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意識報: 6月 2012

各位讀者大家好，本期意識報帶來三個不同的專題，分別針對校內的清潔工、前陣子與校方風波不斷的農夫市集停辦與彎腰市集遷址事件，與對於紹興社區議題的追蹤報導。

生活在舒適的台大校園中，其實是許多勞動者辛勤工作的成果，清潔工就是其中一種；究竟他們跟校方、清潔公司的關係是甚麼？他們在現有的勞動關係下又面臨甚麼樣的困境呢？而農夫市集於今年二月停辦，引發小農和校方的衝突，隨之而來的彎腰市集停辦、後來於四月遷至寶藏巖，我們努力探究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與背後的關係。最後，從去年校慶典禮的抗議行動後，紹興社區的問題在校園內的曝光度有所提升，這一次的追蹤報導將包括近況回顧、學生與校方的行動等，我們希望將紹興社區的最新發展讓更多人所知曉。

最後，祝各位讀者能好好享受這難得的夏日時光，我們將在下學期繼續帶來更多精彩的報導。

◎社工三董昱

　　在台北市開發逐漸飽滿、土地價格水漲船高的今天，面對如紹興社區這樣的非列管眷村，無疑是個複雜且難解的歷史社會難題1。從歷史的經驗看來，紹興社區並非台北市唯一的非列管眷村；諸如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等「違建拆除」議題，都反映出台北市都市發展過程中，政府漠視人民居住需求所導致的後果。
　　如今，台大正站在一個歷史的交叉口前。我們必須用更貼近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看待紹興社區的議題，避免在「去」和「留」之間，形成不必要的對立和衝突。

紹興社區是什麼？

　　儘管看起來破舊狹小，紹興社區是一個「家」，是一個讓人們工作之餘得以喘息的住所。根據城鄉與相關系所學生組成的「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的調查結果，社區中的人們多有從事勞動條件較差的工作；這些工作的工時長、報酬低、風險也較高，卻又不可或缺，如：道路清潔隊員、公寓大樓保全等。再加上，這些工作的薪資，無法讓人們累積足夠負擔台北昂貴房價的財富。這時，紹興社區的房子，無疑成了這些人們的唯一選擇。只有在這裡，人們可以獲得身心靈的喘息，然後繼續為這座城市付出他們的勞動。
　　其次，紹興社區是一個「社區」，是一張綿密的社會安全網絡。由於社區內的房屋多屬低矮平房，人們有許多見面的機會；久而久之，鄰居與鄰居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支持的生態。由於距離相近、加上彼此孰悉，每一位社區的居民都是社區中最值得信賴的保全。對於社區中的陌生人可以提高警覺；對於突發災害，居民永遠可以是第一時間伸出援手的人；對於老人家而言，由於彼此熟悉作息，鄰居是最好的照顧者，可以預防意外的發生。此外，鄰居也基於情感提供了重要卻免費的服務，如：修理水電，這些服務可能也降低了居民的開銷，減輕生活的經濟壓力。
　　最後，紹興社區是台北這座城市的一部分，是不能任意割捨的。過去這些移民的勞動貢獻了城市的經濟起飛，如今則由於長時間的互動，紹興社區逐漸與其附近的人們，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的有機生態。舉例而言，社區中的印章刻印店，是周圍地區唯一提供刻印章服務的商家，由於印章刻印利潤較低，難以負擔台北的高價房租，這時紹興社區的住屋就成了最佳選項；另一方面，紹興社區的居民也承擔了附近許多大樓的保全或清潔工作，由於工作地點和住家的位置彼此鄰近，社區居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成效，建立社區與周圍地區信賴的橋樑。

結語

　　如今，當台大校方在處理校地利用問題時，更不應忽視社區的生活脈絡。過去公家機關在面對如紹興社區這樣的違建戶，多採用補償金的方式；或者將弱勢的居民「集體發包」給相關的社會福利機構。這種忽略實際生活方式，直接剝奪人群生存環境的做法，只會讓弱勢更為弱勢，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身處於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從校地利用的角度看來，紹興社區的低容積率無疑是一種浪費，校方積極想要回收校地的意圖，其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何在高房價的台北地區生存，紹興社區的居民也同樣為這個問題苦惱著。紹興社區的未來仍然是未知的，但唯一確定的是，紹興社區未來的安置與處理，不只關係到紹興的居民，更是台灣所有待解的非列管眷村難題未來的一抹寫照。

八十台大尚在學步——訴訟案與紹興社區

◎化工三曾稚驊

　　從前年八月收到律師信函、去年五月收到民事法庭通知書，紹興社區到現在已經過了接近兩個寒暑，居民與自救會不斷地在法律訴訟中斡旋，從台大明確要求紹興社區居民「拆屋還地、賠償金錢」，到現在透過城鄉所所長黃麗玲教授，與社研所、城鄉所學生組成之紹興社區安置方案規畫小組的努力下，希望能為紹興社區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法，而不是透過法律訴訟的程序，造成全盤皆輸的局面。

學校與學生的立場

　　校方在訴訟中的立場慢慢在轉變，從一開始堅持訴訟、拆屋還地，到長期溝通與輿論壓力下慢慢地態度軟化，開始較多與居民的溝通，而不只是透過城鄉所或其他第三方與專業力量介入；但是校方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承諾將合意停止訴訟，主要因素便是校方的委任律師團隊堅持判決後仍有五年的時間才會進行強制執行，用這時間再進行協調即可。誠然，校方律師的判斷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但是訴訟不但將造成居民在精神上莫大的壓力，而且更是在溝通中造成互不信任的毒藥。
　　而相較於校方立場游移，學生、尤其是參與在安置小組計畫中的城鄉所與社研所學生，態度就相當明確：希望透過提出完整的安置計畫，來幫助臺大、紹興社區與學生共同找出一條多贏的路，盡量避免訴訟程序造成無論是對台大的校譽、對紹興社區居民的拆遷等傷害。

到底誰才是居民？

　　紹興社區的訴訟案分成十一股進行，即由十一個法官分別進行審理。部分進度較快者已丈量且接近達成判決，因此策略上不斷希望能延緩而爭取更多時間與校方溝通。紹興社區從去年抗爭時，提出的一個最根本的訴求就是暫停訴訟，在法律上為「合意停止訴訟」，指原告與被告在雙方同意下暫停四個月的訴訟，最多可延長一次，在此過程中進行協調，若是談判破裂則最後可再重啟法律程序，對台大權益並無損害。
　　在多次與校方交涉之後，目前的緊張情勢相較於校慶典禮當時已緩和了一些，但是許多難題才漸漸出現。紹興居民並不是同質的，其中包括了現住戶、租戶、建商收購戶等，面對訴訟時，又更加增添了處理的難度；尤其是在目前法律訴訟的緊張程度較為降低時，這些問題更是變得明顯。目前現有的一百三十六個門牌中，有三十五戶為建商收購戶，與學校交涉提出合意停止訴訟時，目前在校方、城鄉所、居民的共識是希望能處理成對於現住戶的暫停，而將建商收購戶排除在外。
　　另一個在訴訟壓力暫緩後浮現出來的是租戶的問題：事實上，租戶一直都是台灣都更與舊有違建拆遷案例中最缺乏保障的一方。在台灣的都更安置方案中，租戶沒有獲得安置的權利，因此也導致了諸如十四、十五號公園中租戶的自殺悲劇。但其實以鄰近的國家為例，在韓國等地，租戶是有被安置的權利的，這方面相當值得台灣做為借鏡；紹興社區中目前約有三十餘戶租戶，佔現住戶兩到三成，比例不少，其中也不乏弱勢者，因此在處理上更應該思考如何在面對房屋所有權與使用權人的爭議下，進行最符合公平正義的安置計畫。

　　法律訴訟其實一直都是紹興社區處理方案中的下下策，不僅沒有正視整體非列管眷村的問題，在現實上資源極度不對等的情況對居民的迫害，更是對社區住戶帶來莫大的心理壓力。法律作為紹興社區的處理方式中，對於台大而言最直接好走的一條路，但同時它也是對於整體而言最差的一條路；若是未來校方正式同意暫停訴訟，開始朝向安置方案進行，雖然會遇上更多的挑戰與難題待解決，但這些努力才是真正指向問題核心。面對紹興社區的安置問題，不應只讓學生與教授費盡心神，校方必須拿出更多的誠意，在資源與能力上盡最大的協助，才是真正面對、解決問題的態度：暫停訴訟只是一切努力的第一步。

專案小組的進度與方向

◎社會一　方品智
　　上學期末的校務會議上，學生會提議成立紹興社區的專案處理小組，沉寂已久的會場登時多了點鬧意。而經過各席代表的論辯、折衝，「仁愛路、紹興南街口校地佔用專案小組」便正式成立了。委員包括總務處、醫學院、城鄉所、學生會，以及其他相關專業背景的教授。
　　小組的工作方向在往後幾次會議才慢慢確定下來。該次校務會議上，總務處、醫學院和部分代表對於學生所提出的「合意停止訴訟」與安置，都抱持保留的態度，最後合意停止訴訟的提案也並沒有被採納。
　　但是安置計畫仍然不斷努力推行。在安置部分，城鄉所黃麗玲老師扮演了重要的推手，一方面她對於違章建築、社會住宅有專業上的理解，另一方面她更帶領城鄉所學生於寒假時進行調查，有助於校方瞭解社區的歷史與現況。
　　後來的小組會議中，校方也逐漸釋出善意，包括讓居民列席參與會議，也較之前更能接受安置措施，雖然來的遲了些，也不是真正的平等對談，但是至少是有一些進步的。不過這個方向還不是明確的決議，還需要小組內更多的溝通協調。而小組有了具體方向後，將要面對更專業、更複雜的細節問題。總而言之，台大與紹興社區還要並肩走上一段路。

創造溝通的管道──學生在紹興社區的行動

◎中文一　劉均

　　紹興社區議題發展至今，校方已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作為學生表達意見的窗口；然而在面對紹興居民時，學生卻仍缺乏直接與個別居民的溝通管道。為了讓資訊和意見可以更為流通，關心紹興社區的學生們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

　　最初，學生最常接觸的紹興居民是自救會裡的幹部。為了與所有住在紹興的居民有接觸、了解所有人的意見，同時也是為了為社區訪調做暖身，在今年一月，訪調的前幾個禮拜，學生開張了台大茶鋪，由社區自救會提供茶水與桌椅，週一到五每天固定時段由學生在自救會門口的茶鋪服務。不過由於冬天陰雨綿綿，再加上居民活動空間不一定在自救會前，因此成效並不是很好。

　　為了改善這些問題，社區訪調後的台大茶鋪第二代──社區工作站，就不再限於在固定地點，而是採取游擊式的方式，配合居民的空間生活習慣，看到居民聚集的地方就主動上前攀談，了解他們對未來安置的想像，也把學生接收到的資訊傳遞給社區參考，更希望積極一步形成即興的公共討論。

　　為了達到公共討論的目的，除了既有的工作站之外，學生也透過工作坊和社區報的方式，企圖為社區帶入更多的資訊。三月初，學生們在社區舉辦了一整天的工作坊，與居民更為深入的探論未來安置的可能方向、以及這些做法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使得問題的層次，從「可不可以安置」提升到「希望怎麼安置」。到了四月中，「哈囉紹興」社區報發行，其中內容以社區生活大小事為主；此外，這份社區報也用來回答居民疑惑的平台，提供與議題相關的法律知識。

　　以上各式各樣的行動的目的除了嘗試與居民形成公共討論之外，也是學生表達對居民尊重的一種方法。紹興社區約有一百二十餘戶人家，不一定每位都會去自救會開會聽取最新狀況，消息的傳播更多是依靠平常哈啦時的口耳相傳，因此學生就同樣靠哈啦的方法，讓居民知道學生做了什麼行動。

　　長期關心紹興社區議題的學生林彥彤說：「說穿了，我們不住在紹興，紹興被拆我們也不會怎麼樣，但當我們幫他們同時告訴居民我們在做什麼時，並不是我們自認是來幫忙的人，而是當我們預設自己要盡量貼近他們的聲音在說話的時候，自然就有責任不能夠僅僅把事情往我們想要的方向推，而是希望這東西符合居民的需求，讓他們知道事情是確切有在進行。這是尊重。」

寫在抗爭之後──簡報紹興社區議題進度與近況

◎中文一劉均

　　從紹興社區的居民組成自救會起，已經跨過兩個年頭了，而對為紹興抗爭的學生來說，從去年11月在校慶上舉白布條算起，不過約短短半年。但不管是對紹興居民們還是對學生來說，這半年的時間裡可以說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並不輕鬆。

校慶到校務會議

　　校慶時撤銷訴訟和對等協商的訴求並未獲得校方明確的回應，為了讓紹興的議題持續延燒，學生發起「台大推土機，紹興社區何處去」的聯署、在臉書City Face上更新最新動態並撰寫居民的小故事、製作宣傳文宣在校內發放、紹興週時面對面與學生解釋為何社區不能拆、園遊會上邀請學生傾聽居民為何住在紹興、在校內舉辦多場說明會、與教授一個個面談請求建議和支持等等，而在今年一月，學生會在校務會議上，提案按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與社區居民合意停止（白話來說就是暫停）訴訟，並擴大既有專案委員會的成員，納入建議名單上的專業與學生代表。結果，合意停止訴訟的提案未通過，名單則是只將建議名單中的城鄉所所長黃麗玲、學生會長鄭明哲以及學代會議長加入到專案委員會中。雖然與學生預期有落差，但這是第一次學生和居民有機會在體制內的管道中尋求解決方案。

寒假的社會與空間調查

　　學校認為居民違法佔地，但對於社區情況完全不了解。因此，醫學院請城鄉所進行調查，經過慎重考慮後，由城鄉所與其他關心社區的學生們於今年一月成立「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在社區密集地做訪問調查和基地調查，了瞭解居民住在紹興的原由與平日生活經濟狀況，最後的成果──紹興社區安置報告書於五月完成，並已經在委員會上報告。
　　利用課業壓力較輕的寒假時間，安置小組訪員們挨家挨戶地叩門打招呼、約方便的拜訪時間、與居民進行一到三小時的訪調，並在事後整理成田野筆記與逐字稿。紹興社區是台北市中靜謐的角落，貓咪在圍牆上打瞌睡、鳥兒群聚在日式宿舍大樹的枝枒上，但學生在社區內訪調的那幾個禮拜，居民笑稱社區變得好熱鬧：「出門散步看到的台大學生比社區的人還要多」；自救會辦公室兼自救會主委黃樹樑家的客廳平常就是居民聊天的場所，訪調時則成了學生的臨時基地，天天都有學生來報到，有時與居民喝茶聊天順便交換最新現況、有時抱著筆電努力趕打逐字稿、或者整天下來拜訪了太多戶人家有點倦怠，趴在桌上小眠。

　　盡管多數主流媒體在報導校慶抗議事件時，大多把焦點集中在五個不尊重而非報導紹興社區的議題，但對紹興這樣的小社區來說，自己卻彷彿被打上聚光燈成為矚目焦點，律師、建商、紀錄片導演、媒體記者、政治人物、各校學生、藝術家等等……各式各樣的人抱著各式各樣的目的陸陸續續來到社區。有些居民對來訪的人訴苦關於台大的不公不義，不顧一切地向外發聲；有時在訪調的過程中，與其是說是調查，學生反而像是在扮演傾聽的角色，傾聽一年多以來居民的不解和不安。
　　台大可供居民不解和不安的地方太多了：提告撕碎了兩方的信任，加上台大始終未明確表示對紹興的處理方法，學校曖昧不明的態度使得雙方信任感始終難以建立。但別無選擇的，居民仍然必須努力爭取與台大平等協商，學生的出現是一種與學校溝通的可能，因此在眾多來到社區的人之中，介於居民與台大之間的台大學生的位置儘管常微妙。諷刺的是，僅管努力，學生只能向居民保證會努力將事情朝向安置發展。5月底開始，學校終於與居民正面溝通合意停止訴訟相關事宜，雖然是難得的一步，但離安置還有非常長的路要走。紹興社區安置報告書是居民提供個人資料的信任，加上學生近四個月的心血組合而成，學校會不會用、怎麼用，大家都在看。

紹興社區事件年表

整理者：中文一　劉均

2010-7 紹興社區拆遷自救會成立

2010-8 台大學生開始進入紹興
2011-3-22 第一次立院協調會（立委翁金珠主持）。
台大露面，聲明土地必須收回，但沒提出具體規劃

2011-5 台大向居民提起告訴

2011-8 南藝大教授林暉鈞舉辦「紹興之聲」音樂會

2011-11-16台大校慶。學生抗議引起社會關注

2011-11-22第二次立院協調會（立委陳瑩主持）。居民提出停止訴訟、開啟協商窗口、

在不流失校地前提下保障居住權的訴求，台大代表聲稱無法做決定必須

「帶回討論」

2011-12 台大茶鋪在自救會門前開張
2012-12-25居民舉辦紹興社區感恩餐會，邀請學生參加

2012-1 工作站取代台大茶鋪，在社區開始運作至今

2012-1-7 台大校務會議。學生會長鄭明哲提案建請學校與社區居民合意停止訴訟，
並按建議名單組織專案委員會處理校地，但未通過。

2012-1~2 城鄉與相關系所學生組成「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進入社區了解

居民生活狀況

2012-3-11 紹興社區安置方案研究小組與自救會舉辦工作坊，討論初步安置方案
2012-4-15《哈囉紹興》社區報在社區內發行
2012-5-1 學校准許居民列席規劃委員會

2012-5-28 學生在台大舉辦紹興週

※本表製作參考《哈囉紹興》創刊號

不歡而散的悲劇──消逝的台大有機農夫市集

◎人類三黃得城

　　當台大有機農夫市集在2011年五月份正式開始營運時，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想過，這個被視為是有機農業發展重要里程碑的市集，在短短一年的曇花一現便瓦解冰消了。不論對於學校、農場、有機小農乃至於消費者，這樣一個平台的結束都稱不上是一個善終的結局；而有機農夫市集的消失，不僅僅是一個失敗的合作案例，更反映出各行動者間的不協調，對計畫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經過了幾個月的運作後，台大農場方面認為該市集的運作，不僅使其在人力與器材設備上增加額外支出，同時也屆年底的計畫年度結算；在召開了院內會議討論後，遂決議將市集的地點移往舟山路上，將原本的農場小路收回。整起事件的導火線便在於台大農場提出的更換地點方案不為農民所接受，雙方不歡而散，同時雙方間諸多矛盾亦一併爆發，而造成現今的僵局。

替代方案：衝突導火線

　　暫且撇開後續農場人員與農戶間的紛紛擾擾，當農學院與農場內部直接決議將地點改往舟山路，並僅有行文各地農會已通知農戶時，接下來的衝突早已難以避免。一方面，替代方案並不僅僅是代表需要酌收金錢，攤位減少對於農戶來說更是難以接受；另一方面由原本二十多攤的空間減為六到八攤的空間，規模招攬客人的能力不復以往，能夠擺設的農戶勢必更少，假若採取上下午輪流排班的方式，對於農戶而言、特別是來自南部或東部的農戶，短時間的擺攤最多只能與前來台北的成本打平，更不用說不穩定的天氣與增加的租金。一個市集之所以為市集，乃因其規模足以招攬人群；而當地點變動且攤位減少，市集的規模不斷減縮，其實已難以市集自稱。

　　誠然，有機農夫市集的用地是屬農場，在法源上毫無問題；然而應當認知的是，一個市集的運作並不僅是承辦的農場本身，農戶與贊助的農糧署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應當被被正視的，更應力求各方的關係均等。因此，當此單方面的決策出現時，代表決策的一方顯然未能認知到市集中多向的合作關係，而只以租用關係討論之，這是往後類似的合作案所需要審慎思考的。

　　然而，地點的更改實際上只是眾多問題較為明顯的一項，農場與農戶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止於此。例如在一月七日、八日兩日，曾有桃園縣農會推展的椪風茶前來農場辦公室旁的停車場旁做簡短的設攤、展示；然而，該茶並非有機產品，也未經過有機認證，因此不免引起農戶反彈，質疑其有魚目混珠之嫌。對此，農場方面固然堅持設攤與有機農夫市集的區塊不同，但兩造間的嫌隙更甚。另外，在許多爭議如踐踏花草與過度使用導致廁所髒亂等，兩方的說辭不盡相同，也因此發生齟齬。

終曲：夭折的幼子？

　　綜觀整個有機農夫市集事件的發生，必須注意的是學校、農學院與台大農場處於十分模糊的位置。事實上，雖然有機農夫市集為陳保基前院長大力支持下所推展的政績，然而農學院內部並非均質，對於興辦台大史上未有的市集可以說意見分歧。該政策期望能夠提振台灣有機農業，畢竟立意良善，因此對人手與資源不甚寬裕的農場來說，受命承辦也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為；唯其在立場上無法全然支持，對於需要長期支持的市集亦無所規劃，因此在年底後不再向農委會提報計畫申請經費。而學校一直以來將此事務細節交付農學院、農場處理，也未有打算介入，僅僅是批准，致使其在立場上與前兩者不甚同調，也造成態度上的曖昧不明。

　　然而不論行政單位的立場與處理方式為何，台大有機農夫市集與眾多農戶的氣憤與無奈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不論是艱苦無人問的草創時期，抑或後來的廣受注目，通過有機認證的農民們受農場所託，不論炎炎夏日、或風雨交加，仍不計成本的前來台大設攤，卻在過年後赫然發現平日擺攤的地點已無空位，其憤怒不難以想像；更有農民在市集草草結束後憤然表示其生產計畫受此影響而虧損連連，由此可見政策影響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除此之外，農場與農學院內對於續辦市集雖然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然而其所堅持的轉移地點方案卻無法消除農民的疑慮，也始終未修改，自此陷入僵局。

　　經過了一連串的協商以及抗爭後，短時間內要在台大看到有機農夫市集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即便農學院方仍持續與學校討論後續事宜，然而校方在事件見報後態度轉向保留，目前看似不甚樂觀；至於農民方面，許多人在經歷過一連串的打擊以及與行政系統間不甚愉快的互動後，早已興致缺缺，至此，台大有機農夫市集可以說曲終人散。

身土不二的反省、態度與自許──彎腰農夫市集從台大到寶藏巖

◎生傳三廖翊筌

彎腰耕耘是農夫面對作物、天與地的謙卑，
而領受天地與農友餵養恩澤的我們，彎腰學習土地的包容，與農夫的踏實。
彎腰是一份反省，讓我們學習對環境謙卑，與自然萬物共生共存；
彎腰是一種態度，讓我們直接購買、在地消費、享用當季、支持小農、保護環境；
彎腰是一股自許，讓我們重新「從心」認識農業、土地、食物與你我的關係。

每月的第三個周日，彎腰與您相約寶藏巖，讓我們一起展現綠色消費的力量。
Let’s bow in gratitude to land, nature and farmers! ── 彎腰農夫市集

彎腰起源

　　「彎腰」源自於一群關心土地與生活的人，藉由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呼籲人們反思自身與土地的關係，更在偶然機運中撮合。2009年，有機農業促進會在台大舉辦有機農業嘉年華，隔年，延續著前一年的精神，彎腰生活節正式開辦，並規劃了一系列的活動，如以農業、土地、食物與社會的關係為主題的講座，和強調自然與真誠的音樂會，與記錄農友堅持耕作的紀錄片放映會，以及各地友善小農相互交流的彎腰農夫市集。

　　在第一年的有機農業嘉年華當中（彎腰生活節前身，台灣農村陣線僅是裡頭的一個小攤位，隔年則躍居關鍵角色。接著在第三年，因襲著彎腰生活節對於農業、土地與生活關懷的精神，並看見市集對於缺乏產銷管道的小農的實質幫助，2011年9月彎腰農夫市集開辦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與台大穀雨社一同執行，浩然基金會支持，並以一個月為頻率，固定開設的常態市集，也期許在未來能夠作為一個獨立市集長遠經營。

彎腰在台大

　　彎腰農夫市集在前往寶藏巖以前，原本於臺大農業陳列館前的蒲葵道上舉辦，由彎腰市集與台大榖雨社合辦。然而，除場地租借外，校方並未協助活動其他事項。因此不論是棚子、環境清潔皆需由市集本身來擔負。2012年2月，校方提出對於農產品與食品品質的疑慮，以擔心攤商良莠不齊、營利問題為由，未能同意場地出借。

　　過去舉辦彎腰生活節時，校方對於活動僅只是強調清潔、行政作業等枝微末節的事，並不會質疑農產品內容，甚至要求審核。而如今校方質疑販售產品的品質與安全，並以營利問題為由駁回，與校方租借場地給動漫展、演唱會收取場地租金的營利行為有所矛盾。同時，也未曾發生如對於動漫展內部販售的商品提出疑慮、要求審核，並駁回計畫申請書的情形。所發生的種種，也不免讓人推測彎腰農夫市集的停辦或許受到有機農夫市集風波之影響。

彎腰遷到寶藏巖

　　臺大校園假日觀光遊客多，前來的人潮通常具有較強的消費能力，與較強的有機、環保意識，有助於小農、有機農產的推廣。相較寶藏巖，地點進入方式相對隱蔽，也較少人知曉，台大實為附近一帶舉辦農夫市集的的最佳空間。但因臺大回絕申請書，而租不到場地的彎腰農夫市集，最終也在今年的三月時十八號再度開辦了。

　　在寶藏巖的銷量，不若過去在台大擺攤時多，人潮也相對的少，前來的民眾也多為年輕族群。然而，卻使彎腰市集得以與社區結合，如菜園導覽的活動，使生產者與消費者有更多的互動。對於市集本身，農友與工作人員有固定的聚會，一同共食，交流農業與社區結合的種種想法。彎腰農夫市集會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在寶藏巖擺攤，也希望大眾對於從各地前來的友善耕作小農有所支持，希望從農友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了解農業和食物，也使人們對於環境更加了解。

農夫市集事件始末

◎中文一劉均

經陳保基院長大力推動，一百年五月台大有機農夫市集正式開辦，每週在農場鄉間小路舉辦。同年九月，因襲著彎腰生活節理念的彎腰農夫市集開辦了，由台灣農村陣線和台大穀雨社執行，每月固定在台大蒲葵道熱熱鬧鬧舉辦一次。

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有機農夫市集和彎腰農夫市集就相繼停辦了。電視新聞上可以看見警察圍著攤販、原本攤位被傾倒土堆的畫面，但我們很難看出停辦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消費者來了、農夫賺到錢、台大賺到美名，看似一帆風順的市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陳保基院長（現任農委會主委）的時候，看到中興大學做有機農夫市集，於是他就說台大也要辦一個！」農場負責人張育森說，「為了找願意參加的農夫，打了三百多通電話，一個個拜託人家來。」最後終於有三十八戶農夫參加，於是台大有機農夫市集在民國一百年五月二十八號正式開張了，固定於每周六下午兩點到六點在台大農場旁的鄉間小路舉辦。最初的生意並不是很好，但藉著消費者的口耳相傳，九月初有機農夫市集吸引到一群固定顧客，生意漸漸有起色。

　　陳保基卸任後，八月徐源泰和張育森分別接任農場場長與副場長，副場長為實際場務執行，張育森辦農夫市集時，新接任的總務股股長向他反映與農夫合作不愉快。農夫認為市集的農夫自治會應該可以看農委會補助有多少、用在哪裡，並主張應該把補助花在協助宣傳農夫市集或天事項黑後點亮路燈等上面，但張育森表示已將經費花在週六加班費和清潔費身上，並說：「農委會補助就像是導師津貼，導師津貼的目的不是拿來花在學生身上的。」他覺得申請農委會計畫的經費，使得學校在市集中比較沒有主導權，再來市集運行的規則和溝通管道都混沌不明，於是在校內的會議中，學校決定不再申請農委會的補助，並預計一月延辦、月底結束有機農夫市集、二月重新招募、三月重新辦新市集，而後再將決議內容於一月三至五號時寄給農委會，再寄各個農民，告訴他們原則續辦、做法調整，並將地點移至舟山路農產品銷售中心，設置三到六個帳篷一個攤位一天兩千塊的租金，上午一千下午一千。

　　農民對這樣的變動並不滿意，稱攤位太少而租金太貴，迦南農場的余先生說：「一個攤位兩千塊，我們要賣到六千塊才能打平，葉菜類的話要一百八十包，水果攤則要六十盒切好的鳳梨。」這還不包括油錢、過路費、停車費等等，農夫認為這種條件分明是要趕他們走。七號農委會主持的協調會上，雙方沒做出任何共識，不歡而散，同時總務股股長與自治會長關係不好、溝通不良，因此農夫和學校也就斷了聯繫。

　　二月四號依然有部分農民來鄉間小路擺攤，卻發現原攤位上推著土堆，看板上有機農夫市集的字被覆蓋掉，海報也被撤換，同時也連絡不上學校行政人員，於是農夫到行政大樓抗議，被校警制止，雙方氣氛緊張，前前後後農夫抗爭了四次，重複上演著農夫與校警對峙的戲碼，互相拍照蒐證、站在攤位前成人牆阻擋交易、校警直接把農產品搬上車，大小衝突不斷，直到最後一次校警隊隊長請學校出面，張育森才與農民談話，說服他們結束抗爭，並承諾會像學校努力爭取辦市集，整件事情才告一段落。

　　張育森表示，新的市集不一定會承襲「有機」的概念，且不會向政府申請計畫，但在經過抗爭事件後，校方對市集依然有疑慮，因此新市集是否辦得成，學校內部還需要溝通協調。另方面，農委會雖然承諾幫助農夫們找新的市集場地，但這過程並不順利，目前還找不到新的場地，而農民也難以對台大重辦市集抱持著期望了。

　　台大有機農夫市集，毫無疑問是失敗了，有沒有可能辦二代市集，於校內失敗經驗使得校方對市集抱著消極的態度，於校外台大的招牌則不再那麼金閃耀人。要如何將過往失敗的經驗轉成未來成功的契機，這就要看學校的智慧與用心了。

正視校內清潔工的困境

◎電機三蔡秉璁

　　或許我們都曾在校園內某處瞥見手提水桶、身穿背心的清潔人員，甚至可能有過在走進廁所時差點與阿姨撞個正著的經驗，當然也可能並不曾看見或從沒有注意。但我們大概都能同意清潔是件辛苦而不簡單的工作，然而這個「辛苦而不簡單」的註腳只是個抽象的形容詞，我們是否能進一步去勾勒清潔工作與清潔人員那模糊不清的面貌呢？

　　校園內的清潔人員面對的困境主要有二。其一是清潔工作本身的特殊性，來自人們的使用習慣、空間本身的形態以及人們對於「乾淨的環境」的想像。其二則是勞務採購制度，一種相似於人力派遣的制度，即現今台大校園內的清潔人員並非由校方聘任，而是將各區域清潔工作劃分為各項標案，委由清潔公司投標、聘用清潔人員處理。

　　在上述這兩個脈絡之下，校園內清潔人員面臨的困境主要有薪資低落、工時過長、工時被動彈性化、缺乏穩定性、沒有申訴管道乃至同學及其他使用者習慣不佳等。以下將簡明扼要描述以上各種困境，並粗略分析其形成的因素與結構。

低廉的薪資

　　對於清潔人員來說，最為難熬的困境便是薪資低落。舉例來說，校內廁所清潔人員的平均月薪約在兩萬二到兩萬五之間，而這已是相對較好的待遇，月薪不滿兩萬者大有所在。

　　清潔人員的低薪除了因為清潔工作長期被視為低技術的底層工作，更重要的是勞務採購制度的影響。由於台大每年編列於清潔工作的預算差異不大，改採外包之後，經過清潔公司的轉手後，清潔人員實際領取的薪資便不得不減少。

　　此變動並不盡然會反映在月薪上，但相對於現今少數台大直接聘用的清潔人員或工友，勞務採購制度下的清潔人員往往沒有年終獎金、各類職工福利，乃至超時工作的加班費。更嚴重的是，在一年一約的勞務採購制度下，每年更換清潔公司導致清潔人員無法累積年資，因此薪資幾無成長的可能。

　　除此之外，清潔人員社經背景普遍較低。許多清潔人員往往是原籍中國的新移民配偶或單親母親等求職市場的弱勢者，他們的家庭更可能因各種因素而極端仰賴其收入，因此低薪影響的不僅是工作者本身，更導致家庭難以向上層社會流動，幾乎可視為惡性循環。

常態的超時工作

　　所有被視為底層、地位低落的工作皆具備有低薪資、長工時的特性，而台大校園內的清潔人員也不例外。因此除低薪資之外，清潔人員們面對的第二個困境無疑地便是超時工作。

　　超時工作的主因可以歸於清潔工作本身及其在校園內的特殊性。首先，「乾淨的環境」作為清潔工作的「產品」，可被視為一種消耗品，必須常態性的投入勞動力使得空間可以維持「乾淨」的狀態。

　　其次，「乾淨的環境」如何維持具有高度的被動性，比起清潔人員如何清潔，使用者的習慣及使用頻率對「乾淨的環境」的維持影響更大。這代表勞動成果的維持並非由清潔人員本身掌握，必須被動地不斷補充快速消耗的勞動成果，例如對各場所的管理單位需要隨叫隨到。

　　這些特殊性又在校園中被放大且變形。校園中的教室、廁所乃至走廊及系館等公共空間在上課日時使用頻率極高，姑且不論使用者的習慣如何，如此之高的使用頻率導致許多區域必須一天打掃兩次。

　　再者，教學大樓與部分系館皆要求清潔人員必須在早上八點第一節課開始前將環境清理乾淨，因此許多清潔人員必須早在六、七點大門一開，便開始打掃清理。與此並行的是，不少教室又有晚間ABC節次的課程，往往在結束之際，清潔人員仍需整理環境，但又多半無法在十點各空間關閉前完成，使得沒有完成的部分又必須留待隔日一大早趕在上課前清理完畢。以上兩者無疑地導致令清潔人員煎熬的超長工時。

被動的彈性工時

　　順著校園內的清潔工作必須配合學校生活節奏的脈絡，我們不難發現任何發生在台大的大小事都會影響清潔人員的勞動與生活。除了常態性的「第一節課前整理好教室」及「晚間課程結束後必須再做清理」，一旦負責區域舉辦各類研討會或教室出借考場等等，清潔人員便必須無條件配合到校整理環境，最多也只能以換班解決。

　　除此之外，對於宿舍的清潔人員來說，他們所面臨的困境更是窘迫。儘管他們表訂的上班日是周一到周五全日、周六半日，但住宿生們可不是只有周一到周六才會使用宿舍的浴廁，甚至周末時製造的垃圾量才更為可觀。故即便沒有任何人向清潔人員下達指示，但他們在周日仍然會清理宿舍環境，否則周一上班時將面對滿地溢出垃圾桶外的垃圾。因此宿舍清潔人員實際上每周工作日至少六天，甚至高達六天半到七天。

　　從配合學校上課時間、場地出借舉辦活動，到宿舍全年都有舍胞住宿、生活，清潔工作的被動彈性化當然可以視作其特殊性在校園內的延伸之一，然而這不僅導致清潔人員缺乏足夠休息時間的情形雪上加霜，更關鍵的癥結點在於加班費往往短少或欠缺。

短少或欠缺的加班費

　　對於宿舍或配合上課時間工作的清潔人員而言，表訂時間外的工作往往皆被視為「自願加班」，加班費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因為正如前述宿舍清潔人員遭遇的困境一樣，如果不付出額外的時間，在隔天或接下來的上班日只得面對更為棘手的髒亂，而正是這樣的結構造成清潔人員不得不「自願加班」，也因此管理單位並不承認額外的工時不願編列加班費，但問題的核心「清潔工作量過大，現有人力無法負荷」卻始終不被重視。

　　至於清潔人員配合學校活動出勤，目前可分為兩類加班費計算方式，若場地使用單位為校內單位，則以基本薪資時薪給付加班費，若是校外單位租用場地，則由場地費中清潔費給付。

　　此計算方式有一巨大問題，按照《勞基法》的規定，在不同加班時段應給予不同加成的加班費，例如假日加班應給予兩倍工資，因此上述兩種加班費計算方式往往都不符合《勞基法》規定。但關鍵的問題就在於，長期以來清潔人員，特別是勞務採購制度下的清潔人員，是否適用《勞基法》始終有著模糊的空間。導致他們的加班費始終缺乏保障，陷入「有就是萬幸，沒有也無法爭取」的困境。

缺乏申訴管道與工作的低地位

　　如果在校園中曾與清潔人員偶遇，我們都不難發現彼此多半會刻意避開對方視線，甚至清潔人員也會算準學生下課的時間，盡量避免在下課時間打掃環境。此現象背後的成因表面上似乎不難理解，一方面清潔人員既不願意妨礙學生使用空間，另一方面學生的經過實際上也會打擾到清潔工作的進行，而多數的學生往往也不好意思中斷清潔人員的工作。

　　然而除了表面上「雙方都有的不好意思」之外，制度上的權力不對等更是清潔人員不願意多與學生接觸的原因。學生並不乏針對清潔工作未妥善完成的申訴管道，相對地清潔人員幾乎沒有任何權利救濟的手段可言，萬一兩者發生衝突，清潔人員自然較容易吃虧，而這也造成清潔人員多半無力糾正部分學生不佳的環境使用習慣。

　　同樣的狀況在清潔人員與行政人員之間更為嚴重。校方的行政人員不僅能指揮清潔人員，甚至更可以直接向清潔公司提出要求。清潔人員反映其權益受損的管道多半只有透過清潔公司或者與行政人員的私人交情，因此清潔人員的工作幾乎可以說是完全聽命於行政人員，難有反映自己意見的機會。

　　總結來說，在勞務採購制度之下，清潔人員不被視為正式職員，沒有正式的意見反映管道，使清潔人員相對於學生或行政人員等原本就較缺乏發言機會的地位更沒有保障。

結語

　　清潔工作在人們的生活環境中不可或缺，然而清潔人員無論是經濟、工作內容、時間、權益都沒有足夠的保障。正如上所述，這些困境大多圍繞著這份工作的特殊性及勞務採購制度形成，而這也是在了解清潔工作的辛苦之外，更需要認真面對的結構性因素。

　　因此，除了道德式的同情與履行垃圾分類、使用後沖水等舉手之勞，面對在我們身邊辛勤工作、努力維生的人們，更重要的是瞭解結構性因素如何形成、如何製造困境，以及如何有改變的可能。

　　這樣的理解在勞動日漸彈性化的今天，對我們來說也有重要的意義。新聞上常見的22k、責任制等等，證明了不僅清潔工作缺乏保障，即可能成為受雇者的我們未來同樣也充滿不確定性與艱辛。如果我們能透過清潔工作窺見現今勞動體制的缺陷，我們或許能發現更多人相似的困境，進而一同致力改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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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意識報052刊目錄（06/23/2012）

去／留之間：紹興社區的現在與未知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