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黑夜後的黎明仍未來臨 ——再看台灣自由主義的困境

◎ 林竣達(讀者投書,台大政研所政論組)

  在台大教授西方政治思想的江宜樺老師曾在2007年於【學術與政治的糾葛及分際】一文中,區分出了法政學者可盡社會責任的四種方式。江老師在文章中就已經 意識到「政治與學術之間必然存在的糾葛與分際」及「政治參與」的代價,諸如:「實踐性強,但付出的付價則是黨派屬性色彩的強化」、「同一個行政團隊的失職 無能,他也必須隱忍不發,或甚至大聲辯護」、「使人觸摸得到歷史之輪的轉軸,卻無法保持批判的自由心靈」。不到一年,江老師「意外地」做出了他的選擇及轉 折,他不是選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或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式的位置,而是走向了西塞羅、馬基維利或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江老師的選擇似乎困惑了許多政治系的學生,但當一個人能在生命抉擇點 上,充分意識到選擇的後果並願意承擔責任時,我們討論的重點或許可以不再是「江老師應不應該做出從政的選擇?」,而更應該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態 度,從歷史和現實中去檢視政治思想的作用及政治行動的後果,亦即:「政治思想是不是還能帶出行動,為當前台灣政治共同體做出一些進步的貢獻?」

  江宜樺老師過去在學院中曾致力於自由民主思想的研究,他亦曾從歷史的視野考察了台灣本地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與困境。一方面,他肯定自由主義者「以身殉 道」,積極反抗威權體制的道德勇氣;另一方面,他也感嘆自由主義無力面對台灣民主化後,多元思潮所帶來的挑戰,甚至自由主義者對政府的態度「由監督批判轉 為同情理解」,這使得台灣自由主義的「道德形象急速破滅」並「淪為執政黨動員選民的工具」。在此歷史脈絡下,江宜樺老師從政的行動顯然具有了歷史性的指標 作用,他有機會以戰略制高點來深化自由主義的價值,但也必須同時迎接「多元價值」與「權力政治」的雙重挑戰。

  在這次維吾爾人權運動領袖熱比婭.卡德爾(Rebiya Kadeer)來台被拒事件中,對照起不畏中國壓力而容許讓熱比婭入境的亞洲鄰國日本、紐西蘭及澳洲,台灣公民社會的實力顯然不足,也顯示了江宜樺部長無 法在體制內的權力政治中,獨立堅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底線,甚至還啟用了有引發政府濫權風險的「恐怖分子」論述。再從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來看,自陳 雲林來台事件引發國內的警察濫權;自由之家及無國界記者組織都宣佈台灣新聞自由度的倒退;行政中立法箝制知識分子發聲……台灣自由主義戰線恐怕不僅在戰術 上敗退,更出現戰略上的危機,自由主義過去奮力在台灣奠定的價值,從來不是那麼地堅固,仍有可能因為政府的擴權、制衡的弱化而產生動搖、倒退,自由主義在 台灣尚未真正馴服國家機器的黑暗面,自由主義本身的反抗性格似乎又被權力腐蝕、恐懼壟罩而更加消沉。江宜樺老師過去所提到的台灣自由主義困境,不但沒有解 除,反而更加艱難。

  黑夜後的黎明仍未來臨, 但如果我們還記得韋伯所言:政治除了權力計算外,「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 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政治思想或許便是在提供我們從事政治行動的內在力量,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堅強地去面對政治中的悲劇,在價值衝突中 不因權力誘惑、生命風險或強權威脅,而拋棄個人的責任意識及自主判斷,不讓共同體迷失方向感及內部信任。借用漢娜‧鄂蘭的話來講,我們有權期待的是一種在 最黑暗時代中的啟明(illumination)。在黎明尚未到來,黑夜尚未過去的台灣共同體中,我們這些習慣了黑暗的眼睛,是否還能夠看見這種由思想和 生命結合所散發出的微弱光亮?亦或我們將持續停留在對黎明的等待與詢問之中,而失去了組織起來向前行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