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6日 星期日

溫州街的大院子──八十年歷史的日式宿舍獨白

◎社工二 董昱、中文四 吳嘉浤


  一個屬於台北的陰雨天,我的眼神漫步在溫州街數不盡的巷弄裡,看著行人們的往來、汽車和計程車的呼嘯而過,或是偶有撐著花色傘的少女,騎著鐵馬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


  人們說我是一棟「日式宿舍」,其實他們說的只是我一部份的日子,並非全部樣貌;並不是說那段日子沒有意義,只是我更記得的,是那些半世紀來在我的院裡出入來往的人們。想起這些面孔,除了鼻酸之外,還是不忘他們靈魂中那塊純潔的境地,如何對抗或塑造一個時代氛圍;有那麼些時候,我甚至將自己投入他們之中,忘卻了自己屬於一棟建築的僵硬身體。
  最初我被台大規劃為單身宿舍,但在民國75年前,這樣的規定執行並不徹底,有些職員或教授在結婚後、找到房子之前,也會先以這裡當作暫居之地;有的人甚至覺得麻煩,乾脆直接把這當作自己的家。有時候教職員過世了,伴侶也仍然留在其中,幸運的是,台大也沒有強力驅趕這些人,甚至等到這些眷屬過世後才將宿舍收回。由於人員的混居雜住,慢慢人們也給了我別號:「大雜院」或「大院子」(註一)


  我不如我身邊的水泥公寓般,以矗立之姿俯視著城市樣貌的改變;相反的,我以綠意取代灰色水泥來伸張我的呼吸,用幾片落葉和枯枝延伸我的地盤和視野。人們以金錢競逐著入住我身旁的公寓,相信他們愛上的不是喧囂的馬路,而是可以從他們那小小的窗戶裏,向外俯瞰我那不絕的生命力;這樣的力量不只來自於那些被風吹落的枯葉,而是在時間的洪流中不斷累積的結果。


  一開始,那還是個戰爭的年代,出入我院子的還不是台大──那時稱為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或職員,而是一群群穿著英挺制服的海軍兵士,這群水兵放了假、難得可以上岸,而我就是慰勞這些與海為伍之人的地方,「海軍招待所」是日本人最初賦予我的名字。一直到戰爭的末期,隨著戰況越趨悲觀,進出我院裡的人越來越少,終於在戰爭末期,由於地緣的關係,我被捐給了台灣的最高學府,成為一棟所謂的「日式宿舍」。(註二)


  那時的溫州街規劃了整齊的公職人員宿舍,田格子般隨著日本人播種下來,和秧秧的水田隔鄰而處,我的西邊便是瑠公圳水道蜿蜒而過,東、北、南都是供台北帝大教職員居住的日式木造平房。這些教員的名字已經難以查考了;但在戰後,此處曾在這居住的人,都在近代歷史上留下姓名,如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中文系的臺靜農、政治系的彭明敏等教授。


  日本人離開台灣之後,我又多了一批新鄰居:西邊有兩排教職員宿舍,黑瓦、雙併的構造、高起的地板,見證了尚未失傳的日式工法。而西南夾著圳道的一角,台大以帝大時期一座廢棄警衛亭的建材,蓋起小小的屋舍,卻圍起一大塊院子,哲學系的殷海光先生在此鑿池築山,同時為自由中國雜誌撰稿不輟。我總是看著這些人走過鄰近的街道,有時會聽見他們和學生談論學問、授業解惑,有時候也會窺見一群知識份子們聚首,批評時政、暢談家國大事,逐漸地,他們的生活構成了一幅我心中充滿力量的圖像。


  這股充滿生命的圖像在無形中形成一股熱情的力量,在這條街道中湧動,許多傳播新思想的書店開始創立,異議性的社團活動也開始參與在其中,有人形容為「學術人文、自由精神的空間氛圍」,一點都不為過;可惜這股力量並不能如其所欲的發展,保守的政治勢力仍然無孔不入地監控著這裡的動靜,特務、黨員也在我的眼目注視之下,努力想要控制一切散發著「危險」的言論和行動。


  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座挫敗者的黑牢。殷先生晚年形同被禁錮,臺靜農先生決口不提以往熱情獻身於左翼的往事,也不再書寫充滿寫實批判意味的小說了。彭明敏先生經易容逃出國外,開始他獨立運動的事業。留在這裡的人,彼此提防而缺乏真正的信任,除了熟識的人會相互寒暄,鄰居之間往往不相聞問。(註三)這些日子,我往往感受到一種失敗與頹喪,宛如巨壓之下屋瓦陷落、地板崩塌,外牆的雨淋板也一塊塊剝落。雨感覺特別的冷,走廊特別的濕,連庭院中的枯葉都落得特別的緩慢。人們縮在房間的角落,用最微弱的方式抗議著──沉默。


  隨著時間巨輪的推移,那隻慘白的指爪逐漸放鬆它的力道,各種不同的聲音喧嘩著,要突破政治的禁忌;同時,資本主義的腳步卻取而代之,在它踏過的痕跡上,與我同輩的老宿舍一一塌毀,繼而六七層的集合式住宅如芽般冒升出來,容納更多至台北討生活的人們。我看見臺靜農先生為著台大要求其搬遷的事情煩惱,一兩年後他過世了,住的老宿舍也隨即剷平,蓋起集合式的學人宿舍。台大不斷在成長擴張,教師人數數以千計,遠非帝大時候數百人的規模可比了。


  看著那些又新又高的建築物,再回頭看見自己;除了感到自己在空間利用上已不符合學校的需要,我也終於感到一個時代所刮起的風(將)已漸漸遠去。曾經伴我生活的人們多已屆退休之齡,有的漠然離去,留下來的則有些蒔花植草、怡情養性;也有位老教授在我的腹中打通房間作為畫室,或在院子角落開闢池塘庭園,有錦鯉悠遊、槴子飄香;與當年殷先生的「孤鳳山」、「愚公河」相比,少了抑鬱孤絕之氣,卻自有意趣高妙之處。蓊蓊鬱鬱的楓香、麵包樹恣意生長,與對面院子裡家戶門前栽植照顧的椰樹、蘭嶼松、金桔樹恰成對比。偶而在某個放晴的午後,還可見三兩人走進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參觀,綠色的矮屋內仍有談論之聲,應為某一場座談或演講。此時可能愚公河中有龜曳尾而行,或草叢間一隻黑冠麻鷺伸頸緩步,時間彷彿靜止。


  我深知時代的改變,卻依然這麼幻想著,有那麼一個下雨天,有任何一位撐著傘的路人在我面前佇足,同我一起聆聽瓦片屋頂和玲玲細雨的對話;我相信,如果聽得夠入神,他或許可以聽到我膛中那仍然奔放的心跳,或許是退休教授的步伐聲、老職員洗碗的身影,抑或是一陣風颳起的落葉、小方塘中緩慢擺動身軀的錦鯉;聽見微弱卻充滿精力的論辯,聽見快速翻動著的歷史書頁──不論新寫的改寫的覆寫的;如果他佇足的時間夠久,或許他就能聽見,那將近一世紀鮮活而生動的歷史。



註一:哲學系楊惠南教授訪談。
註二:保管組主任訪談。
註三:中文系梁榮茂教授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