度也滿高的。比如說，紅糖是怎麼來的？蜜蜂為什麼會消失？就是有讓他們知道一些知識，不只是買東西。

意：有什麼推薦的獨家產品嗎？
吳：應該是我們的馬芬。當初想找一個大家看到就會想吃，吃了之後又會比較健康的東西，所以就選了馬芬。之前有記者打來問馬芬的材料，聽完之後他就說：「這樣你們成本不就很高，要怎麼賺錢？」這個問題副召也問過我，可是你看他們這樣子質問，大家都是認同的，認同我們要有健康的食物原料。誠如你們看到的，我們也沒有訂得很貴，讓大家買不下手。活動當天，600顆馬芬馬上就賣掉了，大家吃了之後都覺得很好吃、很放心，我們當然也賣得很安心。所以有些事情就是做了就知道理念到底有沒有辦法被實踐。

馬芬小檔案（45元／個）
材料：喜願中筋麵粉、黃豆馥聚有機公平貿易巧克力豆有機香蕉里仁有機糙米麩主婦聯盟紅糖、二砂糖
無鋁泡打粉好市多芥花油

意：還有沒有什麼想跟讀者分享的話？
吳：為什麼我們沒辦法做出像剛剛（馬芬）這樣的選擇，因為我們有很多不了解、不知道的東西。比如說，現在棉花四分之三都是基改的，而且都被美國孟山都[1]控制，他們用單一種植的方式在印度等地方造成很多農民破產。或是成衣業，要先漂白才能再染色，然後染色很多都會造成很嚴重的重金屬汙染，今天把它丟了，衣服上的塑膠微粒也會沖到水裡，汙染整個海洋。現代社會切得太乾淨，覺得我就是做這個（自己的行業），生活中買到的東西就應該很安心，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認識是第一步，從台大開始，認識台大，然後認識整個產業、整個台灣的脈動。如果我們更知道自己用的每樣東西怎麼來，自然就會做出更好的選擇。為自己好，進而為環境好，因為環境的健康也是每一個人健康的基礎。我覺得這次綠領有讓我們更知道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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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孟山都為世界最大種子公司，致力發展基改作物。曾涉多件不當排放化學汙染、使用禁藥等官司。

專訪「台大人撐香港」：黃柏城、周貴賢、韓俊賢

（圖片來源：台大人撐香港 NTU in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

　　此篇文章發想於香港佔領運動期間，希望藉與三位在台港生的訪談，呈現他們對家鄉發生之事的觀點，以及他們在台灣的觀察。訪問進行於11月25日，但在12月15日完稿的早上，香港警方已結束位於銅鑼灣的最後一個佔領區的清場，持續79日的佔領行動暫告段落。
三位受訪者中，韓俊賢七年前來到台灣，曾為台大學生會外務部首任部長，目前就讀於國家發展研究所，黃柏城、周貴賢則為今年九月自香港城市大學來到台大的交換生，目前分別就讀於政治系和物理系。以下三位受訪者以姓氏表示，意識報記者則簡稱「意」。


意：想請你們簡述佔領運動的基本脈絡。[1]
黃、韓：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脈，2013年佔中三子[2]揚言「不給普選就佔領中環」，其實是模仿占領華爾街，以經濟手段對政府施壓，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受台灣三一八運動啟發（那時也還沒發生三一八）。但確實佔領人士曾到台灣，和守護民主平台的人有所交流。
　　今年（2014年）六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以網路系統發起公投，調查人民認為理想的特首選舉方式，其中有「提名委員會」、「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三種選項。「提名委員會」是北京政府的主張，由特定一群委員提名特首人選，這群人和中共政府或財閥往往掛勾很深；而香港的政黨非常多，用「政黨提名」可能變得混亂，投票結果「公民提名」為最多港人所認同。港大把結果告知香港政府，希望有所回應，但港府的回應報告仍然逃避民眾的訴求（目前香港政府就是北京的傀儡啊）。
　　到八月，北京政府就公布「提名委員會」將是唯一的選項，且人數門檻比以前更嚴苛，這等同是香港政府將更徹底地被北京控制。因此學聯和學民思潮[3]，準備等10月1日中共國慶正式佔領中環，並舉辦多場講座作為醞釀。9月22日，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罷課，學生聚集在政府總部後方的添馬廣場。但9月27晚上，廣西同鄉會以「慶祝國慶」名義將添馬廣場借走，學生因而提早衝入封鎖的公民廣場[4]，成為一連串抗命行動的開端[5]。


意：香港人們、及你們身邊親友對佔領運動的態度？
黃、周：北京的決策公開後，人民贊成佔領的比例其實不高。在不少香港人的價值天枰上，「經濟」較「民主」為重，尤其是上一代。這也是為什麼兩大學生團體沒有立刻展開行動，而是先以講座、論壇說服更多人支持。
　　但年輕一代開始有不同的看法。這背後和媒體有關，不同於上一代大多只會看見受中共箝制的報導，年輕一代由網路接觸到主流之外的媒體，漸漸發現世界不是本來想的那個樣子。他們看到高漲的房價、物價，及逐漸難以生存的人們，開始想要一個真正為香港人好，而不是只會拍北京和財閥馬屁的特首。對他們來說，上一代常講的「獅子山下的精神」[6]除了經濟面上的任勞任怨、賺錢求生，也應包含追求合理社會制度所需的堅毅。

韓：當然並非年輕人就一定支持佔領，也有人認為這促使國家分裂，在臉書便會看到蠻激烈的筆戰，但這種人是少數。就我身邊的狀況，反對者大多來自70年代，他們已有工作有房子，相對滿意於現狀，對運動的態度便傾向負面，覺得它破壞了現狀的安定。
　　運動中另一群特殊的角色，是來自內陸或東南亞的移工。他們對香港在地認同不深，加上工作所得往往不比建制派（親中派）極端人士給他們的錢多，因而常受其雇用，在佔領現場攻擊學生和人民。


意：對於「太陽花學運」這個媒體塑造出的名字，台灣部分人有批判的意見。那麼香港人如何看待「雨傘革命」之稱？
韓：就我個人看法，參與運動越多、或越關注事況的人，越不會稱此次運動為「佔中」。但也不是說他們就會稱之為「雨傘革命」，這個稱呼真的眾說紛紜，如果要用一個較中性的稱法，應該是「佔領運動」。

黃、周：香港自大約2012年起的社會運動，例如反國教[7]、反東北計畫[8]，若放在整個歷史脈絡裡看，比以往有較多衝突，因此佔中三子一開始將運動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中」，強調無暴力及不反抗，並計畫以自首結束佔領，表示對法律的尊重。
但後來的行動偏離三子原先的設想，三子亦承認運動已非起初的「佔中」，主導權轉到學聯、學民思潮兩大學生團體上。三子預想的「佔中」在政治學上稱公民不服從，但並非人人都完全認同那樣的模式。這沒有孰是孰非，一般人都贊成「和平」，只是每個人對「和平」的標準並不盡相同。


意：對香港及台灣學生參與公共議題和社會運動的觀察？
黃、周：我們是今年九月來的交換生，並未參與三一八的運動，只有看過紀錄片，覺得台灣學生蠻熱情的，那種思想受到箝制的氣氛比香港少很多，身邊同學對公共議題的意識也較強。在我們念的城市大學裡，有一些討論議題的團體，但平常發傳單也沒甚麼人理會。

韓：我在台灣待了好幾年，感覺倒是相反。台灣人對三一八的參與很熱烈，但常常也很表面，也不會真正花力氣去了解運動的脈絡，只是到現場看一下帆神，打一下卡好棒棒而已。說要自主罷課，也是第二天就九成人回來上課了。但這或許也和台灣教授較不願因應罷課調整進度有關，台大除了社科院都相對保守，其他學校更保守。香港作風比較開放，我自己的經驗是，連署學生過半數時會寫信給教授，只要學生願意補課，教授便同意罷課。
　　此外則是對校內的公共議題。像最近的「選課須經由導師簽署」，明明是對彼此都影響深遠的事情，我們把發起公投的計畫PO在NTU版上，底下回覆數卻遠遠比不上「畢聯照延拍」和「免費便當」這類文。這樣就算公投結果出來，也會被校方以「投票學生算不上多數」的藉口迴避掉，無法產生制衡校方的效果。
　　對公共議題參與較少、較表面，或許台灣和香港學生其實大同小異。確實三一八和佔中帶來了一些改變，但後續會如何發展還值得觀察。


意：「台大人撐香港」的行動是如何開始、如何進行？
黃：其實是個偶然。我想發些傳單，剛好遇到周他們想讓台大學生拿著撐香港的標語拍照，兩群人就一起行動了。本來希望活動規模可以更大，但人手不夠，真正活躍的只有我和周等三四個人。並非每個在台港生都對這場運動這麼有感受、願意站出來，且他們大多是交換生，在台大的時間不長，有些人不確定這類行動在這裡是否被允許，便不敢投入。
　　大部分的回應都很友善，有的是接受我們邀請，也有人主動要求合照。我們把這些聲援照收集在粉專上，上面也會更新香港的現場近況和重要聲明，每次幫同學拍完照，我們便會告訴他粉專的存在，希望台灣學生除了拍照、說聲加油，還能持續關注和理解這場運動。但最近的Update比較少了，因為運動情勢慢慢變得複雜、分裂，而我也有我的主觀立場，不希望個人立場變成大家了解佔中的一個框架。
　　身在台灣，眼看家鄉的抗爭現場，覺得自己能做的真的很少。應該在那裏與香港人站在一起的，卻做不到，去香港在台辦事處示威也沒有甚麼用。我們只能在這裡盡力讓更多人知道香港在發生甚麼、幫助在台港生追蹤家鄉的狀況，並讓對岸的香港人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韓：除了「台大人撐香港」，港澳學生會有在發黃絲帶，我們也陸陸續續舉辦的小型講座。有一陣子公視「有話好說」很愛講香港的事情，邀請我上節目談，那時我發現台灣對香港的歷史發展和政治生態不太理解，所以講座內容大多是針對這方面。與其他學校相較，台大的參與和會後提問還算踴躍。但在台大不論辦甚麼活動，借場地都很棘手，沒一個活動能在三天內跑完那堆程序的。


意：台大電影節選擇以「從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作開場。這部電影對香港社會有哪些隱喻，對台灣觀眾的意義又是？
韓、黃、周[9]：在電影裡，主角群之外的所有人類在一夕間不見蹤影，整個城市變成空的，主角群內部則有人猝死、有人姦殺或刺殺別人，秩序崩解了，整個社會都消失了。這或許是將「大埔」作為整個香港的縮影，隱喻香港很多原本擁有的東西，在回歸中央之後逐漸消失的事實。三一八期間我們常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就是不希望台灣步入香港的後塵。
新聞自由便是一個「消失」的例子。香港TVB電視台曾在運動現場，拍到七個警察把一個參與者拉到角落施行暴力的鏡頭，早上播出時還有畫面和旁白，中午沒了旁白，到了晚上整個新聞就不見了。另一個著名事件則是廣受歡迎的新媒體「主場新聞」在恐懼下關站。香港媒體的採編過去是自由的，如今卻受到中央的打壓。
　　另一個例子是「公安條例」。回歸之後的1997年7月，他們弄了個臨時立法會，廢除一些像工會集體談判權這類有利民間的權利，也把很多在港英時代廢除的不當法案給恢復，公安條例便是其中之一。其內容包括遊行需由警察提出不反對通知書，否則警察便有權驅趕，甚至若未來第二十三條[10]通過，警察不需同意文件，便能自由進出你的屋子搜查和竊聽。
　　走在街上，以前的特色小店，現在都變成金舖銀樓，小店已無法在高漲的地價生態下生存。坐地鐵或巴士的時候，以前不會那麼吵、這麼你推我擠不肯讓座，但2004年放寬內地遊客來訪後，這一兩年每次回去，就發現又改變一些。走出旺角或沙田這樣的市區或景點，即便香港地狹人稠，過去也不曾到寸步難行的程度，但現在就是這樣，而且你一定會發現內地人比香港人還多。我們自己住的地方越來越不是自己的，而是內地人購物的地方。他們湧進來香港搶奶粉、尿片，搶茶葉，甚麼都搶，搶到物價以香港人薪水追不上的速度在上升。年輕人買不起房子，要創業也難上加難，常常就是進旅遊業這一個選擇。
　　照理來說，港府是有權決定每天讓多少人進來香港的，但現在港府就是中央政府的傀儡。電影的最後，他們終於開著紅van逃離大埔，天亮之際卻一起哭了：「我們真的要離開大埔了嗎？」這說出很多香港人的心裡話──不忍心看到所愛的香港逐漸消失，被中共的政策消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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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此僅著重於運動的起源。
[2]分別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及基督教牧師朱耀明。
[3]「學聯」全稱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HKFS），由香港八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是香港最大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Scholarism）成立於反國教事件（見註7）期間，原以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目標，後轉為廣泛關心社會議題。
[4]公民廣場在過去是開放的，但在近年數場抗爭後遭政府封鎖。
[5]9月28日傍晚，警方以辣椒噴霧和塑膠槍威脅群眾，示威人潮因而擴散至旺角、銅鑼灣、金鐘等地區，形成佔領局勢。
[6]獅子山位於九龍塘及大圍之間，為九龍的重要地標。早期九龍為一般勞工居住的區域，久而久之「獅子山」便成為為生活艱苦奮鬥的精神象徵。詳見：http://bit.ly/1GOdD7X
[7]「國教」全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港府欲推行之中小學學科，旨在建立學生對中共政府的認同。此學科於2012年9月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辯論及遊行運動。詳見：http://bit.ly/1xkNJJk
[8]新界東北「深港富豪雙非城」發展計劃，為港府以解決香港市民住屋問題及經濟發展需要為由所推動，然而其牽涉近萬民眾的拆遷及農業生態的犧牲而有所爭議，2014年6月出現「反東北」的運動。詳見：http://bit.ly/1xkNNsr
[9]過程中三位受訪者以交錯、互相補充的方式回答，直接呈現恐不易閱讀，因此本文多是整合三人的談話內容。
[10]「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關於煽動顛覆中央人民政權或竊取國家機密等之憲法條文，由於其牽涉港人原有的人權和自由，掀起激烈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