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

台大意識報::社論:台大拆房子,大家都在看

◎台大意識報


台大校慶於日前舉辦,學生聯盟於校長致詞的過程中發起抗議的行動,要求學校撤除對於台北市紹興南街一百多戶居民的訴訟,台大校長李嗣涔於事後對此行動痛批「用意良善,作法不當」,又以「台大學生需要再教育」作為校方意見的結論。 

筆者看來,台大校長的言論只不過是圍繞在手段的選擇上打轉,模糊議題焦點,而非正面面對問題。質疑學生「作法不當」,卻不正面回應抗議學生的訴求,這樣的說法充其量也只是替學校失去的「面子」表達同情,實際上仍刻意地避開紹興社區即將被迫離家的居民而不談。
 無獨有偶的,台北市內也正發生許多類似的案例,包含十四張拆遷、三鶯部落拆遷。這些案例中都不乏社區與政府對抗的畫面,從社區居民、學術工作者、到了建商、 財團、政府;其中的利益和權力關係千絲萬縷的糾結在一起。這些議題都透漏著相同的訊息,那就是台灣缺乏正式的法律條文來保障居民的權益。  

過去執政者所遺留下來的歷史難題,在大部分的現代國家中都由特別法進行相關權利的規範與保障,然而台灣卻始終缺乏相關的法律。以德國為例,二戰之後的東德通 過「政黨法」來處理納粹的黨產。兩德合併後,西德也保留了「政黨法」中有關處理黨產的條文,條文中除了明定東德黨產處理原則、程序外,也規定追溯時效為五 十年。如此一來,德國的法律一來保障了國家處理相關事務的程序的權利,同時也使得黨產的所有權不會任意的被國家操縱。

再回頭來看台北市的這些例子,非列管眷村作為過去執政者「縱容發展」的結果,在政治已經轉型的今天,在土地開發上卻沒有接受特別法的保障,地上的居民只能誠惶誠恐地面對「侵占國有地」的指控,任由國家宰割。

在這樣的條件下,台大作為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在處理相關的「糾紛」時,非但沒有表現出有別於政府的氣度,試圖在法律制度之外尋找更多的可能性,如:協商、安置居民……等;相反的,校方只是依循現有卻有缺陷的制度,罔顧歷史的共業,侵害紹興居民的居住權。作為一所大學,難道這就是台大想要給大學生的示範嗎?作為乘載知識的教育機構,在面對社會和法律制度時,難道不應展採取更有洞見的行動嗎?

 在大學和社會之間,教育者引領社會和制度走上更好的道路,責無旁貸。在缺乏完善制度的條件下,台大不應是只是隨波逐流,而是應登高一呼,指出法律的缺陷和弊 病,並且身體力行,成為「模範」。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就是因為其中的困難不為一般政府機關所能克服,才更有由大學來實踐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