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邏輯的反思—建立客庄的在地論述
社會三 邱星崴
我是一個客家人，我一向可以自豪地如此宣稱。但是，進一步思索，什麼是客家呢？我憑甚麼宣稱我是客家人呢？這個答案，我越是思考，越是混亂不可得。我懂得穿藍衫、撐紙傘或賞油桐花，就是客家？儘管在年輕一輩之中，我堪稱客語流利且擁有客家意識，但我赫然發現，我身上的現代人樣貌似乎遠勝過我的客家基因。我更像這個時代遠勝過我的祖先。對於生之來源的疑問，我想最好回到家鄉，回到土地上去尋找答案。我回到我的家鄉—苗栗縣的大南埔，進行田野資料與歷史文獻的採集。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我發現，過去我對家鄉的理解實在膚淺。
大南埔的開發期程在道光年間，山林的開發不易，除了地勢險阻之外，還必須面對強悍的原住民。因為樟腦的緣故，先民們如吮蜜之蟻，前仆後繼而來。樟腦的用途極廣，可以藥用、驅蟲甚至當火藥原料。在沒有石油原料的時候，樟腦實在不可或缺，故彼時樟腦價格極好，一擔樟腦可以換得一擔銀。有了樟腦做為財源，就可以在各個戰略要地設立隘口，雇請隘丁，保護墾民的安全。三灣往南庄一段的開發，相對少了許多武裝衝突，這有賴於賽夏駙馬─黃祈英的功勞。黃祈英是廣東梅縣客家人，成為賽夏駙馬之後，發給客家人腰牌，使其能夠順利進入山區開墾。他還定下日後每房都至少必須娶一賽夏女子的族規，於是他的家族成為溝通客家人與賽夏人的橋樑。然而時光匆匆，同樣是為了樟腦的利益，日治初期的南庄事件卻是由賽夏族的頭目聯合泰雅人與客家人所發動，攻打在南庄的日本人。
本區域歷史發展過程相當迷人，關乎一個中原王權如何開發邊區海島；本區的族群互動相當細緻，不只是衝突、聯姻或結盟，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地進行交互作用的結果。無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政府都喜歡我們失憶，在課本中，漢人是漢人，原住民是原住民。但其實，客家、泰雅以及賽夏，三者之間複雜的交流才是本地族群互動的真相。
樟腦作為本地開發的動力，不斷向內拓墾，砍伐完畢的山林就當作耕地。大南埔原為一大片荒野，是樟腦開墾途中的中繼站。因為腹地廣大的緣故，成為附近客家庄與部落的貿易集結點，故以前的大南埔繁榮一時，後被日本人看上，在鄉村做了街道規劃。沒想到，道路開通之後，卻是惡夢的開始。日本人在本地發現了品質優良的煤礦，為了得到石油之外的替代能源，許多客庄子弟都埋身在礦坑。國民黨來了以後，仍然繼續榨取地方血肉，用「以農養工」的方式，進行初期的資本積累。由於國民黨有意識地壓抑米價的緣故，種稻的經濟效益不高。農夫迫於無奈，只好另闢生計。先是大規模的伐樹種茶，接著是廣種洋菇。再不行，就是讓子女到外地去打工討生活了。開發邏輯不斷滲入鄉村，水泥、攔沙壩以及砂石場，各種工程發包，像是寄生的病毒，看似讓農村景氣「發燒」，實則危害至深。開庄以來的大南埔，只有短暫的安祥自適，接著就不斷地被歷史的巨輪碾壓變形。我忽然明白我的疑問來由了。如果土地都可以被扭曲擠壓，人又怎麼可能不困惑混亂呢？唯有回到歷史脈絡中，才有辦法把頭緒梳理清楚，重新反思與出發。
就在去年，因為日本人街道規劃的歷史遺產，以及上述種種自然資源以及人文資產，政府挑上大南埔作為客家聚落保存的模範社區。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固然是好事，但是沒有在地論述的配合，註定不會成功。換句話說，沒有在地論述，社區營造終究只是政府由上而下動員的空殼組織罷了。相反地，一個有效的在地論述，卻能有機結合社造與地方，往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我愛我的家鄉，我想要為我的家鄉盡一份心力。因此，我打算引入我高中母校的人文班學生，讓他們與當地的耆老配合，進行在地資源與資料的整理。如此一來，當地才有自我論述的依據；此外，親身實做是重要的，從最基本的掃街道開始，乃至古道的修建，慢慢建立地方上的公共行動論述。在地論述豐厚，再經過各個在地的串連，區域特色就自然浮現。事實上，這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我認為公民社會的正常運作以公民之間的充分理解為前提。設若地方建立一套有效的機制，讓他者可以自然地深刻體驗地方，進一步認識同情與理解，對於社會的族群和諧，將有很大的助益。
「可怕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政府對於客庄的認知，只停留在農村曲中的自然風光。馬團隊的客家政策，只大肆鼓吹發展客家產業特色，發展客庄經濟。可是會不會只來了商業邏輯，使原本客庄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都被破壞殆盡呢？無論是新舊政府，他們的客家政策都蒼白地可怕。所以我認為，根植在歷史脈絡中的想像力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回到歷史中，去尋找區域的真貌，再透過我們的想像力，使其能夠轉化成當代呈現。當代的客家人何在？客家庄中自有客家人。當代意義下的客家人就在當代的客家庄之中。時代走至今日，公民意識、人文關懷與生態旅遊都是重要議題。三者交織之下，大南埔可以不必再扭曲自己，只要建立有效論述，即可憑此永續經營。行文至今，我發現我有點開竅了。我對歷史進行追索，重新綰合客庄的真貌，並透過社造，重新與土地進行對話，我的生之來源的疑惑已經不解自開。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建築的社會意識—謝英俊建築師訪談錄
建築的社會意識—謝英俊建築師訪談錄
採訪及撰文／劉書甫
謝英俊是國內外知名的優秀建築師，持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各地推動環保建材和「協力造屋」。在這個鋼筋水泥主導的時代，謝英俊建築師利用黏土、木材、竹子、水泥混木屑、草料與輕鋼架等建材，建起一座座的「土角厝」，以經濟、環保、可持續性為建築的理念和特色。而謝英俊的「協力造屋」計畫，則秉持著「將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與互助換工的優良傳統結合，降低對主流營建市場的依賴和對貨幣的依賴。並簡化構法，讓非專業者皆能參與勞作」的目標，在大陸農村及台灣原住民部落推動鄉村建設。
在九二一地震後，謝英俊率領「九二一重建工作隊」在日月潭周圍的邵族部落，進行「協力造屋」的重建計畫。在當地經濟條件和氣候環境的考量下，謝英俊組織了當地居民的勞動力，運用當地建材，用極少的成本，在六年內完成了300多套堅固、環保，而且冬暖夏涼的綠色房屋，與邵族人共同重建了他們的家園。另外，謝英俊也進入了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以及信義鄉的潭南村，帶領當地的布農族，作「協力造屋」的實踐與推廣。
謝英俊建築師以高度的專業和深厚的經驗，配合當地氣候環境與風土明情，運用看似傳統、自然的建材設計出施工簡單，卻是通過所有安全檢測的堅固耐用之環保建築，並且在實作上，以「常民建築」的理念推動「協力造屋」。這樣的理念打破了資本主義國家下，由專業壟斷建築而造成的「房屋＝專業工程＋大量資金」之主流邏輯，凝聚了鄉村勞動力，回歸常民的建築形式，可見其環保概念和高度的社會意識。
意識報有幸能採訪到謝英俊建築師，採訪內容整理如下：
問：這種以傳統建材蓋得房子需不需要常常修補？
謝英俊（以下簡稱謝）：大概一千年去補一次。古代的長城都是土夯的，裡面都是蘆葦呀，一千年你扒開裡面都是新的。人家講「磚百年，土千年」就是這個意思。土牆你就不要讓水打到，或者外面在做一層粉刷。
問：這種這麼自然的建材卻可以這麼堅固，那為甚麼現代建築會慢慢發展到較為複雜的建材，而不是用這種傳統的建材？
謝：這就是消費觀念和價值觀念，這是所謂社會化的問題，蓋個房子代表的身份地位呀什麼的都加在裡面嘛。
問：是怎樣的因緣際會讓你開始在大陸農村，以及後來在台灣災區推動你的建築理念？
謝：給鬼牽到（台）（大笑）。這種事情你不能從小立大志等地震。都是很偶然的機會。香港大學有朋友介紹我去找一個教授，但是他不在，找錯人了。找到一個正在籌組鄉村建設學院的教授，開始關注山農問題。那這個教授是中國大陸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就給他看我做的東西。他們在推動農村的合作社，我們就順著這個路子進到農村裡面去。所以是找錯人了才去的。
問：在各地區推動「協力造屋」時有遇到什麼困難？
謝：蓋房在村子裡是大事情，它是很社會化的東西。而且它動員的人力、動員的資金是很多的，所以絕對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當你的村子裡有這個組織，每天二三十個人穿著工作服集合起來在村子裡走來走去時，是會形成一股力量的。我們在村子裡組織起來的都是那些比較特別的、比較邊緣的人，但是組織起來會威脅到他們既有的勢力。我們在仁愛鄉中正村蓋了十幾戶，到後來村長都廣播：「不要給那個什麼謝XX的團隊蓋房子」。就這樣，早晚各廣播一次。因為蓋房牽涉到很多錢、資金、權力方面的東西，在災區的重建都會遇到這種勢力。
問：您跟主流建築業界的互動情況怎樣？
謝：基本是上沒有互動。因為他們也不幹這種活啦，他們對這沒有興趣。主流的建築界裡無法進入到這個領域，也就是「常民建築」、大部分人的居住行為。因為我們現在建築的教育、設計的訓練是服務於少部份的精英的。這是有歷史傳統的，沒有一個農民會請建築師設計房子，付他設計費的，全世界不可能出現這種事情。這個怎麼講，如果衣服都是請裁縫師作的話，那大部分的人沒有衣服穿了啦，我們現在衣服是透過工業化的生產。但是，大部分的世界裡頭，建築離工業化，距離是非常非常遠的。所以「常民」的房子是怎麼生產出來的，專業的訓練是沒有教這個東西，也無法踏到這個領域裡來。
問：台灣在實行這種環保建築的情況如何？
謝：我現在都是作這種業務，蓋民宿呀、蓋農舍呀...但是，作土的在台灣還是很難接受。因為相對之下我們的環保意識比較不夠，必較落後一點啦，文明程度比較低一點。（笑）
問：台灣可不可能推動「協力造屋」？
謝：我們建房的時候基本上就是一種「換工」的機制，就是譬如我蓋這個房子要五萬塊錢，材料費如果是兩萬五、工資兩萬五，那你那工資的兩萬五就可以不用準備了，就用農閒換工的時候解決掉了。
但是，台灣合作建房比較難。如果說台灣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十，這種方式就可以啦。那你失業的時候就是你自己就業嘛。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幾戶人家一起做，才有可能。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把每一個人都拆散掉了。沒有那個凝聚力、沒有那個組織，所以就沒有辦法做。還是有可能，不是沒可能。找個五戶人，組織個俱樂部，然後一起蓋房。只要你發現這樣比你現在上班賺錢還划得來，那就可以作呀。主要是你現在蓋這種房子，銀行不給你貸款。你銀行的門你都近不了，銀行聽不懂你那個土房子多少錢啊。
問：所以推動「協力造屋」一定要有組織？
謝：這個是這樣，農民可以存款，沒有辦法貸款。為什麼？因為太多人了嘛，作業成本太高了，銀行服務沒有那麼好。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農會在農村裡會有那麼大的勢力就是這樣子。銀行不願做就是由農會來做，因為他放款成本太高了。合作社的話就比較容易跟銀行談貸款，有組織的合作社可能就一次跟銀行談十戶的貸款，銀行才願意。而且銀行要收帳呀，你單家單戶銀行怎麼收？個人跟銀行之間，這條路不通的啦，所以要有組織。沒有組織，房子還蓋不起來。
問：這種建築行為要如何在人民既有的邏輯下取得認同？
謝：認同很難，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挑戰到我們所有的現有的文明架構、所有現有的價值體系。我們食衣住行的觀念沒有一樣是對的啦，連腦子都不對。地球不是只有少部份的人可以玩的。這種還是有很大的、習慣性的價值觀在影響。
問：你持續在台灣、大陸，甚至想到美國災區去幫他們蓋房子，但是政府沒有辦法幫忙嗎？
謝：也不是幫他們蓋房子，是帶他們蓋房子。紐奧良很多還是荒煙漫草耶，沒有蓋幾間房子耶，人民面對這個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呀，政府蓋的都是公共建築。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幫人民蓋房子。你不要看一個破房子，那可能是他一輩子的積累，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幫你蓋一個你一輩子積累的房子。除非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用政策。我們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給你一個房子很破、很簡單的、讓你幾乎只能保命的房子那還可能，但不可能幫你做一個這種房子。房子是human right，但美國沒有呀。他們的human right是透過銀行呀，你沒有credit、貸不到款你就沒有right。是不是這樣？很多紐奧良淹水的都是經濟條件不好的人家，銀行會貸款給他嗎，不可能的啦，所以他房子沒有辦法蓋。這個是這樣的，政府都是補貼銀行的利息，然後由銀行放款給受災戶，我們九二一地賑災區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的。
問：在環保建築的推廣方法上，有沒有想過公開設計圖，讓更多人可以直接效法？
謝：沒有那麼簡單的操作機制，這不是有辦法拷貝的，描述沒辦法準確。蓋房子是很社會化的，不是你個人可以解決的。你這套的東西有他的規制性，不是任何人拿來就可以用。這種需要相當的訓練的，然後它能夠在社會裡頭被接受，形成一種社會的機制。不是那麼簡單。建築圖公開沒有問題，但要理解這個是社會的行為。就像佛經是公開的呀，大家都可以念，可是有大家有都成佛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大陸要辦一個「常民建築」學校，這東西是要訓練的。佛經沒有念到頭發昏是不會懂的，不然裡面每個字你都認得呀。常民絕對不是拿來就可以用就叫常民。
問：可是您說您的建築是要破解專業化，可是沒有專業又不可能做，這似乎說不通？
謝：那是施工的人、勞動力還有生產工具。設計的東西要倚賴我們，倚賴經過我們訓練的人，但施工大家都可以作。推廣可以，但是很難，難就難在它是由我們個人來做這個事情。它應該是個政策才有可能。要公眾的、要大量使用的，這一定要透過政府。
問：那政府支持您嗎？
謝：政府不知道支不支持，但目前為止沒有支持過。他們也不曉得怎麼支持啦。
問：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能再負債累累的情況下依然這份理想？聽說政府曾經頒給您一個獎項而有一百五十萬的獎金，可是您卻拒領了，為什麼？
謝：這種簡單講是專業作為，專業作為能夠有所成果，就像做實驗啦、做研究能有些成果，那就應該繼續做。只要肚子裡有食物，就要繼續做下去。那個獎不要提了啦，一百五十萬喔，我不看在眼裡啦，有一千五百萬我再考慮一下。我的債根本不只一百五十萬呀，（大笑）。所謂「債多不窮，蚤多不癢」，是不是這樣？你身上有沒有跳蚤？沒有喔，所以你不知道什麼叫「蚤多不癢」。（笑）
註：本次採訪特別感謝大紅餐館鍾大哥。
採訪及撰文／劉書甫
謝英俊是國內外知名的優秀建築師，持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各地推動環保建材和「協力造屋」。在這個鋼筋水泥主導的時代，謝英俊建築師利用黏土、木材、竹子、水泥混木屑、草料與輕鋼架等建材，建起一座座的「土角厝」，以經濟、環保、可持續性為建築的理念和特色。而謝英俊的「協力造屋」計畫，則秉持著「將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與互助換工的優良傳統結合，降低對主流營建市場的依賴和對貨幣的依賴。並簡化構法，讓非專業者皆能參與勞作」的目標，在大陸農村及台灣原住民部落推動鄉村建設。
在九二一地震後，謝英俊率領「九二一重建工作隊」在日月潭周圍的邵族部落，進行「協力造屋」的重建計畫。在當地經濟條件和氣候環境的考量下，謝英俊組織了當地居民的勞動力，運用當地建材，用極少的成本，在六年內完成了300多套堅固、環保，而且冬暖夏涼的綠色房屋，與邵族人共同重建了他們的家園。另外，謝英俊也進入了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以及信義鄉的潭南村，帶領當地的布農族，作「協力造屋」的實踐與推廣。
謝英俊建築師以高度的專業和深厚的經驗，配合當地氣候環境與風土明情，運用看似傳統、自然的建材設計出施工簡單，卻是通過所有安全檢測的堅固耐用之環保建築，並且在實作上，以「常民建築」的理念推動「協力造屋」。這樣的理念打破了資本主義國家下，由專業壟斷建築而造成的「房屋＝專業工程＋大量資金」之主流邏輯，凝聚了鄉村勞動力，回歸常民的建築形式，可見其環保概念和高度的社會意識。
意識報有幸能採訪到謝英俊建築師，採訪內容整理如下：
問：這種以傳統建材蓋得房子需不需要常常修補？
謝英俊（以下簡稱謝）：大概一千年去補一次。古代的長城都是土夯的，裡面都是蘆葦呀，一千年你扒開裡面都是新的。人家講「磚百年，土千年」就是這個意思。土牆你就不要讓水打到，或者外面在做一層粉刷。
問：這種這麼自然的建材卻可以這麼堅固，那為甚麼現代建築會慢慢發展到較為複雜的建材，而不是用這種傳統的建材？
謝：這就是消費觀念和價值觀念，這是所謂社會化的問題，蓋個房子代表的身份地位呀什麼的都加在裡面嘛。
問：是怎樣的因緣際會讓你開始在大陸農村，以及後來在台灣災區推動你的建築理念？
謝：給鬼牽到（台）（大笑）。這種事情你不能從小立大志等地震。都是很偶然的機會。香港大學有朋友介紹我去找一個教授，但是他不在，找錯人了。找到一個正在籌組鄉村建設學院的教授，開始關注山農問題。那這個教授是中國大陸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就給他看我做的東西。他們在推動農村的合作社，我們就順著這個路子進到農村裡面去。所以是找錯人了才去的。
問：在各地區推動「協力造屋」時有遇到什麼困難？
謝：蓋房在村子裡是大事情，它是很社會化的東西。而且它動員的人力、動員的資金是很多的，所以絕對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當你的村子裡有這個組織，每天二三十個人穿著工作服集合起來在村子裡走來走去時，是會形成一股力量的。我們在村子裡組織起來的都是那些比較特別的、比較邊緣的人，但是組織起來會威脅到他們既有的勢力。我們在仁愛鄉中正村蓋了十幾戶，到後來村長都廣播：「不要給那個什麼謝XX的團隊蓋房子」。就這樣，早晚各廣播一次。因為蓋房牽涉到很多錢、資金、權力方面的東西，在災區的重建都會遇到這種勢力。
問：您跟主流建築業界的互動情況怎樣？
謝：基本是上沒有互動。因為他們也不幹這種活啦，他們對這沒有興趣。主流的建築界裡無法進入到這個領域，也就是「常民建築」、大部分人的居住行為。因為我們現在建築的教育、設計的訓練是服務於少部份的精英的。這是有歷史傳統的，沒有一個農民會請建築師設計房子，付他設計費的，全世界不可能出現這種事情。這個怎麼講，如果衣服都是請裁縫師作的話，那大部分的人沒有衣服穿了啦，我們現在衣服是透過工業化的生產。但是，大部分的世界裡頭，建築離工業化，距離是非常非常遠的。所以「常民」的房子是怎麼生產出來的，專業的訓練是沒有教這個東西，也無法踏到這個領域裡來。
問：台灣在實行這種環保建築的情況如何？
謝：我現在都是作這種業務，蓋民宿呀、蓋農舍呀...但是，作土的在台灣還是很難接受。因為相對之下我們的環保意識比較不夠，必較落後一點啦，文明程度比較低一點。（笑）
問：台灣可不可能推動「協力造屋」？
謝：我們建房的時候基本上就是一種「換工」的機制，就是譬如我蓋這個房子要五萬塊錢，材料費如果是兩萬五、工資兩萬五，那你那工資的兩萬五就可以不用準備了，就用農閒換工的時候解決掉了。
但是，台灣合作建房比較難。如果說台灣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十，這種方式就可以啦。那你失業的時候就是你自己就業嘛。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幾戶人家一起做，才有可能。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把每一個人都拆散掉了。沒有那個凝聚力、沒有那個組織，所以就沒有辦法做。還是有可能，不是沒可能。找個五戶人，組織個俱樂部，然後一起蓋房。只要你發現這樣比你現在上班賺錢還划得來，那就可以作呀。主要是你現在蓋這種房子，銀行不給你貸款。你銀行的門你都近不了，銀行聽不懂你那個土房子多少錢啊。
問：所以推動「協力造屋」一定要有組織？
謝：這個是這樣，農民可以存款，沒有辦法貸款。為什麼？因為太多人了嘛，作業成本太高了，銀行服務沒有那麼好。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農會在農村裡會有那麼大的勢力就是這樣子。銀行不願做就是由農會來做，因為他放款成本太高了。合作社的話就比較容易跟銀行談貸款，有組織的合作社可能就一次跟銀行談十戶的貸款，銀行才願意。而且銀行要收帳呀，你單家單戶銀行怎麼收？個人跟銀行之間，這條路不通的啦，所以要有組織。沒有組織，房子還蓋不起來。
問：這種建築行為要如何在人民既有的邏輯下取得認同？
謝：認同很難，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挑戰到我們所有的現有的文明架構、所有現有的價值體系。我們食衣住行的觀念沒有一樣是對的啦，連腦子都不對。地球不是只有少部份的人可以玩的。這種還是有很大的、習慣性的價值觀在影響。
問：你持續在台灣、大陸，甚至想到美國災區去幫他們蓋房子，但是政府沒有辦法幫忙嗎？
謝：也不是幫他們蓋房子，是帶他們蓋房子。紐奧良很多還是荒煙漫草耶，沒有蓋幾間房子耶，人民面對這個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呀，政府蓋的都是公共建築。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幫人民蓋房子。你不要看一個破房子，那可能是他一輩子的積累，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幫你蓋一個你一輩子積累的房子。除非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用政策。我們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給你一個房子很破、很簡單的、讓你幾乎只能保命的房子那還可能，但不可能幫你做一個這種房子。房子是human right，但美國沒有呀。他們的human right是透過銀行呀，你沒有credit、貸不到款你就沒有right。是不是這樣？很多紐奧良淹水的都是經濟條件不好的人家，銀行會貸款給他嗎，不可能的啦，所以他房子沒有辦法蓋。這個是這樣的，政府都是補貼銀行的利息，然後由銀行放款給受災戶，我們九二一地賑災區也是這樣，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的。
問：在環保建築的推廣方法上，有沒有想過公開設計圖，讓更多人可以直接效法？
謝：沒有那麼簡單的操作機制，這不是有辦法拷貝的，描述沒辦法準確。蓋房子是很社會化的，不是你個人可以解決的。你這套的東西有他的規制性，不是任何人拿來就可以用。這種需要相當的訓練的，然後它能夠在社會裡頭被接受，形成一種社會的機制。不是那麼簡單。建築圖公開沒有問題，但要理解這個是社會的行為。就像佛經是公開的呀，大家都可以念，可是有大家有都成佛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大陸要辦一個「常民建築」學校，這東西是要訓練的。佛經沒有念到頭發昏是不會懂的，不然裡面每個字你都認得呀。常民絕對不是拿來就可以用就叫常民。
問：可是您說您的建築是要破解專業化，可是沒有專業又不可能做，這似乎說不通？
謝：那是施工的人、勞動力還有生產工具。設計的東西要倚賴我們，倚賴經過我們訓練的人，但施工大家都可以作。推廣可以，但是很難，難就難在它是由我們個人來做這個事情。它應該是個政策才有可能。要公眾的、要大量使用的，這一定要透過政府。
問：那政府支持您嗎？
謝：政府不知道支不支持，但目前為止沒有支持過。他們也不曉得怎麼支持啦。
問：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能再負債累累的情況下依然這份理想？聽說政府曾經頒給您一個獎項而有一百五十萬的獎金，可是您卻拒領了，為什麼？
謝：這種簡單講是專業作為，專業作為能夠有所成果，就像做實驗啦、做研究能有些成果，那就應該繼續做。只要肚子裡有食物，就要繼續做下去。那個獎不要提了啦，一百五十萬喔，我不看在眼裡啦，有一千五百萬我再考慮一下。我的債根本不只一百五十萬呀，（大笑）。所謂「債多不窮，蚤多不癢」，是不是這樣？你身上有沒有跳蚤？沒有喔，所以你不知道什麼叫「蚤多不癢」。（笑）
註：本次採訪特別感謝大紅餐館鍾大哥。
漲或不漲？
漲或不漲？
郭正豪（讀者投書，財金三）
今年以來，油價漲或不漲議題一直都是台灣民眾關心的議題，媒體與政府部門已為此鬧得沸沸揚揚，以下文章是本人對此議題的一些看法，歡迎大家指正與建議。
台灣是一海島國家，原油都是外國進口，而國內的供油廠商只有公營的中油以及民營台塑，這兩家公司在國內都有一定的市佔率。今年以來，國內九二無鉛汽油由每公升30元漲至每公升32.8元 （台塑），而九五無鉛汽油也由每公升30.7漲至33.5元（台塑），而中油由於有政府干預，油價並沒有立即隨著台塑調升，但是也因為這樣造成中油今年營運第一季虧損了二二九億元，但是如果國內油價繼續凍漲，中油的虧損缺口越來越大則是理所當然。
政府原本實行浮動油價機制，想藉著浮動油價適時反映中油成本，讓中油可以避免虧損，但是浮動油價備受人民批評，再加上世界上許多像是小麥、玉米原物料高漲，國內物價面對輸入性通膨也節節上升，政府凍漲油價政策看似在替消費者省錢？當然到底油價漲或者是不漲考慮的面向很多，當然包括一些是否合乎社會效率性的考量。但是以下我先由中油的組織對於這個國家定位開始考慮，因為我認為這是漲或不漲最大的因素。
國營事業 不虧不盈
中油是一國營機構，而國家主權在於人民這應該是大家無可否認的一件事，煉油廠成本高，並不是一般企業可以輕鬆進入的市場，中油正代表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組織。以目前中油架構來看，中油每年必須繳交固定的保留盈餘給政府，而中油的員工也都屬於公務人員，其實盈虧對於中油員工的薪水影響並不大，但是如果中油發生虧損，政府也必須從國庫拿錢補償中油虧損。
但是問題是，如果以人民的角度出發，中油到底應該有盈餘、虧損或者是損益兩平？
以我個人的看法，中油根本不應該有任何的盈餘或者是損失，中油應該做的事應該是損益兩平。我持的理由如下：首先，中油在政治上的所有權在於人民，人民可以想成是中油的股東，如果今天中油營業有盈餘，政府應該把盈餘當成股利退回給人民，如果政府只是把盈餘繳回國庫，則政府無異於隱含對人民課了一筆稅但是人民並不自覺；但是假設中油有損失，則政府會從國庫撥錢來彌補中油損失，所以不管中油有盈餘或者是損失，都是人民拿錢出來，因此中油應該要損益兩平。
當然目前台灣政府對於油價採取凍漲政策，油價應該五二零之後才能反映其成本，但是目前油價凍漲造成中油的虧損，政府也會在日後對人民加以課稅課回來，如果油價現在漲或者是之後漲對於人民根本沒差，影響的大概只有政府對目前政府的觀感，所以我對於浮動油價是表示贊成，因為這是唯一比較有可能讓中油損益兩平的政策，雖然如果章程上對於對於中油之保證營餘沒有任何改變，這根本是行不通的，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公營機關經營理念的大方向，之後都可以慢慢改進。
營運效率成為問題關鍵
政府目前對於浮動油價有其公式，但是浮動油價是否合理並不能只參考公式本身，還牽扯到中油本身營運是否有效率的問題。如果觀察國內油價以及新台匯率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觀察這個問題。從今年以來杜拜油價由每桶89.3美元升至每桶106.79美元，漲幅接近20%。但是新台幣匯率由32.443升至30.455，央行在今年也讓新台幣升值許多，如果計算實質10000元新台幣可以購買的石油桶數，年初約可以買到3.45桶((10000/32.443)/89.3=3.45)，可是目前應該可以買到3.07桶((10000/106.79)/30.455=3.07)，實質購買力下降11%，如此一來，中油的虧損金合是否真的合理？中油在經營上是否有做到適合的外匯避險或是期貨避險，因為這個虧損實在太大了！
不過中油在本年度的虧損，多半也可以歸咎於台塑石油在台灣市場的策略，王永慶成功的區隔台灣市場，為台塑集團套利賺進大筆大筆利潤。台塑屬於民營機構，在面對國際市場的攀升的油價，台塑採取的提高價格，把台灣消費者都趕到中油加油站，中油面對的是賣出越多油，虧損也就愈大，政府對於其漲價只能給予勸說；台塑則反其道可以把自己的油賣到國外市場，賺取價差，即使受到國內台塑加油站加盟的反彈，但是這一個策略對於台塑集團肯定是好的。
一次漲足 降低投機
不過中油虧損賣油到底應不應該？中油虧損賣油是否真的對一般人民有利？我認為實際受惠的並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一些高用油的企業，政府無異於拿老百姓的錢來補貼這一些企業，這樣對於納稅錢使用的效率肯定是受到質疑的。但是即使如此，中油的存在仍然是必須的，因為台灣市場仍然必須有廠商跟台塑競爭，否則整個油價可能會失去平衡，這個結果可能使老百姓的生活比現在雪上加霜。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目前中油的困境？當然中油這一個企業的是否可以更有效率是我們長期的目標，可是在目前政府凍漲油價對於國內用油量以及對向得利者皆不是一般大眾，漲價是勢在必行的，不過到底漲多少？這個問題實在很回答，不過至少我覺得政府要評估一個可以讓中油可以損益平衡的點，而且對於中油虧損也可以設計出一些虧損上限，其餘政府吸收的機制，減少代理人的問題。還有就是要漲就是要一次漲足，以心理學角度來說，像這種壞事當然是一次完成，如果人民每天接觸到的訊息就是油價一直在漲，心裡的感受只會更憤怒；而且一次漲足才能破除對於未來油價的預期心理，否則漲了又漲實在是無可避免。
郭正豪（讀者投書，財金三）
今年以來，油價漲或不漲議題一直都是台灣民眾關心的議題，媒體與政府部門已為此鬧得沸沸揚揚，以下文章是本人對此議題的一些看法，歡迎大家指正與建議。
台灣是一海島國家，原油都是外國進口，而國內的供油廠商只有公營的中油以及民營台塑，這兩家公司在國內都有一定的市佔率。今年以來，國內九二無鉛汽油由每公升30元漲至每公升32.8元 （台塑），而九五無鉛汽油也由每公升30.7漲至33.5元（台塑），而中油由於有政府干預，油價並沒有立即隨著台塑調升，但是也因為這樣造成中油今年營運第一季虧損了二二九億元，但是如果國內油價繼續凍漲，中油的虧損缺口越來越大則是理所當然。
政府原本實行浮動油價機制，想藉著浮動油價適時反映中油成本，讓中油可以避免虧損，但是浮動油價備受人民批評，再加上世界上許多像是小麥、玉米原物料高漲，國內物價面對輸入性通膨也節節上升，政府凍漲油價政策看似在替消費者省錢？當然到底油價漲或者是不漲考慮的面向很多，當然包括一些是否合乎社會效率性的考量。但是以下我先由中油的組織對於這個國家定位開始考慮，因為我認為這是漲或不漲最大的因素。
國營事業 不虧不盈
中油是一國營機構，而國家主權在於人民這應該是大家無可否認的一件事，煉油廠成本高，並不是一般企業可以輕鬆進入的市場，中油正代表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組織。以目前中油架構來看，中油每年必須繳交固定的保留盈餘給政府，而中油的員工也都屬於公務人員，其實盈虧對於中油員工的薪水影響並不大，但是如果中油發生虧損，政府也必須從國庫拿錢補償中油虧損。
但是問題是，如果以人民的角度出發，中油到底應該有盈餘、虧損或者是損益兩平？
以我個人的看法，中油根本不應該有任何的盈餘或者是損失，中油應該做的事應該是損益兩平。我持的理由如下：首先，中油在政治上的所有權在於人民，人民可以想成是中油的股東，如果今天中油營業有盈餘，政府應該把盈餘當成股利退回給人民，如果政府只是把盈餘繳回國庫，則政府無異於隱含對人民課了一筆稅但是人民並不自覺；但是假設中油有損失，則政府會從國庫撥錢來彌補中油損失，所以不管中油有盈餘或者是損失，都是人民拿錢出來，因此中油應該要損益兩平。
當然目前台灣政府對於油價採取凍漲政策，油價應該五二零之後才能反映其成本，但是目前油價凍漲造成中油的虧損，政府也會在日後對人民加以課稅課回來，如果油價現在漲或者是之後漲對於人民根本沒差，影響的大概只有政府對目前政府的觀感，所以我對於浮動油價是表示贊成，因為這是唯一比較有可能讓中油損益兩平的政策，雖然如果章程上對於對於中油之保證營餘沒有任何改變，這根本是行不通的，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公營機關經營理念的大方向，之後都可以慢慢改進。
營運效率成為問題關鍵
政府目前對於浮動油價有其公式，但是浮動油價是否合理並不能只參考公式本身，還牽扯到中油本身營運是否有效率的問題。如果觀察國內油價以及新台匯率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觀察這個問題。從今年以來杜拜油價由每桶89.3美元升至每桶106.79美元，漲幅接近20%。但是新台幣匯率由32.443升至30.455，央行在今年也讓新台幣升值許多，如果計算實質10000元新台幣可以購買的石油桶數，年初約可以買到3.45桶((10000/32.443)/89.3=3.45)，可是目前應該可以買到3.07桶((10000/106.79)/30.455=3.07)，實質購買力下降11%，如此一來，中油的虧損金合是否真的合理？中油在經營上是否有做到適合的外匯避險或是期貨避險，因為這個虧損實在太大了！
不過中油在本年度的虧損，多半也可以歸咎於台塑石油在台灣市場的策略，王永慶成功的區隔台灣市場，為台塑集團套利賺進大筆大筆利潤。台塑屬於民營機構，在面對國際市場的攀升的油價，台塑採取的提高價格，把台灣消費者都趕到中油加油站，中油面對的是賣出越多油，虧損也就愈大，政府對於其漲價只能給予勸說；台塑則反其道可以把自己的油賣到國外市場，賺取價差，即使受到國內台塑加油站加盟的反彈，但是這一個策略對於台塑集團肯定是好的。
一次漲足 降低投機
不過中油虧損賣油到底應不應該？中油虧損賣油是否真的對一般人民有利？我認為實際受惠的並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一些高用油的企業，政府無異於拿老百姓的錢來補貼這一些企業，這樣對於納稅錢使用的效率肯定是受到質疑的。但是即使如此，中油的存在仍然是必須的，因為台灣市場仍然必須有廠商跟台塑競爭，否則整個油價可能會失去平衡，這個結果可能使老百姓的生活比現在雪上加霜。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目前中油的困境？當然中油這一個企業的是否可以更有效率是我們長期的目標，可是在目前政府凍漲油價對於國內用油量以及對向得利者皆不是一般大眾，漲價是勢在必行的，不過到底漲多少？這個問題實在很回答，不過至少我覺得政府要評估一個可以讓中油可以損益平衡的點，而且對於中油虧損也可以設計出一些虧損上限，其餘政府吸收的機制，減少代理人的問題。還有就是要漲就是要一次漲足，以心理學角度來說，像這種壞事當然是一次完成，如果人民每天接觸到的訊息就是油價一直在漲，心裡的感受只會更憤怒；而且一次漲足才能破除對於未來油價的預期心理，否則漲了又漲實在是無可避免。
性不幸，誰的性
性不幸，誰的性
主流的性？正當的性？
根據Gayle Rubin指出的性愛模式的階層化：性愛模式可能因其所牽涉到的不同因素、不同性質而被區分高下。一種性愛模式所包含的可取因素愈多，位階就愈高：相反的，一種性愛模式愈不合乎可取的標準就愈被排擠壓迫。而我們今日所處的社會，講求的是一夫一妻的異性戀關係，它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的交互作用之下強行侵入教育、媒體、文化與社會之中，並藉由保障男女關係成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來確保再生產以及公私領域的分化，重新回頭鞏固了體制的運行。當男女交媾繁衍了整個社會，性成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為了種族延續的目的，所以更加強化了異性戀的正當性生殖在這個體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事實上，西方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認為強姦比手淫可取，因為前者至少可能致孕，可以滿足生殖邏輯的無上要求，而後者則無此「崇高目的」。）在這樣以「生殖」為前提的情況下，正當的性便囿限於：一男一女之間，經由陰道包納陰莖的性行為。所以不論是性慾對象的偏差，或是性偏好的異常，往往被視為「違反善良風俗」或是「性變態」的，應該加以禁止甚至是懲罰。根據Blackstone的說法，肛交是一種極惡之罪，單單提起它就已經使人蒙羞，一種不適合被命名的犯罪。
而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糾結的過程之中，便衍伸出了男性沙文主義的代表－－處女情節：男人們會希望自己以後的老婆都能是處女之身，也就是沒有被別人「動」過的，若不如此，她的價值便貶了一層，甚至就變得毫無價值。這樣一種將女性視為私有財產的物化心態是再明顯也不過了。隨著私有財產的建立，男性透過婚姻宣稱對個人的「性」擁有合法的排他性權力，這樣的情慾管制除了宣稱對孩子的所有權外，也確保了血脈傳承的純正性，正因如此，他有權力嚴格控管他的女人－－非洲文化行之以久的割禮，以及西方文化中鼓勵父親與丈夫對於防止妻女亂來而使用暴力；此外，在體制的運作之中，男性藉由對於其他男性的控制來消除自身淪為「受支配角色」的恐懼，他們往往必須展現更多的「男性氣概」才可以成為支配的一方，而當女體想像是從男性凝視出發的時候，試問有誰能夠忍受自己光榮腰帶的閃亮寶石竟然曾經鑲嵌在別人的冠軍獎盃？
當然，在神話迷思的影響之下，有許多女性也發展出處女情節：為將來的婚配對象守住自己的童貞是一項高貴且重要並保護自我的事情。她們在婚前拒絕任合一種藉由異物插入陰道以尋求快感的情慾發展（就算婚後，除了丈夫的陰莖之外，她們似乎也堅守這項原則）。究竟是哪些神話令女性如此服膺於這樣的一套邏輯？根據Giddens的說法，女性往往將性當成「浪漫愛」旅程中的起點，也就是說當她將自己獻身於男孩的時候，她以認定他們之間應該有個美好的未來，換句話說，女性接受了父權的價值觀，認為能夠將自己的第一次獻給那個能夠長相廝守的人是重要的、有價值的；而除了用這種保質的觀念來維持女性認同外，父權社會亦不忘用它的驅動根源－－恐懼－－來迫使女性乖乖就範：未婚懷孕與墮胎將會帶來的各種社會歧視。在這樣的一種風氣下，甚至有女性立委策劃及推動將「處女情結」等觀念放入立法：立委楊麗環、林岱樺推動修正「優生保健法」第七條、要求國高中學校每學年至少四小時守貞到結婚的性教育課程、教導學生結婚後才有性行為，是建立未來幸福的家庭基礎等觀念……。
基進女性主義脈落下的性與身體
基進女性主義為女性主義一支，因其所有的鮮明立場，在女性主義的眾多派別之中，為最引人注目的派別之一。其最基礎的理念是：認為女性受到的一切不平等，都來自於父權的壓迫，女性作為不同於種族或經濟能力等等，被最嚴重壓迫的「階層」。現今社會所建構起的社會體系源自於父權，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無論是宗教、經濟、家庭、性別角色、甚至語言等，婦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父權為異化、壓迫婦女──這不同於「男性」的存在，所設下的枷鎖。婦女之所以作為弱勢的存在，是文化的塑造過程導致的，而這文化的塑成方向是由男性決定的。人類學為這樣的說法提供了佐證，在部分的文化脈絡裡，婦女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於西方文化系統下的，部分文化所冀求的婦女形象是好戰或主導家庭的。
為改變這個現狀、破除女性身上遭受的壓迫，並為女性尋求自己的認同，基進女性主義者尋求的解決方向，最初走向尋求一個無性別的社會，他們認為真正和諧成功的社會理當是一個陰陽調和、而非純然陽性（男性）的社會，男女間不應有性別的意識存在，雖然他們所強調的多是陽性應當具備有陰性的特質，而並沒有提出在何處是陰性當具有陽性特質的。這時基進的女性主義認為婦女生理上與男性生理的差異，是婦女弱勢的部分，但隨後轉向認為女性所含有的生理特質非弱勢的，而是優勢，應去強調女性天生具有的特質。此一論述後來成為基進女性主義論述的主軸，所提出的討論，也轉而循著此前提所衍生出的脈絡而行。
基進女性主義者最廣為人注目的，是其對性的討論，以及對於女同性戀的提倡。支持此立場的基進女同性戀者認為，作為反符合傳統定義的追求自由的婦女，應當擺脫傳統「認同男性」的價值觀，而作為女同性戀只是「認同」女性的一環，其所真正支持的，是將女性從現今父權體系的男性社會中分離出來，為女性營造一自主、自適、自我認同的空間。
女性所遭受的來自於男性的性壓迫，被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是女性主義最關鍵的議題。他們認為，無疑地，在生理上（性行為）或心理上（現今文化中的色情），這都是女性之所以被壓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生理上，女性被塑造的在性行為中所有的形象是「被動的」、「承受」的一方，性行為是由男性所主導的，強暴及娼妓的存在都是為了男性的性需求。性作為自我認同的一環，女人的性卻由「男性所解釋」，剝奪、影響、扭曲了女性個人認同的發展。因此若非在異性戀的性關係中達到平等，或走向女同性戀作為擺脫男性制衡的手段，女性的被壓迫地位無法改變。
另一個廣泛討論的則是色情上，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現今普遍所存在的「色情」，是「在異性戀關係的脈絡裡，行使男性權力來對付女性」*1，部分的男性因恐懼自己對性的慾望，而將女性──作為使自己被性所掌控、淪喪的對象，物化，使自己能夠去控制「女性」此項物品，而不是被掌控。除反色情外，部分基進女性主義者主張走出自己的一派色情論述，而非受制於既有的男性所主導的色情，這也是其鼓吹性開放（指色情上）、使女性多去了解「色情」的基調之一。
性的可能性
隨著後現代主義義思潮的興起以及從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始所帶動的社運風潮，為了反抗性壓迫而形成的性解放運動也逐漸在世界各地冒出頭來，根據Giddens的定義，解放同時包含了兩大要素：知識的意義與政治的意義。前者強調從宗教或傳統的教條解放出來，運用理性方法使人免於宗教、政治神話、舊道德與傳統教條的束縛。後者的意義則是將人從剝削、不平等、壓迫的權力關係解放出來，爭取正義、平等和民主。在這樣的觀念下，人們不應該因為性的因素而被分成不同的價值、權力階層，因而遭到壓迫或歧視，也不應該因為sexuality（如性偏好、性取向、性生活方式、性實踐、性身分）而造成自身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文化等資源和物質利益上分配的不平等。我們必須打破「好的性」與「不好的性」這樣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重新認知到「性」這個複雜光譜下的多樣性：反串、變性、自體戀、性集體主義、性愉虐、同性戀等等，在性解放的概念之下，它並非講求每個人都要發生各式各樣的性行為或是性關係以尋求快感，它的核心價值，是希望社會能夠公平對待任何一種在滿足雙方需求，經由信賴原則並相互尊重為主體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純粹關係」。
主流的性？正當的性？
根據Gayle Rubin指出的性愛模式的階層化：性愛模式可能因其所牽涉到的不同因素、不同性質而被區分高下。一種性愛模式所包含的可取因素愈多，位階就愈高：相反的，一種性愛模式愈不合乎可取的標準就愈被排擠壓迫。而我們今日所處的社會，講求的是一夫一妻的異性戀關係，它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的交互作用之下強行侵入教育、媒體、文化與社會之中，並藉由保障男女關係成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來確保再生產以及公私領域的分化，重新回頭鞏固了體制的運行。當男女交媾繁衍了整個社會，性成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為了種族延續的目的，所以更加強化了異性戀的正當性生殖在這個體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事實上，西方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認為強姦比手淫可取，因為前者至少可能致孕，可以滿足生殖邏輯的無上要求，而後者則無此「崇高目的」。）在這樣以「生殖」為前提的情況下，正當的性便囿限於：一男一女之間，經由陰道包納陰莖的性行為。所以不論是性慾對象的偏差，或是性偏好的異常，往往被視為「違反善良風俗」或是「性變態」的，應該加以禁止甚至是懲罰。根據Blackstone的說法，肛交是一種極惡之罪，單單提起它就已經使人蒙羞，一種不適合被命名的犯罪。
而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體制」糾結的過程之中，便衍伸出了男性沙文主義的代表－－處女情節：男人們會希望自己以後的老婆都能是處女之身，也就是沒有被別人「動」過的，若不如此，她的價值便貶了一層，甚至就變得毫無價值。這樣一種將女性視為私有財產的物化心態是再明顯也不過了。隨著私有財產的建立，男性透過婚姻宣稱對個人的「性」擁有合法的排他性權力，這樣的情慾管制除了宣稱對孩子的所有權外，也確保了血脈傳承的純正性，正因如此，他有權力嚴格控管他的女人－－非洲文化行之以久的割禮，以及西方文化中鼓勵父親與丈夫對於防止妻女亂來而使用暴力；此外，在體制的運作之中，男性藉由對於其他男性的控制來消除自身淪為「受支配角色」的恐懼，他們往往必須展現更多的「男性氣概」才可以成為支配的一方，而當女體想像是從男性凝視出發的時候，試問有誰能夠忍受自己光榮腰帶的閃亮寶石竟然曾經鑲嵌在別人的冠軍獎盃？
當然，在神話迷思的影響之下，有許多女性也發展出處女情節：為將來的婚配對象守住自己的童貞是一項高貴且重要並保護自我的事情。她們在婚前拒絕任合一種藉由異物插入陰道以尋求快感的情慾發展（就算婚後，除了丈夫的陰莖之外，她們似乎也堅守這項原則）。究竟是哪些神話令女性如此服膺於這樣的一套邏輯？根據Giddens的說法，女性往往將性當成「浪漫愛」旅程中的起點，也就是說當她將自己獻身於男孩的時候，她以認定他們之間應該有個美好的未來，換句話說，女性接受了父權的價值觀，認為能夠將自己的第一次獻給那個能夠長相廝守的人是重要的、有價值的；而除了用這種保質的觀念來維持女性認同外，父權社會亦不忘用它的驅動根源－－恐懼－－來迫使女性乖乖就範：未婚懷孕與墮胎將會帶來的各種社會歧視。在這樣的一種風氣下，甚至有女性立委策劃及推動將「處女情結」等觀念放入立法：立委楊麗環、林岱樺推動修正「優生保健法」第七條、要求國高中學校每學年至少四小時守貞到結婚的性教育課程、教導學生結婚後才有性行為，是建立未來幸福的家庭基礎等觀念……。
基進女性主義脈落下的性與身體
基進女性主義為女性主義一支，因其所有的鮮明立場，在女性主義的眾多派別之中，為最引人注目的派別之一。其最基礎的理念是：認為女性受到的一切不平等，都來自於父權的壓迫，女性作為不同於種族或經濟能力等等，被最嚴重壓迫的「階層」。現今社會所建構起的社會體系源自於父權，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無論是宗教、經濟、家庭、性別角色、甚至語言等，婦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父權為異化、壓迫婦女──這不同於「男性」的存在，所設下的枷鎖。婦女之所以作為弱勢的存在，是文化的塑造過程導致的，而這文化的塑成方向是由男性決定的。人類學為這樣的說法提供了佐證，在部分的文化脈絡裡，婦女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於西方文化系統下的，部分文化所冀求的婦女形象是好戰或主導家庭的。
為改變這個現狀、破除女性身上遭受的壓迫，並為女性尋求自己的認同，基進女性主義者尋求的解決方向，最初走向尋求一個無性別的社會，他們認為真正和諧成功的社會理當是一個陰陽調和、而非純然陽性（男性）的社會，男女間不應有性別的意識存在，雖然他們所強調的多是陽性應當具備有陰性的特質，而並沒有提出在何處是陰性當具有陽性特質的。這時基進的女性主義認為婦女生理上與男性生理的差異，是婦女弱勢的部分，但隨後轉向認為女性所含有的生理特質非弱勢的，而是優勢，應去強調女性天生具有的特質。此一論述後來成為基進女性主義論述的主軸，所提出的討論，也轉而循著此前提所衍生出的脈絡而行。
基進女性主義者最廣為人注目的，是其對性的討論，以及對於女同性戀的提倡。支持此立場的基進女同性戀者認為，作為反符合傳統定義的追求自由的婦女，應當擺脫傳統「認同男性」的價值觀，而作為女同性戀只是「認同」女性的一環，其所真正支持的，是將女性從現今父權體系的男性社會中分離出來，為女性營造一自主、自適、自我認同的空間。
女性所遭受的來自於男性的性壓迫，被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是女性主義最關鍵的議題。他們認為，無疑地，在生理上（性行為）或心理上（現今文化中的色情），這都是女性之所以被壓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生理上，女性被塑造的在性行為中所有的形象是「被動的」、「承受」的一方，性行為是由男性所主導的，強暴及娼妓的存在都是為了男性的性需求。性作為自我認同的一環，女人的性卻由「男性所解釋」，剝奪、影響、扭曲了女性個人認同的發展。因此若非在異性戀的性關係中達到平等，或走向女同性戀作為擺脫男性制衡的手段，女性的被壓迫地位無法改變。
另一個廣泛討論的則是色情上，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現今普遍所存在的「色情」，是「在異性戀關係的脈絡裡，行使男性權力來對付女性」*1，部分的男性因恐懼自己對性的慾望，而將女性──作為使自己被性所掌控、淪喪的對象，物化，使自己能夠去控制「女性」此項物品，而不是被掌控。除反色情外，部分基進女性主義者主張走出自己的一派色情論述，而非受制於既有的男性所主導的色情，這也是其鼓吹性開放（指色情上）、使女性多去了解「色情」的基調之一。
性的可能性
隨著後現代主義義思潮的興起以及從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始所帶動的社運風潮，為了反抗性壓迫而形成的性解放運動也逐漸在世界各地冒出頭來，根據Giddens的定義，解放同時包含了兩大要素：知識的意義與政治的意義。前者強調從宗教或傳統的教條解放出來，運用理性方法使人免於宗教、政治神話、舊道德與傳統教條的束縛。後者的意義則是將人從剝削、不平等、壓迫的權力關係解放出來，爭取正義、平等和民主。在這樣的觀念下，人們不應該因為性的因素而被分成不同的價值、權力階層，因而遭到壓迫或歧視，也不應該因為sexuality（如性偏好、性取向、性生活方式、性實踐、性身分）而造成自身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文化等資源和物質利益上分配的不平等。我們必須打破「好的性」與「不好的性」這樣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重新認知到「性」這個複雜光譜下的多樣性：反串、變性、自體戀、性集體主義、性愉虐、同性戀等等，在性解放的概念之下，它並非講求每個人都要發生各式各樣的性行為或是性關係以尋求快感，它的核心價值，是希望社會能夠公平對待任何一種在滿足雙方需求，經由信賴原則並相互尊重為主體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純粹關係」。
學生自治與我何干
一半的幻想與另一半的迷惘—
學生自治與我何干
文/孫有蓉
五月，是個潛在著喧囂擾攘的季節。在平凡如日常的校園底下，某群學生開始蠢動；而其餘學生一如往常地過著生活，一點擾攘只在幾個星期中的海報、辯論、拜票…等等行動中進入他們的生活。三百六十五天中這一天突然被渲染上了神聖，這一天，台大學生會長選舉投票日。
學生自治到底對我們學生的意義何在？一屆屆的學生會長、學生代表、院學會長、系學會長不斷地被民主的投票方式選出，但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學生自治的用途與每個職務在學生自治組織下所扮演的角色和職責？學生自治真的跟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嗎？一場場的論壇、座談會，一次次競選的標語、文宣都在不斷地強化學生自治的神聖輝煌與自治所引領出的公共領域多麼地不可或缺，而學生自治的成員們作為學生自治的守衛者，要藉著學生自治喚醒學生們。在這個校園中，在學生自治這個領域中，有些人讓它抱有太多的理想性、太多的浪漫，導致這個理想、這個浪漫變得尖銳而排他。根本上，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一詞認知的差異過大導致雙方永遠無法在同一個平台上對於學生自治做討論，而再多的對話也因此流於表面的空談而無法真正溝通。
一個完整卻不一定完備的系統
從我們身邊的系學會，到院學會、學生會、學代會，這些組織間的關係並非僅在於字面上的相似，其間息息相關來自民主制度下中央地方政府形式的複製，讓他們重新在校園中建立學生政府。與國家政府中央地方之分在於，就算是學生政府，其間仍然沒有權力關係，不僅是各個組織單位中沒有實質的權力關係，單位與單位間更沒有隸屬與上下的從屬關係，每個單位：系學會、院學會、學生會、學代會只是因為職務與角色扮演的不同而擁有不同的職責、不同的群眾。
我們的學生自治體系直接複製了民主制度政府的某些形式，但其中權力與報酬幾乎完全被抽離，學生自治已經脫離了中小學時代班長與各幹部負責一些團體的既定事務，進入一個自主性強烈，沒有例行公事、沒有按部就班的行政體系。在沒有支薪、名譽等任何形式報酬的存在，學生只能靠著意願、興趣與理想參與並且支撐行動的品質，而現況下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的唯一共識即：為學生謀福利，保障學生權益的行政機構，只要沒有做好其職責就應該被大眾的言論所監督；在這樣的情況下終將走上參與不足、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脫離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
先撇開這個系統不完備之處，在設計上還是可以清楚地看見行政與監督行政形式的存在：學生會作為以校園內所有學生為對象，其行政被學生代表，也就是學生議會所監督。各個院學會雖然實質上與各個系學會聯繫低落，但院學會的行政卻應該被每個院下的系所監督；而代表執行監督的就是各系代表，系學會長；系學會作為「學會」中的最小單位，還有更小類似鄉里機制的存在來代表監督系學會的運作，也就是班代表。因為各個系人數與條件的不同在實際運作上稍作修改，在人數眾多的學系，因系內學生間的聯結較為疏離所以班代表的功能除了抽學伴以外就相對的被突顯出來；而學生較少的學系因為學生間的緊密度較高而使班代表的監督功能被系上同學的直接監督所取代。
它不神聖，但我們需要它
學生自治，學生自治。當一個詞被獨立於脈絡之外喊久了以後，內容就蒸發了，而天平的兩個極端：一端視學生自治為神聖的民主精神，所以我們要為了維持校園內的民主而堅持學生自治組織的延續；另一端視如是想法保守陳舊，為了一個民主的口號繁冗地維繫那吃力不討好的頭銜與程序。
追根究底，每一個學生自治組織下所產生的職務都並非為了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產物，而是有我們對這些組織是有所需求才產生的。也許因為制度的直接移植而使得我們對於這些制度的必要沒有共同的意識存在，但只要在概念釐清後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制度的出現是有他的必要性與需求。
在人群聚的團體中就會產生出「社群」，而之所以被稱作社群就是因為這個團體內，人與人並非過著獨立自足的生活，而是透過不斷地相互的交往，利益相連的關係共同生活。而一旦有了社群，就會產生出「公眾事務」。這些事物不屬於私人，因為有些時候它是一種成員們會共同擁有的事務；有些時候是無法由私人來解決這些事務；有些時候是因為和上層權力機構互動需要代表而產生的事務，舉例來說：選課它同時作為一個私人事務，但因為這件事務是所有學生們共同都有的事務，所以透過少數代表來解決學生們共同的問題；而學校行政人員作為校園的權力機構，我們需要有少數人代表學生的意見和學校溝通、反應。這些產生出「公眾事務」的因素時常是互相參雜的，所以並沒有辦法將舉例完全簡化來突顯之間的差異，但由此我們還是可以約略地看出只要有社群的存在，我們必然需要有某一些人出來幫大眾處理公眾事務。
學生自治，它不像某些言論將它形塑的多麼神聖，而我們為了彰顯我們的民主、進步、文明必須守護這樣的精神。攤開來說清楚後，也許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制度並不是多麼的珍貴又突顯學生的理想性，我們只是需要一些人幫我們處理那些無法由私人身分處理的問題罷了。
無酬勞工
近年來，不管是新聞上或是學生間都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也就是所謂公眾事務作為一種職務的參與愈來愈少了。有些學校已經開始面臨學生會長難產的問題，而台大本身有許多院學會或是學生代表大會也每每遇到投票人數不足或是參選登記一再延後的問題。有些學生大聲疾呼「學生自治已死」，但我想呈現給大家的是，這樣的走向如果沒有從制度上有任何修正，基本上是個必然結果。
在文章前段已稍微提過了這個困境，學生們在完全沒有任何酬勞的情況下，要一邊處理愈趨瑣碎的公眾事務，更要一邊接受學生們對他們的評判與指責。對一個系來說，系學會就愈趨於舉辦聯誼性、同樂性活動而非專注於其本來應謀求的學生權益。因為辦這些娛樂性質活動引來批評的機率較小，回響又相對較處理嚴肅的公眾事務熱烈，讓各個系紛紛地轉向娛樂性活動的舉辦而漸漸忽略學生自治中要去探討以系為單位，同學們的問題。而一個院與學生間的距離又更遙遠了些，在沒有金錢、沒有人力、沒有直接得到回響的情況下，院學會的工作變的愈來愈容易令人身心俱疲，並且乏味。學生會與學代會，作為整體學生的行政與監督機構，因為離學生愈來愈遠而失去他們的民意基礎。學生會天天都在接受學生們大大小小事務的壓力，連新生大樓上下樓容易相撞也要學生會出面宣導學生上下樓梯靠左右邊；而學代會雖然很努力地找出校園爭議與議題讓各個委員會去爭取學生權益，學生卻鮮少知道學代會到底做了哪些事、爭取了哪些權益。
這樣看下來，學生自治體系內除了學代會一個會期兩盒名片作為報償、學生會長頭銜還帶來一些往後的社會資源，整體學生自治組織的成員如同無酬勞工般，沒有任何吸引人參與的條件又要接受學生們的批評。若根本上不做改變，對於學生自治參與的減少，甚至學生自治的死亡只是個必然的結果。
又一年的承諾
又一年，學生會長、學生代表又要選舉了。也許每次都是一年年地對大家做出換湯不換藥的承諾，而這一年又可能只是眾多選舉中平淡無奇的一次。而學生自治，到底是個令人景仰的遺跡；一個已人去樓空的廢墟，還是正在使用的殿堂？
學生自治與我何干
文/孫有蓉
五月，是個潛在著喧囂擾攘的季節。在平凡如日常的校園底下，某群學生開始蠢動；而其餘學生一如往常地過著生活，一點擾攘只在幾個星期中的海報、辯論、拜票…等等行動中進入他們的生活。三百六十五天中這一天突然被渲染上了神聖，這一天，台大學生會長選舉投票日。
學生自治到底對我們學生的意義何在？一屆屆的學生會長、學生代表、院學會長、系學會長不斷地被民主的投票方式選出，但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學生自治的用途與每個職務在學生自治組織下所扮演的角色和職責？學生自治真的跟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嗎？一場場的論壇、座談會，一次次競選的標語、文宣都在不斷地強化學生自治的神聖輝煌與自治所引領出的公共領域多麼地不可或缺，而學生自治的成員們作為學生自治的守衛者，要藉著學生自治喚醒學生們。在這個校園中，在學生自治這個領域中，有些人讓它抱有太多的理想性、太多的浪漫，導致這個理想、這個浪漫變得尖銳而排他。根本上，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一詞認知的差異過大導致雙方永遠無法在同一個平台上對於學生自治做討論，而再多的對話也因此流於表面的空談而無法真正溝通。
一個完整卻不一定完備的系統
從我們身邊的系學會，到院學會、學生會、學代會，這些組織間的關係並非僅在於字面上的相似，其間息息相關來自民主制度下中央地方政府形式的複製，讓他們重新在校園中建立學生政府。與國家政府中央地方之分在於，就算是學生政府，其間仍然沒有權力關係，不僅是各個組織單位中沒有實質的權力關係，單位與單位間更沒有隸屬與上下的從屬關係，每個單位：系學會、院學會、學生會、學代會只是因為職務與角色扮演的不同而擁有不同的職責、不同的群眾。
我們的學生自治體系直接複製了民主制度政府的某些形式，但其中權力與報酬幾乎完全被抽離，學生自治已經脫離了中小學時代班長與各幹部負責一些團體的既定事務，進入一個自主性強烈，沒有例行公事、沒有按部就班的行政體系。在沒有支薪、名譽等任何形式報酬的存在，學生只能靠著意願、興趣與理想參與並且支撐行動的品質，而現況下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的唯一共識即：為學生謀福利，保障學生權益的行政機構，只要沒有做好其職責就應該被大眾的言論所監督；在這樣的情況下終將走上參與不足、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脫離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
先撇開這個系統不完備之處，在設計上還是可以清楚地看見行政與監督行政形式的存在：學生會作為以校園內所有學生為對象，其行政被學生代表，也就是學生議會所監督。各個院學會雖然實質上與各個系學會聯繫低落，但院學會的行政卻應該被每個院下的系所監督；而代表執行監督的就是各系代表，系學會長；系學會作為「學會」中的最小單位，還有更小類似鄉里機制的存在來代表監督系學會的運作，也就是班代表。因為各個系人數與條件的不同在實際運作上稍作修改，在人數眾多的學系，因系內學生間的聯結較為疏離所以班代表的功能除了抽學伴以外就相對的被突顯出來；而學生較少的學系因為學生間的緊密度較高而使班代表的監督功能被系上同學的直接監督所取代。
它不神聖，但我們需要它
學生自治，學生自治。當一個詞被獨立於脈絡之外喊久了以後，內容就蒸發了，而天平的兩個極端：一端視學生自治為神聖的民主精神，所以我們要為了維持校園內的民主而堅持學生自治組織的延續；另一端視如是想法保守陳舊，為了一個民主的口號繁冗地維繫那吃力不討好的頭銜與程序。
追根究底，每一個學生自治組織下所產生的職務都並非為了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產物，而是有我們對這些組織是有所需求才產生的。也許因為制度的直接移植而使得我們對於這些制度的必要沒有共同的意識存在，但只要在概念釐清後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制度的出現是有他的必要性與需求。
在人群聚的團體中就會產生出「社群」，而之所以被稱作社群就是因為這個團體內，人與人並非過著獨立自足的生活，而是透過不斷地相互的交往，利益相連的關係共同生活。而一旦有了社群，就會產生出「公眾事務」。這些事物不屬於私人，因為有些時候它是一種成員們會共同擁有的事務；有些時候是無法由私人來解決這些事務；有些時候是因為和上層權力機構互動需要代表而產生的事務，舉例來說：選課它同時作為一個私人事務，但因為這件事務是所有學生們共同都有的事務，所以透過少數代表來解決學生們共同的問題；而學校行政人員作為校園的權力機構，我們需要有少數人代表學生的意見和學校溝通、反應。這些產生出「公眾事務」的因素時常是互相參雜的，所以並沒有辦法將舉例完全簡化來突顯之間的差異，但由此我們還是可以約略地看出只要有社群的存在，我們必然需要有某一些人出來幫大眾處理公眾事務。
學生自治，它不像某些言論將它形塑的多麼神聖，而我們為了彰顯我們的民主、進步、文明必須守護這樣的精神。攤開來說清楚後，也許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制度並不是多麼的珍貴又突顯學生的理想性，我們只是需要一些人幫我們處理那些無法由私人身分處理的問題罷了。
無酬勞工
近年來，不管是新聞上或是學生間都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也就是所謂公眾事務作為一種職務的參與愈來愈少了。有些學校已經開始面臨學生會長難產的問題，而台大本身有許多院學會或是學生代表大會也每每遇到投票人數不足或是參選登記一再延後的問題。有些學生大聲疾呼「學生自治已死」，但我想呈現給大家的是，這樣的走向如果沒有從制度上有任何修正，基本上是個必然結果。
在文章前段已稍微提過了這個困境，學生們在完全沒有任何酬勞的情況下，要一邊處理愈趨瑣碎的公眾事務，更要一邊接受學生們對他們的評判與指責。對一個系來說，系學會就愈趨於舉辦聯誼性、同樂性活動而非專注於其本來應謀求的學生權益。因為辦這些娛樂性質活動引來批評的機率較小，回響又相對較處理嚴肅的公眾事務熱烈，讓各個系紛紛地轉向娛樂性活動的舉辦而漸漸忽略學生自治中要去探討以系為單位，同學們的問題。而一個院與學生間的距離又更遙遠了些，在沒有金錢、沒有人力、沒有直接得到回響的情況下，院學會的工作變的愈來愈容易令人身心俱疲，並且乏味。學生會與學代會，作為整體學生的行政與監督機構，因為離學生愈來愈遠而失去他們的民意基礎。學生會天天都在接受學生們大大小小事務的壓力，連新生大樓上下樓容易相撞也要學生會出面宣導學生上下樓梯靠左右邊；而學代會雖然很努力地找出校園爭議與議題讓各個委員會去爭取學生權益，學生卻鮮少知道學代會到底做了哪些事、爭取了哪些權益。
這樣看下來，學生自治體系內除了學代會一個會期兩盒名片作為報償、學生會長頭銜還帶來一些往後的社會資源，整體學生自治組織的成員如同無酬勞工般，沒有任何吸引人參與的條件又要接受學生們的批評。若根本上不做改變，對於學生自治參與的減少，甚至學生自治的死亡只是個必然的結果。
又一年的承諾
又一年，學生會長、學生代表又要選舉了。也許每次都是一年年地對大家做出換湯不換藥的承諾，而這一年又可能只是眾多選舉中平淡無奇的一次。而學生自治，到底是個令人景仰的遺跡；一個已人去樓空的廢墟，還是正在使用的殿堂？
沒錢的學校 賠本的宿舍
沒錢的學校 賠本的宿舍
宿舍整修
許躍儒
台大男四舍即將整修，工程卻遲遲無法發包出去。預計5000萬的整修經費，由男四舍388人分12年負擔，每學期（5個月）增加4420元，漲幅將近一倍！男四舍胞集體抗爭，希望學校能補助更多錢，而不是全部由學生負擔。
為什麼學校沒有負擔更多整修費用？不是拿了五年五百億嗎？政府經費越來越少的校園，走到了怎樣的十字路口？本文為你爬梳其中的脈絡。
溪頭會議共識 使用者付費
2006在溪頭召開宿舍生治會長會議，有鑑於台大宿舍老舊，需要來一次大翻修。當時會議中達成共識，整修經費由學生分12年負擔（原本10年，經學生會長高閔琳爭取延為12年）。預計花7~8年的時間，將27棟宿舍全部翻新。
在每棟宿舍整修前，先由學生反應需要整修哪些部份，再由設計師提出設計圖、預算、以及樣品屋，學生再來據此跟設計師討論，最後再來招標並決定漲幅。2006年整修女五、女八、女九、男十三，2007整修研A、研B、女一、男三，2008整修大一女AB、男六、男四，預計明年整修男七、女三、以及醫學院宿舍。
政府不出錢 學校代墊
雖然預計12年回收，但是錢是施工完就要付的。今年建好才回收一千多萬，明年又要花個約莫一億整修。錢要從何而來？學校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是從校務基金借，第二是從五年五百億中暫時撥給一部分。預計12年回收完畢之後，這筆錢會歸還校務基金，以及之前從五年五百億中扣掉的部份。所以雖然有部份的錢來自五年五百億，但是只是暫借。
過去學生宿舍的興建費用是政府全額支付，學生只要負擔修繕以及水電費用，因此台大的宿舍價格一直非常便宜。但是自從1996年校園財務自主之後，政府不會撥錢興建宿舍。面對人數不斷增加的台大，除了一方面興建民間出資的BOT外，另一方面原有宿舍的修繕逐漸停頓。事實上，這六年來不論物價上漲，台大的宿費沒有任何調整。到了今日，宿舍已經老舊到需要一次大幅更新，但是費用必須學生自行分攤。相對於之前便宜的物價，宿費的調漲漲幅大到近乎一倍。
不賺學生錢 但也不能賠本
自1996校園財務自主以來，住宿已失去福利的性質。所有的修繕、興建、日常開銷費用都由住宿同學負擔，政府不會替你出一毛。而這次長達7年的整修進度，預算至少10億以上。學校的錢也只是「不算利息暫借」，而沒有任補貼性質。
住宿服務組組長竇松林表示，若由學校出錢補貼是不公平的，因為學校的錢應該花在所有學生身上，而非獨厚住宿生。台大學生三萬四，住宿學生只有九千三，不管是學校經費還是五年五百億，都不該只補貼這些人。
竇組長表示，整修費用沒有考慮利息與物價波動，而一些諸如殘障坡道、輔導員室的整修費用也由學校負擔。事實上學校是賠了一些，但也沒有計較那麼多。學校只抱著不營利但也不能賠錢的立場，希望同學多體諒。
住宿費調幅將近一倍，關鍵的因素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但這並非學校小氣或坑錢，而是政府不願意出一毛錢，光是暫借五年五百億修繕宿舍已使校長面臨重大壓力。學校與舍胞的衝突，一個無奈、一個氣憤。但都沒有人看見，其實是政府的悄然撤手使然。
宿舍整修
許躍儒
台大男四舍即將整修，工程卻遲遲無法發包出去。預計5000萬的整修經費，由男四舍388人分12年負擔，每學期（5個月）增加4420元，漲幅將近一倍！男四舍胞集體抗爭，希望學校能補助更多錢，而不是全部由學生負擔。
為什麼學校沒有負擔更多整修費用？不是拿了五年五百億嗎？政府經費越來越少的校園，走到了怎樣的十字路口？本文為你爬梳其中的脈絡。
溪頭會議共識 使用者付費
2006在溪頭召開宿舍生治會長會議，有鑑於台大宿舍老舊，需要來一次大翻修。當時會議中達成共識，整修經費由學生分12年負擔（原本10年，經學生會長高閔琳爭取延為12年）。預計花7~8年的時間，將27棟宿舍全部翻新。
在每棟宿舍整修前，先由學生反應需要整修哪些部份，再由設計師提出設計圖、預算、以及樣品屋，學生再來據此跟設計師討論，最後再來招標並決定漲幅。2006年整修女五、女八、女九、男十三，2007整修研A、研B、女一、男三，2008整修大一女AB、男六、男四，預計明年整修男七、女三、以及醫學院宿舍。
政府不出錢 學校代墊
雖然預計12年回收，但是錢是施工完就要付的。今年建好才回收一千多萬，明年又要花個約莫一億整修。錢要從何而來？學校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是從校務基金借，第二是從五年五百億中暫時撥給一部分。預計12年回收完畢之後，這筆錢會歸還校務基金，以及之前從五年五百億中扣掉的部份。所以雖然有部份的錢來自五年五百億，但是只是暫借。
過去學生宿舍的興建費用是政府全額支付，學生只要負擔修繕以及水電費用，因此台大的宿舍價格一直非常便宜。但是自從1996年校園財務自主之後，政府不會撥錢興建宿舍。面對人數不斷增加的台大，除了一方面興建民間出資的BOT外，另一方面原有宿舍的修繕逐漸停頓。事實上，這六年來不論物價上漲，台大的宿費沒有任何調整。到了今日，宿舍已經老舊到需要一次大幅更新，但是費用必須學生自行分攤。相對於之前便宜的物價，宿費的調漲漲幅大到近乎一倍。
不賺學生錢 但也不能賠本
自1996校園財務自主以來，住宿已失去福利的性質。所有的修繕、興建、日常開銷費用都由住宿同學負擔，政府不會替你出一毛。而這次長達7年的整修進度，預算至少10億以上。學校的錢也只是「不算利息暫借」，而沒有任補貼性質。
住宿服務組組長竇松林表示，若由學校出錢補貼是不公平的，因為學校的錢應該花在所有學生身上，而非獨厚住宿生。台大學生三萬四，住宿學生只有九千三，不管是學校經費還是五年五百億，都不該只補貼這些人。
竇組長表示，整修費用沒有考慮利息與物價波動，而一些諸如殘障坡道、輔導員室的整修費用也由學校負擔。事實上學校是賠了一些，但也沒有計較那麼多。學校只抱著不營利但也不能賠錢的立場，希望同學多體諒。
住宿費調幅將近一倍，關鍵的因素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但這並非學校小氣或坑錢，而是政府不願意出一毛錢，光是暫借五年五百億修繕宿舍已使校長面臨重大壓力。學校與舍胞的衝突，一個無奈、一個氣憤。但都沒有人看見，其實是政府的悄然撤手使然。
失去信念的孤立團體
失去信念的孤立團體
喪失信念的孤立團體──台大學生會的困境
馬安奇 郭芝榕 簡永達
今年五月一日，學生第一活動中心舉辦了一場「學生會幹嘛」的座談會，在這個曾經匯聚了絕大部分學生參與公共領域事務能量的場域裡，在這學生自治組織運作心臟的所在地，我們看見了台大學生會的困境。
第二十屆（現任）學生會長李維仁、第十九屆學生會長高閔琳、以及第十七屆學生會長王威中一字排開，台下二十張椅子卻沒坐滿，其中半數還是友情動員。這樣的場景近年來在學生相關公共事務會議上十分常見，從扛起台大學生會長的擔子一路走來，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疑惑：究竟在這樣的年代裡，台大的學生會該如何定位，又該怎麼走下去？
何去何從 定位困難
手握學生會長權柄時，他們總有些理想期許自己能夠實踐，不過卻都遭遇到一個難題：大環境與學生需求，和過去已大不相同，但邁向新的時代卻反而不知該何去何從。學生會長每週一半以上的時間要用來出席各種會議，他們說，每個會議前都必須讀完一大包厚重的資料，但最難的是，參與會議的當下該如何權衡得失。以參加校務會議的例子來說，學生對於專業知識、議題掌握，都比不上列席的專家委員，無法在當下進行對學生最有益的專業判斷、不清楚能夠爭取哪些權益、又能爭取到什麼程度。再者，若只以學校為假想敵，跟學生權益有關的議題皆反對校方意見，似乎又有失公正客觀，況且學校對於學生的聲音，其實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一味站在反對學校之立場容易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這兩種都無法真正對學生有所助益。在核心價值尚未完整確立的情況下，學生會的信念就如同一座搖搖欲墜的危樓。
能量無法累積 熱忱沒有管道
看似龐大的學生會，持續性能量卻嚴重不足，即使活動有人手支援，但匯聚的內外能量卻無法累積到下次使用。內部人手多半樂於支援活動部舉辦的康樂性活動，如電影節；但其他的理念型活動、學生權益會議僅靠會長和少數人支撐，而學生會以外的學生們也僅透過大型娛樂活動才接觸到學生會，這種活動的性質無法形成長久的支持能量。
會有這樣的結果，原因之一在於學生對於廣泛性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較低、願意為學生自治貢獻時間心力者很少；此外，即使擁有熱忱，也缺乏參與學生會的管道。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學生會招募情形、不清楚學生會缺乏人力，以為學生會組織龐大又個個是難以親近的菁英份子，然後人人期待也要求「菁英」將大小事情處理得面面俱到。
共識何來 福利為誰
學生會還面臨了組織問題，各部分工細緻、權責不重疊，固然在形式上增進了彼此的效率，卻也影響共識與情感連帶的形成，雖然推行社課制度想增加大家的接觸機會，建立起橫向與縱向的溝通平台，但部門間不是各自為政，就是蜂湧至「活動部」。但是，學生福利除了放映電影還有很多面向，相較之下，應當是學生會中心價值的「福利部」，作為負責為學生爭取各面向福利、為學生喉舌的重要部門，卻只有不到五人承擔彙整所有學生的意見。因此，學生會長不禁感嘆：學生們檢視學生會政績的標準就是辦康樂活動的程度，加上如此本末倒置的人力資源分配，學生會是否也應順應民情重新分配各部門人力？
為誰辛苦為誰忙
提到為誰辛苦為誰忙，會長們都有共同的經驗：攸關學生權益的公聽會、說明會，親身到場提供意見、參與討論的學生們少之又少，事實上活大改建委員會、稽核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學生代表均有列席表達意見，學校也很願意傾聽學生的意見，但常常發生公聽會已召開多次，卻直到制度推行後學生們才在BBS上抱怨連連。學生並未藉由這些管道充分表達意見，等到權益受損後才去了解事情、或去質疑學校侵犯自己的權益，甚至更進一步去質疑學生會並未申張學生權益，但是在這些問題出現之前，學生有充足的管道去了解、設想新制度對自己的影響嗎？學生會在這方面做到了發送全校信件、各主要版轉錄網宣、學生會版上公布消息和進度，只是在會議進行之前，是否建立起適當的管道來彙整學生的意見、是否釋出充分的訊息讓多數學生了解內容與重要性呢？或許這與學生會人手不足有關，但已存在的管道是否發揮最大效能也是關鍵。
解決之道：
深切思考定位
學生會本身對定位還在猶疑，造成其行使功能時面臨上述立場拿捏的兩難，因此學生會必須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清楚掌握並堅持自己的立場，永遠站在維護學生權益這一方，透過了解自己可以為學生做什麼事情，權衡之間，界線即明白可見；也必須站在輔助的角色，當學校和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作為學校了解學生想法的管道。
強化學生與學生會的連結
如果像學生會長們所言，時代正在改變，環境已經不同，那麼可能也必須改採新方法、建立新關係、樹立新認同。會長們在當選的這一年，感想竟是「不斷耗弱」，原因可能在於「沒有能量循環補充」。能量除了來自具體人力資源，也來自眾多學生的支持與回應。事實上，任何組織都需要適度的包裝和宣傳，吸引具備熱忱的人透過簡易有效的管道貢獻力量；並透過設立新的溝通方式，如網頁、部落格，更有條理地傳遞與回應意見。
在這場會議中，討論到許多增加學生們接觸學生會的方法，例如在大一必修課「本國憲法」裡，設計一些認識、討論、參與有關學生自治的活動；在校園人潮眾多地方舉辦相關活動，甚至，進入高中相關社團帶領討論與實作。嘗試擴大接觸機會就是為了讓大家更熟悉學生會，增強連結力道、縮短連結距離、擴大連結效應，運用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意與膽量，從根本上深化行動力。民主最大的敵人，是期待菁英的出現，我們必須跳脫現況，從當下掌握與實踐民主的價值。
喪失信念的孤立團體──台大學生會的困境
馬安奇 郭芝榕 簡永達
今年五月一日，學生第一活動中心舉辦了一場「學生會幹嘛」的座談會，在這個曾經匯聚了絕大部分學生參與公共領域事務能量的場域裡，在這學生自治組織運作心臟的所在地，我們看見了台大學生會的困境。
第二十屆（現任）學生會長李維仁、第十九屆學生會長高閔琳、以及第十七屆學生會長王威中一字排開，台下二十張椅子卻沒坐滿，其中半數還是友情動員。這樣的場景近年來在學生相關公共事務會議上十分常見，從扛起台大學生會長的擔子一路走來，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疑惑：究竟在這樣的年代裡，台大的學生會該如何定位，又該怎麼走下去？
何去何從 定位困難
手握學生會長權柄時，他們總有些理想期許自己能夠實踐，不過卻都遭遇到一個難題：大環境與學生需求，和過去已大不相同，但邁向新的時代卻反而不知該何去何從。學生會長每週一半以上的時間要用來出席各種會議，他們說，每個會議前都必須讀完一大包厚重的資料，但最難的是，參與會議的當下該如何權衡得失。以參加校務會議的例子來說，學生對於專業知識、議題掌握，都比不上列席的專家委員，無法在當下進行對學生最有益的專業判斷、不清楚能夠爭取哪些權益、又能爭取到什麼程度。再者，若只以學校為假想敵，跟學生權益有關的議題皆反對校方意見，似乎又有失公正客觀，況且學校對於學生的聲音，其實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一味站在反對學校之立場容易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這兩種都無法真正對學生有所助益。在核心價值尚未完整確立的情況下，學生會的信念就如同一座搖搖欲墜的危樓。
能量無法累積 熱忱沒有管道
看似龐大的學生會，持續性能量卻嚴重不足，即使活動有人手支援，但匯聚的內外能量卻無法累積到下次使用。內部人手多半樂於支援活動部舉辦的康樂性活動，如電影節；但其他的理念型活動、學生權益會議僅靠會長和少數人支撐，而學生會以外的學生們也僅透過大型娛樂活動才接觸到學生會，這種活動的性質無法形成長久的支持能量。
會有這樣的結果，原因之一在於學生對於廣泛性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較低、願意為學生自治貢獻時間心力者很少；此外，即使擁有熱忱，也缺乏參與學生會的管道。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學生會招募情形、不清楚學生會缺乏人力，以為學生會組織龐大又個個是難以親近的菁英份子，然後人人期待也要求「菁英」將大小事情處理得面面俱到。
共識何來 福利為誰
學生會還面臨了組織問題，各部分工細緻、權責不重疊，固然在形式上增進了彼此的效率，卻也影響共識與情感連帶的形成，雖然推行社課制度想增加大家的接觸機會，建立起橫向與縱向的溝通平台，但部門間不是各自為政，就是蜂湧至「活動部」。但是，學生福利除了放映電影還有很多面向，相較之下，應當是學生會中心價值的「福利部」，作為負責為學生爭取各面向福利、為學生喉舌的重要部門，卻只有不到五人承擔彙整所有學生的意見。因此，學生會長不禁感嘆：學生們檢視學生會政績的標準就是辦康樂活動的程度，加上如此本末倒置的人力資源分配，學生會是否也應順應民情重新分配各部門人力？
為誰辛苦為誰忙
提到為誰辛苦為誰忙，會長們都有共同的經驗：攸關學生權益的公聽會、說明會，親身到場提供意見、參與討論的學生們少之又少，事實上活大改建委員會、稽核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學生代表均有列席表達意見，學校也很願意傾聽學生的意見，但常常發生公聽會已召開多次，卻直到制度推行後學生們才在BBS上抱怨連連。學生並未藉由這些管道充分表達意見，等到權益受損後才去了解事情、或去質疑學校侵犯自己的權益，甚至更進一步去質疑學生會並未申張學生權益，但是在這些問題出現之前，學生有充足的管道去了解、設想新制度對自己的影響嗎？學生會在這方面做到了發送全校信件、各主要版轉錄網宣、學生會版上公布消息和進度，只是在會議進行之前，是否建立起適當的管道來彙整學生的意見、是否釋出充分的訊息讓多數學生了解內容與重要性呢？或許這與學生會人手不足有關，但已存在的管道是否發揮最大效能也是關鍵。
解決之道：
深切思考定位
學生會本身對定位還在猶疑，造成其行使功能時面臨上述立場拿捏的兩難，因此學生會必須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清楚掌握並堅持自己的立場，永遠站在維護學生權益這一方，透過了解自己可以為學生做什麼事情，權衡之間，界線即明白可見；也必須站在輔助的角色，當學校和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作為學校了解學生想法的管道。
強化學生與學生會的連結
如果像學生會長們所言，時代正在改變，環境已經不同，那麼可能也必須改採新方法、建立新關係、樹立新認同。會長們在當選的這一年，感想竟是「不斷耗弱」，原因可能在於「沒有能量循環補充」。能量除了來自具體人力資源，也來自眾多學生的支持與回應。事實上，任何組織都需要適度的包裝和宣傳，吸引具備熱忱的人透過簡易有效的管道貢獻力量；並透過設立新的溝通方式，如網頁、部落格，更有條理地傳遞與回應意見。
在這場會議中，討論到許多增加學生們接觸學生會的方法，例如在大一必修課「本國憲法」裡，設計一些認識、討論、參與有關學生自治的活動；在校園人潮眾多地方舉辦相關活動，甚至，進入高中相關社團帶領討論與實作。嘗試擴大接觸機會就是為了讓大家更熟悉學生會，增強連結力道、縮短連結距離、擴大連結效應，運用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意與膽量，從根本上深化行動力。民主最大的敵人，是期待菁英的出現，我們必須跳脫現況，從當下掌握與實踐民主的價值。
有錢的企業 營利的宿舍
有錢的企業 營利的宿舍
宿舍BOT
許躍儒
台大宿舍27棟，自從1990年起就不再增加。最年輕的男八舍、大一女AB舍，也有17年的舍齡。但台大的總人數從1990年的兩萬人成長到今日的三萬四千人，住宿的需求不斷提高。特別是研究生，幾乎抽不到宿舍。到了2006年，「大一學生沒有宿舍住」的情況更邁向了高峰，引起校園內的一陣騷動。
然而自從1996年台大施行校務基金以來，政府已經不再撥款給台大興建宿舍。興建宿舍的昂貴花費，以台大校務基金的情況並無法負擔。幸好台大擁有許多土地（全台灣第二大地主），於是台大在2005年，決定用BOT的方式，興建更多宿舍以符合日漸增高的宿舍需求。並且由太子建設得標，預計在長興街後方與水源校區興建宿舍，提供3500床，並享有33年的經營權。
所謂的BOT，就是政府單位出地，請民間企業投資並負責興建，蓋完之後企業可擁有30年到100年等的經營權，所賺得的錢全歸於企業。等到期限到了再由政府收回。
興建BOT的好處，在於政府不用出錢，只要徵收土地，就能夠蓋起龐大的公共建設，可以有效紓解政府的財務負擔。（但台灣的政府BOT比較奇怪，諸如高鐵、高捷，政府都投入非常龐大經費，藉此規避立法院的審查與政府法令的限制。但台大這次並沒有出錢，所以無此問題。）但另一方面而言，公共建設的經營，跟企業經營的邏輯有所扞格。政府的目標是「照顧全民，注意弱勢」，但企業的目標卻是賺錢。所以台鐵會服務偏遠地區的小站，高鐵卻不可能。因此BOT在交由企業經營的這段時間，其經營的精神與理念，必然與政府「照顧全民，注意弱勢」的概念發生衝突。
此次台大的BOT上也不外如是。BOT決定興建多久，學生對此的批評也多久。大致上的批評分成兩種，第一種是長興街施工期間對於鄰近男八舍、男六舍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施工時間過早或過晚，引起舍胞反彈外，男八舍與男六舍的免費機車停車棚也被拆除，改成日後有管理但也要收費的停車場。太子建設雖然提供冷氣卡與優先入宿權作為補償，但是舍胞並不滿意。
第二種批評則跟BOT的本質有關：太子建設提供的房間有單人房、雙人房、和四人房。雖然設備較好，但是費用也高出台大原本宿舍頗多。以整修後的男一為例，一個學期（五個月）8200；BOT單人房一個月7100（不含電費），三人房一個人4200。雖然仍較外面租屋便宜，但是原本價格2.5~4.3倍。許多學生抗議價格太高，一般學生付不起。
這樣子的批評，彷彿把太子建設當成一個校園工程的承包商，而忽略了他們其實是BOT的出資者。台大過去的宿舍，是政府出資興建的，住宿費只負擔水電與例行的維修。就算整修之後宿費提高，也只是增加「12年一次的大型維修費用」而已。而這次太子建設的BOT，不僅興建費用要分33年分攤，太子建設還要從中獲利，因此BOT的宿費一定比較高。既然住宿費不可能壓到台大的宿舍那低，為了做出市場區格，興建的宿舍也以設備優良見長，而不以價格取勝。
下學期開始啟用的長興街BOT宿舍，雖然入宿條件、抽籤等由校方住宿組負責，但日後的使用規則由太子建設所擬定。從目前的一些規則來看，太子建設背後的商業精神，使得使用規則和原有台大宿舍已不相同：修繕費用自行負擔、電費自付。而未來的管理規定，譬如異性留宿、禁止烹調，是否會更加嚴格，不得而知。臺東大學已經因為「禁止於宿舍進行交易」，使得學生跟BOT管理者發生衝突，台大是否會上演類似的事件呢？平心而論，太子建設並不是壞人，他們也與學生開過多次施工協調會，對於學生的意見不至於置之不理。但太子建設是帶著「營利」的心態進入校園，與這座校園「公平」的價值有著必然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其實是政府悄然撤手使然。
小百科：校務基金
台大自從1996年，實施校務基金制度。過去台大預算全部來自政府撥款，學校依計畫向政府提請，若有剩餘必須繳回國庫。實施校務基金後，台大自負盈虧，政府只補助部份（2006年為例，台大收入115億，其中政府補助佔36%，39%來自建教合作，34%來自學費）。
實施校務基金的理由，主要來自於政府經費日益吃緊，國民教育經費需求又不斷提高，政府無法負擔高等教育那麼龐大的經費。但另一方面，校務基金的預算運用更有彈性，結餘也可留待下次運用，有助於大學的自主。
宿舍BOT
許躍儒
台大宿舍27棟，自從1990年起就不再增加。最年輕的男八舍、大一女AB舍，也有17年的舍齡。但台大的總人數從1990年的兩萬人成長到今日的三萬四千人，住宿的需求不斷提高。特別是研究生，幾乎抽不到宿舍。到了2006年，「大一學生沒有宿舍住」的情況更邁向了高峰，引起校園內的一陣騷動。
然而自從1996年台大施行校務基金以來，政府已經不再撥款給台大興建宿舍。興建宿舍的昂貴花費，以台大校務基金的情況並無法負擔。幸好台大擁有許多土地（全台灣第二大地主），於是台大在2005年，決定用BOT的方式，興建更多宿舍以符合日漸增高的宿舍需求。並且由太子建設得標，預計在長興街後方與水源校區興建宿舍，提供3500床，並享有33年的經營權。
所謂的BOT，就是政府單位出地，請民間企業投資並負責興建，蓋完之後企業可擁有30年到100年等的經營權，所賺得的錢全歸於企業。等到期限到了再由政府收回。
興建BOT的好處，在於政府不用出錢，只要徵收土地，就能夠蓋起龐大的公共建設，可以有效紓解政府的財務負擔。（但台灣的政府BOT比較奇怪，諸如高鐵、高捷，政府都投入非常龐大經費，藉此規避立法院的審查與政府法令的限制。但台大這次並沒有出錢，所以無此問題。）但另一方面而言，公共建設的經營，跟企業經營的邏輯有所扞格。政府的目標是「照顧全民，注意弱勢」，但企業的目標卻是賺錢。所以台鐵會服務偏遠地區的小站，高鐵卻不可能。因此BOT在交由企業經營的這段時間，其經營的精神與理念，必然與政府「照顧全民，注意弱勢」的概念發生衝突。
此次台大的BOT上也不外如是。BOT決定興建多久，學生對此的批評也多久。大致上的批評分成兩種，第一種是長興街施工期間對於鄰近男八舍、男六舍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施工時間過早或過晚，引起舍胞反彈外，男八舍與男六舍的免費機車停車棚也被拆除，改成日後有管理但也要收費的停車場。太子建設雖然提供冷氣卡與優先入宿權作為補償，但是舍胞並不滿意。
第二種批評則跟BOT的本質有關：太子建設提供的房間有單人房、雙人房、和四人房。雖然設備較好，但是費用也高出台大原本宿舍頗多。以整修後的男一為例，一個學期（五個月）8200；BOT單人房一個月7100（不含電費），三人房一個人4200。雖然仍較外面租屋便宜，但是原本價格2.5~4.3倍。許多學生抗議價格太高，一般學生付不起。
這樣子的批評，彷彿把太子建設當成一個校園工程的承包商，而忽略了他們其實是BOT的出資者。台大過去的宿舍，是政府出資興建的，住宿費只負擔水電與例行的維修。就算整修之後宿費提高，也只是增加「12年一次的大型維修費用」而已。而這次太子建設的BOT，不僅興建費用要分33年分攤，太子建設還要從中獲利，因此BOT的宿費一定比較高。既然住宿費不可能壓到台大的宿舍那低，為了做出市場區格，興建的宿舍也以設備優良見長，而不以價格取勝。
下學期開始啟用的長興街BOT宿舍，雖然入宿條件、抽籤等由校方住宿組負責，但日後的使用規則由太子建設所擬定。從目前的一些規則來看，太子建設背後的商業精神，使得使用規則和原有台大宿舍已不相同：修繕費用自行負擔、電費自付。而未來的管理規定，譬如異性留宿、禁止烹調，是否會更加嚴格，不得而知。臺東大學已經因為「禁止於宿舍進行交易」，使得學生跟BOT管理者發生衝突，台大是否會上演類似的事件呢？平心而論，太子建設並不是壞人，他們也與學生開過多次施工協調會，對於學生的意見不至於置之不理。但太子建設是帶著「營利」的心態進入校園，與這座校園「公平」的價值有著必然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其實是政府悄然撤手使然。
小百科：校務基金
台大自從1996年，實施校務基金制度。過去台大預算全部來自政府撥款，學校依計畫向政府提請，若有剩餘必須繳回國庫。實施校務基金後，台大自負盈虧，政府只補助部份（2006年為例，台大收入115億，其中政府補助佔36%，39%來自建教合作，34%來自學費）。
實施校務基金的理由，主要來自於政府經費日益吃緊，國民教育經費需求又不斷提高，政府無法負擔高等教育那麼龐大的經費。但另一方面，校務基金的預算運用更有彈性，結餘也可留待下次運用，有助於大學的自主。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