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6日 星期日

做不一樣的選舉——女性青年參政的初試啼聲 專訪周芷萱



◎陳磬揚

圖/周芷萱受訪照
 攝/尤鈺昕

簡介周芷萱,桃園人,台大歷史系,台大國發所畢業。曾任第四十六屆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以自由台灣黨不分區候選人參選第九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




◎陳磬揚

參選作為性別倡議

  我這次的參選直接提出「通姦除罪化」和「性交易合法化」的政見,我不敢說對議題有什麼推廣或幫助,但至少增加了議題本身的曝光度。在認知到選不上的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倡議,挑戰大家的道德底線,而非只是打保守牌。原本想說還能多納入其它的議題,但僅僅是上述的政見,就已經碰到某些人的敏感神經,當時就面臨許多謾罵與威脅,我當下雖然覺得很不爽,但那些狀況都在預期之內。


  這些政見雖然受到攻擊,但也會收到正面回饋。一些相同立場但不敢公開表達的人會傳訊息給我,說很高興我把他們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這些經驗讓我認為「同溫層」的保護是重要的,因為這些保護使我們不會感到孤立無援,而有繼續往前的可能。例如談到女性情欲自主的時候,就會有人來和我討論經驗;很多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女生,原本會很怕被汙名化、誤解,但在我的臉書動態下就可以比較放心地留言表達。
  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選舉方式,像是作為一個候選人,我從頭到尾都是自己的樣子,只是身分不一樣,無須再塑造另一個自己。例如推政見的時候我就堅持用自己講話的口氣,如果是智囊團寫的文章一定要註明。因為不管作為候選人或是作為背後幫忙寫文章的人,每一個個人都是很重要的。
從學生自治到立委選舉
  學生自治的重要在於,在學生階段就嘗試跟體制對抗的感覺。台大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可以讓學生在這裡培養爭取權益的意識,以及為自己做決定的激情。學校的環境也相對溫和、單純,若在學校內提了一個師長不同意的案子,最多只是被退回,但如果在外面世界做類似的事情,可能就會上媒體,惹上多餘的麻煩。儘管目前的台大學生自治,已經是台灣各大學裡狀況最好的了,但比起歐美、香港等,仍然是相對保守的,必須要有更多人參與。

  對我而言,學生自治和立委選戰這兩段經驗的共同點真的就是「幸運」。參選研協會長的時候,我和對手的正負形象落差非常大,因此幸運勝選;陳文成廣場的推動雖然要靠努力,但能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也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像是因為換了校長後學校對此案的態度有轉趨友善。我參選不分區立委最幸運的就是:在自由台灣黨做事情有很大的空間。當初我和政黨談出來的合作方式是平行進行競選工作,我就帶一些人來幫我選;競選經費方面,在合理的範圍內,黨部都會支援,因此財務壓力就小了非常多。
  我與自由台灣黨的合作契機,始於我擔任研協會長那年的下學期,當時很多活動缺經費,只好到處募款,我跟蔡丁貴教授就是那時認識的。他給了研協一筆經費,認為是支持年輕人的組織做年輕人的事情,人際的關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吧。又例如後來選舉的時候,智囊團當中就有我研協時的幹部。因此你認識什麼人,便會在後來的事情延續這個關係;你之前做過的事情,會在後來成為別人辨認你的方法。
政治場域中的性別

  女性參政的限制來自於政治場域中的不友善。一方面,社會對於女性候選人的形象都有一個既定框架,例如要穿套著正式、舉止端莊,或是像個親切的鄰家女孩。因此我會在政見裡面罵髒話,或是用比較輕鬆的方式發文、留言,就是想挑戰這個框架。另一方面,女性的外貌經常被拿來作為主要的審視標準,長得不好看就會被攻擊外貌,長得好看一點就只被注意外貌,被戲稱為「美女牌」。這樣一來,哪個「變態」的女人會想要從政?
  
  政治場域中慣行的言說方式,也使得男性成為主宰者。眾人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以陽剛氣質為中心,必須是勇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甚至是打斷別人說話。但是在成長過程中,男性會不斷被教導這樣的論述模式,女性在成長過程則會被教導為文靜的禮讓者,因而導致了女性在政治場域中的失語。

小結
  
  每個人都喜歡問我:「是什麼樣的經驗使『情慾的去汙名』變成我的核心關懷?」但對我而言,其實沒有一個明確的啟發點。我從小就是一個不乖的小孩,成長過程中遇到許多周遭人對女性情慾的規訓,例如小時後我交男朋友,脖子上有了草莓被媽媽說「女孩子家自己要檢點」,或交往後被老師和男朋友的父母指責說會影響成績等。升研究所的時候,我到女書店聽了女性主義的課程,開始對女性主義理論深深感到共鳴,發現成長過程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壓迫,都可以透過女性主義來解釋。

  我認為經過這場選舉後,我對於這個議題的未來抱持著樂觀的態度。我現在認識的人中,主張這些的人都滿堅定的。我相信這些人未來不會放棄這件事情,因為對這每一個人來說那都是真實的生命經驗,而非僅是一個遠離自身生命、缺乏關連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