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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專題
◎傅典洋
蟾蜍山的記憶拼圖
◎傅彥龍、蕭業庭、林慧慈、江毓婷
保存運動專題
從歧異的過去想像共享的未來——蟾蜍山土地議題沿革
◎董音
夢裡．夢外——蟾蜍山聚落的土地爭議與未來展望
◎蔣明翰
2016年3月15日 星期二
番外篇：過去的過去的校門──試考證高等農林學校校門
◎陳柔安
若翻閱日本時代的地圖或堡圖，會發現蟾蜍山山腳設有農業試驗所，鄰近則是高等農林學校。高農是臺北帝國大學的前身，是臺灣大學前身的前身。而高農的日本校友曾於1978年出版《榕畔會史》（榕畔會史：臺灣における高等農林教育のあゆみ），集結了許多高農的老照片及歷史資料，是研究高等農林學校相當重要的一部著作。書中有一張題名：「高農時代的校門」（高農時代の校門）的照片，照片中的校門看似與臺大正門一樣是唭哩岸石材、雙柱上頭都有一盞球燈、右側有一扇門，中間是一排學生騎著腳踏車。由於高農歷史的記錄不多，這張校門的老照片激發了各式各樣的疑問：所謂校門是指高農的正門嗎、右邊的切角頂建築是什麼、校門對著什麼道路⋯⋯透過其他史料的蒐集，將試圖為這些疑問解答，考證曾經聯繫臺大與蟾蜍山的高等農林學校校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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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 年）截圖：漢字由上而下為「高等農林校」、「富田町」、「農事研究所」，右下角山坡為蟾蜍山。「農事研究所」幾個字下面的矩形建築已拆除，再更下面的建築為「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昆蟲部」，現今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進駐使用。 |
首先，根據不同年代的地圖疊圖及日本時代的變革，可以得知：1903年臺北農事試驗場遷至富田町，同年又改併為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21年整併入中央研究所農業部，1939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1919年成立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1921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1927年改名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1928年併入該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單位、制度、規模、農場範圍不斷變動，不過建築物及道路會延續使用，因此，基本上農試所承襲農試場廳舍（以下皆稱「農試所」）、帝大承襲高農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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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校門截圖：由左至右為「測量實習」、「懷念的宿舍」及自行車隊 |
從「臺灣舊照片資料庫」搜尋到關於高農校門的三張照片，題名分別為：「測量實習」（レベリング實習）、「懷念的宿舍」（懷カシノ學寮ヘ）、「自行車隊」（自轉車隊）（同張照片《榕畔會史》改題「高農時代的校門」）。分別出自1928年出版的不同的高農畢業相冊，遂僅能確定照片均攝於1928年以前，實際年份不明。兩根高的門柱、右側稍矮的方柱、左右柱腳的三角形石砌－－三張照片幾乎一模一樣！然「高農時代的校門」與另兩張最大的不同是：左柱有燈、兩根門柱的柱頭形狀、右側小木門的窗格、學生與腳踏車身後沒有山影。即便如此，三根石柱的設計太過相像，加上高農校區不大不太可能有兩個雷同的校門，便推估「測量實習」及「懷念的宿舍」早攝於「高農時代的校門」，且期間進行過整修。「高農時代的校門」的電線杆配置也與另兩張不同、可能重新架設過，切角頂建築則可能是拆掉板瓦建築（也許就是宿舍）後新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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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農試所廳舍截圖：右圖為「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創立十年紀念」(1913 年)的照片，屋頂與左圖「懷念的宿舍」箭頭處相同。假設校門位在連接農試所的路口，會發現「圖一」之「農事研究所」的矩形建築的方位與左圖箭頭的建築方位相同。 |
接著，觀察日本時代其他學校的石柱正門多對著主要幹道，便假設高農校門同樣直通校外道路。「測量實習」及「懷念的宿舍」都顯示校門指向一條筆直的道路，而中央研究院的「百年歷史地圖」收錄最早標出高農校區的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年），顯示出高農最主要的向外道路是連接農試所的幹道（現在的基隆路四段144巷）。再搜尋農試所廳舍的圖片，會驚訝地發現農試所廳舍的屋頂就是「懷念的宿舍」右前方的屋頂！把校門放在幹道上的假設亦符合地圖農試所廳舍的相對位置！可見校門確實位在連接農試所的幹道上。
確定了相對位置，再來要辨識高農校門位在幹道的何處。從同樣出版於1928年高農畢業相冊的「從蟾蜍山看向校舍及農場」（蟾蜍山ヨリ見タル校舍及ビ農場），看起來毫無路障的幹道上唯有連接高農校舍的底端（現在的小木屋鬆餅）可能設有校門。雖然1928到1935年的帝大校區配置圖還明顯標出這裡有個校門，但地圖無法看出校門的長相、同年代的鳥瞰照片也不夠清晰，因此高農的校門的存廢年份毫無線索。若「從蟾蜍山看向校舍及農場」拍攝時高農校門還健在，幹道底端左側的建築及電線杆似乎與「高農時代的校門」的右側相像。（還有一張「從水源地看向本校校舍附近」（水源地ヨリ見タル本校校舍附近）的1928年出版的高農畢業相冊中的照片，相同位置上的白色色塊也疑似是校門的木門。）
最後，經過（不甚嚴謹的）考證與比較，推測高農校門（極可能是正門）位於現在小木屋鬆餅的位置。後來的校園配置圖在同一地點都沒有類似校門的標示，但舟山路於90年代正式廢巷之前，1986年建立的警衛崗亭（廢巷後改作餐飲部，現在是小木屋鬆餅）顯示此處仍作為校門使用。而大約1999到2005年間（依圖上的建物推算，該地圖的使用介於生命科學館落成至新月台興建之前）的校區配置圖稱同個位置作「舟山門」。這個連接臺大校園與邊界舟山路的「舟山門」，與高農校門同樣位居於此應非巧合。臺大從來都不只是幾棟教學大樓，不論是高農還是帝大的校園變遷，均涉及土木、建築、教育、政治、殖民關係等等因素，加上今日蟾蜍山聚落、臺灣科技大學、台灣電力公司、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等多個單位使用這塊地，（不僅僅是大學生的業餘考證）還需投入更多的關注與研究資源方有可能真正還原這段歷史。
（考證過程非常感謝吳鑫餘、呂其正、梁德莎的協助，但本文若有任何問題全由作者一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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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從蟾蜍山看向校舍及農場」截圖：左下角建築是與「圖三」相同的農試所廳舍，箭頭處疑似高農校門，而後方的深色的高農校舍即現在的行政大樓。 |
參考資料：
高農與農試所歷史 http://goo.gl/a5JfYl
舟山路改巷 http://goo.gl/T1NUYA
臺大校園地圖 http://goo.gl/azLXUM
舟山門地圖 http://goo.gl/vyaZgj
圖片來源：
百年歷史地圖 http://goo.gl/uOor8S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http://goo.gl/ssASRK
聚落空間的新想像——台科大醒鳴社專訪
◎沈函儀、林泓堉
蟾蜍山聚落鄰近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台科大），自從民國89年10月都市計畫變更為學校用地後，兩者間展開了一段綿延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除了台科大校方與蟾蜍山聚落土地間的爭議外，身為學校一份子的台科學生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學生個體與蟾蜍山
目前台科大以醒鳴社為主要的蟾蜍山議題推動者，然而在梳理醒鳴社與蟾蜍山聚落的關係前，須先聚焦於個別學生與蟾蜍山的互動。以下將以陳乃嘉同學（建築系大四生）與林逸晟同學（工業設計系大四生）參與蟾蜍山議題的經驗為主軸，討論聚落與學生個人間的關係。乃嘉於2012年參與好蟾蜍工作室的導覽，透過工作室的引介，她開始接觸蟾蜍山的居民，由於議題與所學切身相關，所以漸漸投入好蟾蜍工作室。2013年底，乃嘉發起校內連署處理空屋問題，並於連署的名單上找到一群關心蟾蜍山的同好，透過臉書社團成立「台科蟾蜍幫」關心相關議題。當時的議題關注的核心行動者包括乃嘉和醒鳴社前社長張耕睿。醒鳴現任社長逸晟則較前兩者晚投入蟾蜍山議題。在某一次到蟾蜍山拍攝短片後，逐漸開始對蟾蜍山生出興趣，隨後參與了多場好蟾蜍工作室辦的展覽，以及與紹興社區合作的活動。也因此了解到蟾蜍山與自身關係甚密，自此投入蟾蜍山議題。
台科大學生最初是以個體的身份參與蟾蜍山議題。然而，在2014年張耕睿接下醒鳴社社長之職後，正式開啟了醒鳴社投入於蟾蜍山的工作。醒鳴社成立於反媒體巨獸壟斷時期，當時有發行刊物，為台科大唯一異議性社團。屆時醒鳴社尚未有明確的社團定位，直到張耕睿接手後，才定調關注議題：土地、聚落，以及都市再生，現階段以蟾蜍山聚落作為投入最深的一處。除了社課的討論外，醒鳴社於2014年間陸續協助好蟾蜍工作室的活動，比如攝影展、工作坊、以及與「華光X紹興X蟾蜍山──非正式聚落踏查工作營」。逐漸累積的人脈成為醒鳴社傳承的力量，逸晟表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議題，而是找到真正有熱情的夥伴，而這是要很久才可以醞釀出來的。」
學生群體與蟾蜍山：醒鳴社的參與
隨著每一次活動的舉辦，台科大學生對蟾蜍山的關注由個人轉為群體，醒鳴社成為代表學生對該議題的發聲筒。於此之際，校方對於學生的聲音，抑或醒鳴社的行動，又採取了何種態度？2014年下半，醒鳴社開始和校方課處室討論蟾蜍山議題，並主動接觸多位對該議題有想法的老師。根據逸晟表示，當時多位老師及學生會學權部均曾對該議題保持樂觀態度，卻無具體討論結果。有兩項原因造成無共識的討論：第一，校方與好蟾蜍工作室的對立關係被概括為學生與老師的關係，導致校方對學生及老師產生不信任感。第二，學生會學權部成效不彰，僅一場關於蟾蜍山的公聽會無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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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蟾蜍山全景 提供／好蟾蜍工作室 |
此後，醒鳴社開始反思自身與蟾蜍山的關聯。2015年暑假，醒鳴社產生了在蟾蜍山議題中明確的定位。回歸學生本位，置蟾蜍山議題於「學習與學生權益」的角度思考，有別於過去居於好蟾蜍工作室的協助角色。在確立社團定位後，醒鳴社著手串聯校內其他社團，比如Dr. Maker以及Net Impact，試圖在學習的框架下，重新思索大學與社區的關係。
對於空屋的發想
假設這些空屋能夠作為學生和老師的使用空間，師生和居民必將互相影響。由於蟾蜍山是座山城，空屋的樓梯、巷道和房子連結緊密，連棟比鄰的建築方式，每個在這邊居住或活動的人都能看彼此，居民間互動頻繁，有什麼事能第一時間互相照應，彼此間十分熱絡，但相對的隱私性降低，哪一家發生什麼事大家都會知道，屋內屋外都看得一清二楚。
舉例來說，當學生進駐並修復這些空屋，卻沒有跟居民交流，久而久之必定會產生因溝通不良而導致的摩擦。就如同過去寶藏巖居民跟藝術家之間的關係，由於缺乏友善溝通管道，而造成不少誤會和衝突。屆時學生進入居民生活空間，若無完善的交流管道，不去拜訪或者建立橋樑，將引起居民的反彈和質疑。然而，當學生進駐、社團活動開始發酵、茁壯，居民的生活品質就某種程度上會降低，有可能間接使居民搬離。但假設學生不積極地與居民建立關係，上述情況有可能發生，拉大學生與居民的距離。因此醒鳴社提出「蟾蜍仙人祭」的想像，建立完善的機制來彼此共生，當學生團體活動空間進入社區之中，或許能與居民產生良好的相互影響。
學生進駐的基地
學生進駐蟾蜍山聚落的空屋後，能夠更容易跟居民建立良好關係，進而發展成社團空間或辦活動的地點，學生和居民之間產生交流的可能性相當高，如此促進學生和居民間的溝通，並幫助居民產生對社區的凝聚力。
醒鳴社合作的對象Dr.Maker，應用國外的maker概念來討論台科大和蟾蜍山，尋找社區和maker結合所產生的可能性。假設未來所有製造技術和能力都能簡化，好比樂高積木般，易於居民去操作、使用，將製造力下放給居民，進行草根製造。具體來說，當學生進駐到這些空屋，有一個共同討論、工作的空間，可能是木工坊或者工作室，能夠陳放各式各樣的工機具，此時比這些硬體設備更重要的是，有人進駐來帶領學生一起動手做東西，要有人教導居民如何使用既有的工具，不然也只是擺放在那，要有完整的社群形成，整個社居才能自立地持續發展、運作。
當台科大把蟾蜍山的一些空屋經營成這樣的基地，發產台科大的技術、並討論社會問題，定期舉辦工作坊、講座或是比賽，把團體們邀來這個場域，共同討論相關議題，不失作為一個與居民有良好互動，並具教育性質的發想。
延續的難題
現今的醒鳴社勾勒出一個框架來討論蟾蜍山的未來，在文化景觀保存的規範下，如何探索作為校地教學發展的可能性，並有機制地帶入學生社群，使居民、學生與環境達到共存。此外，他們也面臨著傳承上的問題，現存社員多為大四學生，他們作為進入蟾蜍山的第一小群人，憑藉著自身對於蟾蜍山議題和居民的熱忱，在繁忙課業之餘，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來使大家注意到這議題，將來又該如和處理與傳承過去建立起的龐雜背景資料，又該怎麼有系統地交給對於蟾蜍山有共同理想的同學們。
聚落和大學共生的遠景
逸晟認為蟾蜍山既然作為台科大的校地，或許就該是一個學習的場域。學生們進駐空屋，利用現有資源活化空屋，進而與居民間產生良好互動，帶動社區發展，從中學習到社會關懷、在地視野和實務學習。這些計畫也希望有學生繼續熱烈的參與並討論蟾蜍山這個議題，將醒鳴社所累積的種種傳承下去，否則這些努力極可能化為泡沫。若忽視蟾蜍山的歷史脈絡，直接將聚落剷平重建為宿舍大樓，會是十分可惜的。身為蟾蜍山居民與台科校方的調和者，醒鳴社嘗試以學習為本位，提出另類的校地想像，讓學生學習和反思許多社會上的議題，也邀請每一位學生與居民來參與大學跟社區共生的未來。
蟾蜍要往哪裡去？——好蟾蜍工作室的過去與未來
◎洪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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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蟾蜍工作室的旗幟 攝／陳磬揚 |
成立好蟾蜍工作室
近幾年在蟾蜍山社區土地爭議出現後，舉凡公聽會、記者會或協調會等，除了居民的身影外，還可以看到一群新生代的社區工作者，他們努力說明、溝通社區的現況和困境。會開完了，東西收一收，社區阿伯阿姨們還熱絡地喊著他們的小名，他們是「好蟾蜍工作室」的成員。
斗轉星移，地景特殊、飽含歷史痕跡的蟾蜍山， 時至今日已經累積許多不同背景的居民來到此地，好蟾蜍工作室發起人林鼎傑也是八年前（ 2008 年）搬到這裡的，一方面為了就讀研究所，另一方面是因為喜好靠山、靠水的都市邊緣地帶。不過最初他與社區居民並沒有太深刻的連結，直到 2010 年底，煥民新村居民陸續搬離蟾蜍山，39 戶人去樓空。2013 年三月，拆房子的工人來了，敲打隔間、拆除門窗的聲音不斷傳入耳中。林鼎傑開始思考，39 棟房子，聚落的二分之一夷為平地，巷弄紋理消失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很難想像那畫面。我就想，如果未來每天回家時看到那塊空地，我應該會責怪自己那時候什麼都沒做吧。」
林鼎傑於是開始整理、搜尋文史資料，才發現蟾蜍山豐富的過去，也開始尋求外援，和台大城鄉所的學生合作辦起測繪營，紀錄煥民新村空屋的狀況。2013 年五月，林鼎傑號召關心聚落未來發展的各方夥伴組成「好蟾蜍工作室」，希望推動煥民新村建築保留、活化利用，以及維護蟾蜍山聚落文化歷史保存和居民居住權。
與居民的互動和瓶頸
近三年來，工作室在社區陸續舉辦各種活動，開始接觸居民。不過和外界想像不太一樣的是：林鼎傑並不認為工作室是個傳統社運組織，而是用軟性、生活化的方式在社區內和居民互動。拍紀錄片出身的他選擇以注重感受性、連結居民的方式來進行運動，比如邀請朋友在社區拍片，殺青後在社區廣場架起螢幕，播放社區故事，也在社區廣場設置菜園、架起瓜棚，揪大家來種菜，還辦起一家一菜的活動，讓來自不同地方的居民端出拿手好菜，彼此交流，聯絡感情。他希望透過增加互動的機會，讓居民意識到社區的獨特性，進一步凝聚社區的向心力，期待居民因此能慢慢開始自發投入社區工作。
但這兩年來，隨著活動愈來愈密集，工作室慢慢發現居民參與、發起社區營造的動力似乎沒有達到工作室的預期，因此也思考或許在文化景觀範圍劃出之後，鼓勵居民多討論社區未來的願景，希望以此帶起行動。另外，工作室面臨的另一難題是居民的參與度有區域差異，相較於地屬台科大的社區東側居民，地屬國有財產署的西側居民比較少參與社區活動，一方面因為社區面臨的急迫危機是東側兩戶居民被台科大提告，工作室的訴求對象自然較優先是台科大，於是關注的議題不同使得前來的人也大多是東側居民；另一方面，西側由於國有財產署讓居民承租土地，因此居民對於不須繳交租金的東側感到不平衡。雖然西側是國有非公用地，暫時沒有開發壓力，而東側現屬台科大的土地是國有公用地，居民有拆遷壓力，但兩邊關注的議題內容不同。在一月十三日文化景觀範圍已確定包含東西兩側後，工作室也期待文化景觀範圍劃定後能夠用更整體性的方式來思考社區的未來，解決目前的瓶頸。
工作室與台科大的衝突與合作
好蟾蜍工作室在 2013 年以半年時間跟學校溝通破局後，於2014年初將煥民新村提報文化資產，並在 2014 年七月時，由台北市文資委員會將蟾蜍山指定為文化景觀的部分再議。不過2015 年五月在討論文化景觀保存範圍的文資審議會中，校方表示希望蟾蜍山腳下地勢較低平的地方不要劃進保存範圍，以便學校未來開發使用。此言讓工作室認為台科大仍然有意興建大樓，所以八月文化局邀集現場會勘時，工作室在記者會上拿出一張山腳下出現十層樓建物的假想圖，表達如果未來文化景觀保存地前面蓋了一棟大樓，情景將會多麽荒謬。假想圖的出現讓校方相當不滿，由於學校不曾編列經費，當然沒有建築圖，認為工作室有誤導媒體之嫌，林鼎傑也坦承當時操作不夠細膩，應該說明清楚，當天也通知媒體報導時必須標明照片僅為示意圖。
不過工作室後來透過管道與學校高層見面，強調工作室的立場不在於原樣保留每棟空屋，而在於社區感和山城氛圍的維持，如果在蟾蜍山進行高密度、大尺度的開發，就算保留街道，整體感也會大受影響。工作室建議，校地問題多年無法解決都市計畫「先安置後開發」的要求、訴訟以及觀感的問題，不如就地安置居民，為都市計畫解套。未來劃入文化景觀後，將教學與社區結合，用更有創意的想像活化、使用空屋，還能作為學校相關科系的實作空間，對教學與學校名聲也有助益。在這些概念上他也與校方取得初步共識，2015年九月，社區更進一步得到校方低密度開發的承諾。今年（2016年）一月十三號，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終將蟾蜍山聚落、生態區、軍事區、歷史農業區劃入文化景觀範圍保存，使得工作室與校方能夠在更穩固的基礎上續談聚落的未來規劃。
工作室定位與社區展望
在與社會大眾溝通議題時，工作室選擇側重這裏的文化資產，並將聚落簡單分成三個歷史疊層：日式宿舍群、煥民新村、自立營造戶。雖然這樣的說法有其侷限性，畢竟社區居民組成其實頗複雜，同樣身為蟾蜍山居民的城鄉移民、外籍社群等在這樣的介紹中被省略不提，但是為了讓大眾快速掌握蟾蜍山議題，所以工作室才採取這種溝通模式。林鼎傑說，現在社會大眾需要更多誘因才能認同社區保存，不能只強調居民在這裡住了非常久，還要讓社會明白此地的軍事協防歷史、自然的特殊性，以及農業與水圳的形成脈絡，讓人們走進社區親身體驗，才能更積極認同這個友善的環境。因此工作室自2015年七月開始，舉辦多場自然體驗的活動，以社區內與周遭孩童為對象，帶領他們認識蟾蜍山的生態與人文歷史，並與當地老人家互動，也間接讓許多在附近生活的家長認識到蟾蜍山的特殊性。
工作室現在也致力蟾蜍山的文化傳承，努力記錄早一輩關於蟾蜍山的記憶。林鼎傑相信，在地脈絡是認識土地最重要的養分，唯有認識土地、感受地方的氛圍，才有可能談論未來社區的發展走向，但這些老一輩的居民可能幾年內就將凋零殆盡，因此他們需要抓緊機會與時間賽跑。
關於社區內的眉眉角角與居民間的人際網絡，工作室其實是最清楚的。在這層面上，工作室扮演社區與外界的橋樑，如今文化景觀保存區全區劃定，期待蟾蜍山能往社區、教育、生態、歷史等方向發展，彼此互相結合，例如大學教育走入具有歷史脈絡的社區進行實作，生態和社區共存，發展生態聚落等；工作室則擔任引介、動員、溝通的橋樑。希望在各方努力下，這個承載台灣歷史軌跡、小而靜美的山城聚落，能有新的生命和多贏想像。
夢裡．夢外——蟾蜍山聚落的土地爭議與未來展望
◎蔣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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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蟾蜍山聚落現存的空屋之一，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空屋內部的保存狀況並不盡如人意。 |
回溯歷史脈絡，蟾蜍山上的居民其實許多都與舊時公務體系有關，由於對遷台軍民的安置需要以及承接日治時期所遺留的舊建築，山城之上有著日式西化建築、眷村低矮房舍以及依傍山勢的自力造屋，多元並呈的景觀。然而，當初政府安置居民的措施或受限於時代因素，或由於流程疏失，造成蟾蜍山的產權問題一向曖昧不明，也埋下未來的土地爭議問題，紛呈的房屋格式，也正成為產權界定混雜的最佳佐證。這次我們訪問台科大邱奕旭副總務長、詹順貴律師以及好蟾蜍工作室的林鼎傑先生來記錄爭議事件並討論蟾蜍山的未來走向。
惡夢的源頭：蟾蜍山土地問題的源頭與現況
整起土地爭議起緣於台科大校方所提起的訴訟案，在當初台科大爭取蟾蜍山作為校地的時候，就曾留下一份安置居民協議書，協議書中就有提到在安置與補償未完成之前，不會實施強制拆遷。然而雖然一審法官認為校方應該信守當初與居民所約定的安置承諾並判決台科大敗訴 [註1] ，在台科大提起上訴之後，兩造之間依舊對於這份文件的效力有所歧異，並將在法庭上展開第二波攻防。
台科大校方認為，蟾蜍山的權利歸屬劃分破碎，不同區塊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以及處理方式，台科大當初所簽訂的安置居民協議書中所承諾的安置，其實是承諾違占戶的權益，至於舊有的農試所及農委會眷舍以及煥民新村並不在保證範圍之內。此外，台科大也曾經就農試所及農委會居民安置的承諾張貼公告，發放補償金，也確實有部分住戶領取補償金之後搬離蟾蜍山聚落，因此這次的訴訟並非是在沒有履行補貼前就進行追討。另外台科大校方也提到，台科大作為國立大學，其實會受到來自權責機關的督導，教育部等等中央主管單位對於校地問題已經多次要求台科大實行排占作為，這次訴訟，其實也是為了在排占業務上，宣示台科大有所行動的過程。
而在台科大所提出的上訴書中，也可見到校方認為原審判的理由有前後矛盾的問題。上訴書中提到被上訴者——鄭燕阿嬤，既已經是「無權」占用人，又能憑何「身份」、「權利」成立「安置居民協議」之合約？因而提出兩方並無契約關係的說法。此外台科大方面亦主張「所謂拆遷、補償安置，亦僅係上訴人（校方）為圓滿達成撥用土地所為片面自願性提供福利的措施，尚非被上訴人因此即享有得請求上訴人給付此安置、補償費之權利」，且提出以被告居於原址三至五年，就可做為安置之計畫。
不過對於同樣的一份安置協議書，詹順貴律師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正因為台科大是國立大學，應該更有良好的資源去設計一份內容更加清楚，對象界定上不像現有版本一樣曖昧不清的安置協議書，怎麼能夠反過來責怪居民不清楚自己在不在劃定安置的範圍之內呢？而在協議書上簽章的居民代表，在文件上的用詞是「現住戶」，意即在簽章的當下，居住在當地的所有住戶，並不會有無法代表當事人鄭燕的模糊地帶，且不強制拆遷亦不等同於安置計畫。此外，由於鄭燕的房子以前屬於農委會管轄，但土地在農委會實施「就地改建」計畫前就已經移轉給台科大，因此當時台科大為了補償損失，就應許鄭燕能夠繼續住在原屋，不過十年過去了，台科大卻否認這個承諾，令人費解。
夢醒之後：土地爭議的共識、檢討與後續
幸運的是，在對待居民的手段上，雙方都同意要用比較人道的方式來處理眼前所面臨的困境。邱副總務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提到，他同意在處理居民問題的時候，應該要顧慮到現實環境的狀況，好比即使台科大在這次的訴訟中勝訴，校方也不會馬上要求居民立即離開，而是應當要給予適當的緩衝期，讓居民有辦法漸進式地找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
對於土地爭議的問題，詹順貴律師更提到，政府常常以佔有公有土地的說法來指責百姓，然而在檢視這類事件的時候，其實需要攤開藏在個案後面的脈絡才能論定。我們也詢問他關於現有法律對於土地劃分以及公有地佔用的規範是有漏洞，他則表示，我們在講「法」的漏洞之前，最大的關鍵還是「人」。法律制度本身是死的，而這個制度可以落實多少的關鍵則在於操縱這個制度的人。
建構夢想：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蟾蜍山
蟾蜍山的故事不可能因為訴訟的結束而結束，甚至可以說一切才正要開始。不過問題是，到底人們對於蟾蜍山這塊土地的想像是否有所交集，以及，不同群體對於蟾蜍山的想像，究竟有沒有辦法與蟾蜍山共生共榮。
在我們對邱奕旭副總務長的訪談之中，我們也問他對於蟾蜍山未來利用的意見，他說道，現在所遺留下來的建物，並不一定切合教學的需要，舉例來說，現有煥民新村的格局較為狹小侷促，對於學生來說，一間間小小的街屋形式工作室或者一個寬闊的工廠，意義是不一樣的。此外，現留建築勢必需要修繕來維持它未來的使用，然而同樣的修繕費用，如果用以興建一個新的、安全的建築物，並且能夠帶來更長的使用年限，以生命週期 [註2] 的觀點，未必是比較不環保的作為。
另外他也提到，對於蟾蜍山的利用，如果是開放全校的師生在沒有提出整體性評估的狀態之前任意取用，那蟾蜍山的空間就會呈現點狀的發展模式，彼此之間關聯不大，會是很可惜的事情。而對於劃設文化景觀的範圍，他個人也持開放的態度，但他也認為，在劃設文化景觀區的同時，應該要注重整體性。例如本次所要劃定的文化保留區塊，卻漏掉具有歷史意義的台大管理學院旁的美軍小教堂與俱樂部，如果以生態觀點而言，台大環工所距離蟾蜍山僅僅七公尺，比台科大校地距離蟾蜍山還要接近，為什麼環工所也沒有被納入討論景觀與生態範圍之內？
「你有沒有想過，假設蟾蜍山是一個校園，他未來三十年後會長什麼樣子？你有沒有想過你要讓未來生活在此的師生有一個想像說，這是一個很棒的，是山城的一個校園」他認為，在蟾蜍山聚落的文化意義方面，軟性的歷史意義當然必須加以建構保存，但是硬體的部分在保留狀態良好的建體之外，其實還是應該多思考與未來使用者之間的連結，而不應該是純然以眷村的型態塞入校園的規劃中。
下一個夢：生態聚落與環境教育
但對於好蟾蜍工作室的林鼎傑而言，空間的活化與拆除之間則未必畫上等號。他提到有時候校方的思維較為僵化，總覺得需要大筆經費挹注才能一次性完成翻修後再來利用煥民新村的建物，不過就他個人而言，不需要巨額金援，十萬塊就能完成很多事情，他舉例臥龍二九也是由老師帶領學生自發性地進行營造，成果一樣有聲有色。
至於如何建構出山城的意象，他則提出了「生態聚落」(eco-village) [註3] 的概念，把生態與教育相互結合，並且用環境教育的方式進一步強化人與自然的關係。從教育的面向切入，也避免用商業的眼光看待整體的營造成果，並能更拉近人與廣大山林的距離。
對他而言，蟾蜍山現在的困境與未來的利用也並不是相互脫勾的兩個概念。他認為要讓社會大眾關注居住權的議題，首先必須讓大家知道這個地方是多麽值得被保存的，讓人們進入蟾蜍山的歷史脈絡或者親自到蟾蜍山體會這裡的故事與人情的友善，自然就能讓社會認同蟾蜍山，居住權的重要也才能得到支持，確實伸張。
蟾蜍山自從九零年代被台科大爭取成為校地之後風波不斷，從不斷發散的歧異中逐漸收斂到「不會強硬地驅逐居民」以及「只做低密度的開發與空間活化」兩個核心共識。然而，對於身處在校地、居住地與文化保留地多重身份的蟾蜍山而言，所需要的遠遠不止是這些共識而已，要如何才能保存多元共榮的文化態系並且進一步昇華，讓蟾蜍山的風華再次活躍於台北的舞台上，而非隨瑠公圳的身影埋藏在重重的柏油路面之下，仍是有待校方、學生、居民以及政府，繼續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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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關於一審判決的更多資訊，可參閱這篇報導
[2]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簡稱LC）就是建築物由出生到滅亡的時間。而建築的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簡稱LCA)，就是由建材生產、營建、運輸到建築物拆解、廢棄物處理等過程的環境衝擊評估(如下圖)，亦即從建築物的「搖籃到墳場」進行全面性、系統性的環境影響評估。
[3] 生態村為一個在世界各地新興的生活概念，其主要目標是讓社會與環境生態更能永續發展，但缺乏清楚的定義。較著名的定義為Robert Gilman於1991年在其著作中所給出的定義，讀者可參閱連結。
從歧異的過去想像共享的未來——蟾蜍山土地議題沿革
◎董音
座落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的公館校區後方，蟾蜍山聚落靜靜地守著過去外地通往台北市必經的關隘。這片土地從清朝到今天，承載關於台北數不清的歷史記憶，居於其上的居民跟隨時間推移，組成漸有不同，直到六零年代左右大致呈現現今的分佈狀態。對於居民而言，這裡不只是他們的居住地，鄰里之間深厚的情感、互助的精神，以及這片土地長久以來累積的記憶和故事，皆是獨特而寶貴的資產，更是他們難以忘懷的回憶。如今蟾蜍山聚落面臨改變的交叉口，關於未來的發展或去留，各方仍有不同的想法和計畫。
歷史上的多元樣貌
位於大安區及文山區，緊鄰台科大和公館商圈的蟾蜍山，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在歷史上經歷更迭與發展。從清代開發以來，蟾蜍山即為重要的軍事防守之地，隨著瑠公圳的興建、水利設施的發展，至日治時期成為「農業試驗所」的所在處，當時的宿舍眷戶也因此留了下來，成為今日聚落的一部份。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於蟾蜍山設立了空軍作戰總司令部，隨之而來的軍眷戶也安置在此地，形成一個個名為「克難村」的眷村，也就是日後「煥民新村」的前身。未受到安置的軍眷為求一席生存之處，在眷村旁以廢棄的建材築起簡陋的房舍，隨著都市的發展，來自外地的勞動人口也在此聚集，形成現今蟾蜍山的聚落樣貌。
爭議的起始
1996年隨著《國軍眷村改建條例》的頒布，煥民新村納入第一期遷建安置計畫中，並預計於崇德、隆盛新村國宅興建完畢後，讓眷戶遷入於該地。2000年台北市都市委員會決議將台科大附近之住宅區、機關等用地變更為學校用地，其中包括了煥民新村、農試所（行政院農委會同業試驗所）及苗改場（行政院農委會苗里區農業改良場）眷舍，以及其他違建戶，共佔地2.3公頃，會議結論內容更提及「校區土地的使用，限制僅能做教學空間使用」、「本案須待安置妥當後才能進行開發」，計畫案同時附有「安置居民協議書」，作為台科大「先安置、後開發」的承諾。
雖然一開始台科大原有預計做為安置的土地，但根據2011年10月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後來「因原擬合作之臺北市政府國宅處已撤銷，及原擬安置預定地業經原管理機關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繳回國產局等種種原因」而無法作為安置用地，至此展開了台科大與蟾蜍山居民間複雜的土地爭議。
文化資產保存
2011年底煥民新村39戶眷戶搬遷至崇德、隆盛新村國宅，地上物所有權人國防部於是展開眷舍拆除之計畫，預計於2013年8月執行。為了保留當地文化景觀及資產，特別是其獨特的山城眷村景觀、當地歷史聚落的意義，以及生態樣貌等等，居民邀請了藝文工作者、師生等的加入，組成「好蟾蜍工作室」，共同爭取蟾蜍山的保存。過程中也有許多人提出聲援，包括曾於1987年拍攝《尼羅河女兒》時至當地取景的侯孝賢導演，以及作家朱天心、張萬康等人，皆對於蟾蜍山的保存表示支持。
為了使蟾蜍山聚落得以保留，同時擁有後續活化、維護的可能性，好蟾蜍工作室向台北市政府將其提報為「歷史建築」，2014年3月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成之專案小組前往現場進行鑑定，當中的五位委員認為煥民新村確實有其文化資產的價值，但房舍本身卻無絕對保存的必要。然而經討論過後，文化局終在2014年7月確立將蟾蜍山列為「文化景觀」，且未來也「將在山坡地安全前提下，以自然生態、集體生活記憶、學校後續活化運用為原則」。
2015年12月24日文化局舉辦公聽會議，針對蟾蜍山文化景觀之範圍進行討論，當地居民、學生及文史工作者皆參與其中，希望台北市政府能達到完整保存蟾蜍山的目標。然而後續其範圍的劃定於今年（2016年）1月13日的文資審議委員會上，因已有蟾蜍山聚落文化資產價值的共識，故順利的通過歷史與聚落區周邊的劃入，而在軍事用地的管制範圍的討論中，空軍作戰指揮部與保七總隊卻因擔憂影響管理權同表反對；不過，最終主席倪重華在文資委員們一致的同意下，裁定通過將蟾蜍山聚落全區劃為「文化景觀」保存範圍內，當中一併涵蓋聚落區、歷史農業區、軍事區與生態區；此外，具體的保存原則和生態開放的程序則列入之後的議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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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軍作戰總司令部設立後伴隨建立的煥民新村，現住戶皆已遷離，僅留下一紙公文要求屋中物品清空。 |
蟾蜍山的記憶拼圖
◎傅彥龍、蕭業庭、林慧慈、江毓婷
攤開歷史的卷軸，蟾蜍山從清代到現在，從當初的原漢交界、農業現代化據點、台海戰略基地、城鄉移民的安身處變成喧嘩城市邊緣的靜謐角落，這些都印證了蟾蜍山的歷史正是大台北地區發展脈絡的縮影。然而，除了從大歷史來觀照蟾蜍山如何被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力量所形塑，我們也不妨將視野探進蟾蜍山蜿蜒的巷弄中，跟隨居民走入記憶，看他們如何從歲月的彼端走到今日。
農試所員工 胡開仁
胡伯伯是河南省人，於民國37年來到台灣。他在茶葉公司工作半年後進入農試所工作。二戰結束正值他從河南大學農藝系植物病蟲害組畢業，當時的農林處處長來台灣接收農業、畜產，帶了很多大學畢業生來到台灣，而由於處長與胡爺爺同鄉，胡伯伯也被邀請到農試所任職。
在農業試驗所中，包含了農藝系、園藝系、昆蟲系、農場管理系、畜產系、農化系，以及胡伯伯所屬的植物病蟲害系。在農試所工作的期間，胡伯伯發現台灣的洋菇都是從國外進口，他認為如果自己種植可以賺取外匯，配合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走向。於是他拿了五元美金，請留學美國的朋友將洋菇寄到台灣。拿到菌種試管後，胡伯伯依其所學試種，一兩年後終於成功。民國45年時他受到農復會[註1]補助，把試種經驗寫成報告書，並巡迴全台各地向農戶加以推廣。
以前剛來到蟾蜍山時，後山是農試所的養豬場，那裏有一排畜產系的房子。而在民族國中前操場、胡伯伯的房子對面，也有一個畜產系的養雞場。他現在住的房子原先也是雞飼料倉庫，後來畜產系搬走，加上農試所的宿舍不夠，才開始把畜產系的房舍改建為宿舍。胡伯伯婚前居住位於今日鹿鳴廣場的單身宿舍，而婚後搬到當時蟾蜍山山洞 [註2] 外給已經結婚的員工居住的宿舍。在他印象中，山洞很寬，與房子差不多大，裏頭都是水和雜草。後來軍方接收山洞，於是胡伯伯就搬到現在靠羅斯福路四段119巷馬路的房子，一住就是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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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伯伯手上拿著他在農試所工作時所著的《西洋菌洋菇培養法》。 攝／洪姿宇 |
列管眷戶 劉家
民國41年，擁有通訊專長的劉爺爺被調到此處的空軍作戰司令部，與劉奶奶在蟾蜍山下落腳。「共有克難甲、乙、丙、丁四個村，我們所在的乙村是個很小很小的眷區，只有23戶。」不只營區小，當時因為適逢他們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物資匱乏，房屋也是倉促搭建而成。「什麼都沒有，沒有廁所，也沒有廚房，就是一間空空的房子。」竹子骨架，泥巴牆壁，橫瓦屋頂，僅四坪的隔間裡就是一家人生活的空間。
這樣的克難空間當然沒有自來水，洗澡要提著水桶到廣場的共用壓水機汲水，提回家燒熱水。屋裡擺幾張床就滿了，只能在屋外就地開火、吃飯。「剛搬來什麼都沒有，只有三排房子。後面有一個防空洞跟高炮，前面一排日本時期留下來的日式房屋，其餘都是荒山，都是蛇跟黃鼠狼。」憶及剛起步的眷村生活，劉奶奶不勝唏噓，「真的很辛苦，太辛苦了。」隨著三個小孩漸漸長大，屋裡的空間更顯擁擠，看著鄰居開拓荒山，他們也興起了拓建屋子的念頭。於是全家人拿著鑿子，在屋後的山坡慢慢敲打石頭，挖出了加蓋的空間。「先蓋廚房，民國50年左右才蓋後面的房子，一直開鑿到民國53年房子蓋滿了，就沒有再打了。」
身為眷村第二代的劉姐，回憶著童年的歡樂時光：山腳下的瑠公圳既是灌溉用水，也是洗衣服、戲水游泳的地方，沿岸種滿桑葉與青竹葉。那時候還可以到農試所蠶業改良場（今民族國中所在地）附近撿拾被淘汰的蠶。「別的小孩都沒有，只有我們眷村孩子知道要去哪裡找蠶。」小孩子也喜歡到處探險，從前台科大到臺大一帶全是稻田，現在的校史館、傅鐘、舊體、振興草坪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
早期生活雖苦，卻可以從字裡行間聽出他們對於眷村出身的驕傲、自我身份的認同，儘管已經搬離眷村，心裏對眷村的情感及回憶卻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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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到右依序為劉奶奶、劉伯伯、劉姐。 攝／傅彥龍 |
自力營造眷戶陳伯伯
我們一進客廳，陳伯伯便操著濃厚的四川鄉音迎接我們：「小地方啊！不要見怪。60年的老房子，自己蓋的，很老很舊囉。」
年過九旬的他，民國37年隨中華民國空軍來到台灣，一開始到岡山空軍基地，民國47年又因為八二三炮戰調動到位於蟾蜍山內的空軍作戰司令部。早在民國39年，美軍第十三航空隊便已進駐蟾蜍山協防，包括陳伯伯的許多軍人被派去擔任美軍駕駛，陳伯伯被派去替十三航空隊准將Benjamin Davis開車。那時美軍軍官定期與政府高官會晤，陳伯伯甚至有機會親自在咫尺之遙看到蔣經國、嚴家淦等人。
陳伯伯說，那時只有較早調來此地的軍人，以及後來私下用錢換房子的人才得以在蟾蜍山旁的房子住。於是，陳伯伯只好找了塊地自力建屋。「我在外國人那上班，他們很多東西不要了就送我，我就裝在這間房子裡。」物資匱乏的當年，陳伯伯以美軍的廢棄空心磚當地基，一磚一瓦砌出迄今居住60年的老房子。
「以前山上都沒房子，我們搬來後就出現了很多房子。」那時的公館不同於現今的房屋密佈與寬大的羅斯福路，既沒有科大、銘傳小學、電力公司，羅斯福路也只是條小路，舉目所及盡是稻田，瑠公圳徐徐繞過蟾蜍山腳，百老匯戲院還只是公車停車場。他不禁喃喃說著：「台北變得很多了！」
「這邊沒幾個老兵了，搬的搬，老的老，走的走了。」歲月帶來變遷，也不知不覺帶走了許多人事物。直到我們將要隨漸漸深了的夜晚而告辭，陳伯伯又從記憶醒轉，用濃厚的鄉音告別，「有空來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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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30日，好蟾蜍工作室找美軍十三航空隊成員Kent Mathieu回來跟曾經幫十三航空隊開車的陳伯伯談過去發生的事情。從左到右分別為Kent Mathieu和陳伯伯。 提供／好蟾蜍工作室 |
眷村中生代
綽號「白鶴」的羅向陽 [註3] 是蟾蜍山裡較年輕的一代，再往下就沒什麼玩伴了，所以他從小跟著大他五歲的「龍哥」陳錦坤 [註4] 等人一起玩。眷村裡的小孩不分本外省，「大的會照顧小的」，除了龍哥會指導他作業外，如果父母工作晚回家、或是放學肚子餓了，他還會去龍哥家吃飯。
休閒時的娛樂也是大家一起去。以前芳蘭路都是回收廠，民國70年代他們會到沿著辛亥路、和平東路檢拾鐵釘和廢棄物，再到回收場換黑人牙膏糖、麥芽糖或是錢。說到一半龍哥嘿嘿笑了兩聲說，以前最常跑去台大玩，白天有場地就打棒球，沒場地時就假勘查釣鱔魚地點之名，行撿水溝裡的銅板之實。白天在水溝釣鱔魚會被台大駐警隊趕走，所以一定要在晚上拿著手電筒釣魚。夜晚時分，頑皮的孩子還會拿著過年存下來的鞭炮、水鴛鴦去戲弄在樹下親親我我的情侶。
除了台大，生態資源豐富的蟾蜍山周圍也是小孩子的樂園。瑠公圳還沒蓋起來的時候，裡面一堆大肚魚可以撈，還有珍珠胎（鯉魚）。靠蟾蜍山的地方，平常他們總會巧遇沿著排水管跑到家裡的白鼻心；到處都可以挖雞母蟲，或是抓甲蟲來玩「鬥甲蟲」，孩子們到山上還會把縮成球狀的穿山甲拿來踢。彼時，鄰近水田與琉公圳的潮濕環境適於螢火蟲棲息，那時的螢火蟲多到孩子們懶得抓。不過，羅向陽語帶可惜地說，瑠公圳蓋起來後，現在一年只能看到兩三隻。以前覺得沒什麼，現在反而很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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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向陽張開手臂說道：「以前釣到的土鱔魚大概這麼長，可以到十元銅板這麼粗，很大隻，可以炒來吃或烤來吃。」 攝／傅彥龍 |
城鄉移民 葉家
葉媽是新竹客家人，民國47年到公館的公車總站上班，也因此邂逅了擔任車掌的葉伯伯，婚後原先在現今的百老匯戲院租房子住。他們下班後總會在公館附近散步，也因此注意到蟾蜍山這裡，經由住在這裡的同事介紹後，就買了一間由軍人自力營建的空房子落腳。當初屋頂是磚瓦，後方是竹編斜屋頂。民國六十年代因為三個孩子都大了住不下，便自己在房子後方蓋了廚房。七十年代時，看見眷村居民有人在加蓋樓房，便跟進加蓋二樓。
彼時，瑠公圳還沒有被道路封起來，「現在馬路的三分之二底下都是瑠公圳。」水用來灌溉農試所的田，水質清澈，居民都會在河裡游泳、洗衣服，小孩也會去那裡玩。約莫一公尺深的水，在上游碧潭水閘門開的時候卻也湍急的很，曾經有小孩玩水被沖走，還好沖到附近營區時被站崗的士兵救起。以前從這裡放眼望去都是田，孩子會到田裡頭玩，抓蝌蚪、捕青蛙。從蟾蜍山廣場出去拐個彎，在現在靠民族國中圍牆處有黃昏市場，這附近的人會來賣菜、豆花、蘿蔔絲餅、爆米花和玩具，是小孩子期待的去處。
一開始葉媽和先生辛苦地輪班帶小孩，後來葉媽也開始幫忙鄰居和同事帶小孩，算一算曾經帶過二十多個小孩，這些小孩大概都已經是三四十歲的成人了。那時也會和鄰居一起到民族國中跳健康操，七月一起擺桌拜拜，有時還會和鄰居一起去郊遊。到了元宵節，小孩子們會玩在一起，用奶粉罐做成燈籠提著到處繞。「以前電視很少嘛，大家住在平房，一么喝就出去玩。」
在這裡住了五十多年的葉媽說，現代的公寓大廈，鄰居之間即使彼此比鄰也不會打交道，不像這裡出門走動就能找人聊天，「住在這裡很好，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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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媽與他的韭菜園。 提供／好蟾蜍工作室 |
後記
每一次與居民的訪談，都帶領我們更貼近他們的過去一步，卻也更體會到歷史的面貌龐大而複雜，難以只藉由大歷史來概括。訪談整理而得的庶民史，或許帶領我們從不同角度反映未曾側身其中的這段歷史，如此才能在浩渺歷史中看見「人」，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如何走到今天。於是，當人們想到蟾蜍山，就更能感受到蟾蜍山聚落的歷史意義。在都市更新、國土活化大行其道的今日，在記憶貧乏的現代都市中，我們必須透過努力的挖掘，尋回歷史人文的厚重質地，重新賦予人事物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下，蟾蜍山聚落給予我們豐富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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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農復會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的簡稱，該會是民國37年在中（華民國）美政府雙方協定共同組織的機構，職責在於為農村改革提供經濟與技術協助，為中華民國行政院農委會的前身。
[2] 羅向陽，民國64年生，老家在苗栗，國小四五年級才搬過來。因為剛來蟾蜍山時身穿國術團的白鶴衣服，所以綽號叫「白鶴」。
[3] 陳錦坤，綽號「龍哥」，民國59年生， 三四歲搬過來。父親為黑龍江人，母親為花蓮阿美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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