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1970年代的學運──打破時代的寂靜

◎陳瀅



劃破寒冬的春雷──保釣事件

隨著時間的進程,相對於五六O年代前,因壟罩全台的恐怖獨裁而免不了受教條和禁忌束縛的校園,七O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無疑是劃破這沉悶寒冬的春雷。隨即,台大校園內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活動,擾動著依然保守的社會。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台大總圖側門出現一張震撼人心的海報:「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地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聲明;我們永遠支持政府。」這是由台大僑生社團「香港德民校友會」率先發難,貼出的校內第一張呼籲保衛釣魚台領土主權的海報,打破長久以來沉悶寂靜的校園。


這時候,「大學論壇社」的兩幅巨大輓聯式的白布條,也已悄然懸掛在農經館的側牆,大剌剌地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每個踏進台大校園的師生莫不映入眼簾而痛徹心扉。
  
這股強烈爭取領土主權與激發民族大義的風氣在台大學生之間越演越烈,使得校方也不得不正視此局面,於四月十六日集合全校班代表及學生社團負責人召開 「保衛釣魚台」座談會。這場座談會也意外的促成「保釣會」的成形。洪三雄先生於《烽火杜鵑城》一書中提到:「那個時代,政治空氣始終緊張、令人疑懼。屬於學生的座談會得以正式召開,規模又是如此鉅大,怎不叫人又驚又喜。」或許因這得來不易的機會,讓當時學生感受到在政治禁忌支配下的封閉社會中,尚有突破禁忌與開放社會的希望。就算後來「保釣會」行動在「六一七」抗議事件達高峰後迫於各個主客觀形勢所逼而走向歷史,早已蔓延開的澎湃激昂再也止不住了。



保釣後的星星之火


保釣運動,儘管只是些微的鬆動了原本嚴密的政治支配力,還是打開了一部分空間,使學生有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可能性。社團負責人或代聯會主席競選的熱潮,凸顯學生意識逐漸抬頭,敢於面對訓導權威及黨國入侵校園的束縛。學生似乎又開始想講話、敢說話、愛講話了;抒發情懷、表達意見、陳述不滿等造成台大校園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首先發難的是《臺大法言》。當時《臺大法言》仍是法代會的附屬刊物,主席洪三雄於1971年6月5日一口氣刊載了兩篇不送審稿的文章;一是張晉城的〈新聞自 由與學校審稿制度〉,二是王復蘇為參與競選代聯會而表態的〈大學生的曙光〉。展現學生輿論的發端,也公然的與學校審稿制度起正面抗爭。後來發表的〈對學校 開刀,向社會進軍〉更是以「學生輿論」自命,同時探討到大學生主張與參與社會改造角色的重要性。


另外,《大學新聞》的言論也略顯起變,間有涉及大學生自覺及檢視實體政治社會的論述,也逐漸擺脫「御用刊物」的陰影,與《臺大法言》在立論與行動上許多理念的契合,互相呼應與支援,蔚然會成一股團結有力的校內輿論。代聯會因當時主席王復蘇的緣故也創辦了《代聯會訊》,一改保守,以校務、社風、時勢和國事為主題,儼然更擴大了臺大學生輿論的力量。除此尚有其他社團刊物的出現,例如文學院的《文訊》。總而言之,保釣之後,校內主要的學生社團刊物,相繼由一群參與過保釣運動及其他不輕易妥協的前進學生所掌握。而這股輿論風氣確實造成校方的壓力,導致以趙少康為首的《畢聯會訊》的出現,以「保皇護黨」的立場和言論與上述的刊物打起擂台。


在當時,保釣運動在校園內的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迴響。校內服務性社團也開始興起。「台大慈幼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服務社團,雖然其創立是在保釣運動之前數 月,但是它的蓬勃發展卻是在保釣之後。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把臺大人的關懷持續帶到許多孤兒院及育幼院;另外教會的「光啟學社」也是落實社會服務的例子。



「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


有感於戒嚴時期「黨國體制」對社會及校園內民主的壓制,時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臺大法言》社長洪三雄、錢永祥等同學與哲學系教授陳鼓應,於一次的聚會中 興起「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的可能性,試圖突破當時台大校方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例如不合理的審稿制度、受操縱的學生出版、社團及輿論製造、演講者黑名單和禁絕學生演講。


參與此會人士除了學生外,參與師長有擁護言論自由的楊國樞(心理系副教授)、王文興(外文系講師)、陳鼓應(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哲學系助教),還有代表校方立場的代理訓導長張德溥、蘇俊雄等。於會中,陳玲玉表示:「在台大,言論絕非不自由。否則,今天座談會不可能開得成。但是,在臺大,言論自由的制度也絕非健全,否則今天的座談會沒有召開的必要。」


這場座談會觸及了政權陰影的核心──專制體制下的思想箝制,而獲得了廣大的回響。在校園內,除了得到多數社團的熱烈支持外,每個主持學生刊物的臺大人最感無奈且痛心的審稿制度獲得改善的空間:學校答應通過「學生刊物稿件評閱委員會」,讓審稿辦法較制度化與合理化。於校園外,《大學雜誌》的呼應與轉載此會全部發言紀錄,激發國人重新對50年代《自由中國》的言論,做一分省思與覺悟。



令人詫異的結局──台大哲學系事件


因保釣運動的刺激,臺大學生興起了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外,也激起對民族解放的使命感。然而無可避免的,原本單純的「民族主義」,也因為「認同」、「回歸」、 「統一」等問題的差異觀點而有了不同的解釋和迥異的結論。《大學論壇》有鑑於此,在社長孫慶餘的推動下,為了這一個普遍為人關心的情勢和其發展,邀請了相關學者朱家和黨工,齊聚一堂評論民族主義的內涵和中國的命運。卻也牽動了一場思想論戰──民族主義論戰,並引起相關單位的注意而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2 年12月《大學論壇》社舉辦了的第一次「民族主義座談會」。當天座談會快結束時,哲研所研究生馮滬祥針對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批判「強國擴張主義」並評及時政等問題,指稱陳鼓應「專門攻擊政府的黑暗面」,並暗示他有「為匪宣傳」之嫌;陳鼓應回指稱此學生為職業學生。而台大竟為此事要求陳鼓應出面道歉,也強制 《大學新聞》以頭條報導馮滬祥的「鄭重聲明」。後來主張「開放學生運動」的陳鼓應被迫解除導師職位,哲四學生錢永祥記大過。而在1973年正值寒假學生離 校間,警備總部逮捕陳鼓應、王曉波及錢永祥等人,又於4月教育部下令哲研所「暫停招生」,藉此來肅清殷海光在台大的殘餘影響。



結論


黨國當局在1970年代之初的多事之秋,看似成功的壓抑了當時台灣大學校園裡的躁動,但在此同時,校園外的民主運動卻已勢不可擋。1972年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康寧祥的當選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撼動了黨國體制。此後,大學師生反而不再受困於校園,而是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邱義仁棄(哲)學從政 (治),並介入黨外運動,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也說:「我們這時期見證了黨外運動進入校園。」


1970年代的社會氣氛雖然封閉壓抑,校園內仍人有一群學生透過社團、透過文章,一波又一波訴求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的活動,衝擊著國民黨對學生所設下的層層管制, 為台灣注入一股較為自由、開放的社會雛型和文化取向。然而,1978年底中美斷交,憤恨的愛國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美國特使團,險些釀成暴動後,美麗島事件又繼爆發。經過一番逮捕與軍法審判,社會上一片肅殺氛圍,學校的高壓管控使得異議學生為爭取校園改革及出版言論自由,開始以地下刊物發聲。而後,因遇到解嚴 前後社會的劇變,終於擴大為校際的串連,甚至和社運結合,在八零年代的台灣,成為一股新的改革力量,同時,也造就了活躍於今日台灣社會的「學運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