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7日 星期四

以輔之名——校方對宿舍的的防範與控制

◎黃聖竣(人類一)

「大學教育單單靠課堂內傳道授業解惑並不能達成;唯有賴興建良好的學生宿舍,輔導學生於下課後的住宿生活中,扮演好的提供者、服務者、建議者、提醒者等角色,才能達成全人發展的目的」

--我國大學院校學生宿舍輔導規劃研究,1994(註一)

以上這段文字摘自教育部最近一次對全國大學宿舍普查性的研究,在研究結論中,研究者提出了這樣一個願景式的建議。這份報告嘗試告訴各個大學宿舍『輔導』的重要,還有我們需要的宿舍『輔導』該是什麼樣子。視宿舍生活為教育的一部份,校方理所當然地作為輔導人員的提供者,而在台大的行政體系中,這樣的角色就是宿舍輔導員。「輔導員的工作是要代表校方在第一線處理一棟棟宿舍的管理、輔導。」住宿組的竇松林主任這樣定義輔導員。輔導員的工作很雜,他們要修繕宿舍的公設,協助半夜發高燒的學生就醫,就像舍胞的半個家長一般。同時,他們也得處理違反宿舍管理辦法的案件,協助推動宿舍自治。理論上來說,以上都是輔導員的職責和貢獻,但輔導員在宿舍運作的機制中並不僅僅只是如此而已。

當輔導作為一種和諧工具

訪談了多位生治會長後,我們得到兩個相當顯著的共通點。首先,輔導員面對宿舍爭議和舍胞抱怨時,傾向於將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前年吧,因為要決定鴻發美食城是否續約,所以教官(此處教官是指輔導員)就叫我們去做問卷。問卷結果統計出來,不同意的比同意還要多,教官就跟我們說希望數據不要太離譜,要重新招標簽約很麻煩,且這本來就是很形式化的東西等等,要我們喬一下問卷的結果。後來就帶著那個『滿意』去續約會議,當然我們不太爽,但他都那樣講了…」前男一生治會長林長弘回憶道。對於法規修訂的討論,會長NONO(化名)模仿其宿舍輔導員的口氣說到最近發生的另一個例子:「XX舍在吵拖鞋的問題,我知道你們很乖,都不會被煽動,那沒什麼好吵的……。」輔導員希望自己轄區的爭議越少越好,而我們所訪問的每位生治會會長都表示曾遇過類似的安撫案例。第二,輔導員們大多相當主動地操作宿舍活動,使宿舍符合在自己心目中該有的樣貌。這樣的狀況特別反映在輔導員『輔導』宿舍自治,與生治會溝通歧異時。「教官(受訪者指的也是輔導員)說生治會其實是站在學校那邊幫學校傳達訊息給舍胞們的,舍胞的意見可以反應給學校,而不是幫舍胞挑戰學校的。」會長阿咪(化名)說。「他希望我們完全奉行規定,會一直說服我們,或威脅或鼓勵,把事情講到我們都聽他的,也許是因為我們太聽話了。」會長佛朗雞(化名)受訪時也相當感嘆。

透過年齡、身分的權威(受訪者都叫他or她教官),對自己的權力認知還模模糊糊的舍胞,就在輔導員的恩威並施下一個個被輔導(說服)成功。輔導員在這些案例上的作為是該有的嗎?脫離了輔導理念上希望能幫助學生成長的初衷,宿舍輔導員的輔導簡直掛羊頭賣狗肉,根本上是順服概念的灌輸,且不斷在生產聽話的附庸罷了。這樣的狀況並非只有台大如此──回顧過去的文獻資料,『管理』觀念之於宿舍,比起『輔導』的確仍為多數院校所認同(張雪梅,1994)。台灣大學宿舍『管理』辦法一如其名,不是輔導成長,而是微操管制。宿舍雖然已非由教官、舍監高壓強制的控管,但當代舍監轉型為輔導員後,更細緻、隱而不顯的控制方式仍然使得結果幾乎殊途同歸。輔導員控制爭議、灌輸和諧概念給舍胞的表現程度,和學生與學生代表組織(生治會)反抗論述成熟的程度是對立的,且呈現了此消彼長的關係。

「宿舍問題根本不該是學務長說了算,也不是輔導員說了算,應該是住戶說了算。男四唸政治經濟法律的都是刁民阿!在男四就要講清楚說明白,東西壞掉人家要的可能是修好,我們要的是它為什麼會壞掉,我們不吃河蟹的。」男四生治會長邱丞正說。在我們訪談的案例裡,有些宿舍的輔導員也符合男四的典型,相對而言那些宿舍的學生組織較為自主,有能力組織並維持舍胞自治的可能。此時輔導員雖會試圖影響,但往往不會出現如上段中離譜的要求,而多以試探性的詢問與了解居多。另外一半的案例狀況就相對蠻荒,輔導員說什麼就是什麼的情形屢見不鮮。

這已經不是個案的問題──普遍來說輔導員都有這樣的傾向,只是隨著學生立場強硬與否跟著消長而已。為何會有這樣高度的一致性呢,為何以輔為名的輔導員,所言所行經常越權,像是輔導員們都私下講好了一樣,這是剛好如此的嗎?

校方運用輔導員的體系進行對宿舍的控制。輔導員的角色很像夾心餅乾,同時面對住宿組和學生的壓力。「住宿組他們是一個很官僚保守的組織,他對生治會或學生代表表現得很開明,但其實是要輔導員儘量安撫、儘量希望宿舍不要出事。」輔導員得聽命住宿組和中介單位──如同工頭般的督導的命令,很多事情不是輔導員本身判斷對錯就能堅持的。為了得準確執行讓宿舍爭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輔導員們不能擁有自己的意志,可能要聽從上級指示(如各舍區的督導)。

輔導員受控的關鍵,在於他們並非如同一般公務員般是鐵飯碗,而是約聘制,能不能續約年年都交由住宿組決定。約聘制的輔導員,在住宿組的公務員面前,本來就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同時,輔導員沒有任何工會組織,無法談合理的考績考核、專業自主的事務。許多生治會長表示,輔導員往往在飯碗壓力下不得已執行任務,但對住宿組的『輔導』很有想法。「他們有說住宿舍就是一套生活與學習,但那是空的,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生活與學習。若有,他學習的東西……都是很乾淨的那種學習,像興趣小組一樣,他不能讓你學習A片、學習麻將,像最近吵很兇的性別與空間,也絕對不可能列為一個學習的東西。」。歸根就柢,不同輔導員高度同質性的越權行為,其來源竟是校方對宿舍控管的集體政策要求。

「宿組要的是舍胞安安穩穩的住下來,然後家長不要打來抱怨。其實講難聽一點,住宿組從來沒有把宿舍做為一個教育的場域,而是做為一個停放學生,讓學生晚上可以睡覺的場域。」三天兩頭與住宿組打交道的男四生治會長邱丞正說,他的這段感嘆恰好可以為校方何以使用安撫、馴化的方式來管理宿舍,做最好的註腳。在這樣的情境中,輔導員早已不再是原本諮商、幫助學習的角色。宿舍「教育」的功能在台大幾乎是付之闕如,這樣的結果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校方政策刻意影響下產生的悲哀。如果可以,我們應該要爭取自己對空間的要求,且學著為之負責,這才是真正的教育。

參考資料

張雪梅、馮永生,1994,教育部輔導工作六年研究計畫報告--我國大學院校學生宿舍輔導規劃研究,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禤啟基,2006,大學生生活型態與學校宿舍空間性質需求關係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

備註:

1.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83六月曾就大學院校宿舍,委託海洋大學做一普查性研究,這也是最後一次全國性的普查

2. 部分受訪者不願意公開其姓名與宿舍別,因此統一以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