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中不絕於耳的躁動

◎法律四　吳俊志

有些人會質疑，威權早就是過去式，轉型正義的問題在台灣已經是炒過幾百次的冷飯，何必再談？對過去批判的聲音一直都在，但我們有幾人真正願意彎下腰，看清這段歷史？轉型從來沒有實現，如同歷史系周婉窈老師在〈尚待定義的臺灣〉一文所說的：「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解嚴至今二十餘年，何以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所謂轉型正義，指的是對國家過去的錯誤，做出反省與彌補，究責並避免故事重演。如果沒有對曾經存在過的歷史完整解讀，則沒有反省錯誤並加以對話的可能。對於曾發生過的歷史我們試圖補償，但從未認真探討這個國家犯過甚麼錯誤，沒有認真談過這個系統該如何負責，那麼國家暴力曾經留下的創傷，將遠遠無法被填補。

在綠島有一個人權紀念園區，記述著那些政治犯的故事，碑上鏤著他們被捕的案由，每間狹小的牢房都關押著十幾二十名囚犯，只留一個小窗讓他們仰望微薄的奇蹟。走訪火燒島，可以充分感覺到這些受刑人的毫無尊嚴、毫無希望，但除了同情，似乎還少了些甚麼？

至今的轉型正義，都是如此，我們知道施明德先生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多年，卻少有人知道美麗島事件的始末；我們知道雷震先生因為《自由中國》而 入獄，自由中國主張甚麼卻鮮有人知。這些政治受難者就像憑空而生，大眾不知道他們主張甚麼、對抗甚麼，甚至加害者是誰，也從不敢被認真檢討，我們能做的只有同情，說幾句再出發的場面話。在威權解體之後，少了批判的目標，我們也就鄉愿的覺得這些東西不談會更好。但衝突從未消失，沒有真正對話的平台，彼此的扞格只會以一種去脈絡化的形式重新對立。我們從未了解過真相，何來反省與原諒？


以1950年 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為例，政府風聲鶴唳的肅清左派，不少人在半夜警總敲門之後，就此音訊全無。歷來大家批判的重點，在於被牽連者的無辜、警總偵查方式的殘 暴，但卻有意無意的迴避一個問題，這個時期的左派是確切存在，也受到國家權力壓迫的。而對這些真實存在的左派，現今社會又該以甚麼立場看待？郝柏村先生在近期宣稱如果沒有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而白色恐怖手段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份子，這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其荒謬自然飽受批 評，但遺憾的是大家質疑的點仍在這段時期的冤案，對於真實存在的共產黨依舊避而不談。遭受迫害的族群，並非鐵板一塊，有各自的理由與樣貌。對此議題的忽略，某程度上或許是這個社會的怯懦，歌頌這群為自己的理想發聲的鬥士時，我們卻不敢承認其中的異質。事實上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其精神啟發仍是源於於這塊土 地上的壓迫，有台灣特殊的思考背景與脈絡，將其與中國共產黨同一解釋，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


隨著外交局勢丕變，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開始鬆動，黨外運動也逐步萌芽。這時反對國民黨的聲音百花齊放，許多現今知名的政治人物在當時被迫害；我們讚揚他們反 威權、堅持自由民主，卻很少真正了解到這些人之間自始就是走在兩條平行線。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舞得沸沸揚揚的陳映真先生，反對千篇一律的懷鄉文學，而他在政 治立場上也較為偏向共產主義；而如法律系的顏厥安教授所提到，李鴻禧先生在當時的氛圍下，就膽敢批判政府，論自由談民主，而李先生在解嚴之後則走向獨派。

無論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甚至1980年 代後期的學潮，其中都是充滿了矛盾與異質，如果只是一語概括，那將是對少數異音的犧牲。真正的言論自由，在於所有的異音都有相同機會的發聲管道，無論贊同 與否，無人有干預的資格。然而，今天面對這些異音，大多數人寧願選擇沉默，讓他們當年寧可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理念，湮沒在歷史中。

我們支持的並非特定的立場與理念，而是敬佩當時的大學生勇於提出異於主流的意見、抵抗權威並向時代發聲。即便他們明白勢不可為，他們還是勇於發出令時代訝異 的異音。畢竟學生踏出去的一步，在社會觀感上就是知識分子對這個理念的抉擇。這些選項之間也不一定是一致的；往昔大學新聞、大學論壇、台大法言這些異議性 社團就不乏意見之間的論戰。無論認同與否，讓這些意見得已被完整顯現，或許是我們尋找和解之路的第一步驟。


時代來到了今天，過去嚴密的黨國控制在今天已有所轉變，不論其轉變的結果為何，這個社會仍存在許多可以被挑戰的地方，因為不正義的事情仍然充滿在生活的四處。書寫這段歷史的用意，是期許這一代的學生能夠繼續表現學生當有的魯莽，同時企盼這個時代的異議性社團可以繼續激起對話，攪動那一池春水。

八零年代末的學運：從大新社談起

◎社會一　方品智


在八十年代末的學潮中，台大大學新聞社是一個積極的團體。他們參與、組織了許多場著名的抗爭，除了爭取校園內的自由，也廣泛關注社會上的各個議題。儘管大新社只是當時學運的一部份，但也可以從中對照出學運團體內部的差異與獨特性。


學生運動與自由之愛

八十年代的台灣，政府對於各種反對勢力的控制逐漸變弱，戒嚴體制開始鬆動，民間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各種社會運動，過去幾十年累積的社會矛盾一口氣在這個時期浮上檯面，農民、勞工、原住民等各種底層弱勢者紛紛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權益。

學生運動也包括在這波風起雲湧的社運風潮中。

在台大，有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社、大陸社等異議性社團的積極行動，他們除了爭取學代會普選和言論自由，也主動走入社會中接觸、訪問民眾（如鹿港反杜邦運動）。

一 九八六年，因為刊物內容不符審稿制度，以及校方不滿大新社的言論，大新社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大新社遂與其他幾個社團結成聯盟，不理會審查制度直接發行刊 物《自由之愛》、發起「大學改良芻議」連署、參與學代會選舉、組織「漫步」遊行，直接挑戰了校方的權威。由詩人羅葉執筆的發刊詞，便這麼寫道：

自傅鐘之頂，

和平的因緣聲聲響開了──

也許有人聽見，也許離你尚遠，

如果有必要，我願讓

強權的棒槌狠狠敲擊我的頭顱，

響開和平堅忍的鐘聲，

響在你左右

經過自由之愛行動以及學代會的爭取，隔年學校修改了原有的審稿制度，使得校方不再對刊物內容擁有絕對的同意權。雖然新制度仍讓校方能以某些方式干預，但這已是校園言論自由與學生運動的一大進步。


大新社的關注與行動

一九八七年，大新社恢復運作，繼續參與學運以及發行刊物。根據那個時期的社團刊物《大學新聞》1，可以發現大新社當時主要關注的議題：校園與學運、環保、政經分析，此外也廣泛地報導各類社運新聞，或是刊登帶有批判性的文章。

校園與學運可說是大新社最關注的議題，幾乎每期的頭版都是這類議題的報導，這也是他們身處在校園中最切身相關的種種問題。從要求學代會普選，到自由之愛事件，都可以看到大新社持續報導學生在種種場合向校方爭取權益。在那時候，主要的爭議點圍繞在學校與學生間的「特別權力關係」：校方從各個層面管控學生的思想與言論，且黨國勢力夾雜在其中。而大新社除了撰文批判，也進入學代會或組織遊行活動，試圖改變種種不合理的制度。另外，《大學新聞》有時候也會報導或刊登其他異議社團的訊息或文章。當時，大新社還有個「政治經濟研究室」，主要是從左翼觀點評論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現況，像是外匯存底、開徵證所稅，也嘗試從這些觀點為社會運動提出建議。

除了文字性質的校園刊物之外，大新社也廣泛地報導各種社會議題，諸如婦運（婦運回顧）、農運（五二○事件評論）。此外，《大學新聞》儘管是一份異議性刊物，也會刊載文藝性的文章，例如詩、散文、影評或是作家專訪，但他們關注的也是帶有批判色彩的文藝。

總地來看，綜觀《大學新聞》的內容，不難發現《大學新聞》在八十年代末期、黨國言論箝制尚未鬆動的年代，在台大中扮演著非常激進的批判角色。他們在校內抨擊校方的保守作為、並積極爭取權益，在校外介紹社會運動的消息，甚至實際參與其中。自由之愛前後一連串的事件，更加凸顯了當時校方對於這些異議言論是多麼無法忍受，要以停社、退學等方式阻撓他們的發聲。


其他異議社團

除了大新社的行動之外，那個時期也有很豐富的抗爭故事。

大學論壇社是與大新社關係比較緊密的社團。范綱祥律師是當時的社員之一，他提到當時其實很難區分大新社和大論社的成員，兩者共用一間社辦、參與類似的活動、 也有相關校園刊物的編輯。范律師也在《大學新聞》上寫過文章（612期）。而在九十年代初，大論社內部有一批人另外成立關注農民問題的濁水溪社。此外，一同響應自由之愛的社團裡面，包括現在仍在運作的大陸社。

《台大法言》在當時也是聚集異議聲音的刊物，他們大力地批判校方的威權管理。相較於大新、大論的鮮明左派立場與社運路線，法言關心的通常是校園內的議題，並且多採偏學術性的論述。

學校裡面還有關注各種社會議題的異議社團。雖然他們的立場不盡相同，甚至彼此間也起過衝突，但是他們都希冀一個能容納多元言論的自由空間，能夠讓他們表達對各種社會矛盾的批判，而不再是被壓抑的噤聲無語；在眾多的聲音之中，他們的共通點在於，針對當時的黨國威權以各類方式表達不滿──那個保守封閉的體制是他 們共同的敵人。可以說，若是少了這些抗議的聲音及行動，校方對於學生們的言論箝制不會自行在解嚴前後鬆動。


異議花火的餘燼未退…

大新社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仍持續著發行刊物，大新社留存最新的一刊是2000年發行的。而在九十年代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們關懷社會、批判現實的種種努力，並未隨著時間逝去。近幾年，大新社轉型了，發行刊物不再是重心，但依然保持異議社團的立場，他們更強調實際參與到社會運動中，在樂生、都更、反核等議題上耕耘許久。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對於那些行動不免懷著某些浪漫的想像：他們是一群燃燒著理想與熱情的自由民主鬥士。可是對於當下的行動主體而言，或許心裡並不是只有理想或熱情，在戒嚴時代的背景下，要參與異議活動，猶豫、恐懼、甚至退縮都是可能浮現的心情。

從八十年代、或是更久以前延續過來的這些異議傳統，或許在不同年代必須面對著不同問題，而使得其中多少有些斷裂、變異。但是，即使時代變得看似更美好，威權退位、民主上台，所有陰霾已然逝去，這些異議傳統依然站在主流的對立面，持續發出刺耳、卻又令人們不得不正視的聲音。在過去那個年代激盪出的花火，或許今天已經冷卻了，但只是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的光和熱釋放出來。


1約600-640期，時間從1986年1月到1988年11月，其中第600期有前一百期的回顧。也有幾份更晚發行的，如682、697期。而停社處分和自由之愛事件發生在609和610期中間。

解嚴前夕的歷史伏流──記1980-1986臺大學生運動

◎社工三　孫文駿



「改變並不會經常發生，它就像一道歷史的門扉，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開啟。能夠活在歷史開門的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證門開之前的黑暗與恐怖，可以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捲雲湧。而一九八Ｏ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1

1979 年，台灣面臨美國與我國斷交，與中國建交的外交困境。緊接著國內局勢日益緊繃，美麗島軍法大審替八Ｏ年代正式揭開序幕。此後，台灣社會政治管控的強度逐漸放鬆，反對運動可透過選舉機制在政治上爭取一定地位，降低了國家直接使用武力鎮壓人民的可能。在這樣子的情形下，提供了八Ｏ年代的台灣民間社會自主力量甦 醒的客觀條件，人民不再如往昔一般畏於對抗國家威權，積蓄已久的民間社會力在1983年以後逐漸釋放，形成各式新興的社會運動，直間與間接挑戰國民黨的權威。

鏡頭轉向大學校園，八Ｏ年代初期，在威權體制下，除保釣運動和台美斷交時曾透過黨團動員學生，校園內部缺乏以學生為主體、自行組織動員的大型運動。直到 1982年，以五人小組為核心發起的普選運動；1983年由醫訊、大學新聞社等校園刊物社團反對審稿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台大為主的學生運動才逐漸形成氣候。

台灣社會走過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一直到1987年7月解嚴，乃至爾後走向自由化、民主化，1980-1986這段時期實占據一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在此企 圖藉由爬梳整理此一時期的社會情勢，呈現當時的社會氛圍，並聚焦檢視當時學生曾關注過哪些議題、在推動社會改革的漫漫長路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社會脈動與時代氛圍

八Ｏ年代從美麗島軍法大審正式展開，1980年震驚一時的林宅血案、隔年的陳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案，在在顯示威權體制雖較以往鬆動，但其對社會大眾造成的餘悸猶存台灣島嶼上空。

1980─1986 年在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分期中，一般稱為「潛伏時期」，有別於之前的「隱匿時期」（1945─1979年），以及後來的「勃興時期」或「喧嘩時期」 （1987─1999年）。2 1980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1982年《婦女新知》創刊、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成立、1984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現台灣勞工陣線前身）和台灣人權促 進會成立、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一般民眾對於自身權益的意識逐漸提升，開始經由組織進行培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維護權益，台灣民間社會在各式議題的萌發中逐漸變得熱鬧。

對比民間社會力量逐漸勃興，威權體制下的台灣校園在國民黨嚴密監控下仍維持沉寂。由於學運浪潮曾導致國民黨在大陸失利，其為求穩定政局，對校園採取嚴密監 控，在正式法規制度上則以「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及非常時期法令為基礎。在校園外，禁止學生參選或助選，剝奪學生完整的公民權；在校園內，任何活動皆需學生 活動組許可，限制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形成一個由政府到學校的嚴密監控系統。在非正式制度上，黨團成立「青工會」、成立黨社，以各種利益招募學生入黨，並 暗中監視同學活動，分化學生組織。

國民黨的監控使得學生普遍心懷恐懼，即使社會上黨外運動早已展開，校園內卻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以致於在八Ｏ年代之前，除了保釣和台美斷交時透過黨團動員的愛國運動，少有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發生。


「時代的溫度計」開始跳動──台大校園大事紀

八Ｏ年代初期，校園雖仍處於被高壓統制的情形，但懲處方式相較以往已有轉變，不像八Ｏ年代以前的異議份子動輒被以判亂罪移送法辦。雖然學生仍缺乏合法申訴管道，但風險已稍為降低，這樣的社會條件促使反抗意識形成。

此一時期的台大校園以普選和言論自由為主要訴求，1981由年李文忠、賴勁麟等人組成的「五人小組」，為一九八○年代第一個學生異議團體，積極推動普選運動。1982年《大新》、《大論》、《法言》與《醫訊》等刊物組成八Ｏ年代學運第一個社團聯盟，共同決議以普選作為推動校園民主化之中心議題。

1982年9月，由大論、大新、法言和醫訊，以社論、發送傳單的方式，共同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事後遭校方記過警告處分，為八Ｏ年代學運首次發難，稱為「台大普選事件」。

自1983年起，校園民主和學生主權成為推動改革的重點方向，其理念「學校是一個社會，學生是社會的公民，由代聯會作為學生自治組織」，並前往教育部和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則以「特別權力關係」作後盾，回應抗議學生「學生只有服從義務，無權過問校務」。

1983年由改革派社團共同推派政治系吳叡人參與學代會主席順利當選。隔年4月，校方駁回吳叡人與學代大會之改革建議。同年5月，吳叡人辭去主席職務，發表聲明中提到 「台大校方和教育當局不信任學生，根本缺乏主動與同學溝通的誠意，也由此決定了對青年學生的防堵政策，不讓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社會問題的癥結，對校園學生 活動採取嚴厲的控制，法令規則多如牛毛，動輒得咎，安全單位介入校園，約談學生，使學生對公共事務，對國家事務，噤若寒蟬。另一方面，則大力提倡享樂的、 逸樂取向的青年文化，造就了新生一代的『政治文盲』3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以小團體為主要的動員形式，成員來自各社團幹部，確保夥伴可信、同時避免消息走漏遭到分化。不過此時的行動仍停留日常生活的層次，藉由零星的秘密宣傳表達不滿，像是寫黑板、噴漆、出版地下刊物。

在論述基礎與行動策略上，則是以「事件化理論」為主，由改革派社團提出，主張針對爭議性議題，藉由製造事件形成體制衝突，突顯結構制度上的不合理，以喚起校園群眾的關心意識、擴大潛在動員基礎，以求達到改革體制的目的。

當中以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最具代表性，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因於前年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遭校方以英文三修不過為由退學處份，陳情無效後絕食抗議校方政治迫害。「事件化理論」到後期走入影響效果有限且犧牲過大的困境，運動策略面臨轉向。


回顧：承先啟後的歷史位置

有人說，大學生是「時代的溫度計」。而從八Ｏ年代的學生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生所對抗的校園，是一個仍然處於保守意識形態的行政機器；站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即使身陷在權力極端不對等的困境之中，當時的大學生還是挑起捍衛人權的擔子，在校園的場域中努力實踐一種作為公民的責任。

回顧八Ｏ年代的學生運動，他們首次將自身定位為「反對者」，而非只是個「批評者」，他們不僅在知識上提出論述，並有組織地進行運動。在與黨外運動的關係上，從前期的互動密切、到中期與黨外有所區隔、後期漸與社會接軌，並產生內部路線的爭執。

八Ｏ年代以1986年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組織以小團體、校內結盟的模式，主要訴求言論自由與校園主民，倚賴「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在此之後，乃有自由之愛與民學聯的校際結盟，議題進一步深化為《大學法》改革、國會改革，走出校園與社運結合。

1980-1986 年的學生運動，團體間缺乏合作結盟、運動規模小，「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犧牲大，運動能量難以累積，僅激起校園內零星火花。然而，此一時期的運動經驗， 替1986年以後的跨校結盟行動，如自由之愛和民學聯，提供了行動方向上的參考與動員基礎，校園運動也走入「勃興時期」，由台大一枝獨秀的狀況，轉為從南 到北，全台多所學校共同串聯，形成百花齊放的景象。


1收錄於楊澤主編，1990，《狂飆八Ｏ──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時報出版。
2參考何明修、林秀幸主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p.465。群學。
3參考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台灣研究基金會。

1970年代的學運──打破時代的寂靜

◎陳瀅



劃破寒冬的春雷──保釣事件

隨著時間的進程，相對於五六O年代前，因壟罩全台的恐怖獨裁而免不了受教條和禁忌束縛的校園，七O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無疑是劃破這沉悶寒冬的春雷。隨即，台大校園內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活動，擾動著依然保守的社會。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台大總圖側門出現一張震撼人心的海報：「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地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聲明；我們永遠支持政府。」這是由台大僑生社團「香港德民校友會」率先發難，貼出的校內第一張呼籲保衛釣魚台領土主權的海報，打破長久以來沉悶寂靜的校園。


這時候，「大學論壇社」的兩幅巨大輓聯式的白布條，也已悄然懸掛在農經館的側牆，大剌剌地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每個踏進台大校園的師生莫不映入眼簾而痛徹心扉。
  
這股強烈爭取領土主權與激發民族大義的風氣在台大學生之間越演越烈，使得校方也不得不正視此局面，於四月十六日集合全校班代表及學生社團負責人召開 「保衛釣魚台」座談會。這場座談會也意外的促成「保釣會」的成形。洪三雄先生於《烽火杜鵑城》一書中提到：「那個時代，政治空氣始終緊張、令人疑懼。屬於學生的座談會得以正式召開，規模又是如此鉅大，怎不叫人又驚又喜。」或許因這得來不易的機會，讓當時學生感受到在政治禁忌支配下的封閉社會中，尚有突破禁忌與開放社會的希望。就算後來「保釣會」行動在「六一七」抗議事件達高峰後迫於各個主客觀形勢所逼而走向歷史，早已蔓延開的澎湃激昂再也止不住了。



保釣後的星星之火


保釣運動，儘管只是些微的鬆動了原本嚴密的政治支配力，還是打開了一部分空間，使學生有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可能性。社團負責人或代聯會主席競選的熱潮，凸顯學生意識逐漸抬頭，敢於面對訓導權威及黨國入侵校園的束縛。學生似乎又開始想講話、敢說話、愛講話了；抒發情懷、表達意見、陳述不滿等造成台大校園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首先發難的是《臺大法言》。當時《臺大法言》仍是法代會的附屬刊物，主席洪三雄於1971年6月5日一口氣刊載了兩篇不送審稿的文章；一是張晉城的〈新聞自 由與學校審稿制度〉，二是王復蘇為參與競選代聯會而表態的〈大學生的曙光〉。展現學生輿論的發端，也公然的與學校審稿制度起正面抗爭。後來發表的〈對學校 開刀，向社會進軍〉更是以「學生輿論」自命，同時探討到大學生主張與參與社會改造角色的重要性。


另外，《大學新聞》的言論也略顯起變，間有涉及大學生自覺及檢視實體政治社會的論述，也逐漸擺脫「御用刊物」的陰影，與《臺大法言》在立論與行動上許多理念的契合，互相呼應與支援，蔚然會成一股團結有力的校內輿論。代聯會因當時主席王復蘇的緣故也創辦了《代聯會訊》，一改保守，以校務、社風、時勢和國事為主題，儼然更擴大了臺大學生輿論的力量。除此尚有其他社團刊物的出現，例如文學院的《文訊》。總而言之，保釣之後，校內主要的學生社團刊物，相繼由一群參與過保釣運動及其他不輕易妥協的前進學生所掌握。而這股輿論風氣確實造成校方的壓力，導致以趙少康為首的《畢聯會訊》的出現，以「保皇護黨」的立場和言論與上述的刊物打起擂台。


在當時，保釣運動在校園內的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迴響。校內服務性社團也開始興起。「台大慈幼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服務社團，雖然其創立是在保釣運動之前數 月，但是它的蓬勃發展卻是在保釣之後。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把臺大人的關懷持續帶到許多孤兒院及育幼院；另外教會的「光啟學社」也是落實社會服務的例子。



「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


有感於戒嚴時期「黨國體制」對社會及校園內民主的壓制，時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臺大法言》社長洪三雄、錢永祥等同學與哲學系教授陳鼓應，於一次的聚會中 興起「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的可能性，試圖突破當時台大校方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例如不合理的審稿制度、受操縱的學生出版、社團及輿論製造、演講者黑名單和禁絕學生演講。


參與此會人士除了學生外，參與師長有擁護言論自由的楊國樞(心理系副教授)、王文興(外文系講師)、陳鼓應(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哲學系助教)，還有代表校方立場的代理訓導長張德溥、蘇俊雄等。於會中，陳玲玉表示：「在台大，言論絕非不自由。否則，今天座談會不可能開得成。但是，在臺大，言論自由的制度也絕非健全，否則今天的座談會沒有召開的必要。」


這場座談會觸及了政權陰影的核心──專制體制下的思想箝制，而獲得了廣大的回響。在校園內，除了得到多數社團的熱烈支持外，每個主持學生刊物的臺大人最感無奈且痛心的審稿制度獲得改善的空間：學校答應通過「學生刊物稿件評閱委員會」，讓審稿辦法較制度化與合理化。於校園外，《大學雜誌》的呼應與轉載此會全部發言紀錄，激發國人重新對50年代《自由中國》的言論，做一分省思與覺悟。



令人詫異的結局──台大哲學系事件


因保釣運動的刺激，臺大學生興起了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外，也激起對民族解放的使命感。然而無可避免的，原本單純的「民族主義」，也因為「認同」、「回歸」、 「統一」等問題的差異觀點而有了不同的解釋和迥異的結論。《大學論壇》有鑑於此，在社長孫慶餘的推動下，為了這一個普遍為人關心的情勢和其發展，邀請了相關學者朱家和黨工，齊聚一堂評論民族主義的內涵和中國的命運。卻也牽動了一場思想論戰──民族主義論戰，並引起相關單位的注意而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2 年12月《大學論壇》社舉辦了的第一次「民族主義座談會」。當天座談會快結束時，哲研所研究生馮滬祥針對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批判「強國擴張主義」並評及時政等問題，指稱陳鼓應「專門攻擊政府的黑暗面」，並暗示他有「為匪宣傳」之嫌；陳鼓應回指稱此學生為職業學生。而台大竟為此事要求陳鼓應出面道歉，也強制 《大學新聞》以頭條報導馮滬祥的「鄭重聲明」。後來主張「開放學生運動」的陳鼓應被迫解除導師職位，哲四學生錢永祥記大過。而在1973年正值寒假學生離 校間，警備總部逮捕陳鼓應、王曉波及錢永祥等人，又於4月教育部下令哲研所「暫停招生」，藉此來肅清殷海光在台大的殘餘影響。



結論


黨國當局在1970年代之初的多事之秋，看似成功的壓抑了當時台灣大學校園裡的躁動，但在此同時，校園外的民主運動卻已勢不可擋。1972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康寧祥的當選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撼動了黨國體制。此後，大學師生反而不再受困於校園，而是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邱義仁棄(哲)學從政 (治)，並介入黨外運動，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也說：「我們這時期見證了黨外運動進入校園。」


1970年代的社會氣氛雖然封閉壓抑，校園內仍人有一群學生透過社團、透過文章，一波又一波訴求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的活動，衝擊著國民黨對學生所設下的層層管制， 為台灣注入一股較為自由、開放的社會雛型和文化取向。然而，1978年底中美斷交，憤恨的愛國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美國特使團，險些釀成暴動後，美麗島事件又繼爆發。經過一番逮捕與軍法審判，社會上一片肅殺氛圍，學校的高壓管控使得異議學生為爭取校園改革及出版言論自由，開始以地下刊物發聲。而後，因遇到解嚴 前後社會的劇變，終於擴大為校際的串連，甚至和社運結合，在八零年代的台灣，成為一股新的改革力量，同時，也造就了活躍於今日台灣社會的「學運世代」。

「四．六事件」──戒嚴前的最後激情

◎法律二 李柏毅


一 九四九年十月一號，時任台灣大學園藝系助教的康有德教授一如往常的在研究室裡忘我的進行研究。不料當時的總務長竟然陪同兩位上校前來逮捕他，身為一位學者的康教授被迫像犯人般銬上手銬、送入監獄。雖然在汙穢不堪的監獄中經歷多次訊問後因學期開始而由校長傅斯年擔保出獄，卻仍在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被兩次逮捕──只因他在學時期曾參加「耕耘社」而被懷疑涉入被政府視為共黨所鼓動的學潮──「四‧六」事件。

當時的學生多半經濟困苦，即使身懷曾受徵召與日軍作戰的「青年軍」身分來到台灣大學，康教授也無法身免，只能領著寥寥數元的貸款和配給的糙米清苦度日。這時有人提議以校地種菜以便自給，「耕耘社」也因此成立，當時就讀園藝系的他成為第一任社長。然而日後昔日一同躬耕的夥伴們竟也一一因被懷疑涉入左派運動而屢遭囹圄之災。

然而，耕耘社社員們的經驗並非個案，而是在國共兩黨相互傾軋之下激起的時代浪潮下淹沒的人民共同背負的哀傷。


背景：高壓統治激起的漣漪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移交台灣於國民政府，台灣人時時翹首以待的回歸時刻終於來到。但是國民政府卻在政治面強力壓制台人政治地位，在經濟面則推動統制經濟，造成台灣經濟力低落、民不聊生。而隨政府遷來的「外省人」多半視台人為次等公民，言語上也多有輕侮嘲諷。
 
無法再承受政府次殖民地式的統治，台灣爆發了史稱「二二八事件」的國民政府治下第一場社會運動。由於大量台人菁英在隨之而來的「清鄉」大遭屠戮，因而使台人 菁英失去了對抗政府的力量。與此同時，雖然沒有參與「二二八」的抗爭，但是學生在社會菁英凋零後接下發表異議性聲音的地位，並在台大這塊自日本時期即被多元思想澆灌的豐壤中開出了反抗之花。
 
當時的台大主要社團有「方向社」、「耕耘社」、「麥浪歌詠隊」、「台大話劇社」等，其中的「麥浪歌詠隊」於前期扮演中國民謠推向台灣大眾的角色，尤其是諸如中國學運所標榜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具愛國思想的歌謠更是大量傳唱；演出之餘則偶有政論座談會、讀書會等與政治相關活動；而台大話劇社亦推出數部諷刺時政的戲劇一饗為時局所苦的學生及民眾。這些社團都以藝文活動的方式將自由民主的思想傳遞出去，對當時學生的思想啟迪起了關鍵的作用。
 
眼見台灣經濟在戰後仍是疲敝不堪，出於對於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的懷疑，台灣的知識份子轉向著重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以尋求為台灣開闢出一條活路。而受到這股風潮所影響，這些學生社團毫不避嫌的閱讀左派書籍，並對於社會主義的理念的推崇備至，這對國民政府自是一種共產勢力抬頭的現象；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伊 始，共產黨便以地下黨以及吸收職業學生鼓動學潮試圖擾亂國民黨後方，包括昆明「一二‧一」學運以及南京「四‧一」學運等等，雖然都以反對內戰為由舉行，但背後也可隱約可見共產勢力的影子。在未遭戰火波及的台灣，台大學子的行徑使警備總部戒慎恐懼。

雖然積蓄在校園中的能量已經點燃變革之火，但這一星火苗仍在找尋一個適當的導火線來燃起熊熊大火。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引發「四‧六」的近因「三二一」腳踏車事件發生：事件前一日（三月二十日）有一名台大學生及師院（今師大）學生因腳踏車雙載而被警員取締，當時傳出雙方有爆發肢體衝突。這導致三月二十一日有達千餘名學生由台大遊行至台北警察總局並要求道歉，但由於回覆缺乏誠意，兩校學生決定罷課遊行抗議。

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決定以「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迫害」等訴求做為同日成立的「學生聯盟」的口號，並在該夜於原法學院操場舉辦晚 會。會中除了「麥浪歌詠隊」演唱各地民謠歌曲外，亦有演唱一些在中國學運也耳熟能詳的歌曲。而這次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集會自然引起當局注意。
 
而在「四‧六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師院就發生了學生領袖遭到誘捕的事件，但於途經台大宿舍時脫逃，並在台大學生的護衛下回到師大。當晚在師大宿舍召開緊急會議以因應警總的逮捕行動，並決定第二日遊行示威。警總眼見情況緊急，便由副司令彭孟緝帶領，於四月六號凌晨兵分多路火速包圍師、台大學生宿舍，總共逮捕學生百餘位。被逮捕的多數學生被家長帶回管教，少數被處一年至兩年不等的徒刑。可惜的是，仍有些被懷疑是共產黨所吸收為職業學生而被槍決。


結果：平靜無波，暗潮洶湧　　

原任師院校長謝東閔在「三二一」事發以及「四‧六」發生後未曾為學生奔走，經過撤換後的新任校長劉真更是以整頓學風為由，將師院以軍事化的方式管理以便壓制自由學風。而自此師院的自由校風在兩任校長無力保護之下漸趨保守。
 
反觀台大，校園中多數的異議性社團如「麥浪歌詠隊」、「耕耘社」、「方向社」等都遭到清算，若非重要幹部遭到逮捕、槍決便是被強制解散；而政府的思想、言論審查也漸漸深入校園。在傅斯年校長力保之下，雖然仍難以避免被政府勢力滲透的命運，但他一向秉持的「自由開放」治校理念，使得在他校學生噤若寒蟬之時，台大校園中還是可以聽到主張民主開放以及憲政改革的聲音。即使這場學生運動被被認為與左派思維有關，傅斯年仍極力反對以暴力方式處理學生運動，並試圖在政府管制之下維持校園內的言論自由。
 
在事件中，雖然多有無辜學生遭到波及，但是警總仍逮捕了數名潛伏 於台大校園中的台灣省工委會成員以及被台共吸收的黨員並一一處決──但這些人真的如此罪無可逭？然而他們的動機非為顛覆國民政府－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所應許的理想社會而吸引了這群富有理想及熱情的青年人。左派思想既非思想毒藥亦非家國惡害，對於這群左派青年而言，它不過是解救國家的一帖良方。
 
經後人研究，參與「四‧六」的台灣學生並非完全由共黨所鼓動，完全將學生運動解釋為政治力量的操弄，某程度上將問題過度簡化，且忽略了學生獨立改造時局的勇氣。他們自發性的為紛亂社會呼求正義，這不僅是代表台大學生在時局困苦之時敢於傳遞多元思想、期盼為社會找到出路的理想性，也象徵著大學生追求社會公義的具體實踐。

不久，台灣省主席陳誠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宣布《台灣省戒嚴令》，此舉讓台灣光復以來的自由民主運動熱潮暫時劃下了句點，也讓學生運動進入了長達數十年寒冬長眠，使學生的熱情只能蟄伏於舞文弄墨之中，等待能夠再度解放的那一天。

時代前端的異音

◎法律四 吳俊志


或許很難想像，在宣稱威權早已遠去的今天，台灣還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學校，在校規中明文禁止「聚眾鼓動學潮」。每回有學生走上街頭，媒體便眾口一聲的冷嘲熱諷，左一句「草莓」，右一句「不經世事」，竭盡所能要把學生運動塗成一齣鬧劇。這不禁讓人好奇，手無寸鐵的學生，有甚麼好怕？如果正如同別人宣稱的，這不過一樁民主家家酒，那又何必避之唯恐不及？

或許因為沒有包袱，學生的思路不必順著主流價值折衝。在校園裡的爭議，總是能回歸最根本的癥結，不沾染太多妥協。在上個世紀，從法國到美國，甚至是中國大陸，學潮幾乎成了改變的代名詞，是那個時代的象徵。的確他們弄皺了一池春水，但這群魯莽的學生，真切地替這個焦慮的時代喊出聲音；而這顛覆時代的異音，總 是會令某些人惴惴不安，對現狀質疑的人從來不少，但大多數人的害怕改變。

當二二八事件過後不久，台灣全島一片風聲鶴唳。在肅殺的白色氛圍下，仍有許多嚮往左派的青年在台大校園的角落組織讀書會，偷偷讀著《資本論》、 傳著《光明報》。在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爆發，在那個眾人皆知要明哲保身的時代，學生依然沒有退縮，在此事件中不少社團莫名被牽連，而令人意外的，此後數年地下的左派運動仍不絕如縷。其中許多人反抗威權的信仰，就是在台大校園裡紮根。

此後，反抗的聲響沉寂了數十年，但當時代需要改變的時候，聲音仍然是從這裡開始。從保釣運動開始，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學生的聲音一次比一次劇烈；抗議國際現實的同時，也象徵著威權開始鬆動。這些聲音，沒有因為政治上的小惠而滿足，相反的各個異議性社團開始在校園裡百花齊放，或許立場不同，競相攻訐，但同樣是在質疑這個不穩定的時代。這樣的浪潮或許曾短暫觸礁，但從野百合學運到刑法一百條的修正，在台灣近代的幾次重要變革中，學生從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