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史回顧] 意識報的關懷面向、運作與困境、經驗與收穫

　

◎陳泓瑋、許悅　

意識報的關懷面向 

校園、社會？

　　在創刊的初期，意識報還沒有確定文章的內容以及走向，因此當時的議題以及風格會隨著編輯的傾向而受到影響，文章可能是討論各人文學科的學術思想，或者是關於社會運動與議題的介紹，也有校園學生自治、權利與福利等議題。之後，逐漸發展出同時關注社會與校園議題的走向，李問認為：「現在看起來會覺得這兩個要並重，透過不同主題的搭配吸引不同受眾。」

　　雖然如此，一個議題「和校園的關係是什麼」仍舊是不同屆持續辯論的重點，或許有人可能會強調，意識報作為校園媒體，必須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敘事，然而凌心耕則不認為意識報需要抱著「校園是一個小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關注議題」的態度，強調其實不需要受此框架拘束，在很多事情上並非一定要從學生的角度關注、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事實上，回應這個問題，每一屆所採取的態度與詮釋方式，隨著當屆組成的成員不同，而受到很大的影響。

議題本身的立場

　　除了意識報關注議題的類型之外，對於議題本身的立場也往往是討論的重點，最常遇到的質疑，曾稚驊說，「就是人家覺得你不中立不客觀」。在創刊初期幾屆，意識報會討論立場的選擇，比較多是關於與學生自治選舉與「可不可以選邊站」等問題，在社會議題的立場上則比較不會經過辯論，例如紹興社區，董昱表示，「因為抗爭對象是學校，大家就是直接衝。」

　　然而，到了中期，「光是同志大遊行要不要連署這件事，都沒有這麼當然」林月先回憶，「我記得當初有同學在一個議題上持不同的意見，最後同遊就沒有連署。」每一次遇到類似的問題，就是組織內批判性思考與討論的機會。潘雅琪與張欣嘉擔任總編的時期，非常強調內部成員的意見表達與呈現，編會在討論議題的時候，「剛開始都沒答案，所以我每次討論都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講」張欣嘉說，「當時我的口頭禪就是『你要不要說說看』，因為我就很好奇大家怎麼想，想跟他們討論多一點，我不評論，先聽聽大家的想法。」

　　許哲榕、翁鈺清時代，期待意識報用學生身分走出校園，使意識報除了作為「校園報」之外，更能有「社區報」的性質，因此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特別是土地迫遷相關的議題，常常到抗爭現場參與抗爭，或者到田野進行報導。他們亦參與過許多議題連署、和其他社團合辦校內小遊行等活動，並與其他大學刊物社團交流等，是行動力相當高的一屆。

　　到後期，黃怡菁認為意識報在校園中是「中立、偏覺青」的形象，無論是中國新歌聲或者校長遴選爭議時，都不算作為發聲的領頭羊，而是補充論述、傳播資訊的後勤。然而，下一屆的擔任總編與社長的童昱文與凃峻清則與前一屆有很大的不同，對議題的連署與表態等從不含糊，有走上前線的態勢，之後的發展如何仍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個問題，一定仍會經過熱烈的激辯與思考。

　　意識報作為扁平而不科層的組織，特色是會受到成員風格的強烈影響，而這樣的現象的確反映在意識報對議題的走向與立場上，因屆而異，各有千秋。孫有蓉認為媒體有立場不是問題，「書寫者跟行動者之間的界線本來就非常模糊」，重點應該是「至少要一致、不可以扭曲後面你要報導的事實。」無論如何，回到意識報的初衷，如何在不同立場的人們間，提供開啟對話、轉譯的可能，則是大家的共識與目標。

意識報的運作與困境

運作

招生方式

　　學生加入意識報的原因經常是透過人際連帶，因此許多社員因高中參與人社班、人社營、校刊社而認識，或是來自相同系所，像是孫有蓉讀哲學系，那時她就拉來了一些哲學系社員；後來的科系組成以社會系與法律系為大宗，人類系、歷史系等人文社會科系的社員也佔了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張欣嘉是唯一來自電機系的總編，陳品丞是唯一來自數學系的社長。

　　意識報對特定議題的關懷也是吸引有共鳴的學生參與的緣由。曾稚驊說，反媒體壟斷是第一次有媒體相關的大型運動，因為意識報有上台講話，「大家多少有看到學校裡有這樣的社團」，那學期過後來迎新的同學驟增，「我從來沒看過迎新有三十人來，我嚇到因為教室坐不下，之前每次迎新五個就很多了。」翁鈺清說，自己擔任社長的那屆意識報關心迫遷、校園附近的社區、系所空間議題，有一定數量非人文科系的成員加入，像是來自管院電機或是生科的同學。

迎新軼事

　　現今意識報的迎新通常與編會結合，總編簡介意識報整體風格後，幹部談談自己預計帶的專題，接著就是讓新社員自我介紹。早期的意識報迎新上曾發生過許多軼事，曾稚驊說自己會打鼓、董昱會彈吉他，表演「意識報歌」[1]。董昱還曾經在迎新上把大家帶到生科系館頂樓，找比較熟文史的意識報老人回來介紹，還有唱歌、拿著仙女棒畫consciousness。許月苓也提到，「幹部們突發奇想，在綜合大樓辦完迎新後，邊導覽邊走到傅園，用小烤肉爐燒意識報給校長傅斯年，告訴他現在學生對社會的期許和貢獻。」[2]

社遊

　　社遊在創刊之時即存在，除了出去玩、促進社員相互認識外，還要寫稿、訪問，回來後出刊，社遊出刊可以說是意識報長久以來的傳統。談起社遊的起源，李問說，「台大很多社團從八九零年代就開始有這種訪調，所以一開始意識報社遊一開始是到農田、苗栗大南埔、宗教廟宇、雜貨店。」台大社團一直都有在做農村訪調，要了解社區的歷史背景或相關的社會議題時，就會用一兩個禮拜，分頭去蒐集彙整資訊、累積素材、挑選議題，研究台灣農村遇到的困難、對政府推行政策的反應。凌心耕認為，社遊刊的主題通常是社員本來就熟悉的議題，且大多都與土地議題相關，內容很精華。

　　Buklavu特刊（093刊）是意識報最後一次社遊出刊，林庭葦指出當時社遊刊的問題在於，有些社員來社遊卻沒有繼續參與出刊，導致狀況有些混亂。後來社遊就不再出刊，轉以社員情感交流、互相認識的功能為主。

        一個出刊物的社團能夠經營十二屆並持續產出，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發展至今，也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風波與危機，意識報能夠存活到今日，許多歷屆幹部都感到欣慰。意識報的經營並非一帆風順，主要的兩個困境，便是經費與成員人事的維繫。

困境

經費

　　目前意識報能夠穩定出刊，有賴學校課活組提供的經費，在這之前，如何籌措足夠的財源，是每一屆總編社長都會遇到的難題。過程中，有幾屆曾因經費不足幾乎無法發刊，像是許哲榕時代，意識報一度陷入財務危機，那時孫有蓉建議該屆社員寫信給歷屆幹部募款，意識報因而順利度過難關。

　　起初意識報常去溫州街拉贊助，向咖啡廳老闆介紹刊物，一步步籌措出創刊經費，在這四處募款的過程中，曾發生過許多軼事。而後，與店家合作、利用各式機會拓增訂戶名單都是重要的財源。另外，意識報也曾嘗試做較為組織化的事情，例如廣告業務、募資平台等，反映出校園媒體試圖脫離校園，以廣告贊助形式維繫社團營運的嘗試。

　　後來意識報在共生音樂節、杜鵑花節等園遊會擺攤時，也會賣意識蟲小貼紙、明信片，一面發刊物一面募款，偶爾會有驚喜的收穫。

人事

　　創社初期，意識報出刊頻率非常高，寫稿是一件非常耗費時間、心力的事情，因此並沒有很多人願意花時間全心投入，也有許多記者寫完一兩刊便逐漸淡出，於是人員流動、流失的速度非常快，經驗更難以傳承。除了寫作本身的難度之外，在成員都是自願參與的情形下，對於當時的幹部來說，如何使社團以及刊物的運作在進度上是非常困難的工作。事實上，記者拖稿或其他因素導致出刊困難，仍舊是每一任總編以及各編輯都需要面對的難題，要如何在「給予適當交稿壓力」與「社團順利運作」之間求取平衡，歷屆所面臨的情況不盡相同，管理上也採取不同的相應策略。

　　組織成員人數以及彼此關係的維繫也是社團營運非常重要的面向。意識報曾多次發生成員不足而差點倒社的情形，很多屆社長最重要的任務，便是避免意識報因此成為歷史，所以想盡辦法「把人留下來」。林必修表示，她擔任社長的時候「女生少、人少，意識報能活下來就不錯了。」林月先時期，更因為資深的社員剛好都離開社團，導致出現嚴重的世代斷層，一切都需要從頭開始，在之後的幾屆，又發生過幾次類似的情形。另外，從創社初期到現在，意識報成員的招生方式往往依靠舊成員本身的人際網絡，這樣「人拉人」的關係，容易使成員難以加入既有的小圈子，如何經營成員的參與、認同感，也成為多屆社長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於社團的經營，潘雅琪有自己的一番體悟，「總編、社長之間要先成為朋友，那大家才會是朋友。」她強調，所謂的成為朋友，在於能否「無障礙溝通」。而意識報作為一個扁平的組織，很依賴團隊合作的順暢，因此不同的想法和意見之間，就需要磨合、培養默契並不斷溝通，領頭的總編社長，應該要以身作則、起到示範作用。

參與意識報——經驗與收穫

　　對於很多歷任總編、社長來說，參與意識報是很難忘的經驗。陳品丞認為意識報這樣一個人員流動的社團可以「做出高壓、用腦、勞力的工作」，是很特別的、神奇的。意識報除了對於記者寫作、編輯能力的提升，在其他方面亦有長足的幫助。許多人提到，從帶領、管理組織的經驗中獲得許多心得，這些對於之後於其他組織內的工作、合作都是養分。

　　專題寫作亦提供成員許多訪調、走入田野的機會，例如社遊的過程中，能夠了解背後的歷史以及其他社會議題，將資訊彙整並累積素材，以評估當地的問題以及政府政策產生的效果，並培養批判的精神。李問表示，「那時候去曲冰（南投布農族部落）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很大的收穫，我雖然是念人類學系，但人類學系要到大三才會有機會去田野訪調，但因為意識報，大一大二就提早有更多採訪的機會。」

　　林庭葦更舉《自由之夏》的例子凸顯意識報對她的重要性，就像自由之夏之於美國之後的許多社會運動，她將加入意識報形容為改變自己人生的重要事件，無論是媒體經驗的累積、認識的人到對議題的關懷，對她都有深遠的影響。林月先則形容「意識報的各種啟蒙」徹底改變了她人生生涯的選擇，給予她能夠帶去任何地方實踐的能力與視野。

　　事實上，無論是擔任記者、從政、投入文史工作、在NGO組織工作、從事社會運動或在各行各業，成員的出路反映了意識報組成份子的多元樣態。其中，許多前意識報成員投入了與公共領域相關的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並延續大學時的熱情，持續關懷著議題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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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稚驊：「董昱接總編之後，李問跟他就在想要寫歌，某一天就我跟李問、董昱、謝佳榮四個人在男七的屋頂填詞，他們已經寫好旋律。然後我找我朋友借個經費，就非洲鼓啊，迎新的時候就表演，蠻荒唐的，但這個後來變成接近傳統，我接總編之後董昱也沒空來就沒有了，但基本上只要我們兩個在就會弄這個。」

[2]許月苓：「當時還怕銅版紙燒了有臭味會被發現，還想說雖然封面也很重要，但是還是請校長看裡面的重點就好。而且竟然到最後都沒有被發現，還真的把很多內頁都燒完了。」

[社史回顧] 意識與異議——性質和定位

　

◎陳泓瑋、許悅　

　　回顧意識報文章的主題便可發現，意識報曾出版野草莓、三一八等學運特刊，對土地、迫遷等議題也格外關注。意識報關心的議題不限於校內，對於社會議題、各大學運也有許多報導，甚至投身參與。歷屆總編社長在深度報導與倡議的是如何選擇？意識報與異議性社團、學生自治組織的邊界為何？與他們又有哪些互動？

意識與異議性社團

　　意識報的定位在社內與社外皆有過爭論：曾有社員希望意識報回歸一般媒體，在與其他學校的異議性社團互動時，意識報也常面臨的「是否為異議性社團」的質疑。創社之初，孫有蓉並不將意識報定位為異議性社團，「我的關懷不是去抗議，而是後勤——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為什麼你要了解它。」比如野草莓運動時，幾乎所有社員都到現場參與，意識報具備媒體與行動者的雙重身分。但野草莓特刊（015刊）不止於特定立場的倡議，而是勾勒出事件全貌、探討制度的核心問題及學運的組織策劃。另一場大型社會運動：三一八運動時，意識報經過討論才決定投入，形成了學生＋運動＋媒體三位一體的角色，身為學生團體較為彈性，而校園媒體的性質也使得學生領袖願意接受採訪，但學生身分同時也帶來限制，像是時間、資源不足的限制等。

籌辦意識報時，孫有蓉曾花一段時間去認識各校的異議性社團，包含台大的大陸社、大新社等，以備之後邀稿、訪問之需。之後意識報與異議性社團的確有一些合作，像是舉辦論壇、社會影展等，但整體而言互動不多。意識報居於異議性社團與自治社團的光譜之間，在議題的立場上，雖不常與其他異議性或自治性社團相左，但保有採訪與論述的習慣，盡力使得切入角度較保持客觀。

　　在董昱擔任總編時，紹興社區的迫遷案正值討論高峰，意識報也投入其中，像是訪調、出席社區尾牙。「不只去寫報導，還有一個很主要的行動是校慶時穿黑衣抗議、去鬧場。」那時意識報與大陸社、大新社、生治會經常合作，已相互熟悉，意識報儼然已成為倡議者的一份子。這段時間，意識報與異議性社團的區隔，因意識報多次在議題上的表態、合作，漸漸趨於模糊，社員身份上也出現重疊。

　　董昱的下一屆總編曾稚驊更是表示，意識報很像「有在寫稿的異議性社團」，彼時校園內各個異議性社團的合作密切，「比如說大新要打某個議題就會來問我們，有沒有空來記者會、幫忙當人頭也好。」曾稚驊認為意識報之所以能作為異議性媒體，與台大校園的異議性網絡有密切關聯。「台大那時候有很多社團可以撐起不同面向的東西，所以我們有自己很大的空間去建立異議性媒體的身份，其他學校就通常沒有這種空間。」綜上，曾稚驊將意識報定位為異議性媒體，並以當時的「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苦勞網作為榜樣。

　 然而所謂「異議性媒體」，與其他異議性社團仍所區隔，就社員招募狀況而言，曾稚驊指出，當年政治參與的方式不多，加入異議性社團、聲援社運為重要管道；今日參與政治、社會議題的方式有更多可能，當異議性社團不再是唯一的選擇時，這些社團就面臨到招生危機。但是意識報已經打下目前無人可取代的位置，也就是作為持續發刊、運作的異議性媒體，「我們有自己的基礎，所以比較不會遇到這種問題」。

　　在社內氛圍上，由於意識報不如異議性社團有明確要關注的議題，成員可自由選擇想關心的議題，因而意識報的組成比較多元，曾稚驊說「我們比較怪、比較有活力，在整個大學的異議性社團來看，我們是很特別的存在。」張欣嘉提到，林月先、潘雅琪擔任社長與總編時，營造出社內輕鬆的氣氛，「就算知道的很少也可以發表意見，每個人都能用自己已知的資訊討論事情，意識報製造了這個氛圍。」在知識門檻上，曾擔任社長的羅盤針認為，加入意識報不需有非常多的先備知識，參與門檻較其他異議性社團來的低。意識報媒體的特性可使社員邊寫邊學，報導更是從親民的角度出發，希望能讓一般學生能夠理解。

       凌心耕則認為，聚集的原因是因為理念相近，我們因而可能成為想法相同的朋友，但因為有共同的目標，也就是完成稿件，讓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有特定事情可以做，於是，「寫稿是差事但不是工作，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至於如何增進社內凝聚力，各屆均以不同活動促進社員情感交流，像是童昱文在擔任總編時，曾推動社員互訪活動，讓原本相互不熟悉的社員有機會
認識彼此。

　　綜上，意識報在不同的議題和時空背景下調整定位與角色，凌心耕談起自己擔任總編時的情況，「意識報定位很彈性，可攻可守，大家該怎麼想，要看分工。」像是一些校園議題中，可以加入前線的連署、抗爭衝鋒陷陣，至於其他的議題，則作為後勤，透過深度分析的專題、逐字稿以及快訊等方式傳播資訊。「意識報是跨很多邊界的社團」編輯曾稚驊如此描述。

意識與學生自治組織

　　意識報初期，孫有蓉擔任社長時，嚴格禁止社員對學生會會長選舉做任何表態，也不鼓勵社員兼任學生自治組織的行政職。一方面是因為她自己是學生代表，在選委會內工作；一方面也是因為意識報工作量龐大，難以兼顧其他工作。董昱擔任總編時，社內對學生會會長選舉有一定的討論度，有社員以個人名義參與選戰，也有人做候選人訪問，後來訪問學生會會長候選人成為意識報的傳統。

　　近年，意識報與學生會的關係逐漸緊密，林月先提到，當時的學生會會長與意識報關係較好，意識報與學生會在事件發生時也會相互討論。競選時期有候選人有意將意識報拉入競選團隊，但她覺得兩者還是要分開。有些社員有在學生會擔任幹部，「但他們自己會做切割，做自治就沒有做意識報，」不過兼具兩種身份也有好處，就是「消息通」。

　　時至今日，前任社長凃峻清直接參選並選上學生會會長，許多社員也以個人名義表態支持，部分社員更進一步加入競選團隊。不過，採訪會長候選人的報導仍強調以媒體中立的立場出發。整體而言，意識報與學生自治組織的區隔不再壁壘分明。然而，意識報與其他組織的合作與當屆成員風格有很大的關係，和倡議組織的邊界也在轉變、流動持續發展。

小結

意識報作為「帶有特定立場的媒體」，或多或少會擔心，外界如何看待這樣的「異議性媒體」，亦曾擔心報導有所偏頗。對於媒體與異議性社團是否需要區隔、以及如何區隔的問題，長期為各屆成員不斷討論爭辯，不過這麼多屆下來，都對意識報的異議性也有一定的認同，即便已選擇特定切入點報導事件，仍力求客觀地爬梳脈絡，而非吶喊型的倡議。

[社史回顧] 意識報出刊的頻率與演變

　

◎陳泓瑋、許悅　

草創期：雙週報

　　孫有蓉擔任總編時，為了兼顧報導的時效性與當時意識報成員分為兩組，當時意識報成員分為兩組，第一組在做第一刊時，第二組已在籌劃第二刊，工作期交錯讓每刊能有一個月的工作時間。

　　李問擔任總編時，大致維持雙週刊的模式，一學期至少六刊。值得一提的是，李問對新聞時效性的看法與孫有蓉不同，「相較於八零年代校園刊物提供資訊，校園宣布政策或系上活動時都需要紙本的媒介；到我們那個年代就已經可以透過網路，紙本已經無法給即時性的訊息，不如寫一些深度的報導。」那時候「專題」的形式逐漸成形，通常同個主題會由好幾篇不同風格的文章組成，從各個面向探討議題。

轉型期：月刊

　　原本意識報的發刊量至少要一學期至少六刊，但龐大工作壓力及社員流動，讓雙週刊的傳統逐漸無法維持。在許月苓擔任總編時，發刊量降至一學期兩刊；下一任總編董昱時期，發刊量回升至一學期四、五刊。而後曾稚驊擔任總編時，維持一學期五刊的量，加上寒暑假，任內一共出了十二刊。此後的總編潘雅琪、張欣嘉大致是每個月出一刊；許哲榕擔任總編的第一學期每月出一刊，下學期則兩個月一刊，通常後一刊會追上前一刊，任內一共八刊。


近年：一學期兩刊

繼許哲榕之後，林庭葦、何采穎各擔任一學期的總編，前者出了兩刊，後者出了一刊，林庭葦回憶起當時，意識報營運遇到狀況，對媒體生存也十分憂心，「焦慮是多重的，影響到個人，個人影響到社團事務」。後來的總編凌心耕一學期出兩刊，逐漸讓意識報的運作回復穩定。到童昱文擔任總編，總共在任期內出三刊，這時期的意識報幹部多兼職學生會、系學會幹部，社員的重心不再只是意識報，無法將所有時間投注在此；另外，這時期的刊物內容更加重視報導的深度，往往以專題呈現，具時效性的主題多以快訊處理。

　　現任總編黃脩閔期許意識報能一學期出三刊，她提高出刊頻率的主要原因為，希望新社員在加入意識報的第一個學期內作品都可以被刊出，以提高新社員的參與感、成就感。另外，目前意識報粉專定期發出文章回顧，由新社員撰寫時事新聞，並搭配意識報過去相關文章，以爬梳事件脈絡、了解議題的前世今生。文章回顧同為增加新社員參與度的方式之一，黃脩閔期待新社員能從撰寫篇幅短小的文章、整理時事資訊中，逐步培養報導寫作的能力、為往後的長篇專題做準備。

[社史回顧] 編輯的話、意識之始

　

◎陳泓瑋、許悅　

編輯的話

　　社史專題從今年年初開始討論，經歷超越半年的籌備時間，過程中訪問十一組歷屆總編、社長，終於到了年底要截稿的現在。首先要感謝心耕帶著我們完成十一次的訪談，以及願意接受訪問的歷任總編以及社長。其實每一次訪問結束後，跟訪的我們都有著複雜的心情和感觸，我們深刻認識到意識報的歷史以及承載的意義，並時時警惕自己有責任讓意識報在我們的手中延續下去。

　　讀者如果上網搜尋，會發現意識報過往的社史專題是以各個時期作為主軸來撰寫。如今意識報已經走到第十二年，我們選擇以主題而非年代作為撰寫社史的切入點，希望將不同的時期一起放入更大的架構中討論，進一步讓讀者有更宏觀的認識與了解。本專題共分成七篇，從意識報的起源開始，探討意識報參與過的議題、對於定位的思考、關心的面向，到社內的運作與困境，最後談到過去成員在意識報的經驗與收穫。

　　希望無論是意識報的成員，或者未來可能加入意識報的人們，都可以在寫作、投入專題的過程中，了解到意識報是充滿可能性的一個地方，在前人的經驗上，我們自己也能夠賦予意識報全新的意義，並持續成長，如同創辦人孫有蓉的期許，「珍惜過往、勇於開創」。

意識之始

　　意識報於2008年1月1日發行第一刊，但整個報社的籌備工作，早在2007年暑假便默默開始。意識報創社社長是台大哲學系的孫有蓉，她於大一暑假籌備、大二創社，共擔任兩年的社長兼總編。

　　孫有蓉回憶起自己甫入大學時，除了政大新聞系的《大學報》外，各校幾乎沒有書面媒體，台大大學新聞社亦多年未出刊。她發現學生自治組織、異議性社團與其他學生之間幾乎沒有對話，前者常抱怨大學生政治冷感、不關心校園議題，參與抗爭、公共事務討論的學生永遠都是少數。然而孫有蓉認為學生並非冷漠，學生其實都有投入各自的關懷所在，只是公共議題與其生命缺少連結而已。

　　「書寫是行動者與其他沒有參與的人之間的橋樑」孫有蓉這麼認為，她提到當時許多媒體的報導很片面，只能反映出標語、行動等最表淺的部分。立場不同的人就會覺得自己與事件沒有關連、完全不想參與。「意識報在做的事情就是退後一步，比較抽象、綜觀地看待事件。」在孫有蓉心中，「好的媒體就是要讓兩邊有溝通，要有一個轉譯的語言」，為旁觀者與行動者連結，促成雙方的溝通理解。「如果能有一共同平台，在各種關懷間架接起對話的橋樑，我們是否會發現，各個團體間能合作、共同關懷的，遠比彼此的差異來的多？就在這樣的發想下，我開始籌備意識報。」

　　在意識報創立之前，孫有蓉曾與各校的異議性社團、學生自治組織接觸，向他們提起寫刊物的想法，希望可以招募夥伴。然而在網路時代，發行紙本刊物的想法普遍不被看好，許多人覺得不需要。「但是我覺得傳遞方式不一樣，在網路上什麼事情都可以找到，可是有興趣的人才會去看。」與此相對，紙本刊物可經由實體傳遞，比如說「我們是室友或朋友，就可以拿意識報（給對方）說，欸這個東西你看一下。」孫有蓉對書面媒體非常執著，意識報一直以來都是以紙本流通為主，不過讀者也可在部落格、PTT上閱讀全文——部落格雖在創刊之始就已存在，但其主要功用是將刊物建檔，彙整資料以供後人查詢；PTT則是意識報與讀者互動的重要管道，2008年臉書尚不風行，每篇文章都會在PTT上刊登，也常被轉文，進而帶起討論風潮。

　　關於意識報的定位，同為意識報發起人的李問認為，「意識報是時代直接的產物，由於紙本刊物無法與網路的即時訊息競爭，轉而提供具有深度和廣度的專題討論。有時候一些突發的衝突事件發生時，專題報導相對容易完成；但平時風平浪靜時，便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才能找出問題的癥結與來源，進行制度性的探討與深度的訪談。對於生活周遭未經論述的瑣碎議題，能夠找出值得報導的地方甚至提出批判，往往是校園媒體最大的挑戰。」

　　孫有蓉期待意識報能促進學生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旨在提供一交流、對話平台，而未以針砭社會為旨。」李問進一步指出，意識報「並沒有直接承接台大學運社團刊物的傳統，反而是在實做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寫作風格、組織架構以及行動方式。」幾年下來，意識報的專題報導和訪調形式逐漸達到一定程度的完整性和精緻性，創造出一種新的校園媒體模式。

百刊之間——意識與議題

　

◎陳泓瑋、許悅　

意識報創刊至今十二屆，經歷、參與了許多社會、校園議題的重要事件，意識報在這些社會運動中往往既是行動者也是媒體，扮演宣傳跟論述的角色，透過網路或專刊的方式，報導社運領導者，或將議題的背景資訊寫得更清楚、讓更多學生了解發生什麼事。而意識報本身，也成為這十幾年來校內重要議題的紀錄者，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內容，可以說是珍貴的資料庫。


015野草莓特刊

野草莓學運發生時，幾乎意識報的所有成員都在現場參與抗爭，後來經過大家的討論，決議以意識報為單位投入運動，也催生出了野草莓特刊，作為補充論述的後勤角色。在這之後，開啟了意識報以團體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

021百大維新特刊

百大維新特刊（21刊）的背景，是關於台大的教育評鑑，當時學校為了符合國際排名做了很多措施，以努力擠進前百大。但是很多團體，例如學生會以及異議性社團發起學生自己的問卷，請學生評鑑對於台大的想像。意識報的百大維新專刊，採訪運動主要發行人，並分析整個運動的來龍去脈。

042紹興專題

2012與2013年是土地議題的爆發期，在那段時間當中意識報有非常多刊都與土地議題相關。其中紹興迫遷議題，抗爭了很長的時間，意識報除了撰寫關於紹興社區的專題（42、52、63、81刊）之外，當年年底，意識報更發動成員穿黑衣到校慶活動鬧場抗議，再次引起校內的討論與爭議。

本時期意識報人數較少，在人力吃緊的情況下，專題的數量減少，而以「快訊」取代。這讓意識報更快跟上正在發生的議題，也增加寫手的養成管道，降低當時編輯的壓力。

072三一八特刊

318運動時，經過大家的緊急動員與討論，全體意識報成員投入抗爭，並於網路上即時發表快訊、社論以及報導等資訊，嘗試從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視角切入這場抗爭運動，並創造了意識報網路上有始以來的高流量。學生身分在一方面帶來了不同的視角，也能夠貼身訪問到學生領袖，並將能量帶回校園，然而另一方面這場運動也讓意識報作為學生媒體的限制被凸顯出來，資源、時間等面向的匱乏，使成員的精神以及體力受到極大的耗損。

090嘉禾新村專題

嘉禾新村專題（90刊）為許哲榕任內覺得最有趣的報導，該時期意識報對台大附近的土地議題與迫遷案有許多討論，成員親自來到這些地方與居民交流，並嘗試碰觸都市更新、文資保存、居住權、土地權相關法律論述。

096中國新歌聲特刊

「中國新歌聲」事件發生時，意識報的主要幹部幾乎都在抗議現場參與。而後發行的中國新歌聲專刊，除了仔細梳理事件脈絡外，也透過運動參與者的視角，觀察獨派和其他抗議學生的關係、體制外抗爭如何成形，以及從年尾爆發的另一起場地租借爭議，討論現行場地租借規則的不足。

101新國家運動專題


獨派青年為紀念新國家運動三十週年而舉辦的系列活動，訪談了活動發起人之一和合作的性別社團，希望透過訪談文字和歷史梳理，討論為什麼「建立新國家」的倡議對台灣仍然重要，以及為何這群獨派青年也致力於與其他「進步議題」建立合作關係。同時，也將這場運動放在 1124 大選後、總統大選逐漸接近的現在，討論獨立運動的處境和定位。

回顧意識報過去的刊物與專題以及一百刊以來意識報對台大的意義，李問表示，重要的其實是讓校園內有批判的聲音與產出，進而讓原本可能關心的人能夠了解議題的來龍去脈。他認為，儘管校園內的問題可能長期存在而未能解決，但是「校園存在的長期問題需要耕耘，至少有累積，學術研究也是這樣，還是要繼續往下鑽研。」曾稚驊也說，「我覺得意識報的好處是已經打下一塊目前沒有人可以取代的東西，就是持續發刊、持續運作的異議性媒體。」

我在運動的意識報中思考：意識報社史2014.3.19～3.30

◎ 林月先

第一幕：進入

　　「你有沒有孫窮理的電話！」3月19日下午，我焦急地在臉書上發出求救訊息，下一秒衝出教室打電話給任何可能在立法院附近的同伴。攻占立院的消息在臉書上四處炸裂，意識報幾名社員早已各自展開行動，有人駐守場內，有人加入場外的聲援群眾，而稍早一位社員傳來苦勞網記者孫窮理出現在議場內的消息。

　　孫窮理是意識報學期初邀請的講師，原定今晚在台大有場公開講座，但經過一夜的攻防戰，現在情勢依然緊繃，我擔心現場狀況，也擔心不知是否會現身的講師。我在斷斷續續的線路中來回奔波，最後在講座前兩小時接到他的回音。當晚講座如期進行，參與的社員甚至比我預期得還多，或許大家都耐不住遠觀的焦慮感，隨興號召，今晚反而成為意識報群體進入運動的契機。

　　3月19日晚上十一點多，議場外的氛圍已趨緩和，我們蹲踞牆角聊服貿、談運動，如馬路上每一位關心服貿議題的參與者。此時我們並未擔任媒體的角色，但這次群體行動首次匯聚了實際、虛擬空間中單打獨鬥的個人，面對面的討論奠定後續團體行動能量，預示了意識報在這場運動中的參與程度。

　　隔天下午總編立刻思考執行反黑箱服貿特刊的可行性，此時大部份的人力還在處理069刊的編輯，但考量到運動發展的急迫性，我們還是決定先發出緊急動員公告：我帶部分社員至台北車站發送有關程序不正當的傳單，希望讓議題觸及更多傳統閱聽者，提高運動的關注；她則與其他社員相約於徐州路校區的宿舍，繼續討論特刊的實行細節。

　　我趕回徐州路宿舍時已逼近午夜，但通往地下室交誼廳的樓梯卻越踩卻越明亮。十幾位社員塞在綠色沙發椅中，餅乾、咖啡散落在草稿與筆電之間，兩三人正在撰寫行動聲明與前幾天的運動紀實，其他人則形成數個討論圈，擬定下一步的訪問方向。18日，佔領立院運動爆發，兩天後，意識報新聞小組已然成立，即使親眼見證，我還是深深佩服意識報的動員能量。

　　其實意識報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早已清晰地銘刻於它的血脈。意識報於2008年創立，是台大學生自行籌組的刊物，報導方向隨著學生的流動而不斷調整，但批判性與反思性一直是共同持有的基調，從不避諱有思考的立場書寫。時至今日，意識報已從跨校的對話平台轉型成台大的校園媒體，但它的書寫特質依舊吸引一批關懷社會的學生，大家各自在外投入不同戰場，再轉身一起思考台大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各種可能，我們鮮少在意識報書寫社會議題，但不可諱言，編輯之外、消夜之中，各種議題的思辨即是意識報的重要養分。不過翻開意識報的歷史，上一次動員整體社團投入運動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學長姐進入學運紀錄，最後集結成野草莓特刊（015刊）。如今，意識報再次暫離校園，看似偶然，卻不可忽略其累積的必然性。

第二幕：位置

　　我從螢幕拔起僵硬的頸子，指針滑入21日，運動也奮力地邁入下一個深夜。電視螢幕裡的人們裹在黃色雨衣中繼續靜坐，我們則開始打點裝備，準備頂著相同的雨奔赴現場。

　　運動爆發使服貿相關文章四處散布，我們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產出專業評論，也不願只停留在資料的蒐集歸納，因此特刊的方向很快就從黑箱服貿轉成這場運動本身。但運動瞬息萬變，事先約訪、詳列訪綱等意識報常用的手法早已不敷使用，投入現場才可能找到未知的受訪者。

　　「請問你們是黑島青的人嗎？」我隨機詢問一位在帳篷內幫忙盛湯的男生。
　　「耶？不是耶」他愣了一下回答，手中勺子沒有停。
　　「……那請問你怎麼會在這？」我也愣了一下，還問了個蠢問題。
　　「歐！我們自己來的喇，看這邊沒什麼人就來了，已經來兩天了吧！」他笑著比一比旁邊的同學。

　　為了初步掌握運動概況，預定捕獲的對象即為黑島青、民主陣線、1985等報導中常露面的組織，但類似的對話不斷出現在各種帳篷之下，之後我們就不再執著於釐清運動中的組織分工，而更傾向關注公民在運動中的位置。
　
　　我們扛著吸飽雨水與睡意的眼皮回到宿舍，運動也平安撐過了這個夜。現場逐漸呈現長期占領的態勢，位於立院周遭的台大公衛院與社科院都相繼宣布開放部分空間，作為各大學學生休息之場所。考量到長期駐點的生活需求，3月21日下午，意識報就決定從男二遷移至隔壁的社科院大禮堂。

　　我在門口耽擱了一會，先用學生證換了一張手寫編號的「社科院通行證」，再舉目搜尋意識報駐點位置。乾糧與生活用品照分類規矩地堆在後方，旁邊的地上有一排攤開的睡袋與累攤的人，但大部分的學生們散佈在禮堂中央的木椅區，空氣嗡嗡作響。最前方則有一個高起的舞台，「現場徵求十名糾察到青島東路，有空的朋友請到前方來，謝謝。」台上學生拿麥克風宣布人力需求，台下學生就會三三兩兩往台前聚集。但我在台下的學生群中遍尋不著意識報的身影，此時有人站在左前方的鐵桌旁向我揮了揮手，走近一看，原來意識報在「媒體區」，掛著的版子如此寫著。

　　很顯然意識報在這次的運動中選擇了一個立場鮮明的駐點位置，禮堂不只是休息之場所，更是行動醞釀之場所。

　　媒體究竟可否帶有立場？對意識報而言，是一個不存在又無比重要的提問。媒體做為一種中介就不可能是全然中立的旁觀者，報導什麼議題、訪問哪一位受訪者都是一種立場的展現，因此謂之不存在。然而，意識報既然自詡為有立場的媒體，此立場如何產生？我們又如何對立場負責？就會是很重要的反思。

　　當時主流媒體的論述傾向將運動中的人們描繪成沒有面貌的暴民，或因政治、商業利益截取片斷畫面。意識報作為獨立媒體，就有能力紀錄親身所見所感的真實，也有義務還給抗爭者一個清晰的樣貌，因此我們報導前就決定要站在運動中，以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實踐。

第三幕：距離

　　禮堂中的生活日夜顛倒，深夜是最容易被驅離的時刻，即使簾幕緊閉的窗外是一個微涼的夜，內部的空氣依然燥熱。但3月23日晚上，意識報的社員與多數學生一樣陷入莫名的鼓譟之中，鼓譟地讓人窒息。

　　掛著名牌的人們在舞台上急速穿梭、交頭接耳，一位同學突然清了一下喉嚨：「請大家安靜一下，我們計畫分批攻占立院廣場……」他繼續說明此行的目的與人力需求，全場的鼓譟瞬間凝結，張力持續擴散。我猶豫了一下悄聲詢問身邊的社員：「去不去啊？」意識報雖然駐點於運動的後勤中心，但至今並未參與糾察或協助後勤的業務。或許出自對運動陷入膠著的無力感，抑或出自對反抗無法置身事外的青春本性，除了總編留守禮堂，其他社員都參與了這波動員。

　　行政院鐵門至門廊之間的幾百公尺是一條長長的惡夢，大家被撲倒、被拖曳，每一隻斷翅的蛾都奮力地往唯一的光量處聚集。夢醒時，膝蓋隱隱作痛，我狼狽地與大家蹲踞一團，在警察的凝視下作反抗者最後的宣示。各家媒體陸續趕到，攝影機、收音器站在外圍極力向內伸長脖子，閃光燈扎眼，我勉強從人牆的縫中認出孫窮理的身影。苦勞網是一個長期關注勞動權益的媒體，「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正是它的標誌，因此我對他的出現不感意外，甚至有熟悉的親切感，但他的站姿反而深深地撞擊我的思緒。

　　我蹲在內圈與群眾一起感受恐懼，他站在外圍擠出紀錄的位置，意識報宣稱自己在運動中思考，對媒體、運動者、學生的多重身分毫不遲疑，但三種身分如何調配出一個適當的距離？我們究竟應該採取什麼姿態進入運動？失魂落魄地回到禮堂，總編馬上要我們寫出一篇快訊，但憤怒、委屈、恐懼同時在胸腔中翻滾、膨脹，手竟然提不起也放不下了。這一回，我是否喪失了其中一個身分？

　　媒體在運動中往往處於較壓抑的位置，為了看見事件全貌，貼近衝突卻又需保持一定距離，但意識報在這波行動中很明顯偏離了多數主流媒體所站的位置，不可諱言，我們在那一刻採取了反抗者的姿態。但隔天我們還是發出兩篇紀實報導，七點的突襲、兩點的血腥鎮壓、四點的水車驅離，最後回到議場外記錄後續行動。我們任由自己被運動推動而身陷其中，但也因貼近運動者更能還原現場的真實。

　　我想對意識報而言，距離可以調整、姿勢可以改變，我們也因此擁有不一樣的視野。但視野必有死角，行動前反而更要思考，我們為何在此刻「選擇」了這個紀錄位置。

第四幕：困境

　　天剛亮，情勢未明，行政院的突擊與鎮壓確實升高了運動的動能，但社會對行動的評價不一，火花、水花四起，後勤中心決定暫且撤離禮堂，但這次他們並未放出基地遷移位置的消息，因此3月25日意識報就正式脫離了後勤中心。我們白日跑訪問、整理逐字稿、寫稿，晚上安排至少一人留守禮堂，應付現場突發狀況。

　　意識報長期以專題報導的方式處理議題，並以刊物作為傳播載體，因此快速、多產的新聞模式並非我們拿手項目也非意識報追求的價值。但運動正在往未知的方向前進，我們期許意識報的文章不只紀錄歷史，也能成為推進的能量之一，因此折衷為每天至少生產一篇報導，長度維持在一千字左右，並配上圖片先行發布於意識報粉絲專頁。

　　「喂？」我從鐵桌上的口水湖爬起，接起電話。
　　「那邊現在有要幹嘛嗎？」一位社員表示他剛下課，現在沒事。
　　「你來啊！我們超缺人，可以繼續跑訪問啊寫稿啊……」我抬了一下腦袋，發現左右兩邊的人還潛在湖中，前方的人則抱著電腦趕早已遲交的期中報告。我越想越不對勁，最後反而說服他回去休息。掛上電話，我驚覺意識報已陷入「人數與人力不對等」的窘境。

　　占領運動是一場消耗戰，不只消耗政府，更是消耗自身的群眾，而意識報的報導頻率恰反應我們自己的消耗程度。意識報極高的行動能量展現在第一天的夜雨訪問，但在行政院突襲的紀實高峰後，運動變成日常生活的疲態逐漸出現，社員們此時還需回到校園應付逼近的期中考，我們的能量最後只能維持一天一篇的發表頻率。

　　不過我覺得意識報內部的組織狀態也是人力無法發揮的原因之一。一篇報導有時需多人分擔訪問與逐字稿，但其實只需一位寫手，寫手與總編修稿後請美編作圖就可立即發出。每個環節皆可在線上作業，但時間壓縮下就急需當面溝通的效率，不過掐指一算，三人有餘。因此，意識報駐點的意義應該在於利用地緣優勢把人力派至現場，以便隨時把街頭的訪問、紀錄、觀察帶回來激盪討論，但很可惜我們並未善盡優勢。

　　第一夜的動員會議之後，我們只再開過一次全體的編輯會議，並未討論出明確地報導主題，且耗盡體力的社員們流動率高，難以形成專題小組接續內容討論與訪問分工。雖然零星的訪問依然在跑，但短時間內不足以討論組織成一篇文章，於是每天的報導逐漸傾向運動評論或記者會快訊，寫作的工作也自然集中於幾位經驗較豐富的社員。寫作人手不缺、訪問分工不明導致意識報人力閒置的情形。

第零幕：？

　　3月30日，意識報順著凱道集結行動的熱潮從禮堂撤出，著手進行下一階段的編輯作業。意識報在這場運動中的故事就先草草紀錄至此，不過我眼中的意識報也並不全然是社員們眼中的它，但身為社長，上述每個場景與思考其實都在回應一個不間斷地自我提問「意識報在這場運動中為何存在？」或許主流媒體混亂嗜血，但這場運動中其實也不乏許多優秀的獨立媒體、另類媒體，經驗、資源都比我們多更多，那意識報為何在此呢？意識報真的有成為推動運動的能量之一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學生身分可能是一種限制，我們被迫在運動現場與現實生活之間拉扯，還必須在經驗的斷層間且跳且走，或許我們的報導最終沒有產生自己期許的力道。但在這場運動中，意識報也處處體現學生突破限制的行動力與穿越夾縫的彈性。其實運動後期，身心俱疲的社員們還是嘗試用各種方式穿越無力的屏蔽，不過大家並不是把力量集中於跑更多訪問、生產更多報導，反而是回到街頭發傳單、參與討論，或回到校園發動罷課、組織校園民主教室，看似脫離媒體本業，但這些參與經驗反而成為意識報深入報導的主題。我想不如說我們藉由推動運動而推動了自己，產生的能量則早已溢出於報導本身。

      我心中的意識報不只是承載獨立意識的媒體，更是各種可能性的集結，學生、媒體、運動者三種身分的拿捏並沒有正確答案，需由每一屆社員共同追尋，不論是動筆寫作或起身行動，只要不斷在「運動」中思考，意識報就有存在的意義。

校園媒體與正常化社團──意識報社史2010-2011

◎政治B97 李芃萱（第三任社長）


　　當時序推移至2010年，成立進入第三年的臺大意識報在先前的試驗與摸索中，已經大致有了固定的對外形象與運作模式。然而，在這一年當中，有守成亦有創新：意識報已經在先前學長姐的努力之下，在校內建立一定的品牌與知名度；然而，隨著社團規模漸漸擴大，社團運作上也需要以更好的方式來經營。因此，總體而言，意識報在這段期間雖然有創新之意圖；然而最大的努力目標，與其說是試圖開展新面貌，不如視之為在現有的挑戰之中，保存學長姐先前戮力經營的成果。

　　新的學年中最大的改變，是在幹部的職務分派上，首次將總編輯與社長的職責分離，並分別由許月苓與我接任。往年皆由一人同時身兼刊物之總編與行政上的社長，並將行政事務分攤於副社長身上。因此，此一改變，可讓行政事務由社長一人專任，使總編能夠專心於帶領刊物一事之上。在行政幹部上，也做了更細膩的劃分：包括財務（社團帳目管理、申請補助、贊助）、活動（社課統籌與場地借用）、美編（排版、封面／插圖設計、攝影）、出版（印刷、校內／外派報、訂戶管理）、資訊（BBS等網路平臺之管理）總共五組，讓社員撰寫專題之同時分擔行政工作，以確保刊物能夠順利進行。其中，對刊物至關重要的美編組，也因為長期擔任美編的蘇品銓學長暫時卸下職務而人才告急；因此在暑假期間，便公開招募有興趣的排版、美編、校稿者，並由品銓開設排版課程。

　　意識報一向以來就是以產出刊物為主要發展方向；然而以社團的角度而言，成員之間的經驗與對議題的背景知識往往是斷裂的。因此，為了使經驗能夠更有效地傳承，我們設計了「小社課」，以輕鬆、不拘謹的方式，介紹意識報的歷史、曾經處理過的各項議題、臺大行政組織介紹、臺大周邊文史介紹、以及編輯／採訪之技巧等等。希望透過這些課程，使社員不僅對認識議題、採訪、寫稿等等工作能夠更容易上手，也對意識報本身更加熟悉、產生認同感。

　　然而在刊物的發展方向上，所占比重更大的是傳承，而非創新。首先，在刊物的方向上，意識報基本上維持上一學年所建立的刊物調性，在專題的規劃中貼近臺大與臺大學生，希望能夠藉由相關的議題，使讀者能夠對專題內容產生熟悉感，並進一步認同意識報、與刊物能有更多互動；鼓勵讀者可以在閱讀之餘，以實際行動參與生活周遭的事務，由此而促成改革與進步。在本學期最終完成的專題中，皆以當學期重要的事件（例如：新生性別季、研究生獎助學金與人文大樓建案）出發，討論其中種種問題與爭議。

　　在議題上試圖貼近臺大的此一關懷，也反映在99學年暑假與寒假的社遊與特刊規劃上。暑假期間，我們並未按照以往的慣例，到較遠的地點社遊，而是將目光聚焦於臺大的日式宿舍區；不論是仍有人居、或是早已人去樓空，這些建築承載著大學與社區共同發展的記憶，對於仍在臺大就學的學生來說，與它們的關係是隱微卻密不可分的。在99-1的寒假，我們則探訪臺大位於竹北的校區，並延伸討論各大專院校、國家型計劃在竹北地區風起雲湧的圈地運動，以大學生的角度進行反省。

　　在專題進行的形式上，仍然主要維持上一學年所訂下之編輯小組的運作模式，以約三至四人組成之編輯小組進行專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般常態性的編輯小組以外，本學期在當時課活組劉子銘老師的建議之下，規劃了一個帶狀的專欄，希望以簡短的篇幅介紹校內的各種社團。

　　雖說在上任之初便進行種種規劃，然而在本學期中，意識報面臨最大的挑戰，便是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由於社員的個人生涯規劃，使得社團內出現明顯的斷層期，不僅有能力帶領專題進行的編輯明顯不足，較有經驗之社員的缺乏，以致於幹部往往必須要負擔較多、較繁雜的行政庶務；長期下來，使得許多原有的規劃難以推行。行政事務順利進行與否，也會連帶地影響到意識報的編輯與出刊；因此最後我們決定在寒假之後，重新改選主要幹部。

　　在這一段時間當中，意識報面臨的主要是內部的調整問題。意識報身兼校園媒體與社團的雙重身分，對外出刊看似運作的重心；然而能否順利出刊，很大程度倚靠的卻是行政事務的順利運作，以及社員的向心力。這學期的種種改革看似不成功，然而卻能夠作為日後意識報繼續進步的借鑑與資糧。

新世代校園媒體的摸索──意識報社史2009-2010

◎人類B96畢 李　問（第二任總編／社長）


　　台大意識報在2008年成立時，並沒有直接承接台大學運社團刊物的傳統，反而是在實做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寫作風格、組織架構以及行動方式。如果說成立之初的一年多，台大意識報以專題報導為主幹的特色已經成型，到了我以及第二屆幹部團隊接棒後，便在許多方面將寫作和組織運作的方式加以規模化和制度化。在這一年，台大意識報不論是刊物內容、社內各個職位的分工，或是社團內外的活動安排，都逐漸褪去草創的性格，成為一個擁有獨特傳統與完整組織架構的社團。我們也不斷思考如何透過版面單元安排、組織運作還有包裝行銷方式，讓意識報成為一個在校內具有公共討論意義的校園媒體，由「意識報」轉型成為「台大意識報」。


　　在形式上，由於網路時代的紙本刊物不再扮演傳達即時新聞的角色，意識報從一開始就轉而追求刊物的深度。剛成立半年內，刊物大致以每期二個專題作為主打，並且在專題中包含多種不同文體的文章。這種多篇文章的專題報導，一開始由第一任總編孫有蓉和校園版編輯許躍儒建立。在我和第二屆幹部群接任後，意識報擴大「編輯帶領記者寫專題」的小組運作方式，將社內所有的記者都編入專題小組。社團內的六個編輯，各自依照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帶領四到五人的記者小組進行專題報導。我擔任總編任內幾個編輯，像是陳聖為、蕭慧岑、陳誼珊、許月苓、邱彥瑜、呂其正等，都有各自清楚的帶組方式和採訪路線。由於專題需要大量時間和人力投入，我們特別注意專題的分工問題，逐漸把專題排班的機制給制度化。我們也把行政工作獨立於編輯之外，以減輕編輯的負擔，主要由副社長李芃萱協助社務，另外設立活動、財務、美編及出版組等行政部門。


　　在寫作內容上，意識報這一年更加確立其以台大學生為主體的特性。這個思考方向，最早由許躍儒提出，他主要的目標是希望能透過時事報導營造台大「共同體」的認同感，並透過切身議題的討論鼓勵學生參與身邊的公共事物。我接任總編後，則是主要思考如何讓刊物在內容、推廣行銷以及形象包裝上，更能為台大學生量身打造。我開始以「地方媒體」或「社區媒體」的角度來思考意識報的定位。透過這樣清晰的讀者群定位，更能確立意識報所希望監督改革的對象（校方）與耕耘的社群（台大學生）。如此，意識報的內容才不會跟其他社運媒體重複、不會僅僅是傳播進步觀點的眾多管道之一，而是擁有台大校園媒體的獨特性。從台大校園出發，更是鼓勵讀者可以在閱讀之餘，實際行動參與生活周遭的事務，進而促進改革與進步。

　　台大的學生自治一直是意識報深切關心的議題，然而除了學生會選舉之外，這一年的意識報也將校園議題拉到系所層次。意識報在這一年跟醫學系的學生有多次的合作。醫學系的洪蘭雞腿事件過後，意識報一方面對於醫學系系學會所推動的學生評鑑活動進行了詳盡的報導，另一方面也和醫學系學生合作，進行了一個關於醫學人文教育的專題。但是最大規模的系所合作模式，莫非於採訪橫跨上下兩學期的機械系特刊。這個特刊由機械系的呂庭佑同學策劃，他邀請意識報的同學採訪機械系的許多老教授和老師傅，為即將拆除的機械舊館、志鴻館還有實習工廠做紀錄和保存。這個合作模式讓學生有自己有機會發掘校園文化資產和書寫校史，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


　　意識報把台大當作我們所耕耘的「地方」，並以台大為中心、進而關心周遭的社區。在這樣的背景下，意識報同時開始關心大台北地區的都市開發和都市文化資產議題，反映出台大位於台北市核心地帶的區位特色。一開始是探究校史的過程中，意識報的成員接觸到更多日治時期和光復初期台北都市發展的史料，於是更寬廣地思考台北市的都市發展史，乃至於未來發展。往後，意識報更進一步呈現出「都市觀察家」的風格。這或許是意識報的「城鄉轉向」，更陸續延伸到我卸任總編後的竹北特刊、紹興特刊等。

　　這一年內意識報主要的社會參與，主要是寒假期間對於新店瑠公圳上方的違建拆遷戶進行採訪報導，先是撰寫特刊、而後更和外省台灣人協會一同舉辦「非列管眷村」的保存活動。透過編寫特刊的過程，意識報從早期大南埔特刊以來的「訪調特刊」操作模式逐漸成熟，在往後的幾次訪調中更熟練地將大批記者安排進行分組採訪。特刊出版後，意識報和外台會一同合作辦了關於非列管眷村的攝影展和紀錄片放映會。然而意識報之後因為校內新聞的忙碌，比較沒有繼續進行追蹤報導（僅有一篇），而是主要由外台會、台大城鄉所的學生、還有其他的公民媒體繼續協助當地居民。這是意識報需要檢討的地方，但也同時是媒體與運動者之間的兩難。


　　整體而言，意識報誕生在校園刊物逐步被網路所取代的時代。許多方面來說，意識報是時代直接的產物，由於紙本刊物無法與網路的即時訊息競爭，便需要轉而提供具有深度和廣度的專題討論。有時候一些突發的衝突事件發生時，專題報導相對容易完成；但平時風平浪靜時，便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才能找出問題的癥結與來源，進行制度性的探討與深度的訪談。對於生活周遭未經論述的瑣碎議題，能夠找出值得報導的地方甚至提出批判，往往是校園媒體最大的挑戰。幾年下來，意識報的專題報導和訪調形式都達到一定程度的完整性和精緻性，可以說是在網路時代，試圖創造出一種新的校園媒體模式。


　　從「意識報」到「台大意識報」的聚焦，主要是希望思考一份「校園刊物」如何能進一步扮演「校園媒體」的角色。假使無法與讀者的生活產生連結，並且促進對於社群有意義的對話，就算提供了非常具有學術價值或是社運批判觀點的知識，也依舊沒有符合媒體的功能。我們要不斷反思的是，如果意識報一開始的目的，是要「促進學生討論並參與公共事物」，並且讓更多台大學生參與對話，那我們的書寫方式究竟能不能達成這個目的？有時候，深度的專題報導雖然可以跟網路資訊做出區隔，甚至可以成為絕佳的文史材料，引發討論的效果卻不一定比一些即時新聞快訊來得好。但回過頭來說，有時候特定的文史材料又特別有書寫價值，對於社群的認同感有特殊意義。在書寫選材方面，儘管校園議題與學生切身相關，有時候學生對於校內議題的討論意願，也不見得比校外議題來得高。另一方面，有些論述精彩的校外議題，不見得可以產生校園內部的對話，而是僅僅吸引特定小眾族群關注。種種變因下，意識報的取材必須不斷調整，在議題的切身性、報導的深度與完整性、觀點獨特性、參與行動的可能性、學生的關注程度、讀者的反應等多個面向之間取得平衡。這個複雜的微調過程，是任何媒體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最後，任何一份刊物在推廣到一定的規模後，並不會只是一個理念或內容上的問題，更是一個實做與組織經營的問題。媒體並不是單純的寫作，更是一種事業的經營、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將讀者串連起來的組織難題。如果台大意識報目標是成為一個在校內具有公共討論意義的媒體，那麼「辦」報紙的執行能力絕對不會亞於「寫」報紙的文筆或觀點。這時候行政效率、行銷推廣、組織架構、財務穩定性、管理技巧等實做的面向，便會更顯重要。畢竟，制度化的組織運作方式與行銷方式，本身就是媒體觸及到更多讀者的先決條件。這個目標並非一蹴可及，而是需要逐年累積與學習經驗，逐漸建立起新的經營典範。

珍惜過往，勇於開創──意識報社史2007-2009

專欄前言：

　　意識報五年了。五年能成何事？五年能夢想台灣的高等教育「邁向頂尖」、能看見五屆學生會與自治組織的施政，很多意識報的社員與老朋友也在這五年內，從青春激昂的大學生轉而進入更高的學術殿堂、或直接步入社會；在此同時又有更多新血投入。

　 　一個校園刊物能夠運作五年以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謝每一位支持我們的讀者，培育了這片意識茁壯的沃土。本學期，我們邀請了五年以來的幾位社員回顧意 識報的歷史、並以專欄形式刊登。一份刊物的籌備、發行、對外連結、遭遇的事件與困境、刊物的核心價值，這份專欄是找尋過往記憶的催眠，邀請各位讀者一起和我們「喚醒意識」！

◎哲學畢 孫有蓉（整理：社會四 曾稚驊）

意識報於2008年一月一日發行第一刊，但整個報社的籌備工作，早在2007年暑假便默默開始。由於對台灣學生獨立刊物歷史的陌生，意識報不同於其他歷史悠久的學生刊物，創辦之初，旨在提供一交流、對話平台，而未以針砭社會為旨。

　　緣由

2006 年，我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有幸認識不少關注學生自治的學生們。跟著這些學生自治老將開會、討論、天南地北，「大學生好冷默」這句話是最常出席的下酒菜。 社團活動顯而易見地蓬勃發展，學生們為了各自的小社群奔走、熬夜、看日出，何來冷漠可言? 然而，冷清的校園議題公聽會現場，冷漠聒噪得令人無法反駁。

我們必須承認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連追憶都鮮能觸及。歷史迅速地被遺忘，就如同社會迅速地變遷。在前人用血淚換來多元自由的民主社會之後，又有誰捨得理直氣壯地要全世界關心同一件事、耕耘同一塊土地、重複同一思維視角？學生並不冷漠，大家投入了各自關懷所在，在各個社群中各自燃燒出不同卻璀璨的火花。如果能有一共同平台，在各種關懷間架接起對話的橋樑，我們是否會發現，各個團體間能合作、共同關懷的，遠比彼此的差異來的多？就在這樣的發想下，我開始籌備意識報。

 　　籌備

由於未曾編輯過任何刊物，2007年的暑假開始，我開始奔走於我能力所及的社會及學生團體間，而第一個機緣，即是當時剛剛成立的第三社會。那年暑假，我在第 三社會所舉辦的營隊中，結識了當時六七位工作人員；另外還認識當時政大種子社、師大人文學社、輔大黑水溝社、北大青年社、東吳思潮研究社五社社長。這些最 初認識的夥伴，有些成為了意識報的贊助人，有些成了忠實讀者與訂戶，有些成了社會運動場合中的夥伴。關鍵是，他們都曾支持過意識報，就連意識報的排版軟體 InDesign 也是當時師大人文學社籌備社刊讓我參與學習而來。我走過意識報的歲月，有他們一直相伴、一起成長。

除了找尋其他團體請益，同時找了當時哲學系同屆各有所長且愛做夢的朋友們；當時並肩的夥伴劉書甫也幫忙在他的人際網絡中尋找意識報的支持，多半為其高中同學、從前人文社會科學營的朋友，或是學生自治營隊中所認識的各系系學會長。也因此，意識報一開始的創社團隊，以哲學系與社會系居多。 


萌芽與誕生

2007年10月24日，意識報召開了第一次成員大會。在這次的成員大會中，除了報紙的框架與運作分工，還決定了：意識報的出版頻率、各版面的分工及負責人、第一刊發刊時間，而「意識報」這個名字也是當時提出定案。意識報起名「意識」為劉書甫的想法，以「喚醒意識」為號召；由施東宜設計Logo，由十個左右的設計稿中挑出了目前所見，一張可以看成兩種面部表情的「意識」二字，作為意識報的標誌；蔣孟芸所繪製的顏色鮮艷且風格獨特的封面，很快就成為意識報的標誌。第一二期封面上所出現拖著一袋腦的黑色小人偶，也由於是每次封面的主角而成為意識報的吉祥獸，日後命名為「意識蟲」。

意識報的最初兩刊，幾乎全為邀稿或社內成員自己找題目寫作而成。當時，小組專題式的運作模式已有雛型，只是沒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開始運作。在意識報發刊之初，便不避諱文章帶有政治立場，在此之後幾年的發展，意識報的專題、文章、關懷也都展現著清晰明確的政治、社會立場。

公開活動與社團合作

意識報發刊四期後，藉著校園內學生代表補選，舉辦了一系列「學生參與公共領域」活動。這一系列活動，起於2008年4月3日與師大人文學社合辦，一場名為「公共領域，死了嗎？」的公共論壇，舉辦在溫州街當時開張不久的一家餐廳：大紅。由於「大紅」的這段歷史鮮為人知，卻扮演著當時讓意識報得以從緊迫的財政 問題舒緩過來的關鍵，所以請允許我用這段故事向大紅致敬。

「大紅」是一家由從前人間雜誌攝影師開的韓式料理餐廳。從外觀看，有別於溫州街花俏歐式的咖啡廳，「大紅」被人間所捕捉下那些生命的瞬間所環抱，因此裡頭顯得 陰暗，就老闆本人的說法：「這家餐廳是開來和老夥伴們聚會的」。我記得2008年三月大紅才剛開張，不久我聽聞到這是家老左派們聚會的餐廳，一次偶然，我 和意識報兩年來最重要的財務黃湄評在一個晚上來到這家餐廳。老闆十分熱情，走來和我們聊聊，隨著時間漸晚，不知不覺中進來了很多人，店的大門也關上了。我 和湄評，無意地參與了一大群老左派的家庭聚會。聚會中出現了陳映真的弟弟、問津堂書店的老闆、在綠島監獄度過十個年頭的王大哥、盲人原住民詩人莫那能、鬥志不減當年的工運領袖汪立峽等。餐廳不久後被菸、酒、佳餚所圍繞。我們隨即被邀請入座，而我永遠記得坐在我面前的莫那能為我朗誦「我莫那能只是一張破敗的 落葉」。老左派們想聽聽年輕人的夢想，我談著意識報、談著我所看見的台灣社會、我所看見的大學生。問津堂老闆起身出門，隨後問我：「你們做一刊多少錢？」 然後掏出了一萬現金遞給我，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大叔也拿出了三千元台幣現金，要我們好好堅持下去。那天凌晨三四點，我和湄評微醺地走出大紅，不知道是因為那些紅酒威士忌，抑或是寄望太過濃烈。由於這段與大紅的往事，意識報第一次登台見讀者，就在大紅。

往後意識報開始有規律地舉辦講座與活動，也和台大其他異議性社團互相合作。2008年後各社團共同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小組，以及十社聯合「社影展」，一系列社會紀錄片的播放與討論會。從這裡開始，意識報與其他社團之間才建立起較為穩固，且多有交流的社員合作關係。

創刊難題

一份刊物的開始，總會遭遇眾多難題，意識報也不例外。意識報一直到2008年二或三月才正式成立為意識報社，在此之前一直以未登記的學生團體形式存在，因此沒有學校資源幫助、沒有社團空間（但事實上直到創社兩年後才分配到今天台大第一活動中心的社團辦公室）。在沒有學校資源幫助的情況下，發行紙本刊物有著資 金問題、社團組織問題、招生問題、人員聯繫…等種種問題，而意識報也用了各種方式來面對這些難題。

在我籌辦意識報的過程中，當其他人聽到我要發行紙本而非電子報，第一個問題是：錢哪裡來？資金問題的確是意識報長久以來一直很棘手的問題。為了減省印刷費用，意識報直到十五期都是以社內成員手工裝訂；為解決意識報財源問題，所有社員不分層級都必須排班去各個地方拉廣告，不斷嘗試各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老師與長輩們每次幾千元的贊助。僅次於資金問題，意識報由於成員分散在各個系、沒有共同空間、以小組運作，小組間成員少有機會接觸，因而組織鬆散，缺乏凝聚力。因為缺乏共同工作空間，當時排版編輯都靠同屆同學於校園附近蟾蜍山下所租賃的小房子作為開會、編輯、熬夜排版的場所。「小屋」在意識報早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排版會聚集在小屋中一起校稿排版，日後才因為組織較為系統化而各自分工；編輯會議、新生會談也多半在小屋進行。除此之外，為了增加報社成 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團體凝聚力，意識報舉辦了聖誕餐會、聚餐等活動，使社員團聚，而就連工廠生產線式的裝訂報紙工作，都成為讓社團成員排班聚在一起促進感情的方式。

意識報、學生會、社會運動

在意識報的歷史上，每年都會遭遇社員參與學生會長競選；因此，意識報與學生會之間的關係，尤其在選舉期間，是意識報每年必經的課題。身為校園中時常與各團體交流、合作的意識報，自然而然常有傾向在學生會長競選中表態；此外意識報日後與學生會日漸密切的關係，也與台大內部學生自治型態轉變有關，無法與我當屆選舉同日而論。學生自治的生態正在轉變，意識報理當不應墨守陳規。

然而，政媒之間，意識報到底希望自己扮演什麼角色？與學生會合作使得學生自治能夠拓展，與更多社會議題結合，雙方一同推廣？抑或站在監督、批判學生會、學代會的角色？每一年接棒擔起意識報的社長、總編輯，有權在每一年開始時重新探討意識報未來一年的方向。

就如同意識報與學生自治團體之間的關係，清楚地反映在意識報開始每年作學生會、學代會的評述，意識報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清晰地展現在意識報的行動上。

2009 年十一月，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台灣警方處理不當造成多起警民衝突，原本由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李明璁個人發起靜坐事件，演變為為期數個月的學生運動。意識報多數社員參與第一天的靜坐，更有一部分社員成為各個分工小組的幹部；在運動遷移到自由廣場的當天晚上，意識報在自由廣場召開社員會議， 討論意識報是否以團體方式參與野草莓學運並排班留守現場，以整個社團進入野草莓活動撰寫野草莓特刊。在野草莓學運之後，意識報愈來愈不忌諱直接以社團身份參與校園或社會反抗運動，例如日後台大所發生的百大維新運動。

媒體本身到底算不算一種社會參與？對我來說這個回答一直都是肯定的，深入報導、論述、拉高議題抽象層次，是我辦報以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因為這已經是個專業 分工的社會，會論述的人不一定有能力在社會運動中做出正確判斷，反之亦然。其他如苦勞網等作為一個專業媒體，運動與媒體兩棲也許可能，但是意識報身為學生刊物，以學生刊物史來看，終將是寫作與社運耕耘難以兼顧。然而，由於意識報身邊所合作的社團，大多實際參與各種社會運動，要求意識報社員對激情的反抗、衝突現場無動於衷，也太過扼殺青春的本性。媒體，不管專業還是學生刊物，選擇把自己擺在了一個很壓抑的社會位置。媒體即中介，而中介則意味著不能全然是當事人，也不能全然是反抗者，更不能全然是被反抗者，否則這樣的媒體就不再是媒體，而是文宣。

然而就如同我對於意識報與學生會關係的主張，意識報是一個實現不同可能性的地方，只要有人願意不斷讓它發行下一刊，意識報就永遠存在。因此，意識報是否介入社會運動，不是個是非題，而是每一年必須由社團領導人與社團成員共同填寫的申論題。

  
 
　　至此，意識報的歷史已然草草道盡，看到學生刊物隨著意識報的創辦而復甦，意識報名氣漸漲，而且愈來愈活躍，我很驕傲我曾是一員。對意識報，我只有無限感念，感念那些一路上曾經幫助、不斷守護的親朋好友以及陌生人，在這裡致上最誠敬的感激。每一屆每位社員、每位幹部、每位編輯、社長、總編輯，我們都曾缺乏睡眠、疲於奔命，都遭受煉獄般考驗的生活，然而意識報還是走到了今日。它的每個特質都能夠在歷史中找到一些線索，沒有所謂理所當然、理應如何，因此，如果意識報有什麼傳統，我期望那將是：珍惜過往，勇於開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