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太醬料」新風味 — 醫學系的課程改革

◎醫學六　林函怡



調配「醬料」好滋味
 
　　「合太醬料」（註一）好味道，起頭就知曉。大一大二豐富的通識課程，供應多樣的好原料，三四年級紮實的基礎學科，調配出濃郁的基底，大五大六的臨床見習，顛覆味覺的層次，度過七年級實習的震撼教育，痛苦總會過去，留下來──難忘
好味道。醫學生跨越重重阻礙，方能成長，茫然的大一生想成為醫龍的接班人，必須歷經七年的學習與磨練。
 
　　如今因應教育部「6+2」制度（註二）的規畫，102學年度的新生課程勢必面臨巨大的變革，現任醫學系謝松蒼副系主任認為：「課程改革的本質在於重新審視學生的需求，增加選擇的自由度，促進多元學習。學生的需求是改革的出發點，因此他們的意見具決定性的作用。」
 
　　系方聲明重視學生的意見，他們是如何取得學生的看法？學生有哪些途徑為自己發聲？課程改革推動至今有哪些作為呢？
 

系方的準備──課程改革小組
 
　 　「醫學系課程改革小組」成立於九零年代，屬臺大課程改革的先驅，負責監督課程內容，提供學生表達意見的管道，運作模式逐年完善。目前每學期至少集會一 次，由課程負責人報告上課內容，再由與會的師長代表（註三）和學生代表提出建議、問題，經由討論、修正後再呈報給醫學院的課程委員會與台大校方，覆議後方 能執行。
 
　　學生代表由系學會正副會長擔任，必要時知會各年級班代參加，有興趣者亦可列席參與。近年來，由於醫評會教育評鑑的推動、專業素養的重視與自主意識的抬頭，學生的聲音益發重要。
 


多事之秋，學生的反思
 
　 　洪蘭的雞腿事件（註四）一度引發社會譁然，輿論要求重新檢視醫學教育的安排。當時的系學會會長鄭喬峰主籌「學生自評委員會」，成員橫跨七個年級，藉由問 卷調查的方式匯集各年級的意見，期望監督課程的安排與內容。現任系學會會長廖予昊曾經參與自評會的運作，他表示：「自評會的成立不是在應付洪蘭事件。在此 之前，系方就有改革的規劃，加上評鑑報告建議整合基礎學科、改善公共空間，自評會是為了匯集同學意見，自然衍生的組織。」
 
　　自評會當時發放的問卷內容，包括滿意度調查、意見回饋，每學年度回收率五成左右，統計結果交與系方作為改革的依據。然而近年參與人數漸減、問卷回收率降低，廖予昊對此感到可惜：「學生自評應該要每年推動的，目前系學會正試著建構自評會的制度，讓它更具執行力。」
 
　 　由於學生的積極參與，系方體認「整合課程」（註五）的必要性，於是楊泮池院長舉辦多次討論會，並於99學年度實行改制的基礎課程，修課時間從一學期延長 至一學年，提供學生「同一主題、橫跨領域」的授課，例如：以「心血管系統」為題，解剖、組織、生理皆教授心臟、血管的相關知識，為期兩周，並於小組討論時 間，在醫師指導下進行個案討論，強調基礎知識在臨床的應用。整併後多出的空堂，也讓學生擁有自由學習的時間，課程制度於100學年度趨於完備。
 

孕育醫學人文的茁壯
 
　 　並非每種改革都適合快刀斬亂麻的節奏，醫學人文學科就踩著不疾不徐的步伐，走出特有的韻味。因應教育部97學年度的中程綱要計畫，由何明蓉老師負責，著 手推動專業素養的養成、加強人文學科的教育。首先，何老師開辦「醫師專業素養」一課推廣改革的理念，由選修的學生組成工作小組，探討人文範疇、提供想法。
 
　 　根據工作小組的建議，加上國內外的教學經驗，醫學人文課程逐年豐富。一二年級新增二號館的歷史巡禮、兒童醫院的實地探訪，並邀請文史學院的助教引導學生 討論。四年級逐漸步入臨床，在醫病溝通的實習課裡，醫學生被交付各種任務，包括詢問標準化病人（註六）的病史、向他們解釋病情、甚至傳達噩耗，事後假病人 會分享當時互動的感受、心境。


學生想要改變，該說給誰聽？
 
　　目前就讀醫學系六年級，參與過課程改革的陳泓任依據個人經驗：「只要你有意願表達自己的意見，直接跟系主任、院長反應，他們都會給予回應跟幫助。只不過通常都需要問卷的統計，讓他們明白這是大部分同學的意見，才有改變的可能。」
　　廖予昊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班代、系學會向系辦表達意見，等自評會制度確立後，填寫自評問卷也是一招。」
　　透過每個醫學生的參與、投入，合太醬料的提煉才能香醇、完備。百年老字號的新風味，不單是為了適應變動的制度與社會，也為一份使命──追求更好的自己。

 

註一：取自「台大醫科」字型變異的玩笑自稱。
註二：現今的制度為「7+1」，也就是七年的大學教育、一年的PGY訓練（post- graduate year）。
           民國102年入學的新生將改為六年的大學教育、兩年的PGY學習。利弊之間仍爭論不休。
註三：課程小組的師長代表包括楊泮池醫學院院長、何弘能醫學院教務分處主任、張上淳醫學系系主任、謝松蒼醫學系
           副主任、基礎課程與臨床學科各四名教師代表。
註四：洪蘭於2009年擔任醫評會委員，視察台大醫學系，於天下雜誌發表「不想，就讓給別人吧？」一文，字裡行間
           情緒激動。
註五：三年級的基礎課程包括人體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及微生物免疫學。
註六：標準化病人又稱假病人，由志工受訓後扮演病人，模擬真實的病痛、情緒反應，提供醫學生練習溝通技巧的機會。

關於課程，我們可以做到甚麼？

◎社會二   方品智

  

　 　校內許多科系都嘗試推展所謂的「課程改革」，或者至少正在醞釀改革。每個科系遇到的問題不盡相同，從最基本的課表安排是否方便學生選課、到整個科系的定 位，像是專業取向科系為了因應產業轉型而調整自身的課程架構；每個科系的改革管道也各異其趣，可能是教授之間的共識、可能是教務處由上而下調整制度、也可 能是學生自主推動的。
 
　 　98學年起，每個系所增設「課程委員會」。值得一提的是，委員會中必須包含一名學生代表，雖然人數遠少於教授，但為學生參與課程規劃提供了制度化路徑。 這引導出一個問題：從小到大我們所熟知的學生身分在課程學習上沒有置喙的空間，是個被動的接受者，那麼學生在課程規劃上可以幫上什麼忙？更進一步說，若是 學生對課程有異議，有可能主動提出改革嗎？
 
　　我們所採訪的政治系與醫學系正好回答了這些困惑。這兩個科系的學生透過制度化的管道進入課程決策圈，他們嘗試蒐羅學生意見並回饋給教授，改善教學方式。另一方面，也主動提出、或是從旁協助課程改革。雖然影響有限，政治系與醫學系的經驗彰顯了學生對於課程的主動力量。

制度化的課程改革
　 　我們對於系上課程或多或少有些抱怨，這抱怨可能包括課堂規範、授課方式、作業份量、甚至是開設這門課的必要性。但是談及改變，卻囿於缺乏管道、自忖代表 性不足等問題而作罷。關鍵是，當不滿的聲音浮現時，有沒有被反映、被討論的機制？而個人的不滿有沒有可能凝聚成整體性的建議？
　 　反映意見的管道其實並不匱乏，最簡單的方式便是直接與教授溝通。私底下的解決管道雖然方便迅速，但缺點在於影響或許短暫，反映的意見可能因難以判斷代表 性而遭拒絕。課程制度的複雜性在於涵蓋了各式各樣的教授與學生，每個人抱著不同的想法開設／修習同一門課，提供意見、倡導改革時必須考慮到各種人、各種因 素；課程也是每個系所藉以定位自身的座標，然而大方向的變動需要仰賴長時間的討論、觀察、試驗。
 
　 　就政治系與醫學系的經驗而言，制度化的改革管道與組織可以透過問卷、公聽會等形式蒐集學生的意見，組織本身也得以持續運作。由此觀之，制度化的課程改革 是更理想、更具公共精神的課程改革。目前為止，兩系的課程組織透過制度化的改革管道，的確將學生意見帶入系上的課程討論中，並且改善了數門課程，如前者增 開量化課程、歐語課程，後者的醫學人文教育與整合課程。


課程改革作為學生自治
 
　　雖然課程與學生的權益緊密相關，不過課程畢竟只是校園生活的一部分，課程改革所能喚起的公共參與也有其侷限。舉例來說，政治系與醫學系的課程改革組織都曾透過問卷來調查學生意見，但回收率皆未過半，相當程度反映了多數學生對課程的關注程度不高。
 
　　另一方面，學生意見必須經過與教授的協商、彼此達成共識。在此過程中，開課、授課也受制於師資多寡與其專業領域的範圍。如果無法達成上述條件，課程改革勢必成為空談。
 
　　我們不妨將課程視為學生、教授等各方意見與現有資源、制度互相協調的產物，換個方法說，課程規劃也是學生自治的一個場域。學生要在課程上展現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必須仰賴較為常態性的組織運作、蒐集整合學生意見，以及透過制度化管道參與課程的規劃設計。
 

結語：我們可以、也該為課程做些什麼
 
　　校內各科系的課程普遍面臨著一些問題，如課制僵化、師資配置不當、學生缺乏回饋機會、或是選課不易。此外，各個科系也依其取向、定位而有迥異的狀況。當我們對自己的課程有什麼意見，卻苦無解決之道時，跳出來組成類似的課程改革或許是個方法。雖然這工作不容易，卻並非遙不可及，眼前已有成功案例。

台大小劇場的年度盛事：戲劇學系畢業製作

◎會計一　李浩詮

第11屆畢製《酷刑備忘錄》海報(圖片來源:製作團隊官方網站)

　 　1999年，台大戲劇系學士班成立，直到2002年才有了第一屆戲劇系畢業製作。歷年來不僅在劇本選擇上跨越文化隔閡，廣泛取材，透過劇本想探討的主題 更是深刻而多元。以近五年為例，第七屆作品《話》劇本由澳洲劇作家Andrew Bovell所著，劇中藉由演員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對話，提出愈熟悉的彼此愈容易陌生，人與人關係易建立也易崩潰的概念。第八屆作品《六度分離》源於美國劇 作家John Guare，探討隨著科技發達，社群網站興起，人際連結看似簡易且緊密，實際上卻是更疏離。第九屆作品則將美國劇作家Terrence Mcnally作品《獵男俱樂部》搬上舞台，從一個異性戀男人闖入同志社會為契機，帶領觀眾看到男主角對於同志的從厭惡、歧視，轉變為了解並進而支持甚至 認同的過程，給予觀眾不同的省思空間。第十屆畢業製作選擇了澳洲劇作家Alma De Groen的作品《窗影下的女人》，運用了電影裡蒙太奇的手法，帶領觀眾來回穿梭在「1950年代的俄國」與「未來世界的澳洲」的時空裡，透過劇中人物的 經歷來探討隨著時間嬗遞，藝術與文學以及人生存於世的核心價值改變。

 直至今年，第十一屆畢業製作，《酷刑備忘錄：論刑求為何不妥及愛它的何許人也》改編自美國劇作家Christopher Durang的作品，藉由劇中角色鮮明的性格，呈現出後911時代美國人對於文化衝突各種不同的表現。同在這個校園裡的你，或許會想問：「911？為什麼 要搬演一個關於後911事件的故事呢？」或者，也許你一直都對「三更半夜系館居然都還燈火通明，不知道在裏頭忙些什麼？」的戲劇系同學深感好奇，究竟，舞 台前後的人生是怎麼回事呢……

《酷刑備忘錄》劇本和它的劇作家

◎中文三　張乃文

 

　　談及「酷刑」圖像，很難不聯想到關塔那摩監獄虐囚案，或者近年層出不窮的持槍濫射事件。舞台上具象化的呈現，不外乎鋼鑄建築、槍管、恫嚇、子彈、鮮血、恨意、冰冷，還有最終不可避免的傷亡。

　   2009年，當《酷刑備忘錄：論刑求為何不妥及愛它的何許人也》的原著劇本Why Torture is Wrong, and the People Who Love Them 在美國上演前後，發生賓厄姆頓槍擊案，與中情局虐待被拘捕者的事件；這或許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當我們想到更早之前，發生在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掃射案，還有今年十二月十四號康乃狄克州的桑迪胡克小學憾事，這類事件已不再是突發的個別案例，而成為人們必須正視的暴力議題。

　    活躍於外百老匯的劇作家Christopher Durang，以「暴力」入戲，似乎也不是偶然。這位成長過程恰經歷越戰的耶魯大學戲劇碩士，擅長以瘋狂荒謬的黑色喜劇手法，探討從文化、宗教，到虐童、 性別等眼花撩亂的主題，大膽觸碰社會大眾心知肚明，卻避而不談的禁忌。儘管題材不討喜，光看劇目簡介的關鍵字，便可能讓任何神經纖細的觀眾為之卻步，但秉 持一貫諷刺的精神，都藍總有辦法「在探討嚴峻主題時讓人笑到岔氣」。

　    劇作家在《酷刑備忘錄》之中，創造出一個脾氣如著火的汽油桶、面孔神似中東人的男性，當然不是巧合。十一年前的九一一事件，「反恐戰爭」如火如荼的延 燒，布希政府打靶的敵人，正是中亞臉孔。藝文界回應這個事件，除去主流以「反恐」背景為題材，展現陽剛氣質的動作片，也有企圖扭轉西方世界刻板印象的作 品，如《我的名字叫可汗》。另一部名為《芭樂特：哈薩克青年必修(理)美國文化》，以嘻笑怒罵的方式，放大鏡般把美國對其他世界的偏見挑出來，逐一修理， 毋寧是相關題材中，和《酷刑備忘錄》手法最接近的創作。

《酷刑備忘錄》劇照。(臺大戲劇學系第十一屆畢業製作團隊提供)

喜劇的焦慮：專訪《酷刑備忘錄》導演蘇致亨

◎社會三　吳  璠 

《酷刑備忘錄》劇照。Loenard(張智一/飾)代表影子政府刑求Zarmir(林行徹/飾)
(臺大戲劇學系第十一屆畢業製作團隊提供)

 
　　《酷刑備忘錄：論刑求為何不妥及愛它的何許人也》的導演，是現在就讀台大社會學研究所一年級的蘇致亨。公演之前，蘇致亨接受意識報的專訪，訪談中戲稱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個喜劇人物，總是「散播歡樂散播愛」，希望這齣荒謬劇能讓觀眾在笑聲之後還留下一些什麼。

 
籌備畢業製作的過程如何？


       畢業製作的流程，通常是大三下學期的時候，由學生先提三到五個劇本給由老師組成的演策會評選。接著候選的導演再從通過評選的劇本當中選一個，變成「劇本搭配導演」的組合，再由畢業班全體同學投票選定導演。 

       導演與劇本敲定之後，就要開始選設計與技術的leader、演員。大四的暑假密集地開設計會議，平均一個禮拜一次。第一步是導演和舞台組要先把舞台 發展出來──那時候舞台反覆修改了六、七次，每改一次就是一次的改頭換面，模型也得重作。等舞台大致定稿之後，其他像是燈光設計、服裝設計、音樂設計就同 步進行了。大四上學期開學之後開排，每個星期排練四個晚上，十一月之後加上周末的下午，投入了非常多的時間在這個製作上面。
 
       畢業製作對於參與的學生來說，勢必會有很大的壓力，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要獨當一面、從自己的角度來切入劇本，同時還要負責帶領學弟妹，就像當年學長 姐帶領我們那樣，這種傳承感在戲劇系是很寶貴的資產。而且戲劇系的老師跟學生是非常親密的，師生共組的團隊凝聚在一起來完成這齣劇，會形成一種革命情感！
 
       但老實說整個過程真的很崩潰啊，下星期就要公演了，我們現在超害怕有人會自殺的(苦笑)！
  
 
為什麼你會擔任這次畢製的導演？排戲過程中的心情轉折？
  
       我第一次修戲劇系的製作課，是擔任第九屆畢業製作的導演助理。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次畢製慶功宴上，有個學長對我說，「蘇致亨你不能在戲劇系學一學就 逃跑啊！」所以剛開始被推選這屆畢製導演的時候，我儘管多少有些猶豫，還是提案了，沒想到接下來，導演選上了，演策會也順利地過了。
 
       但真正開始進入正式籌備的階段的時候，的確蠻痛苦的，會一直問自己：「當初為什麼要導這個劇呢？這個談美國刑求的劇本，究竟跟我們有什麼關聯？」我 試著一面問這個問題，一面慢慢練習去喜歡這個劇本，然後才有辦法從中看見一些比較深刻的東西，接著又會越來越喜歡這齣戲──我想這就是一個，你攪進去一件 事情之後，可以產生的正向回饋過程吧！
 
       而且整個製作的過程當中，一切的設計其實基本上都要根據導演對劇本的詮釋，來拿捏他們的設計概念，這當中就會牽涉到我們全體製作團隊對劇本的解讀。 演員方面也是，雖然我們今天採用的是一個荒謬戲的劇本，我們到底是要把它演得很可笑呢？還是我們要寫實地去演出人物的悲憤？平衡點會在哪裡？比方說像我們 看「豆豆先生」，他連開個可樂瓶都會發生一連串無法掌控的事情，我們看著他很真實地在受苦而笑了出來。喜劇往往就是如此：我們進戲院看別人受苦而覺得喜 感。所以，要演出、編導一齣喜劇，怎麼樣才能讓演員不需要刻意做什麼來搞笑，反而是真實地去相信那些荒謬的情節，然後又能看起來有「笑」果，這是我們大家 現在很努力想把握的平衡吧。不過當然，工作團隊裡還是會有一些解讀上的衝突，導演就是負責從大家的想法中做取捨和協調，將大家想出來的元素共同拼湊成我們 想傳達的故事。

 
怎麼看待這齣劇？
 
       這齣戲的劇情是，女主角Felicity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被迫與暴力、看起來沒什麼經濟基礎的中東男人Zamir結婚，被迫帶他回家見爸媽。這個安 排就好比，一夜之間兩架飛機就撞上雙子星大樓，帶給美國人劇烈的衝擊。而Felicity的媽媽Luella是個瘋瘋癲癲，把生命重心寄託在劇院的人；爸 爸Leonard則非常保守、排外，看到Zamir就想把他槍斃。這說的就是在美國911事件發生之後，有些美國人變得像劇中的爸爸一樣變得激進、保守、 暴力；另一派人就像媽媽一樣，非常逃避主義，覺得什麼都不要管，只要躲起來好好生活就好了。
 
       然後，Leonard開始懷疑Zamir是恐怖分子，派了女特務Hildegarde去跟蹤他。當時Zamir其實剛剛出獄，迫切需要工作機會，因 此正在跟一個拍A片的牧師Mike，談參與拍攝一個叫《驚爆》的A片計畫。女特務Hildegarde竊聽到之後，以為《驚爆》是一個恐怖攻擊的代稱，就 把這個情報回報給Leonard。Leonard把Zamir囚禁起來，刑求過程中把Zamir的三根手指頭和一隻耳朵都割了下來。直到這個時候女主角已 經非常崩潰，不懂為什麼這一切會變成這麼悲慘的結果？她跳出戲外，想要重演這齣戲，最後劇作家真的給了她一個比較好的結局。
 
      整齣戲聽起來就是非常荒謬，最後還有一個相當美國式的happy ending，我們一開始非常的不滿意，尤其是這個happy ending。但後來我想這齣戲想要表達的是，就算是happy ending，也是一個幻想中才能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只有戲才有倒轉的可能，那走出劇場，沒有這個劇場幻象之後，我們要怎麼重新面對現實？這是劇作家 丟給我們的問題。
 
       至於那個不同於爸爸、不同於媽媽的女主角Felicity，在時空倒轉的幻想裡面她選擇重新去認識Zamir這個人，無非也是在談，我們這一代的人，該如何去擺脫上一代的紛爭，去同理別人、共同生活？
 
       那麼這齣戲跟台灣觀眾的關聯到底會是什麼？《酷刑備忘錄》也談到以Leonard為代表的「影子政府」的暴力，這種暴力作為「合法化的暴力」，如何 去懲治那些「非法的暴力」、或是根本不算暴力的人或事(如拍A片的計畫)？而這種合法暴力與非法暴力，其實在台灣也看得到。我們生活在國家的合法暴力之 中，像二二八、白色恐怖、江國慶案等等都是明證。如果我們把「酷刑」談得再抽象一點，日常生活中很常見的言語暴力、歧視、父母對子女過度的關懷等等，這些 事情偏離了我們初衷，導向了不在我們意圖之內的各種形式的暴力。
 
       我想我之所以會喜歡這個劇本是因為，它明明就是要談非常嚴肅的議題，但卻可以用非常笑鬧、荒謬的方式來談，而不是冷冰冰的教條。

《酷刑備忘錄》劇照。左為女主角Felicity(游以德/飾)，右為男主角Zamir(林行徹/飾)(臺大戲劇學系第十一屆畢業製作團隊提供)

 
怎麼看待戲劇與社會的關聯？怎麼看待戲劇學與社會學？
 
       劇場和社會學對我來說，就是兩個不一樣的戰鬥位置吧！社會學給的養分，我們可以透過各式 各樣的方式呈現出來，像我現在在唸的是社會學研究所，當然主 要就是透過寫論文來深入挖掘一個議題，然後可能再經由社會運動或者書寫的方式傳遞給別人。而如果是在劇場的話，戲劇最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是用說故事的方式 來讓人潛移默化地感染到一些東西吧。 
 
       說到劇場，我覺得台灣的劇場從過去到現在，有過一段很興盛的時期，都是政治性、實驗性很高的創作，這些能量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但是現在到底有多少人 會進劇場看戲呢？進劇場的人想要得到的東西是什麼？我想這的確應該要回到戲劇跟社會的關係。一種說法是，戲劇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一面鏡子，另一種說法是 戲劇就是應該走在社會前頭帶領大家反思一些議題，這兩種路線都有人在做，我也同意這些都是戲劇的功能。但是對我來說，戲劇是短時間內讓一群人齊聚一堂，共 同來同理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不論是經由看悲劇而對處境堪憐的人更能同理，還是說在看喜劇的笑聲中，發現生活中的有些事情好像不太對勁。我覺得這些都是很 好的方式，來感染那些平常不會接觸這些議題的人。或者換一個角度想，像我剛開始學社會學的時候，好像都會粗淺地想像有個萬惡不赦的資本家作為要對抗的大魔 王，但是學戲劇的第一課就是，假如今天你要扮演反派角色，你不能打定主意「我要演壞人」，那一定會很不像「人」啊！每個人都會有他個人的目標、障礙，作為 演員我們必須去揣摩「他會怎麼思考他的世界」。學戲劇給我的最好的養分就是，不要對事情太倉促地下判斷，而要從每個人的角度去理解。
 
       像我們那些分析和批判都是很冷靜的文字，有時候不太能打動人心，那如果我們能好好地說一個移工的故事、好好地呈現一個社會底層的人在人生中撞來撞去 的故事，觀眾就能夠從具體的人物身上看到背後有可能影響他的社會結構。而當我們能夠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的時候，才可能進一步去談「改變」。而且劇場在現場 能給人的震撼力往往是很當面、很直接的，它的衝擊力會更大。我想這也是我在學戲劇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如何跟別人溝通。準備一齣戲的過程中，工作團隊彼此 之間意見的拋接、我們的身體語言、想表達給觀眾的想法，以及如何讓觀眾能馬上意會到我們想傳達的東西，都是舞台前後我們反覆練習的主題。
 
       過去我導過幾齣喜劇，曾經想過假使我們像很多其他同樣談暴力的戲劇一樣，只是活生生地給觀眾看那些很殘忍的影像的話，一開始觀眾可能會覺得很震驚很 生氣，但看久就容易麻木或無動於衷，甚至不知道可以怎麼去行動。所以這次我想應該要換一種方式去挑動大家，用更多的笑聲去刺激觀眾，希望這個笑聲可以帶給 觀眾一些「什麼」。但當然我也會擔心，如此一來這齣戲最後也可能被大家當成純粹的鬧劇，笑完之後什麼也沒有留下。
 
       這種「喜劇的焦慮」，我想是很多劇場人都會有的──關於劇場到底可以給觀眾留下什麼、給社會帶來什麼？喜劇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我想這是社會系出身的通病吧(笑)，我總是會持續問自己說，「我有沒有偏離我一開始做這件事情的初衷呢？」

 

《酷刑備忘錄》劇照。Felicity(游以德/飾)請求時空倒轉，一切重頭來過(臺大戲劇學系第十一屆畢業製作團隊提供)

重回公演現場

◎公衛一　吳大洲

       戲劇系第十一屆畢業製作劇名為《酷刑備忘錄：論刑求為何不妥及愛它的何許人也》，比起原著劇本的英文原名"Why Torture is Wrong, and the People Who Love Them”，顯然更添表裡不一的荒誕感：縱使「語言」如此地一本正經，承載的「內容」竟會是人間失格的。就如同當天在鹿鳴堂外排隊等待入場的觀眾一樣，你準備好要進入這場「美國夢」了嗎？
 

荒謬、不可理喻之黑色喜劇 

       故事的開頭便刺激觀眾的視聽神經，像007片頭的動畫一度讓人誤以為自己坐在電影院裡，舞台佈景、服裝透露出濃濃的美國味。故事從一個早晨說起，女主角 Felicity從宿醉中醒來後，發現她竟然和男主角Zamir結婚了！Zamir不僅易怒、暴力還可能對她下藥，甚至不斷地問Felicity以後會不 會繼承他父親的財產，很快就讓人認定Zamir是一個大壞蛋。然而事情真的如我們表面所見嗎？接著登場的媽媽Luella，過度樂觀，每遇到困難便躲進自 己幻想的戲劇世界。爸爸Leonard，經歷過美國戰後最繁榮的時代，911事件發生之後，選擇用具體行動打擊恐怖分子，以實踐愛國精神，一舉一動都展現 暴力的性格，動不動就要殺人（還有可憐的小松鼠）。神父Mike與助理Hildegard兩位配角的性格很相像：天真單純、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標，為這齣戲 製造了許多笑果，其中Mike被誤會成要發動恐怖攻擊，而Hildegard的想法則是被上司完全否定，多麼諷刺。
 
     此外，神來一筆地，作者還創造出旁白Voice這個角色，不只拯救了Felicity以及Zamir，讓故事的最後有個Happy Ending，其實也透過Voice更明確的傳達訊息給觀眾，凸顯劇情的荒謬性。    
     因為許多偏見、誤會最後拼湊成這樣荒唐、不可思議的劇情，內容的確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但也就是因為每個角色的缺陷都可以投射到現實生活中，這 齣黑色喜劇才會如此的發人深省。舉例來說，沈溺於戲劇中的Luella，不免讓走進戲院的觀眾直接聯想到自己身上，為什麼會來看戲？是為了短暫的逃離現實 嗎？當遇到手足無措的困境時，我們是不是也希望像Felicity一樣得到Voice的幫助，求救於我們心中的小天使，閉上眼睛，揪出那個我們認為是始作 俑者的錯誤抉擇。一切的一切都很荒謬，但也不失真實感，發人深省。
 

舞台上的第二個故事 

       表演結束後，訪問了幾位觀眾，不少觀眾都對謝幕的畫面印象深刻，也許是最終場才能有如此感動的體驗。不管在劇裡面扮演什麼角色，回到現實中，他 們要畢業了。畢業製作是戲劇系學生四年的累積一次綻放，很多劇組成員的家人、親友都來看戲，真正的畢業典禮或許早就不那麼重要了。就如同導演說的，戲劇是 說故事的一種方式。劇裡面有一個故事，劇外也有一個故事。就在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們一字排開，揮手道別時，圓滿落幕。

祝《酷刑備忘錄》劇組    畢業快樂。

  

媒體素養與通識課程審查

◎政治一　施以德

「誰來監督守門人？」（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時政諷諭錄》羅馬詩人Juvenal

　　政府由國會監督，國會由媒體監督，媒體由誰監督？

　 　近來台灣的媒體世界風風雨雨，中嘉案、旺中案漸漸喚起了大眾監督媒體的意識。我們需要越來越多有媒體素養的公民來監督大眾媒體。因此在傳播教育上，「傳 播學普及教育」更顯重要，民眾不只要有能力「媒體識讀」――簡單來說就是「帶著腦袋看電視」――，更要有行動力積極形成公民壓力，打造有「媒體素養」的公 民社會――說簡單一點就是「帶著腦袋看電視，看完之後有能力讓做新聞的也帶著腦袋」。生傳系兼任教授陳炳宏老師（台師大大傳所教授）前年（100年）上學 期開始開設了一門通識課「媒體素養（A5）」，不只希望培養有「媒體意識」的學生，更希望學生能擔任種子，進入媒體、進入社會，讓媒體更有素養。

　 　作為一門通識課程，它的深入性不亞於任何一門必修課，課程內容靈活，包括媒體參訪活動和多種實務的作業。探討各種現代媒體議題，面向多元，例如置入性行 銷、媒體近用、媒體公共化等。課程重視互動，陳老師非常彈性的調整每一學期的各種狀況，無論是學生或TA的回饋都可以做為課程設計的參考，例如就書單設計 上，容許同學另選書籍與教授討論後閱讀，甚至可以成為往後書單的選項之一。

　 　就作業設計上有三個實務作業。第一項是體驗「沒有媒體的生活」，要求學生在五天內不接觸任何形式的媒體，並記錄下感受。有學生作完這項作業後，發現平常 花太多時間泡在電視、網路前面，反而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動；人與自然的互動；甚至有人因為少花時間在閱聽媒體上，反而花心思向女友告白成功。第二項是 「公共電視問卷調查與分析」，希望藉由問卷調查讓無論是不是修課學生都能更藉此了解公視，推廣、並了解到現階段台灣媒體公共化的問題。第三項是期末的分組 大作業，可以有兩項選擇，其一為教案設計與實行：要求學生設計教案，並至高中借一堂公民課，自己教媒體素養。在教案設計上甚至也會額外邀請其他學校的專家 來教學，並且要側錄下教學狀況和學生的反應。其二為拍攝紀錄片並投稿至台北市公用頻道，大約三十分鐘的影片裡必須深入一項社會議題，希望能讓學生更有影像 媒體實務以及媒體近用的經驗。

　　但是，事實上，還有一項隱藏版的作業「媒體責任監督」。

　　「媒體責任監督」要求學生看到任何媒體不自律的情況之後主動向該媒體反映，也可向通傳會申訴，是希望學生能在一整個學期媒體素養的課程薰陶之後主動站出來，以群眾參與的方式試圖改變，也深化學生的媒體素養意識。

　　這堂課陳老師在台師大開的時候，一直以來都有這項課程設計，為什麼到台大就「縮水」了？事實上每年一到這項作業指派時，各大媒體總是會受到台師大學生的各式「騷擾」――促進或「提醒」媒體記者增進素養效果相當不錯。

　　我們得從台大通識課程開設的各項審查說起。

　　一、課程開設審查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通識課程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本校教師自行申請，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及共教中心審議通過後開授。共教中心開會應視需要邀 請學生代表列席，提供具體意見。」就如同任何一門系所課程一樣，開設前都要先經過各系所課程委員會討論一樣，而在全校性的通識課程「主管機關」自然是「共 同教育中心」了。通識課程都會先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查，之後會送至共教中心的課程委員會。單純針對課程「本身」做審查，例如教師教學評鑑值、課程性質及 學分數、成績評量方式、修課人數上限等。基本上「媒體素養」這門課在開設時並不困難。

　　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審查
　 　這個審查就是所謂「預算補助審查」。台大利用攀頂計畫特別加強通識教育，讓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可以提計畫書申請「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TA）補助、校外學者演講費、校外教學補助。因為涉及經費分配，共教中心需要確切了解每個老師的需求，計畫書內容審查詳細度不亞於開 設審查。而這個審查的委員會是由共教中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

　 　「媒體素養」在進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審查時，計畫書裡有提過關於課程作業裡「媒體責任監督」的部分。但委員會認為關於「媒體責任監督」不宜與 分數掛勾，在與陳老師交換意見後，同意刪去本項作業。共教中心基於這是委員會決議，審查委員才有資格提供詳細資料，審查內容與審查過程並沒有提供給本報。

　　涉及預算分配而需要更詳細的課程內容資料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關於課程作業的內容似乎與經費申請並無直接關係；如 果是關於如何運用TA、校外教學規劃等等事項，自然是該委員會的審查事項。計畫審查委員能否對於作業內容提出建議仍有討論空間，因為在審查會這種場合，委 員無論以如何「軟性」的建議都是一種壓力。而關於「檢舉媒體」不應與分數掛勾這件事，本報並無獲得更進一步的解釋。針對此事，共教中心表示審查委員只是希 望「檢舉媒體」不應與分數掛勾，並沒有要求老師一定不能做此項作業；根據陳老師表示，第一次遭勸刪這作業後，他曾再提出建議，監督作業保留，但計分（10分），算在課程總分100分之外，即所有作業總成績是110分，但共教中心還是建議不要有此作業，後來他考量要爭取TA補助經費，最後才同意刪除。背後原因，不得而知。

　 　而老師之所以沒有很強力的要求此事是因為其實「這不應該是作業」。如果學生上了一整個學期的「媒體素養」而沒有一點主動挺身的精神，這堂課不就白上了？ 也就是說，就算不是作業，學生也應該要自動自發地盡公民參與的責任。但學生的惰性自然會使這項「不是作業的作業」效果下降。

　 　反媒體壟斷運動在冬日持續著，運動最終的訴求就是希望有良好的媒體環境，從外部改造媒體自然有其困難度。但如果改進每個人的媒體素養，自然會有更多有 「媒體素養」的人加入這個改造洪流，而且從教育開始做起，也許「下一代」的媒體環境會是有希望的。當每個人都「帶著腦袋看電視」時，無腦媒體的影響力勢必 下降。而在媒體應有的第四權之外，審查委員會也具備了監督的功能，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監督這些守門人呢？經費申請審查的「極限」、對於課程內容的「建議」（施壓），都仍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面對無論是何種守門人，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參考的依據、但卻不能盡信，對於監督與被監督者都能謹慎地檢視，相信這樣不只是盡公民的義務，而且是對於「誰來監督守門人？」所能提出的最好回答。

販賣性福 — 保險套販賣機進駐校園

◎生技二　林月先



        2012年初，首台保險套販賣機進入校園，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究竟是推廣安全性行為，還是變相鼓勵性行為？有人質疑，如今在遍地可見的便利商店中皆可買到保險套，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還有其必要性嗎？而台大目前並未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雖然台大醫院長期在男五宿舍提供免費保險套及潤滑液，但供不應求的情況時有所聞；校內大部分便利商店有販售保險套，但人潮擁擠中讓人難以下手，台大的性需求又由誰來照顧？
 


真正的價值

保險套販賣機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委外招標，做過成本評估後決定走平價路線，兩枚保險套加兩包潤滑劑成本二十元，售價卻只有十元，但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莊苹主任肯定地表示「裡面的價值遠比販售的價值還高」。根據疾管局的統計資料，愛滋病性行為感染者急速增加中，2011年因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病的比例即高達九成，遠大於注射藥癮者的比例。因此販賣機裡其實不只有保險套和潤滑液，更重要的是含有愛滋病防治的觀念及推廣安全性行為的使命。

目前台北市設有二十一台，地點多為醫院、運動中心及私人會館，主任表示可見度為選址的重要條件。當初在各區運動中心試辦時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認為運動中心 是給民眾運動的場所並不是發生性行為的地方，然而管理人員私下向主任反應仍有性行為發生。另外主任強調並不是鼓勵大家在運動中心發生性行為，而是因為運動 中心年輕民眾較多，希望能讓保險套容易取得而發揮保護的功能。雖然便利商店和藥妝店都有販售保險套，但有些ˋ人可能無法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相較之下販賣 機可以避免此情形，才真的能達到安全帶得走的目的。

進駐校園

近年來感染愛滋病的年輕族群明顯增加，校園成為了推廣重點之一。2012年初開始第一波的推行，台北市衛生局行文至全市二十七所大專院校，但最後只有台北護 理健康大學與世新大學願意在校園內設置，再加上基隆市的海洋大學，目前全台灣共有三所大學校園內設有保險套販賣機。主任表示校園反應都很好，而世新大學從 設置以來一直是最暢銷的地點，日前還接到電話，世新大學有學生想合作將販賣機設計得更融入校園環境。

但她也無奈地表示，多數學校會顧慮家長的反彈，且校方態度保守，認為學校行事都會有教育意義，不願學生因此認為在學校發生性行為是被允許的，但她則認為保險套販賣機含有安全性行為的觀念，也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義，所以他們不會氣餒，預計最近會推動第二波的嘗試。

台大缺席
 
       而台大在第一波的設置中無聲無息的缺席了，沒有任何公開討論與說明。目前社科院學代林冠嘉同學正利用學生的力量推動保險套販賣機進駐台大校 園，希望初步能設置在住宿區，但推行過程困難重重，住宿組目前只回覆已准許校內便利商店販售，表示沒有設置的必要。此外，未來他也希望能加上指險套的販 售，因為不同性向擁有不同需求，而指險套在衛教方面也有積極的意義。

「裝 設販賣機應不是鼓勵，而是因為有需求才放，就像飲水機是因為需求而設。」林同學表示，過去多數人覺得性是不可談的禁忌，現今觀念有愈來愈開放的趨勢，而設 置保險套販賣機另一個價值就在於讓人們正視性的存在。台大一學期約開設五門性別課程，也有相關學程與研究中心，且另有性別平等委員會致力推廣校園性別平等 教育，但學校可能強化學生的性別意識與平等的觀念，卻迴避與學生談論人類的性慾望。

台大對性的保守讓人想起2010年新生入學典禮的保險套事件，當時五校串連舉辦新生性 別季，爭取校方同意後決定在會場門口發放保險套及安全性行為宣導手冊，但因校方出爾反爾最後只有台大以衝突收場。時隔兩年，校方對於性的保守心態還是停滯不前，而台大貴為台灣首府應更開明多元。大學生已有性自主權，對於是否要在校園設置保險套販賣機一定也有不同的聲音，校方應以溝通代替限制，了解學生需求，給予適當協助，藉此宣導正確性知識。

徐州校區的杜鵑都不開花 — 公衛大樓的趕校車經驗

◎公衛一　許筑淋

 


　　台大除了總區之外，還有徐州校區，醫學院社科院及公衛院就分布在此，徐州校區的學生有捷運、公車、校車等等大眾運輸系統，而學校提供的免費校車是學生的優惠選擇。校車不僅提供了學生免費的交通方式，更提供課間趕往兩地的學生能
比較快速便捷的移動。

然而，往返於公衛大樓、醫學院、社科院的學生下課完匆匆忙忙從徐州路校區的教室衝出，從公衛大樓的學生要跑得比所有人都還要快，因為他們要到百公尺外的社科 院前面搭車。當學生氣喘吁吁地到達，以為這下有舒服免費的校車可以坐時，才發現另一件令人崩潰的事情，上車點已以排了彎彎曲曲的人龍，帶著衝刺百米後的虛 脫感，成為隊伍的最尾端。

這是在公衛大樓上課的學生常常會面對到的問題，在課與課之間做總區和徐州校區的移動。時間上的壓力，要在短短20分鐘下課從徐州校區趕到總區，更要從公衛大樓衝去社科院上車，對於在公衛大樓上課的學生是雙重的考驗。

會在公衛大樓上課的學生主要有公衛系、職治系和物治系，而會在公衛大樓和總區移動頻繁的學生大部分集中在這三個系的二三四年級，因為台大選課上的自由，同個 系的同學大家的必修皆不大相同，系館在公衛大樓的學生仍有大部分的通識課和其他必修會在校總區，例如社會學、經濟學等等。

因此會在徐州校區上課的學生學期初選課時也會考量上課地點之間往返的問題，相較於在總區上課的同學，在徐州校區上課的同學選課上權益受到限制。因為校車會在 20分鐘下課開車，選課時需要面臨的問題即是要選擇可以趕上校車的上課地點。除此之外，搭乘捷運和公車必然是一種會面臨遲到的選擇，搭上校車有時候也必須 上課早一點離開，或是下一節課遲到一點，這都是在徐州校區上課的學生必須付出的成本。

　 　在大約四年前，學校曾經研議要對使用校車的學生進行收費，當時社會系系學會，醫學系系會、公衛系系學會等會長與學生會福利部聯手進行全校性的連署，阻擋 此事。而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公平性的考量，進入社科院醫學院公衛院等等的學生並無法選擇系館的位置，如果校車收費即是對已付出時間成本的學生變相的調漲 學雜費，這對這些學生是不公平的。也因此這項提議在校務會議遭到大部分老師的否決。然而當時公衛系系學會的會長也曾向校方提出在公衛大樓前多設置一個校車 點，當時校方已成本會增加的理由駁回，也因此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最近，適逢社科院遷回總區，又給了在公衛大樓前設點一事一線生機，公衛系聯合職治系、物治系和男四女四男二女六的生治會即將研擬一套方案，建議學校在社科院遷回總區後，把社科院的校車點移到公衛大樓前面。背後最主要有幾點考量：

　 　其一、公衛大樓位置剛好位在徐州校區的中心，對於附近的學生是一個方便的點上下車。如圖所示，相較於之前設在社科院的校車點設在公衛大樓前的點具有對附 近的學生(包括在公衛大樓後面的男四女四、男二女六，以及即將建成的藥學館)有地利之便。其二、在社科院遷回校總區後，在徐州校區和總區往返的學生比例結 構的改變，社科院的學生大幅下降，在公衛大樓、藥學館及附近的住宿舍胞成為搭乘校車的主要人口。

　 　若能夠設點在公衛大樓前，可以解決在公衛大樓學生上課學生不用擔心趕不上校車而在馬路上衝刺百米，也可以解決學生跑到社科院因長長人龍而趕不上校車的問 題。然而，在公衛院舍校車點也有其難處，公衛大樓前的暫時停車處因道路不夠寬而有畫停車格的限制，而在這過程中也必須與附近的里民協商，招開里民大會，並 不完全可以由校方主導。

　　在社科院尚未遷回時，在公衛大樓和總區趕課的學生是有其辛苦之處的。公衛大樓正好位在醫學院和社科院的中間，距兩院各有一段小距離，因此學生從公衛大樓要趕到較近的社科院搭車，若能在社科院前回總區之後，學校能將校車點移到到公衛大樓前即能對這些學生一定有不小的幫助，也能讓已付出交通時間成本的學生減低負擔。


   

校園意語：One Night in 台北

◎政治一　李佳穎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許多情……」陳昇在〈One night in 北京〉這樣深情的唱著。台北的夜晚有如一棵掛滿吊飾的聖誕樹，身處都市的人們如樹上一顆顆明滅的LED燈，或站或坐，或低頭冥思、或倚窗而睡、或安靜閱讀、或勉強打起精神地講手機；今夜羅勉在咖啡廳裡一方明燦的角落裡，分享他在台灣的故事。
 
　 　羅勉，四川人，就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三年級，目前是台大政治學系的交換生，預計在台大交換一學期。「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這是羅勉對台灣的第一印 象，不管兩岸統獨的爭執，羅勉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個體的解放；近半年的交換生活，他在台大以開放的身心酣暢學習，以澄澈的雙眼觀察校園，以勇健的雙 手實現理想，以清晰的頭腦思辨問題。申請到台灣交換的同時，羅勉還積極申請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但他笑稱自己是個歷史感很深的人，先前曾經 進行台灣的相關報告，開始認識台灣，對台灣的歷史產生興趣。羅勉提到，國共內戰後，台灣發生劇烈的變化，產生多重的身分認同，他於是想多認識台灣，因此選 擇到台大進行交換。

 
以開放的身心酣暢學習

雖然是第一次到台灣，但因為先前參加的交流活動，羅勉早已有認識的台灣朋友，帶領他遊山玩水，熟悉校園，在台灣拓展新人脈。就著朋友的建議，羅勉這學期在台 大修習大學部哲學、歷史、政治系的課程，也選修了幾門政治系碩士班的課；「吳玉山老師是個溫文儒雅的好老師，還是個厲害的學者！」羅勉這麼稱讚。吳玉山老 師是台大政治系的老師，也是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所長，而這學期羅勉正修習吳玉山老師開設的「社會主義政改與新興民主專題」課程，羅勉很喜歡這堂 課，也有很多心得。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他週末也會參加政治系石之瑜老師的讀書會，與許多同學或是已畢業的學長姐聊天寒暄，討論兩岸政治。大學的重心除了上課之外，其次就是社團 了。羅勉在北大參加了各式各樣的社團，吉他社、自行車協會、電影欣賞社、英語文化交流協會等等；因為時間關係，他在台大較少參與社團，但一有空檔，便會參 加講座或討論會。羅勉十分讚許中研院和校內相關系所舉辦的演講，提供學生公民參與的管道，而台灣的咖啡沙龍與社會組織也不時舉辦論壇或座談會，讓青年學子 擁有寬廣的思辨與討論空間。

以澄澈的雙眼觀察校園

新聞中，常常播報中國學子半夜苦讀，甚至吊點滴唸書的畫面，父母與師長也常以兩岸競爭力之差誡之，但羅勉對於這些媒體訊息則是一笑置之。「其實我們都差不多 啦！」羅勉笑笑地說。初進入北京大學，羅勉和同學也會到學校自習室佔位，早起到教室上課，但幾個星期過去，大家也就懶散去了。一峽之遙，兩校生態有相似之 處，當然也有些許不同。「就我觀察，我所碰上的台大同學與我先前認識的北大同學，積極度與主動性就差很多。」羅勉分享自己所觀察到的現象，學期末的分組報 告通常在學期初就已完成分組，很少有人會主動召集，同學們往往得等到學期中甚至接近報告日期才進行討論。羅勉還說，台大同學之間的討論氣氛不夠激烈，在北 大，他們幾乎是唇槍舌戰，你一句我一句地，大家透過討論爬梳、重整自己的想法；但就他觀察，台大學生比較含蓄，自己會先整理所有想法，才敢向同學分享。

以勇健的雙手實現理想

羅勉是個謙虛的大男孩，他說自己是外來者，所以在課堂或同學之間，不敢多有表現。其實，羅勉許多次代表國家或學校進行校外交流、報告。這次到台灣交換，同時 也擔任華人大學生思想交流平台「北斗網」其中「兩岸副刊」專欄的編輯。北斗網由關心中國時政與發展的學生主持，為推動大學生的自我啟蒙，其中「兩岸副刊」 專欄又以「觀察台灣，著眼青年，傳播兩岸」為定位，目前已組織台灣學生的編輯團隊，將從部落格或ptt蒐集台灣學生的聲音，報導台灣學生的活動。

    具有國際視野的羅勉除了負責「兩岸副刊」的運作，也是全球中華聯接（Global China Connection，簡稱GCC）的中國區事務總監。GCC起初是由一群華人、美國大學生所創立的國際非政府、非營利性的組織，目前在世界許多大學裡都 有分部。GCC的目標促進華人與非華人學生之間的交流，以學術論壇、講座沙龍、企業訪問、技能培訓、實習機會等活動來創建全球性的交流平台。羅勉先前已經 連接五十多所學校，這次到台灣，也與校內台陸學生交流會共同舉辦「台陸講堂」，也正在籌備GCC台大分部。






以清晰的頭腦思辨問題

        自仲夏以來，台灣社會興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學生參與日益增加，站在第一線發聲。「我們不能身體參與，頂多只能鍵盤參與。」羅勉詼諧地說。在北大甚至是 中國其他學校，完全不可能有自發性上街或校園抗議，也少有學生透過校園刊物或電子媒體發表言論。羅勉說到，在北大幾乎沒有以討論校園或公共議題為主的校園 刊物，北大校報是刊載校友的風光事蹟，燕園心聲則記錄校園中的風花雪月，同學自然沒有可以表達意見的管道。台灣學生運動群起，近日北大校園內也有些騷動； 用餐時間，校外人士、附近居民也會到原本提供校內學生膳食的食堂用餐，共同享受政府給予學校食堂的補助，同學們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排隊，因此認為用餐的權利 受損。學校雖然有舉辦說明會，說不定實際成效；最重要的是，北大學生是為自身的利益發聲，他因此特別激賞，台灣學生能親身為公共事務發聲。

「自 由因脆弱而特別寶貴。」最近的反媒體壟斷事件，讓羅勉有感而發，他還說，正因為自由特別脆弱、寶貴，我們必須加以保護才不致於失去。看到陳為廷在網路上發 表的言論，羅勉說：「拋開統獨爭執，我們共同擁有對自由價值的尊崇。」台大學生關心的「紹興社區」、「反媒體壟斷」等議題並非自身利益，卻能自己意識到問 題，擁有社會參與的管道，許多學校老師與社會組織也給予支持，羅勉對此般自由更為欣賞與珍惜。

北京的深夜，陳昇歌詠激情、訴說滄桑；細雨綿綿的台北冬夜，羅勉的臉上始終掛著溫暖的笑容，分享他的台灣經驗，清脆的話語於是流淌在拿鐵的香氣中，耳邊響起「One night in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