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崴、張欣嘉、吳璠
引言
去年（2013），臺大人類學系博士生在系館旁的草坪上散步時，意外撿到陶片，經人類學系判斷為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所遺留，距今一千多年歷史。10月正式試掘後，人類學系發現該地不只有史前時代十三行文化遺址的陶片層、清治時期的漢人水田遺跡，於部分區域的陶片層上方，還留有日治時期堆疊成金字塔型的地基。該地基所屬之建物在國防醫學院進駐後，則作為護理大樓使用。
每一個試掘坑的地層，都猶如公館水源千年記憶的濃縮。這些發現點燃了我們對這一帶過往歷史的好奇心，開始著手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訪談，希望能拼湊出不同時代水源人的生活樣貌。
現在，就請各位跟著我們一起走出總區校門，往新店溪河岸的方向走，開啓這趟水源身世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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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聚焦的地理範圍，位在今日臺灣大學與新店溪畔之間。（圖片來源／Google Ma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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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的臺灣高等農林學校校園（臺灣大學現址）（資料來源／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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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從蟾蜍山眺望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今臺灣大學）（資料來源／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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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人類學系助理教授陳伯楨（左一）說，以前的考古學家通常會將近現代的建築當做現代擾亂，所以傾向直接忽略，但現在這種觀點慢慢在改變，考古學界開始會去注意近代歷史的演變過程。（攝影／吳璠） |
＜拼圖1：太陽旗下的現代化都市工程──自來水系統與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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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位在公館思源街1號的臺北自來水園區，前身是臺北水源唧筒室。從這張攝於1918年的照片可以看出，當時的公館地貌以農田為主，因此位在照片左上角的歐風建築「臺北水源唧筒室」（今日的自來水博物館），就顯得特別醒目。（圖片來源／臺灣舊照片網路資料庫） |
在前述十三行文化時期與日治時期之間，能掌握的史料相當少。少數確定的線索是，漢人最早進入公館地區開墾的時間，可以從寶藏巖觀音亭興建的時間看出端倪。歷經社運團體奔走，在2004年被臺北市政府認定為「歷史建築」，而得以保存建築風貌的寶藏巖聚落，社區內的佛寺「觀音亭」興建於1681年，可見此地最遲在十七世紀已有漢人拓墾的蹤跡。其後，於1740年，郭錫瑠從新店溪引水，開鑿水圳，建立了日後稱為「瑠公圳」的重要灌溉水道系統。
1895年清廷將台灣割讓與日本後，「順利開進臺北城的日本統治者，最大的困擾並不是游擊隊的抵抗，而是不明不白死於台灣的威脅，熱病就是這種威脅的典型」，蘇碩斌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中描述道，日本殖民政府在明治維新時代，已經逐漸透過西方現代醫學，掌握疾病科學知識，而在接手有「瘴癘之鄉」之稱的台灣後，陌生島嶼上流行病的威脅，就像一個未知的死亡黑洞。這促使日本政府對臺北的早期都市建設，都聚焦在公共衛生上。其中自來水道工程就是最具體、也最重要的硬體規劃之一。
統治初期，殖民政府特別聘請英國工程師爸爾登（William K. Burton）籌劃台灣地區水道設計。日人接受了爸爾登的建議，利用台北盆地東南地勢較高，並往西南地區遞減的形式，透過重力輸送水源，並選定今天公館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為水源地，建立現代化的水道系統。事實上一直到30多年前，臺北市自來水廠還是在公館附近的新店溪畔取水，後來才因水質日益惡化，於1977年將取水口上移至青潭堰。
＜拼圖2：國防醫學院的怒目少年＞
今日的臺大水源校區，日治時期為日本陸軍砲兵聯營舍。戰後，隨著國共內戰情勢告急，國防醫學院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起初進駐碧潭清風園，幾個月後就搬到公館水源地復校。直到1999年，國防醫學院再度遷校至內湖，水源校區方才演變為臺大水源校區。
因此在1949年至1999年之間，台大與國防醫學院是毗鄰的校園，但是各自的校風差異頗大，國防醫學院的校風是相對封閉的：軍校中不允許社團，學生想要聽話劇或是歌唱，都必須到台大來；他們所允許的社團組織只有同鄉會，如山東同鄉會。而那時大部分的國防醫學院師生都是外省籍，絕大多數有流亡的經驗，第一屆只有一個本省學生。
當時水源地河岸一帶大部分都是射擊場和刑場，像是靠近青年公園的馬場町、水源地行刑場。1950年代之後，在水源地刑場槍決的人數漸多，諷刺的是，槍口指向的方向恰恰好與當時國防醫學院學生宿舍遙遙相對，因此當時的學生是可以清楚看到被槍決的政治犯。此外，由於當時國防醫學系的大體解剖課缺乏大體老師，因此當時槍決之後，無人認領的屍體便運送到國防醫學院來當作教材。也就是說，當時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往往是直接在宿舍目睹政治犯在河岸被槍決，隨後可能就在解剖課上以其大體為解剖對象。這樣的情形，後來導致了一件非常戲劇性的事件。
當時國防醫學院的操場有三個大倉庫，其中有許多軍醫器材。國防醫學院學生想要保護這些財產，便成立了地下自治會，希望倘若戰爭發生，可以藉此保護老師、同學以及學校財產；同時，也有不少學生開始喜歡聚集在後山閱讀左派的書籍，思考社會、政治的議題。
當時就讀藥科的學生霍振江，成立了一個很特別的讀書會，叫做「錶」，號召許多學弟學妹一起讀書，靠著每個人捐贈自己的書來維持。當時他們很喜歡看一些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後來讀書會太過招搖，被官方盯上，霍振江被捕。
之後，霍振江在水源地行刑場被槍決，家鄉在河北的他隻身在臺，無親友能替他收屍，就被送回國防醫學院，成為同班同學的大體解剖教材。此事震驚國防醫學院，甚至有女同學因此到後山上吊自殺。此後國防醫學院才開始拒絕收政治犯的大體。
這是1952年8月5日判決的「國防醫學院『自治會』與『讀書會』霍振江等案」。林傳凱所撰之〈澎湖山東流亡師生案〉文中指出：「本案共判決二十六人，其中案首藥科學生霍振江初判十年，後送至總統府改判死刑。判決的理由，是因為霍振江於北京讀書時，曾參加學生運動，加入共黨；來台後雖已與上級斷了連絡，卻仍在校內組織讀書會，因此應處以極刑。」組織成員被抓、甚至處決之後，對當時的國防醫學院造成嚴重衝擊。長期投入研究戰後地下黨運動的臺大社會所博士生林傳凱，就描述那個時代中的國防醫學院，「籠罩在一種灰濛的氣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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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水道水道町水源地平面圖（1909）
（資料來源／《追尋都市史之足跡──臺北「近代都市」之構成》） |
＜拼圖3：永春不永春？──違建戶與眷村的拆遷與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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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禾社區的居民分享童年時期在社區成長的老照片。（攝影／吳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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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社區居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看到老照片就追憶起童年時光。
（攝影／吳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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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社區中還留有日治時期興建的木構老宅，可能即將在今年夏天面臨拆除的命運。
（攝影／吳璠） |
何來永春？
40年代末期，跟隨國民黨來的政治移民大量入籍台灣，政府採用安置政策來處理大量軍人的居住問題，就將水源地區規劃了供給軍眷的「眷村」，但卻也並非所有的軍人皆可獲得政府規劃的土地，部分士兵就在列管眷村附近的廢棄地，如河岸邊或者周遭的畸零地上搭建違章建築作為臨時的住所。而後，大量都市化後產生的城鄉移民也進入了台北地區，所以現今永春街超過一半的居民皆是南部人、本省人。人稱「萬來伯」、從青年至今都住在永春街、長期擔任工地工頭的陳萬來說，大約60年代，他還是18歲時就自己上台北打拼討生活，當初就是跟叔叔一起住在街上自己搭蓋的房舍裡面。
民國88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後，台北市政府打算積極發展防災政策，除此之外更計畫在市區的每一個行政區，各建置一處「防災公園」[1]，規劃緊急救援道路和大型避難場所，預備重大災難時的安置、指揮、調度據點。其中一個預定地就座落在汀洲路到河濱公園之間，涵蓋了永春街的所在地。非居住於眷村的永春街居民，因此面臨迫遷的危機，無法得到國家的安置和補償，生計與居住權都受到嚴峻的威脅。在里民向當局抗議、強力爭取之後，北市政府（當時為馬英九擔任市長）承諾要提供專案住宅區，供富水里一帶約四百戶居民搬遷居住。
孰料，在2011年台北市取得2017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辦權一年之後，政策急轉彎，由郝龍斌帶頭的台北市政府，卻忽視前任首長的承諾，擅自將都更規劃圖裡面的專案住宅區，改成體育場用地，而現在的住宅區則依舊是公園預定地。當時的居民組織自救會，也尋求立委的協助。最後，在2012年底，政府妥協，變更了原本的都市計畫案，將另覓場地興建世大運的運動場，並將土地轉回專案住宅地。
在拆與不拆之間
從思源街街底轉入永春街，左手邊靠近河濱公園一側主要是違建戶，而對街則是列管的眷村「嘉禾新村」。嘉禾新村的居民鄔紹輝表示，依據現在的公告，他們最快將會在今年夏天，遷往位於中華路上的公寓大廈，鄔紹輝說：「房子很多地方都已經漏（水）了，但是因為政府說要拆遷，所以也捨不得花錢整修。」但是房子究竟什麼時候搬？
隔著一條街，另一側違建戶則因為沒有地契，「迫遷」始終是他們眼前的未爆彈。先前政府雖已承諾了安置住宅，但遲遲沒有下文，居民萬里伯因此無奈地表示：「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能住到什麼時候。」畢竟政府跳票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
低矮的住宅群背後可以望見台大水源校區裡面新落成的卓越一期大樓，屆時將面臨街的一側房屋全數拆除並變成工地，剩下違建群和建商的綠色鐵皮對望的景象。永春街裡面斑駁的牆壁和剝落的油漆，彷彿吶喊著這條街崎嶇的生命，難道這一切也終將被湮滅，徒存照片中黑白的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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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防災公園宣傳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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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平溪老家當自耕農的林民豐，年輕時很少待在臺北，喜歡平溪山上的生活，但由於老婆帶著孩子在臺北打工，居住在永春街，所以「家」一部份仍然扎根在此。現在是因為想幫忙帶孫子，所以長住在這。他笑著說，只要天氣一熱還是會馬上車子一開就想回平溪啦。
（攝影／吳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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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萬來伯的陳萬來，形容違建區這邊是「五湖四海皆兄弟」。
（攝影／吳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