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在去與留之後──人口外移的難題

◎施力麒 呂其正

普遍的外移現象

  田埂邊,一間綠色的鐵皮屋總是在年節期間異常熱鬧。「那些都是過年回來的堂兄弟一輩」,今年41歲的彭新喜先生如此說著。彭先生高職時就讀大成高中機械工程科,目前住在大南埔內,每天通車至新竹科學園區附近的工廠上班。他說自己排行老二,大哥最早搬到城裡,老三又早一步提出向外發展的要求,自己為了孝順父母選擇留下。在村子的另一頭,今年甫上任的曾新全理事長,他說「家中排行老三,老大、老二都出去工作了,只有他選擇留下來照顧父母」,在苗栗經營營造業的他,也是每天通車上班。此外據他表示有很多留在大南埔的中年人都是為了照顧父母留下來的,「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彭先生與曾理事長留在大南埔,過著離農不離鄉的通勤生活,為了不願離開的年邁父母,替離鄉打拚的兄長肩擔起照護的責任。而那些外出謀生,在城市裡尋找發展與機會的兄弟姊妹,使得今日的村景總是按著節日,流轉於冷清與熱鬧的兩端。

  「姊妹們都嫁出去了,而且這裡也住習慣了。」留在村內的張仁武先生是張家唯一的兒子,有三個姊妹。他每天騎著機車去村外的為恭醫院做水電維修,平時還是村內的義警隊成員。他說38歲的自己是隊上最年輕的,其餘五、六十人多在五、六十歲左右,而平日來往交談的也多是村內的長輩。「國中時校內同輩的大南埔人還有五六十人,現在留下的不到五人。」他略有感慨地說著。而根據苗栗縣政府的統計資料,大南埔在民國50年時仍住有2567人,但在民國六十年起就由2668人開始逐年下滑至如今(民國95年)的1372人。

結構性的外移因素

  那些人為何離開?為瞭解答案,我們必須站在外移人口其生命史上的兩個時間點來設身處地,分別是初中後的就學(16歲)以及高中職畢業後的生涯規劃(20歲)。此外,還要考慮當時台灣的就學與產業趨勢,及大南埔內特殊的人文脈絡。而外移的青壯人口主要是35歲至55歲這一輩,就此,我們將時間推至民國50~70年,聚焦來看農村青年的自主選擇與無從選擇。

  當時的台灣島正依循著產業轉型的航線,由農業航向輕工業,此為中繼點,繼續航向下一個目標,往重工業駛近。政府為縴夫,透過早期的土地改革,農業機械化與抑制米價等措施拉引著島民,試圖釋放農業人口,並成立加工出口區,開門迎接隨之而來的輕重工業時代。政府於此時以工業化為目標,除了抑制米價更於民國60年後鼓勵大範圍更種,鼓勵併購後釋放人力,但卻沒考慮到小農經營的併購難處,70年後更以稻米生產過剩為由鼓勵轉作水果等高附加價值農作,卻忽略小農並無足夠資金及轉作技術,長久以往,不論良田與豐年,農村都顯得格外貧困。島民如斯,村內的曾先生、彭先生、張先生等,因此都表示當時沒有想過務農,父母也不鼓勵。村內耆老林裕祥(人稱伯公),更對我們說「千年的土地八百祖,每一代子女都有自己的事」,即使他們的父母安土重遷,但仍認為子女有權選擇自己的職業,正如自古以來的土地不可能代代世襲,隱含著當地父母對子女職業選擇的開放態度。

  接著,鏡頭拉回村內,我們細看其產業紋理。據村長說,當時土地主要為蕭家、簡家等大地主所擁有。在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之後,每一戶農家分得如今的細小耕地,並且一直從事副業幫助維生。從日治時期的樟腦到光復後的茶、礦業,以及更之後的種植洋菇,這些副業一直都為大南埔的農村家庭維持不錯的收入。然而好景不常,民國六十年茶業沒落;七十四年礦坑關閉,以及國際菇價大跌及村內菇寮大火,青年所目睹的村景自然不比他們父母年輕時所見的那般富饒。因此,大南埔雖仍辛勤農事(由父母那一輩主耕),不違四時,但在台灣島這一片年輕力壯愛拚才會贏的工業氛圍下,開始顯得老態龍鍾。

  農村青年自是嚮往。在他們的就學時期早已實行了九年國教,由學校灌輸他們不同於父母輩的人生指示,更有甚者,政府大量增加職校,至民國66年開始高中職的比例已漸朝7:3邁進。政府大力擘畫,師長也耳提面命,由此他們的夢想得到了各方鼓勵與實現管道;如彭先生選讀機械、曾先生就讀紡織(他的營造專業為後來所學,正可對照輕重工業的一衰一興)。畢業後,在面對以人生為時間長度的規劃時,有了這樣的一技之長作為「離農」後的經濟來源,加上父母開放的態度,村內村外的顯著對比,自然不會將「務農」作為優先選項,於是紛紛外移。

  因此,人口外移對於農村來說不只是簡單的人口遷徙而已,而應看作,農村青年男女對於人生的集體嚮往並雜揉著政府的各方牽引;他們用向外謀職、婚姻等方式作為手段,追求個人的福祉,也達成政府所期待的台灣藍圖。他們(父母及子女)欣然地面對無從選擇的社會結構及歷史,積極地向外發展後,留下如今我們所看見的大南埔。

昔日的問題與今日的難題

  至此,時間回到民國97年,外移的航線依舊,歷史繼續擺渡著村民。村中長輩漸趨凋零;傳承的兄弟分家後使得土地愈分愈小;政府的休耕補貼方案;以及近來的土地開發案,都導致將人留住的傳統人地關係不斷改變。三十年前至今,人口兩千多人的大南埔已降至千餘人,各式的生活機能已無法自給。簡單的乾糧、飲食尚有街角傳統的雜貨店應付。但若說到機車修理、髮型美容等更加複雜的機能,在人口持續外移的這裡,是沒有且將來也難以有的產業。村人若有這些需求,勢必得走路、搭車至村外消費。前面說的,只是單純的人口「量」問題,人若肯回來,也許問題就解決了大半,但是,除此之外,更深一層地則是人口外移後對當地人力資源的結構性影響與隱憂。如同前段所述,像張先生這樣還留在村內的年輕世代最先感受到的生活互動,便是平日交遊總以長輩為主,而同輩朋友只能在逢年過節時才可敘舊,甚至連最親的兄弟姐妹,也都只能於過年時歡聚一堂,一如彭先生那樣的親戚聚會。而在當地付出心力的人士,如辛勤於春節巡邏的義警隊,也一樣在結構上露缺了青壯年的年齡層,究其年齡老化現象的根本,正是源於村裡青壯年的大量外移。

而我們若再更進一步地看往未來便發現,即便是目前仍留在村內的家庭,家長在幼孩稍長之後,也將會開始思索就學方面的問題。如同張先生的太太所表示,等到孩子要讀國中時就有可能搬出去住,在人口凋零的當地,教育資源的相對短少和競爭上面的弱勢的問題都將會是家長反覆思索是否遷出的關鍵。如今,這一輩留在村內的青壯年,已不再像他們的長輩一樣,對土地仍懷有濃厚的安土重遷與留存老本的觀念。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即將面對更為激烈的教育競爭以及村內相對有限的資源之後,搬離村莊的可能性仍舊存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似乎成了下一個十年、二十年,人口外移的主要驅力。

  教育的有限與貧瘠,是台灣農村的共同難題,面對地理上與教育中心的孤離,政策上政府的效率考量;積極地向外發展,似乎成了他們注定擔負的人生責任。貧乏的教育,持續萎縮的就業機會,一如橫繞田園的風景,那樣靜默不移地圈繞著農村青年,然後循著勾勒在旁的外移航線,被定位、被帶離、被送入。青年們仍會繼續外移,追求他們所(被)期待的人生幸福。

開發與回流和再外移

  只是在眾人向外發展的背後,留下的可能是籠罩於文化上的黑影。有人衰老、有人遠走,傳統文化可能會就此消失。基於這樣的考量及活絡地方的理由,政府積極地推動土地開發案,希望建設地方並吸引人回來。但是,當地老一輩的表示,不期盼出去的人回來,只希望不要再有太多人離開。問及村民,他們也都認為景氣不好對政府沒有信心,並且看不到開發案的清楚藍圖,紛紛表示誘因不大「不會有太多人回來,畢竟他們在外地都已有了穩定的工作」。文化回不回得來,姑且存而不論,人會不會繼續外移,甚至回來後能再待多久,才是我們要繼續追探的問題。

追探與結語

  歷史的長浪將繼續擺渡,因為風向和風力都不曾改變和稍減。政府的農業政策持續地抑制農業,而農村的就業及就學問題更一直處於被人刻意忽略的邊陲地帶。回來的人仍嚮往城市的蓬勃機會,期待東山再起;而新生的子女也會繼續依著外移的航線,奮力登上彼岸的城市。農村青年或滿心期待地自主選擇,或被政府操控而心有不甘地被迫接受,都難逃這結構性的農村處境,只好選擇離鄉背井來謀創幸福。

  台灣的農業的確應該被更合理的對待,但也絕非回覆過去三代齊耕的村景,農業轉型是追求國家整體利益下的結果;而人口外移,我們或吞忍、或順從,都得承認。然而,中央及地方都應該更積極思索的是,如何使這一代的農村少年及青年在未來的就學及就業上擁有更多的資源,使得他們即便客居異鄉,也能有更多的奧援去通過因資源弱勢而造成的不平等競爭,免於逐水草而居,遊牧於異常貧困的農村與城市的社經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