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8日 星期五

教會的今,在新的土地發芽茁壯

 ◎吳俊志(法律三)

教會存在的原因,除了提供基督徒彼此聯絡感情的場所,也同時試圖透過傳教以改變社會的基地;因著這個目的,他們也不斷學習,如何與這個社會溝通、與週遭的族群磨合。如今的台灣早已不是風聲鶴唳的國度,台大周遭也早從滄海轉為桑田。而他們傳福音的對象:「學生」,在生活選擇越來越多的世紀,也是與宗教漸行漸遠的一代。時代飛快奔馳著,年邁的教會托著聖經苦苦追躡,如何適應這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又要怎麼站穩自己的立場?如今的教會,正學著展現不同的風貌。

頭一個轉變,就是教會的眼光不再僅僅停留學生身上。不論這些宣教士是搭著全球宣教運動的潮水東來,還是緣著歷史的偶然,被戰亂逐到台灣,進而在台大周圍生根發芽。他們的初衷,畢竟還是想把他們認同的天父,介紹給這些還在萌芽的青澀學子。然而,就如同耕莘文教院的杜院長所說:「二十年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當時的傳教是相對簡單的,畢竟當時是一個封閉受限的社會,沒有那麼多的生活資源,因而天主教會能提供的服務,在當時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們可以想像,在過去的年代,可以有一個月的時間離家到國外從事志願服務,對年輕人有多大的魅力。但隨著解嚴,國外旅遊不再值得大驚小怪,網路隨時可以把繽紛送入眼簾,以往教會過去所使用的誘因如今則顯得可有可無。

在對教會歷史的討論中已然述及,學生一直在教會眼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傳教策略也必須是隨著歷史推進。前已述及,不論真理堂、懷恩堂、耕莘教會還是校園團契,創立之初都是以在台大任教的外國宣教士為主;懷恩堂建堂之初得到不少美南差會的奧援,所屬耶穌會的耕莘文教院建堂之初也有國外資金的挹注。加上基督教教義對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是相當陌生的,當初這些外國宣教士能遠赴異鄉傳道,滿腔熱血自然無庸置疑,但與這塊土地之間的陌生與疏離卻也是事實,這也毋寧反映了教會的本質依舊與週遭社會格格不入。教會要踏出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個容易接近的形象。 

在地化的第一步,就是對教會本身的形象做改造,不再給人無法觸及的疏離感。以懷恩堂來說,他們在建築形式上做了很大的變革,這原本是浸信會的一支,成立之初也頗賴外國宣教士的幫助,在性質上本該是很西化的,但他們卻在民國七十年代的改建後,毅然決然採用了東方飛簷式的設計,他們試圖宣告這是一個華人的教會。我們肯定這是教會對本土意識的宣告,然而對周遭的居民來講,真正讓人感到疏離的,是外來文化在運作上所帶來的距離感,建築形式倒是其次。

再者,談到耕莘文教院,其實天主教耶穌會一直有「文藝傳道」的傳統,上溯至利瑪竇時期便是如此。耕莘成立之初,就有所謂中文寫作會,在當時即是文藝青年匯聚的場所,也孕育了不少知名的作家,甚至舉辦活動促進兩岸作家的交流。早期,像懷恩堂、信友堂這些教會,僑生及外籍人士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如今台大的外籍學生未曾減少,但在教會的比重已然不是主流。這或許象徵著,教會開始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吸收的族群也不再像以往那般侷限。

所謂本土化、在地化,更具體而微的展現就是社區化,如何讓生活週遭的人了解,教會是什麼?如何使生活周邊的人體會,教會能為他們做什麼?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地位?以真理堂來說,他們在青年成家計劃中開辦了婚姻輔導的課程,並且對附近的清寒學生提供課後輔導,興建中的信義學舍甚至提供清寒學生就學期間一個短暫的棲身之所;至於信友堂,他們會由教會裡的醫生教友義務協助舉辦健康講座,並舉辦一些老人郊遊活動。

相較以往單方面的教義輸出,現今的教會更學會了傾聽,傾聽學生需要什麼,了解這個社區想要什麼。只有在生活中切切實實讓大眾感受他們的存在,教義傳遞才會成為可能。這是一條與傳統教會截然不同的路,但絕對不是單一教會的偶然,我們可以觀察到台大周遭的教會不約而同的朝相同的方向前進。

事實上,傳教事業不可能脫離週遭的生活而獨自存在,他們試圖改造社會,但在對話的過程中也讓社會牽引著自己。台大周遭的大小教會,無一不是如此,也正因此,雖然各個教會來源不同,宗派互異。但不能否認的,這幾年吸收著同一塊生活圈的養分而茁壯,他們自然也是這生活圈的一份子,由上面各教會演變的趨勢可以看的出來,即便對教義的解釋有毫釐之差,但宣教的方式與包容的立場已然漸趨一致。

讓人比較納悶的是,雖然在運作路線上漸趨雷同,但教會之間的合作卻相對闕如。勉強要說合作,耕莘的杜院長也只記得去年六月曾受邀參加懷恩堂的一場演講,而其他的僅止於場地的短暫借用。有此現象,我們一方面會認為,是教義的岐見讓教會之間無法相互溝通了解,但如同前所論及者,教會之間的發展歧異應該早隨著時代逐漸消弭,況且許多宗教性質淡薄的活動根本不涉及教義衝突。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各個教會在台灣始終都是少數,既為少數則特別戒慎恐懼,深怕失去自己的主體性,雖然這個觀點未必是主因,但確實有值得我們深思的空間。

隨著國民政府遷台,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文化瞬間湧入,緊接著是駐台美軍帶來的美式文化,這些新的元素與原有的日式文化交錯融合,太多太雜,這個小島一時之間無法全盤吸收。經過了幾十年,再經歷了許多的衝突磨和之後,每種文化都走出了自己全新的道路。然而,歷史的餘緒是不會抹滅的,所謂轉型正義,就是對這段路的省思與檢討。教會也是這段歷史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們該面對該思考的元素之一,而教會的在地化也是既成的社會現實,對比鄰的台大學生而言,我們又該以怎麼樣的角度去評價這段過程?

如果單從結果推斷,或許可以把這樣的轉變當成轉型正義的一種型態,對於過去的不合理作了修正,就像懷恩堂讓西式教會搖身一變成為東方殿堂。而周遭的其他教會,固然不像懷恩堂改造得如此徹底,但深究其中,它們也不再是全然尖頂高塔的歐風建築。而傳教的方式也是如此,過去的教會或多或少都有些外來色彩,我們相信遠渡重洋而來的宣教士們是全心全意的奉獻,但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這樣的西方風格毋寧有些殖民式、單方面灌輸的味道。教會不只在建築風格,傳教方式上了作了修正,也加入更多宗教色彩較淡的活動以免讓人望而生懼。

但就過程來看呢?我們很難就教會發展的過程中,明顯找到一個反省、轉折的脈絡,一切都顯得如此水到渠成,各個教會中又是如此的一致。從這個角度來觀察,與其解釋為轉型正義,不如說這是一個適應的過程;的確它們對時代的不合理作了修正,但這是依著環境的變革,而不是省思過後的全盤檢討。即便如此,這樣的改變依然值得稱許,這樣荊棘般的進步是順著環境亦步亦趨,中間一定會有掙扎有折衝,但至少最後展現在大眾面前的,不是高不可攀的講道者,可是可以隨時尋求支援的一道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