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網路學運,我們準備得還不夠

◎馬安奇 郭芝榕 許躍儒

  野草莓學運自11月6日萌芽,已持續一個月,由網路串連發起的1106行動,轉變成長期抗爭。自野百合之後,這是全台最大的一場學生運動。但是這場學生運動跟野百合已經有相當大的不同,它生產出許多新的元素。野草莓彷彿是一個新時代的實驗室,我們在裡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這些特性是什麼?值得我們去分析,以及討論它帶來的後果。

突發性的議題,缺乏事先準備

  陳雲林來台期間,發生多起警察執法過當的事件,從禁止民眾在公共場合舉國旗,淨空高速公路車道,民眾路過圓山飯店附近被帶走…等等。1106行動以這些侵害人權的事件為主軸,發展出行動的三點訴求。

  以議題本身的性質來探討,警察執法過當是突發性的事件,與野百合學運相比,缺乏時代氛圍。野百合的時代,警察國家的威權暴力是常態,每天不斷在發生,甚至迫切影響人身安全,警察執法過當的事件就在生活之中,人民對警察的記憶是恐懼;野草莓的時代,警察和我們的距離相對遙遠,平常不會感受到警察的公權力。這次陳雲林來台,警察在執法上並無類似事件可依循,發生執法過當的事件,也許警方也始料未及。但二十年來,國家暴力從未如此嚴重侵害人權,對現在的台灣人而言,警察執法過當是難以想像,並且不可思議的事,才會有野草莓站出來為人權發聲。

  但是警察執法過當的事件並非持續發生。1106的行動結束後,三點訴求雖以人權為主軸,但偶發性的時間點已過,警察不會再因為維安而做出侵害人權、執法過當的舉動,也反映了議題的臨時性,它可能不像樂生療養院或是三鶯部落,必須面臨立即拆遷的生存問題。同樣是人權的議題,隨時都擔心居無定所,為生活下去而抗爭的生存問題,比起已發生過但未來不必然會發生的警察執法過當,更來得迫切!

  事件的突發性和議題的臨時性,讓野草莓倉促成軍,刻劃人民的短期記憶;野百合源於國家機器時時刻刻的脅迫,澎湃、新生、改革的記憶共存於人民心中,民主的氛圍呼之欲出,以不可抵擋之姿,將台灣社會往民主推進一步。議題的長期深耕,讓野百合的訴求得以達成。議題的臨時性,也許是野草莓在凝聚共識時會產生問題的原因之一。

網路的串連與表達

  即使訴求並未經過長期經營,但能在極短時間內集結這麼多學生,網路力量功不可沒。原本發起人在行動前一天晚上,只預計會動員到50多人,沒想到來了三、四百人。絕大多數的人都不隸屬於某些特定的社團,只是透過去中心化的人際網路彼此告知、拉入。甚至行政工作上,網友們自行整理懶人包、幫忙蒐集人權侵害事件,而不是透過一個決策中心去要求他們去做。在人員的組成與串連上,這場學運充分發揮網路的特性:去中心、個別參與、獨立工作。

  除此之外,網路還提供了訊息的即時傳播。一開始的工作版,不斷有網友熱心的現場狀況回報。第二天早上也成立了Yahoo!Live即時直播,無論在台灣的哪個地方,都能隨時掌握動態;最後野草莓們還成立部落格彙整消息,也延燒討論的熱度。在主流媒體大多在抹黑或收編這場運動時,野草莓透過網路平台來散發自己的消息。它更賦予了這場民主學習跨越時空限制的力道,連結起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卻同樣關注的每一顆心。

無法決策的行政小組

  但是這些分散化的個人,很難夠形成有效的決策中心。雖然廣場上不斷試圖建立決策小組,從第一天晚上的22人小組、移到自由廣場後的7人小組,或是11/24的第二代行政小組,但是這些行政小組卻不敢掌握有「決策」的權力,每每又把權力丟還給群眾。

  在廣場的第一個早晨,大家都想問,這場運動該往什麼方向走?如何加深運動的影響、退場機制是什麼、該如何回應「暴民」事件,這些問題都縈繞在關心這場學運的人們心頭。想要有個人能夠帶給我們方向,或是至少給予一些選項可以討論。但是已經開了整夜會議的行政小組,所提出的說法反而是「你們是腦,我們是齒輪」「我們不是決策,只是在活動、媒體、論述、糾察這些組之間的聯絡橋樑」,對於廣場未來的走向,隻字未提。但是被認為是「腦」的群眾,馬上因為隨之而來的大雨陷入慌亂,並沒有做出決策。

  事實上,除了到了自由廣場的第一天晚上之外,一直到第二個禮拜四,決策小組並沒有提供「戰略性的選項」讓群眾去選擇,去討論。這些被認為是「腦」的群眾,只能夠把意見寫在紙條上、發表在BBS上、透過私人關係找到決策小組,來提出他們對於這場運動未來的看法。但是這些資訊量龐大到無法想像,結果是如石沉大海般,鮮少被討論與被實行。

  會發生這樣的現象絕對不是行政小組的無能,更多的是行政小組不敢,也無法做出決策、甚至擬定選項。觀看行政小組內部的成員,大部分的成員並非長期耕耘校園議題或社會運動。他們跟大多數人一樣,都是分散化的個人,並沒有代表著什麼組織。

  這些分散化的個人,突然背負著「擬定廣場未來走向」的任務時,只有慌亂與不知所措。就算曾經在11/8(六)被群眾賦予更大的權力,決定「除非動員到大家」,否則行政組不必跟討論。但是過了兩天,廣場又開始討論芝麻蒜皮的瑣事,決策組不敢掌握這樣的權力。他們跟群眾是失聯的,「萬一大家覺得不好怎麼辦」的陰影籠罩在他們腦海中。他們沒有信心去做決定。行政小組最後只在各種瑣碎事務中相互協調,而無法思考整個運動的走向。

  這樣的現象跟這個學運來的太突然有關。跟野百合運動相較,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幾年,校園內已經有許多的社團長期耕耘此議題,並建立不同的串連與聯盟。從學生普選運動、大學法改革、環境運動參與…,都是這群異議性社團作為主要的行動者。而野百合廣場上的決策小組,也大多由這些人擔任。這些參與者後面,都代表著一些群眾與路線。因此他們敢,也才可能做出決策。但野草莓的行政小組成員跟群眾缺乏這樣的信任基礎,因此也動彈不得。


流水席式民主

  由於行政小組在決策上無法運作,決定戰略方向的權力,自然就移到了群眾的手中。在最初幾天,討論是透過隨意形成的小組進行,由這些小組內部討論後,推派一人表達小組的共識,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投票。但是這些小組成員只是因為坐的比較近,彼此之間可能兩兩認識,但是卻稱不上是一個單位。這些小組是高度不穩定的,小組長跟小組之間也缺乏默契。加上從行政院被抬離之後,人員大幅重組,這些小組也就瀕臨解散。之後也嘗試重新建立小組制度幾次,但都失敗。

  於是廣場上的討論方式,改採取人人的都可以發表意見的直接民主,不再透過小組作為意見的集中機制。早在決定如何接見薛香川時,就已採取了這樣的方式。每個人可以提案、每個人都自由舉手發言,最後一人一票舉手決定採取哪個議案。但是這樣的方式被固定下來,卻是第二週的週四,以及整整第三個禮拜。

  藉由這樣的方式,群眾決定了「週六野莓大會師之後仍繼續靜坐」「每天兩人去行政院靜坐」「不接受立院公聽會邀請函」「結餘款採取信託」「參加立院公聽會」「維持24小時靜坐模式」等決議。這些提案事先寫在提案單上,經附議後進入討論,接著進行表決。

  乍看之下,他是直接民主的完美展現,每個人的意見都受到充分尊重。但是在投票的成員上,卻有相當大的問題。這場靜坐的人們來來去去,有些人幾乎長期靜坐、有些人只來過一兩天、有些人每天都來個1、2個小時,這些成員對於運動的參與程度各不相同,但卻都是一人一票。而且提了案之後,並不需要替自己的提案負責。譬如贊成繼續靜坐下去的人,卻不一定會來靜坐;投贊成回去行政院的人,卻不一定會回去行政院靜坐;投贊成要蓋靈堂的人,卻不一定會來參加公祭。

  在缺乏有效的中介團體運作下,不僅找不到對口單位負責,意見很難形成。就連運動的訴求本身,有些人偏重政治責任、有些人擔心主權問題、也有人不滿集遊法。光是三大訴求本身,就已呈現各自解讀。由於意見過於分歧,改變的聲音很難透過組織而匯集,最後只有「維持現狀」才會是最大公約數。因為想要維持現狀的人才會繼續靜坐,不滿意現狀的人早就離開。

訴求的師法與轉變

  野草莓學運訴求固然圍繞三點聲明,但側重面向卻不時調整。從要求行政機關負起責任,到主打集遊法修正案,現在更偏重「人權」理念,有意識地企圖藉由提高抽象層次而凝聚更多人氣。

  在轉變的過程中,其實大量仰賴NGO的協助。諸如修改集遊法的版本來自集盟;人權告別式邀請個人權團體參與公祭等等。事實上,到了自由廣場上的第二天,NGO就開始協助媒體論述組工作。會借助其他其他NGO的協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議題的突發性,使得野草莓必須藉助在這些議題耕耘已久的NGO提供支援。並且也因為議題並須在陳雲林離去之後更為擴展,而仰賴NGO處理過的人權相關議題。


展望:網路學運的可能與擔憂

  野草莓這場學運,在很多地方仍可以看到野百合的痕跡: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期待各地會過來聲援、拉出讓人誤解的封鎖線。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使用了更多的工具、採用了新的組織型態。他走出了野百合,寫下了新的社運模式。

  這種社運模式可以稱呼為:「網路學運」。它不僅體現在傳播的方式上,更大程度的體現在組織的模式上。沒有領導中心、沒有學運領袖,就連行政人員也是累了就換,有人倒下就有人上去遞補。沒有要求所有人24小時待在那,要去考試就去考試,結束了再回來靜坐。出去與進入的成本是如此低廉,人員流動性相當高,卻也總有人會待在那。所有意見都是大眾民主決定,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團體能操控這場學運的發展。

  這樣的組織方式,跟議題的突然發生有很大關係。以台大為例,這些議題性社團才剛要起步,就突然遭遇了這個事件。班底還在培養、沒有事先碰過這個議題、沒有合作的經驗,碰到了突發狀態自然是一團混亂,沒有人事先做了準備。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信息流通方式的改變。透過網路,每個人更便捷的取得資訊。他們不用加入組織去取得信息,就能成為個別的行動者。這些分散化、互不隸屬的個人了這場運動,自然呈現出這場學運:「去中心化但又不斷再生」的特性。

  對於這樣的組織型態,有利也有弊。它最成功的地方在於,讓廣場能夠不斷的維持下去。要是決策小組真的擁有決策的權力,或許第二個禮拜就撤退了。因為那是心理壓力太大的工作,每個人都會疲倦。在思考政治效果能否達成的考量下,「見好就收」是極有可能的。但是因為決策權在廣場的直接民主,因此他會不斷做出「要繼續撐下去」的決定。而行政幹部如果累了,也是換上新的,而不是要求大家要跟著走。

  但是網路學運的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做出明快的決定。一個學運,不管外圍的論述與建議再怎麼精彩,都還是需要一個官方說法、官方行動,來代表這個學運的立場。野草莓的官方行動總是太慢:說明人權侵害到底是哪些事件、說明為何是這三個訴求、官方的聲明稿…,這些東西都一直等到第二或是第三週才出來。而這些東西,也大多是有人看不下去了,進入行政組織中自己做,而非來自決策中心的下令。結果,已經錯失了媒體曝光、引發關注的最關鍵時刻。

  在訴求的達成上,野草莓或許難以成功。但是他吹響了新時代的號角,召喚了更多年輕學子關注公共議題。去中心的網路化,是這場學運的最大特色。它使得參與者更為執著地堅持目標,但也使得行動的執行總是慢半拍。這致命的慢半拍,使得我們錯失深化這場運動能量的可能。

  不論最終那三點訴求是否能夠達成,激情過後,長時間的耕耘是必須的:這次運動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能不能持續維持與發展?我們期待這些網絡形成一個個的班底,在下一次戰鬥時,能夠更有效地執行提案以及匯聚意見。平時校園之中類似的議題能不能更容易看見、被討論?也許這才是當我們驚嘆網路工具的效率的同時,更應該去思考並努力的方向。