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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30日 星期三

漫畫



有三個葡萄人(如圖),

他們在激烈的爭論著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

由於爭辯過程太激烈了,

他們的火氣變的越來越大,最後變成了*「憤怒的葡萄」。




* 憤怒的葡萄:John Steinbeck的文學鉅作,

講述的是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一家農民被迫遷徙西部,

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加州,卻又陷入果園主剝削與壓迫的境地的故事。



終於,葡萄人A想到了一個方法,

只要在被吃掉之前,把自己的皮給剝掉,

這樣就不會有吃葡萄要不要吐葡萄皮的困擾了。


於是,他決定把自己的皮給剝掉了。





請問大家,

這時候,還剩下幾顆葡萄人沒有剝皮呢?


























大家一定會回答兩顆吧,

其實是三顆葡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決定要剝皮,不代表他真的剝了皮。

因為決心跟行動是同等重要的。


有多少次你決定要減肥,結果卻越吃越肥?

有多少次你決定要收拾房間,結果卻擱淺在床上,然後中風?

有多少次你決定下定決心要坐下來讀書了,結果到了睡覺前還坐在電腦前?



結果又一江春水向東流?


決心固然重要,

但支持著決心的行動力更加重要。


共勉之!

Earth Tree 公平貿易

採訪/黃湄評 謝湘蓁
文/黃湄評

燈光穿過羊毛製品的空隙,Earth Tree的門口掛滿由麻或羊毛手製而成的提袋,一個大白燈籠高高掛著,上面素樸的手跡寫著”FAIR TRADE”,有別寬敞明亮的落地窗或是秩序整齊的擺設,這家小店吸引你走進的不僅是充滿設計感的手工製品,幽幽光芒映在冬天濕亮的地面上,是一份不平凡的溫暖。
店中販賣的全是公平貿易的商品,除了台灣較常聽到的公平貿易咖啡,服飾、手工雜貨也全是公平貿易的產物。公平貿易最粗淺的概念就是一種和生產者採取一種較為平等的貿易方式,在運作過程中不剝削生產者、不破壞生產環境以及尊重生產本地的的傳統文化或技術等項目,是公平貿易組織力守的原則。透過貿易的方式,公平貿易組織成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中介人,接洽亞洲、非洲或中南美洲經濟地位較弱勢的族群,提供設計或是管道使當地農戶或工匠增加其生產物的價值,讓邊緣化的生產團體以小規模、家庭式的模式以當地傳統技術或自然素材從事生產,這些產品通常是市場價格較高,以傳統技藝手工製作揉合現代設計,在大量生產的工業市場中,獨特的行銷方式和產出過程也成為商品特色。
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把人的同情心當做一個賣點,商人最終還是唯利是圖,以現代的行銷策略和人性提高商品價值,公平貿易最終還是不公平。Earth Tree的老闆語重心長的表示,這樣的理念基礎是要建立在「貿易」上來衡量,商人透過這樣的過程賺錢,生產者的藉由機會避免剝削賺得合理的工資,消費者也多了選擇,相較於一般的貿易模式,公平貿易多了一份關注在生產者上,或許這份關注本來就應該是貿易中所要注意的,但全球化的貿易下,剝削勞工被視為是利益為上的常態犧牲,將公平貿易視為一種荒謬本身其實是反映了某種更為荒謬的現象。
Earth Tree商品主要來自日本的兩大公平貿易團體Nepali Bazaro和People Tree
,並非由老闆直接和產地接洽販售,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手工創意商品的觀念慢慢普及,許多報章雜誌都報導過Earth Tree,就算不掛上”Fair Trade”牌子,單就商品本身價值就受到許多上門顧客想要進一步成為賣家的動力,即使關注的人越來越多,但實踐的實體店面還是只有Earth Tree,相較於一般模式,繁複的過程和語言、文化環境的差異加上不多的利潤,需要更多條件的配合才能讓公平貿易在台灣更普遍,發展更成熟。
原先是朋友使用公平貿易的商品,商品的品質和理念使老闆興起了開店的念頭,開店一年多力經轉盈為虧的經營過程,最初單純的銷售販賣也讓老闆成為致力推廣公平貿易的一份子,舉辦相關的講座或是親自的產地去接洽了解是老闆現在努力的目標。老闆輕撫著牆上的世界公平貿易地圖,她說:「台灣國際化最快的就是那些時尚名牌的流行,在公平貿易這塊領域,歐美在二三十年前就開始了。」
她輕描淡寫的帶過經營的辛苦,帶過那些對這片土地的批判,但整家店正喋喋不休地向人訴說一種熱情、還保有純粹的那一份理想。

店家資訊:台北市永康街31巷六號
http://www.earthtree.com.tw
2394-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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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訴說心事秘密的小籃子
由日本編織家佃真弓為尼泊爾做技術指導,所產生的作品。籠子下方開了洞,根據美國的原住民Cheloki族所傳下來的故事,用這樣的籠子訴說心事會讓煩惱消失。





消臭金魚
日本的公平貿易團體一方面為了減輕庫存壓力,一方面又不願意減少對尼泊爾方面的訂購,設計出由日本國內的殘障社福機構製作,在內部填充過期咖啡,使用多餘的衣料碎布縫製的消臭金魚。

香水

文/Kousui

記得第一次興起想看《香水》這本書的念頭,是在小學四年級,當時雖然立刻上了市立圖書館的網站預約,卻在等了一個月後,先跟姊姊的同學借來閱讀。兩年之後,我早就忘了曾向圖書館預約的事,不過接到取書通知時,還是再度借回,絲毫不覺無聊地重讀一遍。

去年《香水》改拍成電影,皇冠出版社趁著市場熱潮,推出新譯本。出自一種懷舊的情感,我企圖購買白底封面的舊版,然而經書店店員十分肯定地告知「沒有舊版了」之後,我也只好放棄。新譯本和我記憶中的舊版出入不大,排版也不難看,唯獨缺少舊版譯註點出主角姓氏「葛奴乙」(Grenouille)是法文中的「青蛙」的部份,讓作者為主角「像青蛙般縮成一團而又不斷嘓嘓唸著『蘇合香』」(第90頁)與「變成一隻不起眼的、黑麻麻的小蟾蜍」(第92頁)以及其形態動作的眾多描述所設的暗喻,不能完整地呈現在異國讀者眼前。

至於我對電影的觀感,老實說,非常差。問題主要出在三個地方:首先是電影中用了過多旁白,結構略顯鬆散;其次是小說敘事的畫面感相當強烈,電影拍起來反而不如文字有效果;最後是電影幾乎完全刪除小說第二部的片段,又加進導演和編劇對葛奴乙渴望人情溫暖的詮釋,與我以為的重點相去甚遠,故我並不怎麼欣賞電影。

《香水》是部有關行為違反倫常,只對氣味有極端愛戀的瘋狂天才葛奴乙一生的作品。主角是用嗅覺,而非一般人慣用的視覺或觸覺,來感受事物的本質。在遇到割黃李的少女前,他只是貪婪地了解世上的氣味,在吸收了少女的氣味後,他才開始建築記憶中氣味的體系。這個工程起因於殺人,但葛奴乙毫不在意,在他接下來蒐集寶貴香氣的過程中,他也不曾被慚愧或良心不安所襲擊。在他的國度中,保存香氣是最高的原則和目的,他人充滿惡臭,或是香氣被剝奪的身體,全都是不值一顧的。

故事背景是在十八世紀,國力強盛,理性主義流行,人民篤信天主教的法國。這樣的設定,讓讀者看到書中人物的醜陋與被葛奴乙以香水耍得團團轉的愚態時,更想放聲嘲笑他們。但換個角度來看,假使我們身為書中社會的一份子,不清楚那個矮小畏縮的男人究竟施了什麼魔法,只能隨著他的香水,和那些理性份子的表率──主教、第二執行官、守衛官、警察局長、名流士紳、千金淑女──一同瘋狂起舞,難道我們還能輕鬆地一笑帶過?

我認為,這本書是在嘲諷貶低人性本能的絕對理性主義者,因為人的本我固然可以隱藏,卻不能完全扼殺。欲達到生命中的幸福,依然需要調和理性與感性。在這一點上,葛奴乙就是個極端感性的人,儘管他在執行他自認的「神聖任務」時,目標明確,俐落乾淨,但他於書末終於明白,就算那瓶舉世無雙的超級香水可以控制一切,幫他達成所有慾望,卻仍然無法助他嗅到自己的味道,在對人類失望,又不曉得其他實現生命價值方式的情況下,終於走上自殺之路。

因此,電影中過早讓珞兒出場,塑造出葛奴乙愛上了她而非她的香氣,孤獨失落導致自毀,在在令我覺得《香水》遭到曲解。就拿謀殺珞兒那段來說,小說中的葛奴乙不可能驚醒珞兒,如果珞兒真的醒來,他持棒下揮的手也不會停止。要不速戰速決,避免香氣因恐懼而變調;要不悄悄離開,擇日再來。

不過這世界正由於存在許多不同看法,才會如此熱鬧。畢竟電影不乏正面影評,朋友中稱讚電影的亦大有人在,我能接受大家喜歡改編電影的事實。雖然對我而言,葛奴乙絕非害怕寂寞的人,他不需要與人互動,也不擔心眾人目光。空前絕後的靈敏嗅覺,和豐富無雙的氣味資料庫,是他擁有的至上資產。在故事結束前,他在人間的追求大致上是滿足了,只剩下找尋不到的自身氣味的煩惱。他將嗅覺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在理性上卻相對十分匱乏,感性與理性的失衡,使他被縱欲過後的空虛感所吞噬。比起葛奴乙死於沒有愛來救贖的說法,我寧願相信他的死是肇因於不能用自己最熟悉的管道來認識自己,又宥於經歷和動力的不足,不肯嘗試其他作法,以致他不得不決定被巴黎的貧民給分食。

新譯本的導讀中,提到英美評論家指出「主角的塑造其實是希特勒的另一版本」,而作者徐四金也承認了。這個觀點,是我從未想過的。如果將希特勒比為葛奴乙,那他就是宣傳鼓吹的天才,崇拜種族主義,而明明以理性著稱,住著大批卓越的哲學家、科學家、社會學家的德國,也不知為何陷入對種族清洗的癡迷中。二戰過後,絕大多數的德國人對戰時發生的大屠殺與壓迫感到羞慚,甚至是自我厭惡,道歉之外,盡可能沉默,不也恰似格拉斯城住民在狂歡後的寫照?希特勒在歷史上惡名永垂,造成的傷痛連時間也無法彌補,徐四金在寫作時受到的影響,想必也令他的心情沉重不堪。

我願意將《香水》推薦給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亦不憂慮這部作品邪惡誑誕的主題會不會像《我的奮鬥》一樣引人走上歧途。要是可能,盡量請他們閱讀小說,而不是觀賞電影。徐四金的文字功力,能在讀者腦中創造出他說的氣味;但電影的視覺傳播,卻難以有同等級的成果。《香水》的內容,無庸置疑地十分悖德,然而在看書的過程裡,讀者會輕易地忘卻「正常」的道德標準,宛如浸泡在甜美誘人的毒液之中。闔上書的那一刻,或許會嚇出一身冷汗,但此書駭人般的精采,令人忘卻不了,彷彿那股既濃烈又清淡,既綿密又飄渺,既優雅又放浪,無法形容無法比擬的香氣,正在每個人的鼻間縈繞。

夢蝶? 夢蝶。

當代傳奇劇場──《夢蝶》
吳興國‧錢熠
文/田菡

簡介
當代傳奇劇場的最新力作《夢蝶》取材自「莊子試妻」的傳說,其故事從戰國時期在民間流傳至今。‹莊周夢蝶›就小說和劇本來講,起於明代晚期,馮夢龍所整理,而後放到他的醒世恆言裡,名為大劈棺。‹大劈棺›原戲曲中的情結,是描寫莊子在路途中巧遇一搧墳女,見其急欲搧乾夫墳,以求改嫁,心有所感,回到家後與妻子談及此事,妻子對搧墳女的不守婦道而引以為此,並向莊子發誓,若他在莊子死後改嫁,便當自刎。莊子為了試探妻子的忠貞,佯裝病死,並動用法術化身王孫公子勾引田氏,田氏果然禁不起考驗而愛上王孫公子。然而王孫公子卻突然新痛復發,急需死亡七日內的人腦醫治,田氏衝動下劈了莊子的棺木,豈料莊子一躍而起,開口諷辱田氏,使田氏羞愧自盡身亡,莊子則因看破人情求道而去。
  非文本語言的安排──爲傳統戲曲融貫現代音樂、音樂動機與肢體表現對應戲劇進行的或緊或弛;光影勾勒的線條很乾淨,然而蝶影為真(而卻也會是真實的影子,能直接化約等同為蝶麼?),末尾的長形光區為蝴蝶夢裡人懷想的非塵世、假中認定之真……,乾淨的呈現,亦在於留白的舞台對應精雕細琢演員妝演的焦點,或是角色/情節轉換分明的或華彩或素樸──然而對應文本,舉例來說,本劇的軸心,莊子囿於『儒』的醬缸卻自行釀造(造究性)的『道』,為一以『道』為名的反證行為,卻反反證了自己的悖論(試妻的陷阱是同樣羅網自己的),higher reality流變的莊子喪妻、莊子試妻、甚至莊子弒妻,甚至偶爾諧趣(表現在與墳女和妻的狎膩或侮慢)的角色形象上,『莊子』角色概念的渾沌(不同於『田氏』貞潔與追求情愛的曲折)對應這樣乾淨的呈現,會是一種刻意營造的虛實難辨、虛實不辨?

  以『墳女』對應『田氏』,對應人生一覺蝴蝶夢爾,『墳女』與『田氏』甚至互為夢中虛像,而王孫公子卻更是夢中夢裡人了。女童男童嬉鬧嘲諷間是外層夢的反動,觀看『田氏與王孫』這般夢中夢戲中戲,卻桎梏於外層夢的框架,以夢/戲中的俗世價值的代表姿態,無法快意地挑釁觀眾、直指看戲演戲的一般夢裡人。而莊子的『試妻陷阱』要驗明虛幻無常之真,以莊子/王孫這樣的主體性分裂去批判『田氏』(傳統女性身為父權下的客體),也因此造就自我嫉妒自我厭惡這樣直觀上起於愚昧又因愚昧證明真知,獲得這樣薄弱象徵裡(自言的『道』、『蝶夢』的洞悉之於『試妻』行為)的勝利。因為夢是假的,情是真的,假作真時真亦假又因而反轉,這樣悖論的意義在於用這樣無意義舉措證明人生虛幻裡的無意義、哲學思辨的悲劇,還是一種虛幻中堅實美麗曾經鮮烈的俳句美學從觀者有心無中生有的悲劇?

是什麼,讓我驕傲

侯明凱(讀者投書,國企二)


舞台上,十幾個青年男女搖擺著身軀,隨著嘶吼的音樂起舞。「轉吧!轉吧!七彩霓虹燈,讓我看透這一個人生……」震耳欲聾的喇叭聲、煙霧繚繞的舞台。台下,幾個人起身拿下一杯冰啤酒,更多人隨著節奏吶喊、打節拍。曲終,舞者排成一列謝幕「We are from TAIWAN!」。十分鐘的精采,一輩子的感動。瑞士洛桑的湖畔,世界模擬聯合國大會的晚上,各國代表團的才藝表演之夜,觀眾呼喊「Taiwan!Taiwan!」的喝采聲久久不絕。下了舞台,他們又叫又跳,抱成一團高喊「我們真的做到了!」。他們是模擬聯合國社的社員,會議中唯一的台灣代表。
模擬聯合國社,一個十餘年歷史的年輕社團,究竟是在搞什麼名堂?「你是模聯的,那你們都是在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喔?」「加入模擬聯合國,你是要在街頭搞抗爭遊行嗎?」「ㄇㄛˊㄌㄧㄢˊ?是魔獸聯盟還是模特兒聯誼會?」,面對這些問題,社員們往往一笑置之。模擬聯合國社的核心工作,真的就只是模擬聯合國開會的議程,並沒有一般人想像得那麼複雜。但,要成為一個在會議場上縱橫捭闔的外交大使,又談何容易?

英文只是門票
走入模聯的社課,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策劃每堂社課的學術們,在教室前面賣力講解投影片的畫面。模聯的社課基本上以專題講說為主,輔以學習活動,目標就是在平常帶給社員更廣的國際sense,並訓練社員們的表達能力。儘管幾乎所有人的母語都是中文,但在這裡,英文能力只是門票。既然聯合國的運作是以英文為主要的官方語言,為求百分百的真實模擬,扎實的口說能力是必須的要求。此外,我們也希望透過精彩的社課,帶領社員們擴充國際新知,隨時update最新的資訊。
Bonus Group讀書會則是希望在社課之外,開放給模聯人交流的機會。名為Bonus Group,是取額外學習有如賺取紅利的觀念。讓學弟妹磨練之外,也讓學長姐在帶領讀書會的過程中教學相長。此外,Bonus Group更重要的功能,則是搭起學長姐跟學弟妹之間的交流橋樑,培養兩屆之間的情感交流。

實戰勝於一切
平日的辛勤練習,只為了在真實的會議場上,能夠讓各國代表擦亮眼睛!除了台大模擬聯合國社自辦的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之外,哈佛大學主辦的World MUN也是模聯一年一度的重頭大戲。學員們將化身為各國的外交代表,努力在會議場上說服他國接受己方的決議草案。
根據議規,會議在特別議程與非正式議程中交錯進行,代表們除了盡可能爭取主席認可,在特別議程中發言之外,更要緊的是把握非正式議程時間,與其他代表共同討論,形成共識,進而與其他團體合併,提出一份待全體表決的決議草案。
說起來簡單,但是聯合國共有192個會員國,那是何等的陣仗?在一片placard海下,想要爭取他人目光並不容易。透過會議,社員們除了能夠將平日所學真實應用在唇槍舌劍的會議之外,為了追求「爭取多數,通過決議」的最高目標,在會議中學會拉攏自己的團隊,與他國協商、談判、甚至妥協。種種大型會議的技巧都不是課堂上小組討論學習得到的。透過多次開會訓練出的會議型人才,是模聯最能與其他社團區隔的特色。

嘴砲的巨人 行動的侏儒?
然而,模聯最受人質疑的一點,則是:「你們投票通過的決議文,不過是孩子扮家家酒的條文,在真實國際社會上有什麼用?」的確,每個模聯人都可以比手畫腳地告訴你金正日如何坐擁核武換取美國的甜頭、巴基斯坦政權不穩甚至政黨領袖遭暗殺、盧安達屠殺的圖西族胡圖族多麼仇視彼此……。但是話說完了,我們依然屁股坐在台灣的椅子上,世界並不因為如此而發生什麼改變。我們辛苦讀各大報新聞,培養國際觀是為了什麼?準備會議不眠不休,與群雄鏖戰舌辯終於通過了決議草案,又是為了什麼?每次會議落幕,在閉幕典禮上「Why are we here?」成為一個模聯人早已習於自問自答的問題。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one day we shall make the difference!誠然,作為學生族群,我們並沒有實權去改變世界、強迫伊朗拆掉核子武器(即使聯合國也沒有這個權力)。但我們擁有的是時間與機會、青春與理想。模聯始終相信,思想會導致行動,行動能造成改變。我們所做的一切,雖然只是思想方面的傳遞,但誰說思想不能轉化成具體的行為?學長姊們離開社團後,或創辦世界志工社,或報考外交官,或投入真正的聯合國服務,在在說明了模聯不只是「翻翻國際新聞,然後用英文打嘴砲」的膚淺層次。
「既然台灣無法走進聯合國,那何不讓聯合國走進台灣?」秉持這個理念,模擬聯合國社希望帶給社員的,是一個不同於其他國際事務論壇的新感受。更藉由實體的會議,創造下一代的人才!

(作者為模擬聯合國社文書)

轉角

文/蘇黎

總是要在日落之後
車聲才變得銳利
鍋鏟的敲擊更響亮
炒飯才會更熱,隔著油煙
妳的影像特別模糊
而妳對我說過的話
特別容易引起想像

注視金黃色的燈光
經過轉角的麵包店
我們的距離更近
像兩隻走在托盤上的螞蟻
特愛欣賞蛋捲巨大的層理
還有美好卻危險的
鮮奶油的沼澤

我們還喜歡去
隔壁的手工藝店
生活雜貨廣場
十一點到午夜的公園
子母車佔據的老舊圍牆
我們還喜歡搭不上最後的公車

從隊伍的最後面
等到最前面
等一客要抽號碼牌的生煎包
等一個夢想
與真實
妳的笑容與冷漠
我的過錯

關於曖昧
仍苟安於熟悉的街頭
禁不起一個陌生轉角
打斷我們之間
剛剛牽起來的手

我也懷疑
為什麼一定要以思慕的眼神
吃炭烤鮭魚
配大杯奶茶和減肥的話題
聽搖滾樂,無謂的搖滾樂
一邊自嘲膚淺
又歌頌簡單的幸福
引以為傲

我無意踢開
被丟棄在路邊的鋁罐
響聲黑暗得沒有情緒
恰如你當初無意忘記的
唯有最傻的人
在意最久
街頭終將寂靜
我卻無法不被驚嚇

只不知為何再多的聲音
都無法
無法讓我們更像
兩隻天真的螞蟻
安然闖入美味的險惡的
屬於人類的麵包店
而不受傷

博愛的可能

文/中文一 吳嘉浤

「地球上人們的博愛只可能以媚俗為基礎。」不知道是誰在MSN狀態上擺了這句話,很招搖。向他詢問,喔,原來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不錯嘛,很犬儒。

不過我想某種程度的責任感是必要的:有些人引別人的話引得很開心,自己卻沒一點想法;我想起這幾個月在大陸社【註1】的經驗,竟是有點義憤填膺起來了:你話說得漂亮,又曾經關心過社運團體人們的那些理想與行動、遠景與實踐了?游標點上細細的一行文字:小波。連擊,選擇對話

然後是一連串在名詞上的詳細定義爭執與平行無交集的討論。我努力偽裝出一份理解與客觀,用一行行簡短的文字送出訊息,然後讓它們在螢幕背後消失。

所以這是我的天真與自傲:我妄想讓那些總是從自己狹窄井口觀測世界(方法包括文字與傳媒)的人們了解,這世界上也許存在著某種純真的正義。我在短短的時間中將自己塗上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色彩,並且為了避免孤獨,努力想讓週遭的人一同想像著──讓大眾行動的原始熱情與可能。

一起來博愛吧。

開什麼玩笑。企圖說服別人的同時,我也正說服著自己。

在這個時代,我們生活中的故事太多太氾濫也太煽情。很奇怪的現象:我們為大螢幕中不存在的角色落淚,為他們支付數百元的電影票費用,卻捨不得將這些金錢與時間投注在這世界其他角落的無名人們身上。也就是說,當我們雙眼紅腫眶中泛淚,其實是在進行一種娛樂/放鬆的過程吧。所謂「感人名作/催淚大戲」云云,也不過是消費情感的另一種有效模式?或云: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然而我們的組織越是嚴密越現代,人類與社會在本質上的聯繫似乎越來越少:也許我們可以在物質上科技上與社會緊密得無可復加,在心靈上我們毋寧要將自己放逐到虛幻的桃花源之中,那裡情感可以被無止盡地消費而無須負責,那裡是用MSN一類的通訊軟體交際:滿意的人進來聯絡網,討厭的人立即封鎖。

我並非在批評,也沒那個資格犬儒;身為此一生活方式的奉行者,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喔,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值得說的:我說──我尚未放棄。

忘了哪個有趣的傢伙說過:「在三十歲以前沒有信奉過社會主義,根本不算當過年輕人。」在我們這一年紀人們的胸膛之中,一定還是有著一股火燄在燃燒吧。也許那樣的能量獻給了魔獸獻給了戰慄時空,不過還是有一點點希望的火苗殘存下來吧。就是這樣的年紀啊。

有時候我厭惡──厭惡那些故作老成,自以為冷眼旁觀世事的聰明想法。(由於那也是自身無可避免的,那樣的厭惡不免更深更執著)如同國中時在班上受到欺負的同學,大家稱他「猴子」、「垃圾」、「渣」、「種檳榔的」,將他的文具作業簿亂藏,朝他臉上扔擲垃圾,舉起椅子要砸擲在他身上;他如同被激怒的卡力班(Caliban),激烈而狂暴地回應──這反而引發了更加無情的嘲弄與攻擊。在這所以升學率與紀律自豪的私立學校,我們的班級群體是可以這麼無聊且失去理性,那些自以為潔身自好的同學(包括我在內)是可以遠遠在一旁看著並且嘲笑受欺負者的可憐與可厭。所有的人都覺得受欺負者是活該的,因為他以惡意攻擊群體,所以我們需以更強大的惡意去鎮壓他。

我不知那段時間中我偶發性的正義感──即使僅發於心中的吶喊,仍可以稱作正義感嗎?──有沒有實質上的意義。平常為人豪爽、待人親切的同學們此時也可以很凶神惡煞、面容猙獰,我在心中唾棄、不屑、咒罵他們,然後對沒有勇氣挺身而出的自己感到深深之厭惡。

人是一種最會自圓其說的生物。在某一討論人類不平等起緣的讀書會中,講師如此說道。也就是說,我們學習更多更多,然後用更多花俏的知識與理論去偽裝自己在道德與責任上的本質缺失。於是,以下這句是給那些愛好隱喻的人(包括我自己)看的:看台大校園裡那莊嚴的椰林大道,不正是由兩排只知向上竄高,卻絲毫不思源不垂首不供人一點遮蔭的椰子樹引領我們通往那巨大的知識殿堂.圖書館?

有次,大陸社的某位學長用著樸拙而遲疑的語言在我們面前整理他的想法:「所謂社會運動……我們可以在組織在行動上很客觀……但在本質上我們需要一種情感上的認同……譬如說我們直接去接觸那些花蓮的農民、花蓮的山水,然後才能真正去關懷蘇花高這個議題……」

雖然我有些迷惘:是不是我們真的必需事必躬親,用盡所有的精力去深入體驗觀察那些我們意欲協助的人們?但在本質上,這句話是沒有人能反駁的吧。在我們疏離的心靈之中,各種抽象的資訊已經氾濫爆炸,難以再激起一絲絲的感動或同情了,當我們企圖將所有的社會議題、所有的弱勢族群處境與任何關切到我們自身的問題無限上綱地數據化,它便容易成為空洞而無力的口號,甚或是形象宣傳的一種手段結構;當博愛被消費、利用,那麼當然,它只能建立在媚俗的基礎上去進行。它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性,博愛已喪失了它的可能。

最後,我企圖重新架構一個模糊的立場:當我見到那些協助樂生療養院創辦社區學校,用一種柔性的、文化的,且不見容於主流媒體的方式去為這一塊土地努力,我便想,啊,我不能放棄。我並非企圖成為某種懷抱濟世理想的志士或是聖人,我大多數時間依然專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頭,很宅【註】,很不想管別人的閒事,並且一舉手一投足都可能危害這美麗的地球環境;只是,眼前的確有著某些我能夠去做的事情,某種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必須嘗試,去打碎自己,去重塑、修正,慢慢找出屬於自己的方向與價值觀。在將所有的可能性拋棄之前,我必須用自己的身體去體驗、去參與、去看見這地球上還有什麼可能性存在。

那也許是一種博愛的可能,以深摯的情感為基礎。我深切期待自己能加入那些外星人的行列之中,並且希望媚俗的地球人們能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如同接受同胞那樣。

站在這,我與世界

張道琪(讀者投書,作者為師大人文社社長)

在我開始看得懂新聞的時候,李登輝正要選上第一任民選總統,在路邊攤吃滷肉飯的時候,新聞說中共射的飛彈都是空包彈。在我開始準備第一界國中基本能力測驗的時候,總統終於變成愛生氣的數學老師最喜歡的阿扁,但他還是每天對我們的數學成績生氣。在我結束了大學學測,準備這個年代的「指考」的時候,三一九槍擊案發生了,晚上從補習班回家的時候手上拿著第一次看到的真的「號外」,擠在捷運車廂裡。旁邊的人拉長了頸子看著我手上拿的報紙,有位情感豐富的小姐還掉了幾滴眼淚,在尚存寒意的春天裡溶化了報紙上的文字。

我們總是在學校、課本、課外書裡學習民主,對於自認還算擅長社會科的我來說,那些東西真是簡單易懂。民主是源自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自由平等博愛是至高無上的價值。在腐敗的清朝政府之後中華民國是全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合國,(日本是君主立憲)然後發生了許多事情,所以我們在台灣。蔣中正在的時候很專制,威權統治,有聽說很可怕的「白色恐怖」。後來換了蔣經國,好像比較好,提拔了很多台籍青年,包括我第一個「認知到」的總統李登輝。

母親常跟我說:「要趕快練習講台語,很快民進黨就要是執政黨了。」

但是他們依然每次都票投國民黨。

我們還學了很多關於民主的知識,公民課本上有寫的我都很認真的唸了。(雖然現在偶爾會為自己那麼認真唸書感到些微的後悔)課本引述孫中山對於「國家」概念的意義,在清末民初,每個人都在「中國是天下中心」的概念下為生活奮鬥,但是無力面對其他國家對於生存的威脅。本來應該是孫中山的概念,但是後來訂憲法的時候比較偏向張君勱思想,老師說。因為國民黨不會處理農民問題,內部又很爛,他們後來就被共產黨打到台灣來了。我們生存的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不只是自然環境優美,人民性格淳厚,後來我們(包括大家的爺爺奶奶和父母們)還創造了經濟奇蹟。現在我們的島嶼上有非常自由開放的氣氛,那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來的。如果你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去投票,投的時候要觀察候選人的各項表現和品格,能夠選黨不選人是最好的了。除了政黨之外,台灣還有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由各種職業內自己組成的工會,各種基金會,等等的。他們會用街頭抗爭、遊行、行動劇等等各種方式去表達他們的意見,我們不需要像以前的人一樣流血。

有時候我真的會覺得,現在剛拿到選舉權的我們應該是民主素養最好的一群。

國中畢業以前教的是上面那一段,但是我們可不是那麼容易就混過了。我們也唸了認識台灣,我們哪裡都認識,要記得各地名產、原住民的族名、彰泉幹嘛械鬥、台灣人怎麼對抗清廷、台灣農民怎麼受日本人壓迫。高中的歷史老師帶我們去二二八紀念館,叫我們做美麗島事件的報告;每天經過大家暱稱「大廟」的中正紀念堂,看很多肥到炸的鴿子走來走去。

老師說年輕人應該多看新聞,多關心社會。

新聞會在時事題裡面考出來,而且每天大人們都會討論。

不過說真的,以上皆非我們真正經歷過的記憶。

有什麼好討論的呢?反正大家都知道,從開始有自己的判斷以來我們面對的就是
一個荒謬的世界。

我是個在台北長大的年輕人,當然滿腦子「台北觀點」;在這樣的教育過程中,我覺得我可以完全接受,我唸過的那些古文詩詞、白話詩詞、台灣文學、懷鄉文學、歐美日翻譯文學、其他亂七八糟文學。他們在我腦袋裡從不打架,反正都是文學,我看到的不是他哪一國人,而是他在文章裡寫的是什麼,他面對了什麼問題,他的感覺是什麼?但是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些文章會被你唸到,是有很多權力糾葛的。

我想應該是我被教育得太好了,相信老師說「在我們這一代的族群問題,你們這一代一定可以完全解決。」但是現在又常有人說,現在的族群問題好像越來越嚴重了。

那是什麼東西?

說真的,「政治」很像一齣拍了一萬多集還不完結的八點檔連續劇,剪成小短片,然後在新聞裡撥出。他的「同人產業」非常興盛,有政論節目作嚴肅的同人劇,有每天一刊、每週一刊、每月一刊的新刊,有出搞笑漫畫集,還有裡面角色自己出的特刊。

每天看著我親愛的長輩們不斷的關切著最新進度,兩頰通紅的看著。

他們在意的其實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他們自己選擇投射的角色的表現怎麼樣了,有沒有打倒壞人?

總有那句話說:「參與,才能改變。」但是這又不是我的戰場,卻又好像要被些微的理由和細小的感覺綁架,二選一?我可不可以選擇不要投票?那干我屁事?可不可以不要綁架我?

呼應最近的新聞事件,管他拆哪裡蓋哪裡,那都是「你們」的民主,你們的紀念堂。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下

〔§23 學術求於信徒者-一個例子〕
在此,我只想問一個問題:在一門研究教會與國家各種形式的課上,或者一門宗教史的課上,要如何讓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共濟會會員,對這些問題有同樣的價值觀?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學院教員必須希望、並且要求自己,讓兩個人都能從他的知識與方法中得益。諸位會理直氣壯地指出,那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永遠不會接受一個不帶天主教教義預設的教師有關基督教興起的歷史因素的看法。確實!但是,差別是在這裡:在排斥了宗教的拘束這個意義下“不帶預設”的學術,事實上既不理會“奇蹟”,也不承認有“啟示”。如果承認,就是不忠於自己的“預設”。但教徒則相信有奇蹟和啟示。“不帶預設”的學術所要求於信徒者,是要信徒起碼-但也不多於此-承認,如果基督教的興起過程,不需要借助於什麼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作為因果性的因素,又是必須排除的,這種情況下,這個過程,便應該照學術所要求的方式來說明。信徒可以這樣做,而又沒有不忠於他的信仰。

〔§24 “令人不快”的事實〕
那麼難道學術的成果,對於一個不在意事實本身如何,而只關心實踐立場的人,就毫無意義了嗎?大概未必見得。首先我們舉出一點。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尷尬的事實,我是指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而言,令人不快的事實。每種意見,包括我個人的意見在內,都會面對一些令人極端尷尬的事實。我相信,如果一位教師迫使學生習慣這類事情,他達成的,不只是屬於知性方面的貢獻。我會不虞誇張之譏,用“道德成就”來形容它,雖然對一件如此理所當然的事,這四個字或許確實太過嚴重了。


〔§28 教師對學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幫助〕

最後,諸君會問我:「如果是這樣,那麼嚴格說來,學術對於個人的實際“生命”,究竟有什麼積極的貢獻呢」?這使我們又回到學術的“使命”這個問題上來了。首先,當然,學問讓我們得到關於技術的知識,好讓我們通過計算,支配我們的生活、支配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為……其次,學問能夠給我們一些有關於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訓練……幸運地,學問的貢獻並非僅止於此。我們〔作教師的〕還可以幫助各位得到第三項好像:清明(K-larheit)。當然,首先我們必須假定,〔身為教師〕我們本身已經清明。在情況確實如此的條件下,我們可以讓各位了解:當面對的是價值的問題的時候-為簡單起見,請各位取社會現象為例子-在實踐中人可以採取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立場。但是,如果你採取了如此這般的一種立場,那麼,根據知識的經驗,你必須採用如此這般的一種手段,才能在實際中貫徹你的信念。可是,這種手段本身,可能是你認為你必須拒絕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在目的與達成該目的無法避免的手段之間,作一抉擇。你的目的是否能夠“聖潔化”這個手段?教師只能讓你知道你必須作一選擇,而只要他保持教師的身分,無意變成一個群眾鼓動者,他就不能逾此而行。當然,它可以進一步告訴你,假如你希望達成如此這般的一個目的,你必須也同時接受按照經驗會因此出現的這樣這樣的後果。這時,我們又碰到與上面一樣的困局了。不過,〔教師能處理的〕這些問題,仍然不脫技術人員所處理的問題;而技術人員,在許多情況中,必須要根據最小的惡或者相對而言最大的善這個原則來作決定。但是技術人員的狀況有一點不同:對他來說,目的這件最重要的事,是現成已定的。可是,只要問題涉及真正的“終極”問題,我們便無此幸。我們終於觸及學術本身在助益清明這方面所能達成的最後貢獻,同時我們也達到了學術的界限:我們可以-並且應該-告訴諸君,這樣這樣的實踐立場,按照其意義,可以在內心上一致並因此見人格之一貫的方式下,從這樣這樣的終極世界觀式的基本立場導出(它也許只能從某一個這種基本立場導出,但也許可以從不同的幾個這類基本立場導出),但不能從那樣那樣的其他基本立場導出……。

〔§29  對學問的認定和獻身〕
當然,剛才我提出的意見,整個乃是從一項基本事態出發,即:只要生命的根據在其自身,需透過其本身方得了解……或者說得更直截了當:對生命採取的各種終極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場,是不可能相容的,因此期間的爭鬥,永遠不可能有結論。這也就是說,在它們之間,必須要下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學問是不是有價值成為一個人的“志業”,或者學問本身是不是具有一種在客觀上有價值的“使命”,又都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在教室中我們無言以對。事實上,對這些問題作肯定答覆,正是從事教學工作的預設。拿我個人來說,我已經用我的工作,作了肯定的回答。今天,年輕人憎恨理知主義為最壞的魔鬼,或者在大部分的情況中,心中以為自己這樣憎恨理知主義;但是以上所述我的立場,正是以憎視理知主義為真正的出發點。對這些年輕人,這句話正好適用:「留心,魔鬼是個老年人,所以要了解它,你得先變老」。所謂老,在這裡並不是出生證明書上的意思;而是說如果我們想和這個魔鬼周旋,我們並不能如今天人們喜為的,在它面前取逃避之途;我們必須通關其行徑至終點,方可透見它的力量及它的限制。

〔§33  面對“眼下的要求” 〕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社會生活隱沒,或者遯入神祕生活的一個超越世界、或者留於個人之間直接關係上的一種博愛。無怪乎我們最偉大的藝術,皆已隱邃柔歛見長,而非以巍峨雄放取勝;更無怪乎在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圈子裡,在私人與私人的關係間,才有某種東西,以極弱的調子在搏動;換到以前的時代,這個東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掃過各大社會,而將它們融合在一起的那種發出先知呼喚的靈。如果我們企圖強求或“發明”巍峨剛發的藝術感性,那麼,會出現的將是像過去二十年間所建的許多紀念堂、紀念碑那樣的可怕怪物。如果有人企圖在沒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況下,謀劃宗教上的新力量,那麼,會出現的將是一種在心靈意義上相似的怪物,唯其後果更惡劣。最後,至於講台上的先知,將只能產生狂熱的宗派,永遠無法造就真正的共同體。對於我們時代的這種命運,誰若無法堅毅承擔,讓我們對他說:您還是安靜地、不要像一般回頭浪子那樣公開宣傳,而是平實地、簡單地、回到舊教會雙臂大開而仁慈寬恕的懷抱中去吧!它是不會為難您的。不論以哪一種方式,他總是要以某種方式奉上他“理知的犧牲”的-這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不會因此而責罵他。因為這種為了無條件的宗教皈依,而採取的知性上的犧牲,從倫理的角度來看,和規避智識誠實這個平等義務,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一個人缺乏勇氣去澄清自己的終極立場,轉而用軟弱的相對主義論調,減輕這個義務,那就是在規避智性誠實這個平等的職責。在我看來,為了宗教皈依而犧牲理知的人,比講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為〕後者沒有了解到,在教室的範圍內,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實的知性誠實。


〔附記:囿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只“非常精簡”地從《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1)》-「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大略摘錄了幾篇重要章節作為內容,粗概的介紹了這篇文章幾個比較重大的觀念。〕

良友畫報與他的女人

文/社會一 陳伯豪

自百日維新以來,中國便已出現廢纏足、興女學等解放傳統婦女的濫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跡及五四時期的的社會變動,女性似乎走出了壓抑的歷史,她們同男性作學問、參與政治及社運,她們開始拋頭露面,追求屬於自己的愛情;乍看之下,女終於可以恣意地於大千世界中扮演真正的自己,然而,當我們看看往後十幾年間的情形,卻發現女性依舊為刻板印象的枷鎖所箝制,現在,不妨就讓我們看看「廣告」這個反應社會大眾共通意識的媒介,是如何去呈現二、三零年代的女性形象。這邊要談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成兩部份:一為純粹屬於女人的外在形象,另一則是當時社會對於女人的認知形象。
就與女性外在有關的廣告而言,主要是表現女性對於美的追求,在這類的廣告中不乏蔻丹、香水、美白、去斑一類的商品,我們可以從這些商品的廣告詞中發現,如何才能稱的上是迷人的女性--「請用蔻丹以美指甲」「今日之下,唇色務須與美指油色澤相配」「今世閨秀名媛大都數咸用三花香粉者。」「讓自己芬芳馥郁,你們才能更進一步。」此外,其他的中性商品如牙膏、消炎藥、皮膚病用藥大多亦是用刷著牙的女性、露齒笑的女性及皮膚潰傷的女性作為代言,從這些地方我們發現,當時的普羅大眾認定只有女性才需化妝,需要打扮,只有這樣的一群人才應該、才必須去注重自身的外表,她的身上不該出現任何浮腫、潰爛的傷口,她的口氣必須散發清香,她最好能夠有副潔白如珠的美牙,還有她絕不能有狐臭,這樣的一種對於女性外在單方面的要求不正是基於「須為悅己者容」的霸道思想?
至於社會對於女性形象的認知,更確切來講,應該是社會對於女性形象的歧視大概可以反映在電話廣告、和藥品廣告上。自古以來,女性時常被和「巧舌」「搬弄是非」畫上等號,對於當時而言,把她們和電話這項商品結合一體,似乎仍舊是再自然也不過的的,更糟糕的是,在兩個不同的廣告中,都是一位被人借了電話的女子在一旁露出厭惡的表情,還有一則廣告,則是一名小孩對著友人道:「你媽又來我家偷錢了。」這之中隱隱約約地暗示著女人是小家子氣的,女人是愛貪小便宜的;至於這裡所指的藥品廣告,主要是咳嗽、廢澇、風寒之屬的疾病,這些明明都是不會因人性別而異的普通傳染病,但廣告中卻老是出現羸弱的女子:或許是一個人並厭厭的可憐樣,或許身旁伴著她貼心的兒郎,但無論前者或後者,女性顯然都被視為較嬌弱不堪的、需要受到保護的。
若是談到女性在社會上被期待扮演的角色,最容易從營養食品以及兒童相關的物品看出端倪。以前者來講,廣告的方式大致分為兩種:辛苦工作的男人自己推薦營養食品,以及女人主動替男人準備營養食品,在這之中 ,永遠沒有工作中的女性或是主動體貼的男性。由此觀之,在當時的環境裡,一個社會認可的女人要是個賢慧的妻子,她該做的就是好好照顧丈夫,而非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更明白講,當時或許根本不認同女性能有所謂的事業。除了妻子的角色之外,身為母親的職責也是一直被強調的,無論是奶粉還是兒童健康食品、藥品的廣告,我們可以發現主角一直是和孩子互動的女性、兩個商討事情的女性或是獨身的女性,但不論她們是以何種形式出現,我們都會直覺的反應這女人定是別人的娘親。此外,有些奶粉廣告打著「自己的孩子自己養」、「請奶媽的種種壞處」等口號,亦在無形中增進母親與孩子的牽絆,因而強化了角色的束縛。
從良友畫報的廣告中,我們看出了女性地位的改變在某種程度上僅止於社會制度而已,然而在根深抵故的傳統價值觀的壓抑下,她們仍舊被囚禁於父權體制的囹圄,時至今日,又已是四、五十年過去了,當我們看著身邊的女性,她們難道已經活出了自己的色彩了嗎?或許這個世界已沒有了明目張膽的指指點,然而,那些藏身背後的私語竊竊,可還多著呢!

青平果 、 綠火 — 一場與學生的答辯

前言
隨著立委選舉、總統大選的逼近,污穢與口水、搖旗吶喊的噪音、漫天的傳單與又礙觀瞻的旗幟與標語,掩蓋了所有討論議題的空間,剩下一階段、兩階段投票或領票如此永無止盡的爭吵。這一次多了幾個與年輕人接觸的聲音—第三社會黨與綠火聯盟,在兩大黨漫天的旗幟下,他們的熱情無法曝光,我們的疑問無法解答。所以我們選擇與這些我們觸手可及的兩個黨來一場與學生的論辯,讓我們以一種蘇格拉底式的談話張顯理念與真假。
以下論辯是由意識報的成員分別與第三社會黨與綠火聯盟的其中一位候選人對話的逐字稿整理。


第三社會黨vs學生
提問人:孫有蓉(台大哲學系)
答問人:林致真(第三社會黨2008年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孫有蓉(以下簡稱孫):你對民主的想像是什麼?

林致真(以下簡稱林):從政者提供人民不同的選擇,每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立場。
舉例來說好了,比如說同性婚姻、內閣制或總統制,這都應該是在不同議題上每個從政者應該提出自己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與立場的。而所有從政者的目標應該是改變社會,而手段是獲得選票;意思是說,從政者的目標是改變社會讓社會更好,而為了讓社會改變,在民主制度中他必須藉由獲得多數人支持來讓他有能力改變社會。但現在政治的情況完全相反,政黨與想要從政的人把獲得選票當作目標,而改變社會作為手段;為了當選、獲取選票,不斷開支票、寫華麗的政見,以訴求社會改革的手段達成獲取選舉的目標。很簡單可以看一種現象就可以證明他們將選票視為目標,從政者,尤其是兩大黨,在所有議題上面完全不做討論,沒有自己的立場,為了不要讓立場使自己損失任何一個族群的選票,大資本家、低收入戶…等等。這樣的風氣下,讓這些政黨所提出的政見全都大同小異,沒有左右派的區別,更沒有保守派或者改革派的區分。目前這樣的情形,人民並沒有選擇權,因為在所有的政策上兩大黨都是相似的,而真正應該要被討論的議題卻都完全不表示意見,所以我對民主的想像最重要還是人民真正有選擇的權力,從政者真正提供對議題不同的意見來討論並且讓人民選擇。

孫:這樣說有點像審議式民主,但我們都知道審議式民主有非常大的缺陷,很有可能做出了「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結論。

林:審議式民主當然有他的缺陷在,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各個政黨在議題上應該要有所表態而不是置之不理,不討論同性婚姻問題,怕得罪保守的群眾;不討論稅制問題,怕得罪利益受損的資本家們。政黨的主張應該就像商品一樣,由人民做主來選擇他們所要的社會,而不是讓政黨互相比較誰的政策造福最多人,讓最多人受益而毫不考慮我們的國家是否有能力兌現這樣的支票。這次立委選舉,兩大黨完全沒有對任何議題進行討論,而吵得最兇的居然是「一階段投票、兩階段投票」,這樣的問題最直接關係的是他們能不能多獲取一點選票,不管是工頭榜大選也好,大選綁公投也好,這樣的問題都和人民的共同利益相差甚遠。

孫:就我所知的民主是用人民選票,也就是投票的方式來彰顯民意,篩選從政者,但台灣政治的現況似乎是「有能力做出篩選的人往往不思考或者不投票,而投票的多數是無法做出明確篩選的」在如此的情況下,根本無法用選舉的方式改變政治現況。

林:公民素質與公民參與真的是個問題,像我們昨天開了新書發表會「第三社會的想像」,有許多媒體、記者來,他們的社論也都有批評藍綠兩黨完全沒有議題,只有互相攻訐,但是對我們的聲音就只有幾行字的報導,我們對議題的訴求完全沒有辦法被聽見。許多媒體一方面批評人民不重視小黨、不給小黨生存的空間,另一方面卻不當人民與這些資訊間的橋樑。但是這些不完全是媒體或者台灣政治所造成的,新聞媒體本來就是利益取向的,他們每十秒調查一次他們頻道的收視率耶,播什麼樣的節目民眾會轉台他們馬上就會知道。他們的統計發現,只要播國際新聞收視率就會馬上下降,而播出有血腥場面的社會事件馬上收視率就會攀升,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新聞也不能完全這樣指責媒體。
像我們這個新興政黨,我們的資源實在太過稀少了,整個選舉的總預算就只有一百萬,總共一百萬,不是一個人一百萬,所以我們完全買不起任何平面廣告的空間甚至電視廣告,所以我們的聲音實在很難傳出去。

孫:這樣來說的話,第一,我們的人民對政治的參與度是很低的,像現在的學生大多對政治很反感,或許應該說冷感,這沒有什麼絕對的對或錯,因為要所有人參與或者關心政治也是非常暴力的。但是在兩大黨對很多數群眾的操弄與許多人對政治的冷感下,要透過選舉,甚至只是單純將你們自己的理念傳達都是非常不可能的,既然用這樣的方式改變的機會這麼小為什麼還要參選?

林:(唉~)是阿,我們雖然非常努力,但卻非常微小,面對這樣的洪流實在是難以抵抗。但是這就像你們這份報紙在做的一樣,在校園中要重新培養出對話,或者單單是要找到你們閱讀的群眾,都是非常困難的,但你們還是很努力的在做,因為你們希望這樣微薄的力量最終可以讓一點點不同的聲音被傳達。我現在對這次選舉實在沒有抱什麼希望了,我們的資源實在太少,根本連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存在都無法達到,所以我個人的期望是,我們至少還可以得到2%的選票,讓我們有一點點信心繼續走下去,所以我真的很怕如果這次選舉我們得到的票只有
1%或者更少,許多人很有可能就會喪失繼續走下去的力量而退出。至於為什麼要參選,因為參選事實上也是一種凝聚自己的力量,大家一起完成某件事,在過程中我們的同伴們將更緊密的結合,而參選也是一種讓自己向大家表態、告訴大家現在有一群人有這樣的想法的途徑,雖然我們可能注定要失敗,老實說我本來就不相信一個成立半年的政黨第一次選舉就會成功啦,但是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在這裡努力。

孫:我看了一下你們的主張和政見,如果只看文宣的話,我想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和綠火聯盟相對起來,你們的訴求相對的模糊,或者說,沒有一個中心的主軸在。像綠黨他們就是針對環保議題嘛,火盟(人民火大聯盟)就是社運團體等等的訴求,那你覺得你們的政見不會相對的讓人覺得亂槍打鳥嗎?

林:我覺得不會耶。我非常認同綠黨火盟他們的政見,他們的政見真的都很好,但是我們認為,現在的政治會有更根本的問題需要解決,而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任何針對性的議題就算成功也都是個別的偶然,而無法用國家這樣的機制來保障這些議題應該被關心,或者這樣的議題是必須被政治人物重視的。
像我們提出的政見最重要的幾點:憲政改革、稅制改革、同性婚姻、外交政策,這幾點都是我們認為當前台灣幾個根本的問題,比如說憲政改革,台灣現在的制度不是內閣制也不是總統制,造成有兩個地方的權力根本沒有被約束;一個是總統,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卻不需要立法院同意,這樣的話,行政院長當然是事都聽總統的,總統說什麼他做什麼,不然馬上就會被換掉,行政院長沒有實權確要負起責任,而總統剛好相反,有行政權力卻不需要負責,這是很可怕的。另外,同樣權力失衡的是立法院,立法院就是因為沒有制度來制衡,所以他們在野黨盡了全力的卑葛執政黨,讓他們的法案不通過,到最後完全不需要為政策空轉負起責任,只會互相指責對方不讓法案通過或者行政能力差。再舉稅制好了,我們現在在推「反兩稅合一」等稅制改革,這是藍綠兩黨根本就不敢去提的議題,但是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負債十三兆了,因為執政黨不停的開空頭支票:懷孕津貼、勞工退休金調漲、失業給付調高…等等補助,但這些收入從哪裡來呢?事實上我們的國家現在根本沒有這個能力這樣無條件的調高補助,要開支票誰不會開呢?我也可以主張七成勞退阿,但是國家的錢從哪裡來?我們的稅制改革,反對兩稅合一,也就是反「公司所得和個人所得合一」,如果兩個合一的話,公司是法人,而只要從公司繳稅而不必繳個人的稅,這讓國家每年少了三百五十億元。我們提了一系列稅改制度,都是對大資本家有害的,我們也知道當我們提出這些主張的時候這些人就一定不會把票投給我們,但是這就是選擇,認同的就請投給我們,那不認同的就請投給你認同的主張,而不要像兩大黨,怕得罪任何一個票源而完全不討論這些國家很嚴重的問題。再舉同性婚姻好了,我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主張同性婚姻,我知道許多保守的人沒辦法接受同性婚姻,我們這樣提出來就會得罪很多這樣保守的人,但至少我們提出我們的意見與主張了,認同我們的就請進,不認同的就請選擇自己認同的。

孫:但一般民眾許多看不懂論述,或者根本不願意看論述,這樣就無法知道你們的主張。相對來講,還是那種議題簡單或者意識形態的問題最容易挑起注意。

林:是阿,事實上我們已經將我們的論述想辦法弄得大家都可以懂了,比如說我們稅制改革的文宣就用小嬰兒,告訴大家現在剛出生的小孩就背負五十六萬元的債務,來吸引大家的眼光。但是我們的資源還是太少了,只能印印這樣的傳單,也很難廣泛的發傳單。所以我們選舉的最後兩天,還是決定屈服,把我們所拍攝的宣傳剪成二十秒來做電視廣告,讓多一點人知道我們的存在。像上次台大濁水溪社辦的飲酒論政就很難得,我們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對大家說話,那天很多人也對我們問了不少問題。當時有個同學就對我們說:「你們都是假的第三社會,我們才是第三社會」,我本來很生氣,但是想想,其實也對。畢竟我們這群人雖然年紀平均只有三十二、三歲,但是我們都還是經歷了戒嚴時代,像我自己的成長歷程,最開始也是受把蔣介石當成英雄,神格化他的教育,中學受了一點刺激,開始把蔣介石妖魔化,認為他就是惡魔的化身,直到後來,尤其十上次龍應台基金會辦的,公開蔣介石的日記,我深刻的感覺到,他就是個人,一個和大家一樣有七情六慾,有軟弱痛苦的人,不會再把他神格化或者妖魔化。所以那個同學說的也沒錯,只有你們這代才完全沒有接觸到那樣的歷史,才可能以最跳脫的方式重新審視歷史。

孫:我覺得這樣劃分第一、第二、第三社會是一種很奇怪的劃分,尤其是那種自認為自己是第幾社會反對其他人和自己相同的想法,況且,事實上我並不認同只有第三社會可以跳脫這樣的情感重新審視歷史,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這代離歷史更遠更不懂得尊重當時人的想法,認為他們愚蠢或者荒謬。最重要的應該是一種寬容的心態吧,而不是認為其他人的想法是有絕對的對錯,而視去包容那樣的想法,畢竟在每個不同的脈絡下都有他自己的對或錯,也不可能會有一個可以衡量其他人想法好壞的客觀標準。

林:我同意你的說法,應該說,第三社會會是比較沒有包袱的一群,所以他們可能以寬容心態面對的機率可能會比較高。

孫:所以整體來說,你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最應該先改的應該是制度問題?

林:是阿,制度雖然是硬性的,但是它可以影響很多東西。舉例來說好了,英國的綠黨和德國的綠黨,再英國的綠黨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黨,半政黨半社運團體的存在著,但德國的綠黨已經執政兩次了。差別就在於德國的制度允許多黨並存,而不會排擠到剩下兩個大黨。像蘇格蘭的綠黨現在也比英國的綠黨強大,因為他們最近把他們的制度也改成多黨制了,所以制度是可以影響很大的。

孫:嗯,那我們今天的對談就到這裡吧,祝你們選舉順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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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火大連盟VS學生

提問人:師大人文學社 張道琪 (以下合起來簡稱「意」)(意識報)
台大哲學系 孫有蓉
答問人:柯逸民(人民火大連盟2008年台北四選區內湖˙南港地區立委候選人)

柯:人民火大聯盟都是一些基層的社運組織工作者,像我自己從野百合就開始參與運動,到現在十幾年下來,也已經離不開社會運動這個圈子了。所以你們可以
看到火盟在政治上就反映出這種草根的組織性,還有在火盟對於目前的社會分析都會有關係。

意: 剛談到草根、基層民眾怎麼看政治,和一般政治有什麼不同?

柯: 我的意思是,國民兩黨壟斷決策權,那我覺得有一些議題性的東西,比如說政治改革什麼的,而目前的國會是權力分配的場所,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他們
怎麼會自己改革,把自己的權力革掉?尤其是像這次選舉,變成單一選區兩票制,讓地區立委就綁好藍綠樁腳就可以了,讓他們更容易藉著權力的分配當選。

意: 我不太清楚,就是樁腳是哪裡有問題耶?

柯: 樁腳當然有問題啊! 立法委員所在意的應該是國家大事,是宏觀長遠的。現在的制度讓他們只要盡力於地方利益,不需要國家共同利益,綁好他們的藍綠樁
腳就好了。

意: 但是區域的立法委員就像是民意代表,他們本來就應該關心地區利益了不是嗎?

柯: 對,但是現在的制度讓立法委員非常的局部性,台灣的制度現在是偏向日本的制度,也就是那種並立制,而不分區大概有33席,而兩票制的政黨票讓真正有理念的政黨所能佔的比例太小了。像德國,如果一個政黨得到了60%的全國票,他在國會裡面就有60%的席次,台灣現在還不只有並立制的壞處,再加上藍綠兩黨操弄意識形態,讓兩黨以外的其他政黨更難進入國會了。

意: 那我有一個問題耶,就是火盟這次參選是希望把社會力量帶入政治力量嗎?

柯: 這個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喔,你要問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火盟要從社運團體突然出來參政。其實火盟還有綠黨參政已經很久了,只是這次剛好單一選舉兩票制
,讓整個社會更注意到有哪些第三勢力,但是如果說我們自己的話,其實我們處理社會運動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問題已經很久了。而為什麼要參選,比如說,
社運團體的領袖可以依靠立委或者政治力量來達到他們的一些訴求,但是光是依附於政治人物卻沒有辦法解決整個結構的問題,所以我們對自己的會員必須教育、組織,要有自己的力量,談判的時候談判,必須抗爭的時候就要站出來抗爭。而對一般民眾也是一樣,我們就是要讓一般民眾形成自己的政治認識,重點是要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力量,而非期待有力量的人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意: 這樣的話又有另一個問題,就是火盟所觸及的是社運的參與者或者弱勢者,但是如果是那些他根本就不是受害者,他對他自己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很大的不滿,比如說一般的學生好了,火盟要怎麼面對這樣的大眾?

柯: 我不會把學生當作一個特別的群體,不是說你是學生我就提出學生政策來把一個框架套到你們的身上,一個學生有他自己成長的脈絡,他可能是南部農家的
小孩;可能現在根本無法和自己的家人談論政治什麼的,那他上大學以後打工
會遇到勞資問題,做什麼事情都會有遇到問題的可能。

意: 所以說,你認為火盟是可以面對所有廣大的群眾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結構上的問題而變成社會運動的一份子。

柯: 對。

意: 所以這裡的政治跟一般來講的政治是不同的?

柯: 對,這樣的政治是在每個人身上的政治性,而在你自己身上的政治性你要怎麼發掘它,調度出來你自己去探索它。講具體一點,就是像是你對於藍綠的行為
,像是冷漠,其實這也不是冷漠,這是”媽的所有事情都被你在決定,我用我
的行為來決定我要往哪裡走,我喜歡消費不行喔”,他是對峙一個有一群人掌握了發言權、掌握了麥克風、掌握了什麼什麼什麼…,年輕人不需要去背負歷史的包袱,重點是你可不可以發覺到自己身上的政治性。

意: 但是現在學生的那種意識就是很薄弱,雖然說你認為我們學生打工會有勞資問題,或者調高學費的問題,但是從現在來看的話,會真正去參加運動的也都是
很少很少的少數人。

柯: 我想這跟條件、認識、急不急迫有關係,我想不是冷漠兩個字可以解釋的。我講我那時候的情況好了,我那時候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這些,那些勞工問題、污
染問題活生生在你眼前,剝削工人、污染大地什麼的,我想這跟民進黨執政也
有關係,因為民進黨執政以來把這些力量,什麼工人力量等等的都收編了,所
以一般學生沒有辦法看到這些問題所以沒有什麼感覺,還有社運邊緣化等,在
這樣的環境下學生沒有感覺。沒有直接看到這些弱勢的人,就不會感動阿,或
者是想像的感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整個感情都會被調度出來,讓你有很深刻
的感覺去行動。

意: 這讓我想到國小的公民課本,說明社運有幾種,每一種有什麼樣的特性,那時候的感覺就是社運是一個很有組織的行動。

柯: 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社會運動不是哪裡受到壓迫就會從某個地方爆發出來,當你在其中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都有感情,有什麼生病什麼的,到這個時候當事人不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把社會運動解釋成受壓迫後的爆發是太多簡單了。

意: 通常一般民眾或是家長面對小孩子參與社會運動時都抱予負面評價,那我比較好奇的是你怎麼看社會運動?

柯:其實我自己的歷程是,當時學生時代這麼一坐,就這樣十幾年離不開了,其實這可能就是這麼簡單而已。當時我們學生時代的時候會覺得,要抱有什麼崇高
的理想、幫助社會若是、要有國家大愛之類的,是很臭屁的。但是在做了幾年以後,你會感覺到這些弱勢實在太可憐了,沒有辦法不幫他。就像我曾經寫過一個故事,菲律賓勞工,他被強破家班,然後就打電話來跟我說他要帶頭抗議;那時候我就跟他講:這樣很危險不要這麼做,結果他隔天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人已經在飛機場了,仲介可以把他直接遣返。不久以後,他再打電話來,已經是被仲介討債,快要被殺掉了,真的可能不久以後他就掛掉了。我當時候對這樣的情況完全是無能為力,那漸漸的以後就發展出來遣返需得到當事人同一來保障外勞的權益什麼的。外勞可能沒有辦法跳出來打,但社運工作者就是要不斷的跳出來打,打資本家,打有錢人。你說那時候為什麼要跳出來打這種東西,就是看不爽這些東西,那些活生生一個人的生活、生計、生命都環環扣在一起,為什麼現在還在做社運,因為我們現在根本沒辦法跳出來了啊,要我現在去做基金什麼的,一來我不想,一來我也不會。其實當初對於社運的想法也是很臭屁的,想要解救勞苦大眾,後來慢慢就會覺得,我們跟這些弱勢只是在不同的戰鬥位置,他們現在陷在那種無法逃離的生活困境裡面,對抗以求取生存條件;我們沒有陷入那樣的困境,但是我們同樣也面對社會上整個結構性的問題,同樣的也是在搞資本家,搞有錢人。現在要工人他們工運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自己在哪個情境裡面,有他們的猶豫,弱勢者除了有他們經濟條件的限制,社會也有既定的意識形態框架他們。最嚴重的就是性工作者,他們自己都覺得自己卑微;勞工他們也大多數都要求小孩讀書,就是將來讓他們不要再當勞工。為什麼?就是因為抬不起頭啊,頭抬不起來這種東西就是一種,姑且說意識形態。他變成說自己要自己的政治認識,為什麼勞工頭要低低的?為什麼看到老闆,看到高層要陪笑臉?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定位。那我們這些讓社會平權,就是要讓他們站出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等於是要他們站出來罵以前不敢罵的人,他們能夠站出來認識自己,真的很不容易。

意:我有個問題,火盟每次面對這樣的社會事件、弱勢,每次哪裡發生壓迫或者迫害,火盟就會用社會運動去想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但是如果說是政治,就我
自己對政治的想像,政治制度應該像一個機制一樣,可以用比較制度性的方法
來讓這些問題用比較體制內的方式解決,而不是每次發生事件用各個擊破的方式解決。

柯:看你是站在哪一種角度來看社會運動,像如果你站在那些卡債族都已經要去買炭自殺的人的角度想,他都已經無法生存下去了,為什麼會去在意體制的問題
。你這樣的角度都還是一個以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那我是直接站在這些
那債族的身邊的角度,關心他們最緊急生計的問題。

意:這樣問好了,我認為在民主制度下社會運動是必然存在的機制,因為政府不可做到沒有缺失,那火盟對於進入立法院期望自己發揮什麼樣影響?

柯:我先講官方版的好了,你現在看我們的國會好像每次都還有黨派看起來是很正義的讓某些法案通過或者修改了,但是事實上這些都只是表象而已,這些都是
他們的權力的利害交換出來的,所以綠黨火盟進去就是要進入這個權力的分配機制,然後把他們這些權力的交換全部攤出來讓大家看。那我自己的話,我會認為這次的選舉,反正也不可能選的上,就只是要尋找跟我們相同理念的人,因為社會運動要進入政治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如果沒有外面的社會力量,送兩個政治菁英或者不知道情況的進去,很快就會被他們的權力機制同化。這是我自己對社會運動幾年來的感覺,我感覺現在台灣社會的社會力量還不夠,沒有足夠的社會力量送兩個進去更會出問題。像我們這次有個候選人就是希望讓民眾瞭解這些已經被社會歧視的弱勢,其實社會上有許多問題都被我們框架,比如說遊民問題,對一般人或者政府來說,他會說:我們現在有一個遊民的問題,但是遊民是什麼?他們有的可能是職災、有的可能來自災區、有些可能家裏出了什麼事情,但是他們同樣都被稱作遊民,而我們也用同一種眼光看待他們,覺得他們髒髒的什麼的。但是政府就是完全忽略他們背後的故事,是什麼造就他們成為遊民,而只是簡單的說「我們現在要解決遊民問題」。現在台北市更過份,他們解決遊民問題的方法就是讓他們消失,全部都把他們推出台北市,或者向社會更陰暗的地方推,這樣讓一般的人更看不到自己社會的問題,也更不可能知覺到我們身邊有什麼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被藏起來了。我們再舉自殺的例子來說好了,我們都用相同的眼光來看待自殺這個事件,認為自殺的人就是心裡軟弱,沒辦法承受壓力,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些自殺者的背後,是充滿多少不同的原因?他們可能面臨了生活多麼龐大的壓力,結果你一天到晚叫人家去心理諮商,要活的快樂一點什麼的。其實自殺是一種對社會最徹底的抗議,他選擇完完全全與社會切斷所有關係,真的是最徹底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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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柯逸民先生就和意識報的兩位採訪人員聊了起來,內容私密,不便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