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7日 星期四

威權,還是民主——從花博看台北上海

◎蕭彗岑(社會四)

因為花博,台北市政府即將在明年228強制拆遷酒泉街和庫倫街一帶的部分住戶。這是一種城市居民汰換的過程。同樣的情形也大量發生在1980、1990年代的中國,上海。

中國城市的房地產目前面臨泡沫化的謠言,這一方面反應了城市房價高居不下的現狀,一方面也顯現出中國城市在近十幾年來快速崛起的熱度。中國城市的開發迅速,基本上和市場經濟與威權政體的結合有密切的關係。在上海,由於都市更新、都市計畫、大型國際活動而遷徙的居民少說有數十萬,在1990年代以後,這些被迫遷徙的居民可能獲得住房賠償,但越來越多的賠償方式改為貨幣。

因為城市的土地所有權仍為國家所有,加上非民主化的政體,居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推土機」。城市規劃、土地使用權、財政、公共資源分配等等的權力集中在城市政府手裡,居民只能接受決議。而給予這些被遷徙者的新住房往往在郊區,遠離他們原本居住的城市中心;政府的貨幣補償也遠遠不及城市中驚人的房價。因此,這些居民從城市中退出,留下的空地提供受到地方政府扶助的開發商建商品房,接下來,遷入的是出手闊綽的新富階級。

公園綠地、高聳的商品房、有著華服和轎車的新富階級進駐城市,原本居住在上海舊式里弄和棚戶區的居民離開城市。為了城市的美觀及開發,中國政府並不是積極地去解決高漲的房價和就業問題,而是藉由這種汰換機制,讓地方政府規避社會責任。

為了花博而進行的拆遷工程也有相似的機制。台北市政府在98年7月14日向酒泉街及庫倫街居民發下公文,通知為了在此地興建公車轉運站,故須強制拆遷當地住戶,而從公文發出到目前為止,台北市政府完全沒有派人到當地舉行協調會,也完全漠視當地居民不願意離開的意願。

從台北市政府漠視、強硬的態度看起來,酒泉街和庫倫街的居民也「沒有任何力量抵擋228那天的推土機」。興建公車轉運站只是台北市政府正當化自己作為的手段,其實,目標在於清除當地「窳陋凌亂」的房舍。將沒有能力進行住房綠美化的居民遷走,規避實際改善這些居民居住環境的社會責任。

而被迫遷徙的居民中,只有住在眷村的人可以獲得住房補償,其餘的人得到的是低廉的貨幣補償。和上海市的居民遷徙過程相同的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住房補償位於木柵的山裡;而現金補償也完全不夠居民在原居地租、買房,這些被迫遷徙的居民只好離開原居地。當圓山一帶因為花博進駐而帶進了公園綠地花卉景觀,花博結束之後,這些地方是否會因為景觀的美化而成為新建案開發地,城市的新富階級取代原有的居民搬進,再一次複製了上海的居民汰換過程。

應對上海市政府強制的拆遷,上海居民往往採用體制外的方式抗爭,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採用體制內的方式陳情,而是因為這些管道都已經被堵塞了:中國媒體受到箝制,大眾媒體或許不願意登出這些居民的心聲;法院也不願意受理這樣的控訴;中國特有的「上訪」──向上層機關陳情─也往往得不到回應。當這些體制內的通路失去作用的時候,上海居民只剩下體制外的方式抗爭。

相較於上海居民,因為花博而被迫遷徙的居民堅持採用體制內的方式,他們一直堅持「不拉起白布條」,相信陳情──以當地鐵道文化和北大同文化區和花博觀光結合取代拆遷──可以讓台北市政府回心轉意,改變目前處理事情的態度。居民不是不願意配合政府進行綠美化等等建設,而是希望政府以遷徙以外,更彈性、多元的方式達成目標。

中國,上海的居民在威權體制之下,無法從體制內參與政府決策;在臺灣,居民們相信政府不會漠視人民的心聲,但228拆遷期限迫在眉睫,民主政體下,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是否會遭到毀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