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當我們談學者——專訪陳明通、陶儀芬、黃光國老師

◎李芃萱(政治二)陳聖為(社會三)李若雯(政治一)葉冠均(政治一)


前言


  今年九月,劉內閣總辭,原任職於研考會主委的前政治系教授江宜樺沒有隨著劉內閣離去,卻踏入了有天下第一部之稱的內政部。「在內政部的政治叢林領域,要面 對虎狼群集的各方勢力,稍有不慎,就會被咬得遍體鱗傷。」(黃維助,2009/9/10)「江宜樺學者出身,從沒上過戰場,新手怎麼開大車,外界看法都很 不樂觀!」(黃惠清2009/9/16)類似的報導層出不窮,媒體有些看衰,有些保守,反映著部分社會對學者從校園進入官場的疑慮。九月底,熱比婭遭禁止 來台,內政部長江宜樺表示,這樣的決策是因為熱比婭與恐怖組織有關,可能會危害台灣的國家利益與公共安全,此言一出,引起一片嘩然。輿論焦點除了在熱比婭 事件本身外,也延燒到了江宜樺的學者身分。『自由主義者江老師』不斷被提起,過去他在的政治研究所的學生撰文說,「江老師不見了。」輿論觀點反映著學者身 份所連帶的社會期待,暗示著為官的學者所言所行必須與他的學術理念吻合,而這樣的要求看起來甚至該是種道德情操。為什麼當官前的學者身分,會是引起討論的 焦點呢?學者當官與一般經由國家考試制度進入政府的官,又有什麼樣的差別呢意識報訪問了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老師、現任的國策顧問黃光國老師,以及現任台大政治系教授陶儀芳老師,希望他們能談談對學者當官的認識與期許。



國發所陳明通老師(前任陸委會主委)



  「學者當的是政務官,也就是政治任命的官,隨政權轉移而上下台。而一般由國家考試產生的稱作文官,則是終身保障職位的。」老師開宗明義的說。這是他們產生 方式上的不同,那職務上呢?「政務官是將選舉的時候,提出的願景去做執行。他規劃大範圍的政策,但實際上其他更細部份的設計或修改則是常任文官負責,他們 具有專業,政務官要政策怎麼做,常任文官就替他做配套。舉例來說,我把想要推行小三通的想法帶進陸委會,因為我對兩岸研究的很深入,所以能適時提出這樣的 願景,但文官的視野就會比較有侷限。不過相反的,我不知道那些航班和交通該怎麼安排,這些就需要專業文官幫我處理。」常見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政務官與事 務官有這樣職務分工上的不同,那抱著理想進入官場的政務官,會不會面臨到實踐(應用)上的阻礙呢?「我是政治系本科出生,過去研究就知道相關東西,所以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反而能看得更清楚,工作得更得心應手。但反過來說,若一名學者的專業知識或主張,沒有受到相當的尊重誰願意去呢?這其實會漸漸變成國家的 損失。」言下之意,老師表示理論與應用間的差距是學者為官能嘗試克服的,但更難克服的卻是在遠願的描繪上難以受到富學養性的對待。

  談到政治領域的學養性對待,包含執政者在內的朝野皆不願尊重學者的專業,學者該如何自處呢?「學術上的訓練讓信念比較堅定,也比較懂得堅持。政治本來就是一門藝術,有專業知識後,你要怎麼守住自己的立場,不是那麼容易,所以現在很多學者越來越不願意去當政務官。」老師接著說,「我在工作上最大的壓力不是民意代表,也不是上司的信任,文官官僚體系也能相互尊重。我最大的壓力是我回學校後如何面對學生,這就是像江宜樺教授現在面對的問題。除非再也不教書,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會把這個當做一個很大的壓力。所以如果沒辦法按照本來的理念行事,最好就掛官求去。這比較像是一個個人抉擇的問題,雖然很難,但是自己真的要去選擇,不能過去講了一套現在又是另一套。這樣到時候回來校園,會變成很壞的示範,就變成換位子換了腦袋。」老師的自我要求似乎再次顯示了社會對學者為官的期許──信仰專業,擇善固執。


政治學系陶儀芬老師



   對於學者擔任公職,陶儀芬老師認為,若是以政體的角度而論,在內閣制國家(例如英國),由於閣員必須由國會議員出任,因此這樣的機會較小;然而在總統制國家(例如美國),學者當官的狀況就還蠻普通的。例如著名的經濟學者、同時也是哈佛大學前任校長的Larry Summers,就曾經在柯林頓執政時期當過財政部長。


  如果深入探討學者當官的原因,大家最常想到的可能是學者的專業能力;不過老師覺得,學者是的確比較可能基於其專業而獲重任,然而不管什麼樣的人來當政務官,對他所執掌的領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並不是只有學者當官需要具備這樣的條件。


  當學者進入政治領域,擔任政務官,他的身分會不會使社會給予他們不同於其他事務官以及選舉官僚的期待呢?老師基本上同意這樣的可能性。她認為,學者這個身分的確有其特殊性:為什麼社會要花錢來養一批沒有實質生產的學者呢?就是為了要讓這些學者可以創造一個學術研究和言論可以自
由發展的環境。然而當學者離開學院、進入政治的場域之後,就可以視為一個身分上的轉換,必須成為政府團隊當中的一分子。就像企業家進入政府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有點像是轉業。既然
擔任政務官已經是一種身分上的轉換了,學者就沒有必要繼續維持反對者、持續針砭時政的角色。但是話說回來,身為一個政務官,在遇到政策上出現重大瑕疵,而他以自己的專業能力判斷會對國家利益產生危害時,就應該要據理力爭,不管他是不是一位學者。


  最後,學者的身分在政治領域中的限制,老師認為,這是牽涉到了專業判斷和政治正確之間關係的問題。以前述的Larry Summers為例,他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時,就因為發表了關於男女生理上差異的言論,引發校園內的抗議,最後以下臺收場。那樣的言論做為個人立場或許還不至於遭到排斥,但是因為他身為校長的身分,所以這些言論不再只是經濟學者Summers說的,而是以哈佛校長的立場發言。大學校長可說是學術圈中地位極高的行政長官,和政務官性質相似,因此類比到政務官上,也可能有同樣的情況發生。



心理學系黃光國老師(前任政務委員)



  談到學者當官的問題,黃光國老師認為,其實不論當官的是不是學者,身為政務官,就至少要具備某些條件
也 就是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ethic of conviction)和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首先要能有對某個領域的專業背景,才會有信念,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如何做得最好,然後完全擔負起責任;這些都是能夠勝任 政務官職務的基本要求。黃光國老師認為,前經濟部長趙耀東在內閣中的表現,以及接掌中鋼後的作為都是堅守責任倫理的典範。


  那麼,當以學者的身分進入政府部門,不具備政黨的因素,以超然政治的立場存在著,民眾會不會期待他成為典範呢?老
師說,「不見得,是不是典範人物還有內在標準,而不是學者的身分歸屬。」但是學者所具備的精神,也就是知識上的完整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確比較可能達成這樣的目標。「意思是說,我在堅持我的知識的立場上,是絕對不放鬆的。」老師解釋道,「違背我知識良心的事我絕不做。」一個好的學者必然要做到這樣的程度,然而這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然而部分學者在進入政府之後,似乎也不太能發揮在學術領域中的專業。針對這點,黃光國老師認為,這還是學者本身的價值選擇;當他選擇接受這樣的職位,就表示他有信心能夠在這個領域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這樣的能力並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發揮出來的,因此,對於學者當官,
應該要把眼光放遠,看他們更為長期的表現,而不是短期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