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四.六事件」──戒嚴前的最後激情

◎法律二 李柏毅


一 九四九年十月一號,時任台灣大學園藝系助教的康有德教授一如往常的在研究室裡忘我的進行研究。不料當時的總務長竟然陪同兩位上校前來逮捕他,身為一位學者的康教授被迫像犯人般銬上手銬、送入監獄。雖然在汙穢不堪的監獄中經歷多次訊問後因學期開始而由校長傅斯年擔保出獄,卻仍在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被兩次逮捕──只因他在學時期曾參加「耕耘社」而被懷疑涉入被政府視為共黨所鼓動的學潮──「四‧六」事件。

當時的學生多半經濟困苦,即使身懷曾受徵召與日軍作戰的「青年軍」身分來到台灣大學,康教授也無法身免,只能領著寥寥數元的貸款和配給的糙米清苦度日。這時有人提議以校地種菜以便自給,「耕耘社」也因此成立,當時就讀園藝系的他成為第一任社長。然而日後昔日一同躬耕的夥伴們竟也一一因被懷疑涉入左派運動而屢遭囹圄之災。


然而,耕耘社社員們的經驗並非個案,而是在國共兩黨相互傾軋之下激起的時代浪潮下淹沒的人民共同背負的哀傷。



背景:高壓統治激起的漣漪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移交台灣於國民政府,台灣人時時翹首以待的回歸時刻終於來到。但是國民政府卻在政治面強力壓制台人政治地位,在經濟面則推動統制經濟,造成台灣經濟力低落、民不聊生。而隨政府遷來的「外省人」多半視台人為次等公民,言語上也多有輕侮嘲諷。
 

無法再承受政府次殖民地式的統治,台灣爆發了史稱「二二八事件」的國民政府治下第一場社會運動。由於大量台人菁英在隨之而來的「清鄉」大遭屠戮,因而使台人 菁英失去了對抗政府的力量。與此同時,雖然沒有參與「二二八」的抗爭,但是學生在社會菁英凋零後接下發表異議性聲音的地位,並在台大這塊自日本時期即被多元思想澆灌的豐壤中開出了反抗之花。
 

當時的台大主要社團有「方向社」、「耕耘社」、「麥浪歌詠隊」、「台大話劇社」等,其中的「麥浪歌詠隊」於前期扮演中國民謠推向台灣大眾的角色,尤其是諸如中國學運所標榜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具愛國思想的歌謠更是大量傳唱;演出之餘則偶有政論座談會、讀書會等與政治相關活動;而台大話劇社亦推出數部諷刺時政的戲劇一饗為時局所苦的學生及民眾。這些社團都以藝文活動的方式將自由民主的思想傳遞出去,對當時學生的思想啟迪起了關鍵的作用。
 

眼見台灣經濟在戰後仍是疲敝不堪,出於對於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的懷疑,台灣的知識份子轉向著重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以尋求為台灣開闢出一條活路。而受到這股風潮所影響,這些學生社團毫不避嫌的閱讀左派書籍,並對於社會主義的理念的推崇備至,這對國民政府自是一種共產勢力抬頭的現象;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伊 始,共產黨便以地下黨以及吸收職業學生鼓動學潮試圖擾亂國民黨後方,包括昆明「一二‧一」學運以及南京「四‧一」學運等等,雖然都以反對內戰為由舉行,但背後也可隱約可見共產勢力的影子。在未遭戰火波及的台灣,台大學子的行徑使警備總部戒慎恐懼。

雖然積蓄在校園中的能量已經點燃變革之火,但這一星火苗仍在找尋一個適當的導火線來燃起熊熊大火。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引發「四‧六」的近因「三二一」腳踏車事件發生:事件前一日(三月二十日)有一名台大學生及師院(今師大)學生因腳踏車雙載而被警員取締,當時傳出雙方有爆發肢體衝突。這導致三月二十一日有達千餘名學生由台大遊行至台北警察總局並要求道歉,但由於回覆缺乏誠意,兩校學生決定罷課遊行抗議。


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決定以「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迫害」等訴求做為同日成立的「學生聯盟」的口號,並在該夜於原法學院操場舉辦晚 會。會中除了「麥浪歌詠隊」演唱各地民謠歌曲外,亦有演唱一些在中國學運也耳熟能詳的歌曲。而這次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集會自然引起當局注意。
 

而在「四‧六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師院就發生了學生領袖遭到誘捕的事件,但於途經台大宿舍時脫逃,並在台大學生的護衛下回到師大。當晚在師大宿舍召開緊急會議以因應警總的逮捕行動,並決定第二日遊行示威。警總眼見情況緊急,便由副司令彭孟緝帶領,於四月六號凌晨兵分多路火速包圍師、台大學生宿舍,總共逮捕學生百餘位。被逮捕的多數學生被家長帶回管教,少數被處一年至兩年不等的徒刑。可惜的是,仍有些被懷疑是共產黨所吸收為職業學生而被槍決。


結果:平靜無波,暗潮洶湧  

原任師院校長謝東閔在「三二一」事發以及「四‧六」發生後未曾為學生奔走,經過撤換後的新任校長劉真更是以整頓學風為由,將師院以軍事化的方式管理以便壓制自由學風。而自此師院的自由校風在兩任校長無力保護之下漸趨保守。
 

反觀台大,校園中多數的異議性社團如「麥浪歌詠隊」、「耕耘社」、「方向社」等都遭到清算,若非重要幹部遭到逮捕、槍決便是被強制解散;而政府的思想、言論審查也漸漸深入校園。在傅斯年校長力保之下,雖然仍難以避免被政府勢力滲透的命運,但他一向秉持的「自由開放」治校理念,使得在他校學生噤若寒蟬之時,台大校園中還是可以聽到主張民主開放以及憲政改革的聲音。即使這場學生運動被被認為與左派思維有關,傅斯年仍極力反對以暴力方式處理學生運動,並試圖在政府管制之下維持校園內的言論自由。
 

在事件中,雖然多有無辜學生遭到波及,但是警總仍逮捕了數名潛伏 於台大校園中的台灣省工委會成員以及被台共吸收的黨員並一一處決──但這些人真的如此罪無可逭?然而他們的動機非為顛覆國民政府-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所應許的理想社會而吸引了這群富有理想及熱情的青年人。左派思想既非思想毒藥亦非家國惡害,對於這群左派青年而言,它不過是解救國家的一帖良方。
 

經後人研究,參與「四‧六」的台灣學生並非完全由共黨所鼓動,完全將學生運動解釋為政治力量的操弄,某程度上將問題過度簡化,且忽略了學生獨立改造時局的勇氣。他們自發性的為紛亂社會呼求正義,這不僅是代表台大學生在時局困苦之時敢於傳遞多元思想、期盼為社會找到出路的理想性,也象徵著大學生追求社會公義的具體實踐。

不久,台灣省主席陳誠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宣布《台灣省戒嚴令》,此舉讓台灣光復以來的自由民主運動熱潮暫時劃下了句點,也讓學生運動進入了長達數十年寒冬長眠,使學生的熱情只能蟄伏於舞文弄墨之中,等待能夠再度解放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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