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刊日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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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編輯的話
[宣言] 百大維新宣言
[專訪] 反省的開始，進步的開端 ◎李問、李芃萱
[採訪] 百大維新 評鑑六大領域
[採訪] 台大老師看台大進百大
[論述] 制度困境下的通識教育 ◎蔣珮伊
[論述] 尋找通識課的靈魂◎許月苓
[論述] 從反思精神看服務課◎呂其正、彭正龍
[論述] 叫賣中的大學 ◎孫有蓉
[論述] 必然的「百大」 ◎孫有蓉
2009年5月26日 星期二
意識報021刊 百大維新特刊 目錄 （5/8/2009）
編輯的話
維新的號角，四月底在台大校園響起。由學生會福利部主辦、意識報等其他社團協辦的「百大維新」，一方面批判台大「前進百大」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試圖提出學生對大學的理想。
百大維新的主體是一場對台大的評鑑，並且配合問卷調查，預定於5/11發表《校園政策黑皮書》。這場評鑑，相對於國際評鑑所注重的「論文數目」，將會更貼近學生的需求，分為體育場地、社團制度、校園安全、綠色校園、通識課程、社會責任等六大領域，並且提出具體的改善方向。
這樣子的自我評鑑，希望能把台大前進的動力，從國外虛無飄渺的排行榜，拉回到學生、教授對台大的反省與自我要求。它讓大家有機會思考自己的問題、自己的需求。
百大維新的標誌是腳踏車的踏板與齒輪。腳踏車是台大學生的象徵，而轉動的踏板是帶動校園前進的動力。這幾年下來，台大像是一台龐大的機器。我們擁有許多優良的零件，整個系統卻缺乏溝通、缺乏互動：教授對「百大政策」抱怨連連卻無從置喙，而學生的意見更根本地被這個政策所忽視。當我們以「追求國際排名」作為目標時，同時捐棄了自己思考進步方向的機會，摒棄了來自校園內的能量。百大維新希望注入一股來自學生的能量，開始意見的交流，讓台大動起來！
在這一期的意識報，我們將會介紹百大維新的主旨與評鑑內容，並呈現一些老師對「百大政策」與教育的看法。接著，我們分三個主題進行討論：首先從通識教育的設計開始思考，台大是否有一種核心價值，可以透過通識課程來展現？再來，我們借鏡服務性社團的經驗，思考大學生如何透過志工經驗幫助社會，同時進行學習。最後兩篇文章則探討「進百大」形式主義的由來，討論「百大政策」產生的社會脈絡。
百大維新日程表
4/1 序幕：攔轎喊冤！給校長的瓶中信
評鑑
4/26 百大維新宣言
4/27-5/2 網路上發表六大領域介紹
5/4-5/8 全校抽樣問卷調查
5/8 「百大大學堂」交流會
5/11 單車上書，將《校園政策黑皮書》交給校長
5/12 百大維新記者會
活動
4/26-5/8 「百花齊放藝術展」
4/28 快閃活動：「百大之神」神轎遶境遊行
4/29、4/30、5/4、5/6 大學未來講座
5/4-5/8 「維他命空間」、「新駭歷史隧道」活動解說攤位
5/4-5/8 Camera! 校園青春愛情連續劇
5/5 快閃活動：你想要打排球嗎？
百大維新的主體是一場對台大的評鑑，並且配合問卷調查，預定於5/11發表《校園政策黑皮書》。這場評鑑，相對於國際評鑑所注重的「論文數目」，將會更貼近學生的需求，分為體育場地、社團制度、校園安全、綠色校園、通識課程、社會責任等六大領域，並且提出具體的改善方向。
這樣子的自我評鑑，希望能把台大前進的動力，從國外虛無飄渺的排行榜，拉回到學生、教授對台大的反省與自我要求。它讓大家有機會思考自己的問題、自己的需求。
百大維新的標誌是腳踏車的踏板與齒輪。腳踏車是台大學生的象徵，而轉動的踏板是帶動校園前進的動力。這幾年下來，台大像是一台龐大的機器。我們擁有許多優良的零件，整個系統卻缺乏溝通、缺乏互動：教授對「百大政策」抱怨連連卻無從置喙，而學生的意見更根本地被這個政策所忽視。當我們以「追求國際排名」作為目標時，同時捐棄了自己思考進步方向的機會，摒棄了來自校園內的能量。百大維新希望注入一股來自學生的能量，開始意見的交流，讓台大動起來！
在這一期的意識報，我們將會介紹百大維新的主旨與評鑑內容，並呈現一些老師對「百大政策」與教育的看法。接著，我們分三個主題進行討論：首先從通識教育的設計開始思考，台大是否有一種核心價值，可以透過通識課程來展現？再來，我們借鏡服務性社團的經驗，思考大學生如何透過志工經驗幫助社會，同時進行學習。最後兩篇文章則探討「進百大」形式主義的由來，討論「百大政策」產生的社會脈絡。
百大維新日程表
4/1 序幕：攔轎喊冤！給校長的瓶中信
評鑑
4/26 百大維新宣言
4/27-5/2 網路上發表六大領域介紹
5/4-5/8 全校抽樣問卷調查
5/8 「百大大學堂」交流會
5/11 單車上書，將《校園政策黑皮書》交給校長
5/12 百大維新記者會
活動
4/26-5/8 「百花齊放藝術展」
4/28 快閃活動：「百大之神」神轎遶境遊行
4/29、4/30、5/4、5/6 大學未來講座
5/4-5/8 「維他命空間」、「新駭歷史隧道」活動解說攤位
5/4-5/8 Camera! 校園青春愛情連續劇
5/5 快閃活動：你想要打排球嗎？
反省的開始，進步的開端
專訪百大維新總招黃守達、評鑑組組長許躍儒
文/李問 李芃萱
為期兩個多禮拜的百大維新，內容囊括包羅萬象的活動，包括問卷調查、預定5/11「上書」給校長的《校園政策黑皮書》、教育相關講座、攤位、甚至還有廟會遶境遊行。這些活動背後的理念為何？當初發想的契機又是什麼？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百大維新的團隊希望能對這個校園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意識報特地與兩位百大維新的策劃人深談，讓他們闡述百大維新背後的目標與理想。一位是百大維新的總召，學生會福利部副部長黃守達（法律二）；另一位則是我們意識報的校園編輯許躍儒（社會四），這次擔任百大維新評鑑組組長的工作。
問：百大維新一開始「學生評鑑」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黃守達（黃）：一開始只是在上學期末的時候，我和幾個朋友聊到，可以辦一個活動讓學生來討論議題。那時候沒有想得很清楚，只是想說可能可以來講學費調漲。後來漸漸有個想法是，我們可以辦一個「百大週」或是「百大月」，在一段時間內密集地討論校園公共事務。
舉辦評鑑的想法是阮俊達（福利部部長）提出來的，他認為學生的意見一直沒有辦法被整合出來。雖然在BBS或網路上發表很方便，可是也容易變得零碎、沒有目標。可是如果這些意見有一個整合的動作，就可以有比較明確的目標，也可以透過不論是學生會或是其他管道，向學校表達一些具體的訴求。
問：為什麼要辦一場學生評鑑？兩位在福利部、意識報的經驗，有為你們帶來哪些關於評鑑的想法呢？
黃：我本身將近一年來在福利部。我們發現，學生往往沒有一種主體意識，意識到我們其實和教師、行政人員共同治理這個學校。在缺乏這種自覺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止於遇到問題之後在網路上抱怨，沒辦法提出建議。當然我們福利部本來就是不斷地幫學生處理這些一個一個的問題，可是久了之後，會變成沒有一種努力的目標。所以我們想說，來辦一個活動，來突破這樣一個公共參與的困境。讓大家知道說，學生是可以主動提出一些建議、改變一些事情的。
許躍儒（許）：我自己的觀察是，台大這幾年來的學生抗爭，都是以「抗拒變遷」為主。我們只能反對校方的政策，可是自己沒辦法提出進步性的方向。這是我很不能夠接受的。我認為在學生階段，至少要有能力慢慢開始對自己所在的校園提出反省，然後提出一些進步的提案出來。可是如果在校園裡面都沒辦法提出一些方向，我似乎很難期待未來出社會之後，我們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當然，也有同學在很用心地處理校外的議題，可是我總覺得，處理校園周遭切身的議題，最容易帶入更多的人。
憑良心講，這次評鑑後來所敲定的六大主題，意識報校園版的貢獻是很薄弱的。相較於福利部之前就有長期關注體育場地、校安等議題，意識報這次處理的一些通識制度等等的，都是比較晚起步。在這方面可能只是說，意識報這裡有一群平常就有在關心校園議題的人。另外，我們之前有做過校園金費的專題，是學生檢視五年五百億的第一次嘗試，可以抓出一些校園發展的輪廓，是一個最起碼的基礎。
問：雖然〈百大維新宣言〉當中有批判台大「百大政策」的形式主義，可是在評鑑的主體上，似乎沒有特別去檢討五年五百億的花費等大方向，而是處理六個分開來的領域。這樣子真的能能跟百大政策對話嗎？
黃：其實我的說法會和宣言裡面提到的有點接近。雖然六大領域的評鑑內容沒有直接去檢視進百大的壞處有哪些，可是你會發現，當我們自己開始反省自己校園中的問題時，這本身就是和「百大政策」非常不一樣的路線。
現在「百大政策」在做的，是四處追逐別人定出來的標準，而不是自己提出進步、改善的方向。當學校說要用某某「國際知名評鑑」的排名作為目標時，根本沒有問學校裡的老師、學生的意見。比方說，我們跟學校裡的一些老師談過，他們都覺得目前評鑑所強調的論文數量，對他們的學術成長一點幫助都沒有。百大維新想要做的，就是讓整個校園中的規範力量從國外拉回校內；從虛無飄渺的排名，變成學生、教授對台大的反省與自我要求。我會覺得百大維新在做的只是第一步，但這是一種根本路線上的改變。
許：我必須承認，百大維新主要的篇幅在講我們的這六大領域，而不是進百大的事情。可是……我覺得校長並不是沒有在想學校的錢該怎麼花，而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如果去一項一項的批判五年五百億裡面有哪些地方不好，其實有點無聊，不如從學生的角度出發，講一些我們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們所談的這六大領域，當然有些會看起來比較瑣碎，可是很多議題背後其實也是在回答，一個大學的本質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特別是像通識課程、社會責任的部分，當你開始思考說我們要什麼樣的通識課程、服務課程的時候，其實你也是在思考許多背後的大問題。比方說，當我們開啟「通識課該有哪些核心課程」的對話時，其實也是在思考大學教育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的問題。這些議題其實都會有爭議，因為當你要提出一個理想的方向，就會有人質疑為什麼是這個方向而不是那個。這樣子，我們才能開始觸碰、激盪出一個專屬於台大的理想。
這六大議題背後都會觸碰到大學的定位，只是有些比較直接，有些就真的比較間接。通識課程和服務課程，我們會需要直接去討論台大在社會中的定位，是比較直接的。而像體育場地，可能是在討論自負盈虧的問題；社團活動比較間接的在討論民主與代表的機制；綠色校園是在談環境與開發之間的平衡，是一種永續經營的價值。
問：如果說校園是由老師、學生和行政人員三方共同治理，一起進行對話來提出理想……那你們認為未來要如何加強三方之間的溝通？
黃：我的想法會是希望學生會還有學代會可以更有效地扮演這個溝通、集結意見的橋樑。這一方面其實很多人已經很努力在做。我會希望學生會、學代會可以扮演一個更主動的角色。像以福利部來說的話，我們花比較多時間在跑一些行政工作，然後學代的話可能空間比較多。
許：我會希望意識報能夠扮演好一個傳媒的角色，特別是希望以後意識報可以發送到校園內的各個處室、行政單位。很多時候行政方面都很努力，他們只是平常雜務已經夠多了，沒有那麼多的心力去想出一個進步性的藍圖。一方面讓行政人員也有機會看一些學生的建議；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意識報可以訪問一些老師，讓行政人員也能多瞭解老師的想法。另外，我覺得我們在行政處室的採訪方面也可以多做一些：像過去這一年多來意識報唯一採訪的第一級主管，就只有上禮拜我們為了通識教育的問題採訪了教務主任蔣炳煌。其實這方面可以做多一點。
問：你們認為百大維新之後，還會有哪些地方需要再做進一步的努力？
黃：我還是希望可以帶動學費調漲這個議題的討論。學費所表現出來的其實是我們在一個社會中如何想像大學的位置。我希望我們能夠很清楚地指出兩種以上的觀點，來討論大學定位的問題。
許：百大維新這次的許多領域是從「學生權益」的角度出發，相對的來說，這犧牲了一些進步性與理想性。當我們以評鑑作為主軸時，其實也忽略了一些更長篇、更細緻的論述。我認為之後學生需要開始處理教學的問題，這部分需要多的時間，也需要老師那邊的協助。然後，我們這次有透過服務課與服務課程中心談了一下大學的社會責任，但其實大部分的領域沒有去探討學生跟校園外的連結。我們應該去探討台大學生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衡量自己的長處與能力，提出一個努力的目標。
文/李問 李芃萱
為期兩個多禮拜的百大維新，內容囊括包羅萬象的活動，包括問卷調查、預定5/11「上書」給校長的《校園政策黑皮書》、教育相關講座、攤位、甚至還有廟會遶境遊行。這些活動背後的理念為何？當初發想的契機又是什麼？透過這一系列的活動，百大維新的團隊希望能對這個校園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意識報特地與兩位百大維新的策劃人深談，讓他們闡述百大維新背後的目標與理想。一位是百大維新的總召，學生會福利部副部長黃守達（法律二）；另一位則是我們意識報的校園編輯許躍儒（社會四），這次擔任百大維新評鑑組組長的工作。
問：百大維新一開始「學生評鑑」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黃守達（黃）：一開始只是在上學期末的時候，我和幾個朋友聊到，可以辦一個活動讓學生來討論議題。那時候沒有想得很清楚，只是想說可能可以來講學費調漲。後來漸漸有個想法是，我們可以辦一個「百大週」或是「百大月」，在一段時間內密集地討論校園公共事務。
舉辦評鑑的想法是阮俊達（福利部部長）提出來的，他認為學生的意見一直沒有辦法被整合出來。雖然在BBS或網路上發表很方便，可是也容易變得零碎、沒有目標。可是如果這些意見有一個整合的動作，就可以有比較明確的目標，也可以透過不論是學生會或是其他管道，向學校表達一些具體的訴求。
問：為什麼要辦一場學生評鑑？兩位在福利部、意識報的經驗，有為你們帶來哪些關於評鑑的想法呢？
黃：我本身將近一年來在福利部。我們發現，學生往往沒有一種主體意識，意識到我們其實和教師、行政人員共同治理這個學校。在缺乏這種自覺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止於遇到問題之後在網路上抱怨，沒辦法提出建議。當然我們福利部本來就是不斷地幫學生處理這些一個一個的問題，可是久了之後，會變成沒有一種努力的目標。所以我們想說，來辦一個活動，來突破這樣一個公共參與的困境。讓大家知道說，學生是可以主動提出一些建議、改變一些事情的。
許躍儒（許）：我自己的觀察是，台大這幾年來的學生抗爭，都是以「抗拒變遷」為主。我們只能反對校方的政策，可是自己沒辦法提出進步性的方向。這是我很不能夠接受的。我認為在學生階段，至少要有能力慢慢開始對自己所在的校園提出反省，然後提出一些進步的提案出來。可是如果在校園裡面都沒辦法提出一些方向，我似乎很難期待未來出社會之後，我們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當然，也有同學在很用心地處理校外的議題，可是我總覺得，處理校園周遭切身的議題，最容易帶入更多的人。
憑良心講，這次評鑑後來所敲定的六大主題，意識報校園版的貢獻是很薄弱的。相較於福利部之前就有長期關注體育場地、校安等議題，意識報這次處理的一些通識制度等等的，都是比較晚起步。在這方面可能只是說，意識報這裡有一群平常就有在關心校園議題的人。另外，我們之前有做過校園金費的專題，是學生檢視五年五百億的第一次嘗試，可以抓出一些校園發展的輪廓，是一個最起碼的基礎。
問：雖然〈百大維新宣言〉當中有批判台大「百大政策」的形式主義，可是在評鑑的主體上，似乎沒有特別去檢討五年五百億的花費等大方向，而是處理六個分開來的領域。這樣子真的能能跟百大政策對話嗎？
黃：其實我的說法會和宣言裡面提到的有點接近。雖然六大領域的評鑑內容沒有直接去檢視進百大的壞處有哪些，可是你會發現，當我們自己開始反省自己校園中的問題時，這本身就是和「百大政策」非常不一樣的路線。
現在「百大政策」在做的，是四處追逐別人定出來的標準，而不是自己提出進步、改善的方向。當學校說要用某某「國際知名評鑑」的排名作為目標時，根本沒有問學校裡的老師、學生的意見。比方說，我們跟學校裡的一些老師談過，他們都覺得目前評鑑所強調的論文數量，對他們的學術成長一點幫助都沒有。百大維新想要做的，就是讓整個校園中的規範力量從國外拉回校內；從虛無飄渺的排名，變成學生、教授對台大的反省與自我要求。我會覺得百大維新在做的只是第一步，但這是一種根本路線上的改變。
許：我必須承認，百大維新主要的篇幅在講我們的這六大領域，而不是進百大的事情。可是……我覺得校長並不是沒有在想學校的錢該怎麼花，而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如果去一項一項的批判五年五百億裡面有哪些地方不好，其實有點無聊，不如從學生的角度出發，講一些我們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們所談的這六大領域，當然有些會看起來比較瑣碎，可是很多議題背後其實也是在回答，一個大學的本質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特別是像通識課程、社會責任的部分，當你開始思考說我們要什麼樣的通識課程、服務課程的時候，其實你也是在思考許多背後的大問題。比方說，當我們開啟「通識課該有哪些核心課程」的對話時，其實也是在思考大學教育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的問題。這些議題其實都會有爭議，因為當你要提出一個理想的方向，就會有人質疑為什麼是這個方向而不是那個。這樣子，我們才能開始觸碰、激盪出一個專屬於台大的理想。
這六大議題背後都會觸碰到大學的定位，只是有些比較直接，有些就真的比較間接。通識課程和服務課程，我們會需要直接去討論台大在社會中的定位，是比較直接的。而像體育場地，可能是在討論自負盈虧的問題；社團活動比較間接的在討論民主與代表的機制；綠色校園是在談環境與開發之間的平衡，是一種永續經營的價值。
問：如果說校園是由老師、學生和行政人員三方共同治理，一起進行對話來提出理想……那你們認為未來要如何加強三方之間的溝通？
黃：我的想法會是希望學生會還有學代會可以更有效地扮演這個溝通、集結意見的橋樑。這一方面其實很多人已經很努力在做。我會希望學生會、學代會可以扮演一個更主動的角色。像以福利部來說的話，我們花比較多時間在跑一些行政工作，然後學代的話可能空間比較多。
許：我會希望意識報能夠扮演好一個傳媒的角色，特別是希望以後意識報可以發送到校園內的各個處室、行政單位。很多時候行政方面都很努力，他們只是平常雜務已經夠多了，沒有那麼多的心力去想出一個進步性的藍圖。一方面讓行政人員也有機會看一些學生的建議；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意識報可以訪問一些老師，讓行政人員也能多瞭解老師的想法。另外，我覺得我們在行政處室的採訪方面也可以多做一些：像過去這一年多來意識報唯一採訪的第一級主管，就只有上禮拜我們為了通識教育的問題採訪了教務主任蔣炳煌。其實這方面可以做多一點。
問：你們認為百大維新之後，還會有哪些地方需要再做進一步的努力？
黃：我還是希望可以帶動學費調漲這個議題的討論。學費所表現出來的其實是我們在一個社會中如何想像大學的位置。我希望我們能夠很清楚地指出兩種以上的觀點，來討論大學定位的問題。
許：百大維新這次的許多領域是從「學生權益」的角度出發，相對的來說，這犧牲了一些進步性與理想性。當我們以評鑑作為主軸時，其實也忽略了一些更長篇、更細緻的論述。我認為之後學生需要開始處理教學的問題，這部分需要多的時間，也需要老師那邊的協助。然後，我們這次有透過服務課與服務課程中心談了一下大學的社會責任，但其實大部分的領域沒有去探討學生跟校園外的連結。我們應該去探討台大學生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衡量自己的長處與能力，提出一個努力的目標。
百大維新評鑑六大領域
體育場地
體育場地小組的成員周信佑（物理三）、鄭明哲（經濟一）指出最常處理的體育問題有三。分別是場地不足、只重視發展新穎設備而忽略老舊場地維護以及場地自負盈虧高收費三個問題。省視這三個問題，可以發現問題之間互相關聯。
新的體育設備如新體、網球場擁有品質較好較新的設備，但為了維持高級的設備付出的營運成本，讓學生平常使用的機會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較老舊的場地雖然使用的學生眾多，忽略設備的管理維護卻讓場地品質惡劣。
體育設備的兩極化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學生無法負擔新場地的費用，舊場地品質也無法負荷使用人數，蓋了再多再好的體育設備，也難以滿足需求。（簡惠茹 黃湄評╱採訪）
社團活動
陳聖為（社會二）認為，在目前社團事務的決策組織中，學生主動參與度不高。雖然在每年的社團負責人研習營中，都會選出參加「社團輔導委員會」及「社團評鑑委員會」的社團代表，但並不表示這些代表在日後會出席和全校社團事務相關的會議，因此，學校社團事務的多半只由課活組決定。由於沒有有效的途徑得知學生真正的需求，課活組的決定往往侷限於行政人員對社團片面的認識。
雖然在2008年的二活改建事件中，有些社團負責人挺身而出，和課活組協調改善閒置設辦、借場浮濫，及社團經費問題，看似學生終於進入了社團事務的決策圈，但這是因為有重大爭議的出現，才激起學生的自覺。一旦這場爭端結束，學生代表的積極性也就可能再度消失。（蕭彗岑 林妤蓁╱採訪）
校園安全
擔任評鑑組的林明霈（機械三）表示，平時台大校安的主要負責單位駐警隊和教官，這幾年人數一直不斷減少，除了因單位所採的遇缺不補措施，還加上教官退出校園的政策，使得原本人手就沒有很多的駐警隊人力更加地吃緊，以目前來說，負責校總區的駐警隊19人，每個時段最少僅有3個隊員在值班，一人負責巡邏一人連絡之外，剩下的一人根本不足以應付突來的緊急事件或狀況。
林同學也提到，雖然到目前為止校園多為財務失竊或是交通取締的案例，尚未有重大事件發生，但這並不代表校園已經是安全無虞的，像是先前校內可疑人物、或甚至是深夜可能的死角地帶，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校園安全的漏洞。
如果「校園安全」這個最根本基礎的學生保障都不再穩健，林同學和其他組員們希望的，是學生應有權利要求校方提供一個更安全的學習環境，能夠以更好的方式來整合整個校安單位，而不再只是一群零零散散的巡邏人員。（蕭彗岑 林妤蓁╱採訪）
綠色校園
綠色校園組的吳孟鴻（農化四）描述目前台大面臨的空間危機：目前台大學生加上教授和行政人員大約有六萬人。而在接下來三、四年之中，台大的學生數量會以斜率幾乎是一的速率急速成長。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腳踏車，同時也表示對於教室和腳踏車停車格的要求節節上升。
吳同學惋惜地說：「為了腳踏車格、為了新大樓，大一女前的綠地在上一個學期消失了；國發所後方的黑森林也換成新校舍和大樓前人工的池塘和刻意栽種的植物。」吳同學也提到，不只綠地被移除，為了興建新的大樓，許多大樹也面臨了因不當移植而死亡的命運。
除了空間的規劃問題，環保小組同時關心在這所校園中行動的個人所具有的環保習慣，例如環保筷的使用，而這部分主要是與台大「根與芽」社合作。環保小組希望可以藉由問卷讓大家看看校園中的環境，思考我們的生活圈中的綠意是否正在默默消失，而我們是否仍習慣地在剝下免洗筷和吸管的塑膠外膜同時，忽視這一快速變化的事實。（蕭彗岑 林妤蓁╱採訪）
通識教育
通識小組的陳宗延（醫學一）指出，早在2006年台大的通識教育改革報告書中就有寫到，通識教育體現一所大學的精神，通識教育課程需擬定明確的核心目標。「通識教育就是這所大學裡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東西，大學就是透過通識課程教育學生一所大學的精神。」
雖然說要擬定核心課程，然而學校的通識教育規劃卻沒有被重視。共同教育中心人力吃緊，幹部皆由教務長和各院院長兼任，加上僅僅三個全職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要求這個組織統籌一套完善的通識課程呢？
目前眾多的通識課程中，的確擁有足以體現大學精神的課程。例如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或是跨領域的基礎知識學習等等，但也有為了因應學生「通識＝營養學分」的態度開設的粗糙課程。缺乏方向的通識教育，零散而粗淺，劣幣驅逐良幣也是常見的問題。唯有加強共教中心的功能，統籌各院系老師的溝通參與，才能充實台大通識的空殼。（黃湄評╱採訪）
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組的傅偉哲同學（政治二）向我們表示，學校目前的服務課制度出現一些等待檢討的地方。如學系未遵守服務課程小組規定、學生選課自由度未受尊重、服務學習課程內容不明確，是目前服務課程的三大問題。首先，是關於服務課淪為掃地課的疑慮。傅偉哲指出，在目前運作下，系所常不承認學生修習非本系所開設的服務一、服務二，換言之，學生被迫要掃地而無自由選課的權利。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同由學系開設的其他內容服務性課程，這些課程則常會與「之夜」、系學會活動、演講等活動結合在一起。傅偉哲表示，從掃地到系上活動，目前的課程似乎都不符合當初「關心周遭、養成良好生活習慣」的設立原則。
針對這些問題，百大維新小組具體提出以下建議：重新劃分服務一、服務二、服務三的課程內容為校園、社區、社會的範圍。除了課程劃分之外，維新小組還建議，校方要更加積極地投入資源在服務課程行政的人力編制和開課設計上，或是校方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為核可與認可的角色，讓學生能以類似於志工的角色，以服務卡和認證積點的方式，自由選擇服務機構完成服務。
（呂其正 彭正龍╱採訪）
體育場地小組的成員周信佑（物理三）、鄭明哲（經濟一）指出最常處理的體育問題有三。分別是場地不足、只重視發展新穎設備而忽略老舊場地維護以及場地自負盈虧高收費三個問題。省視這三個問題，可以發現問題之間互相關聯。
新的體育設備如新體、網球場擁有品質較好較新的設備，但為了維持高級的設備付出的營運成本，讓學生平常使用的機會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較老舊的場地雖然使用的學生眾多，忽略設備的管理維護卻讓場地品質惡劣。
體育設備的兩極化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學生無法負擔新場地的費用，舊場地品質也無法負荷使用人數，蓋了再多再好的體育設備，也難以滿足需求。（簡惠茹 黃湄評╱採訪）
社團活動
陳聖為（社會二）認為，在目前社團事務的決策組織中，學生主動參與度不高。雖然在每年的社團負責人研習營中，都會選出參加「社團輔導委員會」及「社團評鑑委員會」的社團代表，但並不表示這些代表在日後會出席和全校社團事務相關的會議，因此，學校社團事務的多半只由課活組決定。由於沒有有效的途徑得知學生真正的需求，課活組的決定往往侷限於行政人員對社團片面的認識。
雖然在2008年的二活改建事件中，有些社團負責人挺身而出，和課活組協調改善閒置設辦、借場浮濫，及社團經費問題，看似學生終於進入了社團事務的決策圈，但這是因為有重大爭議的出現，才激起學生的自覺。一旦這場爭端結束，學生代表的積極性也就可能再度消失。（蕭彗岑 林妤蓁╱採訪）
校園安全
擔任評鑑組的林明霈（機械三）表示，平時台大校安的主要負責單位駐警隊和教官，這幾年人數一直不斷減少，除了因單位所採的遇缺不補措施，還加上教官退出校園的政策，使得原本人手就沒有很多的駐警隊人力更加地吃緊，以目前來說，負責校總區的駐警隊19人，每個時段最少僅有3個隊員在值班，一人負責巡邏一人連絡之外，剩下的一人根本不足以應付突來的緊急事件或狀況。
林同學也提到，雖然到目前為止校園多為財務失竊或是交通取締的案例，尚未有重大事件發生，但這並不代表校園已經是安全無虞的，像是先前校內可疑人物、或甚至是深夜可能的死角地帶，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校園安全的漏洞。
如果「校園安全」這個最根本基礎的學生保障都不再穩健，林同學和其他組員們希望的，是學生應有權利要求校方提供一個更安全的學習環境，能夠以更好的方式來整合整個校安單位，而不再只是一群零零散散的巡邏人員。（蕭彗岑 林妤蓁╱採訪）
綠色校園
綠色校園組的吳孟鴻（農化四）描述目前台大面臨的空間危機：目前台大學生加上教授和行政人員大約有六萬人。而在接下來三、四年之中，台大的學生數量會以斜率幾乎是一的速率急速成長。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腳踏車，同時也表示對於教室和腳踏車停車格的要求節節上升。
吳同學惋惜地說：「為了腳踏車格、為了新大樓，大一女前的綠地在上一個學期消失了；國發所後方的黑森林也換成新校舍和大樓前人工的池塘和刻意栽種的植物。」吳同學也提到，不只綠地被移除，為了興建新的大樓，許多大樹也面臨了因不當移植而死亡的命運。
除了空間的規劃問題，環保小組同時關心在這所校園中行動的個人所具有的環保習慣，例如環保筷的使用，而這部分主要是與台大「根與芽」社合作。環保小組希望可以藉由問卷讓大家看看校園中的環境，思考我們的生活圈中的綠意是否正在默默消失，而我們是否仍習慣地在剝下免洗筷和吸管的塑膠外膜同時，忽視這一快速變化的事實。（蕭彗岑 林妤蓁╱採訪）
通識教育
通識小組的陳宗延（醫學一）指出，早在2006年台大的通識教育改革報告書中就有寫到，通識教育體現一所大學的精神，通識教育課程需擬定明確的核心目標。「通識教育就是這所大學裡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東西，大學就是透過通識課程教育學生一所大學的精神。」
雖然說要擬定核心課程，然而學校的通識教育規劃卻沒有被重視。共同教育中心人力吃緊，幹部皆由教務長和各院院長兼任，加上僅僅三個全職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要求這個組織統籌一套完善的通識課程呢？
目前眾多的通識課程中，的確擁有足以體現大學精神的課程。例如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或是跨領域的基礎知識學習等等，但也有為了因應學生「通識＝營養學分」的態度開設的粗糙課程。缺乏方向的通識教育，零散而粗淺，劣幣驅逐良幣也是常見的問題。唯有加強共教中心的功能，統籌各院系老師的溝通參與，才能充實台大通識的空殼。（黃湄評╱採訪）
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組的傅偉哲同學（政治二）向我們表示，學校目前的服務課制度出現一些等待檢討的地方。如學系未遵守服務課程小組規定、學生選課自由度未受尊重、服務學習課程內容不明確，是目前服務課程的三大問題。首先，是關於服務課淪為掃地課的疑慮。傅偉哲指出，在目前運作下，系所常不承認學生修習非本系所開設的服務一、服務二，換言之，學生被迫要掃地而無自由選課的權利。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同由學系開設的其他內容服務性課程，這些課程則常會與「之夜」、系學會活動、演講等活動結合在一起。傅偉哲表示，從掃地到系上活動，目前的課程似乎都不符合當初「關心周遭、養成良好生活習慣」的設立原則。
針對這些問題，百大維新小組具體提出以下建議：重新劃分服務一、服務二、服務三的課程內容為校園、社區、社會的範圍。除了課程劃分之外，維新小組還建議，校方要更加積極地投入資源在服務課程行政的人力編制和開課設計上，或是校方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為核可與認可的角色，讓學生能以類似於志工的角色，以服務卡和認證積點的方式，自由選擇服務機構完成服務。
（呂其正 彭正龍╱採訪）
維新專訪
外文系 鄭秀瑕副教授 (文/蕭慧岑 林妤蓁)
在前進百大的浪潮之下，增加教師發表的論文數成為提升學校排名的一個直截了當方式。鄭老師認為，在這種完全以量取勝的思考模式之下，教師的心力被論文發表的壓力佔據；研究之餘，能夠和學生互動，提升教學內容的時間相對來說減少許多。
現在採用的以論文量取勝的評鑑方式，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系所。鄭老師舉外文系為例：文學研究的論文生產過程相當長，背景資料往往上下千年，其性質也非助理能參與整理。目前規定申請到國科會計畫才能升等，但文學研究不似工科需依賴特殊器材方能進行；在計畫導向的制度下，限時填寫各類表格報告往往導致研究者的思考中斷。同仁甚至為了配合論文發表的篇數要求，而花費精力研究「發表策略」，例如將完整的論文拆成較短的篇幅分別刊登等。
除了對論文發表數量過於強調之外，學校要求老師加開通識課也造成不良的後果。雖然通識課程有其基本的優點，但台大目前的通識課程缺乏整體的規劃，有時邀請各系老師將專業科目開放成通識課程，除了增加教學負擔，也難免導致課程變質。
鄭老師說：「就像巴別塔之後，人們不再了解彼此的語言。」溝通的障礙，使得學校決策者對提出疑惑的教師說道：「我們現在追求前進百大，你們自然就必須多生產論文，同時要有傑出的教學成績，還要做好導師的職責，以及規劃服務課程…。」學校對於教師有諸多的要求，但過度注重評鑑成績的結果，極可能是犧牲學生基礎人文訓練和人格成長的機會。
經濟系 駱明慶教授 (文/簡惠茹)
學生在大學中是否做為主體，可以從評鑑追求的目標看出，經濟系的駱明慶教授表示，在目前整個大學的評鑑中，有許多可以追求的目標，但是其中最容易讓大學排名造成改變的是大學教授在SSCI或者SCI的論文期刊發表數目，除了論文發表數目增多可以讓大學排名往前推進之外，同時對教授的升等也有幫助，可計算的論文「量」成為最後接受評鑑的成果，但是發表在哪份期刊或者論文本身的內容都讓論文的「質」受到質疑。這樣的結構，沒有提供大學教授教學的誘因，讓研究凌駕於教學之上，學生如何成為主體？
那麼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之間又該如何取捨呢？駱教授提到，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教授升等，讓教授投注較多的心血在研究上面，反觀教學成果，似乎沒有提供大於研究成果的誘因讓教學的品質有機會提升。想要讓教學品質提升，駱教授提到：「教學評鑑的結果應該公佈，例如美國的大學會將教授的評鑑結果集結成冊提供同學參考選課的方向。」公佈教學評鑑結果可以造成教授教學方面的壓力，儘管有人提出這樣的做法可能會造成教授給分過高的質疑，但是後續的處理都可以再進一步討論，一味隱匿評鑑的結果，只會造成以不變應萬變的教學內容。大學生在大學主要是要學到什麼？學生要能清楚掌握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才能有效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生傳系 謝雨生教授 (文/簡永達)
對於台大「進百大」的目標，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謝雨生不以為然地表示：「大學應透過教學投入，培養下一代專業研究人才。」他也提到，國外一流大學進入百大是很自然的，重視學生養成，進入百大只是一個附屬在背後，在正確教育、研究下，順理成章的過程。
「過於強調論文數，只強調『有』，而不強調『好』，對社會沒有貢獻！」觀察到以論文數量多寡的評鑑方式，謝雨生老師劈頭就是一陣批評。他舉例說，像「農業」的研究是需要時間的，但在強調時效情況下，好的研究沒有人做。謝老師更憂心地表示，台灣會過去香港一樣，等政府要制定有益政策才發現沒有研究支持，因為大家都挑時效性短的研究來做。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也就是俗稱的五年五百億。有了貌似客觀的評鑑方式，「分派」是自然的趨勢，看著椰林大道兩旁零星點綴的矮式紅磚瓦建築，與之對比圖書館後方一幢幢華美大樓竄起。預算，自然流向這些被認為具有競爭潛力的系所，謝老師說：「台大做為leading的大學，應為國家培養人才，若資源產生扭曲性分配，影響下一代人才培養，反而得不償失。」有了下一代優秀研究人才，才得以「長江後浪推前浪」，而後浪的動能要能持續產生，則需透過人才的培養，以達成學術的永續發展為目標。
談到理想中的大學教育，師生求知的偕行關係應為大學主體，老師做研究和學生分享，在過程中樹立典範。但是評鑑卻讓師生關係變調了，老師平日忙著做研究、上課、下課師生關係鏈結於是斷裂，謝老師比喻這種關係就像「到便利商店買東西，買完就走了。」師生無異於陌生人，原本「談人生、述理想」的功能，卻被就業壓力磨掉了，大學生的心靈、理想被啃噬，和老師談天僅關心未來賺多少錢？台大校訓揭示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謝老師感嘆，如今僅存「勵學」爾爾。
在前進百大的浪潮之下，增加教師發表的論文數成為提升學校排名的一個直截了當方式。鄭老師認為，在這種完全以量取勝的思考模式之下，教師的心力被論文發表的壓力佔據；研究之餘，能夠和學生互動，提升教學內容的時間相對來說減少許多。
現在採用的以論文量取勝的評鑑方式，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系所。鄭老師舉外文系為例：文學研究的論文生產過程相當長，背景資料往往上下千年，其性質也非助理能參與整理。目前規定申請到國科會計畫才能升等，但文學研究不似工科需依賴特殊器材方能進行；在計畫導向的制度下，限時填寫各類表格報告往往導致研究者的思考中斷。同仁甚至為了配合論文發表的篇數要求，而花費精力研究「發表策略」，例如將完整的論文拆成較短的篇幅分別刊登等。
除了對論文發表數量過於強調之外，學校要求老師加開通識課也造成不良的後果。雖然通識課程有其基本的優點，但台大目前的通識課程缺乏整體的規劃，有時邀請各系老師將專業科目開放成通識課程，除了增加教學負擔，也難免導致課程變質。
鄭老師說：「就像巴別塔之後，人們不再了解彼此的語言。」溝通的障礙，使得學校決策者對提出疑惑的教師說道：「我們現在追求前進百大，你們自然就必須多生產論文，同時要有傑出的教學成績，還要做好導師的職責，以及規劃服務課程…。」學校對於教師有諸多的要求，但過度注重評鑑成績的結果，極可能是犧牲學生基礎人文訓練和人格成長的機會。
經濟系 駱明慶教授 (文/簡惠茹)
學生在大學中是否做為主體，可以從評鑑追求的目標看出，經濟系的駱明慶教授表示，在目前整個大學的評鑑中，有許多可以追求的目標，但是其中最容易讓大學排名造成改變的是大學教授在SSCI或者SCI的論文期刊發表數目，除了論文發表數目增多可以讓大學排名往前推進之外，同時對教授的升等也有幫助，可計算的論文「量」成為最後接受評鑑的成果，但是發表在哪份期刊或者論文本身的內容都讓論文的「質」受到質疑。這樣的結構，沒有提供大學教授教學的誘因，讓研究凌駕於教學之上，學生如何成為主體？
那麼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之間又該如何取捨呢？駱教授提到，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教授升等，讓教授投注較多的心血在研究上面，反觀教學成果，似乎沒有提供大於研究成果的誘因讓教學的品質有機會提升。想要讓教學品質提升，駱教授提到：「教學評鑑的結果應該公佈，例如美國的大學會將教授的評鑑結果集結成冊提供同學參考選課的方向。」公佈教學評鑑結果可以造成教授教學方面的壓力，儘管有人提出這樣的做法可能會造成教授給分過高的質疑，但是後續的處理都可以再進一步討論，一味隱匿評鑑的結果，只會造成以不變應萬變的教學內容。大學生在大學主要是要學到什麼？學生要能清楚掌握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才能有效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生傳系 謝雨生教授 (文/簡永達)
對於台大「進百大」的目標，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謝雨生不以為然地表示：「大學應透過教學投入，培養下一代專業研究人才。」他也提到，國外一流大學進入百大是很自然的，重視學生養成，進入百大只是一個附屬在背後，在正確教育、研究下，順理成章的過程。
「過於強調論文數，只強調『有』，而不強調『好』，對社會沒有貢獻！」觀察到以論文數量多寡的評鑑方式，謝雨生老師劈頭就是一陣批評。他舉例說，像「農業」的研究是需要時間的，但在強調時效情況下，好的研究沒有人做。謝老師更憂心地表示，台灣會過去香港一樣，等政府要制定有益政策才發現沒有研究支持，因為大家都挑時效性短的研究來做。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也就是俗稱的五年五百億。有了貌似客觀的評鑑方式，「分派」是自然的趨勢，看著椰林大道兩旁零星點綴的矮式紅磚瓦建築，與之對比圖書館後方一幢幢華美大樓竄起。預算，自然流向這些被認為具有競爭潛力的系所，謝老師說：「台大做為leading的大學，應為國家培養人才，若資源產生扭曲性分配，影響下一代人才培養，反而得不償失。」有了下一代優秀研究人才，才得以「長江後浪推前浪」，而後浪的動能要能持續產生，則需透過人才的培養，以達成學術的永續發展為目標。
談到理想中的大學教育，師生求知的偕行關係應為大學主體，老師做研究和學生分享，在過程中樹立典範。但是評鑑卻讓師生關係變調了，老師平日忙著做研究、上課、下課師生關係鏈結於是斷裂，謝老師比喻這種關係就像「到便利商店買東西，買完就走了。」師生無異於陌生人，原本「談人生、述理想」的功能，卻被就業壓力磨掉了，大學生的心靈、理想被啃噬，和老師談天僅關心未來賺多少錢？台大校訓揭示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謝老師感嘆，如今僅存「勵學」爾爾。
制度困境下的通識教育－ 學生、教授、校方的對話
文/蔣珮伊
「通識課？！唉唷，翹了啦！」「那堂課超不甜的，早知道就不要選」在台大，這樣子的聲音常出現在學生彼此的對話中。在分工愈趨細碎的社會趨勢下，標榜科系多元綜合的台大，在經過多次通識課程改革後，訂出了看似兼容蓄的八大領域，然而仔細審視台大通識課的現狀，並不難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問題在學生之間被廣泛的討論著，也因此，通識教育被列為百大維新評鑑報告書中的六大評鑑內容之一，這是一個以學生的立場，評估台大對於通識課程規劃與實施成效的評鑑，但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也能多了解學校的觀點，使得這一議題能夠進行一場雙方面的溝通。
百大維新，通識教育評鑑書
在百大維新的評鑑書中首先對於台大共同教育委員會在2006年提出的《台灣大學共同與通識教育改革之研究計劃報告書》（簡稱2006報告書）以及今年（2009）三月才剛發表的《通識教育新制實施評估報告》（簡稱2009報告書）所提出的改革內容，與目前通識課程現況提出質疑，而其中又以委員會在 2006報告書所主張的「核心課程」模式到後來竟無疾而終的結果最受到關注。
所謂核心課程，是指「由共同教育委員會規劃，並商請各相關院系開設的課程」，目的是讓學生掌握各領域的「核心」能力，「提供較為廣博且均衡的學習內容，並引導、啟發學生對於其他學科的入門與興趣，以培養教宏觀的知識基礎與獨立思辨的能力」。這樣子的規劃，涵蓋了西方強調培養批判、思辨能力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及強調學習各科領域基礎的現代「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兩種觀念。然而，台大在2007年九月開始實施的通識教育新制中，除了名目的轉換（原先的四大領域改為八大領域）外，顯然並未對「核心課程」提出實質的推動計畫。
那共同教育中心究竟做了什麼改革？評鑑書中指出，目前實際進行的有補助申請課程TA經費與推廣小組討論的「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以及每學期核選五門「績優課程」的機制（有五萬元的額外補助，從96學年度開始）。前者為提升教學品質而設，後者則提升教師開課誘因，與改變學生對於通識課程品質的質疑；然而我們必須更深一步審視的是：當課程內容並未完善規劃的情況下，只是一味的從增加TA經費下手，改善的幅度有多少？（就親身經歷，尚有助教配額不少的課程但教學品質仍十分低落的例子）此外，評鑑書也明確指出了，「績優課程」的名單並沒有廣泛的為學生所知，就算知道，似乎也認定其為「負擔重」的通識課而沒有修課的意願；另外，評鑑書也提到，既名為「個別型」改進計畫，對於整體通識教育的影響層面則有所限制。
百大維新評鑑書最後將焦點指向了一個本質上的定位討論：「台大要一個怎麼樣的通識課程？」無論是上文提到的「博雅路線」或是「現代通識教育路線」，甚或是兩者並函，台大的通識課程並未用心去思考它欲前進的方向，因而使得課程普遍零碎化、簡單化，開課的心態建立在「一個淺略的入門課程」或是著重趣味、主打實用技巧的學習。這樣的情形下，學生心中便有一種設定通識課是「甜的、營養課程」的固有印象。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對於所謂違反「輕鬆簡單」定義的那些份量較重的通識課程便常自然性的忽略及排斥，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台大的通識課程在看似包羅萬象、數量可觀的表面包裝下，其實早已喪失其對於通識教育的期待與重視。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百大維新評鑑書中提出了三階段的建議方向：
1. 短期建議：加強宣傳「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
在台大課程網中標示出「績優課程」，使學生能充分得知這項資訊，並公佈遴選的過程與標準，提高公信度，並且以此鼓勵績優課程的教師，並能收良性競爭之效。
2. 中程建議：共同教育中心轉型，開啟核心課程機制
共同教育中心正式聘雇專任的，尤其是具有教育學專長的專任教師；或是延長共同教育委員會委員任期，並於其任內不需負責教學職務。惟有加強共同教育中心在規畫課程上的功能，才能開啟「核心課程」的討論，也才能確立台大通識課程的目標與定位。
3. 長程建議：落實「分層制」的通識課程
仿效清華大學將通識課程分為「核心通識」與「通識選修」。前者即上文提到的核心課程觀念，後者則保留大量空間讓老師自由發揮；若以授課內容比較，前者授課內容較廣，具概論性質，後者可針對單一主題做細部研究，兩者的要求學分數均等為佳。
百大維新的評鑑報告書中所提出來的問題及建議皆十分明確且實際，然而，單方面的以學生的立場來評述共同教育中心在改革上的不及之處或許仍不夠完備，無論如何，有些問題的確是需要共同教育中心來回答的，共同教育中心怎麼看待通識課程？2006的核心課程它最終無法執行的原因為何？它的優點或缺點在哪？面對學生「營養學分」心態，教授的反應是？通識教育在實行上是否有其難度？現在，換共同教育中心來說話。
專職通識中心的問題
百大維新評鑑書中有一訴求，即希望核心課程能被落實，因此要求共同教育委員會能夠提高其規劃課程的能力，聘用專任的通識課程教師，換言之，則是希望台大的通識教育組能夠在本質上晉級為更有權限規劃課程的「通識教育中心」，而非只是被動的當一個審核的行政單位。
為此，共同教育委員蘇以文教授提出無法直接聘任專職通識教師的原因。首先，她指出通識教育中心本身並不如其他院系能給予教師升等的機會，這對於有心在自身專業領域鑽研以取得更高學位認可的老師們而言，是一個極關鍵的考量因素：「他跑來敎通識課程，那未來他的專業能不能夠被原先所屬系所認可？這是很現實且必須為老師考慮的層面。」除了蘇以文教授外，同樣為委員的黃俊傑教授也指出，在台灣這樣一個極為看重論文數的升等制度下，教授通識課程被視為一種負擔，倘若非個人意願，誘因十分不足。那麼，選出「績優課程」所能提高的誘因程度真正有多少？是否得更保守的估計？曾參與通識改革的森林系教授羅漢強在訪談中建議未來可以往「開通識課對升等特別有利」或「開兩學分數通識課可以抵四學分」等誘因引起老師開通識課的興趣，或許會是一個更有效的方向。
對於提高通識教育組權限，羅清華教授則認為，台大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學，在學術風氣自由的環境下，並不適合在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劃上給予老師太多的規範與限制，並且認為現在由各系所自行安排通識課程的型態，其實能夠比較直接的獲得學院的學術支援，並且在課程的專業程度上較有保證。
自由開課下的欠缺規劃
曾參與通識改革的森林系教授羅漢強提出「台大的通識課程缺少了跨領域的合作，十分可惜。」他期待生命科學領域能夠有整合性課程的出現，例如對森林系最相關的生態範疇而言，倘若能與環工所、城鄉所合作，便能更加強各科系之間的連結性，使學生能有一個較廣闊的視野。曾任通識教育委員並撰寫科學人專欄的高涌泉教授也有這樣的期許，「通識教育應該要有一個overall 的picture」他遺憾的表示哲學系與歷史系都沒有專門討論科學史的人，因此他希望在開設科學類通識課程時，能特別強調歷史的面向，「以最近舉辦的伽利略生平為例，伽利略是近代物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但是台大裡面有誰熟悉伽利略當時的歷史，沒有一人。」
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台大的通識課程缺少相互討論的機制，由各系所教師擁有課程自主性的弊端容易出現在各個學院並沒有與老師充分溝通的狀況下。留著一頭貝多芬式白髮，擔任共教委員的陳竹亭教授說：「其實像是羅竹芳老師問我，當初為什麼從4個領域變成8個領域，有討論嗎？我說小的討論是有的，但是大規模的討論肯定沒有。」他認為，校內欠缺一個討論平台，造成雖然通識中心做出了一份報告書，但並沒有傳遞到所有老師。他舉例來說，像哈佛推動核心課程時，校內也一定有反對派，但是至少都知道校內要推動核心課程，但台大並沒有。「我相信現在很多老師也認為校內不需要通識課程，要上他的專業課程，不鼓勵去上這些通識課。但我們現在連這樣的對話都沒有。」沒有討論，便不會有意見交流以及後來所形成的整體共識，而台大的通識走向以及教師間對於通識的看法也會紛歧不一，無論未來學校決定賦予通識教育組多少權限，建立一個溝通平台會是更迫切且重要的事。
必選課的難題
根據百大維新評鑑訴求，他們認為藉由修習一定學分數的核心通識課程，才能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從台大愈趨龐大的學生總數而言，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列為必選則需求量太大，無法開出那麼多核心課程」蔣丙煌教授表示。同時葉國良教授分析了台大與其他特別設立通識教育中心的大學後認為，台大是一所綜合型的大學，相較於清華等文院及社科院系所偏低的學校，通識課程所涵蓋的範圍也相差懸殊，清大的通識教育可能著重在人文方面即可，課程數量沒那麼驚人，因而就算規定必選，在供給端也能配合，然而這在台大是行不通的，葉教授認為若不衡量每個學校自身情況，即使套用同一種措施也不保證會有相同的成效。
由於必選制的執行困難，所以台大仍然採取自由開設課程政策。並希望藉由開設好的通識課程，來慢慢淘汰不適宜的通識，但這卻又產生百大維新所講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那倘若加強通識教育組的審核機制，確實掌握課程的品質以及隨時關切學生上課狀況及反應呢？顯然目前通識教育組的審核機制也並非那麼令人放心，根據蘇以文教授描述，台大的通識課程每三年審核一次，除非是極度有問題、反彈極大的課程，否則一門課通常每隔三年才會評定它是否能開，對於審核的標準，共同教育委員會有明確的五大指標，然而委員會完全只能以送去的課程規劃書作檢視，面對實際開課的情形，委員會不能夠掌握，唯一能得到的資訊僅有期中期末意見調查，蘇教授坦承，審核機制原本就是建立在一個「互信」的基礎上，「我們相信老師們會照著課程規劃做，而且老師授課原本就擁有那份更改課程內容的彈性。」由此可知共同教育委員會在審查上的著力點並不足。拿2007年教育部對於台大通識課程的評鑑結果來看，其中所直接指名的不適宜課程，目前依舊一學期一學期的開著，老師也依舊在兩三百人的大教室中吹噓著自己課所擁有的TA數、向學校申請的充足教學資源，究竟評鑑的目的是什麼？審核的效力在哪？翹了一堂這樣子毫不可惜的通識課的學生是不會去多想的，因為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綜觀這一場對於通識教育的對話，雙方各自提出了對於問題的看法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雖然在不同的立場下，彼此所考量到的層面不同且看似找不出一個共識，但實際上，能夠進行這樣一場對話，本身就是建立在學生與校方、甚至是共同委員會內部之間的溝通更邁進了一步，在這方面絕對是值得肯定的，至於通識教育在實施上的種種問題，依舊得返回最核心的討論：台大對於通識教育理念及精神。或許看似不具體且常流於空泛，但我們應該要有的認知是：或許核心課程的開設與否能暫且放一旁，但關於核心理念的討論卻刻不容緩。
「通識課？！唉唷，翹了啦！」「那堂課超不甜的，早知道就不要選」在台大，這樣子的聲音常出現在學生彼此的對話中。在分工愈趨細碎的社會趨勢下，標榜科系多元綜合的台大，在經過多次通識課程改革後，訂出了看似兼容蓄的八大領域，然而仔細審視台大通識課的現狀，並不難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問題在學生之間被廣泛的討論著，也因此，通識教育被列為百大維新評鑑報告書中的六大評鑑內容之一，這是一個以學生的立場，評估台大對於通識課程規劃與實施成效的評鑑，但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也能多了解學校的觀點，使得這一議題能夠進行一場雙方面的溝通。
百大維新，通識教育評鑑書
在百大維新的評鑑書中首先對於台大共同教育委員會在2006年提出的《台灣大學共同與通識教育改革之研究計劃報告書》（簡稱2006報告書）以及今年（2009）三月才剛發表的《通識教育新制實施評估報告》（簡稱2009報告書）所提出的改革內容，與目前通識課程現況提出質疑，而其中又以委員會在 2006報告書所主張的「核心課程」模式到後來竟無疾而終的結果最受到關注。
所謂核心課程，是指「由共同教育委員會規劃，並商請各相關院系開設的課程」，目的是讓學生掌握各領域的「核心」能力，「提供較為廣博且均衡的學習內容，並引導、啟發學生對於其他學科的入門與興趣，以培養教宏觀的知識基礎與獨立思辨的能力」。這樣子的規劃，涵蓋了西方強調培養批判、思辨能力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及強調學習各科領域基礎的現代「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兩種觀念。然而，台大在2007年九月開始實施的通識教育新制中，除了名目的轉換（原先的四大領域改為八大領域）外，顯然並未對「核心課程」提出實質的推動計畫。
那共同教育中心究竟做了什麼改革？評鑑書中指出，目前實際進行的有補助申請課程TA經費與推廣小組討論的「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以及每學期核選五門「績優課程」的機制（有五萬元的額外補助，從96學年度開始）。前者為提升教學品質而設，後者則提升教師開課誘因，與改變學生對於通識課程品質的質疑；然而我們必須更深一步審視的是：當課程內容並未完善規劃的情況下，只是一味的從增加TA經費下手，改善的幅度有多少？（就親身經歷，尚有助教配額不少的課程但教學品質仍十分低落的例子）此外，評鑑書也明確指出了，「績優課程」的名單並沒有廣泛的為學生所知，就算知道，似乎也認定其為「負擔重」的通識課而沒有修課的意願；另外，評鑑書也提到，既名為「個別型」改進計畫，對於整體通識教育的影響層面則有所限制。
百大維新評鑑書最後將焦點指向了一個本質上的定位討論：「台大要一個怎麼樣的通識課程？」無論是上文提到的「博雅路線」或是「現代通識教育路線」，甚或是兩者並函，台大的通識課程並未用心去思考它欲前進的方向，因而使得課程普遍零碎化、簡單化，開課的心態建立在「一個淺略的入門課程」或是著重趣味、主打實用技巧的學習。這樣的情形下，學生心中便有一種設定通識課是「甜的、營養課程」的固有印象。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對於所謂違反「輕鬆簡單」定義的那些份量較重的通識課程便常自然性的忽略及排斥，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台大的通識課程在看似包羅萬象、數量可觀的表面包裝下，其實早已喪失其對於通識教育的期待與重視。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百大維新評鑑書中提出了三階段的建議方向：
1. 短期建議：加強宣傳「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
在台大課程網中標示出「績優課程」，使學生能充分得知這項資訊，並公佈遴選的過程與標準，提高公信度，並且以此鼓勵績優課程的教師，並能收良性競爭之效。
2. 中程建議：共同教育中心轉型，開啟核心課程機制
共同教育中心正式聘雇專任的，尤其是具有教育學專長的專任教師；或是延長共同教育委員會委員任期，並於其任內不需負責教學職務。惟有加強共同教育中心在規畫課程上的功能，才能開啟「核心課程」的討論，也才能確立台大通識課程的目標與定位。
3. 長程建議：落實「分層制」的通識課程
仿效清華大學將通識課程分為「核心通識」與「通識選修」。前者即上文提到的核心課程觀念，後者則保留大量空間讓老師自由發揮；若以授課內容比較，前者授課內容較廣，具概論性質，後者可針對單一主題做細部研究，兩者的要求學分數均等為佳。
百大維新的評鑑報告書中所提出來的問題及建議皆十分明確且實際，然而，單方面的以學生的立場來評述共同教育中心在改革上的不及之處或許仍不夠完備，無論如何，有些問題的確是需要共同教育中心來回答的，共同教育中心怎麼看待通識課程？2006的核心課程它最終無法執行的原因為何？它的優點或缺點在哪？面對學生「營養學分」心態，教授的反應是？通識教育在實行上是否有其難度？現在，換共同教育中心來說話。
專職通識中心的問題
百大維新評鑑書中有一訴求，即希望核心課程能被落實，因此要求共同教育委員會能夠提高其規劃課程的能力，聘用專任的通識課程教師，換言之，則是希望台大的通識教育組能夠在本質上晉級為更有權限規劃課程的「通識教育中心」，而非只是被動的當一個審核的行政單位。
為此，共同教育委員蘇以文教授提出無法直接聘任專職通識教師的原因。首先，她指出通識教育中心本身並不如其他院系能給予教師升等的機會，這對於有心在自身專業領域鑽研以取得更高學位認可的老師們而言，是一個極關鍵的考量因素：「他跑來敎通識課程，那未來他的專業能不能夠被原先所屬系所認可？這是很現實且必須為老師考慮的層面。」除了蘇以文教授外，同樣為委員的黃俊傑教授也指出，在台灣這樣一個極為看重論文數的升等制度下，教授通識課程被視為一種負擔，倘若非個人意願，誘因十分不足。那麼，選出「績優課程」所能提高的誘因程度真正有多少？是否得更保守的估計？曾參與通識改革的森林系教授羅漢強在訪談中建議未來可以往「開通識課對升等特別有利」或「開兩學分數通識課可以抵四學分」等誘因引起老師開通識課的興趣，或許會是一個更有效的方向。
對於提高通識教育組權限，羅清華教授則認為，台大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學，在學術風氣自由的環境下，並不適合在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劃上給予老師太多的規範與限制，並且認為現在由各系所自行安排通識課程的型態，其實能夠比較直接的獲得學院的學術支援，並且在課程的專業程度上較有保證。
自由開課下的欠缺規劃
曾參與通識改革的森林系教授羅漢強提出「台大的通識課程缺少了跨領域的合作，十分可惜。」他期待生命科學領域能夠有整合性課程的出現，例如對森林系最相關的生態範疇而言，倘若能與環工所、城鄉所合作，便能更加強各科系之間的連結性，使學生能有一個較廣闊的視野。曾任通識教育委員並撰寫科學人專欄的高涌泉教授也有這樣的期許，「通識教育應該要有一個overall 的picture」他遺憾的表示哲學系與歷史系都沒有專門討論科學史的人，因此他希望在開設科學類通識課程時，能特別強調歷史的面向，「以最近舉辦的伽利略生平為例，伽利略是近代物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但是台大裡面有誰熟悉伽利略當時的歷史，沒有一人。」
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台大的通識課程缺少相互討論的機制，由各系所教師擁有課程自主性的弊端容易出現在各個學院並沒有與老師充分溝通的狀況下。留著一頭貝多芬式白髮，擔任共教委員的陳竹亭教授說：「其實像是羅竹芳老師問我，當初為什麼從4個領域變成8個領域，有討論嗎？我說小的討論是有的，但是大規模的討論肯定沒有。」他認為，校內欠缺一個討論平台，造成雖然通識中心做出了一份報告書，但並沒有傳遞到所有老師。他舉例來說，像哈佛推動核心課程時，校內也一定有反對派，但是至少都知道校內要推動核心課程，但台大並沒有。「我相信現在很多老師也認為校內不需要通識課程，要上他的專業課程，不鼓勵去上這些通識課。但我們現在連這樣的對話都沒有。」沒有討論，便不會有意見交流以及後來所形成的整體共識，而台大的通識走向以及教師間對於通識的看法也會紛歧不一，無論未來學校決定賦予通識教育組多少權限，建立一個溝通平台會是更迫切且重要的事。
必選課的難題
根據百大維新評鑑訴求，他們認為藉由修習一定學分數的核心通識課程，才能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從台大愈趨龐大的學生總數而言，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列為必選則需求量太大，無法開出那麼多核心課程」蔣丙煌教授表示。同時葉國良教授分析了台大與其他特別設立通識教育中心的大學後認為，台大是一所綜合型的大學，相較於清華等文院及社科院系所偏低的學校，通識課程所涵蓋的範圍也相差懸殊，清大的通識教育可能著重在人文方面即可，課程數量沒那麼驚人，因而就算規定必選，在供給端也能配合，然而這在台大是行不通的，葉教授認為若不衡量每個學校自身情況，即使套用同一種措施也不保證會有相同的成效。
由於必選制的執行困難，所以台大仍然採取自由開設課程政策。並希望藉由開設好的通識課程，來慢慢淘汰不適宜的通識，但這卻又產生百大維新所講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那倘若加強通識教育組的審核機制，確實掌握課程的品質以及隨時關切學生上課狀況及反應呢？顯然目前通識教育組的審核機制也並非那麼令人放心，根據蘇以文教授描述，台大的通識課程每三年審核一次，除非是極度有問題、反彈極大的課程，否則一門課通常每隔三年才會評定它是否能開，對於審核的標準，共同教育委員會有明確的五大指標，然而委員會完全只能以送去的課程規劃書作檢視，面對實際開課的情形，委員會不能夠掌握，唯一能得到的資訊僅有期中期末意見調查，蘇教授坦承，審核機制原本就是建立在一個「互信」的基礎上，「我們相信老師們會照著課程規劃做，而且老師授課原本就擁有那份更改課程內容的彈性。」由此可知共同教育委員會在審查上的著力點並不足。拿2007年教育部對於台大通識課程的評鑑結果來看，其中所直接指名的不適宜課程，目前依舊一學期一學期的開著，老師也依舊在兩三百人的大教室中吹噓著自己課所擁有的TA數、向學校申請的充足教學資源，究竟評鑑的目的是什麼？審核的效力在哪？翹了一堂這樣子毫不可惜的通識課的學生是不會去多想的，因為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綜觀這一場對於通識教育的對話，雙方各自提出了對於問題的看法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雖然在不同的立場下，彼此所考量到的層面不同且看似找不出一個共識，但實際上，能夠進行這樣一場對話，本身就是建立在學生與校方、甚至是共同委員會內部之間的溝通更邁進了一步，在這方面絕對是值得肯定的，至於通識教育在實施上的種種問題，依舊得返回最核心的討論：台大對於通識教育理念及精神。或許看似不具體且常流於空泛，但我們應該要有的認知是：或許核心課程的開設與否能暫且放一旁，但關於核心理念的討論卻刻不容緩。
尋找通識課的靈魂 －有對話，才有方向
文/許月苓
在前篇文章中，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通識課在實行層面上的問題，也列舉了一些教授們的意見，但當我們愈加深刻的探討，愈發現所有的問題其實全直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究竟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通識課？我們對於通識課的定位與想像到底是什麼？關於通識課內容的討論在近幾年紛紛興起，包括台灣大學通識學會與《通識在線》等討論對話已行之有年，但相較於國外，台灣探討大學通識教育的深度與廣度明顯尚待努力，以台大看來尤其缺乏一個分享激盪與凝聚共識的平台，儘管學校早已昭示通識教育的目的與重要性，卻沒有明確的向學生們強調通識教育的價值與重要性。
在今年三月新出爐的「通識教育新制實施評估報告」中，蒐集到了許多同學的分歧意見，有些人認為通識課不應該淪為簡單版的專業課程，也出現了像是希望學校開烹飪或化妝等課程，或者是認為應該減輕通識負擔以避免有與主要科目喧賓奪主的情形發生，在在顯示出同學們對於何謂「通識教育」的認知上沒有著一致的交集，是否在同學的想法當中，通識課只能充當專業科目主菜旁換換口味的輕鬆配菜？是否只是淪為拉高分數、放鬆心情的營養學分？究竟通識課程應該培養我們什麼樣的能力，該放在什麼樣的學習位置？更進一步來說，是否存在著一些所謂的核心價值與課程，是所有人在大學教育裡所該培養與建立的？像是「醫學與生活」、「生活園藝」等叫好叫座的課程，又是否真的符合「通識教育」的深度以及預期目標？
一直以來通識教育的課程有著博雅與通識兩種不同面向的粗略區別，前者偏向於古典西方希臘羅馬式著重培養思考批判能力，後者則偏向於知識層面上的介紹與導論。這兩種內容的課程各有其擁護聲浪，通識層面的課程所受到的批評尤鉅，理由不外乎是知識的瑣碎化與欠缺整個宏觀能力的培養。暫且讓我們跳脫博雅與通識之爭的泥淖，回歸我們最重要的問題，究竟我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通識課程？
姑且讓我們以國外哈佛大學對於通識教育的改革做為借鏡：哈佛在冷戰後推出通識教育改革的紅皮書，著重於加強古希臘文學等與跟宣揚民主價值相關的課程；第二次的大步改革則在九一一事件後展開，主要強調世界史與全球文化的介紹與深度認識，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哈佛的通識教育是以培養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角度，正面回應當代社會所需求的能力與人才，來規畫整個通識教育的主軸。如同社會系陳東升教授所強調的，身為一個享有豐富社會支援的大學生，我們所應有的高度與社會責任，也應該具體反映在我們的教育養成當中。另外，包括陳東升教授與哲學系苑舉正教授都有關注到一個面向，就是我們的通識教育不應完全模仿西方，而是應該找出屬於我們文化的價值特色，加以深植培養。
行文於此，漸漸的我們可以勾勒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為何。由於台灣的科系過度剛性分系與高度專業化，大部分的同學反而漠視通識教育做為培養學生基本批判、思考能力等的角色；現今大學的普遍設立，誠如語言所蘇以文教授所言：大學應該是通才教育的培育園地，專業訓練的部分應該可以留置研究所再加以強化鑽研。的確，四年後畢業並不代表我們一定會往原有的科系發展，但有些能力與思維就像是培養基一樣重要，是往後人生發展的重要基礎。
所以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博雅與通識兩個層次的通識之爭。有些教授認為唯有經由閱讀經典，開啟對某些議題的討論才是培養現代公民的通識課所需，而有些教授則側重在對於某些知識的啟發與了解等，我們無法就孰優孰劣做出完全的批判與認定，但由此我們能發現每個人對於通識的想像各異，即使終究我們無法做出一個明確的，關於「好的通識課」的定義讓所有人都能微笑認同，但一個公開且能互相溝通交流的討論平台毫無疑問是必須被建立起來的。
正如同蘇以文教授所言，若要問我們對通識教育的想像為何，不如先探討我們對於大學教育的期待是什麼？思考陳東升教授對學生的疑問：「究竟台灣的核心價值為何？大學教育又對此有些什麼回應？」其中的關聯環環相扣，即使現在我們無法肯定的提出一個具體回答，但討論與關心是必須努力一直下去的。
在前篇文章中，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通識課在實行層面上的問題，也列舉了一些教授們的意見，但當我們愈加深刻的探討，愈發現所有的問題其實全直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究竟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通識課？我們對於通識課的定位與想像到底是什麼？關於通識課內容的討論在近幾年紛紛興起，包括台灣大學通識學會與《通識在線》等討論對話已行之有年，但相較於國外，台灣探討大學通識教育的深度與廣度明顯尚待努力，以台大看來尤其缺乏一個分享激盪與凝聚共識的平台，儘管學校早已昭示通識教育的目的與重要性，卻沒有明確的向學生們強調通識教育的價值與重要性。
在今年三月新出爐的「通識教育新制實施評估報告」中，蒐集到了許多同學的分歧意見，有些人認為通識課不應該淪為簡單版的專業課程，也出現了像是希望學校開烹飪或化妝等課程，或者是認為應該減輕通識負擔以避免有與主要科目喧賓奪主的情形發生，在在顯示出同學們對於何謂「通識教育」的認知上沒有著一致的交集，是否在同學的想法當中，通識課只能充當專業科目主菜旁換換口味的輕鬆配菜？是否只是淪為拉高分數、放鬆心情的營養學分？究竟通識課程應該培養我們什麼樣的能力，該放在什麼樣的學習位置？更進一步來說，是否存在著一些所謂的核心價值與課程，是所有人在大學教育裡所該培養與建立的？像是「醫學與生活」、「生活園藝」等叫好叫座的課程，又是否真的符合「通識教育」的深度以及預期目標？
一直以來通識教育的課程有著博雅與通識兩種不同面向的粗略區別，前者偏向於古典西方希臘羅馬式著重培養思考批判能力，後者則偏向於知識層面上的介紹與導論。這兩種內容的課程各有其擁護聲浪，通識層面的課程所受到的批評尤鉅，理由不外乎是知識的瑣碎化與欠缺整個宏觀能力的培養。暫且讓我們跳脫博雅與通識之爭的泥淖，回歸我們最重要的問題，究竟我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通識課程？
姑且讓我們以國外哈佛大學對於通識教育的改革做為借鏡：哈佛在冷戰後推出通識教育改革的紅皮書，著重於加強古希臘文學等與跟宣揚民主價值相關的課程；第二次的大步改革則在九一一事件後展開，主要強調世界史與全球文化的介紹與深度認識，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哈佛的通識教育是以培養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角度，正面回應當代社會所需求的能力與人才，來規畫整個通識教育的主軸。如同社會系陳東升教授所強調的，身為一個享有豐富社會支援的大學生，我們所應有的高度與社會責任，也應該具體反映在我們的教育養成當中。另外，包括陳東升教授與哲學系苑舉正教授都有關注到一個面向，就是我們的通識教育不應完全模仿西方，而是應該找出屬於我們文化的價值特色，加以深植培養。
行文於此，漸漸的我們可以勾勒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為何。由於台灣的科系過度剛性分系與高度專業化，大部分的同學反而漠視通識教育做為培養學生基本批判、思考能力等的角色；現今大學的普遍設立，誠如語言所蘇以文教授所言：大學應該是通才教育的培育園地，專業訓練的部分應該可以留置研究所再加以強化鑽研。的確，四年後畢業並不代表我們一定會往原有的科系發展，但有些能力與思維就像是培養基一樣重要，是往後人生發展的重要基礎。
所以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博雅與通識兩個層次的通識之爭。有些教授認為唯有經由閱讀經典，開啟對某些議題的討論才是培養現代公民的通識課所需，而有些教授則側重在對於某些知識的啟發與了解等，我們無法就孰優孰劣做出完全的批判與認定，但由此我們能發現每個人對於通識的想像各異，即使終究我們無法做出一個明確的，關於「好的通識課」的定義讓所有人都能微笑認同，但一個公開且能互相溝通交流的討論平台毫無疑問是必須被建立起來的。
正如同蘇以文教授所言，若要問我們對通識教育的想像為何，不如先探討我們對於大學教育的期待是什麼？思考陳東升教授對學生的疑問：「究竟台灣的核心價值為何？大學教育又對此有些什麼回應？」其中的關聯環環相扣，即使現在我們無法肯定的提出一個具體回答，但討論與關心是必須努力一直下去的。
從反思精神看服務課─向服務性社團取經
文/呂其正 彭正龍
百大和服務學習
在前面文章所介紹的百大維新中評鑑報告中，第六項「社會責任」，討論的是服務學習制度的檢討與改革。服務學習制度一路發展至今，其中特別引起意識報注意的，是有關服務性社團開設服務課此一領域。事實上，由校方所規劃的服務性課程，與服務性社團產生連結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姑且不談服務課程，單就服務性社團本身發展而言，各社依照各自的社團歷史，有自己的運作狀態，也往往會對自己社團的理念、精神做出反思。而我們更加好奇的是，如果說服務學習課程的精神，真是以關注公眾事務，和養成服務與互助的態度的話，那麼，這樣的價值會不會在運作良善的服務性社團中已可見得？又或者，從服務性社團的經驗中了解到，當服務一事運作不良善之時，會有什麼樣的問題發生？這又是否可以用來檢視目前的服務學習課程成效？抱持著這樣的假設，意識報特訪問世界志工社、鄉村服務社等社團，請他們分享社團的服務經驗及反思，另外，也特別請根與芽社談一談對新制服務課制度的看法。希望能藉著向校內已有一定規模與口碑的服務性社團「取經」的過程，對「服務學習」展開不同討論的面向。
社團介紹
世界志工社──台大於2004年10月由說唱藝術社及僑生二十四節令鼓社共同組成「第一屆海外服務學習團」，這是由臺大校方協辦、開啟海外志願服務大門的濫觴，隨後在2007年，台大由學生自發、成立以「實際用雙腳穿梭在不曾想像的貧困，設法抹滅貧窮的界線」為核心理念的世界志工社，他們屢次出團前往印度進行志願服務，如今已奠定至少在台大校內落實、推廣國際志工的重要地位和角色。
然而，擔任國際志工並非世界志工社的唯一規劃，平時的社課由資歷豐富的學長姊主講，介紹NGO的型式、志工倫理、服務精神、企業社會責任等志願服務必備的背景知識，也特別安排專案執行訓練，培養社員規劃、執行、檢測專案活動的能力。在社課訓練之餘，他們與大安之家精神療養院進行平時服務，一來提供社員學習並體驗「服務」本意的磨練機會，二來希望在國內經營、落實社團的服務理念。
「有了社課及平時服務的歷練，在面對異國跨文化的挑戰時，我們會比較能夠坦然面對，用專業和熱忱迎接各種不同的挑戰。」現任社長柯妤庭用和緩但堅定的口吻這麼說。世界志工社期待在校園內建立一個志工參與的平台，不但提供資訊、推廣活動，更立志要親身組團到海外服務，以實際參與帶動校園風氣。
鄉村服務社──鄉服社前身遠在一九八一年就已設立，中間歷經兩度更名，至今已二十多個年頭。從第一堂社課開始，社團便會分組、準備教案，並且必須在數次驗收的時候順利通過，否則便不能有出隊的資格。「另外，我們還有籌會，每次的籌會都要求百分之百跑過一次」鄉服社的朱社長如此強調。
鄉服社在當地（南投縣鹿谷鄉）的出現，正好填補上該地缺乏年輕人、大學生的人口組成，因此，對於當地的國中生來說，鄉服社可以扮演著類似榜樣的角色。在這樣的考量以及角色定位上，可以想見，營隊的過程是強調紀律的。
除此之外，鄉服社還有定點服務的特色，每次出隊都到固定的地方服務。因此在長假服務完離開後，出隊的隊員與國中生學員也常以寫信、網路傳訊的方式繼續保持聯絡，並有很大的機會能夠實踐相約下次再見的承諾。而又因為重複定點服務的關係，在目前的服務地鹿谷耕耘長近十年之後，昔日的國中學員現今也早已是大學生。這會帶來什麼不一樣呢？朱社長如此解釋：「社團的長期目標之一，就是讓帶過的學員長大後一起回來帶營隊，回來耕耘自己的家鄉。」
長期的定點，搭配上前述提過鄉服社悠長的歷史，更讓鄉服社有著與其他社團較為不同的資源：「老人」。由於服務的定點固定且長久，因此，社團內從極資深成員到新進社員，都可以對彼此曾經遇到或正在發生的當地情形，有著類似的想像圖像。這讓針對一地的建設性意見交換是可能發生的。如同朱社長所表示的，她覺得社團內老人的角色是重要的，可以促進社團內反省聲音的出現。例如討論服務帶給當地的正面或負面影響，討論服務精神，甚至社團理念這種久遠發展的議題。
社團經驗中的反思活動
那麼，服務性社團的這些經驗，有哪些是很值得讓服務性課程制度學習的呢？事實上，在其他實施服務學習已多年的學校，對於服務學習能夠帶來的影響有相當多的討論。其中一點是大家一致認定的：反思（reflection）在其中扮演的重要性，使得服務帶來了有效且正面的影響。那麼，反思的內涵究竟包含什麼？依據R. C. Wade的定義，反思是一種能讓過去未曾察覺到的潛在經驗浮現出來的思考過程。就具體表現在服務課程中，反思出現在課程中的三種階段：準備階段、過程階段、結果階段。就事前的準備階段而言，反思落實在個人於服務前的心理準備；考量服務地點該設置於何處；服務內容該準備些什麼才適合當地。接下來，是服務的過程，個人勢必會在接觸新工作及新環境的過程中，接受到外在環境變化後的訊息，並促進個人展開反省性的思考。最後，是在服務結束後的結果階段，個人對於整個服務經驗的省視，以及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在服務前後的心理變化。 而這也是我們此篇文章強調社團經驗的最重要原因。鄉村服務社、世界志工社雖然彼此之間有服務內容和對象上的差異，但在「反思」這點上，卻是能夠貫穿之間相似的一條引線。
在準備階段中，兩社皆以社課、計畫驗收、平時服務、長假期間服務的方式，漸趨地讓個人能整頓自身的心理狀況，並且對服務者自身和服務對象都有進行深刻反思。「除了英文能力外，我們最在乎的其實是『動機』！」現任世界志工社社長柯妤庭在談到出團前舉辦的人力甄選時說到，並且刻意地拉長最後兩個字的語尾，「雖然這種活動難免提供自我取向的誘因，我們也未必能夠從面試應答中抽絲剝繭出真實的參與動機，但對於良好服務者必備的健康服務心態，這是我們必須、也是唯一斤斤計較的。」鄉村服務社則是針對服務對象的真實需求曾有過多次討論。雖然社團有定點服務的傳統，但這並不代表鄉服社的社員只能默默接受這種安排，「社內每過一段時間會有反省的聲浪：這個地方還需要我們的協助嗎？是不是到了換地點的時機了呢？」。
過程階段中所表現出來的反思行為也是很好的例子。對於兩社來說，服務者平日所處的環境，和選擇的服務地點，兩地之間都容易呈現出明顯的差異。這樣的變化，容易使得服務者自身對外在環境改變帶來的刺激做出回應，從行動上到思考上都是。世界志工社的柯社長自己分享時就曾提到，由於當地階級森嚴的文化背景，常常會遭逢對方不領情的回應，社長本人便有施捨麵包卻被印度小孩從手上打落的經驗。階級森嚴使得他們不認為那是他們理該得的，反映的是價值觀的衝突。鄉服社朱社長回憶起第一次出隊服務完的經驗，深感到收穫最大的其實是自己，而當地學員可能只是接觸到些許新事物而已。然而這些新事物也不盡然都是好事，社長提及了「服務污染」，以口頭禪為例，工作人員必須自覺自己的習慣用語，例如「好屌」，是會在社團離開後繼續影響更多小朋友的。除了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外，有些影響則是難以定義這究竟是好或是污染：「他們會不斷來問說，考高中上大學這條路好不好，要怎麼讀才能像我們一樣「厲害」等等。」這未必是件壞事，但卻可能對技職體系有興趣的國中生產生改變。這樣去反省自身，反省當地實際受影響部份的習慣，是可貴的「反思」的例證。
在整個當地服務結束後，對於整個服務經驗和自我轉變的省視也同樣重要的。也許因為無力感而陷入自我角色定位的迷惘，也許在無力感後更加地決定充實自己準備下一階段的服務。也或許像世界志工社現任副社長王滋鮮所分享的：「我們的出現對服務對象來說可能改變不多，但我們自身卻學會珍惜身邊的一切，回到國內後更積極地關心我們生活週遭的弱勢朋友。」就這樣，他們在耳聞花蓮地區的原住民孩童急需幫助的消息後，沒有太多的考慮，一群人又在下一個地方展開服務。不知不覺中，服務漸次內化成一種類似習慣的層次。而這些都是在服務前後個人心境的一大轉變，類似於結果階段的檢視。
以反思精神檢視當下的「反思制度」
目前，在制度上，學校將服務性社團與服務課結合，服務性社團可以向學校申請開設服務課。根與芽社現任副社長林致中提到一些服務學習課程制度上的問題，例如選課系統的服務課程資訊模糊、學校方面在社團開社服務課程的方案上宣傳介紹不足，以致於很多同學不清楚社團開設服務課程的內容，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哪些選擇，誠然，這樣的問題也牽涉到現下諸多學系服務課學分的弔詭認證規定，因百大維新團隊在這一部分的論述已經盡善盡美，故在此不再贅述。
現下的服務課程制度，其實仍是有許多美意是值得嘉許的，期中期末的檢討反思作業及TA回報質化評估等，都是在提醒服務者進行深刻的反思活動，但其中仍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甚至窒礙難行的規定，例如：服務課程競賽要求資料鉅細靡遺，雖然整理並保存這些文件對社團本身也大有幫助，但評鑑過後往往石沉大海，期末審查似乎也未對照申請時的原初計劃，更遑論確實檢討並改進計劃與實行落差的原因(例如可能因為人數招收不足而被迫終止部分計劃。關於人力部分上段已略有提及)。根與芽社也提供訊息給我們知道，服務學習課程內容多半是採活動任務制，某些活動可能會在期中考後舉辦，成員卻因為必須繳交期中檢討作業，而被迫胡謅出一份莫須有的文章。世界志工社社長柯妤庭對此提供了建議服務課程網站設置交流平台的想法，一來取代形式化的呈報上級式八股心得文，也提供跨領域服務者之間交流反思成果的機會，二來利用網路的傳播力量，將服務精神推廣讓更多人知曉、進而加入主動服務的行列。
我們究竟為甚麼要以這些服務性社團為例呢？原因在於這些服務性社團平日在運作之時，在前述提及的「準備階段」、「過程階段」、「結果階段」都有適當的時間和環境去讓成員反思。但這樣的深厚反思，最後仍會如前面所述，因服務課制度不完善之故，而出現諸多問題。服務性社團都已受目前制度影響，更甭論現行的服務課制度如掃地、之夜活動這些內容。例如，打掃自己系館，這樣的服務過程沒有充足的環境改變、也無法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產生互動，但這樣貧乏的工作內容，卻仍必須一學期繳交兩篇心得，這在比例上我們認為是相當有問題的。如果真要讓掃地工作帶給學員足夠的反思，我們一樣以「準備階段」、「過程階段」、「結果階段」來檢視，具體的建議是，學校應當邀請專業的清潔人員作為講師，教導學員正確專業的打掃和垃圾分類技巧，環境上，應當試著在不同的地點打掃，甚至離開系館到公共空間打掃。以期待有與外界互動的可能性。如此，才有可能邁向具反思性的服務「學習」。
由此可見，反思雖然在落實服務學習精神方面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但設計「反思活動」的「反思」似乎也是不可偏廢。如果在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或其他計畫的過程中，缺乏適時R&D發展性研究工作(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深刻反思，那將會陷入維持性事務工作(Rework and Debug)的無窮迴圈─只留有僵化的制度和差強人意的內容。反思活動非但作為社團營運、乃至服務學習落實其原初理念的重要工作，更是作為整體團隊效能提升、以期待向前邁進的不二法門。
百大和服務學習
在前面文章所介紹的百大維新中評鑑報告中，第六項「社會責任」，討論的是服務學習制度的檢討與改革。服務學習制度一路發展至今，其中特別引起意識報注意的，是有關服務性社團開設服務課此一領域。事實上，由校方所規劃的服務性課程，與服務性社團產生連結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姑且不談服務課程，單就服務性社團本身發展而言，各社依照各自的社團歷史，有自己的運作狀態，也往往會對自己社團的理念、精神做出反思。而我們更加好奇的是，如果說服務學習課程的精神，真是以關注公眾事務，和養成服務與互助的態度的話，那麼，這樣的價值會不會在運作良善的服務性社團中已可見得？又或者，從服務性社團的經驗中了解到，當服務一事運作不良善之時，會有什麼樣的問題發生？這又是否可以用來檢視目前的服務學習課程成效？抱持著這樣的假設，意識報特訪問世界志工社、鄉村服務社等社團，請他們分享社團的服務經驗及反思，另外，也特別請根與芽社談一談對新制服務課制度的看法。希望能藉著向校內已有一定規模與口碑的服務性社團「取經」的過程，對「服務學習」展開不同討論的面向。
社團介紹
世界志工社──台大於2004年10月由說唱藝術社及僑生二十四節令鼓社共同組成「第一屆海外服務學習團」，這是由臺大校方協辦、開啟海外志願服務大門的濫觴，隨後在2007年，台大由學生自發、成立以「實際用雙腳穿梭在不曾想像的貧困，設法抹滅貧窮的界線」為核心理念的世界志工社，他們屢次出團前往印度進行志願服務，如今已奠定至少在台大校內落實、推廣國際志工的重要地位和角色。
然而，擔任國際志工並非世界志工社的唯一規劃，平時的社課由資歷豐富的學長姊主講，介紹NGO的型式、志工倫理、服務精神、企業社會責任等志願服務必備的背景知識，也特別安排專案執行訓練，培養社員規劃、執行、檢測專案活動的能力。在社課訓練之餘，他們與大安之家精神療養院進行平時服務，一來提供社員學習並體驗「服務」本意的磨練機會，二來希望在國內經營、落實社團的服務理念。
「有了社課及平時服務的歷練，在面對異國跨文化的挑戰時，我們會比較能夠坦然面對，用專業和熱忱迎接各種不同的挑戰。」現任社長柯妤庭用和緩但堅定的口吻這麼說。世界志工社期待在校園內建立一個志工參與的平台，不但提供資訊、推廣活動，更立志要親身組團到海外服務，以實際參與帶動校園風氣。
鄉村服務社──鄉服社前身遠在一九八一年就已設立，中間歷經兩度更名，至今已二十多個年頭。從第一堂社課開始，社團便會分組、準備教案，並且必須在數次驗收的時候順利通過，否則便不能有出隊的資格。「另外，我們還有籌會，每次的籌會都要求百分之百跑過一次」鄉服社的朱社長如此強調。
鄉服社在當地（南投縣鹿谷鄉）的出現，正好填補上該地缺乏年輕人、大學生的人口組成，因此，對於當地的國中生來說，鄉服社可以扮演著類似榜樣的角色。在這樣的考量以及角色定位上，可以想見，營隊的過程是強調紀律的。
除此之外，鄉服社還有定點服務的特色，每次出隊都到固定的地方服務。因此在長假服務完離開後，出隊的隊員與國中生學員也常以寫信、網路傳訊的方式繼續保持聯絡，並有很大的機會能夠實踐相約下次再見的承諾。而又因為重複定點服務的關係，在目前的服務地鹿谷耕耘長近十年之後，昔日的國中學員現今也早已是大學生。這會帶來什麼不一樣呢？朱社長如此解釋：「社團的長期目標之一，就是讓帶過的學員長大後一起回來帶營隊，回來耕耘自己的家鄉。」
長期的定點，搭配上前述提過鄉服社悠長的歷史，更讓鄉服社有著與其他社團較為不同的資源：「老人」。由於服務的定點固定且長久，因此，社團內從極資深成員到新進社員，都可以對彼此曾經遇到或正在發生的當地情形，有著類似的想像圖像。這讓針對一地的建設性意見交換是可能發生的。如同朱社長所表示的，她覺得社團內老人的角色是重要的，可以促進社團內反省聲音的出現。例如討論服務帶給當地的正面或負面影響，討論服務精神，甚至社團理念這種久遠發展的議題。
社團經驗中的反思活動
那麼，服務性社團的這些經驗，有哪些是很值得讓服務性課程制度學習的呢？事實上，在其他實施服務學習已多年的學校，對於服務學習能夠帶來的影響有相當多的討論。其中一點是大家一致認定的：反思（reflection）在其中扮演的重要性，使得服務帶來了有效且正面的影響。那麼，反思的內涵究竟包含什麼？依據R. C. Wade的定義，反思是一種能讓過去未曾察覺到的潛在經驗浮現出來的思考過程。就具體表現在服務課程中，反思出現在課程中的三種階段：準備階段、過程階段、結果階段。就事前的準備階段而言，反思落實在個人於服務前的心理準備；考量服務地點該設置於何處；服務內容該準備些什麼才適合當地。接下來，是服務的過程，個人勢必會在接觸新工作及新環境的過程中，接受到外在環境變化後的訊息，並促進個人展開反省性的思考。最後，是在服務結束後的結果階段，個人對於整個服務經驗的省視，以及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在服務前後的心理變化。 而這也是我們此篇文章強調社團經驗的最重要原因。鄉村服務社、世界志工社雖然彼此之間有服務內容和對象上的差異，但在「反思」這點上，卻是能夠貫穿之間相似的一條引線。
在準備階段中，兩社皆以社課、計畫驗收、平時服務、長假期間服務的方式，漸趨地讓個人能整頓自身的心理狀況，並且對服務者自身和服務對象都有進行深刻反思。「除了英文能力外，我們最在乎的其實是『動機』！」現任世界志工社社長柯妤庭在談到出團前舉辦的人力甄選時說到，並且刻意地拉長最後兩個字的語尾，「雖然這種活動難免提供自我取向的誘因，我們也未必能夠從面試應答中抽絲剝繭出真實的參與動機，但對於良好服務者必備的健康服務心態，這是我們必須、也是唯一斤斤計較的。」鄉村服務社則是針對服務對象的真實需求曾有過多次討論。雖然社團有定點服務的傳統，但這並不代表鄉服社的社員只能默默接受這種安排，「社內每過一段時間會有反省的聲浪：這個地方還需要我們的協助嗎？是不是到了換地點的時機了呢？」。
過程階段中所表現出來的反思行為也是很好的例子。對於兩社來說，服務者平日所處的環境，和選擇的服務地點，兩地之間都容易呈現出明顯的差異。這樣的變化，容易使得服務者自身對外在環境改變帶來的刺激做出回應，從行動上到思考上都是。世界志工社的柯社長自己分享時就曾提到，由於當地階級森嚴的文化背景，常常會遭逢對方不領情的回應，社長本人便有施捨麵包卻被印度小孩從手上打落的經驗。階級森嚴使得他們不認為那是他們理該得的，反映的是價值觀的衝突。鄉服社朱社長回憶起第一次出隊服務完的經驗，深感到收穫最大的其實是自己，而當地學員可能只是接觸到些許新事物而已。然而這些新事物也不盡然都是好事，社長提及了「服務污染」，以口頭禪為例，工作人員必須自覺自己的習慣用語，例如「好屌」，是會在社團離開後繼續影響更多小朋友的。除了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外，有些影響則是難以定義這究竟是好或是污染：「他們會不斷來問說，考高中上大學這條路好不好，要怎麼讀才能像我們一樣「厲害」等等。」這未必是件壞事，但卻可能對技職體系有興趣的國中生產生改變。這樣去反省自身，反省當地實際受影響部份的習慣，是可貴的「反思」的例證。
在整個當地服務結束後，對於整個服務經驗和自我轉變的省視也同樣重要的。也許因為無力感而陷入自我角色定位的迷惘，也許在無力感後更加地決定充實自己準備下一階段的服務。也或許像世界志工社現任副社長王滋鮮所分享的：「我們的出現對服務對象來說可能改變不多，但我們自身卻學會珍惜身邊的一切，回到國內後更積極地關心我們生活週遭的弱勢朋友。」就這樣，他們在耳聞花蓮地區的原住民孩童急需幫助的消息後，沒有太多的考慮，一群人又在下一個地方展開服務。不知不覺中，服務漸次內化成一種類似習慣的層次。而這些都是在服務前後個人心境的一大轉變，類似於結果階段的檢視。
以反思精神檢視當下的「反思制度」
目前，在制度上，學校將服務性社團與服務課結合，服務性社團可以向學校申請開設服務課。根與芽社現任副社長林致中提到一些服務學習課程制度上的問題，例如選課系統的服務課程資訊模糊、學校方面在社團開社服務課程的方案上宣傳介紹不足，以致於很多同學不清楚社團開設服務課程的內容，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哪些選擇，誠然，這樣的問題也牽涉到現下諸多學系服務課學分的弔詭認證規定，因百大維新團隊在這一部分的論述已經盡善盡美，故在此不再贅述。
現下的服務課程制度，其實仍是有許多美意是值得嘉許的，期中期末的檢討反思作業及TA回報質化評估等，都是在提醒服務者進行深刻的反思活動，但其中仍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甚至窒礙難行的規定，例如：服務課程競賽要求資料鉅細靡遺，雖然整理並保存這些文件對社團本身也大有幫助，但評鑑過後往往石沉大海，期末審查似乎也未對照申請時的原初計劃，更遑論確實檢討並改進計劃與實行落差的原因(例如可能因為人數招收不足而被迫終止部分計劃。關於人力部分上段已略有提及)。根與芽社也提供訊息給我們知道，服務學習課程內容多半是採活動任務制，某些活動可能會在期中考後舉辦，成員卻因為必須繳交期中檢討作業，而被迫胡謅出一份莫須有的文章。世界志工社社長柯妤庭對此提供了建議服務課程網站設置交流平台的想法，一來取代形式化的呈報上級式八股心得文，也提供跨領域服務者之間交流反思成果的機會，二來利用網路的傳播力量，將服務精神推廣讓更多人知曉、進而加入主動服務的行列。
我們究竟為甚麼要以這些服務性社團為例呢？原因在於這些服務性社團平日在運作之時，在前述提及的「準備階段」、「過程階段」、「結果階段」都有適當的時間和環境去讓成員反思。但這樣的深厚反思，最後仍會如前面所述，因服務課制度不完善之故，而出現諸多問題。服務性社團都已受目前制度影響，更甭論現行的服務課制度如掃地、之夜活動這些內容。例如，打掃自己系館，這樣的服務過程沒有充足的環境改變、也無法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產生互動，但這樣貧乏的工作內容，卻仍必須一學期繳交兩篇心得，這在比例上我們認為是相當有問題的。如果真要讓掃地工作帶給學員足夠的反思，我們一樣以「準備階段」、「過程階段」、「結果階段」來檢視，具體的建議是，學校應當邀請專業的清潔人員作為講師，教導學員正確專業的打掃和垃圾分類技巧，環境上，應當試著在不同的地點打掃，甚至離開系館到公共空間打掃。以期待有與外界互動的可能性。如此，才有可能邁向具反思性的服務「學習」。
由此可見，反思雖然在落實服務學習精神方面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但設計「反思活動」的「反思」似乎也是不可偏廢。如果在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或其他計畫的過程中，缺乏適時R&D發展性研究工作(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深刻反思，那將會陷入維持性事務工作(Rework and Debug)的無窮迴圈─只留有僵化的制度和差強人意的內容。反思活動非但作為社團營運、乃至服務學習落實其原初理念的重要工作，更是作為整體團隊效能提升、以期待向前邁進的不二法門。
叫賣中的大學—台灣高等教育之市場性格與其衝突
文/孫有蓉
社會總是抱怨大學中瀰漫著功利主義、現實主義與文憑主義的精神，抱怨著學生不再求取知識的高度而僅為了一張代表飯票的文憑求知，但同時父母仍然要孩子們進入「有前途」的科系。「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每年哲學系迎新、招生，總是高呼著大學追求「宇宙之精神」試圖「導正」現實中學哲學沒前途的「功利」思想。那大學是什麼？為什麼不是職業訓練所？是職業訓練所又為什麼不好？
此篇文章試著討論在現代化社會中的大學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使得大學開始具有市場性格？而反觀台灣高等教育，我們是否就是因為現代化所提供的社會條件而讓大學具有強烈的市場性格？而「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在台灣為何具有負面意義，而其產生脈絡又為何？
進入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似乎就意味著分工愈來愈精密，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卻愈來愈疏離。精密的分工，使我們生存的所有內容都依賴社會，但同時，分工下的這些工作，愈來愈著重以理性所評估的能力、利弊來決定誰來作什麼工作，而非決定於人際網絡（和誰有親戚關係、有私交…...等）。交通、資訊進步，使得時間與空間意義改變，我們所能掌握的空間與時間超越了親身可體驗到的時間與空間，讓我們不得不以其他方式來確保資訊的正確性、能力的適當性…...等等。「專業」的出現，被某些學者認為是在時間斷裂的現代社會中讓人在資訊上、能力上、判斷上得以有安全感的依據。因為我們不再能夠在所有情況中處於在場、事必躬親地確認檢驗，所以開始必須倚賴對於「專業」的信任，這也就是專業社會的基礎。不同於分工所自然形成的專業，現代社會中使人信任的專業以「專家」作為標誌，不但被賦予信任感，更建立了對於某個領域的主導權，沒有其領域的專業就沒有發言的資格。
大學在這樣一個專業化的社會中，學科結構開始和社會中的職業結構產生交互影響，大學教育的內容與社會需要也開始產生交互影響。但這樣的交互影響，並沒有導致認文憑作為專業的指標、或者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提供勞動商品的場域，相反地，專業化對大學教育的影響，是開始對社會某些領域專業知識體系的確立（或壟斷）；是這些專業主導職業結構的變化，而非被動地被生產為職業結構下挑選的商品。這些知識體系被確立後，就不容許權力、政治、人際網絡…等等輕易地介入，「專家」的頭銜也不容許在無法掌握這個領域的知識體系的狀況下被承認。
在這樣社會條件下的大學教育，雖然專業會主導社會中的許多領域，也因此其市場性格會變得相對強烈。但這樣的狀況，和「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某產業的興盛影響其相對應科系在大學中的地位沒有因果關係。台灣之所以在大學中反映出職業訓練所的特質、某些科系被特別注重或者忽視的這種務實性格，有著它的歷史脈絡作為背景，產生出現在的大學特質。也可以簡單地說，我們認為台灣大學教育過於強烈的市場性格，實際上根本在於市場性格和專業性格不足所造成的誤認。
日據時代與國民政府來台時的高等教育
日據時代，台灣的高等教育完全限於技職教育，因應著日本南進政策的需要，培訓技術專員，發展經濟、科技。當時高等教育完全為了政策所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取代了專業，反之，因為日據時代高等教育內容就是專門的技術性知識，反而在這些技術上尊重專業而不會讓政治或者權力去扭曲。但整體來說，社會處於高壓的權力掌控，雖然有著技術專員，但也只有這些專業被運用而沒有對體制、掌權者的政策進行反思的主動性。在這個時期，雖然從現在看似乎有著尊重專業的氛圍，但卻完全只限於較低層級。
在國民政府來台後，雖然仍然處於高壓政治，但是基於蔣介石因自卑而對知識份子的敬重、蔣經國開始改變台灣經濟結構時大量依賴專業技術官僚，學院中以專業為自我認同的氛圍較高。此外，台灣大學受到傅斯年校長堅持學術自由，引進西方大學精神；當時也有許多西方人在台灣成立許多大學，嘗試推行西方概念下的大學。一方面，政治主導經濟結構的改變需求更高層級的專業官僚，另一方面，台灣普遍引進了西方所謂的「大學精神」，以專業、求真、社會改革為己任。雖然社會上看起來一片榮景，專業官僚看似受到尊重，但是高壓統治下對知識份子的整肅卻使得非技術性專業知識受到政治鎮壓。因此，雖然在某些時期、某些領域中專業似乎被尊重，但整體來說專業也沒有辦法確立自己的相對自主性。
學院與社會
隨著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政策的調整，為了提昇國民教育程度，開始廣設國立大學，使得台灣大學教育迅速普及，並且價格相對非常低廉而資源相對非常充足。在這樣的狀況下，大學被政府用經費所築的高牆孤立於社會之外，社會變化並不會立即、直接地反應於學院中，社會需求也不會強烈地反應於學院中。因此，學術獲得了躲在「象牙塔」的條件，安穩地蹲坐在象牙塔中，使得在學院中學習學術專業者與其所面對的社會斷裂。而排除國立大學，私立學校並沒有政府用經費搭建的護城河，但私立大學仍然無法突破與社會脫節的困境。
私立大學的問題並非因少了政府資助經費不足而起，而是政府所制定的大學篩選制度，在從聯考改為學測、指考後，仍然保有了強烈的科舉性格，想要用一種考試標準將學生分等、並挑選出「菁英」。在一個高等教育非常普遍化，但評選制度卻保留著菁英篩選概念的條件下，再加上政府保留著由官方培養國家人才的傳統，給予國立大學大量資源，使得私立大學陷入一種無法取得資源而無法提供資源因此無更加無法取得資源的惡性循環。只有少數私立大學在其創校的特殊傳統下短時間擺脫了資源的限制，但卻也因為這種科舉性格強烈評選制度下所產生的既定文憑認知的傳統，使得許多私立大學仍舊無法競爭，陷入資源不足，導致無法建立其與社會交互影響的條件。
但既然學院與社會斷裂，為什麼我們仍舊感到大學逐漸變成「職業訓練所」？在前述狀況下，學院與社會斷裂，社會上的變化與需求並不會直接反映在學院中，而因為大學教育獲得附加價值遠高於成本，過低的成本與高等教育同時普及化又精英篩選的矛盾，加強了學生為文憑而非專業進入學院的風氣。在文憑主義的風氣被強化後，對於文憑本身的務實性格就很容易反映在科系選擇、資源投注上，因此產生了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想法的基礎。
因此，事實上台灣的大學教育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化、普及化下產生市場性格，反而是因為學院與社會不夠交互影響、市場無法反映到學院中、專業化傳統沒有建立，使得我們將一種對於知識的務實（或者功利）性格誤以為是資本主義下教育商品化的影響。
政治與專業
雖然台灣高壓政府已經不再，看似步入民主國家，但是在這個民主國家中對於專業的尊重並沒有確立，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專業政治。雖然政治場域中重要的領導者都有著不低的學位，但政治場域中成員的高學歷與專業政治並沒有關係，專業政治意味著每個專業領域所確立的知識體系與範圍具有相對自主性，不被政治權力隨便指使，更不是政治人物可以表現一副全知全能干涉各個領域決定。仔細觀察台灣政治場域，就會發現，台灣政治還處於尚未理性化的人際網絡群體階段，人們因為自己是誰的親戚或者與誰相關進入政治，而非能力、專業。更別說政治人物、輿論時常自己製造出一些觀點去取代專業知識，雖然社會中標示著一大堆的「專家」，但這些「專家」卻很少擁有某領域的專業知識體系，或者鮮少憑藉著自己的專業知識給予意見或者建議。與前者現代性理論中所標示，確立自己專業體系、且不容不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干涉的「專家」有異。這些諸多現象都可見，台灣還停留在鄉民社會，大比例地依靠著人際關係行事，而非市民社會，政治因此時常接管專業、或搶走專業知識的主導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專業在學院中也不可能發展出來。
結論
總結前文，整個現代化對大學的影響，事實上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以及文化傳統下，大學因為與市場互動不足、沒有專業政治的條件下，導致了文憑主義以及學生的一種務實選擇性格，使得社會以為大學在資本主義化後成為高級勞動商品提供場所。在台灣的教育政策上一直有著概念上的模糊，比如大學法人化與高等教育普及同步進行、高等教育普及化與菁英選拔制度…等等，但也只有在釐清上述學院中專業化、與學院社會間的互動，才能夠轉而討論台灣高等教育制度到底應該如何選擇。
社會總是抱怨大學中瀰漫著功利主義、現實主義與文憑主義的精神，抱怨著學生不再求取知識的高度而僅為了一張代表飯票的文憑求知，但同時父母仍然要孩子們進入「有前途」的科系。「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每年哲學系迎新、招生，總是高呼著大學追求「宇宙之精神」試圖「導正」現實中學哲學沒前途的「功利」思想。那大學是什麼？為什麼不是職業訓練所？是職業訓練所又為什麼不好？
此篇文章試著討論在現代化社會中的大學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使得大學開始具有市場性格？而反觀台灣高等教育，我們是否就是因為現代化所提供的社會條件而讓大學具有強烈的市場性格？而「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在台灣為何具有負面意義，而其產生脈絡又為何？
進入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似乎就意味著分工愈來愈精密，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卻愈來愈疏離。精密的分工，使我們生存的所有內容都依賴社會，但同時，分工下的這些工作，愈來愈著重以理性所評估的能力、利弊來決定誰來作什麼工作，而非決定於人際網絡（和誰有親戚關係、有私交…...等）。交通、資訊進步，使得時間與空間意義改變，我們所能掌握的空間與時間超越了親身可體驗到的時間與空間，讓我們不得不以其他方式來確保資訊的正確性、能力的適當性…...等等。「專業」的出現，被某些學者認為是在時間斷裂的現代社會中讓人在資訊上、能力上、判斷上得以有安全感的依據。因為我們不再能夠在所有情況中處於在場、事必躬親地確認檢驗，所以開始必須倚賴對於「專業」的信任，這也就是專業社會的基礎。不同於分工所自然形成的專業，現代社會中使人信任的專業以「專家」作為標誌，不但被賦予信任感，更建立了對於某個領域的主導權，沒有其領域的專業就沒有發言的資格。
大學在這樣一個專業化的社會中，學科結構開始和社會中的職業結構產生交互影響，大學教育的內容與社會需要也開始產生交互影響。但這樣的交互影響，並沒有導致認文憑作為專業的指標、或者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提供勞動商品的場域，相反地，專業化對大學教育的影響，是開始對社會某些領域專業知識體系的確立（或壟斷）；是這些專業主導職業結構的變化，而非被動地被生產為職業結構下挑選的商品。這些知識體系被確立後，就不容許權力、政治、人際網絡…等等輕易地介入，「專家」的頭銜也不容許在無法掌握這個領域的知識體系的狀況下被承認。
在這樣社會條件下的大學教育，雖然專業會主導社會中的許多領域，也因此其市場性格會變得相對強烈。但這樣的狀況，和「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某產業的興盛影響其相對應科系在大學中的地位沒有因果關係。台灣之所以在大學中反映出職業訓練所的特質、某些科系被特別注重或者忽視的這種務實性格，有著它的歷史脈絡作為背景，產生出現在的大學特質。也可以簡單地說，我們認為台灣大學教育過於強烈的市場性格，實際上根本在於市場性格和專業性格不足所造成的誤認。
日據時代與國民政府來台時的高等教育
日據時代，台灣的高等教育完全限於技職教育，因應著日本南進政策的需要，培訓技術專員，發展經濟、科技。當時高等教育完全為了政策所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取代了專業，反之，因為日據時代高等教育內容就是專門的技術性知識，反而在這些技術上尊重專業而不會讓政治或者權力去扭曲。但整體來說，社會處於高壓的權力掌控，雖然有著技術專員，但也只有這些專業被運用而沒有對體制、掌權者的政策進行反思的主動性。在這個時期，雖然從現在看似乎有著尊重專業的氛圍，但卻完全只限於較低層級。
在國民政府來台後，雖然仍然處於高壓政治，但是基於蔣介石因自卑而對知識份子的敬重、蔣經國開始改變台灣經濟結構時大量依賴專業技術官僚，學院中以專業為自我認同的氛圍較高。此外，台灣大學受到傅斯年校長堅持學術自由，引進西方大學精神；當時也有許多西方人在台灣成立許多大學，嘗試推行西方概念下的大學。一方面，政治主導經濟結構的改變需求更高層級的專業官僚，另一方面，台灣普遍引進了西方所謂的「大學精神」，以專業、求真、社會改革為己任。雖然社會上看起來一片榮景，專業官僚看似受到尊重，但是高壓統治下對知識份子的整肅卻使得非技術性專業知識受到政治鎮壓。因此，雖然在某些時期、某些領域中專業似乎被尊重，但整體來說專業也沒有辦法確立自己的相對自主性。
學院與社會
隨著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政策的調整，為了提昇國民教育程度，開始廣設國立大學，使得台灣大學教育迅速普及，並且價格相對非常低廉而資源相對非常充足。在這樣的狀況下，大學被政府用經費所築的高牆孤立於社會之外，社會變化並不會立即、直接地反應於學院中，社會需求也不會強烈地反應於學院中。因此，學術獲得了躲在「象牙塔」的條件，安穩地蹲坐在象牙塔中，使得在學院中學習學術專業者與其所面對的社會斷裂。而排除國立大學，私立學校並沒有政府用經費搭建的護城河，但私立大學仍然無法突破與社會脫節的困境。
私立大學的問題並非因少了政府資助經費不足而起，而是政府所制定的大學篩選制度，在從聯考改為學測、指考後，仍然保有了強烈的科舉性格，想要用一種考試標準將學生分等、並挑選出「菁英」。在一個高等教育非常普遍化，但評選制度卻保留著菁英篩選概念的條件下，再加上政府保留著由官方培養國家人才的傳統，給予國立大學大量資源，使得私立大學陷入一種無法取得資源而無法提供資源因此無更加無法取得資源的惡性循環。只有少數私立大學在其創校的特殊傳統下短時間擺脫了資源的限制，但卻也因為這種科舉性格強烈評選制度下所產生的既定文憑認知的傳統，使得許多私立大學仍舊無法競爭，陷入資源不足，導致無法建立其與社會交互影響的條件。
但既然學院與社會斷裂，為什麼我們仍舊感到大學逐漸變成「職業訓練所」？在前述狀況下，學院與社會斷裂，社會上的變化與需求並不會直接反映在學院中，而因為大學教育獲得附加價值遠高於成本，過低的成本與高等教育同時普及化又精英篩選的矛盾，加強了學生為文憑而非專業進入學院的風氣。在文憑主義的風氣被強化後，對於文憑本身的務實性格就很容易反映在科系選擇、資源投注上，因此產生了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想法的基礎。
因此，事實上台灣的大學教育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化、普及化下產生市場性格，反而是因為學院與社會不夠交互影響、市場無法反映到學院中、專業化傳統沒有建立，使得我們將一種對於知識的務實（或者功利）性格誤以為是資本主義下教育商品化的影響。
政治與專業
雖然台灣高壓政府已經不再，看似步入民主國家，但是在這個民主國家中對於專業的尊重並沒有確立，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專業政治。雖然政治場域中重要的領導者都有著不低的學位，但政治場域中成員的高學歷與專業政治並沒有關係，專業政治意味著每個專業領域所確立的知識體系與範圍具有相對自主性，不被政治權力隨便指使，更不是政治人物可以表現一副全知全能干涉各個領域決定。仔細觀察台灣政治場域，就會發現，台灣政治還處於尚未理性化的人際網絡群體階段，人們因為自己是誰的親戚或者與誰相關進入政治，而非能力、專業。更別說政治人物、輿論時常自己製造出一些觀點去取代專業知識，雖然社會中標示著一大堆的「專家」，但這些「專家」卻很少擁有某領域的專業知識體系，或者鮮少憑藉著自己的專業知識給予意見或者建議。與前者現代性理論中所標示，確立自己專業體系、且不容不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干涉的「專家」有異。這些諸多現象都可見，台灣還停留在鄉民社會，大比例地依靠著人際關係行事，而非市民社會，政治因此時常接管專業、或搶走專業知識的主導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專業在學院中也不可能發展出來。
結論
總結前文，整個現代化對大學的影響，事實上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以及文化傳統下，大學因為與市場互動不足、沒有專業政治的條件下，導致了文憑主義以及學生的一種務實選擇性格，使得社會以為大學在資本主義化後成為高級勞動商品提供場所。在台灣的教育政策上一直有著概念上的模糊，比如大學法人化與高等教育普及同步進行、高等教育普及化與菁英選拔制度…等等，但也只有在釐清上述學院中專業化、與學院社會間的互動，才能夠轉而討論台灣高等教育制度到底應該如何選擇。
必然的「百大」——形式主義之不得已之道
文／孫有蓉
去年，在台灣大學校園中，四處可見「八十台大，前進百大」的巨大標語，使得大學本身的提昇傾向於變成數字的追求。本文嘗試論述的是：台大在追求前進百大所沉迷在數字要求上的形式主義，有著使這個現象必然產生的脈絡；而台灣大學追求校方、教授、學生萬眾一心、提昇台大進入世界百大，卻也面臨著極大的困境。形式主義，變成在政府高等教育制度、學校條件、學生條件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在上一篇文章已粗略地講述台灣大學教育的一些特殊脈絡以及這些脈絡所產生的特徵，而在此篇文章中主要用政府教育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來論述「前進百大」以形式主義作結的必然。
台灣高等教育制度在民國83年的「教育改革行動」中，政府為了回應民間「廣設大學」的聲音，創立了許多大學並且將許多專科與技職院校提昇為大學。但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行動中，我們的考試制度雖然增添了許多宣稱是多元入學的途徑，但基本上那種科舉性格的菁英挑選概念仍然完整地保留在考試制度中。這樣的制度其實存在著某種矛盾，一方面政府不斷地強調著高等教育的普及、低廉學費、向社會所有階層開放，另一方面又仍然用精英選拔的概念將學生挑選入大學中。此外，因為國立大學的普及，而政府又一直是國立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因此國立大學的發展其實時常受到政府影響。
在某個體系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國立大學發展受政府政策影響並非無理，也不是政治掌控學術。但是台灣近年，政府對於國立大學經費抽手，台灣大學所有支出政府只佔30%，政府雖然開始提出「大學法人化」，但是卻完全忽視整套教育體制與法人化大學之間的關係。
在上一篇文章中已論述道，大學過度普及化與大學與社會間的斷裂，再加上專業政治的不存在，導致大學中追求文憑興盛而追求專業稀少。在這樣的條件下，學生普遍對於校園提昇自我的動力低落，伴隨著大多數大學校園傳統的消失，台大學生所能夠意識到的傳統似乎也只剩下對於傅鐘二十一響的認知，不再能夠凝聚校園意識。再加上政府以經費扼住各國立大學還有私立大學的喉嚨，限制了許多大學自主發展的能力，而台灣大學雖然最有能力法人化，卻仍舊處於尚未法人化階段，不夠強壯的大學自主性、大學提昇後成本與效益並不會被學生體認，導致台大也沒辦法萬眾一心地追求提昇大學進入世界百大。
在這些條件下，台大校方追求提昇自己前進世界百大，一方面因為大學自主並不完全、大學本身的成本與投資報酬現階段也不會直接反映在學生身上。此外，大學從前被政府用經費築起與社會分離的高牆，也使得學生對於大學自我提昇力不從心。另一方面，校園曾經擁有的傳統已消失殆盡，而新的傳統又尚未建立，導致校園意識難以凝聚。最終，就只剩下標準與數字的符應，成為校方追求前進世界百大尚有能力達成的基本，而形式主義之風因此為之蔚然。
去年，在台灣大學校園中，四處可見「八十台大，前進百大」的巨大標語，使得大學本身的提昇傾向於變成數字的追求。本文嘗試論述的是：台大在追求前進百大所沉迷在數字要求上的形式主義，有著使這個現象必然產生的脈絡；而台灣大學追求校方、教授、學生萬眾一心、提昇台大進入世界百大，卻也面臨著極大的困境。形式主義，變成在政府高等教育制度、學校條件、學生條件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在上一篇文章已粗略地講述台灣大學教育的一些特殊脈絡以及這些脈絡所產生的特徵，而在此篇文章中主要用政府教育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來論述「前進百大」以形式主義作結的必然。
台灣高等教育制度在民國83年的「教育改革行動」中，政府為了回應民間「廣設大學」的聲音，創立了許多大學並且將許多專科與技職院校提昇為大學。但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行動中，我們的考試制度雖然增添了許多宣稱是多元入學的途徑，但基本上那種科舉性格的菁英挑選概念仍然完整地保留在考試制度中。這樣的制度其實存在著某種矛盾，一方面政府不斷地強調著高等教育的普及、低廉學費、向社會所有階層開放，另一方面又仍然用精英選拔的概念將學生挑選入大學中。此外，因為國立大學的普及，而政府又一直是國立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因此國立大學的發展其實時常受到政府影響。
在某個體系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國立大學發展受政府政策影響並非無理，也不是政治掌控學術。但是台灣近年，政府對於國立大學經費抽手，台灣大學所有支出政府只佔30%，政府雖然開始提出「大學法人化」，但是卻完全忽視整套教育體制與法人化大學之間的關係。
在上一篇文章中已論述道，大學過度普及化與大學與社會間的斷裂，再加上專業政治的不存在，導致大學中追求文憑興盛而追求專業稀少。在這樣的條件下，學生普遍對於校園提昇自我的動力低落，伴隨著大多數大學校園傳統的消失，台大學生所能夠意識到的傳統似乎也只剩下對於傅鐘二十一響的認知，不再能夠凝聚校園意識。再加上政府以經費扼住各國立大學還有私立大學的喉嚨，限制了許多大學自主發展的能力，而台灣大學雖然最有能力法人化，卻仍舊處於尚未法人化階段，不夠強壯的大學自主性、大學提昇後成本與效益並不會被學生體認，導致台大也沒辦法萬眾一心地追求提昇大學進入世界百大。
在這些條件下，台大校方追求提昇自己前進世界百大，一方面因為大學自主並不完全、大學本身的成本與投資報酬現階段也不會直接反映在學生身上。此外，大學從前被政府用經費築起與社會分離的高牆，也使得學生對於大學自我提昇力不從心。另一方面，校園曾經擁有的傳統已消失殆盡，而新的傳統又尚未建立，導致校園意識難以凝聚。最終，就只剩下標準與數字的符應，成為校方追求前進世界百大尚有能力達成的基本，而形式主義之風因此為之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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