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在「行動」與「認同」之間──專訪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







◎陳亭瑄

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來自屏東排灣族來義部落,為台灣原聲帶社前社長,目前為雙主修社工系與人類學系之大三生。

Giyav Salingaulj這個名字,有特別的故事嗎?

  Giyav是我上五代的曾祖父傳下來的。我們家其實不清楚這個字的含意,只聽別的部落說過和光明相關。

  我們那裏頭一胎生的兒子,由女方取名,所以我的名字是外公給的。我爸屬於平民家族,但Giyav是很有身分的一個名字,外公當初還和我們那裏的貴族溝通過,才能將這個好的名字傳給我。  

  來義部落算是封閉,但就語言上,我們受漢人影響很深。從我爸爸那一代──應該說,從有接受國民教育的那一代開始,雖然他們母語還是很好,但因出外工作,在家也習慣用中文對談。所以我自己在外念書時,會希望別人稱呼我Giyav,但回家反而是被「奕杰、奕杰」的喊,很有趣。即便奶奶平常講母語,在面對孫子時,也會自動換成國語,就像大家講閩南語的阿嬤一樣。

你在部落裡使用母語的機會也不多,那麼是在怎樣的契機下,你開始尋回自己的母語能力?

  是大學才有點練起來的。國小有耆老來跟我們上會話和童謠,但小孩子嘛,會調皮不想學,所以那時成效不彰。之後我去平地的潮州國中念書,他們也有母語班,用原民會的黃色大本子,教統一版本的排灣族語。但其實每個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樣,有時回家跟我媽說族語,她就會說「ini a maitazua qivu nitjen(我們那裏不是這樣唸的)……。」升上屏東高中後,只有一次為了演講比賽和舅舅學,但也是硬寫出一份稿子,很制式化的練習。直到大學回部落鄉公所,幫忙開發獨居老人個案,須強迫自己用母語和長者們說話,那時才覺得自己在學的母語,是真實而生活化的。

想請問在莫拉克風災前後,來義部落所經歷的事。

  重建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
  那時是父親節,所以我有回家,第一次感覺自己離天堂這麼近,我媽那時還說「沒關係,就算我們真的沒有被救出去,我們全家人都在一起。」所幸後來有人發現日本人留下的古道,我們便沿著古道從後山走下來。我記得我舅舅那時是沿著古道跑來抱著我媽大哭的。

  之後很混亂。本來我們擠在忠誠營區,沒想到又一個凡那比風災,部落下面又有一排的人沒房子住。我們正覺得不能這樣下去,開了很多次部落會議,這時有紅十字會和慈濟兩個團體,和政府的政策一起進來,我們便確定開始蓋永久屋了,在原部落下面的地方。

  原本規定被分配到永久屋,就必須放棄原本山上的房子。但他們其實還能住,我們不願離開那片土地,只是在汛期被迫下來接受安置而已。加上我們沒有永久屋的土地權狀,只擁有使用權,這對我們是沒有保障的。和政府僵持不下的結果,最後兩邊都可以住,這算是當時部落唯一自主發出的力量。

  整個過程其實嚴重忽略我們原住民……至少排灣部落,原本的精神。以前遇到集體遷移,是由頭目主持部落會議,讓大家看找到的地點是否適合,頭目大略安頓好一切後,我們才跟著一起過去。而不是那樣純政策性的指導,強制大家通通搬下去,誰有需求,就抽籤決定分配到哪一間,沒抽到的人就等候補。至今也有很多研究在討論,災後的重建和復原,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或者有些癥結點,我們沒有發現,導致一切只能順應政策左右,我們無從選擇?

  之後大家漸漸疲於和政府溝通了。原本很大的反對聲音都慢慢褪去,大家傾向接受政府的處置,到新來義社區穩定下來。山上的舊來義,生活機能幾乎完全消失,只有老人堅持留在上面,所以獨居老人的個案,大多在舊來義那裡。他們生命和土地連結的那種感情,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凡那比風災時,來義全體強制撤村,但我爺爺自己躲在我們家三樓屋頂上。不管我們怎麼拉、怎麼帶,他都不要,他就是不肯下來。

  我們都不知道換來的代價是甚麼
  五十多年前,國民政府曾把我們遷下來,說要開採相思樹,還有要改善我們對外交通什麼的。後來有人發現,那波在風災後發生危險的部落,都是政府遷村後的地點,原鄉反而沒受到什麼影響。後來我vuvu(奶奶)用母語跟我說──我印象一直很深刻──ajlja pana,sengelit ta nimadju djalan a sicuwayan,那條河,會想念他原本的路。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遷來的地方原本是一條河,我們之後蓋工寮或種種的開發,其實是不斷往河道的方向逼近著。

  還有另一個故事。有些歌是祭典外的時間不能唱的,但那時原住民電視台來部落,拜訪頭目和耆老們,希望收集這些五年祭歌曲。當初部落非常反彈,但最後卻妥協了,我也不敢追問為什麼,總之老人家們錄了那些歌,然後就在那一年八八風災。這一直是他們心裡很深沉的痛。或許的確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僭越文化的神聖性和禁忌之後,會換來的代價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來臺大念書?又為何選擇了社工系?

  其實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來這裡,從來沒有想過。小時我對音樂、舞蹈比較有興趣,那時報名了街舞班,後來某天下午我在洗澡,我媽突然在門外對我說,Giyav今天不用去跳舞了喔,我已經幫你報名補數學了。

  結果坐在教室裡整個傻眼,我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很挫折很挫折,好像到了另外一個空間裡,周圍聽得懂的同學都是外星人。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現在原住民的家長,大多從事勞力工作,所以會希望子女更融入整個教育的求生制度,將來不要過跟自己一樣的生活。我媽總說,「你要跟外面的孩子拚」,將來面對的人,絕對不會和部落的孩子一樣。那時我也不怨我媽,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對,我要用功念書,才能得到好的工作,我不想像只跟爸爸一樣作鐵工,如果能像鄉公所的那些長輩、學校老師或警察一樣,那該有多好。

  八八風災時,我面臨很現實的升學問題,壓力很大,沒辦法投入部落。但我一直掛念部落的消息,知道有科大的社工系教授來參與我們的重建,希望我們能發展出災後博物館或生態觀光,像桃米村那樣子。我原本跟同學一起去高師大念心輔,是那時才認識社工這門專業。然後教授告訴我,如果對災變社工有興趣,可以去臺大找那個誰誰誰,「臺大」兩個字,才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裡。我開始查很多資料,想去臺大念書,看能否為部落帶什麼回來。

  也是那時才開始接觸到議題,發覺原來有這麼多的不公不義,自己卻一直渾然不知。其實部落的人,不會有要認識議題的認知,就是順應的過生活。直到看見外界的狀況,或是直到生活真的受到迫害,我們才會發現,自己跟別人一直是不一樣的。

雙主修人類學系的原因是?同時面對社工學與人類學,是否得到不同的發現?

  大一時我回姨丈村長的家,看見一張五十年前原來義的照片,翻到背面,發現是臺大人類系拍的。加上參加原聲帶社後,我開始思考一些文化認同的事,所以雙修了人類學,希望學到相關的東西。

  本來覺得社工和人類是相輔相成的,在做社福或救助工作時,也能讓田野調查、文化傳承同時進行。直到大三才發現兩者之間的衝突,比如失去雙親的孩子,社工會想先把他安置在機構,但人類學想討論的是,如果是當地人,會如何處理這個孩子。相較社工,人類更想尋找部落獨立自足的可能性。最近我就讀到一篇研究,提到達悟族老人之所以習慣出來獨居,是認為老人家的靈魂,會擠壓到孩子的靈魂。子女仍會盡到照顧老人的責任,只是彼此住的距離比較遠,反而當外界志工進入獨居老人家中,可能奪去子女或配偶的照顧功能。
不論八八風災的重建,或九二一的社區營造,都是外界專業的進入和指導。而人類學會質疑,這是否也使傳統文化被現代新自由主義不斷轉化與再結構?是否能讓部落自主發展出一套生存的方法,否則,為什麼從前發生災害,人們仍能繼續存活到現在?社工跟人類,在台灣會一直看到他們同時出現,我很慶幸自己雙修了這兩個系,能有這些反思,雖然這些反思也帶給我很多困擾。現在我只是累積知識,但我更期待知道,當我進入部落工作,實際面對這些衝突時,我將怎麼去權衡。

在求學過程中,原住民的身分是否曾帶來特別的影響?

  在平地國中時,有次和同學起爭執,他罵了句「你這個galea(魁儡仔)!」在排灣、魯凱那一帶叫原住民galea,是說「你們是被我們操控的那群人」。我聽了非常生氣,又無言以對,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因原住民的身分而「不一樣」。

  另外則是加分制度。考高中時老師會說:「唉呀,魏奕杰你不用讀什麼啦,反正你有加分,搞不好隨便就上雄中啦。」那時我就不服氣,心想「我就是要用原始分數上給你看!」然而考大學時,為完成理想,我還是借助了這個制度。然後就聽到有人說「靠加分就好啦,那我們這些人讀得要死要活是為什麼」。我很傷心,我不是沒有付出努力,而且我讀臺大,不是為了自己找好工作賺錢,而是想要知道我能夠為部落、為原住民做點什麼。我覺得自己想做的事,不該是你們簡簡單單一句「靠加分」就能論斷的。
幸運的是,我班上的同學都以我為榮。他們會說「我們知道你想讀社工系是為了什麼」,然後叫我要加油。考上臺大不論在屏中還是部落,都算是一件大事。我奶奶把紅色榜單貼在老家外面,貼滿滿的,現在已經變成桃色了,她都沒有拿下來。

  加分政策立意是好的,只是使用錯誤。政府希望讓孩子學習族語,卻讓母語教學變的很工具性,我甚至聽過有些高中開短期的母語惡補班,讓學生通過加分政策的母語考試,只為了衝升學率。此外,政府想藉加分促進階層流動,卻沒注意原住民內部也已經有階級差異了。現在很多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其實就跟台北小孩一樣地長大,但仍享有普及式的加分福利,可能造成資源沒有留給最需要的人。原聲帶社也常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是靠加分政策上來這裡的,那我們能否打破制度所限,為那些沒能上來的人做點什麼?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答案。

  不過,不論這個身分帶來的眼光好還是壞,如今我都慶幸自己是個原住民。我得以把自己放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比別人有更明確的自我期許。我擁有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這是我被賦予的定義,不是別人能夠評價的。或許這便是歸屬感──我在這個身分找到一個歸屬感,一個可以安歇的地方。

對於近年原住民電影或觀光的熱門現象,有怎樣的看法?

  先不談賽德克巴萊或九族文化村,媒體本身便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讓你從它界定的景框,去觀看一個族群、文化或歷史事件,它可以貼種種標籤,扭曲事實原有的樣貌,它握有那個再詮釋的霸權。莫那魯道和鐵木瓦力斯真的是對立的嗎?Tgdaya沒有幫日本人去打過其他泰雅族嗎?大家不會知道這些事實,因為它boring。在那些聲光效果之後,大家會「哇,我就了解了!」。但我們的歷史其實不是那樣,衣服跟歌舞不是那樣,甚至歌舞能否那樣商品化的演出,都是可以再討論的。

  我想該有個機會讓我們自己說話了,而非永遠讓別人去呈現我們的樣子。至於原民台,它過去的確沒能扮演好發聲的角色,因為它資源很有限,我不曉得換了台長之後會不會轉變,加上雖然慢慢成立很多原住民專班或語傳系,真正投入這一塊的人才並不多。而它的收視群,也集中在原住民本身,說他發聲了嗎,好像也是自己對自己人說話而已。

  或許要從基本的教育做起,如果孩子從小就會嘗試了解多元的文化,有了這個需求,少數族群電視台便有力量將收視群擴張。如果讓小孩子知道,對其他文化的認識,其實可以來自真實生活,像是班上的原住民或新移民同學,我們就不必讓第三方資訊取代我們的生命經驗,建構我們的認知。

請問原聲帶社目前主要的走向,以及之後的展望。

  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
  早期社團大多是法律或政治系學生,有一致而強烈的抗爭意識,那個年代的討論,都是「還我土地」、「我要正名」等等。但晚近幾年,原聲帶社的組成已經不同,它被賦予的任務也不再相同。我當社長的時候,曾一股腦地想帶社員走出討論室具體行動,弄個災後重建討論小組,甚至自治法小組,但是這些都做不起來。後來是學長告訴我,「大家來到社團的目的都不一樣。現在很多成員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還在想盡辦法找尋自己的認同,找回和部落間的聯結。在此同時,你怎麼讓他們去討論那些具體行動的東西?」或許我本身沒有認同上的問題,所以較難體會,對現階段的他們來說,這些壓力真的還太大了。

  現在原聲帶像一個媒介,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很多人是到了原聲帶,才開始認識自己的文化,才第一次回到部落,貼近自己所源自的地方。

  在實際用途之外的潛在價值
  這一年磨合下來,我更明確知道自己將來想做的,是老人照護和文化傳承的工作。有時我會想,現在耆老看著現在的我們,當五十年後,我們也變成耆老,那時我們看見的原住民會是什麼樣子?其實一百年前的漢人,也不是現在的樣貌,他們也有自己原本生存的方式。我們都在現代化的浪潮裡,走在同一條路上。但若每個人都認為「我不認識母語也沒關係,文化消失沒關係,只要我能餵飽自己就好了」,那大家豈不都是複製人嗎?都是生存機器,在更大的社會機器裡,用相同的模式運轉,壞掉你一個也無所謂。我會希望大家看見,在實際用途之外,這些無形的人事物,其實有它潛在的價值。

p13-14 Giyav(魏奕杰)
(照片來源:受訪者臉書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