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經典介紹:後現代狀況

後現代狀況——知識報告
◎孫有蓉

  「後現代」一直是個謎樣的字眼,除了幾個常見的用語:混亂、錯置、多元、大敘事崩毀,後現代相關討論就如這些特性般盤雜多元。【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作者佛朗索瓦˙李奧塔並沒有針對「後現代」本身的定義與起源作詳細的討論;在本書中,李奧塔希望透過語言的角色來研究當時(六零年代)高科技社會中的知識狀況,而他簡單地將這種狀況定義為「後現代」。

  「當許多社會進入我們通稱的後工業時代,許多文化進入我們所謂的後現代化時,知識的地位已然變遷。」(p.34)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過去幾十年中,和語言有著密切關係的資訊、傳播、翻譯、電腦語言…等,成了尖端科技不斷地擴大,在這些科技的變革下,必然也衝擊著和語言有密切關係的知識。環境普遍發生改變後,知識的本質不隨之改變就無法在新環境中生存下去,既然科技將環境轉換為大量資訊訊息的流竄,知識也只有將自身轉變為大量的資訊與訊息才能夠重新進入各種新的媒體、媒介來「接近世界」,變成可運用的資料。李奧塔認為我們甚至可以預言:「在知識構成體系內部,任何不能轉化輸送的事物,都將被淘汰。一切研究結果都必然轉化成電腦語言,而這又必定會決定並引發出新的研究方向。」 (p.35)在這電腦已然成為霸權的條件下,所有的知識生產,知識創造者和應用者都必須具備將知識轉換為電腦語言的工具與技巧,讓訊息變成可儲存、可累積、可利用的資料,也因此,知識創造者和知識使用者間的交往模式漸漸具有了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間供需模式的特性。這種特性標示著,大量的知識將為了銷售而生產,多數人不再為了知識而知識,而知識本身漸漸失去了我們眼中的「傳統價值」。

  經濟與科技不斷的提升不僅僅造成我們不再為了知識而知識,知識商品化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家」。自古至今,國家一直扮演著學問的生產與支配角色,但在高科技知識商品化的社會中,人們開始發現只有在大量的資訊如資金般快速流通循環時社會才存在並且進步。溝通透明化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的商品化同時並進,就如同經濟上,人們開始發現「國家」就是讓資訊曖昧不明、充滿雜音的原因。由此可見,在經濟勢力與國家勢力間出現了一種新危機。

表徵與敘述

  這本書採取了語言哲學的進路來研究在上述科技社會條件下的知識狀態,為了讓讀者更容易進入討論,在此先對語言哲學的起源與發展做一點概述。

  在十九、二十世紀,哲學家意識到我們的思緒、知識對世界的認知都透過語言的形式顯現,並且相信在語言、思想與世界間有著相似的邏輯結構,一旦我們分析了語言中的邏輯結構,也許我們就可以理解思想與世界。在語言分析的影響下,整個十九、二十世紀的哲學問題整個轉向語言,並發展成分析哲學。在歷史上,我們稱作語言學轉向。

  從古希臘時代至今,就有著兩種呈現知識的方法:表徵(representing)與敘述(narrative)。這問題的癥結點在於:用什麼方法來表達才能讓我們所要表達的內容被認肯為真呢?簡單來說,表徵與敘述可以用科學和論述來理解,而這兩者間爭論持之已久,科學主張將所謂「事實」呈現,不透過語言就可以宣稱此事物為真,也就是:並非我可證明某一事實,因為事實就如我所說的;而是「只要我能提出證明,人們就可認為事實正像我所說的那樣」。而敘述性知識及其知識內容以語言的論述為主體,就連社會科學都不能夠稱作科學性知識,因為社會科學的知識內容無法反覆實證,必須透過語言論述過去事件作為理論依據(尚不可稱做證據)。不管是哪一種方法,所有的知識、規範、權力……所有我們可以想到的任何內容,只要能夠在社會/社群中存在就要面臨「合法化」的問題。而所謂「合法化」問題要討論的就是,對象如何被社會/社群承認、認可,並非定訂法條後所產生的合法性,而法條背後的合法性事實上就必須奠基於社群對此對象的合法化。在此,李奧塔提出了兩個例子:一為,立法者被認可具有權力去頒布一條法律,並使之成為系列規範。另一為,科學知識的合法化,某科學家所提出之聲明被科學社群認可成為科學知識(也就是一種陳述要透過什麼才能滿足其必須的為真條件)。

  多數人一定會感到狐疑:科學知識難道有被認可與否的問題嗎?所謂客觀的科學知識難道不是只要提出且被驗證就一定必須被接受的嗎?這就是我們上述兩類型知識間產生衝突之處。科學一直以來是以表徵(直接呈現現象、作用、結果)的方式來彰顯;而我們也都知道科學是透過特定的法則、規則來探詢真知,所以它必然面對這樣的質疑:「為什麼運這套規則/法則所得到的結果就是真知呢?」面對這樣的挑戰,科學要使自己知識合法化一直以來採取了後設(meta-narrative),再度訴諸敘述的方法來合法化自己的知識。簡單來說,即以論述來取得科學表徵性知識所運用法則的認可。從上可見,科學和規範;決定「What is true」和「What is right」的兩種權力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重要關係。

合法化問題

  上文可見,所有知識、所有社會中的規範都必須面對合法化的問題,而每個時代中都出現了一個大敘事(grand narration)來講述所有的小敘事並給予所有知識與規範合法性,就像我們講了一個大故事,這個大故事是所有小故事的故事,來講這是個怎麼樣的時代、有著怎麼樣的規範、有著怎麼樣知識體系下扮演著固定角色的人們。一個大敘事通常都和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如上文所說的,決定什麼為真和決定什麼為正義的權力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後現代在李奧塔的定義中就是對後設(大敘事)的質疑,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不再能夠擁有一個大故事來講所有的小故事,多元的敘事與敘事方式讓我們無法產生一個大敘事來做為所有小敘事的敘事。如果後現代就是對後設的質疑,那知識的合法性就成為後現代知識狀況中最主要的問題,知識面對了另一種的合法化問題,它不再單靠一個大敘事便能取得對整個社群、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文明的合法化,反過來說,在李奧塔所處的高度發展的六零年代,知識的問題已經反過來揭示知識和權力不過事一個問題的兩面:「誰決定知識為何?誰又知道應該決定什麼?在這個電腦化的時代裡,知識問題愈來愈趨近政府支配問題。」(「問題」一詞在中文中有歧義,英文的”question”和”problem”皆翻作「問題」,此處的「 問題」為後者,意指我們可以感受到知識為何不再是單純真理與否的問題,而和政府的支配相關。)

語言遊戲

  在大敘事崩解後,李奧塔提出了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來解釋並試圖解決後現代知識的合法化問題。語言遊戲最初被維根斯坦提出用來理解語言中「意義」並非單一,不僅隨著脈絡不同而不同,更隨著文化與生活方式不同而不同。這樣的概念乍看並不難理解,但隨著意義的不同,對於真偽理解必然會有所不同,就像信奉科學的人看見牆上倒貼著的「財」字認為迷信、不真實;但這張倒貼著的紅紙對老一輩的人不僅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意義,更認為其為真實的期許與祈求。

  李奧塔認為,在高度發展的社會中,社會也高度分工,高度分工意味著高度的專業化,而高度專業化也代表著開始形成了明顯不同的社群。他將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概念具體化,主張社群會形成一個個不同的語言遊戲,而語言遊戲的概念在於規則的不同(運用語言與語言所代表意義的不同),這些不同的社群最初可能是同行間、同學術專業間所形成的,並且同一種職業中還可以形成非常多不同的語言遊戲;隨著不同語言遊戲在同一個場域中(可能是職業場域、專業領域、機構)互相的交往,漸漸會有一個語言遊戲取得權威並且變成這個場域中的傳統,要進入這個場域的都要遵守這套語言遊戲下的規則,也變成了這個領域的進入門檻。在高度專業化社會中形成了許多李奧塔意義下的「語言遊戲」(雖然可以直接以每一個專業或內部有特殊關係的群體-如軍隊-來理解,但這樣的理解是將語言遊戲更侷限下的理解),因為彼此間有著不同的言語規則,各個社會領域的進入門檻也跟著變多,導致大敘事不可能再形成,剩下眾多的小敘事(不同的語言遊戲),各個小敘事或語言遊戲間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不可比較、沒有高下。

教育

  在這樣科技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加上知識必須使自己符碼化,轉換為電腦語言才能夠用新的媒介接觸世界,但轉變為訊息後,知識就開始可以儲存、大量流通讓訊息被運用,所以產生了商品的性質。間接地,教授知識與學習知識間也產生了商品交易的關係,實作性(實用性)就變成了知識所面對的新挑戰。而知識的整體性質轉變,影響最深刻且最必須討論的就是教育,而且其影響專注於高等教育整體性質、扮演角色、內部邏輯。

  教育部分的討論之所以鎖定在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學教育,因為從小學到高中的這段教育性質並不在於發展知識,而是累積知識,教師所扮演的角色相對也不同,在中小學中,教師所扮演的是規範的角色,因為在知識內容的累積不足以讓我們有能力自行探尋知識時,除了學習固定內容的知識片斷與資料,最重要的其實是如何以群體生活,也就是學習個人在群體中的規範。而大學教育,以李奧塔的觀點而言,大學曾經是對於「敘事」的壟斷,也就是整體對於社會、世界的論述是由大學這個社群所決定的。但在後現代的時代中,對於歷史、社會、世界的唯一論述都不復存在,在多元的精神下,所有人都取得了「敘述」的資格;雖然大學不復壟斷對於敘事的權威,並且在知識上漸漸成為商品、職業與技術的交換,但大學還是社會上主導知識的場域,所以整體大學在各種語言遊戲中所著重的是「敘述」(理論基礎)而非「表徵」(例如實驗、操作)。

  在所有人都有權力對社會、現象、世界做出論述後,要讓論述成為知識所依賴的是知識的表演性,在這個表演性下取得公眾性與權威的就成為知識。也許很多人很難想像知識的決定是在於他的表演性,認為知識必然是世界的真理不容其他因素改變它作為知識的地位,但我們相同在這個時代也意識到,科學中相同的現象擁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解釋,而科學家所追求的已不再是「真」的理論而是解釋能力與範圍更廣大的理論。其它敘述性知識更不需贅述。

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

  在知識內容帶有商品化意味後,社會開始傾向以操作效果作為判斷事物的準則,但如果一個社會體系,操作效果完全是其判斷物質的準則,那麼高等教育就變成了社會體系中的一種次級體系,同樣以操作效果做為判斷準則。既然達到操作效果是人們最高的目標,那麼這樣的目標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學對整個社會的最大貢獻,希望大學教育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創造性功能,也創造出維持社會體系所必須的技術。在這樣的前提下,高等學術的功能被劃約為服務功能,簡單來說,大學變成了職業訓練所。

  在職業訓練功能方面:高等教育依舊從青年精英份子著手,傳達給他們各種職業所必備的能力。另一種則通過各種途徑,以相同的培訓方式,將他們培養呈新科技知識領域中的聆聽者。除去對這些專業知識分子還有技術知識分子的複製,剩下受大學教育的青年,都可以說是失業者。(p.150)如果高等教育已經被環境影響變成職業訓練所,那高等學術究竟展現了什麼?當教育變成了競賽,那是否我們所展現的就完全只是功利的眼光?雖然環境已經讓高等教育變成一場競賽,但在這場競賽中,誰擁有最完整的資訊過程,誰擁有最好的操作效果都不依賴去學習方法來獲得更多訊息,而是誰能夠用新的方法重組這些訊息,確切的說,就是將所有獲得的資訊重新編碼。這種將零散的訊息還原為獨立知識的能力、將資訊系統化並能清楚表達的能力被李奧塔稱作「想像力」,而想像力的特質就在於重組的速度。所以教育部應該只著眼於技術的訓練,同時應該重視技術的發展,也就是培養訊息重組的能力。

後現代知識的合法化——悖謬邏輯

  在大敘事全面崩潰後,不再有一種敘述能夠將所有小敘事系統且一致地囊括起來,各個領域所產生的語言遊戲包含了不同的價值觀,不同對於真偽的認定,不同的規則,彼此間互相重疊,互相矛盾,但同時彼此間不可比較也不能分高下。在這樣的知識狀況中,語言遊戲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對於真理的共識,而是由繁雜、差異、不穩定的悖謬邏輯取代,而所謂悖謬邏輯即打破「同一」(identity),強調「差異」與「不穩定」,知識的合法化不再是專家所給的論述,而是在一個紛雜的敘述中對於各種敘述的寬容。

後記

  知識,在這個時代隨著社會條件改變了。但人們總是懷念著過去知識的偉大與光輝,表面上唾棄著那膚淺狹窄的功利眼光,背地裡還是暗暗盤算著利益得失。這不是人們的錯,由李奧塔的後現代狀況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承載知識的媒介已經變成了符碼,知識的本質已經因此必須同資本般,可以儲存、累積、交換,不可阻擋的,知識已經成了資金的一種進入了商品的行列。詩人們寫著哀悼崇高知識解放人類的詩篇,浪子過著流浪漢般的生活,鄙棄一切世俗價值,要去彰顯知識的不可符碼化。最終,詩人成了小丑,浪子成了街屍,公事包中的筆記型電腦抓緊著知識的0與1代碼掌握了世界。我們不該去阻擋、否認社會條件所推演的歷史,但我們可以為它在這特定的條件下開創未來,再怎麼唯物史觀如馬克思,也從未否認人類主體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