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報049刊目錄 (02/28/2012)

(封面繪圖：世新大學 公廣三 李昀)

主編的話

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　◎社工三　董昱

回頭凝視歷史的脈絡

重返歷史的現場──苗栗內山開發史　　　　　　◎人類二　徐苡庭

紅色蜻蜓來點水──曾經存在的台灣共產勢力　　◎人類三　黃得城　中文一　劉均

從受難者到家屬

一段讓人想不通的時代──專訪受難者范阿全　　◎人類二　陳瀅

父後半生────專訪黃昌祥老師之子黃穗德　　   ◎政治二　許菡芸

1951~2012小鎮青年後設敘事──訪蕭正博  　　　◎物理五　許哲韡

我永遠的お姉さん────訪張燕梅之弟張燕賢         ◎人類三　林必修

對於轉型正義的反思

家屬作為隱形的受害者──尚未被轉型的正義　　◎社工三　董昱

生命無法承受之重──談「省工委」轉型正義之難題　◎化工三　曾稚驊

各位讀者好！本次寒假，我們來到了苗栗大南埔，帶給各位以苗栗地區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特刊。這次不同於前次在大南埔所做的產業經濟調查，我們希望在大南埔的政治、經濟、台灣共產主義發展歷史上，嘗試著重建當時時空情境與釐清台灣共產主義發展的脈絡；在此之外，我們以受難者家屬為主要書寫對象，企圖在多以受難者為主的口述歷史中書寫其他不       同的聲音；最後，我們也重新思考現今「轉型正義」論述上不足之處，希望能藉由這樣的反省，讓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能有更多元的討論。

於是，迎著白茫茫的朦朧大霧，我們大步踏入了撲朔迷離的歷史謎團之中。最後，本次特刊特別感謝清大人類所的邱星崴學長與台大社研所的林傳凱學長，提供無論是現實面或歷史脈絡重建上的大力協助。

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

◎社工三 董昱

   　我們站在市區內的車站旁等待，直到標記著「往南庄」的公車從街道的彼端緩緩出現，舉起手揮了一揮，我們背著睡袋和各式行李，上車就坐。

   　公車繞過市區的商家和街道，開始朝著山上前進。道路從平坦開始轉為崎嶇，窗外的景致也開始改變。綿延的山從南方與北方，將三灣、南埔、南庄緊緊的擁簇在綠色的手掌上。有別於現在的寧靜，在半世紀的過去，這裡是個相當繁榮的城鎮；煤礦、山林、清淨的水和大片的農田，這些生產要素促成了當時的繁榮。

   　公車駛入了更高更遠的山中，窗戶外的農田雖然正在休耕，卻還是可以看見幾位農民的身影。遙想精彩的過去，任誰也難以想像，在這片繁榮之景的背後，一股暗潮洶湧的革命也悄悄的發生。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中的記載，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新竹地委會竹南支部」在一九四八年正式成立，並且在南庄、三灣、大河底、頭份等地區成立「小組」，不斷擴張組織並展開活動；並且利用地方繁榮的經濟、以及客家人的團結精神等條件，逐漸茁壯、生根。

　    只是誰也沒想到，西元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使得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國際情勢的丕變，「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終於敵不過國民政府的鎮壓和搜捕；組織中的人們受到逮捕、審判，有些人在短時間內即被槍決，有些人在經歷過火燒島的監獄歷練後，回到人事已非的故鄉。

　   看著窗外的風景，路邊四散著曬乾的酸菜以及蘿蔔，從住家一路蔓延到田埂上，客家人的傳統文化讓人感受到一股溫馨的感受，這種感受又是被多少綠島監獄中的人們所想念呢？
   在這段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時光中，苗栗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人們不敢交談，肅殺之氣遍布地方。一直到了今天，這段充滿傷痕的歷史的記憶，仍舊塵封於少數人的腦海之底。

　    再一次的，我們來到了苗栗的大南埔；有別於過去的產業調查，我們這次要面對的，是土地上深沉又痛苦的過去，是一段一直難以碰觸的歷史。時光荏苒，這段歷史的輪廓將會越來越模糊，理解和評價這段時光的困難度，將會越來越高。尋回記憶的過程固然痛苦，但是在傷痛的面前，沒有了回憶，我們又該如何在遺忘和原諒之間做出選擇？

　    公車已然到站，我們背起了行李，向散發著白色光輝的記憶之門邁進。

重返歷史現場──苗栗內山開發史

◎人類二 徐苡庭

    每次的行動和歷史事件，都是與大時代下的政經環境緊緊相連。翻開歷史課本，想像著當時的每個人，都是大環境下的棋子，奮力的掙扎、試圖要改變彼時的局勢。那些在被國民政府視為逆謀造反的台共份子，那些不管是在三灣務農的農夫或是在南庄教書的老師，面對的又是怎樣一個歷史空間？而這樣的歷史空間又是如何型塑而成？一頁頁泛黃的苗栗地方志、一個個從長者口中說出的故事，像畫筆一樣勾勒出鮮活的畫面，苗栗、內山、三灣、南庄不再只是地理名詞，而是充滿生命力的母親，孕育出的地方、人、事、物交織出台灣一段重要的歷史。     

    苗栗舊稱「貓貍」，在原住民語中乃平原之意。西半部有著中港溪、後龍溪和大安溪三條河流孕育出地勢較為平坦的丘陵、平原地形，一般人會將這個地區較做前山，也就是現在靠海的頭份、後龍一帶；東半部依靠著綿延的雪山山脈，為嶂嶺重疊的高山地區，則被稱為後山，大致為現在的三灣、南庄地區。

    明代以前，苗栗為平埔、泰雅和賽夏居住的地方，乾隆年間開始有漢人來此開墾，光緒年間設縣把貓貍改成苗栗。在前山大致上已經開發完成時，內山仍鮮有漢人蹤跡。內山的開發由北而南，基本上就是今天台三號公路經過的縱谷地區，包括三灣台地、獅潭縱谷、大湖河階台地，再加上更內山的南庄地區。一直到乾隆末年，在黃祈英家族的協助下，漢人開墾的足跡才到了三灣、南庄一帶。  

始於樟腦，興於煤礦

    大南埔地區就是行政區上的南富村，位於苗栗縣南庄鄉，西邊緊鄰三灣鄉，屬於環山谷地上的平原，是一個約有一千住民小型客家村落。

    從清領時代後期開始，台灣由於富有全世界重要的原物料──樟腦，而被捲入世界貿易體系。樟腦用途廣泛，可以藥用、製造火藥與合成塑膠；事實上，樟腦的開採與當地的開發密不可分，砍伐完的樟樹林正好可以拿來開發耕地。因此，竹苗一帶，土地的開墾區域和各階段的製腦區域幾乎重疊，樟腦成為漢人開發的重要動力。再加上當時後黃祈英為賽夏族駙馬，讓漢人入山開墾時免於受到原住民攻擊，使位於苗栗內山的南庄得以開墾，大南埔順勢成為重要的貿易中繼站。到日治時期大南埔以及周邊煤礦的開採，而大南埔與附近的南庄幾乎是同時開採，由於當時要到南庄得先經過大南埔，使得許多礦工常常出入此地，許多礦工湧進大南埔，促進、活絡當地經濟發展。

    大南埔不僅腹地廣大，也位於通往各地的要道，當時無論是要去三灣、南庄、獅頭山的人都會在大南埔做生意，在主要街道上最繁榮時曾有四家「商會」，商會其實就是大型百貨公司，從日常生活用品、南北貨，甚至生死貨都是商品之一。一家經營三代的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以前大街上開了四家雜貨鋪，店裡面什麼都賣，從布料、建材到鍋碗瓢盆什麼都有。這裡以前真的非常熱鬧，人來人往，每家店都要顧四個以上專門拿東西的人。我的公公以前就是從學徒做起的…大家都用手推車推來賣 。」

    除了樟腦之外，苗栗南庄的煤礦業也是過去帶動南庄發展的重要條件。煤礦的開採始於日治時代末期，1938年位於現在南富村四灣的南邦礦場正式開礦，接著田美礦場、南庄礦場也開挖，在1960至1970年（民國50至60年）達到顛峰。一位南邦礦場的老礦工阿福伯告訴我們，在全盛時期南庄有25個礦坑，村子有九成的人在礦坑工作，男女皆然。他與他的妻子就是在礦坑認識的，已經年過七旬的臉龐，仍可見一抹害羞的微笑，多年在礦坑的勞動與勤奮已養成習慣，到現在仍每天耕耘自家的菜園。礦業在當時也帶動了伐木業的發展，因為礦坑內需要相思木來做支撐，有許多人往返山林間伐木。阿福伯自己的生活也和山林緊相結合，除了砍取需要的木材外，不時會到深山捕抓野兔，到溪邊抓蝦子和魚。

   阿福伯停頓了一下，又笑著談到，當時在工作時，每一個人多少都會私自運煤回家補貼家用，沒有煤則搬工作用木材，當時工人上班時會裝備工具袋，其內放置飯包、安全帽等，到了回家時則將其裝滿煤礦還會故意繞遠路，避免經過礦場事務所，以免被發現。時代的艱辛與客家人的克勤克儉，在阿福伯絮絮叨叨的語句中，營造出來的意象是多麼的鮮明。好景不常，到了1970年代後，因為煤坑導致人為意外頻傳，同時也因為年輕勞動力外流、政府逐漸減少補助，不敵國外便宜的煤和石油而逐漸沒落。1995年，南邦煤礦關閉，宣告著一個世代的終結。

好山好水，好農地

   不只有煤礦的發展，日治時期大南埔更是南庄的大穀倉。大家口中的「伯公」林裕祥老先生，一位全台僅剩懂得製做土壟（早期去除米殼的器具）的師傅，以他四處走訪苗栗內山農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大南埔為何能有穀倉美稱的原因。大南埔的水源不虞匱乏，主要是引流中港溪灌溉，發展出特別的農業技術「曬水法」，在插秧之後灌滿水到一定程度就停水，讓田水曬到某種程度，再灌水。因為配合日曬與水量控制，促使稻子的根系龐大且深入土中，稻子因此能獲取更多養分，每年收成硬是比別地區高出許多，一甲田可生產4000～5000臺斤的稻穀。在談笑之間，看得出來伯公對於這項成就的驕傲與得意。

小結

   從南庄的開發、大南埔歷史發展來看，不難發現，住在內山一帶的客家人很大一部分是離不開山的。從清領開始，一直是崇山峻嶺、人煙較罕至的苗栗內山地區，大南埔一直是塊繁榮的綠洲，人潮熙來攘往，來採煤的、來做生意的，牽動著南庄、三灣一帶的發展。相較於重要糧食供給站的大南埔，南庄做為行政中心，以林業、商業為要，人們依個人需求往返於兩地，地理區位的相輔相成，成為重要重要內山的開發帶，也是客家人胼手胝足的印記。

------
小檔案：地方人物志

黃祈英─苗栗內山開發推手
   根據《重修苗栗縣志》記載，黃祈英是客家人在開墾大南埔、三灣地區過程中 的重要人物。清朝嘉慶年間，客家人黃祈英來到台灣，與家人走失後被閩南家庭收留，後來在大南埔附近的斗換坪替閩南商家工作。黃祈英與當地閩南人鬧翻後，入贅到賽夏族家族，最後成為總頭目。黃祈英擔任頭目便開始在族內實行一些漢人制度，並且積極介紹客家人到附近開墾。

  後來，黃祈英的家族控制了整個苗栗中港溪流域。由於黃家算是賽夏族的成員，因此想要到附近開墾的漢人都必須經過黃家的同意。道光年間，在黃家的保護下，客家人進入了南庄、三灣、大南埔等地。最後，黃祈英因為帶領賽夏族人涉入中港閩客械鬥，被處死。（
節錄自──意識報　大南埔特刊）

紅色蜻蜓來點水──曾經存在的台灣共產勢力

◎人類三　黃得城 　中文一　劉均

在吃了中共許多虧的國民黨的統治下，共產黨在民間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直到現在，雖然許多人或許都還會記得過去充滿著「殺朱拔毛，復我中華」等政治口號的時代，但經歷了如此漫長的白色恐怖與戒嚴，一般民眾與所謂的「匪類」距離之遠，或許根本不知道台灣早在日本時代就有本土人士創立共產黨，而到了國民黨時期，中共派員來到台灣，結合舊台共的殘存勢力，開啟了不同於以往的共產活動，在台灣生根，直到白色恐怖期間才被國民黨撲殺、肅清。

　　

　　台灣的左派運動極其複雜，活動型態亦十分多樣化。雖然早在日本時代就有台灣共產黨的存在，然而其與稍後的台灣省工會是處於截然不同的脈絡之下，即便不乏橫跨兩個時空的人物，然而其所作所為與意義也有所區隔，當我們重新檢視這段歷史之時，也不應當簡而略之，而當慎思其所展現的深層意義。

染紅的旭日──日本的社會主義背景

　　一九一八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年，也是開啟新局勢的一年。戰爭期間的俄國經歷了兩次革命，接管帝俄的馬列思想成了引領世界的新思潮，戰後原本強勢的歐洲列強正值疲憊，加上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要求的背景之下，各地域的民族意識紛紛崛起，全球的政經秩序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而台灣彼時尚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一場風暴正在醞釀著。

早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早已傳入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大政奉還後，一連串的革新運動在日本如火如荼的展開，除了一連串的廢藩置縣、官僚系統現代化、地政改革、軍警現代化與議會設置外，同時也引入了類似西方的工業革新與資本主義環境，而隨著時光流逝，在經歷了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達到了頂峰，與之同時，社會主義的思潮亦日趨流行，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日本的左傾思想蔚為一時。1

狂飆的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與左派的興起

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抑或文化上，皆飽受日本的壓抑與控制，而在教育上，日本在台灣雖然有一套相當普及的初等教育設施，但在高等教育與受教權的平等上，則是十分缺乏的，因此當時台灣本地青年中處境較為優渥而想再深造的，多會選擇留學島外，而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數量更是其中之最。這些學生中，特別是留日學生，有許多正是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成為引領台灣政治運動的重要人物，而其所帶領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更是引領著一連串民族運動、農工運動的濫觴。

從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是個狂飆的年代，包含整個二零年代的主軸──台灣議會設置運動2，特別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受到台灣文化協會的影響，青年學生運動日益蓬勃，而更由於其深入農村與工廠，激發出一波坡農工運動，而台灣文化協會也在稍後產生了左右分裂。事實上，文協內部本身就有三種路線，分別是而由較為左派的連溫卿等取得主導權，成為新文協；其他中間、右派人士則脫離文協，催生出台灣民眾黨，而在稍後又受到左派力量的影響，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後者在二零年代後期成為台灣工人運動的主要力量，直到三零年代。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台中州北斗郡（今彰化）二林地區，由於當地蔗農受到製糖會社長期剝削，在文協的影響下成立農民組合，向會社展開鬥爭，而受到日本警方的逮捕、審訊，成為台灣農民首次因陳情而受害。在「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後，許多地區的農民亦紛紛組織起來，出現了許多地域性的農民組合，最後在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等人的奔走下，整合了全島，組成「台灣農民組合」，會員人數多達兩萬四，也是日治時代最大的農運組織。稍後，簡吉等人代表台灣農民前往日本帝國議會陳情，並同時會見了深受日本共產黨影響的日本勞動農民黨領袖而懾服於其思想，回台後，簡吉等人改組了農組使其更加左傾，而受到日本左派的幫助，台灣農民運動日益蓬勃。3

赤色台灣：台灣共產黨的創立與覆滅

原本被日本政府當局取締的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秘密重建，在克服自身內部的意見分歧後，共產國際授意其支援日本殖民地的各種解放運動，提供思想上與組織上的援助，於是，甫結束在莫斯科的訓練的謝雪紅與林木順在與日共取得聯繫後前往上海，與中共連絡人翁澤生合作、聯合在台共產主義者林日高、蔡孝乾、洪朝榮與廈門的潘欽信等人，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也就是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同時主張「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其認為在台漢人經過明鄭、清與日本殖民的過程，以形成一個實質存在的民族，必須借由民族與民主革命來消滅日本帝國的箝制與既有封建主義，台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可以算是當時極具特色的。另一方面，台灣共產黨相信，階級革命是邁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經之路，「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也是稍後台共內部的路線之爭的導火線之一。台灣共產黨創黨時的三位元老分別代表著日共與中共的兩大派系4，而兩派在創黨後勢同水火。

創黨後，台灣共產黨經歷了一次次日本警方的圍剿，同時，內部的紛爭亦持續不斷。在黨內鬥爭的部分：由於日本本國的局勢日益嚴峻與在東京的支部遭破壞，台共與日共的連繫在一九二九年後可以說是完全斷裂，原屬日共一派的謝雪紅等在黨內的地為因此被成為台共主要梁柱的中共一派取代。然而在重新組織過後不久，日本政府已在全島積極展開一系列的反共搜查，在一連串逮捕事件後，台灣共產黨中央幾乎已被破壞殆盡。話雖如此，台灣的左派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在基層依舊有黨員潛伏；而許多核心黨員雖然有的潛逃中國，有的入獄，但並未就此放棄，而是持續等待著機會，直到終戰。

風暴再起──共產勢力重新登陸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國民黨終於結束戰爭、接收台灣，準備休養生息；但於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亦準備伺機擴張，除了在各區招兵買馬外，同時也決定將其勢力延伸至台灣。

隔年，中共派幹部分批入台，在台灣成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曾參與台灣共產黨的台籍幹部蔡孝乾領導，吸收各地人士，秘密發展在全台的組織，以配合中共「軍事攻台，迎接解放」5。同年，因為對國民黨腐敗的失望，曾遭日本政府判刑十餘年的謝雪紅等老台共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目標是為中共在台灣的建黨基礎。雖然他們有與省工委領導人之一張志忠接觸上，但有鑑於這些老台共曾因案底而遭國民黨特務監視，省工委並未積極的與他們合作。

省工委主要的吸收對象通常是對國民黨感到不滿的人士，黨員會先接近目標，與他聊聊時政並觀察對方的思想，或給他一些共產黨的小刊物看，過一段時間，要求對方寫自傳交代自己的出身背景給上層審查，但並不會提到其參加的是省工委；審查核可後有時會進行宣誓，才算正式入黨，但在省工委的創建期間，很多過程都會簡化或省略，此外新進的黨員會交由某個黨員（通常是吸收他的人）專門領導，且關於資訊情報只能從他得知，不得與其他黨員聯絡，也就是所謂遵守「單線領導」、不發生「橫的聯繫」。

二二八的契機與轉機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因為省工委人數過少（僅有七十餘人）加上二二八的性質為突發事件的關係，致使省工委無法把握機會有組織的推翻國民黨，黨員也無法與上級取得聯繫而只得各自行動，結果是謝雪紅與張志忠各自領導的武裝部隊皆被國民黨鎮壓。之後的清鄉運動，也迫使一些老台共離開台灣潛逃中國，並以謝雪紅為中心在中國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惟其已喪失原本的影響力。

面對在二二八事件中未能把握機會的失敗，一九四八年五月在香港舉行的會議上，台灣省工委確立擴大黨基礎的方針、加快吸收黨員的腳步，加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通貨膨脹和中國共產黨以秋風掃落葉般席捲神州大陸，揚言在一九五零年解放台灣等的有利條件，到了一九四九年時，省工委黨員已達一千三百餘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陳福星（由蔡孝乾吸收）吸收了苗栗頭份貧農出身的劉雲輝，劉雲輝慢慢建立起省工委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區委，陸續在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建立機構(註七)。一九四九年七月，三七五減租全省實施，但由於資訊掌握在地方的地主手上，因此大多數農民對此事完全不了解、或畏懼於地主的權力而不敢爭取。省工委施力於此，借由幫助佃農向地主爭取三七五減租，而取得許多農民的信任，得以於此建立日後在國民黨的掃蕩下藏匿的據點。

紅與白──台灣共產主義的消滅

同年八月，國民黨在基隆中學發現有大量共產宣傳的《光明報》6，尋線捕獲蔡孝乾、張志忠等領導人物，再由上而下掃蕩省工委在全台的各地組織。一片風聲鶴唳中，陳福星設法取得與中國的指示，於1951年2月與桃竹苗山區的黨員成立臨時的領導機構，檢討過去對情勢錯估的錯誤。

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的爆發救了岌岌在危的國民黨一命，卻使得對吸收黨員求多不求精的省工委成了過於張揚的目標，最終因此曝光而調整鬥爭方式，要求黨員從鄉村轉移到地下──禁止坐火車、坐汽車、走大路，必須走小路、走山路、走夜路，並且要住山寮、住山洞、住溪邊、住荒地、住叢林，並運用勞動方式創立基地，建立據點。桃竹苗的地形複雜、山上副產業發達，黨員可以偽裝成羅漢腳幫農民割香茅等賺錢，形成領導中心設置在苗栗三義的魚藤坪。但是最終還是在1952年2月被國民黨以內線的方式逮捕陳福星等領導人，餘下在逃的台共，也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加上「匪諜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的公佈，在自首與自新的黨員勸說下，也都一個個出來自首了。劉雲輝，也是其中一例。

在此之後，國民黨政府藉著自首人士的證詞、無孔不入的特務系統、軟硬兼施的手段，發動一波波大規模且具有威嚇性質的逮捕行動鏟除在台的共產勢力，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完全的被根除了，而風聲鶴唳的時代所餘下的是台灣人民的冷漠與噤言。

1陳水逢，《日本政黨史》 (台北：陽明山華岡，1965)，頁256
2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是由一群台灣菁英發起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在台灣設置議會的請願，歷時十四多年，直到殖民政策日益嚴峻而被勒令停止。
3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45
4創黨時的三位元老：謝雪紅、林木順與翁澤生分別代表兩造，前兩者屬於日本共產黨系統；翁則是中共黨員，黨內職務分派則是後者較多。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69
5裴可權，《台共叛亂及覆亡經過紀實》(台北：台灣商務，1986)
6此報為省工委所發行
7藍博洲，《紅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晨星，2004)

一段讓人想不通的時代──專訪受難者范阿全

◎人類二  陳瀅

    范阿全，南庄鄉蓬萊村貧農。根據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一〉安潔字第一六二九號」所載，范阿全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間受「匪徒」曾榮進等勸誘參加「農民團」組織。四一年五月，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三年」。而同在判決書上另有彭化興、彭化祿、彭木全、彭柑耀等人。而隱藏在判決書背後的關係是這樣來的……

被捕之前的故事

　　我小時候就住蓬萊，家裡務農，是替人家做佃耕田，當時那個日本地主人很好，跟我們關係不錯，過年有甚麼東西就會送給我們；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是，日本人收的租金其實不會很重，甚至會比一般在本島的人收的輕。

  以前我沒有念到甚麼書，蓬萊公學校成立那段時間，我們家裡很窮，要牧牛、看牛，生活都來不及了，幾乎沒時間去上學。那個時後學校都教日本書，不是教漢文；老師雖然嚴格，卻很有禮貌。我在蓬萊的國語講習所讀過五十音，白天去上課的時候，同學都是十歲以下的小孩子，晚上就是年紀比較大白天要工作的人。

   但是光復後就沒有租土，沒有自由租了。那時候我差不多二十多歲，開始做苦工賺錢，做運搬工。老闆要我們到山上去搬運木材，有時候用扛的，有時候用原木拉，最遠還要到苗栗縣的山裡；雖然不會到很遠的地方去，但徒步運送還是相當辛苦。

　　那時候我也常常去仙山（位於苗栗獅潭鄉與南庄鄉的交界處，毗鄰南庄鄉蓬萊村）幫忙建廟、開廟會，我就是在那裏認識曾榮進的。曾榮進年紀大我們差不多五、六歲，不是南庄人，我也不知道他哪裡人，大概是獅潭鄉那邊的，那時候認識他就叫曾榮進，也沒有取甚麼綽號。他當時是扶鸞的人，讓神明附身寫出字，一個沙盤，一個筆，「蹦」的一直寫。他進神時我們在旁邊唱出來、寫下來。我們在一旁雖然站好久，但就是希望趕快讓廟建起來。

「根本就沒有民主」

　　後來，有天晚上，刑事組到地方派出所帶一個人來抓我們，說派出所有事需要我下山說明，我就坐上日本車一直被載竹南（警局）了。那時候和田美（舊名田尾）的那個彭木泉，還有彭柑耀他們同一個時間被載去。

   我看那個案情是這樣，曾榮進被抓去後，他供出來的名字就是彭化興、彭化祿。而彭化興跟彭化祿被抓走那時，我有聽到一點點消息，但是不曉得是甚麼事情，只知道是給抓走了。那個時候我根本一點知識都沒有，沒有危機感。刑事組的人還問他們還有認識甚麼人嗎、有甚麼關係嗎？可能彭化興兩兄弟講我，他們認識我，我們曾一起在田裡工作，還有講同在一起建廟那些人：彭木泉、彭柑耀，然後就叫我們去，我們就這樣糊里糊塗的來。

  其實那時候我跟曾榮進在仙山建廟相處的時間不是很久，廟弄好了，個人的生活就分開沒再一起了，後來他被抓走我也不知道。而且我們在仙山建廟那段時間根本沒有談甚麼，沒有人談起社會怎麼樣。被抓之前我也完全沒想過會出甚麼事情。

　　刑事組問話的是閩南人，他們講話的話我們也聽不懂，問一問就蓋手印。奇怪哩，沒有口供就一起帶開送走。我們都是這樣被抓的。我很討厭中國當時蔣介石的時候，他就按自己的意思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他都沒有講那些民主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會講民主。

在軍法處期間

　　我們被抓走後先在竹南住一個晚上，然後再到刑警總隊。在刑警總隊的時候，張燕梅1一出來放風常會來看我們，跟我們講「沒有幾天就可以回家了」。這時候她很樂觀，可能跟她丈夫當軍法官有關，她先生跟她說把事情都講清楚就沒事了，但不久後卻聽到她被槍斃的消息。

　　張燕梅的死對我們來說衝擊很大。張燕梅是同村的人（蓬萊村），她當時是國民學校的老師，是張燕萍的妹妹。張燕梅的家境比較富裕，有田給佃農種，生活比較好，我們做佃農的就辛苦多了！她曾經離開蓬萊去外面念書，光復後才回蓬萊當老師。誰也沒料到，張燕梅只因為一些事情沒有講清楚就被槍斃了。

　　在刑警總隊時，我跟黃逢開2關在同一個房間，他後來也被槍斃了，但是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對他被關進去時腳受重傷這件事印象深刻。黃逢開這個人很勇敢，聽說當時刑事組的人要去抓他，他還跑給他們追，因此才被槍打到腿下。

在火燒島的日子

　　不久之後，我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並轉往火燒島的新生訓導處。一開始，我被安排在第三中隊，後來又變過四隊，之後就一直在第四隊直到回家。那時候火燒島的青年軍很複雜，甚麼教書的，做醫生的大人物都有，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在那裏生活。這段期間國民黨就派教官拿那個三民主義、國父遺教這些書，教我們在那裏看，那目的就是讓你關起來五年的時間，有多少期刑就在那裏混日子啦。其實因為口音的關係，我們根本都聽不懂那些教官在講些什麼，但想想五年的時間也不要浪費，一天幾個字幾個字的，現在想起來，我可以看一點點漢字的時間，就是到火燒島的那五年。

   在火燒島的生活相對規律。每天就是上山去勞動，打發時間，不是砍材就是砍茅草，有些人身體比較弱的，我們就去幫他。其餘時間，很多人不是吃飽睡覺沒事情做，就是上山爬一爬這樣。

   我那時候有聽到本隊不少人被抓回去槍斃，被打小報告。實在是不值得這樣，現在這種事情（寫些東西）根本一點罪都沒有。後來政府還有補償，補我們五年花費的時間，一個小數目啦，給我們回來有生活費，補貼我們。

做夢都會怕起來

   這時代我就想不通，有人沒做甚麼事情就被關五年。政府可能懷疑這個人有沒有犯，又沒有判明就把人送進去，但有些人根本就不認識字，怎麼做這些事真是奇怪。他們就是沒有判明就把人送進去了。人抓進來連字都不會寫，這種人會做甚麼？我就是想不通。

　　白色恐怖，很恐怖啊！睡覺的時候有時候都會怕醒，作夢都會怕起來喔。那時候到那個軍法處看判決的條件，那個很窄的地方睡了三十多個人，睡覺都要緊縮著背貼背才能睡。那個時候實在受不了，總共有一個多月過這樣睡法。有時候有人早晨被叫出去，有時候傍晚被叫出去，那個被叫出去是被槍斃的。喔！那心裡非常恐怖，我們不曉得甚麼時候要被抓去槍斃都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晚一點的早晨，門一開叫幾個人名字出去就都沒有回來了……

　　現在那個馬場町，我們每年都有去秋祭給他們祈禱一次，實在很可憐哪。那裏挑了好幾個土堆。怎麼為什麼…...可憐啊！想不通。很可憐啊，他們都是認真打拚的人，希望社會變的好一點，不是做甚麼壞事，但是不很清白就這樣給他們殺掉了。想不通......想不通啊......

1根據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一〉安潔字第一八八三號」所載，張燕梅二十四歲，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的蓬萊國民學校教員。

2 根據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一〉安潔字第一七二九號」所載，黃逢銀二十七歲，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人，職業農工。1952年2月被捕，以死刑處分。

父後半生──訪黃昌祥老師之子黃穗德

◎政治二 許菡芸

「咫尺天涯／為何不見／此身已憔悴
我在流淚／我在流淚／沒人知道我……」

在我阿爸還在的時候

這是我在砲兵學校當兵時，聽到流淚的一首歌。那是民國五十二年，我二十二歲，收音機裡正播著美黛唱的〈意難忘〉，但這首情歌，卻讓我想到我那不再回來的阿爸，以及我們家在他被捕後一蹶不振的情景。

我阿爸以前是做老師的，在大河底這邊的大河國民學校當教導主任。當時在這個村裡，從日本內地留學回來的人，數起來不超過五根手指頭，他就是其中之一。能受日本教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阿公在日本時代還當過保甲書記，差不多等於現在的里長，因此大家都對他們很尊敬，小時後家裡朋友親戚往來也很熱絡。我阿姆和阿舅那邊也很有錢，家裡有兩三棟房產，因此，我們黃家可說是當時大河底數一數二的大戶。我說的都是真的，不相信可以去問問其他人。

我小時候已經終戰，國民政府渡海來接收臺灣。我阿公改到國民政府的水利會上班，當時我們家還住在水利會分配的大宿舍裡面，就在現在村裡郵局的後面一點，有一、兩百坪這麼大呢。那時我和幾個弟妹也都陸續進到阿爸的學校念書，雖然自己的阿爸是教導主任，可是他並沒有特別對我們比較好，不像一些人會偏袒自己人。我還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小學四年級要做操，隔壁同學故意把手揮過來打我，我阿爸沒看到，所以我也趁著換邊的時候回擊我同學，不巧卻被我阿爸看見了，狠狠打了我兩巴掌，叫我不可以欺負同學。我阿爸就是這樣一個嚴厲但是剛正的人。

黑與白不相容的年代

　　只可惜我和他相處的時間，真的太短了啊。我記得很清楚，就在我十歲那一年，民國四十年，我阿爸被警察帶走，同時被一起抓去的還有同校的徐老師、還有很多鄉公所的職員。徐老師被關了十幾年後，又轉來家裡；但我阿爸，卻在隔年三月，就被槍決了……

　　在我阿爸剛被抓去時，原本還有個朋友介紹說有人可以替他說情，很快就能放出來，我阿公給了人家八、九百塊，當時是可以買下好幾片田的高價，但我阿爸終究沒有回來，那些錢都給人騙去了。現在想想，再怎麼樣說情，被抓去之後還有可能沒事嗎？

後來我們才知道，阿爸被捕的罪名是組織讀書會。在牢裡他還有寫信來家，到今天我還好好地收著那幾封家書。我還很清楚地記得，信上我阿爸說有個獄友生病了，需要錢醫病，要我們寄五十塊過去給他。我阿爸，其實也是個很仁慈慷慨的人……我真的不懂，為什麼政府不容許別人說的和他們不一樣？你說白的可以，我說黑的你就要把我槍斃，為什麼可以這樣？我阿爸只是想的和他們不一樣而已啊！

「下層階級」的生活

在我阿爸去後，我們家便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本來我阿爸的薪水足夠讓我們一家老小過活，但他被抓後，我們家就只能仰賴我阿公在水利會的收入。原本的朋友親戚都因為我阿爸的事，不再和我們往來，也不敢對我們家伸出援手。那個時候大家都害怕被我阿爸的案子牽連進去。我阿姆也只好出去打零工貼補家計，她原本腳就不好，從小又是家裡疼著的，哪裡做過這些粗活？為了我和底下四個弟妹，還是只得咬著牙做。

我在竹南讀完初中之後，本來考上淡江英專，就是現在的淡江大學，同村只有我和另外一個姓羅的考上。那個時候初中哪有念什麼英文，都是後來自己念的。我記得當時考試還考了英文作文，當時的大學聯考都還沒有考這科哩，當時我還能硬著頭皮寫出來、還考上，也真不容易。只是學校一個學期的學費就要一千零五十元，這個數字我一輩子都記得，當時繳費單寄來家裡，我打開一看，就傻住了。我阿公一個月的薪水也才九百多塊，全部拿去給我繳學費都不夠，家裡大小難道都不用吃飯了嗎？我下面的弟妹讀書怎麼辦？我阿姆打零工也太辛苦了。只能看著別人有錢去念書，我只好到新竹的鄉公所找份臨時工作做。

可惜當時沒念到書，不然憑我的能力和我們家本來的情況，應該是可以讓我和幾個弟妹有很好的成就的。國民黨可惡就可惡在要把我們「趕盡殺絕」，怎麼說？就是要抓走你還不夠，還要讓你們家一輩子不能翻身，生活上不給你好，讓你們沉浮在下層階級，就不會去想一些反政府的事情了。我們家在我阿爸出事之後，就一直受到情治單位監視。只要發生大事情，他們就要叫我們寫「三百字」，就是報告書的意思。有時很莫名其妙，發生在高雄的事情，我們這邊怎麼可能有什麼聯絡？連我妹妹嫁人以後，警察還騷擾到她夫家去，真的是太過份了！

   所以，我後來覺得，經濟和教育都很重要，還好我幾個孩子都很爭氣，也有出國的，英文、法文都很好，但我們這一輩都是苦過來的，才有今天。

「外省人不是全都是壞人」

　　後來我陸陸續續做過很多工作，在鄉公所的臨時工作結束後，我當了兩年兵，第二年還在砲兵學校的衛兵司令部做事，那可是軍方的保防單位哩。退伍結婚之後，又幸運考上南庄鄉公所的正式職員。同時因為讀過一些書、語文能力不錯，我也幫人做過地下書記、還有朋友介紹我去煤礦廠當事務員。後來在我阿爸走了好一段時間後，風頭也過了，大家也明白我們家的困難，以前的舊識就介紹我大妹到我阿爸的學校當出納。總而言之，在我阿公腦溢血過世、阿姆也上了年紀之後，我為了撐起這個家，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

總地來說，我算是比較幸運，雖然在軍界和公務體系底下做事，但是並沒有被阻攔什麼。裡面的長官雖然外省人比較多，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很有偏見地看待我的出身。就像那個時候，鄉公所政風處有一個姓李的，也是外省人，我記得非常清楚他那時候可惡的嘴臉，說什麼我是「匪諜的兒子」、「思想有問題」，幸好他後來調職，新來的這個看了看我的資料，就把這些檔案都銷毀了，說：「爸爸怎麼樣，和兒子有什麼關係？」

　　不過，其他還有很多，像因為我在鄉公所工作，後來才知道我們家的戶口名簿也有被特別做上記號，後來也是那個新來的職員把記號消去，我們家才又重新混入其他人之中。我很感謝他。這些在軍公教服務的經驗，也讓我比其他受難者家屬看得更多、更廣一點。

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們這幾戶政治受難者家屬到現在還會彼此聯絡，像是我們家就和蕭老師他們家很要好，徐老師的兒子也很感謝我阿爸的教導，每年大年初一都來我們家拜年，稱我阿姆都稱「師娘」。也因為我在軍界和公務員體系底下工作，我比其他家屬有更多接觸這些事情的機會，對國民黨和情治單位的手段也了解比較深入。

先前在立法院也開過「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公聽會，在臺北，我也有去，那還是第一次聽到其他地方的家屬，說他們家的爸媽被抓去的故事，真的太慘了，聽到都會流眼淚。我們自己也有組織一個受難者家屬協會，每個月都會聚，但說要爭取什麼，難啊！我覺得沒什麼用。

前幾年大陸那邊，還招待我們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後代，組一團去大陸玩，都免費的。但我對國民黨現在這樣偏袒大陸人的政策還是很有意見，像是學費補助，為什麼只補助沒有繳稅的大陸人，卻不補助我們這些辛苦繳稅的臺灣人呢？現在的年輕學生，像你們，就應該要去爭取這樣的事情啊！畢竟，現在也不是戒嚴時代了，有什麼樣的意見，就應該要說出來、積極爭取才對！

1951──2012小鎮青年後設敘事

◎物理五 許哲韡

楔子

「本案被告蕭春進供認於民國三八年一月間經在逃之孫阿泉介紹在宋松財家參加朱毛幫吸收古滿興鐘鏞英二人領導徐鼎房黃昌祥擔任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南庄 分部南埔小組」組長開會討論吸收叛徒歪曲宣傳三七五減租並由在逃之宋松財指示購置武器以及受其交與之『光明報』『怎樣做共產黨員』等書刊轉付黃昌祥徐鼎房 閱讀等情不諱前後一致……確是被告蕭春進黃昌祥黃新玉為該叛亂組織中首要份子分別吸收他人共同集會圖謀不軌顯係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依法應 各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以昭鐧戒全部財產除各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併應沒收……    」

──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   (40) 安潔字第四七五八號

    泛黃斑駁的相片裡，面貌俊秀、兩頰有著深刻法令紋的青年，對著鏡頭露出了燦爛笑容，顯出一口白牙。

    這太有可能是張在那年代仍屬奢侈品的生活隨拍照了。那派自適，你想，若非你依稀辨識出青年的雙手，正被交纏軀體的繩索縛於身後；若不是青年的胸前正詭異地掛著寫有姓名的木牌，你總不會懷疑起自己的臆測。

    你旋即得知，這張照片是青年蕭春進於民國41年3月3日被槍決前，遺留世間的最後形象。霎時困惑了，關於一個正邁向死亡的人，該怎麼理解那份自適從何而來？ 你開始猜想，那笑容是否透露著更多你不理解的訊息？那是對過往的無怨無悔、是放下一切隨風散佚的解脫、還是理想必可延續的自信？

「砰！」 「砰！」  「砰！」

    槍聲響起，青年的軀體緩緩倒下，逐漸變得冰冷，你的提問似是永遠無解了，徒留一張張當時法庭文件來往的陳跡，與不知往何處尋的過往記憶。終年縈繞山村的歷史迷霧，何時才會散去呢？

小鎮青年

    那年，蕭春進33歲。生於大南埔的他，是家中長子。而蕭家為當地望族，在極盛時，若將村裡最肥沃、平整的田地分成四個「隴」（客家話ㄌㄤˇ，田塊之意），屬 於蕭家的部份就接近有兩個之多，可見其殷實。還不包括貧瘠的山田（客家話稱ㄧㄢ），和出產各種物資的山林地，也直接解釋了蕭家為何有經濟能力培養出數位留 日的菁英知識份子。1

    於日本取得獸醫學位後，蕭春進回到台灣，平時除了家業，也在田美國民學校擔任教員，如果偶然有人來請，也兼職作獸醫，這樣過著忙碌卻安穩的日子。平日相熟的朋友，則多是本地出身的知識份子，如黃昌祥2、徐鼎房3、古滿興4等人。

     

    在家庭方面，蕭春進之妻是當時頭份鎮長林爐之女，兩人結婚後育有五子。蕭春進雖沉默寡言，對兒子卻有種無法言說的身教，「他都沒講什麼，政治的話他不大會講。那時候小孩子嘛，每天都盼望爸爸回來，一回來就很高興，就跟他接東西接飯包，因為以前人都是帶著飯包盒去上班……」蕭正博回憶道：「有一次帶我去游泳，我們在河邊玩水，這印象我比較深刻。」

   

   事發當時，家中沒有任何人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甚至最親近的髮妻亦不知情。「我媽媽很錯愕啊！一輩子痛苦，常常會念起爸爸。」一直到現在，遺族記憶中都沒有確切的解答。

一夕之間

     民國40年代，教師是個清苦的職業，薪資之微薄甚至不如作工一週所得。以蕭春進的學識，擔任國校教師亦屬屈就；於是，民國40年6月他向田美國校辭了職，準備到苗栗崎頂的牧場，擔任專職獸醫。「這是他真正的職業嘛」蕭正博說。

     但就在6月9日動身赴任的前夜，意外發生了。「聽我媽講，他那時候在睡覺，半夜來抓，抓的時候，前面、周圍，很多阿兵哥在那裡，你要從圍牆跑也跑不掉。」蕭春進就這麼被抓了，事前沒有一點徵兆。當天睡在叔父房間5的蕭正博卻渾然不覺此事，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就此被大幅改寫。

     

     隔日清早，蕭正博母親背上仍在襁褓的老五，搭上往頭份的公車6，向擔任鎮長的父親求援。但困於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加以蕭春進所涉事關重大，即使林爐身為地方要人，依然無從幫起，甚至連關押何處都無法得知。當時也不敢與其他受難者家屬交換信息，像蕭正博與黃穗德7間，就從未相互詢問過對方父親受難的細節。

「（那時）天天都盼望父親有沒有回來，一天過一天…」，卻沒有一點消息，「連什麼時候死也不曉得，有一天他就通知你，什麼時候要來撿骨，才知道說死掉了。那時我祖父和我舅舅去，後來在台北六張犁那裡，那時候還有墓碑，撿回來，送到我們私下的靈骨塔。」

家道中落

     為了避免家族受牽累，蕭正博祖父以分家手段，將蕭春進一支切割開來，那時連門牌都換成蕭正博母親的名字。「大家怕啊，你講話人家都會緊張。」蕭正博話語裡滿滿的無奈。

     

    分家後，孤兒寡母分到位於山邊收成不好的一甲兩分地。當時蕭正博才小學四年級，家中沒有男丁，只得由蕭母一手撐起家計，生活頓時艱困起來。指向客廳懸掛的四代家族合照，蕭正博說「那就是我媽，現在91歲了。我沒有想到她會活到九十幾歲。」前前後後生過很多病的蕭母，身體一直不好，幾年前狀況差的時候甚至必須掛氧氣度日，肺部纖維化的關係。

    

    那是在蕭正博與大弟弟當兵時的事，因為家中人手不夠，曬穀子、蓋稻草那類的事，都必須由蕭母親手勞動。夏天曬穀要面對突來的西北雨，每每為了搶收穀子淋得一 身濕，得了感冒了又沒錢醫治，反覆幾次後便種下病因。相似的，最小的弟弟更早時罹患白喉，也因為沒有錢，只能眼睜睜看他夭折。

    

    如此境況更不用談唸書。蕭正博初中能夠畢業，還是靠外祖父暗中的接濟。平日的生活開銷即使省了又省，依然不夠溫飽，往往必須向堂哥的雜貨店賒帳。蕭正博描述那時「穀子一收成，一年兩期，他就知道你什麼時候割稻了，曬幾天就會好，他的布袋就拿來裝，家裡就沒剩多少。然後養的豬一定要賣給他，辛辛苦苦養大之後就賣給他，還債。」

     

    賒帳的情形頻繁了，人家也愈發不客氣。每逢過年，蕭母到雜貨店買豬肉「我媽媽很早去他店門口等，你要人家讓給你好豬肉根本也不可能，我媽媽常常會念，她說你那個小哥啊，我很早去割豬肉他都沒有給我，一直到天亮太陽出來了，好的給人家割去了，那三層肉割起來，給她拿一塊，那我媽也是，不得不，還是有可以吃就好，就這樣，每年都這樣過，過得很慘。」蕭正博說。

艱苦奮鬥

初中畢業後，蕭正博便開始工作貼補家用，他回憶到，當時能有份工作，還是靠外祖父的關係。因為頭份鎮長連任失利，他便與對手說「你選到了，我外孫的位子你要給我保住喔，他說他家裡很窮啊，沒有人賺錢。後來真的那個鎮長就把我位子保住」於是蕭正博開始在鎮公所的財政科，負責抄寫稅單，月薪300元，到民國50年當兵為止。

    退伍後才是艱苦的開始。那時幾乎每個公司機關都有人監控，如果身份特別，工作就特別不好找。於是蕭正博便跟表叔到煤礦上班，「我採煤礦採四個多月，差點給砸死掉，那真的是很苦呀，採煤礦在地層底下，一走就是半個鐘頭」短暫的礦工生涯後，蕭正博開始輾轉找些短期工作。一家人也搬離了大南埔，從頭份舅父家開始，搬了數個地方。最後到了竹北，也結了婚。

    到竹北是在大工廠上班，後來也順利退休了。蕭正博說自己實在幸運，當時工廠都設有所謂的安全室（黨軍政統治的延伸、白色恐怖的一環），但當初進公司時，卻沒有遇到什麼刁難。直到有一年，一個提前退休的竹北派出所所長空降到安全室主任的位子，蕭正博的日子就難過了：「他來了之後，就一直注意我，百般要找我麻煩。假使他比我早進去工廠的話，我絕對不可能被聘。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科長，我剛好在那聊天啊，他說他要找蕭正博。 我說你是誰，他就說你過來辦公室一下，竹北刑事組有兩個人要來找你，我說我到底是犯了什麼法？我是不是現行犯？我說我不理你啊，你有什麼皮條？結果就沒有去，他也沒有找我。那時候他就是這樣子找些麻煩給你，你心裡就會很不舒服啊」礙於情勢，蕭正博只能隱忍，無言的對抗著。

     麻煩不僅於此，那時還必須忍受警察常常到家中「戶口調查」。「像我們剛上來，六十年搬來這裡，那時候你一個禮拜喔，那個警察過來要戶口調查，他就會摩托車一直騎騎到這裡，大大方方到這裡來……隔壁大家都不曉得我們是怎樣，他一來的時候大家就看，ㄟ這一家，怎麼警察常常都會來這裡？」這樣的事件也成為夫妻爭吵的根源，「他真的影響到我太太。我說這個不是我做的事，我爸做的事你為什麼要這樣，我也沒辦法。」即使如此，對家庭的責任感支持著他繼續走下去。

     

     另一方面，解嚴前夕一波波「黨外」運動帶來的思想啟蒙與情緒抒發，也成為他生活的重要部份。他還記得經由工廠同事介紹，初次接觸到黨外雜誌時，從封閉思想裡掙脫的恍然。更由於刊物從政治思想到法律常識，無所不寫，對於政治犯家屬來說就格外實用。

     

     民國68年美麗島事件爆發，警察旋即上門要蕭正博寫300字短文，原因不言可喻。「我說為什麼要叫我寫三百個字？他說沒辦法，上面交代的，我說上面交代的喔，那他交代有沒有公文？我說你政府作什麼事情喔，上面一定有下令公文，你公文拿給我看，你叫我寫三百個字我就寫三百個字給你。他說沒有公文，我就說你這沒有公文那我不寫！」雖然到最後，蕭正博因為怕就讀師專的女兒受到牽累，還是寫了300字上繳，但從他亟欲言之的態度裡，並不難想見過去那些象徵性的抵抗，對他有多麼重要。

漸露曙光
   
         儘管偶爾會有衝突，蕭正博其實是個非常注重家庭的人，無論是對母親的感佩與不捨，或是對子女的拉拔與期待：「那時候我們真的過得很辛苦，所以說孩子呀，我一定要把他教育好」。他是欣慰的，三個孩子都有不錯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個個都擁有美滿的家庭，這是最重要的。
 
      「客家人掃墓的時間不是在清明節，而是在元宵節過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我們家本來也是這樣，現在都改成228那天了。」蕭正博說：「因為我爸這樣子死掉，228要交代一下子孫，阿公怎麼死的，要這樣延續下去。」或許，在持續的挖掘後，歷史將能夠慢慢逼近蕭春進那笑容所暗示的，那鑲嵌時代特殊性的答案。




1必須特別說明，其家族實力或可對比今日的小康中產階級，但想像其為一方豪富則並不恰當
2 大河國校教師，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處死刑
3 南埔國校教師，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處有期徒刑
4 南庄鄉公所文化股主任，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處有期徒刑
5 蕭正博叔父於竹南中學任教，常年住在學校宿舍，房間空出來了，蕭正博就去睡那裡。
6 無巧不巧，那時蕭春進的好友徐鼎房也在公車上，蕭母見到他，趕緊上前耳語說我先生被抓去了，那徐鼎房緊張起來，本來要搭到苗栗的，在三灣便匆匆下車，逃到山裡藏起來。其最後被國民黨用計誘捕，關押28年之久。
7 黃昌祥之子，與蕭春進自從小一起長大、現居大南埔

我永遠的お姉さん──訪張燕梅老師之弟張燕賢

◎人類二　林必修

   張燕梅于民國卅九一月間由在逃叛徒黎某吸收參加朱毛匪幫後於同年三月承黎匪之命吸收日進春加入其組織。又被告張義珍對於民國卅八年十月下旬由自首之胡錦華介 紹參加叛亂組織於卅九年二三月間承黎匪之命與被告張燕梅聯絡向其催繳自傳記負責領導工作。並於四十年十月卅日阻止被告張燕梅自首又參加開會數次討論發展組 織及推行工作等事實各自自白不諱並互相屬實且核與在苗栗縣警察局台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本部屢次供述筆錄。均相一致犯行明確以堪認定查被告張燕梅於參加盼論 組織後復吸收他人參加。被告張義珍於參加叛亂組織後催取被告張燕梅自傳並命其化名籍以保密復與其聯絡領導工作。查該被告雖曾自首但自首時仍保留其組織關係已不坦白，復於自首後阻止被告張燕梅自首，情節可惡，為使減輕綜核該被告等犯行均應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時行罪各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個沒收其財產。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一〉安潔字第一八八三號

   「我只叫她お姉さん（姊姊）」

張家共有九兄弟三姊妹，大姊張燕梅和張伯相差十二歲。「她是兄姊裡面最疼我，也最照顧我的的一位，家裡面我只叫她お姉さん（姊姊），其他哥哥姐姐我都直呼名字。」大姊是一位老師，任職於蓬萊國民學校。就在她23歲的那年，張家人的一生都因一場風暴而遭逢巨變。

猶記得，那日早晨，警察局的人同姊夫一起來家中找大姊，姊夫說警察想要了解一些事情，要帶回去警察局問，過兩天就可以回來了。於是，離產下女兒只隔42天的 大姊就被帶走了。彼時，他11歲，就讀國小六年級，下半學期將盡，沒有大姊的夏天，偶爾於清晨醒來時，總感到一陣刺骨的冷。大姊為什麼被抓走，他到現在仍 不明白，那是一個噤聲的年代，校園裡如此，家裡亦如此。爾後，迎接一個學制的結束，國小畢業旅行的地點竟是台北，這個城市既屬於繁華的紅，同時也是冷冽的白。他還試圖跑去找大姊，想看看大姊過得如何，縱使一眼也好，到底見到一面了嗎？說了什麼呢？這些問題縈繞在心中，卻未能問出口。他停頓了一會兒，才啟口說也有寫信給她。

         
         大姊最終在一年多後，回家了。彼時他的另外兩位姊姊在台北師專念書，姊姊們偕同去領骨灰；而後，她們就那樣抱著骨灰罈，在電影院裡坐了兩個小時，大姊和她們一起看完電影，又一起顛簸在車上兩小時，終於回到苗栗，回到蓬萊。像是感受到了訝異地眼神，他說唉，沒辦法啊，你說她們怎麼會這樣，覺得事情過去了嘛。

　　走過辛酸路
 

蓬萊村，原名紅毛村，國民政府改為蓬萊，位於苗栗南庄山區。走縣道124，從平地的頭份，漸漸要貼著山壁而行，才能到山林中迷霧濛漫的蓬萊，萬重山影，揭開 一層又是一層。這一帶人家早期多務農，沒地的人有些以挑木維生。張家過往擁有許多土地，日治時期租了一塊讓林務局當宿舍，國民政府時期又捐出另一塊建派出所。在幾十年前，逢年過節時所有的佃農都會做粿、做麻糬送上門來，數量之多，他們也只挑部分享用。三七五減租後，張家之地更是所剩無幾，經濟更為拮据。

現在回想起來，在泛著白色迷霧的那個時代，政府處心積慮要抓走一群有思想的人，像是律師、老師、醫生啦，這些菁英被關了之後，不必擔心有人再出來危害政權。 當然，除了菁英分子，那些只要有相關的人也不准漏掉，寧可錯殺一萬。像日進春，他是那種連家門都很少跨出去的人哪，怎麼也想不透他也被抓走。菁英們幾乎不 會回來，「我之前就開玩笑對彭柑耀說，你是礦工，所以國民黨放你回來啦。」在那個時候，做正職的和當兵的都會被調查。張伯說自己很幸運，在兵營裡面當收集情報的。好加在那時候資訊不流通，有一位和張媽同姓的警察來家裡問有的沒的，媽媽都說不知道。張伯有一位當教導主任的哥哥，他的同學也是教師，比他晚去受 訓，可是後來他同學一直往上升，當到了校長，「我哥哥照理說比較資深的呀，再怎麼當就只有教導主任，就因為他是「匪眷」。」十幾年來年張家都會有警察來查 戶口，他們每隔幾個月就來一次，「我有看過，他們填的那種單子，是兩個月要查一次的哩。」他不懂，大姐都被抓走了，為什麼還不願讓他們有寧靜的生活。

       張媽媽若是遇到彭化祿、彭化新的媽媽，一見面就又忍不住掉淚，她們都是失去女兒、兒子的甘苦人。大姊被抓走以後，沒了媽媽的小女孩由張媽媽照顧，那時候還沒有奶粉，都是用米磨成米漿，半夜就要爬起來磨，然後裝到熱水瓶去，很辛苦的，養孩大不易。大姊的女兒從小就要幫忙煮飯，她六歲開始上學，每天早上3、4 點起來燒柴，再用走的到南庄國小，當時沒有公車，路也是石頭路，來回要走16公里。讀完國中她本來不敢考高中，怕沒時間讀，後來姊夫讓她去補習，補了一年 以後去考頭城的復興工專，考上了就去念，五年後第一名畢業，姊夫當時高興得要命呢！
 
        紅毛村不大，哪家出事誰不知道？感謝上蒼，這幾十年來，張伯一家受到許多親朋好友地幫助。比如說劉克財就聘姊夫到他開的遠東電器公司去當營業部經理，因為姊夫在二二八那時候是台中的軍法官，有恩於劉克財。還有蓬萊國小的施校長，也是和爸爸交情好，張伯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姊姊是日治時代高等學校畢業的，還能到蓬萊國小當老師，也是因為他的幫忙。
 
       張伯痛心於現在關心這段歷史的人不多，除了他的兒子，和他那位當校長退休的哥哥跟他兒子，其他人都不聞不問，「看得很淡啦。我也知道有些人的爸爸被抓走， 他們後來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也就繼續支持國民黨啊。」即使這麼解釋著，他胸中那股抑鬱的不解卻不能消散，張伯眉頭緊皺著，不願多談那些人。

    回頭看那段台灣史
       
       張伯前不久去看一個位於苗栗頭屋的228民主紀念碑。先是姪子和另一位姐姐提到，他知道以後也叫兒子載他去看，第一次去不知道在哪，問旁邊孔廟的人，結果廟方一直撇清說這個紀念碑跟孔廟沒關係，他不禁感嘆，現在的人立場畫的鮮明，和對立的一方像是完全沒有對話的可能。偌大的螢幕上刻滿著人名，黃色的標楷字 體晃動著，彷彿下一秒它們就要融成看不清的霧，直撲面來。「你看，這是我大姐的名字──張燕梅」，過了一會兒鏡頭轉移到左上角，是黃穗德的爸爸──黃昌 祥，爾後又是一個似乎聽過又全然陌生的人名跳了出來，黃新玉，他以前曾來到蓬萊老家追求張伯大姊的同學，他們那時都叫他日本名，看到這碑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黃新玉，「啊那時看到這個才知道他後來也被槍斃了。」

這個紀念碑是一個叫胡海基的人有意要蓋的，聽說他是當時僥倖逃走，沒被抓去關，張伯後來遇到李喬，跟他說謝謝他寫那篇悼念文，他提到說那塊土地好像是胡海基的親戚捐出來的。「你們有機會也可以去這個紀念碑看看。我自己就去了兩次，以後可能還會再去。啊，總之，我今天很高興，看到像你們這樣關心台灣的年輕人，謝謝你們哪！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