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解嚴前夕的歷史伏流──記1980-1986臺大學生運動

◎社工三 孫文駿



「改變並不會經常發生,它就像一道歷史的門扉,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開啟。能夠活在歷史開門的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證門開之前的黑暗與恐怖,可以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捲雲湧。而一九八O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1



1979 年,台灣面臨美國與我國斷交,與中國建交的外交困境。緊接著國內局勢日益緊繃,美麗島軍法大審替八O年代正式揭開序幕。此後,台灣社會政治管控的強度逐漸放鬆,反對運動可透過選舉機制在政治上爭取一定地位,降低了國家直接使用武力鎮壓人民的可能。在這樣子的情形下,提供了八O年代的台灣民間社會自主力量甦 醒的客觀條件,人民不再如往昔一般畏於對抗國家威權,積蓄已久的民間社會力在1983年以後逐漸釋放,形成各式新興的社會運動,直間與間接挑戰國民黨的權威。

鏡頭轉向大學校園,八O年代初期,在威權體制下,除保釣運動和台美斷交時曾透過黨團動員學生,校園內部缺乏以學生為主體、自行組織動員的大型運動。直到 1982年,以五人小組為核心發起的普選運動;1983年由醫訊、大學新聞社等校園刊物社團反對審稿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台大為主的學生運動才逐漸形成氣候。

台灣社會走過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一直到1987年7月解嚴,乃至爾後走向自由化、民主化,1980-1986這段時期實占據一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在此企 圖藉由爬梳整理此一時期的社會情勢,呈現當時的社會氛圍,並聚焦檢視當時學生曾關注過哪些議題、在推動社會改革的漫漫長路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社會脈動與時代氛圍

八O年代從美麗島軍法大審正式展開,1980年震驚一時的林宅血案、隔年的陳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案,在在顯示威權體制雖較以往鬆動,但其對社會大眾造成的餘悸猶存台灣島嶼上空。

1980─1986 年在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分期中,一般稱為「潛伏時期」,有別於之前的「隱匿時期」(1945─1979年),以及後來的「勃興時期」或「喧嘩時期」 (1987─1999年)。2 1980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1982年《婦女新知》創刊、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成立、1984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現台灣勞工陣線前身)和台灣人權促 進會成立、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一般民眾對於自身權益的意識逐漸提升,開始經由組織進行培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維護權益,台灣民間社會在各式議題的萌發中逐漸變得熱鬧。

對比民間社會力量逐漸勃興,威權體制下的台灣校園在國民黨嚴密監控下仍維持沉寂。由於學運浪潮曾導致國民黨在大陸失利,其為求穩定政局,對校園採取嚴密監 控,在正式法規制度上則以「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及非常時期法令為基礎。在校園外,禁止學生參選或助選,剝奪學生完整的公民權;在校園內,任何活動皆需學生 活動組許可,限制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形成一個由政府到學校的嚴密監控系統。在非正式制度上,黨團成立「青工會」、成立黨社,以各種利益招募學生入黨,並 暗中監視同學活動,分化學生組織。

國民黨的監控使得學生普遍心懷恐懼,即使社會上黨外運動早已展開,校園內卻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以致於在八O年代之前,除了保釣和台美斷交時透過黨團動員的愛國運動,少有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發生。


「時代的溫度計」開始跳動──台大校園大事紀

八O年代初期,校園雖仍處於被高壓統制的情形,但懲處方式相較以往已有轉變,不像八O年代以前的異議份子動輒被以判亂罪移送法辦。雖然學生仍缺乏合法申訴管道,但風險已稍為降低,這樣的社會條件促使反抗意識形成。

此一時期的台大校園以普選和言論自由為主要訴求,1981由年李文忠、賴勁麟等人組成的「五人小組」,為一九八○年代第一個學生異議團體,積極推動普選運動。1982年《大新》、《大論》、《法言》與《醫訊》等刊物組成八O年代學運第一個社團聯盟,共同決議以普選作為推動校園民主化之中心議題。

1982年9月,由大論、大新、法言和醫訊,以社論、發送傳單的方式,共同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事後遭校方記過警告處分,為八O年代學運首次發難,稱為「台大普選事件」。

自1983年起,校園民主和學生主權成為推動改革的重點方向,其理念「學校是一個社會,學生是社會的公民,由代聯會作為學生自治組織」,並前往教育部和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則以「特別權力關係」作後盾,回應抗議學生「學生只有服從義務,無權過問校務」。

1983年由改革派社團共同推派政治系吳叡人參與學代會主席順利當選。隔年4月,校方駁回吳叡人與學代大會之改革建議。同年5月,吳叡人辭去主席職務,發表聲明中提到 「台大校方和教育當局不信任學生,根本缺乏主動與同學溝通的誠意,也由此決定了對青年學生的防堵政策,不讓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社會問題的癥結,對校園學生 活動採取嚴厲的控制,法令規則多如牛毛,動輒得咎,安全單位介入校園,約談學生,使學生對公共事務,對國家事務,噤若寒蟬。另一方面,則大力提倡享樂的、 逸樂取向的青年文化,造就了新生一代的『政治文盲』3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以小團體為主要的動員形式,成員來自各社團幹部,確保夥伴可信、同時避免消息走漏遭到分化。不過此時的行動仍停留日常生活的層次,藉由零星的秘密宣傳表達不滿,像是寫黑板、噴漆、出版地下刊物。

在論述基礎與行動策略上,則是以「事件化理論」為主,由改革派社團提出,主張針對爭議性議題,藉由製造事件形成體制衝突,突顯結構制度上的不合理,以喚起校園群眾的關心意識、擴大潛在動員基礎,以求達到改革體制的目的。

當中以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最具代表性,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因於前年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遭校方以英文三修不過為由退學處份,陳情無效後絕食抗議校方政治迫害。「事件化理論」到後期走入影響效果有限且犧牲過大的困境,運動策略面臨轉向。


回顧:承先啟後的歷史位置

有人說,大學生是「時代的溫度計」。而從八O年代的學生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生所對抗的校園,是一個仍然處於保守意識形態的行政機器;站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即使身陷在權力極端不對等的困境之中,當時的大學生還是挑起捍衛人權的擔子,在校園的場域中努力實踐一種作為公民的責任。

回顧八O年代的學生運動,他們首次將自身定位為「反對者」,而非只是個「批評者」,他們不僅在知識上提出論述,並有組織地進行運動。在與黨外運動的關係上,從前期的互動密切、到中期與黨外有所區隔、後期漸與社會接軌,並產生內部路線的爭執。

八O年代以1986年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組織以小團體、校內結盟的模式,主要訴求言論自由與校園主民,倚賴「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在此之後,乃有自由之愛與民學聯的校際結盟,議題進一步深化為《大學法》改革、國會改革,走出校園與社運結合。

1980-1986 年的學生運動,團體間缺乏合作結盟、運動規模小,「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犧牲大,運動能量難以累積,僅激起校園內零星火花。然而,此一時期的運動經驗, 替1986年以後的跨校結盟行動,如自由之愛和民學聯,提供了行動方向上的參考與動員基礎,校園運動也走入「勃興時期」,由台大一枝獨秀的狀況,轉為從南 到北,全台多所學校共同串聯,形成百花齊放的景象。


1收錄於楊澤主編,1990,《狂飆八O──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時報出版。
2參考何明修、林秀幸主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p.465。群學。
3參考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台灣研究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