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二 謝佳榮
張忠良先生居住於紹興南街30巷，是當地已經三十幾年的老住戶。祖籍四川的張伯伯，是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軍人。他十六歲便加入了國民黨軍隊，隸屬於九十九軍九十二師二六八團的機槍連。民國三十七年，張伯伯參與徐蚌會戰。由於連年戰爭，軍隊早已耗盡物資；在彈藥用盡的情形下，他只好藏在屍體堆「裝死」以躲避共軍的追殺。當時，躺在張伯伯上面的一位同袍仍在哀號，共軍狠狠地用刺刀刺向他的心臟。突刺的力量之大，不但刺穿了同袍的身體，還戳傷了張伯伯。每當談及這段往事時，張伯伯總會解下腰帶、脫下褲子，秀出左大腿上的那道疤痕。「講個不好聽的話，我們是拚死拚活才到台灣來的。」張伯伯無奈地說。
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張伯伯連夜逃跑，與廣州軍部的九十九軍會合。民國三十八年，他隨著大批軍隊從廣州港坐船來到台灣。到台灣後，張伯伯被編入空軍高砲部隊，在台南受訓。張伯伯隨著部隊在台北駐軍，住過許多地方：蘆洲、板橋、石牌、三張犁等。在軍中經過十幾年，到了四十九年時，張伯伯身體檢查發現染上肺結核。據張伯伯所言，這個病在當時沒辦法醫治的。他笑著說：「我好高興，終於找到理由可以退伍了！」當時，張伯伯在空軍醫院的療養所住了五六年後，五十九年的三月十三號正式退伍，軍旅生涯告一段落。
「我一個大老粗，又不識字，就幫人看管大樓、掃掃地。」退伍後，張伯伯在松山新村擔任工友。由於張伯伯當時並沒有結婚、沒有眷屬，所以沒有辦法分配到宿舍。六十七年時，他擔心自己未來無所適從，便向一位軍中同袍買下了紹興南街的房子。張伯伯說：「原來這個房子是我一個老鄉的，他也是從大陸到台灣，光棍一個。他在中華路求生活，認識了一個女孩子要結婚。大家都是老鄉嘛！我就幫個忙買下來。買了以後還沒來住，還在松山新村。」七十年，張伯伯自己也結婚了，便在紹興南街住了下來。
張伯伯的家位於紹興南街30巷，不到一公尺寬的狹窄巷弄裡。屋內有兩層樓，整體空間有限（約四坪），一樓的部分被瓦斯桶、桌子、沙發、衣櫥等大型家具佔據，活動範圍十分狹小，二樓則是張伯伯與兒子睡覺的地方。上二樓的樓梯下方，是以簡易塑膠簾所隔出來的浴室，但上廁所仍得使用外面的公廁。由於室內空間不足，廚房直接設在房子外頭的巷弄中；這陣子，紹興社區自救會的主委正在協助張伯伯改建廚房，以免社區發生火災。
前些日子，張伯伯收到台大校長的信，說是校方願意提供他去住養老院。「我實在想不過去，為什麼要我不能住我家，要去住養老院？我也有後代子孫啊！」張伯伯無法理解台大所謂的「非法占有」，他只明白：「不管怎麼樣，這棟房子我辛辛苦苦買下來的，不是偷、也不是霸佔。」誠然，房子不甚完美，卻是張伯伯在台灣唯一的汗水結晶；在這兒認真工作、娶妻生子。對張伯伯來說，最重要的是將寶貝兒子養育成人，以及每日清晨向祖先上炷香。
一個人難以抵擋歷史的洪流，就像張伯伯歷經了國共戰爭與種種波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飄洋過海，遠離故鄉。這就是外省老兵與紹興南街的故事：老兵長住於此，與當地居民逐漸建立起深厚情誼。老兵沒有要求什麼，也不期待國家將他們帶到另一個「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只希望能夠安詳地生活、平靜地凋零，並且擁有鄰居們的陪伴。
2011年6月6日 星期一
日式宿舍間的老兵聚落──紹興社區的源遠流長
◎人類二 黃得城
隱密的繽紛地帶，細說社區
老舊的矮房、殘破的鐵皮屋頂、一座歷經三代的老廟、一些老樹與一棟棟記錄著時代的變遷與台大教員生活的點點滴滴的日式宿舍；這裡是紹興南街，一個擁有五彩繽紛的歷史記憶、由各式各樣的生活交織而成的社區，紛亂而獨特。
從捷運中正紀念堂站五號出口出來，穿過中正紀念堂，來到大忠門，正對面就是紹興南街。沿街步行一百公尺，左轉進入小巷，和人同高的矮牆與未經修剪的濃密樹叢沿著小路延展、圍繞著一區區幽密的木造日式宿舍──這古早時代的見證。繼續漫步前進，經過過兩個巷口，歷經五十多年歲月、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兩樓高矮屋群就這樣映入眼簾，這裡就是有著無數的軍旅奇談流傳的紹興社區。與抬起頭環顧四周高聳的公寓大樓不同，不論是雜亂無章卻處處驚奇的眷區，還是幽靜的日式宿舍，紹興社區全身都散發著一股特殊的氣味，雖然這樣的社區或許在不久的未來，將會因台大的工程計畫而灰飛煙滅。
紹興好「久」，從日治開始
六十多年前的紹興南街，是樺山町的一部分，這樣的行政區劃分始於1920年代殖民統治的內地化，不同於圓山町、古亭町等台人占絕對多數的地區，以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為名顯示當時日本人在該區占有一定的比例。較特殊的是已經傳了三代、位於該社區的玉衡宮，是許多來自台南的移民的信仰中心，不過當初選在這裡落腳，一方面是剛好信徒在這裡有地，會來住也是王爺的意思。玉衡宮的信徒也多不是紹興社區的人，大部分的信徒分散在整個大台北，不過與當地也有些許淵源。
由於本地相鄰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校方建築的木造日式長屋也是台北帝國大學的教職員與附屬醫院醫護人員的宿舍，醫生護士與老師們比鄰而居，當時的記憶也保留了一部分在曾經擔任護士的廖媽媽的腦海裡。
算一算，廖媽媽已經八十多歲了，住在這裡也已經六十多年，顫顫巍巍的身軀邁著緩慢的步伐，雖然如此，廖媽媽依然十分親切而細心的跟我們講古，從二二八時期收留路經此地的逃亡者，到不久前收到遷居通知，廖媽媽都記得清清楚楚。廖媽媽大約在十九歲的時候，依著朋友的建言來到台北做護士，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在這裡生活。除了日式宿舍與小廟外，當時的紹興社區大多是樹木與空地，廖媽媽就在附近弄了一些菜圃，種些蔬菜水果，直到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社區才有所改變。
半世紀的奇遇，老兵與紹興
八十八歲的邱老先生，是國民政府遷台後來到社區中的住戶之一。邱伯伯是福建省梅溪的客家人，在民國三十八年隨著軍隊來到台灣。他的部隊駐紮的地點，正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也就在紹興社區的旁邊。民國四十年，邱伯伯在台灣取了一名妻子，由於營區內不可以有配偶居住，長官便指示他在營區旁邊買一個木造的房子。於是他和太太就在這裡住了下來，轉眼已經六十年。
桌子上的茶杯冒出一縷溫熱的輕煙，耄耋之年的張伯伯拿起茶杯啜了一口，嘆了口氣，繼續回溯他那遙遠、充滿戲劇張力的戰爭故事，這是屬於張伯伯的故事，也是紹興南街歷史牆上的一片磚瓦。張伯伯的屋子是承接自過去的同袍弟兄，在社區靠東北處的小巷子裡，兩層不到、僅有三坪的空間是張伯伯與他年近三十的兒子生活的地方。屋子內堆滿了日常生活用品、洗衣機就放置在塞滿物品的櫃子下，小小的房子沒有任何隔間。這是張伯伯唯一僅存的生活空間。民國三十四年，國民黨政府終於在戰爭結束後接收台灣，更在四年後將整個政府遷入台北，張伯伯就是在這段期間來的一百萬人其中之一，而就像這另外的許多人，張伯伯輾轉游離了幾年，在台南當砲兵、退役後當保全、工友，三十多年前才從朋友手中接下這塊其不知未曾擁有地權的地、結婚生子、放棄那遙不可及的反攻大陸。
隨著大量人口移入，台北頓時變的壅塞不堪，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人們口中的「外省老兵」在這個充滿日式風味的城市裡搭起一間間「臨時住屋」；由於當時的聯勤總部就在現今中正紀念堂的位置，紹興南街也成為老兵聚集建屋的重要地點。
舊鄰新居，老兵外的眷區
幾乎沒有人可以說出第一戶眷屋是何時出現的，只知道在短短一兩年內，建物掩蓋了原本大片綠林與空地；老兵們來來去去，有些蓋了房子就住下來，有些則直接將地連屋賣給同袍或其他人，有些則亡者以矣，幾十年過去了，紹興社區的老眷村所擁有的是無人能夠說明白的過去與在其中辛苦生活的居民。即使是在眷村興起後不久就搬過來的阿秀婆也說不清。
阿秀婆在當地眷村的五十年生活經驗說短也不短，她的住所距離張伯伯的家並不遠；水泥砌成的一樓與由鐵皮環繞加蓋、突出於屋簷之外的二樓產生明顯的對比，是他唯一的家園。她平時總是拐著一只醫不起病腿、推著一台鐵製推車收集回收物，以應付這摩登時代高的不得了的物價。雖然不知道當初是誰蓋出這些建築物的，阿秀婆依然鉅細靡遺的描述當年的生活情景：從搭建的公共茅廁到現代的公用廁所；捲捆粽葉綁在竹竿上的簡陋遮雨棚到現在的鐵皮屋簷；還有三十年前才出現的瓦斯爐與加蓋廚房，在這裡，阿秀婆度過了這輩子的大部份時光。
即將失去的未來，居民何去何從？
時空飛逝，當地住戶記憶中簌簌順流而下的溪水與悠游其中吳郭魚早已不見蹤影，附近的大樓一棟一棟出現，紹興南街逐漸為時代的洪流所淹沒，直到最近躍上了版面，卻是因為不久前的火警與拆遷通知。向晚時分，夜色與拆遷的陰影一同降臨在紹興南街，炊煙裊裊，紹興南街的生活依然繼續著，然而這樣的日子又能有多久？在法律保護的優勢地位下，台大將矛頭指向了這在特殊歷史脈絡下成了犧牲品的社會一隅；或許，對於台大而言，這是振興校風的一環，但對於當地居民來說，缺乏安置與交代的計畫無寧是一柄鋒利的巨刃，磨刀霍霍。匯集了歷史與記憶的紹興南街與居於社會角落的居民們對於茫茫未來，或許只能期盼寬容與奇蹟了。
隱密的繽紛地帶，細說社區
老舊的矮房、殘破的鐵皮屋頂、一座歷經三代的老廟、一些老樹與一棟棟記錄著時代的變遷與台大教員生活的點點滴滴的日式宿舍；這裡是紹興南街，一個擁有五彩繽紛的歷史記憶、由各式各樣的生活交織而成的社區，紛亂而獨特。
從捷運中正紀念堂站五號出口出來，穿過中正紀念堂，來到大忠門，正對面就是紹興南街。沿街步行一百公尺，左轉進入小巷，和人同高的矮牆與未經修剪的濃密樹叢沿著小路延展、圍繞著一區區幽密的木造日式宿舍──這古早時代的見證。繼續漫步前進，經過過兩個巷口，歷經五十多年歲月、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兩樓高矮屋群就這樣映入眼簾，這裡就是有著無數的軍旅奇談流傳的紹興社區。與抬起頭環顧四周高聳的公寓大樓不同，不論是雜亂無章卻處處驚奇的眷區，還是幽靜的日式宿舍，紹興社區全身都散發著一股特殊的氣味，雖然這樣的社區或許在不久的未來，將會因台大的工程計畫而灰飛煙滅。
紹興好「久」，從日治開始
六十多年前的紹興南街，是樺山町的一部分，這樣的行政區劃分始於1920年代殖民統治的內地化，不同於圓山町、古亭町等台人占絕對多數的地區，以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為名顯示當時日本人在該區占有一定的比例。較特殊的是已經傳了三代、位於該社區的玉衡宮，是許多來自台南的移民的信仰中心，不過當初選在這裡落腳，一方面是剛好信徒在這裡有地，會來住也是王爺的意思。玉衡宮的信徒也多不是紹興社區的人，大部分的信徒分散在整個大台北，不過與當地也有些許淵源。
由於本地相鄰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校方建築的木造日式長屋也是台北帝國大學的教職員與附屬醫院醫護人員的宿舍，醫生護士與老師們比鄰而居，當時的記憶也保留了一部分在曾經擔任護士的廖媽媽的腦海裡。
算一算，廖媽媽已經八十多歲了，住在這裡也已經六十多年，顫顫巍巍的身軀邁著緩慢的步伐，雖然如此，廖媽媽依然十分親切而細心的跟我們講古，從二二八時期收留路經此地的逃亡者，到不久前收到遷居通知，廖媽媽都記得清清楚楚。廖媽媽大約在十九歲的時候，依著朋友的建言來到台北做護士，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在這裡生活。除了日式宿舍與小廟外，當時的紹興社區大多是樹木與空地，廖媽媽就在附近弄了一些菜圃，種些蔬菜水果，直到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社區才有所改變。
半世紀的奇遇，老兵與紹興
八十八歲的邱老先生，是國民政府遷台後來到社區中的住戶之一。邱伯伯是福建省梅溪的客家人，在民國三十八年隨著軍隊來到台灣。他的部隊駐紮的地點，正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也就在紹興社區的旁邊。民國四十年，邱伯伯在台灣取了一名妻子，由於營區內不可以有配偶居住，長官便指示他在營區旁邊買一個木造的房子。於是他和太太就在這裡住了下來，轉眼已經六十年。
桌子上的茶杯冒出一縷溫熱的輕煙，耄耋之年的張伯伯拿起茶杯啜了一口，嘆了口氣，繼續回溯他那遙遠、充滿戲劇張力的戰爭故事，這是屬於張伯伯的故事，也是紹興南街歷史牆上的一片磚瓦。張伯伯的屋子是承接自過去的同袍弟兄，在社區靠東北處的小巷子裡，兩層不到、僅有三坪的空間是張伯伯與他年近三十的兒子生活的地方。屋子內堆滿了日常生活用品、洗衣機就放置在塞滿物品的櫃子下，小小的房子沒有任何隔間。這是張伯伯唯一僅存的生活空間。民國三十四年，國民黨政府終於在戰爭結束後接收台灣，更在四年後將整個政府遷入台北，張伯伯就是在這段期間來的一百萬人其中之一，而就像這另外的許多人，張伯伯輾轉游離了幾年，在台南當砲兵、退役後當保全、工友，三十多年前才從朋友手中接下這塊其不知未曾擁有地權的地、結婚生子、放棄那遙不可及的反攻大陸。
隨著大量人口移入，台北頓時變的壅塞不堪，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下，人們口中的「外省老兵」在這個充滿日式風味的城市裡搭起一間間「臨時住屋」；由於當時的聯勤總部就在現今中正紀念堂的位置，紹興南街也成為老兵聚集建屋的重要地點。
舊鄰新居，老兵外的眷區
幾乎沒有人可以說出第一戶眷屋是何時出現的，只知道在短短一兩年內，建物掩蓋了原本大片綠林與空地；老兵們來來去去，有些蓋了房子就住下來，有些則直接將地連屋賣給同袍或其他人，有些則亡者以矣，幾十年過去了，紹興社區的老眷村所擁有的是無人能夠說明白的過去與在其中辛苦生活的居民。即使是在眷村興起後不久就搬過來的阿秀婆也說不清。
阿秀婆在當地眷村的五十年生活經驗說短也不短，她的住所距離張伯伯的家並不遠；水泥砌成的一樓與由鐵皮環繞加蓋、突出於屋簷之外的二樓產生明顯的對比，是他唯一的家園。她平時總是拐著一只醫不起病腿、推著一台鐵製推車收集回收物，以應付這摩登時代高的不得了的物價。雖然不知道當初是誰蓋出這些建築物的，阿秀婆依然鉅細靡遺的描述當年的生活情景：從搭建的公共茅廁到現代的公用廁所；捲捆粽葉綁在竹竿上的簡陋遮雨棚到現在的鐵皮屋簷；還有三十年前才出現的瓦斯爐與加蓋廚房，在這裡，阿秀婆度過了這輩子的大部份時光。
即將失去的未來，居民何去何從？
時空飛逝，當地住戶記憶中簌簌順流而下的溪水與悠游其中吳郭魚早已不見蹤影，附近的大樓一棟一棟出現，紹興南街逐漸為時代的洪流所淹沒，直到最近躍上了版面，卻是因為不久前的火警與拆遷通知。向晚時分，夜色與拆遷的陰影一同降臨在紹興南街，炊煙裊裊，紹興南街的生活依然繼續著，然而這樣的日子又能有多久？在法律保護的優勢地位下，台大將矛頭指向了這在特殊歷史脈絡下成了犧牲品的社會一隅；或許，對於台大而言，這是振興校風的一環，但對於當地居民來說，缺乏安置與交代的計畫無寧是一柄鋒利的巨刃，磨刀霍霍。匯集了歷史與記憶的紹興南街與居於社會角落的居民們對於茫茫未來，或許只能期盼寬容與奇蹟了。
從台大寄來的存證信函──紹興社區拆遷事件
◎政治一 鄭世強
去年八月初，仁愛路以南、紹興南街西側交界處安身立命的住戶們收到了台大委託的律師事務所來函：要求佔用這塊校地的居民於六十天內拆除或騰空房屋，返還佔用的校地，否則將向法院訴請返還並請求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的賠償以及延遲利息。三天後，住戶們成立了「紹興社區拆遷自救委員會」。
到了今年的5/18起，陸續有二十多戶當地居民收到民事法庭通知公文，要求居民限期繳交答辯狀。台大明確要求所有違建戶「拆屋還地、賠償金錢」，賠償金額從百萬元起跳。台大與違建戶之間的訴訟官司，即將展開。
事件背景
為何現今台大校地上會出現違建社區呢？這必須從政府遷台前後的歷史中理解：目前這塊地約有一半的建物是早年帝大醫學院的日式宿舍，政府接收後，台大自承襲了土地產權；其他的建物出現則和隨政府遷台的軍民有關：遷台後在台大任職的教授和醫護人員住進配給的日式宿舍，而他們的幫傭則就近搭建簡單的木造建物住下。另外，今天在這塊校地南方不遠處的中正紀念堂，當年是聯勤總部的所在之處，而未能住進營房或列管眷村的士兵只好在這塊地上搭建簡陋的遮風避雨處，在「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政治氛圍下，政府對這些地的產權缺乏有效管理。
這些日式宿舍周圍的地在民國40年時併歸台大直接經管，其他建有臨時建物的地則在民國75年時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撥用給台大。由毗鄰宿舍、營房的臨時建物在六十餘年後發展為木造二層低矮建物為主、分布複雜及生活環境不佳的紹興社區，被認定為違建，而因繼承、買賣或讓渡而擁有建物的居民，則被認定為佔有國有地者。
校方計畫與自救會心聲
自救會收到律師函後，同月即積極向教育部陳情，而教育部函請台大向居民說明。台大表示校方是遵行財政部「強化國有管理及運用效益方案」的規定：積極收回有公用需求的遭占用國有土地，並依預定計畫、規定用途辦理。由校方已將這塊校地朝學校用地規畫使用且受教育部列管，故須排除居民占用國有地。
校方限期要求居民歸還的土地中，有一部分是民國74年台大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撥用後，財政部核准撥用經管的。根據台大申請撥用土地計畫書，撥用的土地計畫興建台大醫院病歷資料倉庫。然而，二十餘年過去後，依舊只有申請撥用時附上的撥用土地使用計畫圖，未見訂定相關施工時程和編列預算等進一步的動作，更沒有遷建居民的計畫。其中部分土地經核定列入台北市公有眷舍專案處理計劃，然而，因台大於75年取得此地撥用經管權，此地居民沒能和其他眷村違建戶一樣得到安置。
自救會遂於同年十月向財政部陳情，主張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三九條，由於台大取得撥用土地後空置逾一年尚未開始建築，符合同法第五款關於撤撥的要件，財政部應收回撥用的土地，變更為非公用土地。但台大取得此撥用土地後二十四年間，財政部並未依法撤撥收回撥用，使居民無法承租、承購土地。因此，自救會認為財政部應向台大收回撥用的土地，意謂著台大並無權處分這塊目前來自財政部撥用的土地。
財政部則表示台大雖然在土地撥用後一年仍尚未開始建築，但台大評估其仍有公用需求，如果也獲得主管機關教育部，即使財政部撤撥收回土地，台大仍可依同法第三十八條辦理重新撥用。今年一月，教育部「確認」這塊地還有公用需求，而財政部僅要求教育部列管和促台大擬定使用時程。
對這校地不聞不問二十餘年後，校方對這塊地的規劃有所改變。台大自民國86年起開始申辦校地都市計畫變更，民國89年時校地被劃入「中正區‧青年日報東北側更新地區」。華固建設在民國97年向北市府都更處申請核准包含校地的紹興社區都市更新案，亦曾召開過公聽會爭取居民支持。然而，最大的地主台大最終並未與華固達成共識，並表示校地已規劃為醫學院教學研究使用。根據市府都更處與自救會交涉的公文，台大與華固在破局後並未再提出申請。
根據醫學院刊物《楓城新聞與評論》，醫學院曾在「不減少校地」的原則下五度評估都更的可行性，但參與的業界均認為不可行，去年六月院務會議已作成建議將仁愛路、紹興街口校地由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為學校用地的決議。在這之後，針對變更校地為學校用地一案，台大已籌組規劃委員會，八月即委託律師發出律師函。
現今自救會的共識是希望能由台大自辦都更，利用都更法安置違建戶提供的獎勵，在校地西側的畸零地安置住戶，既不減少校地下又兼顧安置住戶和提供醫學院教學空間。然而，根據醫學系學會刊物《醫訊》的採訪，醫學院總務分處鍾寶敏主任認為自救會定義的畸零地有三百多坪，很大並不算畸零地。
台大堅持這塊校地仍有公用需求的理由在於：醫學院半數土地用於興建醫院，使系所教學研究及學生活動空間嚴重不足。鍾寶敏主任亦在《醫訊》的訪問中表示，校地都將用於興建醫學院第二教學大樓和能容納200人的禮堂，其中包含日式宿舍也將拆除。若校方有長遠計劃，排除校地佔用即勢在必行。
去年八月初，仁愛路以南、紹興南街西側交界處安身立命的住戶們收到了台大委託的律師事務所來函：要求佔用這塊校地的居民於六十天內拆除或騰空房屋，返還佔用的校地，否則將向法院訴請返還並請求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的賠償以及延遲利息。三天後，住戶們成立了「紹興社區拆遷自救委員會」。
到了今年的5/18起，陸續有二十多戶當地居民收到民事法庭通知公文，要求居民限期繳交答辯狀。台大明確要求所有違建戶「拆屋還地、賠償金錢」，賠償金額從百萬元起跳。台大與違建戶之間的訴訟官司，即將展開。
事件背景
為何現今台大校地上會出現違建社區呢？這必須從政府遷台前後的歷史中理解：目前這塊地約有一半的建物是早年帝大醫學院的日式宿舍，政府接收後，台大自承襲了土地產權；其他的建物出現則和隨政府遷台的軍民有關：遷台後在台大任職的教授和醫護人員住進配給的日式宿舍，而他們的幫傭則就近搭建簡單的木造建物住下。另外，今天在這塊校地南方不遠處的中正紀念堂，當年是聯勤總部的所在之處，而未能住進營房或列管眷村的士兵只好在這塊地上搭建簡陋的遮風避雨處，在「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政治氛圍下，政府對這些地的產權缺乏有效管理。
這些日式宿舍周圍的地在民國40年時併歸台大直接經管，其他建有臨時建物的地則在民國75年時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撥用給台大。由毗鄰宿舍、營房的臨時建物在六十餘年後發展為木造二層低矮建物為主、分布複雜及生活環境不佳的紹興社區，被認定為違建，而因繼承、買賣或讓渡而擁有建物的居民，則被認定為佔有國有地者。
校方計畫與自救會心聲
自救會收到律師函後，同月即積極向教育部陳情，而教育部函請台大向居民說明。台大表示校方是遵行財政部「強化國有管理及運用效益方案」的規定：積極收回有公用需求的遭占用國有土地，並依預定計畫、規定用途辦理。由校方已將這塊校地朝學校用地規畫使用且受教育部列管，故須排除居民占用國有地。
校方限期要求居民歸還的土地中，有一部分是民國74年台大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撥用後，財政部核准撥用經管的。根據台大申請撥用土地計畫書，撥用的土地計畫興建台大醫院病歷資料倉庫。然而，二十餘年過去後，依舊只有申請撥用時附上的撥用土地使用計畫圖，未見訂定相關施工時程和編列預算等進一步的動作，更沒有遷建居民的計畫。其中部分土地經核定列入台北市公有眷舍專案處理計劃，然而，因台大於75年取得此地撥用經管權，此地居民沒能和其他眷村違建戶一樣得到安置。
自救會遂於同年十月向財政部陳情，主張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三九條，由於台大取得撥用土地後空置逾一年尚未開始建築，符合同法第五款關於撤撥的要件，財政部應收回撥用的土地，變更為非公用土地。但台大取得此撥用土地後二十四年間，財政部並未依法撤撥收回撥用，使居民無法承租、承購土地。因此，自救會認為財政部應向台大收回撥用的土地，意謂著台大並無權處分這塊目前來自財政部撥用的土地。
財政部則表示台大雖然在土地撥用後一年仍尚未開始建築，但台大評估其仍有公用需求，如果也獲得主管機關教育部，即使財政部撤撥收回土地，台大仍可依同法第三十八條辦理重新撥用。今年一月，教育部「確認」這塊地還有公用需求，而財政部僅要求教育部列管和促台大擬定使用時程。
對這校地不聞不問二十餘年後，校方對這塊地的規劃有所改變。台大自民國86年起開始申辦校地都市計畫變更，民國89年時校地被劃入「中正區‧青年日報東北側更新地區」。華固建設在民國97年向北市府都更處申請核准包含校地的紹興社區都市更新案，亦曾召開過公聽會爭取居民支持。然而，最大的地主台大最終並未與華固達成共識，並表示校地已規劃為醫學院教學研究使用。根據市府都更處與自救會交涉的公文，台大與華固在破局後並未再提出申請。
根據醫學院刊物《楓城新聞與評論》，醫學院曾在「不減少校地」的原則下五度評估都更的可行性，但參與的業界均認為不可行，去年六月院務會議已作成建議將仁愛路、紹興街口校地由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為學校用地的決議。在這之後，針對變更校地為學校用地一案，台大已籌組規劃委員會，八月即委託律師發出律師函。
現今自救會的共識是希望能由台大自辦都更，利用都更法安置違建戶提供的獎勵，在校地西側的畸零地安置住戶，既不減少校地下又兼顧安置住戶和提供醫學院教學空間。然而，根據醫學系學會刊物《醫訊》的採訪，醫學院總務分處鍾寶敏主任認為自救會定義的畸零地有三百多坪，很大並不算畸零地。
台大堅持這塊校地仍有公用需求的理由在於：醫學院半數土地用於興建醫院，使系所教學研究及學生活動空間嚴重不足。鍾寶敏主任亦在《醫訊》的訪問中表示，校地都將用於興建醫學院第二教學大樓和能容納200人的禮堂，其中包含日式宿舍也將拆除。若校方有長遠計劃，排除校地佔用即勢在必行。
日式宿舍砍樹事件：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法律三 吳俊志
前些日子，我們從大學里的里民得到訊息，學校在沒有跟當地居民溝通的情況下，逕自拆除當地一棟校方所有的日式宿舍圍牆，並且危及當地珍貴的老樹；實地走訪的結果，該宿舍部分樹木枝枒確實遭到剪除，而老樹周圍的圍牆也開始進行拆除動作，對徬牆而生的老樹而言，那此起彼落的鑽孔聲難免讓人心驚。
附近軍方管理的宿舍出現更誇張的結果，原本攀及二樓的老樹被砍到只剩光禿禿的樹體，映著年久失修的空蕩宿舍更顯荒涼。就社區的理事長表示，本次的拆除事件似乎有立委介入，他懷疑是學校受到立委及建商的壓力，想製造日式宿舍無法保存的假象，以便改建圖利。
大學里里長的說法
然而，記者走訪大學里里長，卻又得到截然不同的回覆。大學里里長高羅美惠表示，該宿舍年久失修又欠缺維護，時常被流浪漢當作遮風避雨的場所，居民把這裡當作治安的死角，加上樹木長久未修剪，已經影響交通，四處堆積的落葉也隱含招致祝融的危險，一旦出事狹窄的防火巷恐怕消防車也開不進來。至於該宿舍的圍牆拆除，是因為老樹增生有使圍牆龜裂崩壞之虞，才有里民撥打1999向政府機關投訴，里長表示她也是直到與校方代表、市府人員、立委助理會勘時才知道此事；里長同時也表示，校方對宿舍的維護工作向來都是意興闌珊，只有在里民要求的時候才會派人清理。
從里民間不同的說法，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大學里的居民中，仍然存在著相當的意見分歧；究其所以，是因為大學里的成員們有相當的異質性，老一輩的居民希望有寧靜、安全的生活，對居住機能的便利有更高的期待；相反的，新一代的居民則比較關注社區意識的營造，新一代居民以理事長為代表，致力於保存社區傳統文化、建構共同記憶、以及保存歷史資產。
諷刺的是，里民間唯一的共識，就是對學校校產的管理方式充滿怨言。一派認為學校對文化遺產的保存消極以待，而且有圖利建商之嫌；另外一派則認為校方對公共安全及環境問題的處理相對消極。
學校立場
針對這次拆除圍牆事件，保管組的徐組長表示，整件事情校方並未主動介入，是當地居民自己向立委陳情進而向市府反映。台大校方也是在接到市府的通知後才前往會勘，在當地蒐證的結果，認為該圍牆有崩壞壓傷行人之虞，才以圍欄的方式代替。
至於老樹的修剪，徐組長表示那是當地居民反映落葉與橫生的枝枒造成了環境問題；組長也強調，雖然該老樹不符合法定保護的標準，但學校仍然比照文化資產的規格來作適度修剪，並未傷害到樹體。
這次事件處理的細節，校方整理的鉅細靡遺，但是對於宿舍長遠的安排規劃，台大校方的答案則相當模糊。校方透露可能會以外包或者轉租的方式委外管理，同時也保證絕對不會拆除原本的宿舍，但對於宿舍的整建計畫、可能的維修經費、目前的利用方式等都付之闕如。
契機與啟發
綜觀本次事件，居民的不滿主要聚焦在校方處理的消極態度，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平常就像高坐廳堂的大佛一樣，有事情才應付似的清一清、掃一掃，也從來沒打算釜底抽薪的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的消極態度，在校內也屢見不鮮，但因為師生的監督壓力，大部分的情況還是能及時得到解決。相反的，在校園以外的校地，因為並非與學生日常生活休戚相關，平常也乏人問津。既然大學里社區與學生間關係密切，或許我們該思考，學生關注校園議題的範圍是不是能加以擴張，不要讓圍牆以外的世界成為三不管地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校方意識到里民之間的意見尚有歧異，為免兩邊不討好，索性置之不理；然而，台大的角色不僅僅是幾間宿舍的管理者，同時也是社區的一份子，台大的學生與社區居民的生活休戚與共，而社區生活空間的營造也與台大的生活圈相繫，想要做全面的切割反而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鴕鳥心態。如前面提到，社區居民意見不盡然一致，台大做為大學里的重要成員，更要為社區意見的形成盡一份心力，可以利用說明會、公聽會的方式讓里民與校方間有對話妥協的平台，也可以鼓勵學生更積極的投入社區參與，公共空間的營造從來不該以圍牆作為分界。
十幾年前，台大學生自主發起靜坐，要求國家歸還原為台大所有的校地，校方也成立委員會來執行這項任務。時過境遷，台大的校產索的差不多了，但回頭看看，我們又是如何對待這些當初爭得頭破血流的學校資產？台大擁有大量日治時期的老宿舍，本是相當珍貴的文化資產，如今卻閒置任其腐朽。在這些宿舍因無人管理，最終淪於千夫所指的公安死角後，又會被淘汰為都更的祭品，對比當初上下一心的校地歸還運動，要到手的玩具果然只能被束諸高閣。
目前台大留存了相當規模的日治時代文化資產，如校內外的老式建築、校史館、人類學博物館中的史料，其中一大部分是因為學術之名而得以在時代洪流中爭取一線生機，這是台大的一項優勢，卻也是長久疏於利用的藍海。宣稱想成為出色的國際大學，校方卻只知道在論文數上汲汲營營，踏著別人的規則，履著別人的腳步苦苦追躡；百年來保存的文化資產正是營造台大特色的利器，我們卻把只把它們當作倉庫中的收藏品，甚至視作累贅，這是相當可惜的。我們可以理解保管組的有心無力，畢竟他們能運用的經費，最多就是讓這些老房子維持原貌；但我們也要說，這是橫跨數領域的龐大計畫，同時也是刻不容緩的計畫，再過幾年或許台大學生只能在校史館的相片中憑弔這些宿舍的往日風華。
前些日子，我們從大學里的里民得到訊息，學校在沒有跟當地居民溝通的情況下，逕自拆除當地一棟校方所有的日式宿舍圍牆，並且危及當地珍貴的老樹；實地走訪的結果，該宿舍部分樹木枝枒確實遭到剪除，而老樹周圍的圍牆也開始進行拆除動作，對徬牆而生的老樹而言，那此起彼落的鑽孔聲難免讓人心驚。
附近軍方管理的宿舍出現更誇張的結果，原本攀及二樓的老樹被砍到只剩光禿禿的樹體，映著年久失修的空蕩宿舍更顯荒涼。就社區的理事長表示，本次的拆除事件似乎有立委介入，他懷疑是學校受到立委及建商的壓力，想製造日式宿舍無法保存的假象，以便改建圖利。
大學里里長的說法
然而，記者走訪大學里里長，卻又得到截然不同的回覆。大學里里長高羅美惠表示，該宿舍年久失修又欠缺維護，時常被流浪漢當作遮風避雨的場所，居民把這裡當作治安的死角，加上樹木長久未修剪，已經影響交通，四處堆積的落葉也隱含招致祝融的危險，一旦出事狹窄的防火巷恐怕消防車也開不進來。至於該宿舍的圍牆拆除，是因為老樹增生有使圍牆龜裂崩壞之虞，才有里民撥打1999向政府機關投訴，里長表示她也是直到與校方代表、市府人員、立委助理會勘時才知道此事；里長同時也表示，校方對宿舍的維護工作向來都是意興闌珊，只有在里民要求的時候才會派人清理。
從里民間不同的說法，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大學里的居民中，仍然存在著相當的意見分歧；究其所以，是因為大學里的成員們有相當的異質性，老一輩的居民希望有寧靜、安全的生活，對居住機能的便利有更高的期待；相反的，新一代的居民則比較關注社區意識的營造，新一代居民以理事長為代表，致力於保存社區傳統文化、建構共同記憶、以及保存歷史資產。
諷刺的是，里民間唯一的共識，就是對學校校產的管理方式充滿怨言。一派認為學校對文化遺產的保存消極以待，而且有圖利建商之嫌；另外一派則認為校方對公共安全及環境問題的處理相對消極。
學校立場
針對這次拆除圍牆事件，保管組的徐組長表示，整件事情校方並未主動介入，是當地居民自己向立委陳情進而向市府反映。台大校方也是在接到市府的通知後才前往會勘，在當地蒐證的結果，認為該圍牆有崩壞壓傷行人之虞，才以圍欄的方式代替。
至於老樹的修剪，徐組長表示那是當地居民反映落葉與橫生的枝枒造成了環境問題；組長也強調，雖然該老樹不符合法定保護的標準，但學校仍然比照文化資產的規格來作適度修剪，並未傷害到樹體。
這次事件處理的細節，校方整理的鉅細靡遺，但是對於宿舍長遠的安排規劃，台大校方的答案則相當模糊。校方透露可能會以外包或者轉租的方式委外管理，同時也保證絕對不會拆除原本的宿舍，但對於宿舍的整建計畫、可能的維修經費、目前的利用方式等都付之闕如。
契機與啟發
綜觀本次事件，居民的不滿主要聚焦在校方處理的消極態度，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平常就像高坐廳堂的大佛一樣，有事情才應付似的清一清、掃一掃，也從來沒打算釜底抽薪的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的消極態度，在校內也屢見不鮮，但因為師生的監督壓力，大部分的情況還是能及時得到解決。相反的，在校園以外的校地，因為並非與學生日常生活休戚相關，平常也乏人問津。既然大學里社區與學生間關係密切，或許我們該思考，學生關注校園議題的範圍是不是能加以擴張，不要讓圍牆以外的世界成為三不管地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校方意識到里民之間的意見尚有歧異，為免兩邊不討好，索性置之不理；然而，台大的角色不僅僅是幾間宿舍的管理者，同時也是社區的一份子，台大的學生與社區居民的生活休戚與共，而社區生活空間的營造也與台大的生活圈相繫，想要做全面的切割反而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鴕鳥心態。如前面提到，社區居民意見不盡然一致，台大做為大學里的重要成員，更要為社區意見的形成盡一份心力，可以利用說明會、公聽會的方式讓里民與校方間有對話妥協的平台，也可以鼓勵學生更積極的投入社區參與，公共空間的營造從來不該以圍牆作為分界。
十幾年前，台大學生自主發起靜坐，要求國家歸還原為台大所有的校地，校方也成立委員會來執行這項任務。時過境遷，台大的校產索的差不多了，但回頭看看，我們又是如何對待這些當初爭得頭破血流的學校資產？台大擁有大量日治時期的老宿舍，本是相當珍貴的文化資產，如今卻閒置任其腐朽。在這些宿舍因無人管理，最終淪於千夫所指的公安死角後，又會被淘汰為都更的祭品，對比當初上下一心的校地歸還運動，要到手的玩具果然只能被束諸高閣。
目前台大留存了相當規模的日治時代文化資產，如校內外的老式建築、校史館、人類學博物館中的史料，其中一大部分是因為學術之名而得以在時代洪流中爭取一線生機，這是台大的一項優勢，卻也是長久疏於利用的藍海。宣稱想成為出色的國際大學，校方卻只知道在論文數上汲汲營營，踏著別人的規則，履著別人的腳步苦苦追躡；百年來保存的文化資產正是營造台大特色的利器，我們卻把只把它們當作倉庫中的收藏品，甚至視作累贅，這是相當可惜的。我們可以理解保管組的有心無力，畢竟他們能運用的經費，最多就是讓這些老房子維持原貌；但我們也要說，這是橫跨數領域的龐大計畫，同時也是刻不容緩的計畫，再過幾年或許台大學生只能在校史館的相片中憑弔這些宿舍的往日風華。
社論：五一反貧困大遊行 台大學生也該走出壓迫
◎台大意識報社
近年來，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中開始出現青年大隊的身影，號召青年們走上街頭對「青年貧窮化」說不。而參與遊行的群眾組成似乎也越趨異質，傳統上被視為專業工作者的社工師、護理師和醫師紛紛組隊揪團，對自身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加以反擊。
這些「非典型抵抗」的背後其實透露了一個訊息：當壓迫變得更細緻且廣泛，簡單的「階級兩極化」模型無法適切涵蓋壓迫的諸多複雜面向，我們不再能夠簡單地將人們歸類為可惡的資產階級和可憐的無產階級。對於自覺壓迫的人們，抵抗行動也就勢必要透過不斷的動員和結盟，以擴大群眾參與、喚起階級意識。
今日的受壓迫者所面對的，不只是呈現在職業分類上的階級不平等，還包含職業內部階序的世代不正義。主管和基層員工（例如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之間勞動條件和待遇相差甚多；等到基層員工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升遷到主管職時，當初的忿恨不滿已經被「媳婦熬成婆」的既得利益所掩蓋，改革的動能也就難以維持。同時，業務外包、人力派遣、臨時工等美其名為「勞動彈性化」的非典型勞動形式，也成為跨職業的病態現象。面對這些困境，在五一遊行中方興未艾的橫向階級聯盟和縱向世代訴求，將成為工運深化轉型的契機所在。
無論這批社運新面孔是自覺或被動員而進入社運，他們都可能成為帶動整個世代的火種，他們也會以自己的主體性為社運場域帶來新面貌──這已經具體呈現在運動的策略和手段的翻新之上（例如，青年大隊模仿SM女王鞭打奴隸的手法，在行動劇中諷刺財團虐待員工）。過去或許他們未曾關注階級問題，或許從不熱衷公共參與；然而一旦認知到個人的不滿其實源於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他們便可能更進一步看到「其他人」的不滿也與自己休戚相關。於是，五一過後，從遊行返回各自的生活，在自身所處的社群中持續論述、遊說、抗爭、動員、議題結盟。在這個意義上，遊行不僅是集體抵抗，也是個人史的通過儀式：經由一次社運的洗禮和轉化，零星的個人轉而成為相互連結的社會人。
五一遊行並非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盛事」，也不該只是「工人的事」。借用馬克思的話：「這說的正是閣下的事情！」對許多台大學生而言，壓迫並不只存在於新聞報導或理論著述的一隅，而其實遠在出社會之前就必須親身體驗。台大研究生協會帶頭反對校方教學助理減薪的措施，進行研究生「勞動與收支調查」；尚具學生身分的高醫實習醫師疑似過勞死，台大及其他學校的醫學系學生相約上街舉牌抗議「醫師長工時，病友沒品質」。青貧、窮忙、實習，這些工時和薪資問題，不但是他人的血淚故事，也是自己必須奮起反抗的現實處境。自己若不能由書桌或電腦前往街頭跨出這一步，又有誰能替你爭取權益呢？
近年來，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中開始出現青年大隊的身影，號召青年們走上街頭對「青年貧窮化」說不。而參與遊行的群眾組成似乎也越趨異質，傳統上被視為專業工作者的社工師、護理師和醫師紛紛組隊揪團，對自身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加以反擊。
這些「非典型抵抗」的背後其實透露了一個訊息：當壓迫變得更細緻且廣泛，簡單的「階級兩極化」模型無法適切涵蓋壓迫的諸多複雜面向，我們不再能夠簡單地將人們歸類為可惡的資產階級和可憐的無產階級。對於自覺壓迫的人們，抵抗行動也就勢必要透過不斷的動員和結盟，以擴大群眾參與、喚起階級意識。
今日的受壓迫者所面對的，不只是呈現在職業分類上的階級不平等，還包含職業內部階序的世代不正義。主管和基層員工（例如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之間勞動條件和待遇相差甚多；等到基層員工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升遷到主管職時，當初的忿恨不滿已經被「媳婦熬成婆」的既得利益所掩蓋，改革的動能也就難以維持。同時，業務外包、人力派遣、臨時工等美其名為「勞動彈性化」的非典型勞動形式，也成為跨職業的病態現象。面對這些困境，在五一遊行中方興未艾的橫向階級聯盟和縱向世代訴求，將成為工運深化轉型的契機所在。
無論這批社運新面孔是自覺或被動員而進入社運，他們都可能成為帶動整個世代的火種，他們也會以自己的主體性為社運場域帶來新面貌──這已經具體呈現在運動的策略和手段的翻新之上（例如，青年大隊模仿SM女王鞭打奴隸的手法，在行動劇中諷刺財團虐待員工）。過去或許他們未曾關注階級問題，或許從不熱衷公共參與；然而一旦認知到個人的不滿其實源於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他們便可能更進一步看到「其他人」的不滿也與自己休戚相關。於是，五一過後，從遊行返回各自的生活，在自身所處的社群中持續論述、遊說、抗爭、動員、議題結盟。在這個意義上，遊行不僅是集體抵抗，也是個人史的通過儀式：經由一次社運的洗禮和轉化，零星的個人轉而成為相互連結的社會人。
五一遊行並非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盛事」，也不該只是「工人的事」。借用馬克思的話：「這說的正是閣下的事情！」對許多台大學生而言，壓迫並不只存在於新聞報導或理論著述的一隅，而其實遠在出社會之前就必須親身體驗。台大研究生協會帶頭反對校方教學助理減薪的措施，進行研究生「勞動與收支調查」；尚具學生身分的高醫實習醫師疑似過勞死，台大及其他學校的醫學系學生相約上街舉牌抗議「醫師長工時，病友沒品質」。青貧、窮忙、實習，這些工時和薪資問題，不但是他人的血淚故事，也是自己必須奮起反抗的現實處境。自己若不能由書桌或電腦前往街頭跨出這一步，又有誰能替你爭取權益呢？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意識報041刊目錄（05/17/2011）
第二期五年五百億 大學應更審慎、透明的使用經費 ◎ 台大意識報
議事快訊
BOT遞補事件 ◎ 法律三 吳俊志
意識專題‧社會住宅
家變──談大台北地區的高房價與住宅議題
我家怎麼都不會漲──透視台灣的房地產邏輯
◎ 許裕民（政治二）、范捷茵（外文二）、陳稚涵（法律四）、賴昱安（外文二）
二十年後，你會不會住在貨櫃屋？
◎ 邱彥瑜（社會四）、陳稚涵（法律四）
租屋：住宅政策的化外之地 ◎ 物理四 許哲韡
意識校園
因應釋字684 修改校規與申訴管道 ◎ 人類一 林必修
我們要更好的申訴管道──學生自力救濟的可能 ◎ 政治二 謝佳榮
台大的防災準備與展望 ◎ 人類二 黃得城意識專訪
放火、竄逃－－專訪藝術家黃中宇 ◎ 外文二 賴昱安、土木一 溫亞捷
義士廣場‧讀者投書
投稿：學校與學生的關係：學生權利清單 ◎ 法律四 黃守達
總編的話：
經過悠閒的春假、以及煉獄般的期中考周，意識報再度獻上即時又有深度的校園報導；此外本刊也與「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合作，製作「社會住宅」專題。這是一個非常複雜、卻與大學生息息相關的社會議題，本報花費相當多的時間進行採訪和資料整理，希望各位讀者可以對此議題有更深入的理解理解，而因此我們被迫延後發刊時間，如果造成大家心情上的孤單寂寞，我們深感抱歉
另外，本刊意識報也為大家帶來修改校規的系列報導、台大防災措施、以及與藝術季相關的公共藝術採訪，希望大家喜歡。
最後，祝大家學業順利，看報愉快。
投稿：學校與學生的關係：學生權利清單
◎法律四 黃守達
100學年度的學測引導寫作題目是「學校與學生的關係」。在大考中心所選錄的佳作[1]裡，不時可見發人深省的語句：
「學生能對校方提起訴訟的改變某方面確實令人擔憂。」（編號05）
「倘若學生執迷不悟不肯受教而貿然提出訴訟，不僅大傷師生之情，老師校方失去教育熱忱，而學生亦失去改過向善的機會和一個和諧的學習環境。」（編號02）
「即便教官要求入微，我始終相信，校規是為使我更臻完美。」（編號09）
「『釋字六八四號』解釋對我來說，只是個隱形的條文罷了。」（編號07）
「學生也不能因此而僭越禮法。」（編號06）
當然，並不是每篇作文都抱持同樣的觀點，各校經驗也不能一概而論；把這些段落抽出原文的脈絡，忽略了學測現場的情境，對作者們也不公平；而學科能力測驗閱卷組選錄，自是考量其「扣緊題旨、結構完整、文字流暢」才選錄這些文章，要透過這幾句話，去非難「特別權力關係」之深入人心，恐怕是小題大做。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權利救濟對於高中生而言，確實是一個陌生而抽象的詞彙。這不能怪高中生，如果說前引的作文段落是他們為了跨過大學門檻而不得不為的敷衍，那當他們好不容易來到大學，會猛然發現，即使已經十八、九歲，權利離他們這些「學生」依然遙遠。
憲法上人民有結社的權利，但萬能科技大學的邱智彥卻需要為了一個社團抗爭到現在[2]；憲法上人民有集會的權利，但即使在杜鵑花節倡議反國光石化都會被校警call警察阻攔[3]；憲法上人民有言論自由，但學生製作的海島新聞卻被活大以「有爭議」拒絕播放[4]；憲法上人民有訴訟的權利，但即使是釋字六八四號的聲請人，仍必須透過媒體來逼迫校方回應[5]。
而憲法所列舉的權利，其內容與審查標準，真的足以回應大學生活嗎？學權小組在去年的評鑑裡就指出「點名」、「門禁」、「強制熄燈」等措施，侵害學生的自由[6]，但這樣的「自由」，能夠得到見解保守的行政法院法官承認嗎？「平價宿舍」算不算一種權利？男十三舍的舍胞可以因為一紙公文，就被迫搬去BOT嗎？[7]怎樣才算是校園裡的正當法律程序？「舍胞決定宿舍生活」能不能成為一種權利？如果舍胞大會想打造一座性別友善宿舍，是否會因為違反《宿舍管理辦法》而無效？「校區平等」是權利嗎？校區之間的交通費，要由不能選擇校區的學生負擔嗎[8]？針對學雜費水電費乃至於冷氣費的不透明決策程序，學生可以主張「程序參與權」嗎？面對財務吃緊又把心思動到學生頭上的台大，學生是否又有「資訊公開請求權」呢[9]？除此之外，「二一退學」以及「校內工讀」、「校外打工」等問題[10]，是否都必須被納入「學生權利清單」的範圍呢？
「學生權利清單」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學生們訴諸權利的依據。只有權利沒有救濟，權利清單將只是一紙白紙；但空有救濟制度，學生與學校對於權利內容並無共識，也會淪為各說各話。而即便是受過法律訓練的學生，如果缺乏組織與經驗，又有什麼本錢在申訴制度裡和學校周旋？況且，在釋字六八四號之後，有些問題仍不能透過「走法律」和「打訴訟」的途徑來解決，甚至有些問題根本不會被法官學者當成「值得法律保護的權利」，但這不代表，學生就要對此束手就擒。一份完整且與時俱進的「學生權利清單」，不只是學生提起申訴時的權利依據，不只是學生與學校抗爭的談判目標，也是培養學生權利意識的起點。如果我們放棄了這個歷史機會，要怎麼和說出這些話的高中生交代？
「學校是塑造國家希望的地方；學生是帶領社會向前邁進的齒輪，」（編號01）
「只有當學校的秩序和學生的權利能夠適當主張之時，學校和學生才能達成雙贏的美好局面。」（編號08）
難道，比他們年長幾歲的我們，所能做的──就只是教他們認清現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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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tinyurl.com/45xgd8k
[2] http://standup4chihyen.blogspot.com/
[3]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77862
[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e7diB47IA
[5]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10629
[6] http://studentrights-team.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26.html
[7]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9155.html
[8]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2998.html
[9] http://slackerpaper.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86.html
[10]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9224
100學年度的學測引導寫作題目是「學校與學生的關係」。在大考中心所選錄的佳作[1]裡，不時可見發人深省的語句：
「學生能對校方提起訴訟的改變某方面確實令人擔憂。」（編號05）
「倘若學生執迷不悟不肯受教而貿然提出訴訟，不僅大傷師生之情，老師校方失去教育熱忱，而學生亦失去改過向善的機會和一個和諧的學習環境。」（編號02）
「即便教官要求入微，我始終相信，校規是為使我更臻完美。」（編號09）
「『釋字六八四號』解釋對我來說，只是個隱形的條文罷了。」（編號07）
「學生也不能因此而僭越禮法。」（編號06）
當然，並不是每篇作文都抱持同樣的觀點，各校經驗也不能一概而論；把這些段落抽出原文的脈絡，忽略了學測現場的情境，對作者們也不公平；而學科能力測驗閱卷組選錄，自是考量其「扣緊題旨、結構完整、文字流暢」才選錄這些文章，要透過這幾句話，去非難「特別權力關係」之深入人心，恐怕是小題大做。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權利救濟對於高中生而言，確實是一個陌生而抽象的詞彙。這不能怪高中生，如果說前引的作文段落是他們為了跨過大學門檻而不得不為的敷衍，那當他們好不容易來到大學，會猛然發現，即使已經十八、九歲，權利離他們這些「學生」依然遙遠。
憲法上人民有結社的權利，但萬能科技大學的邱智彥卻需要為了一個社團抗爭到現在[2]；憲法上人民有集會的權利，但即使在杜鵑花節倡議反國光石化都會被校警call警察阻攔[3]；憲法上人民有言論自由，但學生製作的海島新聞卻被活大以「有爭議」拒絕播放[4]；憲法上人民有訴訟的權利，但即使是釋字六八四號的聲請人，仍必須透過媒體來逼迫校方回應[5]。
而憲法所列舉的權利，其內容與審查標準，真的足以回應大學生活嗎？學權小組在去年的評鑑裡就指出「點名」、「門禁」、「強制熄燈」等措施，侵害學生的自由[6]，但這樣的「自由」，能夠得到見解保守的行政法院法官承認嗎？「平價宿舍」算不算一種權利？男十三舍的舍胞可以因為一紙公文，就被迫搬去BOT嗎？[7]怎樣才算是校園裡的正當法律程序？「舍胞決定宿舍生活」能不能成為一種權利？如果舍胞大會想打造一座性別友善宿舍，是否會因為違反《宿舍管理辦法》而無效？「校區平等」是權利嗎？校區之間的交通費，要由不能選擇校區的學生負擔嗎[8]？針對學雜費水電費乃至於冷氣費的不透明決策程序，學生可以主張「程序參與權」嗎？面對財務吃緊又把心思動到學生頭上的台大，學生是否又有「資訊公開請求權」呢[9]？除此之外，「二一退學」以及「校內工讀」、「校外打工」等問題[10]，是否都必須被納入「學生權利清單」的範圍呢？
「學生權利清單」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學生們訴諸權利的依據。只有權利沒有救濟，權利清單將只是一紙白紙；但空有救濟制度，學生與學校對於權利內容並無共識，也會淪為各說各話。而即便是受過法律訓練的學生，如果缺乏組織與經驗，又有什麼本錢在申訴制度裡和學校周旋？況且，在釋字六八四號之後，有些問題仍不能透過「走法律」和「打訴訟」的途徑來解決，甚至有些問題根本不會被法官學者當成「值得法律保護的權利」，但這不代表，學生就要對此束手就擒。一份完整且與時俱進的「學生權利清單」，不只是學生提起申訴時的權利依據，不只是學生與學校抗爭的談判目標，也是培養學生權利意識的起點。如果我們放棄了這個歷史機會，要怎麼和說出這些話的高中生交代？
「學校是塑造國家希望的地方；學生是帶領社會向前邁進的齒輪，」（編號01）
「只有當學校的秩序和學生的權利能夠適當主張之時，學校和學生才能達成雙贏的美好局面。」（編號08）
難道，比他們年長幾歲的我們，所能做的──就只是教他們認清現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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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tinyurl.com/45xgd8k
[2] http://standup4chihyen.blogspot.com/
[3]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77862
[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e7diB47IA
[5]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10629
[6] http://studentrights-team.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26.html
[7]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9155.html
[8]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2998.html
[9] http://slackerpaper.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86.html
[10]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9224
放火、竄逃－－專訪藝術家黃中宇
◎ 外文二 賴昱安、土木一 溫亞倢
「我喜歡放火，然後就跑。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各個地方擾動，讓能量跑出來。」藝術家黃中宇認為，透過擾動、搧風點火，公共藝術挖出讓我們不安於室的事件，使議題浮出檯面，讓更多人去關注，也讓每個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留法的藝術家黃中宇，很多人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很可能實際上或在美術課本上見過他的作品－－敦化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口的人行道斑馬屁股紅綠燈。
黃中宇認為，一項公共藝術的形式、呈現手法並非定於藝術者的「專業」，而應該是以打擂台的方式，讓大家有話說，並且紀錄下來，留待後人去評選。換句話說，公共藝術時代的意涵，是不斷調整、變化的，是動態的價值觀，而不是只有固定價值的定見，彼此應該存在著比較的關係。公共藝術，或許無法牽動整個社會，左右你我的生活，但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了一些不一樣的觀點，否則只是毫無意義的呢喃自語。
大學時黃中宇也喜歡寫現代詩，他提到了日本詩人西脅順三郎－－詩的想像，意味「發現新的關係」。在公共藝術裡，藝術家的職責也是試圖發現新的關係，黃中宇拿了台大舊飛機 （軍刀機） 為例，當我們要處理這架飛機時，並不是把她打扮得美美的，而是讓大家去思考為什麼這架飛機會出現在這裡? 當我們把她拿到一個原本不同的地點放置時，例如，假設把鐵製的飛機放在棉花上時，棉花和鐵的對比馬上就產生衝突，新的關係便產生了。這樣的裝置藝術是否為公共藝術行為我們暫時不得而知，只留待藝術史上去評論。但在這樣的行動下，我們可以讓一架本來重重落下的飛機，又有機會重新「飛」起。
黃中宇過去曾在中小學嘗試做過多次的校園公共藝術品，但這次他想把觸角延伸到台大校園裡，不斷擾動，做為一塊敲門磚，而後拓展至普羅大眾。面對今年以公共藝術為主軸的台大藝術季，黃中宇認為，如果有機會，可以讓台大藝術季的紀錄增加曝光度，能促進過往參與者的回顧，也能使後來的參與者看見過去，形成交流，並讓參與者能有動力去做反思；甚至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促進回饋的力量，灌溉新的幼苗。
什麼是「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並不是把一個銅像放在公共空間裡，在施工前後舉辦一場民眾說明會或票選活動。對於黃中宇來說，公共藝術有別於個別的藝術創作領域，它不應只是放置在公共場所的藝術品，而應扣緊地方脈絡。公共藝術所處理的問題更應關乎社會與國家的運作，民眾在藝術品設立的過程中，擁有從頭到尾的參與機會，討論文化、政策、空間的發展，達到高度的民主自治。此外，在台灣法規內規定公共建築物裡，須至少有1%的經費用於公共藝術。而台大校園內目前共有十五件公共藝術作品，分佈於校園各處，如：新體前的「奧林匹克」、新月臺外的「知識轉向」及文學院水池旁的「太極」等。
黃中宇簡歷
黃中宇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系，留學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與巴黎第六建築學院，擁有深厚的藝術學養，擅長空間設計規劃、影像多媒體製作及環境視覺溝通，並參與多項大型公共藝術的規劃。台北市民較熟悉的作品，便是敦化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口俗稱「拍馬屁」的人行道紅綠燈──〈時間班馬線〉http://www.adagio.com.tw/
「我喜歡放火，然後就跑。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在各個地方擾動，讓能量跑出來。」藝術家黃中宇認為，透過擾動、搧風點火，公共藝術挖出讓我們不安於室的事件，使議題浮出檯面，讓更多人去關注，也讓每個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留法的藝術家黃中宇，很多人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很可能實際上或在美術課本上見過他的作品－－敦化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口的人行道斑馬屁股紅綠燈。
黃中宇認為，一項公共藝術的形式、呈現手法並非定於藝術者的「專業」，而應該是以打擂台的方式，讓大家有話說，並且紀錄下來，留待後人去評選。換句話說，公共藝術時代的意涵，是不斷調整、變化的，是動態的價值觀，而不是只有固定價值的定見，彼此應該存在著比較的關係。公共藝術，或許無法牽動整個社會，左右你我的生活，但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了一些不一樣的觀點，否則只是毫無意義的呢喃自語。
大學時黃中宇也喜歡寫現代詩，他提到了日本詩人西脅順三郎－－詩的想像，意味「發現新的關係」。在公共藝術裡，藝術家的職責也是試圖發現新的關係，黃中宇拿了台大舊飛機 （軍刀機） 為例，當我們要處理這架飛機時，並不是把她打扮得美美的，而是讓大家去思考為什麼這架飛機會出現在這裡? 當我們把她拿到一個原本不同的地點放置時，例如，假設把鐵製的飛機放在棉花上時，棉花和鐵的對比馬上就產生衝突，新的關係便產生了。這樣的裝置藝術是否為公共藝術行為我們暫時不得而知，只留待藝術史上去評論。但在這樣的行動下，我們可以讓一架本來重重落下的飛機，又有機會重新「飛」起。
黃中宇過去曾在中小學嘗試做過多次的校園公共藝術品，但這次他想把觸角延伸到台大校園裡，不斷擾動，做為一塊敲門磚，而後拓展至普羅大眾。面對今年以公共藝術為主軸的台大藝術季，黃中宇認為，如果有機會，可以讓台大藝術季的紀錄增加曝光度，能促進過往參與者的回顧，也能使後來的參與者看見過去，形成交流，並讓參與者能有動力去做反思；甚至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促進回饋的力量，灌溉新的幼苗。
什麼是「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並不是把一個銅像放在公共空間裡，在施工前後舉辦一場民眾說明會或票選活動。對於黃中宇來說，公共藝術有別於個別的藝術創作領域，它不應只是放置在公共場所的藝術品，而應扣緊地方脈絡。公共藝術所處理的問題更應關乎社會與國家的運作，民眾在藝術品設立的過程中，擁有從頭到尾的參與機會，討論文化、政策、空間的發展，達到高度的民主自治。此外，在台灣法規內規定公共建築物裡，須至少有1%的經費用於公共藝術。而台大校園內目前共有十五件公共藝術作品，分佈於校園各處，如：新體前的「奧林匹克」、新月臺外的「知識轉向」及文學院水池旁的「太極」等。
黃中宇簡歷
黃中宇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系，留學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與巴黎第六建築學院，擁有深厚的藝術學養，擅長空間設計規劃、影像多媒體製作及環境視覺溝通，並參與多項大型公共藝術的規劃。台北市民較熟悉的作品，便是敦化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口俗稱「拍馬屁」的人行道紅綠燈──〈時間班馬線〉http://www.adagio.com.tw/
台大的防災準備與展望
◎ 人類二 黃得城
在寒冷三月某個飄著細雨的下午，台大學生們或許正坐在教室內，盯著台上的教授口沫橫飛的同時；台灣東北方幾公里外的太平洋海底，地牛一個猛然翻身，隨即引起了滔天巨浪般的改變。就在當下那大多民眾尚未知悉的同時，總務處的職員們已經密切的注意相關新聞，直到確定台北市沒有海嘯警報後才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然而就在不遠的社區，不少居民卻也因為相關報導而對自己居住的環境感到憂心不已。
危機之前與危機之後？
儘管這次地震並未對台大造成影響，但對於其他校園空間內可能的災害，其實已經有著不少的準備。目前學校以環保暨安衛中心為首，與其他主要行政單位，皆有一套預防與處理系統，其負責的防治災害主要是地震、火災、颱風與廢棄化學毒物、輻射性實驗之廢料等等，而針對這些不同的災害，學校也進行了不同的解決方式。
不過除了具體的措施外，防災中還有一個最不能被忽略的環節：疏散空間。相較於其他大專院校，台大龐大的人口壓力與使用密度頗高的總區校地突顯了防災空間的吃緊。學校並非未注意到此問題，環安衛中心表示：在未來的許多校園規劃，都會有避難空間的考量，例如校規小組的醉月湖改善計畫中，校方也要求計畫中須有相關防災空間配置。目前較為充足的疏散空間大致以椰林大道連結總圖前後的草坪、還有偌大的體育場到醉月湖與其他較為零碎的空地等，另外還有宿舍區的廣場，然而，這樣的疏散空間是否能夠負荷全台大兩到三萬人還是個疑問，況且，與台大生息與共的不只是學生，也包括了附近的社區居民。
當校園遇上社區
儘管學校對於校內的災害有著自己一套的處理系統，但在現今校園環境不若以往來的封閉，校園與鄰近社區的連結更強，界線逐漸模糊的背景下，學校要考慮的實際上已經不單單只有校內。
在開放性的空間下，學校在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上其實是處於一個較為消極的角色：對於校外群眾而言，學校不僅僅是莘莘學子獲取知識的地方，也是個涉足休息、運動的好所在；同時，相較於台北市高密度的建築與人口，台大的空地顯得彌足珍貴，一旦有需要疏散的時刻，即便有著大安森林公園與福和河濱公園，台大也必然會成為收納人群的地點，此時，台大與周邊社區的連結更顯重要。
社區、校園與政府在防災上其實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目前我們看到校園與政府(消防隊)已經有連結，而社區也發展出自我的防災意識，未來三者更應該緊密連結，形成防災鐵三角。社區防災意識在近幾年開始抬頭，溫羅汀街區在日本的災難後發起一系列的防災工作，例如編輯社區防災地圖、建立社區防災SOP、訓練社區志工等等。對於未來可能的危機，社區民眾已經開始儲備能量，而台大是否與其合作？能夠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都是學校應該要重新思考的。目前我們依然看不到學校如何與附近社區合作，而學校究竟是否瞭解社區與校方的共存關係，我們也無從得知。
在寒冷三月某個飄著細雨的下午，台大學生們或許正坐在教室內，盯著台上的教授口沫橫飛的同時；台灣東北方幾公里外的太平洋海底，地牛一個猛然翻身，隨即引起了滔天巨浪般的改變。就在當下那大多民眾尚未知悉的同時，總務處的職員們已經密切的注意相關新聞，直到確定台北市沒有海嘯警報後才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然而就在不遠的社區，不少居民卻也因為相關報導而對自己居住的環境感到憂心不已。
危機之前與危機之後？
儘管這次地震並未對台大造成影響，但對於其他校園空間內可能的災害，其實已經有著不少的準備。目前學校以環保暨安衛中心為首，與其他主要行政單位，皆有一套預防與處理系統，其負責的防治災害主要是地震、火災、颱風與廢棄化學毒物、輻射性實驗之廢料等等，而針對這些不同的災害，學校也進行了不同的解決方式。
不過除了具體的措施外，防災中還有一個最不能被忽略的環節：疏散空間。相較於其他大專院校，台大龐大的人口壓力與使用密度頗高的總區校地突顯了防災空間的吃緊。學校並非未注意到此問題，環安衛中心表示：在未來的許多校園規劃，都會有避難空間的考量，例如校規小組的醉月湖改善計畫中，校方也要求計畫中須有相關防災空間配置。目前較為充足的疏散空間大致以椰林大道連結總圖前後的草坪、還有偌大的體育場到醉月湖與其他較為零碎的空地等，另外還有宿舍區的廣場，然而，這樣的疏散空間是否能夠負荷全台大兩到三萬人還是個疑問，況且，與台大生息與共的不只是學生，也包括了附近的社區居民。
當校園遇上社區
儘管學校對於校內的災害有著自己一套的處理系統，但在現今校園環境不若以往來的封閉，校園與鄰近社區的連結更強，界線逐漸模糊的背景下，學校要考慮的實際上已經不單單只有校內。
在開放性的空間下，學校在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上其實是處於一個較為消極的角色：對於校外群眾而言，學校不僅僅是莘莘學子獲取知識的地方，也是個涉足休息、運動的好所在；同時，相較於台北市高密度的建築與人口，台大的空地顯得彌足珍貴，一旦有需要疏散的時刻，即便有著大安森林公園與福和河濱公園，台大也必然會成為收納人群的地點，此時，台大與周邊社區的連結更顯重要。
社區、校園與政府在防災上其實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目前我們看到校園與政府(消防隊)已經有連結，而社區也發展出自我的防災意識，未來三者更應該緊密連結，形成防災鐵三角。社區防災意識在近幾年開始抬頭，溫羅汀街區在日本的災難後發起一系列的防災工作，例如編輯社區防災地圖、建立社區防災SOP、訓練社區志工等等。對於未來可能的危機，社區民眾已經開始儲備能量，而台大是否與其合作？能夠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都是學校應該要重新思考的。目前我們依然看不到學校如何與附近社區合作，而學校究竟是否瞭解社區與校方的共存關係，我們也無從得知。
我們要更好的申訴管道──學生自力救濟的可能
◎ 政治二 謝佳榮
申訴評議委員會中學生乃是結構少數，如前篇所提，委員會的決議往往偏頗；在此情形下，若學校的行政處分不當，學生也無法經由校內申訴得到平反，該怎麼辦？
「告」學校，談何容易？
「不僅是退學，只要是有損害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的校方處分，大學生都得以提起行政訴訟。」──此乃日前，大法官會議釋字六八四號所闡述。它進一步地保障學生的權利，給予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法源基礎，正式打破長久以來的特別權力關係（註一）。簡單說，學生若是用盡校內的申訴管道，還可以「告」學校。
聽起來很理想，但由於學生與校方之間的資源、資訊不對等的問題仍存在；學生往往淪於弱勢。訴訟並不是一個十分友善的救濟管道，同樣是打官司，學生要付出的成本可大得多了。難道，學生還是只能摸摸鼻子嗎？
學生會應成立申訴部
誠然，相對於校方行政體系，學生的力量仍薄弱；現行體制的改革也必須透過長時間的努力──這便是為什麼學生族群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自治組織，在個體學生的權益受到侵犯時，可以為其發聲、挺身而出。
學生會可以成立專門的申訴部，與其他部門合作以受理個別學生的申訴案件。受理後，偕同申訴學生進行全面性的討論（包括釐清現狀、與校方應對之策略、尋求救濟管道等）。許多學生從未與行政單位打過交道，學生會則可給予其經驗分享，並為其彌補雙方的資訊不對等；在此意義上，學生會必須是個值得信任的諮詢機構。再者，學生會可以作為申訴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橋樑，協助學生與行政處室做協調、斡旋。未來，學生會必須往法人化的層面發展，唯有如此，學生會才更能實質上地提供法律救濟途徑之協助：給予法律諮商服務，甚至是代表學生提起行政訴訟。
凝聚學生力量
學生會應當被賦予更大的責任，在制度條件不甚友善的情形下，仍能積極地爭取學生權益。前提是，學生會必須搭起與廣大學生之間的橋樑，凝聚學生的共識，使得更多人能夠意識到自身作為學生的一份子，與大家是休戚與共的。學生能夠深刻地感受到：「在校園遭受困境時，我並不是獨自一人的。」
學生在尋求救濟管道時，擁有學生會的積極協助，這可說是釋字六八四號的進一步實踐，讓學生權益更能受到保障。基於此，學生得以向校方傳達一個訊息：未來，學校必須得更加謹慎地面對每個學生，無論是給予行政處分或是一個小小的回應。在處理個別案件時，校方將面對的不單單是一位學生，而是整體的「學生族群」。任何一個不當的行政處分，都將被視為對於全校學生的挑戰。校方必須意識到：縱使權力再不對等，也無法抹滅學生作為校園主體的事實。
註一：特別權力關係，指的是國家基於特別的法律原因（例如：確保政府穩固統治），對於某些身分之人民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如公務員、軍人與學生。簡單來說，這類的人民不享有基本人權，卻得承擔更多的責任義務。如今，學界普遍認定這樣的關係是很不合理的。
申訴評議委員會中學生乃是結構少數，如前篇所提，委員會的決議往往偏頗；在此情形下，若學校的行政處分不當，學生也無法經由校內申訴得到平反，該怎麼辦？
「告」學校，談何容易？
「不僅是退學，只要是有損害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的校方處分，大學生都得以提起行政訴訟。」──此乃日前，大法官會議釋字六八四號所闡述。它進一步地保障學生的權利，給予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法源基礎，正式打破長久以來的特別權力關係（註一）。簡單說，學生若是用盡校內的申訴管道，還可以「告」學校。
聽起來很理想，但由於學生與校方之間的資源、資訊不對等的問題仍存在；學生往往淪於弱勢。訴訟並不是一個十分友善的救濟管道，同樣是打官司，學生要付出的成本可大得多了。難道，學生還是只能摸摸鼻子嗎？
學生會應成立申訴部
誠然，相對於校方行政體系，學生的力量仍薄弱；現行體制的改革也必須透過長時間的努力──這便是為什麼學生族群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自治組織，在個體學生的權益受到侵犯時，可以為其發聲、挺身而出。
學生會可以成立專門的申訴部，與其他部門合作以受理個別學生的申訴案件。受理後，偕同申訴學生進行全面性的討論（包括釐清現狀、與校方應對之策略、尋求救濟管道等）。許多學生從未與行政單位打過交道，學生會則可給予其經驗分享，並為其彌補雙方的資訊不對等；在此意義上，學生會必須是個值得信任的諮詢機構。再者，學生會可以作為申訴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橋樑，協助學生與行政處室做協調、斡旋。未來，學生會必須往法人化的層面發展，唯有如此，學生會才更能實質上地提供法律救濟途徑之協助：給予法律諮商服務，甚至是代表學生提起行政訴訟。
凝聚學生力量
學生會應當被賦予更大的責任，在制度條件不甚友善的情形下，仍能積極地爭取學生權益。前提是，學生會必須搭起與廣大學生之間的橋樑，凝聚學生的共識，使得更多人能夠意識到自身作為學生的一份子，與大家是休戚與共的。學生能夠深刻地感受到：「在校園遭受困境時，我並不是獨自一人的。」
學生在尋求救濟管道時，擁有學生會的積極協助，這可說是釋字六八四號的進一步實踐，讓學生權益更能受到保障。基於此，學生得以向校方傳達一個訊息：未來，學校必須得更加謹慎地面對每個學生，無論是給予行政處分或是一個小小的回應。在處理個別案件時，校方將面對的不單單是一位學生，而是整體的「學生族群」。任何一個不當的行政處分，都將被視為對於全校學生的挑戰。校方必須意識到：縱使權力再不對等，也無法抹滅學生作為校園主體的事實。
註一：特別權力關係，指的是國家基於特別的法律原因（例如：確保政府穩固統治），對於某些身分之人民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如公務員、軍人與學生。簡單來說，這類的人民不享有基本人權，卻得承擔更多的責任義務。如今，學界普遍認定這樣的關係是很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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