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7日 星期日

海洋首都的暗礁與伏流──從都市發展看哈瑪星與廣三


◎社會四 曾稚驊


  提到「高雄市」,最先浮現腦海的可能是高雄港與「海洋都市」、曾占舉足輕重地位的工業發展、筆直寬闊的馬路和棋盤狀的街區、流經全市的愛河、駁二與貨櫃藝術節等。這些印象,從大型的文化藝術表演和國際性的賽事,到整座城市的地景、產業發展,以及各種用來包裝的象徵符碼,其實都可以視為這座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點點印記;而回顧高雄的都市發展和文化治理的歷程,也是一個理解哈瑪星和廣三地區徵收事件的方向。


日治前與日治時期的高雄

  高雄在文獻中最早的出現可追溯至明代;而最早的屯墾與開發,則要到清朝取得台灣後,往後的三十多年間陸續有移民拓墾哨船頭。清領前期高雄以農漁業為主,呈現點狀發展的農村聚落型態,直到十九世紀中,哨船頭才開始有外國貿易進入。

  西元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便開始改變舊有制度,著手進行都市改造計畫。日本人從歐美引進了棋盤式道路系統與圓環等都市空間,這些嶄新的「都市計畫」便被硬生生的套入台灣傳統的城鎮型態之中。

  在日治時期中,有兩事件對於高雄都市發展影響最為深遠,其一是於1899年的築港計畫,且恰逢日俄戰爭後,從高雄港輸出之糖、米、木材數量增加,更加速高雄港興建的需要。二是都市計劃的實施,在1908年高雄港興建第一期工程開始後,日本人便以高雄川(愛河)以西約170公頃的土地為打狗市區計劃範圍。

  在五十一年的日治時期中,高雄的都市計劃伴隨著城市的擴張、農漁業乃至於工業發展的需求和人口的快速增長而不斷擴大範圍,整齊一致的規劃使得住宅和公共建設的推廣上更為順利。而在不斷的吸納周圍區域都市化的過程中,各地區的發展特色也日益明顯,如旗津與苓雅近海地區為漁業區,鹽埕區為商業區,從壽山山腳至前鎮則有各種不同之重工業,左營則因軍港的開闢而為軍區。



民國時期的高雄

  時光遞嬗,殖民者的跫音卻從沒有走遠;國民政府初期的治理仍然是以日治時期的都市計劃為藍圖。日治時期雖然台灣各地有著相對均等的發展策略,但仍是處於日本與台灣的殖民地與被殖民地關係之下;而國民黨在台灣的發展策略,則是出現了台北和其他地方為中心和邊陲的支配關係。

  高雄在國民政府執政時期被賦予的一個重要角色,便是「港灣工業都市」。從1953年開始,政府推動四年經濟計劃之後,高雄逐漸成為全台灣最重要的重工業及石化工業中心,其後又有加工出口區,中鋼、中油、中船等國營事業的進入。民國初期的高雄在工業政策的導向下就業機會大增,人口快速增加的結果使得都市規模擴大、周邊地區逐漸形成都會區,並且城市的發展重心從過往的鹽埕區逐漸移轉到前金、新興、苓雅等地區。

  1976年初,高雄成為台灣第二個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大都會,並在1979年升格為直轄市,也是在此機緣下,高雄才逐漸得以脫離過去受支配的「地方」發展角色,而以區域性都市作為發展策略的主體。雖然高雄市受到高雄港與工業雙方面的蓬勃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但是也開始受到各種汙染的影響,石化與重工業長時間的運轉讓高雄市的上空總是灰濛一片,流經都會區的幾條河川上游水源也受到汙染,讓高雄的自來水常是加氯過多卻仍然水質不良,更遑論在都市地景上,缺乏整治的愛河,和曾經繁榮卻逐漸褪色的港區、鼓山和鹽埕一帶了。


「海洋首都,快樂出航」

  在中央逐漸分權而進入地方政府治理、產業逐漸轉型、生活品質不良、全球化的壓力,與長期被譏為「文化沙漠」等多重的因素之下,高雄市在近十多年來、尤其在1998年的市長輪替後,開始出現希望透過文化藝術來包裝都市意象進行行銷的策略。高雄市不斷地舉辦大型文化活動、並積極的爭取國際賽事與活動的機會,諸如啤酒藝術節、貨櫃藝術節、銅雕藝術節、世界運動會等;且在藝文活動之外,都市形象不只是作為品牌行銷,更是成為選舉中重要的策略,1998年的市長選舉中,謝長廷與吳敦義兩候選人皆不約而同打出了以「海洋都市」為號召的口號。

  既然作為選戰宣傳,都市意象的營造也成為了政策兌現的重要指標之一,實際操作上不僅是增加大型活動,以區域性都市為出發點的都市發展政策也相當重要。高雄市在政策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對於人文意義的建構,嘗試去建構高雄的「海洋論述」,並作為對內凝聚和對外行銷的依據;二則展現在空間規劃上,其中又可分為物質世界與文化意涵的改變,前者包含城市光廊、愛河景觀改造、駁二藝術特區等,後者則是指向實體空間改變後帶來的經濟效益,以及市民對於藝文的經驗和都市生活的結合。


從新濱町到停車場

  回到哈瑪星與廣三地區,從都市規劃與文化治理的方向切入,其實仍有許多可議之處。首先,硬性的土地使用分區與大型、政府主導的都市更新,並不利於產生多樣化的都市空間與社區生活。從日治時代以降,高雄市的都市計劃幾乎都是由政府主導制定與實施,並與殖民者或中央的產業政策緊密相關,土地使用分區也是依照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直接劃分;隨著市中心的移轉,老市區逐漸跟不上其他地區的步伐,而成為了都市更新的實施地點。高雄市目前的都市更新與台北市不同,在新興市區仍有尚未開發的空地,房價不易大幅上升,因此建商直接介入的情況較少,而多為政府和人民直接協商,對於增進都市空間利用的公共性而言不啻是一樁美事;但是在大規模的都市計劃、與伴隨著土地使用分區而進行的都市更新實施下,對於哈瑪星這種具有在地的老社區人際網絡以及街廓形貌多樣化的區域而言,無疑將會構成相當的破壞。在促進公共性與社區參與的方向上,高雄市政府應重新思考如何讓社區居民能共同參與並享有共同決策的能力,並藉此讓都市的多樣性能被保存。

  其次,在文化治理與文化形塑的過程中,也不應單純仰賴政府或是市場的力量。政府過度主導都市的空間規劃與文化的塑造過程,不只是使得屬於都市和社區原生的風貌和紋理被抹除,更容易忽略了每個城市不同的階級分布狀況,盲目地將各種象徵強加於都市中,使得透過每個人勞動所塑造出來的城市,卻難以成為每個人所共同享有的結果。但是過度依賴市場機制的調節同樣有其弊病,在快速受到資本主義席捲之下,區域原有的風格受到破壞,連帶的其背後所指涉的意義也蕩然無存,最後使得該文化邁向終點;同時走向中產階級想像的藝文展演與消費文化,也常伴隨產生對於中下階層的排擠效應,這樣的案例廣見於各大都市,包括台北市的師大商圈、紐約市的東村等地。因此,高雄市應改變過去多由政府主導的文化政策;政府的角色應是在公共政策和公共建設上提供必要的基礎,讓各種居民的空間規劃與文化塑造創意得以揮灑,同時政府也應對於都市區域的文化特色有其認知,並扮演好一個維護者的角色。

  都市並不只是人民居住與生活的空間,更是執政者展現其權力的載體,與區域性乃至於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角力之處。「海洋首都」即便是在位者所擬定的口號和論述,在其之下仍然潛藏著許多同樣也屬於這座城市的暗礁與伏流;人民作為都市的建造者與使用者,本身便保障有公平使用城市的權利,在不同階級混處之下,產生多樣化的社區生活與空間規劃不只是都市生活的不同型態,也是每個社區對於其風格的創意展現與對日常生活文化改革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